俄罗斯文明学说：俄罗斯不是欧洲，俄罗斯是文明型国家（未来蓝图及其路线图）Книга «РУС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АЯ ДОКТРИНА…» в переводе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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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明学说：俄罗斯不是欧洲，俄罗斯是文明型国家（未来蓝图及其路线图）… 1
关于斯拉夫联盟的展望。俄—斯拉夫文明是阻碍西方称霸世界的唯一障碍… 24
关于俄罗斯将要在世界文明史上，在构建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方面说出新话的预言… 26
1.1. 俄罗斯是否真的需要一套成文的民族意识形态？… 30
1.2. 谁是民族认同的载体？（“我们是谁？”的另一种表述：谁是历史运动的主体？）… 30
1.3. 国家意识形态首先应回答哪些问题？对俄罗斯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谁？”，即关于民族认同的问题。… 31
1.4. 整个俄罗斯政治民族的俄式文化历史认同，并不要求消灭俄罗斯所有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宗教认同… 32
1.5. 文明论历史哲学所引出的关于民族意识形态的一般哲学问题。… 32
1.6.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有机历史哲学，完全可以被视为关于社会、文明及人类的熵理论。… 36
2.4. 世界历史应按文化历史运动的类型划分，而非按年代划分… 41
2.5. 任何科学发展的五个时期。科学的普遍理性法则与哲学发展的新前景… 41
2.7. 自然科学中的民族性与社会科学中的民族性：科学并非文明的同义词… 43
2.8. 历史科学发展的五个时期：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哪些法则属于第四（“开普勒式”）时期，哪些属于第五（“牛顿式”）时期？… 44
III. 《达尔文主义：批判性视角》——丹尼列夫斯基哲学世界观中创世论基础的体现… 46
3.1. 达尔文学说——西方文明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46
3.2. 阿尔图霍夫院士的创造性遗产在驳斥进化论中的意义… 47
4.1. 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与立国民族—国族的“民族根基”的期望和要求相一致的法则——这是N.Y.丹尼列夫斯基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49
4.2. 丹尼列夫斯基对国家货币体系理论的贡献，以及关于工业化的思想。… 51
V . 丹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中“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 或“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本论点（根据《俄罗斯与欧洲》一书）… 52
5.1. 并不存在作为世界地缘政治历史主体的“统一人类” ，这种主体据称沿着上升的线性轨迹发展，拥有共同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并依次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 54
5.3. 广义上的文化活动（包括个人与社会）可分为四个独立的类别（方面、领域）： 宗教、狭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即美学—艺术、科学—理论、技术—工业）、政治、社会—经济。… 55
5.7. 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人们并非直接作为道德和政治主体相互建立关系，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间接建立关系。… 55
5.8. 国家是一种社会状态（社会形态、社会管理形式），它既保障其成员的个人生命、荣誉、自由和财产，也保障 全国性的生命、荣誉、自由 和财产 ，… 56
5.10. 各民族天生具有维护和捍卫其共同财产（国家或氏族财产）的意志（愿望、需求、利益），该财产包含其历史活动的所有成果：领土，以及各领域文化活动的成果——无论是智力成就还是所有物质载体。… 57
5.11. 民族致力于以国家（而非氏族社会）形式实现历史运动，是上天赐予的恩典。… 57
5.13. 必须经历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依赖”（动员）时期，才能使即将成为立国民族的民族（或各民族）实现其建国天赋，因为仅凭对民族独特性的自觉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57
5.14. 社会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氏族社会，其中亲属关系具有首要意义；另一种是国家社会，其中管理机构脱离了亲属关系，并决定了抽象国家这一制度的内涵。… 58
5.15. 具有建国天赋的亲属部落的历史培育，旨在形成单一的立国民族及其具有独特性的国家… 58
5.16. 只有那种不会摧毁即将形成立国民族的部落（民族）的道德尊严的依附形式，才是有益的。… 59
5.17. 贡赋制（集体奴役）产生于征服民族在性格、发展程度、习俗上与被征服民族差异巨大，以致无法与其融合，甚至不愿在其领土上定居（《俄欧》10:17）。… 59
5.18. 封建主义的特征在于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历史上主要是土地）的占有，并允许下层阶级在缴纳赋税、劳役等条件下使用这些资料。… 60
5.20. 文化历史类型可以是混合型，也可以保留主要类型。… 60
5.23.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相较于欧洲类型较为年轻，尚未达到其发展的顶峰。俄罗斯属于斯拉夫类型，并处于该类型的领导地位。… 61
5.24. 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立国民族的历史运动中，且在整个历史运动中保持不变：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某个民族主要精神特质的表现形式，这些变化取决于其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 61
5.26. 一文明在“民族性”领域（生活形式、服饰、教育、语言、建筑、艺术创作、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原则）对另一文明的借鉴，会导致借鉴方民族丧失其独特的民族性。… 62
5.27. 只有在科学理论和技术工业领域，即所有超出“民族性”范畴的领域，借鉴才可能是有益的。… 63
5.29. 在历史运动中的发展中，文化历史类型依次经历一系列阶段：民族志阶段、国家阶段、文明阶段、后文明阶段 。… 63
5.30. 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志（部落）阶段可能持续不确定的时间，并构成其远古历史。… 63
5.31. 民族志阶段以向国家阶段的过渡而告终，这一过渡通过社会首个国家实体的形成得以实现，从而为由一群亲属部落组成的单一立国民族的民族形成提供了可能，该民族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 64
5.32. 在历史运动的民族志阶段和国家阶段，形成国家的民族的社会创造力（在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密码“管理”下）会经历潜在能量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文明阶段的开端完成。… 64
5.35. 民族精英的形成始于民族国家阶段，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并在国家阶段持续发展，逐渐扩展至人民生活的其他领域。… 95
5.36. 文化历史类型中“国家阶段”的发展持续时间无法通过类比法（与其他文化历史类型比较）精确确定，它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有利或不利条件。… 95
5.37. 同化性质的自愿或强制，完全取决于命运在历史上交汇的各民族之间，其民族根基（即民族—部落主要人格类型的心理特征）主要特征的兼容性。… 95
5.40. 艺术的繁荣以及“新思维和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俄欧》7:13）（这些总是先于哲学、科学和工业活动的全面繁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最高积累及其作用的标志 。… 95
5.41. 哲学、科学及其实际应用的繁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作用所取得最大成果（结晶）的标志。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这一特征对应于“理论与实践成果如此丰硕的19世纪”（《俄欧》7:13）。… 96
5.42. 文明阶段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大约为400-600年 ，在此期间，社会创造力的能量（“生命力”）会发生不可逆的消耗（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第五定律）（《俄欧》5:6）。… 96
5.44. 如果某种文化历史类型由多个民族组成，那么它们历史运动时期的时间界限可能并不一致，因为这些界限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 96
5.45. 文化历史类型在形成期历史力量储备守恒定律（《俄欧》16:7-17）。… 97
5.47. 使构成国家的民族解体，将其转变为“后文明时代的民族志材料”——这是后文明阶段的标志。… 97
5.48. 已沦为“民族志材料”的民族无法复兴，因为它已不具备复兴所需的能量和独特的教育原则（民族文化密码），而处于民族志初级阶段的部族民族则拥有这些。… 97
5.49. 已沦为后文明时代“民族志材料”的民族，只能充当另一种文化历史类型的“土壤肥料”。… 98
5.55. 全斯拉夫联盟——这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的政治联合的自然形式，唯有作为该联盟的一部分，它才能成功对抗联合的西方文明。… 100
5.58. “欧化”的病态，以及将俄罗斯立国民族分裂为两部分——上层阶级的“俄罗斯欧洲人”与平民阶层的“俄罗斯斯拉夫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100
5.59. 摒弃“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俄罗斯走上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 101
5.60. 根据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人类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文明和民族共有的；而人类追求幸福的具体实现形式则是独特的（独具特色的）。… 101
5.61. 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完全有理由成为文明史上首个四基类型（《俄欧》17:112-116）… 102
6.2. 俄罗斯是文明型国家，有能力代表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推动历史运动；该类型中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如今都已融入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 104
6.3. 公民政治民族最终形成于历史的文明阶段，是历史运动中客观存在的主体（现象）。… 104
6.4. 政治民族的团结程度完全取决于立国民族的典型特征。… 105
6.5. 上层阶级的欧化破坏了俄罗斯政治民族（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团结原则，导致俄罗斯人民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成为1917-1920年革命和内战的主要原因。… 105
6.6. 在文明发展阶段，民族精英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急剧增加，随着前一国家发展阶段的结束以及捍卫政治独立这一任务的解决，这四个领域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相互平衡。… 105
6.7. 在文明发展阶段，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并成为国家社会形态的自然补充，从而使民族—国家重新获得在国家发展阶段（即捍卫政治独立时期）所丧失的部分自由。… 105
6.8. 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中，由于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急剧复杂化，单个国家已无法在文明发展阶段继续有效管理各项力量。… 106
6.9. 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中，文明阶段必须摒弃国家与社会（国家管理层与社会）的对立，因其本质上是人为的。… 106
6.10. 文化历史类型及其立国民族（或民族群）的驱动力源于社会创造力的能量。… 106
6.11. 社会创造力的能量取决于激情型人格在社会中的比重。… 141
6.13. 民族精英的任务是将现有的民族自觉提升至民族意识形态的层面，形成一套严谨的哲学体系，从而使我们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中能够针对所有出现的挑战做出明智的决策。… 143
6.15. 俄罗斯民族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即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属于同一类民族（人民）。… 143
6.16. 文化与人文主权的丧失必然导致政治独立的丧失。… 143
6.17. 社会创造力能量节约定律——这是一条基础性定律，应当成为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 144
6.18. 国家行为须符合立国民族在人民生活四大领域中自然愿望与诉求的规律。… 146
6.19. 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中，社会经济领域文化活动的结构，与俄国立国民族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优势地位相一致。… 146
6.20. 在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文明阶段，尤其是后文明阶段，国家社会形态可能发挥的消极作用所带来的危险。… 146
6.21. 民族精英在文明阶段和后文明阶段的退化，是一个不可避免且对国家和文明存续构成威胁的过程。精英群体主导人格类型的自然更替。… 147
6.22. 立国民族不应在自己所创建的公民政治民族中消融。… 147
6.23. 西方文明的后文明阶段可能不仅会持续漫长，甚至会演变为由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势力主导的“新世界秩序”，这些势力已战胜了传统主义的支持者。… 148
6.24. 就新文化诞生的可能性而言，人类的进步已经终结。如今很明显，新的文化历史类型根本无处可寻。… 148
6.26. 践行“民族自我发展”原则，能够延长文明在国家形态（国家形式）社会中的历史寿命。… 149
6.30. 立国民族地位的双重性：相对于其国家而言，它既是被管理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活跃的历史主体。… 151
6.31. 家庭是民族（国家）自我发展原则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国家的基石。摧毁传统家庭，正是俄罗斯西化以及所有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政策的终极目标。… 152
6.32. 文明论历史哲学并不否定国家政策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但其关注的是自然自由主义政策（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性的）。… 152
6.34. 公民自给自足、满足最基本需求的自然权利与义务。主权货币政策与经济自然化（智慧自给自足）的理念。… 154
6.35. 人的自然不平等：出生时的自然不平等、养育与教育的不平等、个人意志力上的不平等。… 156
7.1. 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对俄罗斯历史进行自然分期，这为揭示俄罗斯民族根基在已过历史中的典型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与方向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形式与方向必须作为构建未来图景及其路线图的基础。… 160
7.3. 作为文明之国的俄罗斯在历史运动中各阶段所面临的任务。… 166
VIII. 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中的民族志阶段，即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前的时期（至9世纪）… 171
IX、罗斯-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中的民族国家阶段（9世纪至15世纪末）… 279
9.1. 罗斯—俄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里程碑事件… 280
9.2. 召唤瓦良格人——这是民族对国家依赖性的第一种、且非常微弱的形式（依赖性即国家动员民族的一种形式）。… 280
9.3. 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特殊性及基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 282
9.4. 为何在基辅罗斯时期，仅凭“国家治理的神圣天赋”，甚至凭借自愿且大规模皈依东正教，仍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 284
9.6. 新型依附关系的必要性。 鞑靼贡赋制——第二种依附（动员）形式 。… 286
9.7. 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主要成果与核心结果，这些对我们构建“俄罗斯未来图景”至关重要（依据第7.2和7.3条自然分期任务）。… 287
10.5. 1613年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俄罗斯式的议会制。人民对新王朝的选择，标志着俄罗斯式专制与地方自治——即人民君主制——的胜利。… 301
10.6. 教会分裂——对民族自我意识的首次重创 。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教会改革缺乏全体主教会议的参与。… 302
10.7. 彼得一世的欧化革命——俄罗斯历史充满戏剧性的主要原因。… 303
10.8.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农奴制形式的扭曲。农奴制的三个时期。… 305
10.9. 从人民君主制到西方式专制君主制 。表面上的政治爱国主义 。… 306
10.10. 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导致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两部分。… 306
10.11. 作为历史国家阶段第二阶段的“国家阶段”的主要成果与核心结论（俄文明学7.2-3） 。… 307
十一、罗斯-俄罗斯历史文明台阶的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下半叶初至20世纪下半叶初）… 312
11.1. 论证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起始时间… 313
11.2. 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其结束时间的论证。… 315
11.2.1. 在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面临着恢复教会共议制及宗主教制度的任务。… 316
11.3. 从1860年代的改革到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 319
11.4. 民族精英的缺失——1917年“欧化”病症带来的主要负面后果 。… 322
11.5. 通过对国家—文明历史阶段政治力量的评估，得出关于缺乏民族精英的结论… 325
11.5.3. 亲政府的保守派政党——“俄罗斯人民联盟”、“米哈伊尔大天使联盟”等。… 327
11.5.4. 对俄国革命前内战中各政党及推动力量的评价… 328
11.6. 从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的视角，将20世纪中叶前的苏联时期俄罗斯历史视为第四个动员时期，该时期为国家存续及历史运动在国家形式的社会结构中延续提供了有利条件。… 332
11.7. 1917年二月革命：其爆发的缘由及其失败的原因… 332
11.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1918–1922年内战：布尔什维克获胜的原因 。… 333
11.9. 神意在1917年事件中的作用。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四个动员时期。… 337
11.10. 1917年恢复宗主教制度——俄罗斯复兴的开端。国家对教会的迫害。… 343
11.11. 1918–1921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首次尝试… 345
11.12. 俄罗斯历史运动中“国家—文明”阶段内，苏联时期公民对国家动员依赖的三种形式。… 347
11.12.1.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动员时期的第一阶段（子阶段）… 349
11.12.2. 伟大卫国战争与工业向军事需求的转型——苏联动员的第二种形式（“子阶段”）… 352
11.12.3. 恢复国民经济与建立核盾牌——苏联动员时期的第三种形态（“子阶段”）… 353
11.13. 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主要结论与核心成果 . 354
11.13.1. 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罗斯—俄罗斯自然分期法的第一项任务）。… 355
11.13.4. 关于艺术是否已在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达到其最高发展水平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仅基于对该阶段历史的评估来给出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四个课题）。… 288
11.13.5. 决定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历史运动积极建设性方向的事件（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五项任务） 。… 289
11.13.6. 那些决定了我们在“国家—文明”阶段（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中的第六项任务）历史戏剧性的负面事件。… 289
11.13.7. 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国家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其他各领域的發展，都经历了新的、第四种、即苏联形式的动员（依赖） （这是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七项任务）。… 290
“B”章节（《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透视罗斯-俄罗斯历史》）的结论… 291
本著作系统阐述了基于杰出俄罗斯思想家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尤其是其世界闻名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所形成的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论点。
2022年12月是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诞辰200周年。遗憾的是，联邦层面并未举办相关纪念活动。 看来，俄罗斯国内他的拥趸及其学说的追随者仍为数不多。然而，过去二十年间发生的总体积极变化不容忽视：丹尼列夫斯基的名字已广为人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其公开演讲中已两次提及丹尼列夫斯基，以此论证多极世界秩序的必要性。 丹尼列夫斯基的周年纪念活动在地区层面举行：在他出生的利佩茨克州、他在流放期间工作的沃洛格达州，但规模最大的活动是在克里米亚，丹尼列夫斯基在那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并安葬于此，活动以“俄罗斯——非欧洲”为口号。 克里米亚人完全正确地指出，这一表述正是丹尼列夫斯基主要历史哲学著作的真实书名（而非《俄罗斯与欧洲》）。 我们与《俄罗斯地区》杂志编辑部合作，为此次周年纪念准备了一期特刊，其中汇集了知名政治和公共人物——尤其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关于丹尼列夫斯基创作遗产的言论和文章。 杂志封面刊登了一幅插图：普京正在阅读《俄罗斯与欧洲》一书。 为了让最高权力听见自己的声音，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俄罗斯拥有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这一明确的国家意识形态已逾150年，却始终不愿向其靠拢。本著作旨在实现上述目标，不仅面向国内最广泛的思考型政治精英群体， 以及公民社会、青年群体。它不仅是对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系统性综述，更是将其发展至文明论哲学层面——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理论形式。 此外， 呈献给各位的这部著作，与在意识形态领域耕耘的其他作者的作品不同，在于它尝试将所提出的哲学体系付诸实践——作为理解俄罗斯历史和预测未来的工具。 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我们考察了从留里克到当今的罗斯-俄罗斯历史，其结果是发现了我国历史的自然分期。 将“文明论历史哲学”作为研究历史的科学工具，还使我们得以洞察“民族意识形态”的“本质性”特征自历史伊始便以何种形式贯穿始终，并描绘出国家未来图景——不是基于对未来的乌托邦式设想，而是立足于坚实的理论与历史基础 。尤其重要的是，它有助于制定通往祖国未来图景的路线图，明确其原则与首要步骤。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关于在乌克兰启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定，不仅为始于苏联解体的30年时期画上了句号，也为始于彼得大帝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革命的整个300年俄罗斯历史时期画上了句号——这场革命曾以模仿欧洲的“欧化” ——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了俄罗斯立国民族[1] 分裂为两派：俄罗斯欧洲人和俄罗斯平民。这种分裂是俄罗斯历史至今仍充满戏剧性的主要原因，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对此阐释得十分透彻。
“2022年2月24日，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1991年苏联解体后四分五裂的俄罗斯，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领导下，开始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如果丹尼列夫斯基今天还能动笔，他很可能会用这样的话语向读者开篇，着手撰写其著名著作的当代续篇。 《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于1869年问世，并作为奠定世界历史新范式的著作获得了国际认可：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或“文明论历史哲学”。
丹尼列夫斯基在书中开篇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俾斯麦执政时期的德国状况，当时俾斯麦已启动了国家统一进程2： “1866年夏天，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德国在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四分五裂之后，在一位天才普鲁士大臣的领导下，开始凝聚成一个强大的整体”（《俄罗斯与欧洲》1：1）[2] 。如今，俄罗斯已启动了与被割裂在外的乌克兰俄罗斯族人民统一的进程，这恰似普鲁士在德国统一过程中整合各德意志诸邦的做法[3] 。
目前，在俄罗斯，我们正亲眼目睹一种在公众意识中，尤其是政治精英意识中统治了近300年的历史哲学范式正在发生转变：曾经看似不可动摇的“信仰象征” ——“俄罗斯即欧洲”，这一曾令丹尼列夫斯基在19世纪末便竭力抗争的信条，正被新的信念所取代：俄罗斯并非欧洲，俄罗斯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型国家，其地位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在诸多实际指标上甚至超越了西方文明，更不用说潜在资源了。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作为具有独特文明型国家的民族文明认同这一话题被彻底解禁。俄罗斯立国民族-国族的精神康复进程已然开启，使其摆脱了“欧化”的病症。 如今，通往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道路已完全向我们敞开：我们能否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 关于当局据称另有动机才决定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胡言乱语，都应作为有害的臆测予以摒弃，理由有二。无论如何，这一决定的方向都是为了重新团结分裂的俄罗斯人民。问题仅在于这一进程的规模：是从几个地区到整个乌克兰的领土。 但主要原因在于，2月24日，天意为我们开启了所有必要的可能性，以解决俄罗斯历史运动中积累的所有问题：从地缘政治问题，到根据俄罗斯立国民族-国族的根基之期望与要求[4]，组织人民生活各领域的问题。 在民族历史运动的过程中，他们会形成一种历史本能，这种本能“……引导他们（尽管并非违背他们的意志和意识）走向他们未知的目标；因为在总体和主要轮廓上，历史并非由人类随意编织而成，尽管人类被赋予了在这些轮廓上绘制图案的权利”（《俄欧》2:30）。 我们必须将当前所经历的历史时期视为上帝直接参与我们历史的体现——自2014年以来，祂已第二次为我们开启了俄罗斯民族复兴与繁荣的所有可能性。 2014年，我们仅部分利用了天意开启的“地缘政治窗口”，因为面对让俄罗斯与乌克兰所有地区重新统一这一任务所展现的巨大机遇，我们心生畏惧。如今，天意赐予我们第二次机会——看来第三次机会恐怕不会再有了。
认识到俄罗斯并非欧洲， 正以一种不可避免的结论形式，逐渐却又势不可挡地植根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这一结论源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体所采取的行动， 它终于向我们展现了其对俄罗斯与生俱来的仇恨， 这种仇恨此前一直伪装在人权和民主价值观的意识形态之下，充当着新时代新晋骑士们的防护铠甲。 如今，西方已将这些因虚伪和欺骗而变得沉重的幻象抛诸脑后，转而采用更有效的手段——混合战争，尤其是这些手段在理论上得到了新全球主义代表们构想的现代基础支撑。 西方政客已不再掩饰其侵略性，在演讲中公然呼吁摧毁俄罗斯。
结果，西方不仅自己开始以“地狱般的制裁”为形式，对俄罗斯竖起“铁幕”（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为我们做了本应由我们自己做的事），而且还对俄罗斯发动了混合战争，这场战争正呈现出真实战争的特征。 社会仿佛预感到民族屈辱的时期即将结束，不禁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并准备为胜利做出重大牺牲——这场胜利如今越来越被视为通过消灭“反俄的乌克兰项目”来彻底、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 这片领土绝不能再对俄罗斯构成威胁，分裂的俄罗斯民族必须实现统一，“政治乌克兰主义”——即西方强加给乌克兰的纳粹主义根基——必须消失。
显而易见，国民对最高权力机构的高支持率，根源于对俄罗斯国内政治将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期待。这种期待的本质主要归结为建立一个社会公正的经济社会体系：不仅要消除数百万人的贫困[5] ，更要实现全体公民的福祉[6] ，从而克服民族间令人发指的物质分化。
如果该国的政治精英无法满足这些民族期望，在解决乌克兰的既定任务[7] 时，不开始改变国内政策 ，而是继续推行在俄罗斯境内建设“欧洲”的政策[8] ，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1869年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对这种政策进行了定义，将其称为“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政策 （《俄欧》3:14-15），并通过大量历史实例阐明其精髓：当时俄罗斯国内的精英阶层既渴望成为“欧洲”，希望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实现欧化 ，同时又坚持维护主权国家地位，以便与欧洲平等交往并享受其带来的福祉。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这一立场比纯粹的亲西方立场“更值得同情”，后者意味着俄罗斯的自我解散及其在西方文明中的完全消融。 但“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9] 仅在短期和中期内可能有用，而非长期——我们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从长远来看，“对外政治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国家形态的剧变——那些奉行该意识形态并据此制定内外政策的统治阶层将随之更迭，所有精英阶层也将被替换。 1917–1920年及1991–1993年那段动荡岁月的根源，正是“对外政治爱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 乍看之下，认为苏联推行了与俄罗斯帝国相同的政策似乎是不正确的。它们政策的共同点在于放弃了俄罗斯特有的发展道路。 唯一的区别在于：俄罗斯帝国是在将西方在人民生活各领域的实践成果引入国内的基础上推行其国内政策的（实践性的欧化），而苏联则是基于将诞生于西方文明深处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引入国内来推行其政策的（乌托邦式的欧化）。 也就是说，两者仅在忽视俄罗斯走独特发展道路之可能性的形式上有所不同[10] 。结果却如出一辙。在这两种情况下，国家形态的转变都是通过最高权力本身在精英精神危机背景下发起的冲击而发生的，而这种危机正是源于生活在异族文化外壳之中，即“实用欧化”与“乌托邦式欧化”[11] 。
帝国时期与苏联时期最高权力机构自愿自我瓦解的行为如出一辙，这证明了这些自我瓦解的根源是相同的：即“对外政治爱国主义” （即“主权民主”），这种意识形态在内部政治中排斥俄罗斯——文明型国家——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注定会在对外政策中犯下致命错误。 整个公民社会和国家的所有政治精英都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已经耗尽了基于“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组织历史运动的所有可想而知和不可想象的资源，为了欧洲价值观而放弃了自己的独特性。 如果说第一个欧化时期——即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实践性欧化——持续了200多年，那么第二个欧化时期——即苏联时期的乌托邦式欧化——已持续了约70年， 而当代的第三个欧化时期——即第二次实践尝试——仅持续了30年，正以西方文明又一次“东进政策”（Drang nach Osten）[12] 的姿态在我们眼前落幕。
尽管该国政治精英痴迷于融入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因而推行了完全疯狂的自我裁军政策， 从东欧撤军，尽管俄罗斯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在宗教领域）都基于从日耳曼-罗曼文明进口的价值观来构建社会（废除社会主义以迎合资本主义， 国家退出经济调控、去工业化并使经济几乎完全沦为西方掠夺的对象，最终还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博洛尼亚教育体系及少年司法制度、电视和艺术领域中西方文化的狂欢等）， 西方不仅没有接纳我们，从而否认了我们自以为与之存在的亲缘关系，甚至不愿将我们收为养子，以作为对我们所行善举的回报。
那么它做了什么？它开始从自己这边加紧钉死所有的窗户——无论是彼得大帝当年为通往欧洲而开凿的，还是我们这些后代后来增设的。 为什么？答案显而易见：西方文明的精英阶层不愿坐等俄罗斯因践行其历史运动——在国内建设“欧化俄罗斯”（同时却敢于维护政治独立，重建国防工业和军队）——而第三次自行瓦解。 西方已声明，不再容忍俄罗斯推行“对外政治爱国主义”（主权民主）政策——该政策将阻止我们的精英在俄罗斯境内建立“欧洲”——而西方只求一事：彻底消灭俄罗斯并掌控其资源。丹尼列夫斯基列举了大量欧洲试图实现这一愿望的诸多例证，而我们眼前发生的一切，正是丹尼列夫斯基学说、其评估与预测正确的鲜明证明。
但今天，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当前所经历的历史时刻——在根本上截然不同。2022年2月24日有理由作为“新二月革命”的日期载入史册，在这场革命中，俄罗斯将首次在300年来重返历史运动的独特道路，摒弃欧洲文化认同，从而纠正昔日二月革命的错误，并借此承担起新十月革命的真正任务，纠正昔日十月革命的错误。 其建设社会公正国家的任务，唯有由至高无上的最高权力自上而下予以解决，同时摒弃欧化的两种形式：实践的与乌托邦式的。这正是当下历史时刻的特殊性：俄罗斯在二十世纪已耗尽了自下而上进行破坏性革命的所有资源。
俄罗斯总统2月24日的决定是一项强有力的意志行为，旨在抵御西方文明在其肆无忌惮的“东进政策”中的攻势，并为纠正俄罗斯漫长历史发展时期的错误开辟了可能性[13] ， 这为我们提供了客观评估当前状况、描绘繁荣未来蓝图、并制定通往该未来的正确历史路线图的机会。解决这些任务，同时必须在社会和该国政治精英中达成共识，这正是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 若未能解决这些课题，将面临重蹈1991–1993年那段动荡历史覆辙的风险，不同之处在于，如今取代苏联俄罗斯的已是俄罗斯联邦。
如今，公民社会活动家们有了一个切实的机会，既能确立一种全国性的意识形态，又能将其传达给国家的政治精英。我们深信，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必须借鉴过去思想家的著作，从中筛选出可以作为基础的著作。 我们认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遗产完全能够胜任这一任务，同时可结合其他同胞的思想加以丰富：伊万·索洛涅维奇（民族历史哲学）； 伊万·伊林（后苏联时期民族专政的必要性）；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关税政策中保护主义的必要性）；谢尔盖·沙拉波夫、格奥尔基·布特米、亚历山大·涅奇沃洛多夫（本土货币流通）；亚历山大·恰亚诺夫（合作）； 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法学与法律认知）；康斯坦丁·乌申斯基、安东·马卡连科、瓦西里·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学）以及许多其他人。
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被遗忘之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的名字及其创作遗产正逐渐重获声誉。如今，在21世纪，认识到他在19世纪下半叶所著作品的全部价值时，我们看到，那句《福音书》中的箴言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全印证：“先知在自己的家乡是无人尊敬的。”[14] 俄罗斯社会乃至君主专制本身，都未能察觉到神意的运作：1869年出版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作者实质上提出了一种自足的国家意识形态： 在地缘政治层面，作者将其具体化为组建“全斯拉夫联盟”的计划（《俄欧》13:84–86、14:49、14:54、 14:59, 15:11–15:113），将其视为斯拉夫文明的自然政治联合体，能够抵御西方的压力 ；将俄罗斯脱离西方文明国家政治体系的任务，作为其繁荣的必要条件 (《俄欧》15:1-6)， 而在国内政策方面，他指出国家与社会的努力应主要集中于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并从科学角度论证了原因——正是这一领域（与其他人民生活领域不同，没有任何一种文明在此领域取得过成功） （《俄欧》17:74–76, 17:115, 17:117）。此外，他还证明，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 （宗教、政治、文化）中，俄罗斯民族在其历史上都取得了足够的成就，足以预言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四基础文化类型（《俄欧》17:115）。
作为彼得大帝“文化革命”的产物，西化的俄罗斯社会选择了马克思及其唯物主义学说作为自己的先知，该学说宣称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必将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 其结果必然是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及所有统治阶级，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并最终消灭所有阶级及国家本身，代之以“工人协会”一类的各种社会组织。 君主制国家本身则盲目地延续着彼得一世的路线，致力于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宗教领域，引进西方文明主要国家关于人民生活制度的实践范例。 这种不顾后果地挪用欧洲模式、牺牲俄罗斯本土特色的过程，最终催生了第四届革命性的国家杜马，而1917年的二月革命正是其活动所导致的后果。
就在俄罗斯知识分子刚刚开始通过德语接触马克思思想的同时，社会大众却已能通过俄语阅读丹尼列夫斯基的主要历史哲学著作： 即《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书中阐述的所有主要思想在出版后，均被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实践所证实。 而马克思主义学说却并未成为西方文明各国的实践。 与该理论完全相悖的是，它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在西方国家（包括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得以实现，而是在俄罗斯——一个与西方国家相比最为落后的国家，该国拥有农工混合型经济 ，且农民在总人口中占绝大多数。
但马克思主义学说——即便是补充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在单个国家（如俄罗斯）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这一思想——也未能经受住长期历史实践的检验： “共产主义建设”的尝试仅持续到1991年；若以1985年为基准——即戈尔巴乔夫上台并启动苏联自我瓦解进程之年——那么这一时间跨度仅相当于一个人的寿命（不到70年）。 这意味着，不稳定性的原因可以且应当借助另一种社会理论来阐明。 我们深信，这种理论正是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而从该理论的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是“一种人为的科学体系”，其某些论点或许成立，但大部分内容仅适用于西方文明的民族。
为证明俄罗斯精英阶层在过去曾有机会作出决定命运的选择——即采纳另一种意识形态，我们将指出以下事实，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天意曾协助他们确立民族意识形态：《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于1869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于1867年以德语出版，而其首个俄语译本则于1872年问世；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另一部重要著作——《共产党宣言》——于1848年首次以德语出版，印数不多，但人们对它的兴趣直到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和1871年巴黎公社爆发后才真正产生； 而俄文版的《宣言》直到1869年才在日内瓦以小批量出版； 普列汉诺夫直到1880年代初才开始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而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即后来的列宁）则出生于1870年，也就是《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出版一年之后！ 马克思（1818-1883年）与丹尼列夫斯基（1822-1885年）是同龄人。
我们将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仅出于一个原因：这两种理论都声称不仅要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还要根据预先在理论上制定的目标来改造社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列宁）曾准确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征。然而，马克思主义学说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最终被证明是一个人为的科学体系。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是一个自然的科学体系[15] 。
历史是多变的：历史运动的方向是由众多人类意志的叠加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元首的政治意志。 上帝的旨意（或唯物主义者所说的“偶然”）确保了最高权力有足够的选项来决定这艘名为“俄罗斯帝国”的船只的航向，但当权者并未采纳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这一独具特色的历史运动方案。 布尔什维克显然不需要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外的其他理论。直到今天，才具备了所有“必要且充分的条件”，得以向最高权力机构阐明俄罗斯拥有自身独特社会学说这一事实。这一学说的核心正是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它同时也是关于多极世界的学说，而这正是当今俄罗斯所为之奋斗的目标。
俄罗斯帝国的知识阶层自取灭亡，竟将查尔斯·达尔文奉为先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化论将造物主从历史中剔除，该理论建立在偶然性占主导地位的观念之上，认为生物体内的变化通过自然选择逐渐积累并得以巩固，从而形成新物种[16] ； 随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将进化论作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该理论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连续更替这一理念之上，这种更替源于阶级斗争，并在发展危机时期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然而，对于足以推翻马克思全部学说的一些历史事实——例如，许多民族并未经历据称必然接替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却轻描淡写地予以忽视。
如前所述，如今与19世纪一样，仅有两种声称能够阐释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哲学学说： 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连续更替的学说，主张共产主义将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第一种全球主义学说），以及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或称文明论历史哲学），该学说主张不同文明具有独特性，并拥有各自特有的发展目标。 在此需指出，唯有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具有开创性，因为马克思的学说仍局限于其时代已有的历史哲学范式之中——该范式主张人类历史的统一性，认为人类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并拥有其通用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17]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了这一范式的谬误，并阐明西方文明的历史学家将历史的初始划分建立在发展阶段的划分之上，这种划分不符合现实，且与自然界及社会现象的自然分期体系的要求相悖。 丹尼列夫斯基证明，历史的原始划分应是按文化历史运动的类型进行划分。此外，为了论证这一新的社会学说，丹尼列夫斯基不得不实质上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论：即“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该理论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在《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一书中，丹尼列夫斯基证明了达尔文关于“有机生命新物种的形成源于生物体中变化的积累并通过自然选择得以巩固”这一学说的站不住脚。 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文章中，丹尼列夫斯基就国家独特货币体系的构建以及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基本论断。丹尼列夫斯基的全部著作都贯穿着对所探讨现象的深刻哲学思考。 对丹尼列夫斯基全部创作遗产的仔细研究使我们得出结论：将其作为构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以最高哲学形式呈现）的基础是合理且恰当的，我们建议将其命名为“文明论哲学”[18] 。
本书在此处设置本章节，源于作者希望“不拖延”地让读者确信：15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拥有丹尼列夫斯基的创作遗产， 其客观性已通过历史实践检验，从而激励读者自主研读这位伟大俄罗斯学者的思想遗产。
对俄罗斯思想家的思想遗产进行梳理似乎颇有裨益，首要任务是梳理他们对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预言。很显然，结果可能会表明，唯有丹尼列夫斯基的预言是具体、务实且理性的，并未像某些作者那样披上某种道德艺术的外衣。 在欧洲学者中，唯有马克思不惧于做出预测，因为他的学说不仅旨在阐释历史，更致力于依据其共产主义理论的命题来改造社会生活。但在其关于发达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大致在同一时期发生——这一最核心的预测中，马克思却犯了错误。 革命发生在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俄罗斯，而且原因与马克思所指出的完全不同（这一点我们将在本文中尽力阐明）。而丹尼列夫斯基的预测则全部应验。
通常，为了指责这位《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并非所有预言都应验，人们常以“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斯拉夫联盟并未形成”为论据，进而得出结论：从他的思想遗产中，至多只能汲取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方法。 我们认为，现在是时候对N.Y.丹尼列夫斯基的科学预言进行评估了，不仅要关注他的积极预言，还要关注消极预测。这将有助于提升人们对这位俄罗斯思想家创作遗产的关注度。
丹尼列夫斯基具有先见之明地指出，联合的西方或其部分势力对俄罗斯发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此前，他在自己的著作中驳斥了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关于“东方问题”是欧亚斗争的一个阶段（《俄欧》12:3–9）的观点，并证明实际上该问题的真正内涵（如同整个历史运动一样）在于不同文化历史类型之间的斗争。 由于俄罗斯与土耳其长期处于持续的军事对峙之中，东方问题似乎就仅限于这场斗争。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人们逐渐认识到，东方问题的实质在于欧洲与俄罗斯的对立。 “1853年及随后的岁月让欧洲和俄罗斯都睁开了双眼。罗马—日耳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那场古老的斗争重新燃起，从言辞和理论的层面转向了事实和历史事件的层面。 东方问题发展历程中的穆斯林—土耳其篇章已然落幕：迷雾消散，对手们面对面地伫立，静待惊涛骇浪的来临，对这场风暴的恐惧迫使双方尽可能地退让，将不可避免的斗争推迟到上帝允许的极限”（《俄欧》12:60–61）。
因此，我们今天既能够也必须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的预言角度来分析20世纪的战争。我们看到了什么？乍一看，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丹尼列夫斯基预言的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 实际上，这仅部分正确。这两场战争本质上都是西方文化历史类型内部的内战，仅从地理特征来看才可称为世界大战。 这两场战争的爆发，一方面源于19世纪下半叶统一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德国，企图在西方文明内部建立霸权；另一方面则源于英国首先试图压制这种苏醒的德国社会创造力（这完全符合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国家自然倾向于建立政治平衡体系的论点，在我们看来，这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历史运动的基本法则之一）。
俄罗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然本可以通过中立政策加以避免，因为以威廉皇帝为代表的德国并不想与俄罗斯开战。 但这仅在俄罗斯事先退出西方文明国家政治体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俄罗斯恰恰相反，只是一直在巩固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 由于俄罗斯已融入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其与交战一方结盟参战实属必然：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仅以“欧洲价值观”为思考框架，并通过欧洲利益的棱镜审视自身事务。卷入这场战争后，沙皇政府完全没有意识到，俄罗斯所支持的英国正在玩弄两面派手段——其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并支持俄罗斯国内的反政府势力。俄罗斯（以苏联的法律形式）甚至在理论上也已无法避免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正是英国和美国通过“绥靖”希特勒的政策助长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其目的是利用俄军彻底摧毁德国人的“激情”，并押注于德国在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后将进攻苏联——这一设想虽已实现，但存在一个“细微差别”。 希特勒决定先将整个欧洲大陆置于德国的霸权之下，盘算着这样一来，他便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征服苏联，随后再利用苏联的资源去征服英国。这迫使英国不得不与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罗斯合作。
在20世纪，丹尼列夫斯基关于与欧洲对抗的预言成真了，但并未完全实现，因为俄罗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仅针对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作战，且是与西方文明的另一部分结盟作战。 直到1945年之后——在冷战时期——俄罗斯才在其历史上首次与团结一致的西方文明发生公开对抗，当时美国开始接连制定针对苏联主要工业中心的核打击计划，而正是这种对抗在2014年 在乌克兰“萌发”为一种被称为“混合战争”的新型战争。
因此，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关于联合西方对俄开战这一最重要的预言已完全应验。 “东进政策”是西方发展的地缘政治规律，因为西方将俄罗斯视为异质文明，认为其存在本身就打乱了西方称霸世界的计划，并极大地限制了其“邻近” 生存空间，占据了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如今为八分之一）。正是针对这一“东征”，俄罗斯今天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予以了反击。
这一基于丹尼列夫斯基理论全文及语境的预测已成现实。西方文明的各国甚至建立了超国家机构（北约、欧盟、欧洲议会、欧洲央行等）。 欧洲正日益由欧洲官僚机构所掌控。随着欧洲各国采用单一货币，可以说已出现从国家政治体系向邦联乃至联邦演变的迹象（丹尼列夫斯基也曾论及此点）。
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表明 ，西方文明的国家正致力于政治体系的统一与平衡。这种追求具有如此自然的特性，这种追求具有如此自然的特性，以至于可以称之为“西方文明政治体系平衡法则”[19]。 这种追求平衡的倾向，在历史上源于反对某个试图在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内部建立霸权的国家的斗争。它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联盟对抗德国的斗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给人一种印象，即 当今西方文明国家政治体系的平衡法则 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印证，因为作为西方盎格鲁-撒克逊部分的鲜明代表——该部分是通过殖民方式移植文明而形成的—— 美国，却成为了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明显霸权者，即平衡的破坏者。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身处当前尚未结束的历史运动之中，这使得我们难以看清西方文明历史运动的可能方向。欧盟转型为一个强大的联邦制国家的前景是可能的。 朝着这一方向的关键步骤已经迈出：边境开放，共同市场和单一货币欧元已然存在，而率先同意采用欧元的正是主要国家。 但欧洲各国进一步整合为“欧洲合众国（州）”的进程已陷入停滞。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了解体趋势： 英国已退出欧盟。鉴于多国（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意大利北部、英国的苏格兰，以及目前程度较轻的德国巴伐利亚） 出现的分离主义趋势，将欧盟转型为“欧洲地区联盟”（United Regions of Europe – URE）的前景已引发讨论。 与此同时，这些地区均表达了希望留在欧盟的意愿，这可能意味着欧盟正朝着“地区欧洲”的方向发展。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些进程显然具有在新的两极组织（美国与欧洲联合地区）基础上，重建西方文明内部政治平衡的性质。 但我们也不能忽视第三种方案，从西方作为一个整体文明有机体的利益角度来看，这一方案对于其实现世界霸权或至少维持自身主导地位而言非常理想。这一方案的出现源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美国通过将所有欧洲国家卷入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战、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怂恿其单方面中断贸易（尤其是天然气领域）等手段，所造成的欧洲经济崩溃，最终将以何种结局收场？ 难道盎格鲁-撒克逊（新日耳曼）部分的西方文明，真的决定彻底摧毁古日耳曼-罗曼部分，将其经济彻底摧毁吗？这令人难以置信，因为这本是一体化的文明，作为统一的文化与经济有机体，维护自身的完整与繁荣对其极具战略价值。 西方内部的战争从来都不是以彻底消灭对手为目的的战争。西方国家只会在与外部敌人的战争中追求这一目标。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西方文明这一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正致力于以某种形式实现新政治联合，即旧大陆与新大陆的跨大西洋一体化。 一种完全不具乌托邦色彩的联合形式正在浮现：即美国与欧洲（美欧）组成联邦-邦联制国家，采用美元作为共同货币（欧元将消失），拥有共同军队，同时在欧洲传统国家内部保留“地方-国家自治”。 完全无法想象，那些因习惯的生活水平骤降而感到恼火的欧洲普通民众 ，会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反对这种事态发展。 更何况，这一进程已通过与美国签署各类贸易及其他协议得以实施，只是协议数量将不断增加，这首先将巩固欧洲相对于俄罗斯的“能源主权”，保护“技术主权”，并在此问题上建立西方文明的自给自足体系，诸如此类。 一旦两大洲的统一市场建立起来，就没有理由不转向共同货币和军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系统性地培养欧洲各国的国家精英，正是秉承着跨大西洋一体化的理念。 1861–1865年美国内战后的国家体制，无非是各州之间建立政治平衡的典范。美国国名的字面翻译即为“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些“州”在处理涉及内部管理的诸多事务方面拥有相当高的自主权，包括警察职能、司法体系、死刑、医疗实践等。 或许，我们今天在西方文明内部所观察到的整合进程，正是旨在借鉴盎格鲁-撒克逊在文明内部建立政治平衡的经验。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哲学警告说，由于西方文明天生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世界各国正面临巨大的危险，并且存在有利于其对其他文明发动新战争的条件。 1869年，丹尼列夫斯基写道：“……随着所有主要欧洲民族的联合，以及由此带来的破坏政治均势体系的动机与诱惑几乎被彻底消除，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统治的所有旧有障碍都随之瓦解…… 最后，阻碍欧洲实现世界霸权的最实质性障碍——即欧洲各国为建立正确相互关系而进行的内部斗争，也因已基本实现的稳定平衡而得以消除。 欧洲所有雄心勃勃的行动（而这方面它并不缺乏）将越来越多地转向——并非欧洲自身，正如其内部斗争停火时期一贯的情况那样；“东进政策”将很快从言辞转化为行动， （《俄欧》15:76-77）。 也就是说，如果西方政治体系达到平衡，它对俄罗斯构成的威胁最大；而如果西方文明内部的斗争持续存在，威胁则较小。随后的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丹尼列夫斯基对其所处时代局势评估是否准确这一问题的质疑。 他进一步指出，西方各国的政治平衡几乎已经实现，因为阻碍其形成的障碍几乎已被消除，这一判断被证明是非常有远见的。事实证明，19世纪末德国统一为一个国家，并非意味着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政治体系达到了永久平衡，而是由于德国人过剩的激情能量所导致的，这种能量在20世纪两次推动德国人试图在其文明内部及世界范围内建立霸权。 俄罗斯帝国之所以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是因为其被纳入了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而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场战争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内部的一场内战。其世界性仅由地理维度所决定。
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苏联的俄罗斯，在法律形式上已无法避免参与其中。 德国人的复仇主义导致欧洲大陆在法西斯德国的霸权下实现统一。希特勒虽然消除了在欧洲两线作战的危险（他铭记一战的教训），却未能抵挡住掠夺苏联资源、实现欧洲数百年消灭俄罗斯之梦的诱惑。
我们经历了由统一的欧洲大陆发起的»东进政策”，这仅部分印证了丹尼列夫斯基预言的准确性。但此次进军是在德国霸权下进行的，它打破了西方国家政治体系的平衡，其结果是形成了由苏联、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组成的反希特勒联盟。
今天，我们正经历着历史上首次所谓的“东进政策”的新阶段。它与以往所有情况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已完全联合起来对抗俄罗斯。这对我们而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而我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我们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的警告，唯一的理论上的慰藉在于：这场针对我们的攻势是在西方国家政治体系失衡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该体系由美国主导。这一情况让我们确信，这次我们也能挺过去。 但为此，我们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西方国家政治体系的哪些转型迹象能让我们有理由得出其政治体系已达到平衡的结论？上文我们探讨了通过将政治体系整合为一个美欧联合邦联邦国家——美欧合众国——来实现平衡的方案。
有鉴于此，俄罗斯必须 重新审视其对西方的外交政策原则。必须无视所有超国家机构。俄罗斯应仅与日耳曼-罗曼文明的传统国家保持双边关系。与欧盟的交往恰恰有助于实现上述所描述形式之一的政治平衡。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关于冷战结果的固有观点：即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文明论历史哲学为我们提供了看待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事件的积极视角。我们必须终于看清， 冷战的目标是摧毁历史上的俄罗斯，而非苏联，并应从西方既定目标的角度来评估冷战的结果。
这种情况类似于对博罗丁战役的评价问题：法国人认为他们赢了，因为战场最终由他们的军队占据。但拿破仑的目标是彻底击溃俄军，而这一目标并未实现。 进入莫斯科的是已元气大伤的法军，而俄军仍有足够力量将法军驱逐至那条破败的老路上。因此我们认为博罗丁战役是俄军获胜的，因为库图佐夫的任务是保全己方军队并尽可能重创法军，而这一任务已圆满达成。
“冷战”这一名称是不准确的。当美国接连制定针对我国领土的核打击计划，其结果将导致6000万至9000万人丧生时，这算什么冷战！这关乎“东方问题”的最终解决——即摧毁俄罗斯，既作为国家政权，也作为文明型国家。 这场战争，即便我们没有获胜，至少也没有失败——我们在核对峙中挺住了，没有让它演变为热战。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这场战争中也尚未获胜。显而易见，他们的真正目标完全没有实现。俄罗斯既作为国家政权，也作为文明型国家依然存在。 苏联的解体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本身的终结。1991年，作为1917年十月革命产物的新国家法律形式确实不复存在，但与此同时，俄罗斯重新找回了其历史名称。 尽管失去了历史俄罗斯的大部分领土，我们仍保留了国家体制，并拥有恢复对俄罗斯地理安全区控制、重新团结被人为分裂的俄罗斯人民所需的一切资源。正是这一进程如今在乌克兰拉开序幕——西方正利用乌克兰作为冲击我们的攻城锤，并在那里构建了一个“反俄罗斯国家”。
当然，审视中国的道路，我们会意识到，若能避免苏联解体，并通过渐进式改革回归历史运动的独特道路，那将更为理想。可以说，我们输掉了一场战役，但并未输掉整场战争。若在战争中败北，意味着政治独立的丧失，而这恰恰并未发生。 今天的俄罗斯正在凝聚力量。至少，它拥有实现民族复兴的一切可能！
文明论历史哲学将维护政治独立视为保存独特文明的首要条件。虽然损失巨大，但复兴的关键条件——政治独立——我们终究还是保住了！ 更重要的是，西方文明在统一原则上的矛盾——它未能在其政治体系各部分的平衡基础上找到生存之道——赋予了俄罗斯巨大的优势。我们不得不看到，这种统一是在美国主导西方文明国家军事集团、德国和法国主导欧盟的背景下发生的。 目前，所有这些矛盾都显而易见。更重要的是，美国已开始积极争夺经济霸权。因此，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日耳曼-罗曼文明圈的国家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平衡形式——而实现这种平衡，正是维持其在科学技术、经济及军事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但我们仍需对西方建立超国家机构的种种企图保持警惕，特别是针对向“美欧一体化”发展的动向。
这一预言已完全应验。我们只能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智慧和科学方法表示钦佩，他竟能在19世纪下半叶——当“西方腐朽”现象尚不明显之时——就预见到其不可否认的事实。 他关于西方腐朽的结论，是基于“社会创造力”这一范畴得出的，这些创造力是推动文化历史类型从民族志状态发展到文明阶段的能量源泉。 丹尼列夫斯基论证道，这些力量作用最强盛的时刻并不等同于“这些力量逐步发展所产生的成果最为丰硕的时刻”（《俄欧》7:10），并且16至17世纪 在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史上，是“创造文明的社会创造力”达到顶峰的时代，这一时期恰与“艺术的鼎盛时期以及哲学百科知识的时代相吻合，这种知识为未来科学发展的方向奠定了基调” ，而“积极的、尤其是实践的、应用的科学时期，则标志着创造性社会力量已将其‘夏至’时代远远抛在身后的时代”（《俄欧》7:12）。这一时期恰逢19世纪。
由此，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早在19世纪下半叶，西方文明就已经处于其历史发展道路上的“后文明”下行阶段，将此前时期积累的发展能量大量消耗在科学理论和技术工业领域的成果上。 但他同时也指出，社会力量的创造活动所产生的实际成果，仍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取得——正如年过四十、身体机能已过巅峰期的人，仍能凭借积累的经验、技能、知识及物质资源，继续卓有成效地工作。
在形成这一关于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观点后，丹尼列夫斯基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预见到西方文明各国传统家庭解体的征兆。这种走向解体的趋势源于西方社会的去基督教化进程，以及其天生的物质主义和无神论倾向。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引入“民族根基”（“民族之魂”、“民族性格”、“历史本能”； 如今人们称之为“原型”、“民族基因”），其中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形成（形态学）原则，该原则决定了社会创造力在民族志和国家发展阶段积累方向、方式和形式（可以说“民族根基”具有潜在能量）。
西方文明“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包括：侵略性、不宽容、暴力倾向、敌意、极端个人主义、追求最大物质福祉，并将其视为人生的主要意义。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正是由于这一特征，西方民族在宗教领域追求去基督教化、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这些思想在当时已具备新信仰的特征；其结果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构建消费社会，即人间天堂。 如今我们看到，自17世纪达到顶峰后的300年间，西方文明的社会创造力不断衰弱，已显现出腐朽与瘴气的明显迹象：这包括由国家认可的同性家庭及LGBT运动； 在艺术领域——暴力和淫乱的崇拜；在宗教领域——无神论、教派主义，并正朝着公开的撒旦主义方向发展；在政治领域——对大众意识的操纵，以及由于决策中心向幕后的“深层政府”机构转移，导致独立政治家的消失等。 如今可以断言，西方文明至少正处于从基督教道德范式（该范式源自被征服的罗马民族，且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西方文明的形成）向涵盖民族文化生活所有领域的严密“不道德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转变的过程中。
丹尼列夫斯基关于西方腐朽的预言，对我们而言是解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为何具有侵略性地追求世界霸权的关键：自身内部发展动力的匮乏（源于此前时期的挥霍），促使 西方试图通过利用其在科技工业领域的战略优势来剥削其他民族以弥补这一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就像那些富有的老人，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延长寿命，从而助长了人体器官移植市场的兴起）。 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以及所有希望保持自身独特国家形态的民族，都必须认识到西方文明的这一特征：它不会放过任何人或任何事物，因为它是一个垂死文明，正因如此而更加危险：身受致命重伤的掠食者总是最危险的，因为它已经一无所有。
《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出版以来的岁月，完全印证了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的主要论点。 遗憾的是，这一事实的认可发生在西方，在那里，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被称为“文明史研究方法”或“地方文明理论”。 西方学者（P. A. 索罗金、R. 麦克马斯特）将该理论的开创者归功于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而非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阿诺德·汤因比。
可以说，在俄罗斯的学术界，文明论方法“几乎已获胜”。即便有人曾存有疑虑，但“集体西方”针对俄罗斯发起的“向东推进”浪潮，已让学术界乃至大多数俄罗斯公民看清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俄罗斯不是欧洲，俄罗斯是具有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它拥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道路，必须竭尽全力捍卫这条道路。而在政治精英阶层中，对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认识才刚刚开始。 在高台演讲和电视节目中，“文明”、“俄罗斯立国民族”、“民族根基”、“发展密码”等词汇正日益频繁地出现。至于寡头商业精英，他们则选择保持沉默，恐怕仍抱有希望，期待西方能幡然醒悟并退让一步。噤声的寡头商业精英，他们或许仍抱有希望，期待西方能幡然醒悟并退让一步。
关于斯拉夫联盟的展望。俄—斯拉夫文明是阻碍西方称霸世界的唯一障碍
正如本节开头所述，人们常听到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指责，认为本应将所有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捷克人、 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组成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的邦联，并掌控黑海海峡（前提是俄罗斯作为唯一不仅实现了政治独立，而且建立了最强大国家的斯拉夫国家，将占据霸权地位），这一构想未能实现。 据称，当今大多数斯拉夫民族自愿选择了融入西方文明，这也表明斯拉夫人并非一种独立的文明。因此，尽管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总体上是正确的，但他关于斯拉夫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这种观点纯粹是亲西方的，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对丹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的不诚实解读，另一方面则在于不愿或已无法正视《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成书后发生的历史事件。 这种观点至今仍以非学术性的批评为基础，其典型代表便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与欧洲》的批评。 遗憾的是，许多作家已不再是真正的读者。而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不仅需要深思熟虑的阅读能力，更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去“破译”他的科学方法及其据此得出的结论。
是的，确实，斯拉夫联盟未能实现。但必须理解科学预测的本质。这并非《旧约》中必然应验且在《新约》中实现的神圣预言。 科学预言的质量取决于两个条件。首先，要运用可靠的科学理论；其次，要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初始因素。
在关于斯拉夫联盟未来的科学预测中，丹尼列夫斯基堪称无可挑剔。如前所述，他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关于对初始因素的考量：即使不经分析也能看出，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斯拉夫人联合成联盟国家或政治体系的主要条件，是俄罗斯脱离西方文明的政治体系，摆脱日常生活中欧化的弊病， 在引进西方制度以及习惯于通过西方利益的棱镜看待自身问题等方面，这些都使俄罗斯人民分裂为两派（上层阶级的俄罗斯欧洲人以及俄罗斯平民）。由于不指望这种解脱会自上而下实现，丹尼列夫斯基预计，在解放农民之后，正是人民将重新教育那些欧化的上层阶级，从而解决俄罗斯人民分裂的问题。
但事实并非如此——显然，因为那些“被改造”的对象本身必须多少有些意愿，并意识到他们“欧化”的荒谬性，这种“欧化”无非是对俄罗斯立国民族的文化背叛。 此后的一切事件都有力地证明，上层阶级并不愿用俄罗斯身份取代其欧洲身份。结果，天意将“再教育”精英的任务交给了布尔什维克，他们采用了其意识形态下唯一可能的方法：消灭欧化的精英并将其驱逐出俄罗斯。 部分原精英阶层（显然是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得以成为苏联精英。 民族的分裂虽已消除，但由此形成的统一并非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因为其根基在于建设人间天堂的唯物主义理念。然而，我们必须将这一过程视为俄罗斯民族与其精英实现独特统一的戏剧性历程，而这种统一的可能性直到今天才向我们敞开。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沙皇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方向，与丹尼列夫斯基所指明的方向存在相似之处。例如，1878–1879年为解放保加利亚而对土耳其发动的战争，其目标正是为了通往博斯普鲁斯海峡。 俄军当时已兵临伊斯坦布尔城下，却因英国干预，接到来自圣彼得堡的撤军命令。
丹尼列夫斯基在《保加利亚战争》《胜利者的悲哀》等文章中对这场战争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俄罗斯正是在这一时期本可以解决其历史任务——将黑海海峡纳入自身控制，但仅因习惯性地将欧洲利益置于首位而未能做到。 难道此后直至今日的岁月，不正是证明了丹尼列夫斯基的完全正确吗？他曾断言，掌控海峡将使俄罗斯整个黑海边界仅需一处防线便能确保安全。 由于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塞瓦斯托波尔注定要进行持续不断的英勇防御，其中2014年的防御战无疑是最近的一次——若当时防御失败，美国海军舰队本将驻扎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湾！ 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证明，向俄罗斯提出掌控海峡这一地缘政治任务是完全正当的？！让我们回顾1988年那段不远的往事：当时黑海舰队不得不动用巡逻舰，通过真正的“撞击”将两艘美国巡洋舰逐出黑海！ 而如今，北约军舰在黑海巡逻已成家常便饭。根据《蒙特勒公约》，土耳其当前封锁海峡的行为只能被视为一种暂时现象。
显然，如今要实现对海峡的控制，已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目标客观上不存在。我们只需找到新的方式来捍卫国家利益。例如，将与土耳其的经济关系与该国退出北约并接受不结盟国家地位的条件挂钩。
此外，必须最终认识到，俄罗斯当初站在英国一边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是出于对海峡控制权的渴望。 沙皇政府无视了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俄罗斯成功发展的首要条件——未能脱离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实际上仍奉行“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时却仍在试图解决《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提出的任务。 这难道不正是丹尼列夫斯基在其学说地缘政治部分所阐述的任务具有客观性的明证吗？！
在苏联时期，俄罗斯虽以苏联的法律形式脱离了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但仍处于“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的范式之中，只是将罗曼诺夫王朝在组织国内政治生活时所采取的“欧化”做法——即效仿欧洲生活的实际模式—— 转而采纳了主张能够建设人间天堂的理论性乌托邦共产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恰恰诞生于欧洲的腹地。结果如何？俄罗斯即便身处这一人造外壳之中，也不得不执行丹尼列夫斯基的地缘政治计划： 斯拉夫联盟最终以《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列举的所有国家（除东德和希腊外）的联合形式成立（希腊共产党人于1946年发动起义，本有极大机会进入苏联势力范围，却未得到苏共领导层的支持）。 这难道不说明斯拉夫民族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客观性吗？
我们必须最终认识到，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任务之所以未能解决，仅仅是因为欧洲的遮蔽物笼罩在俄罗斯民族的根本之上，并影响了国内生活各领域的组织。 这层遮蔽物最终未能遏制斯拉夫统一的萌芽，它们突破了它 （经互会、华沙条约），但正如在不同地方从沥青中破土而出的草无法形成一片草地一样，已形成的斯拉夫联盟也无法持久，并因支撑其实现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而崩溃。
因此，在评估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斯拉夫联盟的预言时，必须考虑到丹尼列夫斯基作为该预言基础所设定的条件并未实现。 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与丹尼列夫斯基所阐述的地缘政治计划方向相符，这绝非偶然，而是斯拉夫各民族客观需求的体现，亦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存在的又一明证。
也就是说，丹尼列夫斯基的预言并非字面意义上应验，而是以俄罗斯外交政策方向的形式得以实现——即便这种实现带有人为的政治形式。 正是斯拉夫各民族自然联合成“联盟国家”这一课题的未解，导致1991年历史上的俄罗斯本身解体，而当今的当务之急则是重新团结被人为分割的俄罗斯民族（这一问题正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得到解决）。
由此可见，对丹尼列夫斯基科学预言的上述评估表明，我们掌握了一套经受住时间考验——即历史实践检验——的完整学说。 但若我们尝试从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出发，对俄罗斯历史上的主要事件进行评估，便能更加确信这一结论的正确性。走完这一路，我们将看到，历史中最复杂的纠葛是多么容易被理清，俄罗斯21世纪国家意识形态的轮廓，以及俄罗斯在21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本文正是以此为主题）。
关于俄罗斯将要在世界文明史上，在构建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方面说出新话的预言
丹尼列夫斯基曾预言，正是俄罗斯将为世界树立典范，在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原则基础上构建社会经济领域（《俄欧》17:115），并从多方面论证了这一预言。
我们应当学会从苏联时期的积极经验中，不仅看到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还要看到大量其他创造性的成就。必须对苏联时期的所有积极成就和消极现象进行客观评价。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为避免操之过急，暂且仅提出一个论断：苏联在1960至70年代建立的社会经济体制，是构建一个社会公正国家的大胆尝试，与之前的资本主义、封建及奴隶制形式相比，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 毫无疑问，这是人类在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建设方面取得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并不完整，未能形成其稳定的组织形态，因为它基于从欧洲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而该理论本质上就是最早的全球主义理论。 布尔什维克虽然采纳了这一理论，却始终未能克服共产主义思想中那种国际主义-全球主义的本质，而俄罗斯人民实质上正是被献祭的牺牲品，最终他们无法承受这种无休止的过度消耗。结果，苏联连同“发达的社会主义”一起解体了。 我们有必要厘清罗斯-俄罗斯历史中的苏联时期：看清其与前一时期的关联，揭示1917年两次革命的真正原因，评估人民生活各领域不同制度形式的优缺点等。 我们将尝试在本研究中运用“文明论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来解决这一课题，并通过这一视角审视我们历史上的主要事件。
丹尼列夫斯基的批评者们总是忽略他对俄罗斯未来的负面预言，指出不仅“全斯拉夫联盟”未能实现，而且斯拉夫国家如今已融入西方的政治体系——欧盟，甚至北约军事集团。 但丹尼列夫斯基预言的不仅是斯拉夫民族的未来，更是俄罗斯本身的未来：“如果俄罗斯不明白自己的使命，就注定会遭遇所有过时、多余、无用之物的命运。随着其历史作用的逐渐削弱，它终将不得不向欧洲的要求低头……”， 而欧洲“借助……其帮凶”以及“凭借其政治与文明的诱惑，将彻底侵蚀斯拉夫民族的灵魂，使其瓦解、消融于欧洲文明之中，仅能充作滋养其土壤的养分……”（《俄欧》15:10）。
无论是沙皇政府、苏联政府，还是当代俄罗斯的政治精英，都没有意识到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这一理念，是客观存在的历史现象的反映，其文化历史诉求在于以某种政治形式（政治体系、邦联、联邦）实现统一。 由此衍生出对俄罗斯隶属欧洲文明的深刻信念，而若该文明今日正在崩塌，那也仅是源于俄罗斯当前实际卷入的、与西方进行的这场“救赎之战”。对俄罗斯独特性及作为立国主体的俄罗斯民族的忽视，最终演变为对所有斯拉夫民族亲缘关系的漠视，以及对斯拉夫身份的背弃。 另一方面，对斯拉夫身份的背弃必然导致对俄罗斯身份的背弃：在彼得大帝时期，上层阶级直接转向了欧洲身份认同；在苏联时期，则是通过苏联形式的身份认同； 自1991年起，我们再次强加给自己“欧洲身份”，但这次已扩展至整个民族的层面。
对于那个“未能实现自身使命，因而丧失了存在理由、生命本质及其理念”的俄罗斯，丹尼列夫斯基预言了其黯淡的未来：它“将别无选择，只能在耻辱中度过其可悲的余生， 像毫无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垃圾一样腐烂，或者形成一种毫无生气的群体，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体，最好的情况也只是消散成民族志材料，供新的未知历史组合使用，甚至不留下任何鲜活的痕迹“（《俄欧》15:10）。
所谓俄罗斯未能履行其使命，不仅指偏离建立斯拉夫联盟的事业，更首先指 未能完成其主要历史任务，这一任务源于俄-斯拉夫文明“民族根基”的特殊性，并根据整个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述，在于实现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在社会经济领域构建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进步。 其他文明虽在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原则下拥有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经验，但这些模式均不符合人类崇高的精神本质。 在所有其他领域，实现符合人类精神本质的最高成就这一任务，早已由过去存在或至今仍存在的某一种文明所解决：艺术领域——希腊文明； 宗教领域——犹太文明（基督教）；政治领域——罗马文明；科技与艺术领域——日耳曼-罗曼文明。但俄罗斯的历史使命还在于将人民生活的这四个领域的制度与俄-斯拉夫文明的民族根基的期许相协调，从而构建历史上首个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
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是否遵循这一历史使命，这是历史哲学的定律。 对这一法则的无知（即对其的忽视）将导致历史运动的戏剧化，造成民族力量的过度紧张，导致民族能量的过度消耗，进而导致其迅速枯竭，并使文明的历史寿命急剧缩短。 而认知这一法则并据此构建历史运动，则能使文化历史类型繁荣昌盛，并将其历史寿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然而，如今已毫无疑问，就连以“历史垃圾”、“缺乏精神内涵的躯壳”的形式苟延残喘，也无人会允许我们继续存在。 因未能履行其历史使命而在历史竞争中落败的俄罗斯，将无法继续捍卫和维持其政治独立，而且极有可能因自我瓦解而消亡——正如它此前曾两次尝试那样： 1917年和1991年，但也不排除在与联合起来的西方文明的直接战争中失败的可能性，因为要在其中获胜需要意志和人民的力量，而这些在关键时刻可能无法达到所需的数量。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民族志材料”这一范畴来描述我们未来的消极前景，他在其文明研究中对此着墨颇多，并进一步通过将其类比为其他文明发展的“土壤肥料”来阐释这一概念。我们将在下文详细探讨这些范畴。
本文仅概述了丹尼列夫斯基的部分预言，其实远不止这些。我们只介绍了那些显而易见已成现实的预言，以此鼓励读者研读《俄罗斯与欧洲》一书。
如今，任何撰写长篇著作的作者都面临着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如何呈现自己的作品，才能让当代读者愿意阅读所提供的内容。当然，作者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思想具有首要意义。但行文的语言风格及其呈现结构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关于行文语言，“只能用现有的表达方式”： 本书作者并非专业学者或教师，而是出身于苏联时期的工程技术管理阶层，以及在国家近代史上已然萌芽的创业圈，因此内容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而非晦涩难懂的学术抽象术语[20] 。 在此过程中，形式的优美常被牺牲，以实现向读者传达思想的目的。
全书的结构旨在吸引读者：鉴于当代社会对各类“预言”（如万加、诺查丹玛斯）趋之若鹜，因此在引言部分——紧接对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基本观点的概述之后——便对其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科学预言及其实现情况进行了综述。 当今的读者尚不愿深入探究那些通向最终结论的严谨逻辑与论证。正是这种无可挑剔的逻辑和缜密的分析，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著作《俄罗斯与欧洲》的特征，也正因如此，它对现代那些缺乏耐心的读者而言难以接受： 对他而言，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正是这种逻辑构造——它始于欧洲对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双重标准，后者曾为争夺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坦而对丹麦发动战争。 但正是这种对最基础历史事实的分析与评估方法，通过一系列推理，最终揭示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如今，我们需要立即了解作者的主要结论和核心主张，只有当这些内容引起我们的兴趣时，我们才可能去探究其证据。或者，如果这些主张与我们的内心感受相契合，我们或许会不加验证地采信；反之，则会将其视为无趣而摒弃。 显然，这种现代认知的特殊性并非某种无法克服的缺陷，而仅仅证明了我们适应了与海量信息接触的生活，而且这些信息还在不断更新。
我们原本打算对“文明论哲学”的所有论点进行详尽的论证，但最终决定将这些内容留给读者自行研读，希望读者能自主研读《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以及N.Y.丹尼列夫斯基的其他著作。 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在于阐述该学说的主要观点，并将其应用于对罗斯-俄罗斯历史的分析与评价。在我们看来，正是这一评价的结果，再次证明了文明论哲学的正确性。
至于本著作的结构，我们决定采用经典的框架。我们将全部内容划分为三个主要部分。A部分：“文明论哲学（理论篇）”； “B”部分：“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罗斯-俄罗斯的历史概述”；“C”部分：“俄罗斯的未来图景及 通往未来的路线图“。每个章节内部的内容又进一步划分为若干小节。各章节及其小节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使得各位读者能够根据自身的偏好和知识储备，从任意章节甚至任意小节开始阅读本书。 出于对那些习惯先把握全局、再深入细节的深思熟虑型读者的考量，我们最终还是将“总论”部分置于开篇（尽管最初几乎打算将其放在附录中）。 因此，我们认为，这本书能够满足最广泛的读者群：从青年和学生到国家政治、文化、商业和科学精英。
“文明论哲学”部分以第一章《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作为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最高形式——文明论哲学的基础》开篇。 本章阐述了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为何必须拥有自身民族意识形态这一核心问题，并给出了相应解答。 但本章的主要目的在于阐明：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与基督教宇宙观相互呼应，而后者实质上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基本（普遍）方法论基础。
第二章《作为认识论的“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丹尼列夫斯基哲学遗产的组成部分》揭示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基础：即“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遗憾的是，丹尼列夫斯基的这一创作遗产几乎未被关注。 这位思想家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成功地洞察了所有科学所共有的发展阶段（阶段），并将它们“套用”到“历史”科学中，并通过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将历史科学引入了自然系统的阶段。 与此同时，丹尼列夫斯基证明，那种将所谓“全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旧体系是人为的。 正因如此，我们尊崇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为科学革新者，他证明了：正如有机世界那样，历史作为科学的首要划分应依据发展类型进行；而西方文明的学者们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据为己有的“古代史”，却将自身的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等同于全人类的历史。
在第三章《“达尔文主义：批判性视角”——丹尼列夫斯基哲学世界观中创世论倾向的体现》中，我们指出，我们在第一章中强调的其社会学说与基督教教义的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他对可见世界被造的坚定信念。
在第四章《丹尼列夫斯基著作中的自然政治经济学》中，我们阐明了丹尼列夫斯基对该学科的贡献。 第五章《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的基本观点……》与第六章《文明论历史哲学观点的发展……》阐述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基本观点，而在作为理论部分收尾的第七章 “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文明论历史哲学对形成民族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理论贡献”中，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历史分期方案，该方案与整个理论部分浑然一体，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了后续的“B”部分： “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罗斯-俄罗斯历史”。
那些主张俄罗斯必须拥有国家意识形态（其基本原则应载入宪法）的人士的反对者，有时会援引西方文明国家中并不存在任何明文规定的意识形态这一事实。
这一说法与事实不符[21] 。缺乏名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法律文件，并不意味着历史上西方国家从未拥有过国家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当今不存在。 例如，在美国，《宪法》本身就是第一部成文的国家意识形态，其诸多条款被写入各类国家法律（例如《爱国者法案》），并在实践中通过针对那些不愿为美国让渡政治主权的不听话国家的制裁法不断得到补充和修正。
俄罗斯应当确立一套成文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基本原则的形式，而非“苏共2.0”式的纲领），首先将其载入《基本法》，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规范国家生活各领域的全部立法体系： 宗教、内政与外交、美学与艺术、科学、技术与工业以及社会经济。
1.2. 谁是民族认同的载体？（“我们是谁？”的另一种表述：谁是历史运动的主体？）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22]的基本论点中可以得出结论：只有立国民族才能成为民族意识形态的载体，因为正是它才是历史运动的主体，而非其在发展不同阶段所创造的各种国家形态。
而且，在历史的特定阶段，他自身便会成为政治民族。任何“新的历史共同体”都无法被构建出来。我们的全部历史经验和当前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让我们尝试采用“逆向推导法”来思考：鉴于在即将到来的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既要体面地应对西方压力，又要实现民族繁荣的任务，而若没有社会的团结一致，这些任务便无法解决： 在历史上，我们曾两次忽视“俄罗斯民族”这一因素，这导致我们两次陷入严峻的考验；因此，如今俄罗斯各民族别无选择，只能在文化历史层面接受俄罗斯民族认同的形式。 但首先，俄罗斯民族自身必须铭记，正是它作为历史上的罗斯-俄罗斯立国民族，并开始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履行其职责。 这给国家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精英们赋予了特殊的责任，而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它具备通过当代思想家的共同努力发展为文明论哲学的科学潜力——让我们确信，我们定能完成这一任务。
1.3. 国家意识形态首先应回答哪些问题？对俄罗斯而言，国家意识形态的首要问题是“我们是谁？”，即关于民族认同的问题。
由于我们在长达三百年的漫长历史中经历了诸多剧变，民族认同问题对我们而言尤为尖锐。
自彼得大帝时期起，上层阶级便丧失了俄罗斯身份认同，转而采纳欧洲身份认同；而俄罗斯平民则被剥夺了任何主体性，其民族文化认同更遭到“俄罗斯欧洲人”的居高临下的轻蔑； 苏联式的身份认同虽成为弥合俄罗斯民族分裂、消除社会阶级分化的形式，却未能凝聚整个苏联的政治民族，因为除俄罗斯人以外的所有民族都躲在各自的民族生活方式背后，逃避这种身份认同； “苏联人民”这一新的历史共同体，是建立在俄罗斯民族自身放弃其民族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过去30年的特征，正是对苏联民族认同的声势浩大的背弃，以及对“俄罗斯民族”这一现象存在的羞于启齿的沉默 (俄文明学 6.14-15)[23] ，将其藏匿于“我们的民族”等各种委婉语之下，而在宪法中则归入反科学的“多民族人民”概念之中。 除了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运动的主体在立法层面及政治精英的言论中遭到忽视外，在注册各类非政府组织时，甚至还存在一系列针对“俄罗斯”一词的潜规则禁令[24] 。 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一个文化历史类型在丧失了与其立国民族相关的民族认同后，仍继续其历史运动的案例[25] ，正是由此，我们所有的苦难才产生。
关于“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如我们将在历史哲学第五章和第六章中通过阐述丹尼列夫斯基学说并尝试对其进行拓展所展示的那样，如下所述： 我们所有人——作为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公民——共同构成了“俄罗斯政治民族”，其核心是俄罗斯立国民族。该民族自国家阶段，尤其是文明阶段起，便以政治民族的形式开启了自身的历史运动，并邀请俄罗斯所有民族的代表以平等权利参与其中。 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纽带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历史成就（语言、文化等），这些成就并不要求其他民族放弃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和宗教认同。同时，俄罗斯民族本身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与其他所有民族一样。
1.4. 整个俄罗斯政治民族的俄式文化历史认同，并不要求消灭俄罗斯所有民族的民族文化与宗教认同
“苏联式的认同形式”在理论上，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在实践中，都以抹杀民族差异为目标。 如今，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认同形式也提出了这一要求，其源头是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旨在消除全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多样性（据推测，其基础是LGBT认同）。
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发展民族意识形态，将引发数百个问题并寻求客观的答案。 我们认为，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为民族意识形态的基本问题提供了十分令人满意的答案。首先涉及的是内政、外交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构建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属于第一梯队的根本方法论问题，直接关系到实践层面，若回答错误，必然导致在人民生活各领域的建设中做出错误决策。 正如我们上文所示，对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及苏联时期俄罗斯历史的客观审视有力地证明：正是政治精英对罗斯-俄罗斯独特性的误解，导致了国家治理的失误，并最终导致了这两种国家形态的崩溃。
1.5. 文明论历史哲学所引出的关于民族意识形态的一般哲学问题。
但其中部分问题必然涉及普遍的世界观问题：从整个可见世界、生命、人类、民族的起源，到世界历史的目标及其总体走向；物质与理想何者为宇宙万物之本源； 物质世界存在的有限性或无限性；“时间”的概念；可见世界的可认知性、科学技术进步的界限等等。
这些是属于第二层、更深层次的普遍性方法论问题，其答案必须与第一层问题的答案同样正确。正因如此，我们此前才指出，民族意识形态在发展至完整哲学体系的层面时，方能达到其最高形态。这一任务必须由文明的民族精英来解决。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才不得不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从而赋予其学说一种表面上的严谨性（事实证明是人为的）： 关于生命起源的问题，其回答令人不满意（甚至可称粗鄙）；而宣称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无论是在单个国家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在实践中都完全得不到证实，即便在苏联也是如此 （没有人相信“按需分配”原则能够实现，该原则以系统性均等化的形式“盛行”，甚至摧毁了正确的“按劳分配”原则），更不用说西方文明所谓“自由世界”的实践了。
让我们来探讨文明论历史哲学所引出的关于民族意识形态的一般哲学问题。 我们在各类会议的系列报告中已阐明，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遗产代表了将基督教宇宙观作为历史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独特实践[26] 。基于此，我们建议将其学术成就视为俄罗斯基督教哲学的组成部分[27] 。 为筹备丹尼列夫斯基文集的出版工作，我们对这位俄罗斯思想家的创作遗产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今，我们得出结论：将他的思想进行系统总结，并以“文明论哲学”这一名称呈现为一套完整的学说，是恰当的。
我们此前曾以“文明论历史哲学”为名介绍过“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这一名称显然未在学术界和公民社会中引发异议[28] 。 这一名称在更大程度上符合启蒙教育的目标，因为它采用了“文明”这一基础概念，该概念不仅已进入学术语境，而且被社会和政治活动家广泛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将“文明”一词用作文化历史类型中历史运动最高阶段的名称，作为“文化历史类型”这一术语本身的同义词，同时也具有“文化”的含义。
文明论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在确定了研究对象（文化历史类型，或构成其主体的文明与民族，以及它们在涵盖民族生活全部四个领域的历史运动中）之后，自然而然地界定了其研究的时间边界，既提出了下限问题，也提出了上限问题。 关于下限的问题可分解为若干子问题：哪一种文明最为古老？该古老文明的民族志发展阶段始于何时？所有已知文明——无论是现存的还是已消亡的——的民族志发展阶段又始于何时？
仅凭一种文明论历史哲学无法解答这些问题，因为要获得答案，不仅需要研究一系列科学 （考古学、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等），还需分析宗教教义与古代神话的文本，从中提炼出共同事件，并将其与科学数据进行对照。 这已属于文明论哲学的研究范畴，而从俄罗斯文明的角度来看，正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范式）构成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事实上，既然现存最古老的《旧约》书目可追溯至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中叶，我们为何要忽视《旧约》书籍，却去使用其他现存的书面资料呢？这些就是所谓的《昆兰手稿》（或称“死海古卷”），这些以古希伯来语和亚兰语书写的文献，证实了《旧约》古代译本（尤其是《七十士译本》[29] ）的可靠性，以及将《旧约》从《七十士译本》的古希腊语重建为古希伯来语的准确性。 这意味着我们拥有一个古老而可靠的历史来源，其中包含了后来应验的关于未来具体事件的预言。如果从所谓的《圣经》“平行经文” ——即新约与旧约内容一致或相互呼应的经文——中，剔除所有涉及道德诫命或价值判断的对应内容（反对者可能会说这些内容只是从古代文本中抄录而来），那么剩下的便是关于真实事件和人物的信息，这些信息纯粹属于“预言”这一文类。 例如，关于基督（弥赛亚、以马内利）在伯利恒诞生、从埃及归来，以及施洗约翰的信息。 更何况，基督作为真实历史人物的存在这一事实，已得到历史学、考古学以及现存地名（城市、河流、湖泊、山脉等）的证实。 这一简单的推论促使我们将《旧约》（众所周知，它被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所认可）视为历史来源予以认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必须转变为神学家。 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清晰地看到，在道德教义方面，纯粹的科学兴趣与“启示”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我们应该关注的是那些可以通过科学手段或健全的逻辑推论加以验证的论断所涉及的信息。
在寻求解答上述关于最古老民族、其他民族及其民族学发展阶段历史起源的问题时，《旧约》中的哪些信息可能有所裨益？当然，就是关于原始民族在巴别塔事件中由上帝所创造的信息。 《圣经》向我们指明了各民族的起源时间，即它们是由当时仅说一种语言、人类整体中数十个氏族所形成的。丹尼列夫斯基本人针对历史学界已知的、后来形成了立国民族和各种文明的部落，写道：“…… 部落并非遗传上独立的单元，而只是随着千年的流逝而逐渐独立出来的群体，它们不仅获得了独特的外在特征，还形成了独特的精神结构”（《俄欧》6:6）。 令人费解的是，丹尼列夫斯基并未援引《圣经》中关于民族创造的记载，尽管在其著作中处处可见他对人类被造的信仰与确信。 显然，这位思想家希望避免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被指控为神权主义，因为这将阻碍该理论从纯粹科学角度的研究与传播。以下言论对此予以印证： “属与种的关系完全独立于我们与‘种’这一概念相联系的遗传观念，即无论我们是否将‘种’视为某种遗传上独具特色、直接被创造出来的存在，抑或是随着时间推移、在外部环境影响下逐渐分化、独立出来的存在” （《俄欧》6:5）。显然，丹尼列夫斯基旨在提醒未来的唯物主义批评者：他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所有论证，完全符合其不承认“创世”的唯物主义立场。 关键在于确认由具体有机体构成的物种客观存在，并承认“属”这一概念是纯粹科学的、抽象的、脱离具体物种的，它依据一系列共同特征将若干物种归入同一属。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人类是一个属的概念，而民族则是物种的概念。由此可得出结论，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是一种人为的科学体系。
丹尼列夫斯基或许意识到，他的全部创作都源于基督教的世界观，他将其作为基本的方法论范式（自然体系）加以运用，但在某些地方并未明确指出这一点，而仅止步于提出问题或作出明确的保留意见。 例如，在论述各部落的独特特征时，丹尼列夫斯基在“这些部落特征，无论其最初原因如何，都体现在语言中（这种语言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 （《俄欧》5:25）中，他明显暗示部落特征未必是进化的结果，其根源可能在于造物主的干预。 通过科学途径理解“民族衰老”的原因是不可能的：“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如何会衰退，这完全无法解释，因为社会由不断更新的元素，即个体组成。 然而，历史无疑表明情况确实如此，而且并非源于任何外部原因，而是源于内部原因”（《俄欧》7:10）。文中援引了人体衰老的类比：“……个体由不断更新的元素构成”（《俄欧》7:11）。 “那么，为什么这些新粒子比旧的更差，或者彼此结合得更差，相互位置更不协调，以致于它们活动的总体效果对整体而言更不利呢？这同样难以解释，正如难以解释为什么在构成社会躯体的不可分割粒子不断更新时，这些粒子会丧失其卓越的品质。 因此，在两种情况下，产生并结合这些元素的原则——无论是人类或一般动物的，还是社会躯体的——本身都在老化」（《俄欧》7:11）。
与此同时，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形态学原则[30] 是自然界中的理想”（《俄欧》6:72），而“动物和植物有机体结构的形态学定律对我们来说完全未知”（《俄欧》12:19）； 并以其特有的洞察力指出，“在牛顿定律中，唯有引力的本质本身难以理解（《俄欧》6:40），即‘社会现象不受任何特殊力量的支配，因此，除了一般的精神法则外，也不受任何特殊法则的支配。 这些法则在社会形成形态学原则的影响下，以特殊的方式起作用”（《俄欧》6:74）。 所有这些言论的潜台词只有一个——所有社会现象（民族）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上帝！由此仅一步之遥便可抵达神圣启示的真理之一，它恰恰向我们见证了上帝在民族创造中的这种“最理想”的参与， 其意义在整个《旧约》前史的语境中，恰恰在于：从单一的人类中创造出众多民族，以此作为难以逾越的障碍，阻止人类重新回归到那种易于犯罪的状态——这种状态曾一度迫使造物主介入（大洪水， 巴比伦民族的形成及其分散——第二次干预）。 我们有理由推测，那些载入编年史、并由此形成了具有特定文化历史类型的立国民族的部落，是那些在巴比伦大混沌时期所创造的那些原始民族的进化性融合。这里所指的时间是何时？《圣经》年表显示大约是公元前29至28世纪。[31] （距世界创世亦为同等年数）。 作为最古老文明的埃及，其有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0至29世纪；中国文明则始于公元前20至16世纪。其余所有文明都更为年轻。 由此可见，人类历史地缘政治时期的《圣经》编年史与科学编年史几乎完全吻合[32] 。人类作为由各民族组成的整体，其历史总年龄约为5000年。因此，文明论哲学研究中科学关注的起始时间界限可大致定为公元前30至29世纪。 上界则是当下与未来，对未来的预测正是文明论哲学的任务之一。这是人类地缘政治史的时期，即人类被划分为各个民族和文明的历史时期。
文明论哲学与基督教的世界观（实际上是范式）相契合。 某些东正教作家完全忽视了《启示录》中的见证，即洪水之后的人类被划分为各个民族（族群）是出于神意的安排，并指责丹尼列夫斯基将导致国家形成民族及各种文明诞生的后续社会演化的根本原因， 正是这些民族本身，而非宗教。
此类作家错误地将某种宗教而非民族文化要素视为首要的文化形成力量。鉴于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并未明确宣称其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发现与《圣经》中关于民族创造的启示相一致， 我们试图证明，他的全部学说正是建立在基督教教义之上的，其根本前提是：唯有上帝才是“社会形成形态学原理”及其历史运动规律的根本原因。 基督教的出现本身并非将人类命运划分为“之前与之后”的那个事件： “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任何能够将全人类的命运划分为不同阶段的事件；因为迄今为止，严格来说，从未发生过任何一次同时性的全人类事件，而且，恐怕将来也永远不会发生”（《俄欧》4:13）。如果谈论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时期内的事件，这一点绝对正确。 但这一时期本身却始于一场全人类性的事件，该事件将人类的命运划分为两个独立的时期：宗教时期（即教会时期，如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所著[33]所述）以及双重历史时期——宗教与地缘政治（按德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的说法即公民）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时期”这一概念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调和了进化唯物主义与进化社会学两种历史研究范式。前者虽源于生命与人类进化起源的教条，但终须承认，在某个时期，由血缘关系联结的个体人类逐渐形成。而进化社会学概念在文明论哲学框架下，则以人类及民族的创造为出发点。 因此，两者的差异仅在于对民族出现时间的看法，而共同点则在于承认民族的族群—文化—历史演变，以及人类历史中存在地缘政治时期，即人类分裂为各民族和文明的时期。 正直的唯物主义学者承认，世界历史的主体并非单一的人类，而是各民族及文化历史类型（文明），这一事实至少重新提出了关于其发展规律本身的问题。 文明论哲学通过提出人类历史地缘政治时期的整体图景，揭示了这些规律的本质。
世界历史中的宗教时期——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 伊斯兰教）所见证的，当时人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尚未分裂为各个民族，既无“洪水前”也无“洪水后”之分，且使用同一种语言，这一时期可称为人类历史的“前地缘政治时期”。 这一时期首先是神学研究的对象：通过阐释《启示录》的见证，它为我们呈现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完整图景，并向我们提出了关于其发展方向的根本性问题。并给出了答案：人类正不可阻挡地朝着在假基督统治下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方向前进。 但这种统治将短暂，并以世界末日（可见世界的终结）告终，同时迎来新创造与复活（在短暂的后地缘政治时期之后）。
探讨纯粹的神学问题并不属于文明论哲学的范畴。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关于任何文化历史类型（从萌芽到达到成熟状态（文明），再到衰老与消亡）的历史生命具有有限性的观点，与关于整个人类宗教（教会）历史乃至 ——可见世界的有限性。基督教教义不仅主张人类生命的“有限性”，更主张整个物质世界、整个可见世界的有限性。文明论哲学与这一理念完全契合[34] 。 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并未如此提出这个问题：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尚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是世界历史舞台上最后登场的文明（且成功以一个大国——俄罗斯帝国——的形式保持了政治独立）。 如今，《俄罗斯与欧洲》首次出版已逾150年，我们显然看到，新的文化历史类型已无从产生。 我们已在下文（俄文明学 6.24）将这种无法产生新类型的现象论证为文明论历史哲学定律。 世界历史即将上演的戏剧将在不同文化类型之间展开，其中一些已经跨越了文明阶段，另一些正处于文明阶段，还有一些则处于国家阶段。但所有类型都面临着同一个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后文明阶段，以及在那个正执着地敲响我们大门、名为“世界政府”的实体统治下，不可避免地融合为一个统一的人类共同体。毫无疑问，当今这一历史性全球化进程中显而易见的“文明领袖”，是由美国领导的日耳曼-罗曼（西方）文明： 它摒弃了基督教，选择无神论和撒旦教作为其宗教，距离基于LGBT反价值观、恋童癖、摧毁传统家庭制度等内容的不道德主义意识形态，仅一步之遥，即将强行推行公开的撒旦崇拜。 在该文明的疆域内，包括乌克兰在内，上述现象与趋势已达到空前盛行：美国精英阶层已公开宣称，俄罗斯必须被摧毁，因为它是东正教国家且反对LGBT。 这些变化的根源在于长期进行的普遍化（全球化）进程，即世界文明与各民族在西方价值观基础上向共同世界文化迈进：英语已成为国际交流语言，服装——至少在政治精英中——已趋于同质化 （阿拉伯国家、印度仍在坚守文化防线），生活用品（住房、家居家具、餐具等）也正朝着这一方向演变；生活方式本身（居住——通勤到外地工作——休息）正变得普遍； 人民生活中的政治领域正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趋于统一；社会经济、美学艺术、科学、技术工业领域亦是如此。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那条“红线”究竟在哪里？一旦跨越，世界将“自动”滑向彻底抹平民族、文化和历史差异的方向，随后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时期——即以独特文明和民族形式存在的时期——便将终结？ 文明论哲学对此给出了明确的答案：这条红线就是世界历史地缘政治时期的主要主体——俄罗斯、中国、印度——丧失政治独立，此后所有其他民族国家都将被强行迅速降格为“民族志材料”。 “世界政府”究竟将仅由西方文明的精英组成，还是会吸纳那些支持世界历史全球化趋势的文明精英，抑或是其他民族中的民族叛徒[35] ，我们今天尚不得而知。
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众多与研究世界历史（多极世界）中历史运动多样性保存程度相关的问题——包括宗教、政治、美学与艺术、科学理论、技术与工业、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应成为文明论哲学关注的焦点。 鉴于当今众多学科都在研究这些领域，因此从普遍哲学的角度研究这些学科的成就已成为现实需求，而这正是文明论哲学应当承担的任务。
在第二章中，我们将“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视为一种新的认识论， 我们已阐明：即便只是粗略审视自然科学的历史与现状，也会引发一个根本性问题——科学根本无法揭示可见世界的解释性原因；而对这种“不可能”的解释，只能是承认：万物形态（生成）原则的基础，乃是理想之源——上帝。
除上述论述外，还需指出，物理学中的“能量”概念是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础概念。但物理学中的“熵”概念同样完全属于该理论范畴。
1.6.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有机历史哲学，完全可以被视为关于社会、文明及人类的熵理论。
文明论哲学及其历史哲学分支，与唯物主义哲学相对立——后者在日常生活层面被绝大多数人类奉行，而西方文明则几乎全员信奉。 这一世界观的基本主张很简单：物质是永恒的、无穷无尽的；人类、文明和民族是永恒的；而人并非永恒，死后没有生命。 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历史的扭曲，这种“日常哲学”在俄罗斯也取得了胜利。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最高形式的文明论哲学，其任务在于将古罗斯基耶夫和莫斯科时期祖先所拥有的客观世界图景重新带回社会。 我们敢断言，若不客观地评估历史与当今科学的现状，便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现代人已被对科学全能的信仰所奴役——这种信仰具备新宗教的所有特征，而自然科学的实际成就却完全明确地证明了相反的事实： 科学认知的局限性，以及从根本上无法找到宇宙起源的解释性原因。
文明论哲学论点的系统性发展，使我们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科学哲学世界图景，并凭借其独特的认识论，洞察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在历经五个发展阶段时的普遍规律，以及可见世界（物质）结构中诸如能量与熵等基础现象的统一性。
什么是能量？让我们试着用“自己的话”来定义这个相当复杂的概念。 能量是可见世界的属性，它决定了可见世界处于某种非平衡状态：其中一部分处于激发状态（如太阳），并影响周围的物体；另一部分处于被动状态，但在受到特定作用时，可能会开始影响周围的空间 （例如处于静止或燃烧状态的木柴、石油、天然气），而可见世界的第三部分则处于分散状态，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影响周围环境（例如燃烧后的木柴、石油、汽油或天然气的产物）。 需注意：此处所指为特定类型的影响——即表现为产生功和热量。燃料燃烧后的散逸产物已无法再产生功和热量。 例如在内燃机内部燃烧时，可燃物质虽能产生功，但其部分内能会转化为热损耗，因为无法将燃料的内能完全转化为功。 所有这些过程都由热力学定律所描述，这些定律最终是能量守恒定律作用的一种表述形式，该定律最初是在刚体运动力学中提出的。其精髓在于：能量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它只能被转化，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利用它，因为它本就存在！
在思考可见世界时，若不将视野分散到天文学所揭示的 ，而仅将视野局限于我们所在的银河系，甚至更好——仅局限于太阳系的空间内（毕竟，要想象距离地球数千光年的恒星如何影响我们， 我们终究是无法想象的），那么我们便能轻易看出，主要能源是太阳能量，其次是碳氢化合物矿产的能量、若干放射性元素的能量，以及地内过程产生的能量。 显然，如果太阳系是一个封闭系统且无法从外部获得任何能量，那么该系统内部的能量终将耗尽，因为能量具有从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化的特性：即从部分物质的高能态，向大部分物质的散态转化，而后者已无法对“邻居”产生影响。 热力学中，将这部分已转化为无用散态的高势能“旧能量”称为熵。熵的概念通常通过“混沌”这一概念来阐释。关于太阳将在50亿年后面临的“热寂”理论 ，针对整个宇宙、整个可见世界也存在类似的理论。整个可见世界（宇宙）将在熵定律的作用下达到平衡状态——这是宇宙能量不可逆的散逸过程，最终将转变为均匀分布的状态。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可见世界将不再“可见”，因为观察者——人类——将会消失。
人类无法学会创造能量，只能寻找、利用并消耗其成果。科学技术进步及其成果应用的本质是寄生性的：人类准备耗尽所有能源资源，甚至包括那些旨在维持消费水平不降的所谓“可再生”资源[36] 。
人类已融入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退化-熵增”式能量消散过程，学会了捕捉能量并将其转化为物质与智力成果——如城市、道路、水坝、 工厂、轮船、科学理论与技术知识等物质与智力成果，却未能学会创造能量。 这一源自自然科学“成就”的哲学观察，不可避免地将我们引向人类存在终结的结论——这不仅是因为宇宙中现有能量的有限性（这对我们而言还算乐观，因为这将把人类的存续期限推迟数十亿年）， 但首先，是因为人类自身“捕捉”这种外部能量并将其转化为有益于自身的活动这一创造性过程的能力。各民族与文明的历史，应当呈现出与我们在宇宙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生命自然界中所观察到的同样的熵增过程。
有机世界是由各种生物体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的生命最终都建立在利用太阳能的基础上：有些生物体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转化为植物生物质，另一些则能将其作为食物利用等等。 但每个生物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最终以死亡告终。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民族与文明的生命与任何生物的生命一样具有终结性，这不仅源于外部原因——征服（类似于处于食物链更高层级的生物将另一生物作为食物），也源于内部原因——衰老与自然死亡。
基于对已完成完整历史运动周期的文明进行评估，文明论历史哲学得出结论：蕴藏于“民族根基”中的民族文化发展密码具有特殊属性，这种属性决定了其必须经历完全确定的发展阶段（正如任何生命体一样：从诞生到死亡）。并由此提出一个合乎规律的问题：什么，或者谁，是某个文明、某个民族的“民族能量”的载体？
丹尼列夫斯基为我们指明了寻找该问题答案的方向，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指出的：民族能量的载体是那些因血缘、语言、文化、教育等而团结在一起的具体个体 这些个体共同构成了民族，而人类能够意识到自身归属感的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便是文化历史类型或文明。 在此，我们特别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是：我们基于“能量”和“熵”这两个宇宙基本范畴所构建的逻辑框架，将我们引向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文明论历史哲学）关于“民族根基的能量”（丹尼列夫斯基术语中的“社会创造力”）作为历史驱动力这一论点，同时也指向了古米廖夫的“激情理论”。 我们只需引入“激情家—创造者”这一概念，因为正如古米廖夫所充分证明的那样，在社会的特定时期，那些将无穷能量导向破坏性方向的人也可能成为激情家。 古米廖夫界定“激情者”的主要标准是：为了实现由强烈渴望所决定的目标，愿意做出自我牺牲。这些伟大人物的渴望，远非总是与国家-文明的民族利益相一致[37] 。 古米廖夫指出，为了国家的繁荣，社会中“激情者”、和谐者与“次激情者”的比例必须保持合理。在此基础上，古米廖夫在其《激情理论》中运用了“能量”这一概念。
文明论哲学在古米廖夫的创造性遗产基础上进行了深化，从中汲取了关于激情性的学说，并通过“创造型激情者”和“破坏型激情者”的定义，具体化了“激情型人格”这一范畴。 由此，国家治理的主要任务得以确立：它不仅应致力于发掘激情创造者（即精英、最优秀的人才），更应首先致力于培养他们。 人民生活各领域的组织架构都应服从于解决这一任务：每个领域都应培养国家精英，其中能力主义者的比例应占主导地位。在此，“民族精英”这一范畴不仅应包括社会中在各领域地位较高的部分，也应包括任何职业和行业中广大公民的优秀分子。一个个体是否有资格属于精英阶层，其主要标准在于其是否具备在精神本性中积累知识、劳动技能，并培养劳动意志的能力，即为民族和国家的利益，积累创造性的能量并加以有效运用。
“激情者（源自法语 passionner——‘吸引、激发、点燃激情’） ——在激情型民族起源理论中，指那些天生具备从外部环境中吸收能量（其量远超个人及物种自我保存所需）的能力，并将这种能量以有目的的工作形式释放出来，从而改变周围环境的人。 “根据某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可以判断其激情程度的高低”[38] 。
因此，源于文明论哲学的国家治理任务，在于创造条件，将来自外部环境的分散发展能量——不仅包括本文明，也包括其他文明（首先是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发展领域）——汇聚于民族内部。 这一任务可以进行质与量的形式化表述。但解决该任务的首要条件，是向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层面实现质的飞跃，即国家原则上放弃对所有社会进程的人为干预等。 解决这一课题将使历史运动得以在遵守“社会创造力能量节约定律”的前提下推进，从而延长我们所处的这一文明历史阶段。
某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丹尼列夫斯基在历史哲学领域的发现抱有居高临下的怀疑态度，指出他并非哲学家，而是一位“生物学家”（言下之意是“仅仅是个生物学家”）。这种傲慢既不恰当，也大错特错。 扎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尤其是实践应用）赋予了丹尼列夫斯基显著优势，当他那求知若渴的头脑将目光投向历史发展层面时，他将历史视为一门科学，认为它与所有自然科学一样，拥有自己客观的研究对象。 掌握了研究有机世界的科学所使用的基本范畴，如“物种”（由具体存在的生物体组成）和“属”（由亲缘物种共有的若干特征构成的集合，作为抽象概念而存在，在自然界中没有具体生物体的体现）， 丹尼列夫斯基轻易地看出了按年代划分世界历史——将其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这一惯常分期法的荒谬性。对于一位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来说， 显而易见的是，欧洲学者将人类视为世界历史的真实主体，仿佛它是“单一”的整体，却完全忽略了人类是由各个独立的“物种”——即各民族——所组成的。其中一些民族构成了文化历史类型，而相对于它们而言，人类只是一个抽象的属概念[39]。为了证明这一点，丹尼列夫斯基不得不制定一系列关于任何科学发展的命题，这些命题可以被称为“科学自然体系理论”，并将这一理论应用于评价“历史”这门科学。
首先，我们应当考察丹尼列夫斯基对“真理”这一概念的定义，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的哲学世界观：“真理是对存在之物的认识——即认识其本然的存在状态”（《俄欧》6:19）。
真理是人类有意识（科学）活动的范畴：“因此，这一概念包含两个要素：外部要素——不是真理，而是现实，它当然不仅独立于民族，而且独立于人类；以及内部要素——这种现实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 如果这种反映完全准确且完全完整，即如果其中没有遗漏现实的任何特征、任何细微差别，没有扭曲任何特征，也没有增添任何特征，那么这种完美的真理当然也不会带有任何民族性或个人性的印记。 但在人类意识中，这种对现实的映射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的；正如镜中不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物体的影像：它不附带任何不属于被映射物体、而属于映射镜子的特性。 因此，我们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真理要么是片面的，要么或多或少掺杂着谎言，要么两者兼而有之」（《俄欧》6:19）。暂且搁置丹尼列夫斯基关于研究者民族性、个人品质等意义的论述。 对我们而言，当前重要的是通过现实存在于我们意识中的反映，来阐述科学认识现实的规律这一方法。该方法基于以下前提：1) 我们能够通过感官直接观察，或借助发明出的仪器和实验所观察到的外部世界，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 2) 对外在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认识虽有可能，但永远不会是完整的、无误的，而只能是接近对其真实存在的感知。
为了阐明科学领域中认知过程的运作方式，丹尼列夫斯基从自然科学中引入了“科学体系”这一概念，其含义为“某门科学所达到的完善程度，以及对其研究范畴内对象或现象的理解程度”。 丹尼列夫斯基使用“科学体系”这一范畴，意指“科学内部体系”，表现为“根据已知科学范畴内对象或现象的相互亲缘性及其实际相互关系，对其进行排列与分组”（《俄欧》4:5）。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天文学发展的例子来阐释“科学体系”这一概念，因为其研究对象简单明了。
天文学的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天体，对其位置的设想“不能是任意的，而必须完全符合它们之间实际存在的关系”（《俄欧》4:5）。最初，科学家们认为太阳、行星和月亮围绕地球旋转（喜帕恰斯体系）。随着新研究的不断深入，积累的实证资料（天文观测结果）开始与这一科学体系相矛盾。 但人们远非立即就放弃了它：“人们对这一理论进行了修改，认为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紧随其后的是围绕地球旋转的行星，或者说，不仅离太阳最近的行星如此，而是所有行星都如此旋转。 其中第一种观点又被附加了本轮体系而变得更加复杂」（《俄欧》4:5）。此后，人们不断完善这一被接受的科学体系，试图使其适应科学事实的要求——随着观测仪器等技术的进步，这些事实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结果，丹尼列夫斯基所称的“人工”科学体系崩溃了，“关于地球居中的错误观念被哥白尼的‘自然’体系所取代，即每个天体在天文学家心中都被置于其应有的位置，现在可以测定这些天体与太阳的相对距离； 而比较同一行星在其轨道不同点与太阳的距离、比较其在不同距离下的运动速度，以及比较不同行星的公转周期与距离——这些比较最终得出了三条凯普勒定律，这些定律是宇宙运行的准则，若非借助哥白尼体系将各天体置于其真实位置，任何智力上的努力都无法从海量事实中提炼出来， 尽管这些数据在数量上已足够，且精确度也足以满足这一目的，但若非借助哥白尼体系将它们各自置于应有的位置，这些定律便无法被发现」（《俄欧》4:7）。发展关于“科学自然体系”的概念，“这一任务落在了狭义上的自然科学，即植物学和动物学身上。 “待研究的对象数量极其庞大，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其进行系统化的必要性，进而需要对它们的特征进行最细致的观察，以寻找分类的依据”（《俄欧》4:6）。 “事实证明，所有这些形态都根据其亲缘关系程度（即其相似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关系程度），被划分为特定层级的组群，即植物或动物界中的属、科、目、纲，最终是门。” 但尽管“自然系统”这一概念本身是由植物学和动物学提出的，“它无疑并非这两门学科的专属，而是所有科学共同的财富，也是其完善所必需的条件”（《俄欧》4:6）。
因此，丹尼列夫斯基从自然科学中借用了“自然体系”这一概念——即作为科学对象（现象）的分类体系，反映其真实相互关系—— 丹尼列夫斯基将其要求应用于“历史”这门科学，并正确地认为，这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因为它同样是我们意识中对现实存在的反映（在此情况下——是人民、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
“让我们看看历史体系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自然体系的基本要求。首先我将列举这些要求，这些要求理所当然也应是健全逻辑的要求。
1) 划分原则必须涵盖被划分对象的全部范畴，并作为其最本质的特征融入其中。
2)同一组内的所有对象或现象，彼此之间的相似度或亲缘关系，必须高于与归属于另一组的现象或对象之间的相似度或亲缘关系。
3)各组必须是同质的，即连接其成员的亲和程度在同名组中应保持一致」（《俄欧》4:7-10）。
在阐明科学自然体系的要求后，丹尼列夫斯基对世界历史科学中普遍接受的体系做出了精辟的评价：
“按年代划分世界历史”的原则完全不符合“自然体系”的第一条要求。古代历史涵盖了罗马帝国被日耳曼部落征服而覆灭之前的时期。 （罗马帝国的崩溃，公元476年——一个分水岭事件。[40] ）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问题：原则上是否可能存在某一个历史事件，其重要性对所有民族而言都如此之大，以至于能够将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与另一个时期区分开来： “为何这个帝国的覆灭，将早已消亡的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命运，与仿佛罗马从未存在过般继续存续的印度和中国命运，归为同一类现象（与另一类相对）？ 简言之，西罗马帝国的覆灭——无论其本身多么意义重大——是否构成了一种能够涵盖整个可划分领域的划分原则？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并非因为原则选择不当（所选的已是最佳方案），而是因为根本不存在任何事件能够将全人类的命运划分为任何部分；因为迄今为止，严格来说，从未发生过任何一场同时影响全人类的事件，而且，恐怕永远也不会发生。 （《俄欧》4:13）。
现行的世界历史体系也不满足自然体系的第二个要求： 整个罗马文明的历史被归入了古代史，而它与近代欧洲历史的亲缘关系，远比与同属一组的埃及、巴比伦和亚述历史更为密切；然而根据自然体系的要求，它本应与其他所有已消亡的文明具有更多相似性，而非与其他组别的现象[41] 。 但罗马的历史与中世纪及近代欧洲的历史更为相似。
现行的世界历史体系也不满足“自然体系”的第三个要求：被归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这三个组别的现象，其亲缘程度应当相同，各组应当具有同质性。 但实际上，这甚至连近似程度都达不到：“一方面，古代历史组将埃及、印度、中国、巴比伦与亚述、伊朗、希腊、罗马等国家归为一类，而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我们却看到，同一个日耳曼—罗曼民族的发展阶段被归入不同的组别，即所谓的‘中世纪’和‘近代’，而这两者显然代表着同一类现象，因为近代历史要么是中世纪所奠定基础的发展，要么是在同一环境中对其进行的否定与摒弃」 （《俄欧》4: 14）。
2.4. 世界历史应按文化历史运动的类型划分，而非按年代划分
历史科学中建立“人为体系”的主要原因在于，历史学家犯了与植物学和动物学同行同样的错误： 学者们基于一个错误的范式，该范式将植物界视为统一整体，并将其呈现为“逐步发展与完善的阶梯”（《俄欧》4:18）。
直到人们认识到有机世界并不存在任何普遍的统一性，而是由不同类型的组织构成，植物学和动物学才最终形成了自然系统： “这些类型并非生物渐进完善之阶梯上的发展台阶（所谓层层递进的等级），而是截然不同的层面，在这些层面中，生物通过各自独特的方式，实现了其可及的形态多样性与完善性， ——这些方案，严格来说，并没有共同的基准，无法通过将其归入该基准来对不同类型的生物进行比较以确定其完善程度。严格来说，这些是不可比的量”（《俄欧》4:18）。 因此，在植物学和动物学中确立了有机世界对象的自然分类体系，该体系满足了其全部三项要求：首先区分了组织类型，然后在各类型内部根据组织完善程度的差异进行划分。
2.5. 任何科学发展的五个时期。科学的普遍理性法则与哲学发展的新前景
丹尼列夫斯基以天文学为例，开始探讨所有科学共有的五个发展阶段（相）： 初级事实收集期、人工体系期（希帕恰斯的地心体系）、自然体系期（哥白尼的日心体系）、特殊经验定律期（开普勒定律）、普遍理性定律期（牛顿定律）。
“但事实的数量不断积累，已无法一览无余。此时便产生了将它们建立某种相互联系、纳入体系的迫切需求”（《俄欧》6:37）。 对任何科学对象（实体）的首次系统化尝试，通常都会形成“人工体系”，因为很难立即找到一种能够涵盖所有可划分领域的原则来对积累的事实进行分组。 但正是从“人工体系”时期开始，研究活动才获得了“科学”这一崇高称号，因为此时收集的事实已按照特定的系统化原则进行了分组。 人造科学体系会强行将那些无法纳入其中的事实加以调整，直到大量“不合时宜”的事实从内部瓦解了既定的系统化框架。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自然体系，其中收集的事实与之并不矛盾。
丹尼列夫斯基将天文学的“内部发展进程”划分为五个时期，并将其命名为“前喜帕恰斯时期”、“喜帕恰斯时期”、“哥白尼时期”、 开普勒时期和牛顿时期，丹尼列夫斯基对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了综述，这一综述值得我们仔细关注和研究，因为这位思想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当科学达到“普遍理性法则”时期时，其主干认知过程便会终结。
“它[‘普遍理性法则’时期——编者注]标志着科学的终结。再无前路可走。 当然，还可以通过新的事实发现（新行星、彗星等）来扩展和丰富科学，改进计算方法，将基本定律推导至最细微的细节，将其领域扩展到其他系统等。 但对于已达到这种完美程度的科学而言，任何革命性的突破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俄欧》6:41）。
这一推论具有重大意义：丹尼列夫斯基为哲学开辟了一条完全独立的发展道路：
“在哲学意义上，唯一可能的进步，在于对普遍理性法则进行这样的概括，从而将其与另一类现象中、另一门独立科学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普遍理性法则联系起来”（《俄欧》6:41）。
丹尼列夫斯基并未给我们留下对自然科学普遍理性法则的这种比较性概括评价。但他撰写了一篇关于若干科学发展的概述，旨在界定其发展阶段。 由此，我们看到了“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预测潜力的生动例证：在回顾化学发展史后，丹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认为他所处的时代化学尚未进入“普遍理性法则”阶段，并预言该法则即将被发现。
这一发现由我们的同胞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完成，他创立了化学元素周期表（“门捷列夫表”）[42] ，而这一事件发生在1869年——也就是《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出版的同一年。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理论正确性的标准。 在此案例中，实践向我们证明了丹尼列夫斯基所提出的“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是正确的，他运用该理论评估了化学、物理学、植物学、 动物学、矿物学、地质学以及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并向我们提出了研究科学“内在历史”的理念，旨在揭示其发展程度，辨明“普遍理性法则”的时期，同时提出了对自然科学普遍理性法则进行哲学阐释的任务。 由此，丹尼列夫斯基将哲学回归到其发端——即希腊时期的起点：回归对自然与人的认知。
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一种根据科学性质的主观性或客观性标准对科学进行分类的方法。主观科学是指那些没有外部对象的科学，“其本质上是对人类思维过程本身的阐述；唯有数学和逻辑属于此类”（《俄欧》6:70）。 其余所有科学均属客观科学，因其致力于研究真实存在的现实。丹尼列夫斯基将这些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 这一方法论的基础在于思想家的哲学世界观：唯有那些 “以普遍的世界本质为研究对象，而不受其所呈现的特殊形式所限。此类普遍的世界实体共有三种：物质、运动和精神」（《俄欧》6:71）。
化学致力于研究物质，物理学的对象是运动。至于精神的研究，本应由形而上学来承担，但丹尼列夫斯基却将其位置让给了心理学： “要使对精神规律的普遍研究成为可能，至少需要存在若干精神实体，以便能够剔除（排除——编者注）其中偶然的成分（即取决于精神与物质结合方式及该物质组织形式的部分），将其与作为精神而本质上属于精神的事物区分开来。 但我们只知道一种精神实体——人」（《俄欧》6:71）。
也就是说，由于仅存在“人”这一种精神实体，因此无法直接研究精神（灵魂、意识）[43] ，也无法在脱离“精神与身体（物质）结合的形式”的情况下，揭示精神（意识）存在的规律。 这便引出了关于“心理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的问题：其研究对象恰恰是揭示这种精神与身体结合的模式、方式和形式。 由此可见，各种精神疾病的形式都与“精神与物质结合模式”本身的紊乱有关。丹尼列夫斯基为我们指明了思考“心理学”、“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这一课题的方向，而现代科学界对于这些领域尚无共识。 丹尼列夫斯基提出这些深刻的见解（可以说属于科学方法论领域），仅是为了证明任何科学都具有民族性，并向读者展示“心理学向我们呈现了那些无法归入物质及其运动规律的现象。 因此，我们整个知识领域所遵循的所有原始、独特的规律，只能从三门科学中汲取：化学、物理学和心理学」（《俄欧》6:71）。
唯有作为普遍（或理论）科学的化学、物理学和心理学才能构建普遍理论，因为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物质、运动和精神。所有“其余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仅限于物质和精神力量及规律在形态学原则影响下的变异…… 形态学原理是自然界的理想……而其余科学只能寻找局部规律，这些规律适用于按自然体系排列的、范围或大或小的物体或生物群，但绝不能仅凭自身解释它们的全部（《俄欧》6:72）。
2.7. 自然科学中的民族性与社会科学中的民族性：科学并非文明的同义词
无论科学在其发展中达到何等巅峰，科学都不是文明的同义词。 正是对“超民族性”的信仰——甚至包括自然科学，它在其发展中据称已突破狭隘的民族框架，步入“全人类”历史舞台的广阔天地——构成了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即只有科学技术进步才是进步的唯一形式： “现代科学是一种如此宏伟的现象，以至于在它面前，生活的其他方面似乎都失去了其重要性。从这种视角来看，科学（尤其是关于自然的实证科学）仿佛吞噬了整个文明，成为了它的同义词。不仅如此：凡是不符合这种科学的一切，都构成了阻碍， 如同阻碍进步进程的砝码与重担」（《俄欧》6:14）。丹尼列夫斯基驳斥了这一观点，系统阐述了人民生活的这四个领域对社会和国家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思想，并证明进步可以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实现。 这位俄罗斯思想家列举了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门学科都具有“民族性”的有力证据，指出在基础科学中，或者在科学高度发展到掌握“严谨的研究方法”的情况下，民族性的作用仅限于“阐述方式和研究方法的选择，如果存在若干可适用的方法的话”。 随着科学对象的复杂化——这种复杂化限制了精确方法的引入——民族性的作用便随之增强。此类科学即社会科学，它们不具备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精确研究方法[44] 。正是各民族的精神结构决定了选择从事哪一门科学。 “社会科学最具民族特性（或者，至少为了其成功发展，理应如此），因为在此，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具有民族性”（《俄欧》6:76）。这意味着，“普遍社会理论”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这一结论对于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这个历经苏联时期的文明国家——至关重要。苏联时期建立在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设定之上，恰恰属于“普遍社会理论”的范畴：即共产主义，这种设定曾被视为全人类未来的正确方向。这是“人类大同”这一普世全球主义理论的最初形态。 如今，我们正经历着第二种全球主义形态——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冲击，而要对抗它，唯有依托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形式：文明论哲学，其所有必要特征皆蕴含于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之中。
2.8. 历史科学发展的五个时期：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哪些法则属于第四（“开普勒式”）时期，哪些属于第五（“牛顿式”）时期？
丹尼列夫斯基在提出“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后，将其应用于“历史”科学，并指出在他那个时代，历史科学正处于“人工体系”时期，该体系将“统一的人类”视为历史运动的主体，因此犯下了“视角谬误”，将年龄作为划分历史的主要原则。 丹尼列夫斯基成为了“历史科学”的阿波罗，因为林奈的话适用于他：“谁若能为科学引入完全自然的体系，谁就是伟大的阿波罗”（《俄欧》4:6）。 正是这位俄罗斯思想家将“历史”科学提升到了自然体系的层面，他洞察到按文化历史类型划分历史的优先性，而非按年代划分。
将“科学自然体系”理论应用于历史科学，如今不仅要求确立以“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历史科学的第三个“哥白尼时期”）为形式的科学自然体系——该理论取代了最初按年代划分世界历史的“人为体系” （继第一阶段“原始事实积累”之后的第二阶段“希帕克时期”），而是根据发展类型进行划分；同时，还需回答以下问题：哪些历史运动规律属于历史科学发展的第四阶段“开普勒时期”，哪些属于第五阶段——即“普遍理性规律”时期（“牛顿时期”）。 当然，前提是历史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已达到第四和第五时期。
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立刻又引发了一个新问题——关于历史科学本身的对象：历史研究的对象仅仅是那些被理解为“事实”（即行为）的事件——由某人、在某地、于某时所发生——还是还包括对这些事件的解释，也就是历史发展规律本身。 遗憾的是，历史著作往往不仅包含编年体（即纯粹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叙述，而是直接从“作者”的视角进行记录，而这种视角正是具体学者所秉持的“历史哲学”。 在更晚的时期，我们观察到历史著作政治化的过程，即它们被调整以符合当权者对历史的看法[45] 。
当然，不能要求历史学家完全摒弃对历史事件的个人评价，但其专业活动的核心应是研究、认知并按时间顺序叙述真实的历史事件。而这恰恰是最困难的。 历史学家本人可以也应当成为历史哲学家（史学哲人），但此时他必须下功夫研读现有的历史哲学体系，并向读者公开表明自己的历史哲学立场。只有这样，读者才能区分历史的编年史与对其的诠释[46] 。
在回答了历史研究对象的问题后，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诠释：即历史哲学。显然，丹尼列夫斯基所阐述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中几乎所有定律、论点和主张，都属于特殊经验定律（“开普勒式”定律）。 首先是关于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五条定律：定律1——“语言亲缘性”，定律2——“政治独立性”，定律3——“民族根基的不可传递性”，定律4——“民族文化组成部分的多样性”，定律5——“文明时期的短暂性”。
但历史科学中的哪些定律与“牛顿式”的普遍理性定律相近？这些定律必须具有与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同样的普遍性和不可抗拒性——该定律虽将引力视为所描述规律的根本原因，却无法对其作出解释。 显然，这就是文化历史型历史运动的“有限性定律”。若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中“在有利的外部条件下，民族志阶段和后文明阶段可能无限延长”的论断，还可以提出一个更乐观的名称： 文化历史型进步历史运动的有限性定律。所谓“进步”，我们指的是文化历史型在自身具有特殊天赋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最高成就。 第二种表述与“文明时期短暂性”定律相呼应，但仅是部分相通：这里所指的是，当文明在民族生活的某个领域解决了其进步任务之后，历史运动在后文明阶段仍有可能“无限期”地延续下去。 但这仅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与“历史运动形式符合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定律（…） 具体文明的“民族根基”的愿望与要求（……）以及“社会创造力能量节约法则”（……）——这两者各自单独来看，同样可以被视为所有单个文明所共有的理性历史哲学法则。未来，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自然系统理论”作为文明论哲学的组成部分，要求将其应用于对历史以及所有科学当前状况的评估。 仅需透过“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的视角，对自然科学内部发展史稍作审视，便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物质世界中所有已知现象——如重力、电、磁、电磁、无线电波等——是否可能发现其“解释性原因”。 关于引力，丹尼列夫斯基正是持这种观点（《俄欧》16:4）。古代原子论者主张物质由不可分割的“基本构成单元”组成，这一观点似乎随着17至18世纪化学的发展以及原子的发现而得到了证实。 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物理学家发现了亚原子粒子：事实证明，原子并非不可分割的粒子，其结构与行星系统相似。 不仅如此：对原子结构的研究催生了量子物理学，随后又接连发现了各种微粒，而对这些微粒的研究则引发了一个哲学问题：物质是否在原子结构的深处消失了。 “物质”的概念逐渐被“能量”和某种“场”的概念所取代[47] ，而可见的物质本身不过是它们的外部表现。然而，在对这些现象本身的“终极原因”的理解上，科学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它揭示了众多关于这些现象表现形式的规律。其结果是，人类虽然大量使用各种电器，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却并不理解“它为何能运作”。诚实的科学家只能做出一个假设：所有这些现象的背后存在着某种超验之物——即上帝。正因如此，物理学家中有许多信仰宗教的人，他们甚至将最微小的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称为“上帝粒子”。
“科学自然体系理论”作为一种自然认识论，从普遍哲学的角度系统地应用于对各门科学的历史与现状的评估。它至少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将基督教的宇宙范式作为其方法论基础。 在《俄罗斯与欧洲》出版一个半多世纪之后 ，对我们而言，不仅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或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本身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其整个论证方法论基础也具有特殊意义——正如我们所描述的“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它能够作为文明论哲学分支的“自然认识论”的基础。 关于这一主题，我们将在下文中结合丹尼列夫斯基另一部著作进行探讨，该书被他视为毕生最重要的著作——《达尔文主义》。
III. 《达尔文主义：批判性视角》——丹尼列夫斯基哲学世界观中创世论基础的体现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达尔文主义所解决的问题，其重要性远非任何财产、任何福祉乃至生命所能比拟，不仅关乎我们每个人单独的生命，更关乎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所有后代的整体生命”[48] 。
为何丹尼列夫斯基会如此看待达尔文学说？斯特拉霍夫在《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第二卷的序言中，引用丹尼列夫斯基本人的话这样写道：“…… 达尔文试图将理性从宇宙中剔除；……而一旦理性被剔除，那么理智本身——无论是神圣的还是我们人类的——自然也会被剔除，或者沦为荒谬、无意义、偶然性等现象的特殊案例，而这些现象才是世界与自然的真正、唯一的统治者”[49] 。 达尔文学说恰恰出现在西方文明各民族历史运动的那个时期，当时由于他们背离了基督教，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正成为——符合西方文明人“民族根基”中唯物主义特征的——他们的新宗教。社会向自然科学发出了要求，希望为已经发生的人民选择提供“科学”依据。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被社会所需要，并立即具有了意识形态的性质，丹尼列夫斯基也指出了这一点。在俄罗斯，情况则完全不同。 革命本身以及对教会的迫害，是欧洲文化向上层阶级移植的结果，也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上层阶级逐渐腐化并影响下层阶级的结果。俄罗斯社会“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其大规模背离东正教并转向唯物主义意识形态。 但东正教信众挺过了20世纪上半叶对教会的迫害——其规模可与基督教早期几个世纪的迫害相提并论——重建了彼得大帝废除、且彼得之后的罗曼诺夫王朝无人恢复的牧首制度，并使当今的宗教生活回归了自然状态。 与西方不同，俄罗斯正经历着回归基督教的过程，这反过来也形成了对自然科学的社会需求：必须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自丹尼列夫斯基批判达尔文以来积累的所有科学发现进行总结，并回答他提出的问题。 毕竟，达尔文主义在苏联的盛行，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学校里教授“人类源于猿猴”的教条上，而猿猴据称最终又源于毛虫。 这种世界观至今仍存在于现代学校中，这既与我们所目睹并参与的教会生活复兴完全不相容，也与确立国家意识形态的任务相悖——该意识形态必须在生命起源问题上持明确立场。
达尔文的整个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论断之上：物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变异性和遗传性而发生变化，且这些变化通过自然选择（筛选）得以巩固。 斯特拉霍夫在《达尔文主义》第二卷的序言中如此阐述道：“凡谈及进化者，皆预设某种原则（法则、规则、规范），认为进化正是遵循该原则而发生；此外，还预设该原则是内在的，存在于正在进化的生物自身之中。 达尔文理论的全部力量和本质，在于否定对这种原则的任何需求，并证明生物体的变化是在没有任何规范的情况下发生的（偶然的）， 并且，如果无数可能的形式中只有某些特定的在现实中存在，那这并非取决于生物体的内在属性，而是取决于一种完全独立于它们的选择。达尔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们所犯的主要错误——这甚至不是偶尔发生，而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正是将他的理论与进化学说混为一谈，而凡是无论在何种关系或程度上证明进化存在——即生物体发生确定且独立的变异——的一切证据，恰恰是反驳该理论的最重要且最具决定性的依据，是确立了与其截然相反的原则。」[50] 。
丹尼列夫斯基写道：“……从纯粹科学的角度来看，既无法承认物种之间存在无迹可寻的过渡……也无法承认它们的积累、汇总，以及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不适宜的、大多处于中间状态的物种……因此，所有这些都不能纳入对有机自然的理论构想之中。 那么，除了这一切之外，达尔文学说中还有什么能被纳入其中呢？除了它与许多其他学说所共有的一个基本思想——即生物彼此相生，也就是所谓的‘形态由形态衍生’（Descendenzlehre）学说之外，别无其他。这一学说，在现今的知识水平下，既无法通过实证方法得到证实，在现今的知识状态下亦无法被证伪，正因如此，它既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直接证伪；因此，只要它具备一定程度的合理可能性，便可作为思辨的对象。 而它无疑具备这种可能性，因为任何两种动植物显然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都比它们与泥土、 泥土，即一般意义上的无机物质；因此，动物或植物彼此之间相互演化，对我们而言远比它们直接从无机自然中产生更为可想象——无论在何种条件和情境下，通过何种自发生成的方式。 至少在这里，生命对我们来说是既定的，我们无需每次都去追溯那个始终在寻找却永远无法找到的生命起源。 我们对物种变迁的认可程度，恰恰决定了我们对自发生成的排斥程度；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自然界都同样拒绝向我们的实验和观察提供证据，在后者中甚至比前者更为明显。 但我们只能在以下条件下接受——哪怕只是假设性地接受——形式源于形式，即这种观点在任何方面都不与确凿的事实相矛盾；因此，我们无法承认存在由一系列渐进的、几乎难以察觉的细微差别所构成的过渡。 因此，在我们的思辨中，别无选择，只能诉诸形态间的跳跃，这种跳跃至少要足够显著，以至于在不得不仅考虑形态学特征的情况下， 我们便能将其视为特征鲜明、如同保存完好的化石贝壳及其他具有完整硬质部分的化石动物那般明确的形态或物种”[51] 。
对于N.Y.丹尼列夫斯基而言，无机物质从有机物质中自发产生的问题并不存在，对他来说，这是自然界中理想化的领域。但他同时也对当时盛行的“形态源于形态”学说提出了质疑，指出未来这一学说必须由科学来证实或证伪。
如今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未来”之中，能够回答该学说是否具有科学合理性这一问题。我们的俄罗斯科学家、院士尤·普·阿尔图霍夫显然已证明，物种绝不可能通过物种演化产生，即便是通过变异或突变也不可能。 阿尔图霍夫在1972年，通过多年对鲑鱼的种群遗传学研究，发现了生物体遗传单态性（不变性）的现象（定律）。 事实证明，三分之二的基因负责维持生物体的本真性及其物种归属：若这部分基因发生任何变化，生物体便会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责维持生物体物种存续的基因是不可变的。其余三分之一的基因可以发生变化，导致生物体死亡。这部分基因负责生物体对变化的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但这部分基因的变化不会导致生物体出现与其所属物种不相符的特征，即不会导致物种变化。 乍看之下，基因单态律似乎彻底推翻了达尔文关于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起源的学说，因为负责维持个体物种身份的基因发生局部突变，会导致该个体死亡。但是，关于所有决定个体是否符合其物种的基因能否同时发生转变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我们甚至很难在理论上推测，这种跳跃式的基因突变以及成年个体向另一物种的转变是可能的。因此，只能假定，这种同时性的基因转变仅在胚胎阶段才有可能。例如，鳄鱼在其所产卵中的基因突变为鸡的基因，于是从鳄鱼卵中孵化出了一只小鸡。但是，究竟是在何种原因的作用下，才能发生这种极似奇迹、超越了可见世界法则的转变呢？除了一种理想的原因之外，我们甚至在理论上都无法设想其他可能性。因此可以断言，阿尔图霍夫的发现，对丹尼列夫斯基留下的关于物种能否通过跳跃从其他物种起源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种物种起源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在形成有机世界新物种意义上的任何发展。
关于物种起源的科学观念经历了从林奈[52] 及其前辈们所倡导的、完全立足于《圣经》宇宙起源论的观点开始的一系列发展：每个物种的所有个体都是最初被创造的一对夫妇的后代，在创世之后，既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新的物种。 在林奈之后的时期，这一观点演变为物种完全恒定与不变的学说，并成为基于《圣经》启示的科学教条。 随后，达尔文关于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起源的学说摧毁了物种恒常性的教条，将人类的起源降格为猿类，并同样成为一种教条，但其基础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宗教。 随后，丹尼列夫斯基驳斥了达尔文关于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起源的学说，但对物种可能从物种中突变而来的问题留下了悬念。 20世纪，达尔文学说中的矛盾被其支持者试图用综合进化论来掩盖，他们主张存在基因进化，并将其视为物种形成的基础。基因单态律彻底排除了物种起源的可能性，并将科学带回了物种恒定与不可改变的教条。
由此可见，我们的苏联和俄罗斯科学家、院士尤·普·阿尔图霍夫[53] 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该发现驳斥了整个达尔文主义——无论是经典的还是综合的，并回答了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那个问题，而社会对此却一无所知。 这再次说明，进化论并非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意识形态，丹尼列夫斯基早前便已指出这一点。从原则上讲，不可能战胜进化论，因为这是西方文明的民族理念——正如无法改变“民族根基”（民族之魂、民族性格……）一样。 但我们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即从这种异己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因此，创世论应当融入批判进化论的历史哲学维度，并将其纳入文明论历史哲学与哲学体系之中。由此，必须明确确立“进化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以取代现存的“进化论”。 唯有走这条路，才能取得成功。
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制定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原则，揭示其组织结构及历史发展的规律。 如果将制定一套统一的、普适性的社会经济理论作为目标，这一任务便无法解决。丹尼列夫斯基证明，社会科学只能是民族性的，必须考虑到仅属于本民族、仅属于本文明（如上所述）的民族性格的主要心理特征（这些特征由“民族根基”的特殊性所决定）。 对我们而言，俄罗斯-苏联长达70年的建设共产主义实验，甚至将其输出至其他国家的尝试，正是对此的直接印证。
4.1. 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与立国民族—国族的“民族根基”的期望和要求相一致的法则——这是N.Y.丹尼列夫斯基对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
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适用于所有文化历史类型的普遍政治经济学法则：民族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结构，必须以符合特定文明“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形式来组织[54] 。
构成西方文明国家社会经济领域基础的“神圣私有制”和竞争理念，是其主要人格类型中存在个人主义和唯物主义等典型特征的必然结果。 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劳动者或封建制度下“农民”所遭受的剥削程度，还完全取决于民族性格中暴力倾向的程度。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棱镜审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社会经济领域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不禁让人提出“封建主义回归”的问题。 在美国，摧毁曾缔造“美国”的“人民资本主义”的过程正全面展开。在“银行——资本家——企业”这一“生产关系”链条中，资本家本身正被剔除。该链条正演变为“银行——受雇经理——企业（公司）”。 利润的中心不再是企业，而是银行及其所有者。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封建主义（社会经济领域的关系体系）对日耳曼民族而言是自然而然的。 起初，他们对被征服的罗马民族实行封建制度，剥夺了他们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并允许他们在土地上耕作以换取一定的贡赋。随后，这一制度被推广至本民族同胞之中。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来看，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言，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这两种制度都涉及将直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分离。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与“历史”这门科学中相同的“视角谬误”。决定性的并非农民被束缚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他们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并被赋予了利用这些资料进行有偿劳动的可能性。 在生产力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土地是主要生产资料时，这种报酬表现为每年为封建领主劳作一定天数；后来则变成了地租。例如，从15世纪起，在法国，“农民”的农奴制依附关系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土地得以脱离“农民”进行买卖（此前只能连同附属于土地的农民一并转让），而农民实质上转变为两种角色：要么是受雇于地主、以报酬为代价耕作土地的佃农，要么是租地者。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将资本主义单独划分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是错误的，或者说——极有可能是错误的。 原因仅仅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随着机器生产的出现，拥有生产资料的公民所占比例急剧增加，这导致了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而从事工业生产的人口增加。 昔日的手工业作坊——其所有者利用雇工的劳动，从这一角度看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转变为工业企业。工业革命的本质在于：将人的肌肉力量、 动物、风力和水力，转而依靠蒸汽、内燃机和电力，并由此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55] 。 这一“古典资本主义”时期如今被视为封建主义的一种形式，因为社会经济关系本身并未发生任何变化——至少从“农民”成为佃农或租户（他们反过来又可以利用佃农的雇佣劳动）的那一刻起便是如此。 封建关系——这里首先应理解为一小撮人拥有主要生产资料的权利，以及绝大多数人口仅拥有“劳动”的权利——是西方文明国家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一种自然组织形式。
正因如此，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部落并未沿袭罗马人的奴隶制——这种制度对罗马人而言是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形态——而是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封建社会经济制度，仅借鉴了其中某些元素（例如农奴的劳动[56] ）， 这些元素原本存在于晚期罗马帝国。这种制度的本质在当今时代依然如故：人民生活的科学理论与技术工业领域如今已达到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消除了”工人本身，用机器人和技术流程取而代之。 这意味着科学家、设计师和工程师的“过去劳动”正成为直接的生产力。 这一物质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所带来的后果，显然是中小型“封建资本家”数量的急剧减少，因为如今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正日益集中于为数越来越少的大型“封建资本家——金钱所有者”手中。 如果说工业革命导致了农业部门从业人口的“消亡”，那么今天的科学技术革命则使工人阶级人数急剧减少，而考虑到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关于“废除”人类本身的议题已迫在眉睫。
这一自然进程正在摧毁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该理论曾因目睹工业企业中前所未有的工人集中现象，而错误地得出“无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并能彻底消除“资本家-剥削者”的结论。 难怪在西方文明国家本身，历史并未走上这条道路，而只有俄罗斯走上了这条路，尽管1917年十月革命的根本原因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述的完全不符： 其根源在于必须解决俄罗斯民族分裂的难题，并在新型社会经济体系中实现俄罗斯立国民族“民族根基”的期许与诉求。从历史来看，这唯有基于“苏维埃项目”方能实现。
完全有理由质疑将“资本主义”划分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奴隶制是独立的形态，封建制和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而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封建主义的一个“亚型”[57] 。 西方文明中封建关系本身的发展可分为若干阶段：1）土地封建主义；2）工业封建主义； 3) 货币封建主义。西方文明封建关系发展的终点在今天已显而易见：当今西方的货币封建主义在我们看来，理应被称为“自由主义全球主义”， 其本质在于强加给世界各国人民及各具特色的文明，不仅要按照其社会经济领域的模式来组织人民生活，还要将这种模式强加于其他所有领域（政治、文化和宗教），且是以“不道德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
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与文明民族根基典型特征之间的直接关联，在罗斯-俄罗斯的历史中亦清晰可见。 俄罗斯形式的农奴制（封建主义）与西方形式的根本区别，在我们整个历史运动中都得以体现：在历史运动中与西方相似的“民族国家”阶段，俄罗斯并不存在“古典封建主义”关系。 斯梅尔德（最底层阶层，即未来的农民）是自由的，仅受以公爵为代表的国家司法管辖。这证明，社会经济关系始终源于“民族根基”。 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和非暴力原则，体现在俄罗斯存在俄罗斯农民公社以及公社形式的土地所有制； 在俄式农奴制中，无论是地主还是农民都“牢牢”依附于公爵（沙皇、国家）——彼得一世之前，农民仅受公爵管辖，而非地主； 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会式生产方式及各种合作形式的兴起，以及人们对保留农民公社的坚定愿望。
文明论历史哲学让我们看到，所谓的“共产主义”冲动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它很好地契合了俄罗斯民族的集体主义原则；而它之所以消亡，则是因为布尔什维克不仅无情地利用了这些集体主义特征，完全无视了民族根基中存在的个人主义特质，他们甚至未能让集体主义原则本身在独具特色的创造活动中找到和谐的体现形式： 所有社会经济领域的合作型组织形式——俄罗斯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表现出对此的倾向，且在苏联时期“国家-文明”阶段中曾存在过——均被赫鲁晓夫取缔； 而“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理念则沦为一种虚像，因为未能找到能够让民众确信自己参与其中、拥有其所有权的具体形式。
俄罗斯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史，正如西方文明史一样，都证明了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形式必须符合“民族根基”[58] 这一客观必要性；遗憾的是，自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以来，我们已对此视而不见逾300年。 这一法则对俄罗斯的特殊性还在于：俄罗斯文明的“民族根基”拥有特殊的天赋，能够构建出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社会经济领域形态——正如其他文明凭借各自领域的特殊天赋在其他领域所建构的那样（希腊人在艺术领域， 罗马人在政治领域，犹太人在宗教领域，西方民族在政治和文化领域）。但正是俄罗斯，将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实现社会经济领域的进步。这就是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历史使命。 最高政治精英若拒绝履行这一使命，必将导致俄罗斯的自我瓦解，正如二十世纪已发生过两次那样——1917年和1991年。
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所谓所有文明都必须经历的、按发展阶段划分的社会经济形态分类。 社会经济“形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或“人民生活/活动的社会经济领域”（在文明论历史哲学中），是由每一种文明根据其“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所构建的。 与日耳曼民族根基相契合的是封建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的本质，如今体现在新封建主义的复兴之中——这种复兴甚至排除了其“本土资本家”。 西方文明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史正是这一具有历史哲学定律性质的论断的直接证明：西方文明的民族根基对应的是封建主义。 作为西方文明社会经济领域独立组织形态的“资本主义”并不存在。土地封建主义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而后者又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下演变为货币封建主义。当今西方正处于货币封建主义时期：金钱所有者对文明发展的影响，实际上已使货币体系成为新的生产资料。金钱所有者——这些新封建主——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并通过雇佣经理人这一机构（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管家”，类似于过去管理土地的人）来管理企业。 各层级的企业员工，正是土地封建主义时期的“农奴”。新封建主——最终的获利者——通过复杂的股份制所有权制度隐身于“农奴”的视线之外，并扎根于银行和金融领域。
社会经济领域结构必须符合每种独特文明中“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这一对应法则是丹尼列夫斯基对“政治经济学”学科的无可争议的贡献。
4.2. 丹尼列夫斯基对国家货币体系理论的贡献，以及关于工业化的思想。
但在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遗产中，还包含一些高度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这些思想显然是首次被引入俄罗斯社会的。 在《论我国货币贬值及国家收入的新来源》（1886）一文中，丹尼列夫斯基实质上论证了这样一种观点：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换媒介和价值尺度，而这种功能完全可以通过不与黄金挂钩的纸币来实现。为此，必须确保该国的进口商品总量不超过出口商品总量。 在该领域，丹尼列夫斯基有一位直接的思想继承者——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沙拉波夫，他认为正是丹尼列夫斯基开创了关于结算平衡及其对卢布汇率影响的学说。 很可能，丹尼列夫斯基编制俄罗斯帝国的结算平衡表的时间，早于政府开始编制之时。 他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进口商品的价值大于出口商品的价值，同时又需要偿还外债及其利息，那么这种负的结算平衡将导致本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贬值： “……当贸易收支处于赤字状态时，国内市场上的卢布价值与国外市场上的卢布价值（即所谓汇率价值）之间必然存在差异，且……后者总是低于前者。这种差异既体现了低汇率的全部本质，也构成了其主要的经济危害。“[59]
在某些著作中（例如：《关于确保俄罗斯极北地区人民粮食供应的措施》[60] ），包含了对社会经济领域中过度政府限制的批评，以及经济自由化、工业化与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旨在建立高效的俄罗斯国内市场，使某些地区（如南方的小麦）的廉价商品能够自由交换为其他地区（如木材、松脂）的同等廉价商品。
因此，不仅“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基本论点，而且丹尼列夫斯基个别著作中的思想，均可作为构建“自然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该理论既描述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遍原则，也阐述针对特定文化历史类型的特殊原则。
V . 丹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中“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 或“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本论点（根据《俄罗斯与欧洲》一书）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或称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将各民族视为具有独特性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有机体，它们在自身教育（形态）原则（即民族文化密码、“基因型”、 “原型”）的影响下发展，该原则植根于民族根基的深处，从而经历从民族志阶段到国家阶段、文明阶段及后文明阶段的一系列相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理论（常被称为“地方文明理论”）已获得全球认可。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领域，一场围绕多极世界的斗争正在我们眼前展开，这完全符合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即多极世界理论）。 多极世界学说与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这一单极世界学说相对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正在为之而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看到丹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客观性的印证，而当今多极世界斗争的领导者正是俄罗斯——文明型国家。
须知，当我们谈论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时，所指的是一种文明有机历史哲学；而若使用“局部文明理论”这一名称，则应理解为 局部文明—有机体理论，这些文明-有机体在遵循客观发展规律的前提下开展其历史运动， 其中一部分是普遍的（首先是相同的发展阶段），另一部分则是特殊的（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发展密码和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 文明有机史观（地方文明—有机体理论）与“人类共同体”范式相对立，后者是当今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范式。历史上最早全球主义的理论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社会经济形态的连续更替，我们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无非是对未来统一人类的理论构想， 尽管是全体人类共同安康，而非如当代全球主义者所梦想的那样仅限于“黄金十亿”之列）
就连西方学者也认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开创者应归功于丹尼列夫斯基，而非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和英国人阿诺德·汤因比（1889-1975）——尽管后两者的思想遗产发展了世界历史的文明研究范式。
引导读者进入《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课程 （文明论历史哲学）时，我们采取“倒叙”的方式，从阐述其结论入手，从而大幅缩短了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在19世纪通过冗长的逻辑理论构建和历史迂回，引导读者得出这些结论的漫长历程。 我们衷心希望，这能激发读者自主研读我们俄罗斯天才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2022年12月适逢其诞辰200周年）的创作遗产。
下文引用的文明论历史哲学论点直接摘自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这些是其理论逻辑架构所依托的原始基本论点。 此外，文中还反映了散见于全书各处的辅助论据与论述，这些内容既是其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揭示了丹尼列夫斯基的普遍哲学世界观。 部分结论是我们根据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语境自行得出的。但关于丹尼列夫斯基学说发展的主要结论，我们已列于第六章。
为便于理解理论观点，我们附有注释：主要注释采用大号字体，辅助性注释（主要是历史案例）则用小号字体。在某些情况下（主要是需要补充简短说明时），我们会采用页脚注释。 下文所列论点的选取、表述方式，以及依据逻辑关联性进行的排列，均源于我们对丹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的多年研究，以及通过分析与评估1869年其主要著作《俄罗斯与欧洲》出版后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其学说进行的验证。
我们决定采用这种方法，因为其他方法不可避免地会沦为对丹尼列夫斯基论述逻辑的重复——该逻辑建立在对两起历史事件的描述之上，而这些事件对他同时代的读者而言并不广为人知： 1864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为夺取石勒苏益格和霍尔斯坦而对丹麦发动的战争，以及1853–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丹尼列夫斯基的目的是引起公众对欧洲双重标准政策的关注，该政策在1854年对俄罗斯极为敌视，而在1864年对夺回领土却完全漠不关心普鲁士占领了丹麦的部分领土。我们认为，与丹尼列夫斯基创作的时代不同（尤其是在当前乌克兰局势的背景下），没有必要向当代读者证明西方存在双重标准。 此外，我们深信，在苏联解体三十余年后，我们已能看清：历史的主体是民族与文明，而其中一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对我们极为敌视，甚至企图摧毁我们的政治乃至民族文化根基[61] 。 丹尼列夫斯基写作之时，知识界的主流观点是“俄罗斯即欧洲”，而他恰恰想要推翻这一观点。如今，俄罗斯民族（遗憾的是，其文化和政治精英除外）的主流观点是“俄罗斯非欧洲”
历史例证主要取材于西方文明史，而俄罗斯历史的实例则主要将在下文第七章中列举（此外，部分章节将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对罗斯-俄罗斯的历史进行概述）。
本著作另一特色在于“间接引述”多于“直接引述”， 阐述优先于引用——这有助于“破译”思想家的文本，因为其中对主要思想的论证往往伴随着辅助性论述，这些论述对于阐明其哲学世界观而言，其重要性往往不亚于前者。
这种方法不仅使我们能够以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为基础，还为融合其他思想家的理念开辟了道路，从而旨在为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确立其最高哲学形式的民族意识形态。
5.1. 并不存在作为世界地缘政治历史主体的“统一人类”[62] ，这种主体据称沿着上升的线性轨迹发展，拥有共同的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并依次从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到另一种。
若存在这样的历史主体，将意味着历史的急速退化与终结（而这正是当代全球化进程所导致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形态论在内的所有社会理论的错误，首先在于对世界历史主体的错误界定。这一错误从根本上使人们无法领会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 西方文明的学者将希腊和罗马的历史等同于其自身的古代史（从远古时代直至公元5世纪罗马覆灭），将自身文明在15至16世纪之前的历史时期称为中世纪，此后则称为直至当今的近代史。 实际上，西方文明各民族的古代史，正是日耳曼部落（即所谓的“蛮族”：哥特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撒克逊人等）在战胜罗马文明之前的历史，当时这些部落生活在罗马帝国领土之外的完全不同的地方。
5.2. 世界历史的主体是“文化历史类型”及其构成国家的民族[63]，这些民族“诞生”、 登上历史舞台，经历文明时期，最终消亡，正如 所有生物一样（诞生、春日绽放、夏日生长、秋日结果；或婴儿期、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
鉴于丹尼列夫斯基援引了与有机世界相关的类比，他的文明论历史哲学完全可以被称为“有机”或“文明-有机”哲学，其核心在于：文明（文化历史类型）正如任何民族一样，是一个鲜活的民族文化社会有机体[64] 。
丹尼列夫斯基所认定的文化历史类型如下：“1) 埃及型，2) 中国型，3) 亚述—巴比伦—腓尼基型、迦勒底型，或古闪米特型，4) 印度型，5) 伊朗型，6) 犹太型，7) 希腊型，8) 罗马型，9) 新闪米特型（或称阿拉伯型），以及 10) 日耳曼—罗曼型（或称欧洲型）。此外，或许还可以将两种美洲类型归入其中：墨西哥型和秘鲁型，它们均因暴力灭亡而未能完成自身的发展。 “唯有构成这些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才是人类历史中的积极力量”（《俄欧》4:22）。丹尼列夫斯基还论证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存在（《俄欧》7:17-29、 17:39, 17:76, 17:77, 17:112–115），其成员和领导者是俄罗斯。斯宾格勒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不超过十种，托因比则划分为二十多种。
5.3. 广义上的文化活动（包括个人与社会）可分为四个独立的类别（方面、领域）： 宗教、狭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即美学—艺术、科学—理论、技术—工业）、政治、社会—经济。
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对人类活动（或广义文化）的划分，对于正确理解这些彼此平等的领域中的进步至关重要。
显然，丹尼列夫斯基是首位对所有民族和文明的社会文化活动进行明确分类的人。这使得我们能够系统地评估历史运动与当下时期，并据此构想未来图景及通往未来的路线图（当然，这必须以社会文明理论的所有法则和公理为依据）。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活动的头两个领域涵盖了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宗教领域——与外部不可见的世界（对于信奉一神教的民族而言是与神；对于信奉多神教的民族而言是与众神）； 而在文化活动本身中——则是与外部可见世界（物质世界）；在政治领域，人们直接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社会经济领域，则通过中介进行调节。
5.4. 文化活动的宗教领域在文化活动的宗教领域，人作为道德上不可分割的个体，确定自己对上帝的态度，形成自己对全人类及宇宙共同命运（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的态度，这构成了以“坚定的信仰，即人类所有道德活动的活生生的基础”为形式的民族世界观 (《俄欧》17:6)。
由此衍生出基于信仰的世界观与基于科学理论活动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异：宗教世界观人人皆可理解，而科学理论世界观仅限于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宗教世界观坚如磐石，而科学理论世界观则处于不断演变之中。
这种关系包括：1) 对外部世界的美学与艺术关系（“外部世界还包括人本身，作为研究、思考和艺术再现的对象”）；2) 对外部世界的理论-科学关系；3) 对外部世界的技术-工业关系（“开采和加工外部世界的物体，以满足人类需求，并依据通过理论途径所达成的对这些需求及外部世界的理解”）（《俄欧》17:7）。
5.6. 在文化活动的政治领域，人们以以下身份行事：1) 作为政治主体，他们是同一民族整体的成员，因此借助民族习俗，或在国家发展阶段借助法律来调节彼此之间的关系（国内政治）； 2) 作为统一的民族整体（对作为政治个体的个人而言，这是最高阶的单位），与其他民族建立关系（对外政策）（《俄欧》17:8）。
5.7. 在社会经济活动领域，人们并非直接作为道德和政治主体相互建立关系，而是通过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间接建立关系。
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写道：“并非直接……而是间接地——就利用外部世界物品的条件而言，因此也包括获取和加工这些物品”（《俄欧》17:9），遗憾的是，他并未作进一步说明。 我们认为，“使用外部世界事物的条件”体现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关系中，以及社会中的劳动分工状态中[65] ，这种状态取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以及每种文明社会经济领域的特点。
5.8. 国家是一种社会状态（社会形态、社会管理形式），它既保障其成员的个人生命、荣誉、自由和财产，也保障 全国性的生命、荣誉、自由 和财产[66] ，
“这些权利构成了上述权利的实质部分”。“若不将个人荣誉与自由的概念扩展至此，国家所呈现的现象便无法符合其定义。 “如果这种力量的联合仅仅是为了保障生命、财产、个人荣誉和自由，那么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的人究竟为何要聚集在巨大的政治实体之中呢？”（《俄欧》10:1）。
N.Y. 丹尼列夫斯基不仅在众多文明史随笔中，而且基于历史发展规律在其提出的“社会发展新理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从多方面论证了其国家定义的正确性。 丹尼列夫斯基以英国对“国家”概念的定义为基础——该定义仅聚焦于个人权利，但他将其扩展至国家有义务保护全民族的生命、荣誉、自由和财产。 也就是说，社会的国家形态是一种巨大的福祉：它不仅保护公民免受恶人之害，保障他们的生命、荣誉、自由和财产，同时也守护着民族的生命、荣誉、自由和财产。这与马克思主义将国家视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借此压迫社会下层阶级的理解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这一概念是通过“社会”这一术语来界定的，这里所指的并非某个特定阶层，而是全体人民。由于人类的精神本质，人们只能在社会中实现自身存在，并在彼此之间建立起由社会本身所调节的复杂而动态的关系。 这正是人类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的生命活动具有个体性，并建立在遗传本能之上。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活动表现为群居或群聚，但其基础仍是相同的遗传本能。 这种方法有助于克服“国家”与“社会”概念之间的人为割裂，将前者展现为后者的特殊形态。这对于在文明发展阶段组织有效治理至关重要，因为此时公民社会的角色正急剧增强。
5.9. 立国民族[67]是指：具备在国家形态（国家形式）的社会中推动历史运动的天赋，能够自觉这一天赋，并在历史培育过程中将其付诸实践，从而形成全民族对其独特民族性的共识，抵御外部威胁，捍卫政治独立， 击退内部的反国家势力，并找到及建立其独特的国家形式。
文明论历史哲学中关于“立国民族”的这一论断，指出了过去300年来俄罗斯历史持续充满戏剧性的根本原因：国家始终拒绝承认俄罗斯民族立国主体的地位。在俄罗斯帝国时期，精英阶层已欧化；而在苏联时期，国家决定培育“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实际上，这仅影响了俄罗斯民族，因为少数民族凭借其传统的生活方式，成功抵御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而且，国家通过“本土化”政策支持这些传统，强化了他们的民族认同，而削弱了俄罗斯民族的认同。 在当代，宪法中已不再出现“俄罗斯立国民族”这一概念，取而代之的是“多民族人民”这一人为概念。只有围绕建国核心（就我们而言即俄罗斯民族）凝聚起来的政治民族，才可能成为多民族的。 不知为何，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社会活动家，都顽固地拒绝承认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运动主体——它存在于所有经历过国家发展阶段的文化历史类型之中。
5.10. 各民族天生具有维护和捍卫其共同财产（国家或氏族财产）的意志（愿望、需求、利益），该财产包含其历史活动的所有成果：领土，以及各领域文化活动的成果——无论是智力成就还是所有物质载体。
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了英雄事迹，其中构成民族的个体将维护民族生命、荣誉、自由和全民财产置于首位，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生命、荣誉、自由和个人财产。正是社会的国家形态，才赋予了民族维护其独特生活方式的机会。 部落社会状态通常无法在冲突中对抗那些建立了自己国家的民族。罗马和西方文明的历史中，此类例证不胜枚举。
5.11. 民族致力于以国家（而非氏族社会）形式实现历史运动，是上天赐予的恩典。
对我们而言，最关键的观察是：有些民族渴望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另一些则不然。丹尼列夫斯基就此写道：“民族对其民族个性的无知可能源于多种原因：或是根本无法摆脱野蛮状态和部落分裂，或是仅仅因为尚未达到足够的成熟度。 这两种原因在实质上极有可能总是归结为最后一种”（《俄欧》10:4）。此外，国家天赋的显现与实现还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无论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
5.12. 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立国民族[68] 。
《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本人使用了“统治民族”、“民族”、“族群”和“国籍”等术语，根据其论述的语境，这些术语与现代的“立国民族”是同义词。 现引用丹尼列夫斯基的论述，并在括号内添加我们的注释：“因此，民族[立国民族]构成了国家的实质基础，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国家的主要目标正是保护民族[立国民族]……从国家本身的定义来看，一个没有民族基础[立国民族]的国家，便缺乏生命力，甚至根本没有存在的理由”（《俄欧》10:2）。
丹尼列夫斯基所使用的“民族性”和“统治民族”概念与现代“民族”和“立国民族”概念的这种等同关系是完全正确的。显然，我们面对的是同一历史现象在我们意识中的投影。 这种映射取决于某个民族从拥有“建国天赋”的亲属部落群中形成的历史运动所处的阶段。如果一个民族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捍卫了其政治独立，那么它便成为“统治民族”，因为其他加入其建国体系的民族，绝非立即就能与之享有同等权利。 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当统治民族自身意识到自己是政治民族时，其他所有民族才能获得与其平等的政治权利。正因如此，在新的发展阶段，统治民族获得了“立国民族”这一新定义，这反映了研究者意识中实际形成的历史现象。 这就是所有立国民族的发展大趋势，即便不能说涵盖了所有世界文明，至少也包括了当今所有现存的文明。
5.13. 必须经历一个以各种形式存在的“依赖”（动员）时期，才能使即将成为立国民族的民族（或各民族）实现其建国天赋，因为仅凭对民族独特性的自觉认识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一种外部推动力，促使各部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民族身份，进而认识到保护和维护这种身份的必要性”（《俄欧》10:10）。 “部落那种不受约束的意志对原始人而言具有如此大的吸引力，以至于他只有在持续作用的压力下才会放弃它”（《俄欧》10:13）。 对于所有已迈入国家形态历史运动的民族而言，这种原因就是依赖关系，它“促使民族（或部落）竭尽全力去推翻这种依赖，并不断引导民族认识到民族自由与荣誉的重要性，使其习惯于将个人意志服从于共同目标”；而“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统治，同样促进了这一统治民族的团结，因为它在构成该民族的个体之间建立了牢固的纽带，确立了个人意志对共同意志的恒常服从，以维护已获得的统治权」（《俄欧》10:13-14）。
5.14. 社会存在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氏族社会，其中亲属关系具有首要意义；另一种是国家社会，其中管理机构脱离了亲属关系，并决定了抽象国家这一制度的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在氏族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存在一种过渡状态：即氏族制！今天，我们在中亚各共和国——这些曾是俄罗斯帝国行省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地方——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现象。 这些共和国的大多数民族从未经历过以发达国家形式进行的历史运动，而是将其作为礼物从俄罗斯人民那里获得——后者在实践和乌托邦式的欧化时期中，对自身身份的界定陷入了迷茫。 其结果便是将国家形态作为一种文化历史上的慈善施予这些民族，但正如我们所见，这已未能造福于他们，且若其精英阶层最终选择向西进路——哪怕是伪装在“大图兰”等理念之下——未来必将给他们带来数不尽的灾难。 氏族社会状态意味着由少数几个亲属氏族参与国家治理，这些氏族是基于血缘关系（甚至包括非常遥远的血缘）或居住地域而形成的联合体。 因此，在氏族制社会和国家中，这些氏族的数量远少于社会-氏族制，这使得它们能够拥有自己的国家，但仅限于外部环境极为有利的情况下。一旦局势复杂化，此类国家便无力自保，需要外部支持。 2022年1月初哈萨克斯坦发生骚乱时，我们对此有切身体会——当时该国甚至无法抵御一小撮武装分子。
5.15. 具有建国天赋的亲属部落的历史培育，旨在形成单一的立国民族及其具有独特性的国家
其目标是实现从民族志状态（即“部落意志”的社会-氏族状态）向文明型国家状态的过渡，在此状态下，个人公民自由得以产生并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在这一历史培育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依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俄罗斯民族形成于14世纪末，由一群亲缘关系密切的东斯拉夫部落（德列夫利亚人、波利亚人、克里维奇人、维亚季奇人、斯洛文人等）组成，其中芬兰-乌戈尔部落也发挥了一定作用[69] 。
5.16. 只有那种不会摧毁即将形成立国民族的部落（民族）的道德尊严的依附形式，才是有益的。
在历史上已知的三种依附形式（奴隶制、贡赋制和封建主义）中，（个人）奴隶制并非有益的形式，因为它既摧毁了奴隶的道德尊严，也摧毁了奴隶主的道德尊严（《俄欧》10:16）。 贡赋制和封建主义在历史上是有益的依附形式，前提是其持续时间未超出对民族历史培育所必需且充分的限度。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瓦良格人的召来是我国建国史上最早的依附形式。 历史学家们关于这一事件是否真实发生、吕里克究竟是维京人、日耳曼人、波罗的海人还是斯拉夫人等争论，掩盖了最重要的核心：在9世纪末吕里克及其随从自愿受邀统治罗斯这一事件中，文明论历史哲学让我们得以窥见： 东斯拉夫人具备一种天赋，能够将自身的历史运动从氏族社会形态转向国家社会形态，而当时这种形态的显著特征便是公爵权力制度，该制度后来演变为大公权力制度及专制君主制。 对于日耳曼民族而言，向国家发展阶段过渡的契机在于其占据主导地位（《俄欧》10:14），他们作为胜利者利用这一优势，对被征服的罗马民族推行封建制度，随后又将其扩展至本族同胞之中。
5.17. 贡赋制（集体奴役）产生于征服民族在性格、发展程度、习俗上与被征服民族差异巨大，以致无法与其融合，甚至不愿在其领土上定居（《俄欧》10:17）。
在建立贡赋制后，被征服民族仍在其自身文化（包括宗教）中延续生存，仅需缴纳集体税（贡赋），并逐渐适应服从新势力、新环境的必要性——这些新环境极大地限制了“部落意志”的自由状态，而这种自由状态是民族志阶段的特征。
对于罗斯而言，金帐汗国的贡赋制度是一种有益的 依赖（动员）形式，因为征服者并未摧毁正在形成的独特国家形态，也未触及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
[70]莫斯科公爵们善用新形势，从金帐汗国手中争取到了征收贡赋的权利，从而使民众逐渐认识到，必须持续承担维持抽象国家机构所需的开支。 结果，由不同亚民族（梁赞人、特维里人、诺夫哥罗德人、莫斯科人等）[71] 构成的俄罗斯民族建国进程急剧加速，部落意志的状态被彻底克服，1380年的库利科沃战役成为第一场“全俄罗斯的事业”。 这一建设性进程的根基，在于虔诚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所作出的决定：虽臣服于金帐汗国，但坚决抵御要求背弃东正教的西方势力。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同时代人加利奇大公丹尼尔则作出了另一种选择：他与天主教徒签署了《联合公约》，以换取对方在对抗金帐汗国时提供援助的承诺。 他不仅没得到援助，还背弃了东正教。 最终他虽废除了联合，但押注西方的决定却酿成大祸——加利奇罗斯落入波兰统治，沃伦则归属立陶宛。这一历史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为西方日后通过人为制造乌克兰民族（源自南西罗斯部分俄罗斯人）的阴谋埋下了伏笔。
5.18. 封建主义的特征在于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历史上主要是土地）的占有，并允许下层阶级在缴纳赋税、劳役等条件下使用这些资料。
封建主义既可能作为征服战后的手段而产生，用于剥削被征服者，也可能由统治精英对其本国人民实施。封建主义与贡赋制一样，不会导致民族道德尊严的丧失，因此若其持续时间未超过历史必要期限且保持在可接受的形式内，便能使民族习惯于在国家社会形态中生活。
在俄罗斯，一种独特的封建主义形式开始形成—— 国家农奴制依附关系，即不仅上层阶级，下层阶级也对国家处于农奴制依附关系。在此情况下，斯梅尔德（农民）受公爵（国家）的审判，而非地主的审判。 这正是俄罗斯的独特性，也是其与古典西方封建主义的区别所在。这种依附（动员）形式是有益的，因为它既解决了捍卫政治独立的任务，又未超出民众对正义的认知范畴。 彼得大帝的改革摧毁了这种依附形式，最终导致了农奴制的形成——农民沦为贵族的私有财产，其存在目的在于供养贵族以履行对君主的侍奉义务。1762年的《贵族自由宣言》虽使贵族免除了强制服役义务，但作为其私有财产的农民却依然存在。 近百年的农奴制被崇尚西方的上层阶级所推行，不仅对农民阶层本身产生了负面影响，扭曲了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延缓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5.19. 由一种语言或一组亲缘关系密切的语言所联结的民族或民族群，具备历史发展的天赋（精神禀赋），已走出“婴儿期”的阶段，便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文化历史类型历史发展的第一定律） （《俄欧》5:2）。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属于混合类型；斯拉夫、希腊、犹太等类型则以一种主要类型为基础。
日耳曼-罗曼（西欧、欧洲）混合类型由日耳曼民族（德国人——古日耳曼民族； 英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新日耳曼民族）以及罗曼民族（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国人），这些民族是由拉丁人及其拉丁化的（罗马化的）民族与日耳曼部落混合而成的，但在日耳曼教育原则 （即民族文化密码）的影响下形成的。西方文明中的盎格鲁-撒克逊部分通过古代日耳曼部落与日耳曼-罗曼部分具有亲缘关系，英语也属于日耳曼语族。因此，“日耳曼-罗曼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准确同义词。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日耳曼-罗曼文明的一部分，但如今正是他们以美国为代表占据了领导地位。然而，这并非两种文明，而是一体。尽管无法否认西方文明内部存在客观矛盾，且俄罗斯在对外政策中必须予以考量。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是保留了主要斯拉夫特征的类型： 即便是各语言之间的差异，也并未大到让所有斯拉夫民族在基本生活概念上无法相互理解的程度；而由圣西里尔和圣梅福迪基于古保加利亚语创立的教会斯拉夫语，至今仍是所有斯拉夫民族的礼拜语言。
5.21. 广义上的文化（或文化活动）（亦即作为文化同义词的文明），若属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历史类型，其萌芽与发展仅在该类型所涵盖的各民族具备政治独立性的前提下才可能实现 （这是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五条文化历史类型发展定律中的第二条）。
5.22. 每个民族都拥有其独特的民族根基，这些根基构成了具有特殊心理特征的人格类型，并决定了民族生活的独特意义，在文化的所有四个领域中孕育出其独特的文化活动形式与成果。 各民族的语言差异，是任何民族独特“民族根基”及“历史教养”特性的必然结果。
“民族根基”这一范畴是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石之一。其常用同义定义包括：民族之魂、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密码、 “基因型”、“原型”。
5.23.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相较于欧洲类型较为年轻，尚未达到其发展的顶峰。俄罗斯属于斯拉夫类型，并处于该类型的领导地位。
丹尼列夫斯基在撰写《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时所确立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提出并论证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 将斯拉夫民族从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建立一个以某种形式存在的全斯拉夫联盟作为政治联合体，但必须以俄罗斯作为唯一政治上独立的斯拉夫国家，并凭借其巨大的潜力，在该联盟中占据霸权地位为前提。[72]
遗憾的是，对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批评往往过于肤浅：既然“全斯拉夫联盟”至今未能形成，那就意味着整个学说都是错误的。在此过程中，人们援引了某些斯拉夫国家参与反俄战争的不恰当例子，尽管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在其文章《保加利亚之战》和 《胜利者的悲哀》中曾预言：如果俄罗斯不退出欧洲国家的政治体系，并继续推行“欧化”政策，斯拉夫国家将逐渐倒向欧洲。 批评者未予考虑的另一情况在于，他们忽略了斯拉夫民族内部与俄罗斯国内同样存在的分化——即亲欧精英与平民大众的分化。
5.24. 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体现在立国民族的历史运动中，且在整个历史运动中保持不变：唯一发生变化的是某个民族主要精神特质的表现形式，这些变化取决于其历史发展的具体阶段。
丹尼列夫斯基撰写了精彩的历史随笔，从中归纳出了日耳曼-罗曼文明和俄罗斯-斯拉夫文明中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
西方文明民族根基的主要特征，即在整个历史运动中始终如一地表现出来的特征，包括：个人主义、不宽容与暴力倾向，以及以物质主义为主导的人格类型（意指这些特征相对于其他特征占据主导地位）。 个人主义的衍生物包括：“神圣私有制”这一制度——它被视为民族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则，以及将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建立在竞争与角逐原则之上。这一特征的后果，便是将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在无限竞争和创业自由的原则之上。
日耳曼—罗曼民族性格中不宽容与好斗的倾向，导致了西方文明国家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采取了一种充满攻击性的语言。而将物质成功视为人生意义的民族根基中的唯物主义，则导致了对基督教的逐渐背离。 与此同时，天主教与新教的分裂完全符合罗曼民族与日耳曼民族根基的差异。罗曼民族选择了天主教，而日耳曼民族则选择了各种形式的新教。这一进程正在我们眼前走向终结，表现为民族生活宗教领域的演变，正朝着无神论甚至撒旦教的方向发展。 在这股潮流中，日耳曼血统的民族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对LGBT性少数群体的支持上所表现出的共识来看，罗曼民族也紧随其后。日耳曼—罗曼文明的民族根基将其引向了不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
俄-斯拉夫文明（以俄罗斯民族为例）的民族根基主要特征包括：集体主义；宽容、善良与仁慈；沉思性。 在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民族根基的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的压倒性优势，体现在俄罗斯历史上：在历史初期（9至14世纪）缺乏古典封建主义关系； 独特的农奴制依附关系（彼得大帝之前，农民和贵族都对国家有着牢固的依附）；农民的公社土地所有制；工团制生产方式；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蓬勃发展的合作运动，该运动在苏联时期得以延续。 正因俄罗斯人秉持宽容、仁慈与博爱，俄罗斯历史上才未出现诸如灭绝少数民族（美国曾灭绝印第安人）、将其奴役（美国曾盛行黑人贩卖及在专门“工厂”中繁殖黑人）、掠夺财产等可耻现象。 俄罗斯人民保留了国内所有原住民，并立即赋予其代表以平等权利加入俄罗斯政治民族的资格（起初是精英阶层，随后是普通民众）。这正是俄罗斯政治民族与西方文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民族在原则上的根本区别。 对于罗斯-俄罗斯而言，在日常生活层面排斥其他民族从来不是其特征，而始终如一地以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视其为邻人——这完全符合基督教教义。 在美国，其他民族公民在法律层面遭受公民权利剥夺，直至20世纪下半叶，如今则仅残留于日常生活层面。由于民族性格的善良，俄罗斯在对外战争中常常损害自身利益，丹尼列夫斯基将此称为“斯拉夫美德的弊端”。 民族性格中沉思的倾向导致人们不接受积累物质财富作为人生意义，这一特质与其他特征相结合，促使俄罗斯选择了基督教的原始形式——东正教（尽管经历了迫害教会的时期，俄罗斯人民至今仍忠于这一选择）。
5.25. 文化（广义而言）活动（文明）的成果（原则）不会以神秘主义的方式从一种文化历史类型传递给另一种，也就是说，不会导致这样的局面：接受这些成果的文化类型能够像捐赠者文化类型那样开始思考和创造。 （丹尼列夫斯基的第三定律，为简洁起见，我们将根据上述定义将其称为“民族根基不可传递定律”）（《俄欧》5:14）。
也就是说，民族独创性创造的方式本身无法被传递。每种类型都为自身孕育出其文化（文明）的成果与形式。但无论在过去还是当今，不同文化历史类型之间确实存在某种互补性的相互影响。
5.26. 一文明在“民族性”领域（生活形式、服饰、教育、语言、建筑、艺术创作、宗教、政治制度、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原则）对另一文明的借鉴，会导致借鉴方民族丧失其独特的民族性。
这种传承实际上无非是文化同化，最初会导致文化与人文层面的丧失，继而导致政治主权的丧失，从而为民族的彻底消亡铺平道路（《俄欧》5:13）。
彼得一世的改革便是这种后果极其严重的借用之例：强行将欧洲的生活方式、服饰、建筑、艺术、政治制度等移植到俄罗斯的上层阶级，结果他们变得与欧洲人毫无二致；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起，尤其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法语成为第一（即母语），并逐渐成为皇室的语言，甚至成为外交语言。 由于这种对西方文明异族文化的盲目效仿，统治阶层的政治精英不再关注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养成了为欧洲各国的利益而奋斗的习惯，错误地认为俄罗斯是西方文明中自然而有机的一部分，并让欧洲在所有事务上充当自己的裁判。 “俄罗斯即欧洲”——这是当时上层阶级民族意识形态的主要范式，俄罗斯实际上已融入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并在不同时期为欧洲的某个国家服务。 作为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被人为地分裂为两个群体：崇尚欧洲的上层阶级（俄罗斯欧洲人）和俄罗斯平民（俄罗斯斯拉夫人）。俄罗斯民族的这种分裂，正是俄罗斯历史充满戏剧性的根本原因。
为了俄罗斯的生存和政治独立，必须解决将构成国家的各民族统一为一个俄罗斯民族这一客观的历史任务，因为众所周知，“一个内部分裂的王国无法立足[73] ”。虽然可以自上而下实现这一目标，但由于最高权力始终未能意识到其自身存在所面临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威胁到其自身，也威胁到整个俄罗斯的国家体制，因此天意便让布尔什维克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确实重新团结了俄罗斯民族，但所依据的却是源自西方腹地的进口马克思主义思想。 结果，苏联俄罗斯的国家建设并非基于俄罗斯民族根基的独特愿望与诉求，而是对其置若罔闻：当权者决定将俄罗斯人民塑造成“苏联人民”。
5.27. 只有在科学理论和技术工业领域，即所有超出“民族性”范畴的领域，借鉴才可能是有益的。
这一论断已由我们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唯有走过这样一段借鉴之路，俄罗斯-苏联才得以成为拥有强大基础与应用科学实力、进而能够自主发展的国家，其结果是俄罗斯-苏联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能够生产全系列工业产品的国家，并且目前正在恢复这一能力。
彼得一世沉迷于欧洲的辉煌，本应仅限于在科学理论及技术工业领域进行借鉴以增强国家防御能力，却决定将俄罗斯彻底打造成欧洲，从而阻碍了国家所需改革的推进。 丹尼列夫斯基写道，对于彼得的第一项作为，我们应当心怀感激（11:4），而第二项则必须予以谴责并加以纠正。此前举行的彼得诞辰350周年纪念活动表明，相关活动完全忽视了沙皇这一双重性：事实上，俄罗斯今天正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纠正其第二部分的错误。 目前，俄罗斯在汲取日耳曼-罗曼文明文化成果方面走得太远，这威胁着其人文与文化主权的丧失。
5.28. 文化历史类型在文明阶段达到最大的完整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前提是其组成中的亲缘民族能够保持政治独立。 这些民族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联合体（政治体系、联邦、邦联等）（丹尼列夫斯基第四定律（《俄欧》5:5）。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严格遵循这一法则，其特殊之处在于：20世纪下半叶，该文明圈内的国家从基于双边关系的政治体系共存模式，转向了更为复杂的联合形式，即由旧大陆国家组成的欧洲联盟以及军事联盟（北约）。 显然，在西方文明国家中，其组成民族的文化正经历统一过程，其政治独立性也受到限制，这正是其历史进入后文明时期的证据之一。西方文明致力于将其文化作为普世文化传播至全球，这一现象被称为全球化。
5.29. 在历史运动中的发展中，文化历史类型依次经历一系列阶段：民族志阶段、国家阶段、文明阶段、后文明阶段[74] 。
5.30. 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志（部落）阶段可能持续不确定的时间，并构成其远古历史。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在民族志层面上所处的时间段，是在他们征服罗马之前，即公元5世纪之前，与“古罗马”的历史毫无关联。 俄罗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志阶段，位于东斯拉夫部落邀请留里克之前，即公元9世纪之前（对于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而言则稍早一些）。因此，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的民族比我们大约早了400年。 有确凿证据表明，斯拉夫部落曾参与日耳曼部落的民族形成过程，但后者因民族根基的根本差异而对其进行了压制。波拉布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斯拉夫人便是如此被消灭并强行同化的。 我们只能惊叹于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的顽强生命力，他们竟能在如此邻居环伺的条件下生存下来。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奥斯曼帝国在维护斯拉夫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正是由于其征服，才使斯拉夫人免于被德语化和天主教化（《俄欧》12:36-40）。 俄罗斯斯拉夫人同样要归功于那次鞑靼-蒙古入侵，以及随后长期受金帐汗国统治（动员）的时期。
在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民族志阶段，历史的主体已是已形成的亲属部落，它们将在接下来的“国家”阶段，要么联合成一个立国民族并建立一个国家，要么分裂为若干亲属立国民族并建立多个国家。 我们将称其为“部族民族”，其民族根基具有自身的发展密码，具备以国家形式实现历史运动的天赋，拥有对特定文化领域的天赋，并已具备一定储备的社会创造力（“生命力”）。 显然，丹尼列夫斯基在第一定律的表述中提及“幼年期”，同时也向我们暗示了“前民族志”时期（阶段），其使命在于形成具有亲缘关系的部落，作为下一阶段——即“民族志”阶段——历史运动的主体。
5.31. 民族志阶段以向国家阶段的过渡而告终，这一过渡通过社会首个国家实体的形成得以实现，从而为由一群亲属部落组成的单一立国民族的民族形成提供了可能，该民族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
只有对文明论历史哲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对某种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进行客观的分期。确定文化历史类型中各个历史时期的时间界限，特别是评估某文明所处的时期，应成为任何文明（尤其是俄罗斯这一文明国家）对外外交政策的基础，特别是对于俄罗斯——文明型国家——而言。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确定国内政策原则的任务。
西方文明各民族历史中的“混合民族-国家”阶段，显然应归入从罗马被征服后首批国家形成（5世纪）到843年《韦尔登条约》——该条约分割了查理曼帝国——这一时期。 对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而言，国家阶段显然始于9世纪（关于分割查理大帝帝国的《韦尔登条约》），并持续至13世纪。因此，国家阶段由两个阶段组成：民族国家阶段（5–9世纪）和国家阶段（9–13世纪）。自13世纪起（民族语言的形成及拉丁语的逐渐被取代），“文明”阶段的国家-文明阶段很可能随之开启，并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君士坦丁堡陷落及印刷术的发明）告终。 正如上文所述，从5世纪（罗马被征服）到9世纪的历史时期，很可能应被视为一个混合的民族-国家阶段，而5世纪之前的时期则应视为民族志阶段。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中“国家阶段”的历史跨度约为9个世纪。俄罗斯民族（东斯拉夫部落）历史的“国家阶段”始于9世纪的里乌里克公爵登基，并持续至19世纪中叶。 持续时间约为10个世纪（若将国家阶段的上限下调至18世纪下半叶初期——即1762年贵族农奴制被废除之时（第7.2节）——则该阶段的历史时长与西方文明相同，均为9个世纪）。
5.32. 在历史运动的民族志阶段和国家阶段，形成国家的民族的社会创造力（在独特的民族文化发展密码“管理”下）会经历潜在能量的积累过程，这一过程最终在文明阶段的开端完成。
在文明阶段，这种能量被用于在特定文化活动领域中“结出硕果”，这些领域恰恰是该民族具有特殊天赋的领域，这也构成了“进步”这一概念的实质内涵。
文明论历史哲学否定将进步理解为线性上升的无限历史发展过程，并提出重新审视科学技术进步的界限以及引入道德标准的问题，因为科学技术进步显然正朝着取代人类作为创造性个体的方向发展。 沿人工智能和类自然技术道路的发展，意图将人类完全排除在各类生产链之外，等等。
5.33. 在历史运动的国家阶段，要解决捍卫和建设本国、实现政治独立的任务，完成由亲属部落群体（部分通过同化非亲属部落）形成立国民族的过程； 取代以往众多的部落名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立国民族的单一自称。
5.35. 民族精英的形成始于民族国家阶段，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并在国家阶段持续发展，逐渐扩展至人民生活的其他领域。
尽管首先是前一民族志（氏族）阶段的精英群体试图承担这一角色， 但随着国家阶段历史的开启，平民阶层中的优秀代表也获得了进入该阶层的机会，因为亲属部落群体的融合形成单一政治实体，极大地推动了对外扩张，而这种扩张既需要建立、也需要扩大服役阶层。
5.36. 文化历史类型中“国家阶段”的发展持续时间无法通过类比法（与其他文化历史类型比较）精确确定，它取决于外部环境的有利或不利条件。
5.37. 同化性质的自愿或强制，完全取决于命运在历史上交汇的各民族之间，其民族根基（即民族—部落主要人格类型的心理特征）主要特征的兼容性。
将罗斯-俄罗斯的历史与日耳曼-罗曼文明各民族的历史进行比较，完全印证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与西方文明各民族的历史不同（更不用说像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北美印第安人的蓄意灭绝那样），俄罗斯的历史中从未出现过对“被征服”民族的强制同化。
5.38. 在国家层面和民族志层面，都存在着“生命力” （即社会创造力的能量）——这既源于受自身教育（形态）原则影响而进行的独特内部进程，也源于在那些不属于“民族性”范畴的领域中，借鉴其他民族发展成果的结果。 最终，原本存在的社会创造力能量在历史文明阶段的开端达到了其最大可能值（顶点）。
5.39. 文明阶段是指文化历史类型中历史运动的这样一个时期，在此期间，立国民族—国族“主要在其精神本性中具有先决条件的各个方向上展现其精神活动，不仅涉及科学与艺术，还包括在实践上实现其关于正义、自由、 社会建设及个人福祉”等理想（即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俄欧》5:24）。
5.40. 艺术的繁荣以及“新思维和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俄欧》7:13）（这些总是先于哲学、科学和工业活动的全面繁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最高积累及其作用的标志[75] 。
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这正是：“十六、十七世纪，当圣彼得大教堂正在兴建之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 科雷乔 正在创作；莎士比亚正在撰写他的戏剧；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则奠定了新思维与新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 在这个时代，“欧洲艺术与科学中的一切独特性都已奠定，以至于在随后的岁月里，它们只是沿着同一条道路继续发展。果实主要是初秋的馈赠，而花朵主要是晚春的馈赠。 正如植物胚胎的形成发生在令人惊叹的形态与色彩光辉所构成的外壳之中，新哲学与科学思想的胚胎也往往被诗歌的全部魅力、艺术的全部华美所环绕。 “开花时刻向我们展现了植物生命中新生的最终积蓄，因此必须将其视为植物生命力创造力的巅峰时刻，此后便只剩下成熟了”（7:13）。 如果将欧洲历史上“春季进程”的开端归于14至15世纪，而将盛放本身归于16至17世纪——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建议的那样——那么14至15世纪的时期便可归入文明阶段，但属于其最初的国家-文明阶段。 而将十六至十七世纪艺术的盛放时期视为创造力作用的高潮，这也恰恰标志着作为“文明阶层”第二阶段的“文明阶段”的开端。 因此，截至《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成书之时，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整个文明阶级的持续时间约为500年。
5.41. 哲学、科学及其实际应用的繁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作用所取得最大成果（结晶）的标志。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这一特征对应于“理论与实践成果如此丰硕的19世纪”（《俄欧》7:13）。
丹尼列夫斯基将文明的成果本身——即以科技与工业成果呈现的形式——视为向后文明阶段历史运动过渡的标志。我们仅需提出一个问题：日耳曼-罗曼文明的成果丰硕期是否可能延伸至二十世纪？毕竟该世纪在成果丰硕方面——无论是无论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工业领域，但恐怕仅限于其前半段，而且这还颇为牵强，因为这些成果终究是始于16至17世纪的科学思潮所结出的果实，而其主要表现（成果）则出现在19世纪。 因此，19至20世纪可被视为文明阶段的终结，也是其历史中后文明阶段的开端。 正是在19世纪，无神论和唯物主义将基督教从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中排挤出去，并自身成为了西方各国的新宗教，丹尼列夫斯基曾对此予以关注（《俄欧》11:44）。
5.42. 文明阶段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大约为400-600年[76] ，在此期间，社会创造力的能量（“生命力”）会发生不可逆的消耗（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第五定律）（《俄欧》5:6）。
5.43. 在其历史的文明阶段期间，文化历史类型会耗尽其生命力（能量），这些能量无法恢复，随后便进入后文明阶段——历史运动的下降阶段。 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进入后文明阶段后，其持续时间可能与初始的民族志阶段一样漫长，除非其地缘政治对手将其摧毁，正如罗马文明所遭遇的那样。
如上所述，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进入后文明腐朽阶段的迹象，早在19世纪中叶便已显现。 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开始摒弃基督教而转向无神论——这种信仰已呈现出新宗教的特征；民事婚姻制度取代了教会婚姻，这一现象被丹尼列夫斯基敏锐的科学眼光所捕捉。 在对摒弃教会婚姻后果的逻辑研究中，丹尼列夫斯基实际上预见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初期的性革命，并距离预言同性婚姻仅一步之遥。 即使将西方文明成果最丰硕的时期合理地延伸至二十世纪，也只能将其推至二十世纪中叶，这完全符合丹尼列夫斯基的论断：欧洲历史的车轮每百年转动一次，但仅在世纪中叶。 19世纪中叶达尔文关于动物界物种进化起源的学说问世时，受到了西方社会的热烈欢迎，他们从中看到了正是那种推翻世界创世教条的新唯物主义哲学。
5.44. 如果某种文化历史类型由多个民族组成，那么它们历史运动时期的时间界限可能并不一致，因为这些界限主要取决于外部环境。
5.45. 文化历史类型在形成期历史力量储备守恒定律（《俄欧》16:7-17）。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历史实例的类比法证明，由于发展不均衡，一部分民族可能因有利条件而较早开启历史运动，从而过早地走向衰落， 而另一部分则置身事外，保存并积蓄力量，但在历史的特定时刻挺身相助，将历史发展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马其顿便是例证：其发展远离希腊文明的主要中心，正因如此，马其顿人得以积蓄足够力量，在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领导下统一希腊，其事业随后由其子亚历山大大帝继承[77] 。 在俄罗斯，类似的例子是东北俄罗斯的历史：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大罗斯托夫、莫斯科，这些地区远离草原民族和西方的军事压力，得以积蓄足够的力量，使得在基辅时期俄罗斯的力量耗尽后，俄罗斯国家中心的重心得以向北转移。
得益于“历史力量储备守恒定律”的作用，在历史的初始阶段，文化历史运动的类型得以得以保存。但此后，显然该定律在发展的各个阶段——甚至在后文明阶段——都作为“社会创造力能量守恒定律”发挥作用，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探讨。
5.46. 后文明阶段（丹尼列夫斯基将其称为“腐朽”或“腐烂”时期 （《俄欧》7:12））可能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可以利用前几个时期积累的实践经验，除非该类型在与其他文明的战争中失败，并被其吞并，作为“土壤肥料”加以利用。
罗马文化历史类型的后文明阶段非常短暂，因为它在与日耳曼部落的战争中败北——这些部落年轻且充满在民族志时期积累的生命活力。 结果，在日耳曼民族文化基因和日耳曼民族原则的决定性影响下，新的民族形成过程被启动。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形成的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正如我们上文所述，至少自19世纪起便处于后文明发展阶段。但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这一时期可能持续不确定的漫长时间： 西方在科学技术与工业领域（其在此领域具有特殊天赋）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不仅有助于节约地消耗社会创造力的残余能量，还能凭借军事优势和侵略性外交政策，为其文明创造条件，使其几乎能够持续不断地汲取新的资源 （不仅包括物质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
5.47. 使构成国家的民族解体，将其转变为“后文明时代的民族志材料”——这是后文明阶段的标志。
对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而言，这一点如今对任何头脑清醒的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在国家层面推广LGBT文化来破坏传统家庭，强行推行未成年人按个人意愿变更性别，在立法中废除“妈妈”和“爸爸”的概念并替换为“父母1”和“父母2”，引入中性称谓，国家注册同性婚姻， “性别中立”的卫生间（以免冒犯变性人）等等。
5.48. 已沦为“民族志材料”的民族无法复兴，因为它已不具备复兴所需的能量和独特的教育原则（民族文化密码），而处于民族志初级阶段的部族民族则拥有这些。
这正是其与处于民族志初级阶段的部族民族的根本区别，后者能够在健康民族文化密码的感召下，通过积聚社会创造力的能量来进行创造。
5.49. 已沦为后文明时代“民族志材料”的民族，只能充当另一种文化历史类型的“土壤肥料”。
显然，西方文明迫切需要汲取其他民族中充满激情个体的能量。就此而言，吞并其他民族并将其纳入自身政治体系的任务，实质上是对这些民族进行文化与物理上的同化，以延续自身的历史生命。曾隶属于“西方”的 。对于那些身处异族文明政治体系中的、历史更为年轻的斯拉夫民族而言，局势的戏剧性在于：他们面临着彻底丧失民族认同、 并面临被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民族剥夺文化与人文主权的威胁——这些民族本身就是“后文明时代的民族志材料”：它们在腐朽与瓦解的同时，将其他民族卷入这一进程。 这种情况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西方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积累了作为国家社会生活的历史经验，以及缺乏那些其能量会用于摧毁西方的萌芽中的文明。 由于西方在军事上的优势——这种优势源于西方文明在科学理论及技术工业领域所展现的独特天赋——外部文明摧毁西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或几无可能）。
5.50. 新的文化历史类型在历史上形成于过时文明与新兴民族的融合，但这一过程已受到后者独特民族根基及其教育（形态学）原则（即民族文化密码）的影响。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形成史便是明证，这也是目前研究最为透彻的类型。
5.51. 历史运动的进步，不在于所有民族单线性地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而在于最充分地展现其独特的禀赋（这些禀赋隐藏在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之中），从而在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取得成就 （宗教、政治、社会经济，以及狭义上的文化：美学艺术、科学理论和技术工业）或所有这些领域的综合成就。
在此，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上尚未被探索的方向：即由某种文明将社会经济领域构建在与艺术和哲学（古希腊人）、 宗教（犹太教、基督教）、政治领域（罗马人），以及政治与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工业，日耳曼-罗曼类型）所达到的巅峰。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在世界文明史上，唯有俄罗斯能够首次在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实现进步（17:74-76, 17:115）。
5.52. 地缘政治法则并非建立在道德法则之上。符合本民族人民期望与诉求的民族福祉，才是至高的道德法则，亦即任何民族的国家理念。各民族国家理念的共同点在于本民族的福祉；其特殊性则体现在实现这一福祉的途径上。
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俄罗斯最大的错误都在于将其对外政策建立在基督教所要求的、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之上。丹尼列夫斯基深刻揭示了为何在地缘政治中，绝不能套用那些涉及人际关系的基督教诫命（《俄欧》2:8）。 道德行为模式的最高体现是爱，其本质在于自我牺牲。在人际关系中，基于爱与自我牺牲的行为模式是正当的，因为人拥有不朽的灵魂，为了邻人而赴死，他并未真正死去，而是将在永恒中继续存在。 但在民族、国家、文明之间的关系中，这种行为模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关系主体不具备永生特性， 地缘政治关系主体的生命是有限的，受其历史运动规律的制约，且仅与这些历史主体在其尘世存在期间（纵使极其漫长，但终究有限）必须完成的任务相关。 因此，地缘政治中仅有一条法则——即对本国、本国立国民族、本文明的理性利益法则，而这些理想仅属于尘世生活。 民族与文明无法获得永恒的生命，它们的所有利益都由在民族生活的某个领域中展现自身独特天赋的任务所决定，这正是“进步”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 西方文明的各民族深谙此理，并始终秉持本国利益行事。最鲜明的例证便是英国及其格言：“英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在此，显然需要对西方当前状况作一补充说明：很难相信，西方国家所推行的、基于不道德主义意识形态且导致传统家庭瓦解的内政政策，能够符合其各民族的国家利益。 至于外交政策，则不能这么说：尽管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外表上显得荒谬（它们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但其中仍可窥见盎格鲁-撒克逊（新日耳曼）阵营的深思熟虑的战略，旨在将西方文明整合为一个政治整体。
5.53. 宗教并非构成文化、民族和国家的首要力量：这种首要力量是立国民族（包括“原始民族”）所蕴含的民族根基，其中蕴藏着教育（形态）原则（即民族文化密码）。 民族根基的主要特征可能与所接受的宗教相符，也可能不相符。
这一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点，对俄罗斯东正教徒而言是最难理解的之一，因为他们倾向于将俄罗斯历史中的所有积极因素仅与东正教联系起来，而将所有消极因素归因于背离东正教。 这种非黑即白的逻辑与布尔什维克“不与我同在者即为敌”的逻辑毫无二致，二者皆不区分细微差别。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能够全面理解东正教在罗斯-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 据推测，吕里克于862年抵达诺夫哥罗德；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约880年奥列格大公攻占了基辅 以及将诺夫哥罗德和基辅这两个国家形成中心整合为一个整体，这标志着古罗斯国家的诞生，而基督教的接受则直到988年才发生。两者相差了100多年。 同时必须考虑到，当时在西方，罗斯已被称为“加达里卡”——即“城市之国”。 城市本身即是一种民族（血缘相近或基于民族根基的亲近部落）共同生活的形式，是天赋的标志，即以国家形式而非氏族部落形式组织历史运动的能力。正是这种天赋——即服从被选定公爵意志的意愿（其权力即为国家形态的最初形式）——在召唤瓦良格人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也就是说，民族形成国家的能（或倾向）与宗教（甚至东正教）无关，而是上帝赐予的恩赐，其源头或许在于巴别塔事件中民族创造的奇迹（或者，对无神论者而言，是进化过程中获得的特性）。 而选择东正教这一自由决定本身，正是斯拉夫民族根基的基本典型特征与基督教教义几乎完全契合的结果——后者得以纠正了人们对部落意志诱惑的过度依恋（我们确信：这种依恋源于广袤的自由领土，人们可以在那里躲避承担国家重担）； 在二十世纪初的革命中，这种依恋以俄罗斯南部强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 皈依东正教后，原始东斯拉夫部落获得了新的生命意义，这为俄罗斯民族根基（集体主义、宽容、仁慈与怜悯、沉思性）提供了建设性的出路——这些特质若孤立存在，本无法成功抵御西方文明的侵略性本源。 这种出路便是建设并捍卫本国，旨在为邻人创造这样的尘世生活条件，使尽可能多的同信仰者能够拯救自己的灵魂，获得永恒的生命。 在这项对基督教的自主选择中，我们与西方文明各民族展现出首要的宗教差异——后者是在其历史初期从被征服的罗马民族那里接受了基督教，也就是说并非完全出于自愿，而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征服的地区恰好是基督教的。 第二个区别在于，尽管历来存在且至今仍存在的教会内部纷争，甚至面临外部压迫——如二十世纪国家对信仰的迫害、自彼得一世以来废除宗主教制度及禁止主教会议制度——俄罗斯人民至今仍忠于东正教。 而自六、七世纪起便开始逐渐从东正教转向天主教，这一转变于十一世纪完成；随后在宗教改革时期转向新教；自十九世纪起，则转向了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5.54. 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政治体系的平衡法则。 丹尼列夫斯基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各民族历史的精彩论述，他在其中通过具体的历史实例有力地证明：每当某个国家试图成为欧洲霸主时，其余国家便会联合起来对抗这一破坏平衡的势力， “自然、稳定的秩序”，并予以恢复。（15:50–79, 16:24–39）
西班牙曾试图成为欧洲霸主。其背景是：对法战争取得胜利（1494–1559年的意大利战争），而对英战争则以失败告终（1588年“无敌舰队”遭击溃）。 随后，西班牙联合神圣罗马帝国，再次试图确立对欧洲的控制。 这导致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在此期间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德国处于分裂状态，而法国则跃居首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17世纪下半叶至1815年） ，法国试图成为欧洲霸主，这导致了数次全欧洲范围的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4）、七年战争（1756–1763）以及拿破仑战争（1799–1815）。 随后欧洲进入均势时期，其结果便是针对俄罗斯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几乎团结一致的西方文明（普鲁士除外）联合起来对我们发动的战争。 1870–1871年法普战争后实现统一的德国试图成为新的霸主。德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以及英德之间的经济和殖民地竞争，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德国继续争夺领导权，这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美国成为了西方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西方世界的整合，但——是在美国霸权下进行的，且无视政治均势法则，这使我们有机会成功抵御针对俄罗斯的“东进政策”战略，而该战略正是西方地缘政治的铁律。 自1946年起，俄罗斯（苏联）历史上首次面临统一的西方文明的对抗。 这种对抗演变为冷战，而我们在其中输掉了一场战役——即1991年导致苏联解体，结果西方将东欧地区也纳入了其掌控之下。但如今，“集体西方” （即“西方文明”或“日耳曼-罗曼文明”的同义词）已意识到，1991年他们并未赢得冷战，因为俄罗斯依然是历史运动中的重要力量，并开始重振昔日雄风，同时作为苏联的继承者，继续掌握着核武器。
在美国一手策划下，我们眼前上演的欧洲衰败剧，极有可能以西方文明国家政治平衡的恢复而告终： 要么是由于老牌西方国家出现直接的民族主义反响，右翼势力上台执政；要么是这些国家解体为若干地区，这些地区将基于联邦制与单一制相结合的原则联合起来，组建“欧洲合众国”，届时拥有4亿人口的“欧洲合众国”将与美国的霸权形成制衡。 这对我们而言是危险的局面：在这种政治平衡状态下，西方将完全做好与俄罗斯开战的准备。但更危险的是西方完全政治统一，形成“美欧合众国”（SUSA）。
5.55. 全斯拉夫联盟——这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的政治联合的自然形式，唯有作为该联盟的一部分，它才能成功对抗联合的西方文明。
丹尼列夫斯基致力于解决的核心任务，是向政府证明外交政策必须以斯拉夫联盟为方向：唯有团结的斯拉夫民族才能对抗联合的西方。 而俄罗斯本身必须脱离欧洲的政治体系，确立并捍卫自身独特的地缘政治利益。尽管统治精英并未意识到自己是斯拉夫文明的一部分，但沙皇政权的外交政策方向却与丹尼列夫斯基所指明的方向一致，甚至在苏联时期也延续了这一方向。
如果说西方各国的历史证明了它们因拥有政治独立地位而追求政治平衡，那么斯拉夫文明的历史则表明，唯有俄罗斯民族成功实现了政治独立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而且俄罗斯的人口数量还超过了所有斯拉夫国家。 由此可知，斯拉夫各族若要组建政治联盟，唯有以俄罗斯霸权原则为基石，这一历史举措才可能对斯拉夫民族产生积极影响；但这种霸权绝不能限制斯拉夫各国在人民生活各领域的自主发展（《俄欧》13:84， 14:53–58）。
基于这一原则，以下论断具有正当性：俄罗斯是文明型国家。更何况，自《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出版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间，俄罗斯已证明自己能够代表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推动历史运动。
5.57. 俄罗斯脱离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俄罗斯开展独特历史运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俄罗斯帝国脱离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将为其在地缘政治中确立国家利益提供强有力的推动力，但同时也必然会引发一个问题：即是否应放弃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基于引进西方文明实践形式来构建社会秩序的做法，也就是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摒弃“欧化”的政策。
革命前虽已察觉却未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生活宗教领域的受损状况：相比将整个文化环境回归到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轨道，恢复宗主教制度和主教会议制教会生活的决定，本应是自然、首要且最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最棘手的问题在于寻找社会经济领域中属于自身、具有独特性的组织形式，若不先纠正其他所有领域（政治和文化）的状况，这一探索便无法成功。唯有以此为出发点，俄罗斯帝国上层阶级才有机会发现那些已然存在的、具有历史的本土形式（在艺术、建筑、地方自治、农民公社及公社土地所有制、公社生产方式中）视为符合俄罗斯立国民族集体主义民本精神的体现。
5.58. “欧化”的病态，以及将俄罗斯立国民族分裂为两部分——上层阶级的“俄罗斯欧洲人”与平民阶层的“俄罗斯斯拉夫人”——是俄罗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
5.59. 摒弃“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是俄罗斯走上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的必要条件。
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源于一种信念，即俄罗斯就是欧洲，因此国内所有社会生活领域都以复制西方的实践形式为准则，但在对外政策中，则致力于维护政治独立，包括对西方本身的独立。
外交政策必须源于国内政策的任务和需求。对此，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俄罗斯国内“建设欧洲”内政政策的自然延伸，便是俄国亲西方派的观点。他们认为，既然俄罗斯属于西方文明，既然我们在国内建设欧洲，那么俄罗斯就应当整体或部分地融入其中。也就是说，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 这正是西化主义意识形态与“对外爱国主义”（或“主权民主”）的区别所在——后者仅希望在文化上融入西方，而非政治上。我们将“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政策称为意识形态，因为事实上它已作为意识形态存在了300年之久。 如今很明显，这种意识形态在短期和中期内或许能带来积极成果，但在长期内注定失败，并会导致类似1917–1920年及1991–1993年那样的悲剧性后果。 苏联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样以“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不同之处在于，俄罗斯开始借鉴马克思主义——这一建立在“世界可普遍改造”的乌托邦思想之上的西方理论成果——来推进其历史运动（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对此进行探讨）。唯有在内外政策中彻底摒弃“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才能使俄罗斯重回具有自身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
5.60. 根据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人类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文明和民族共有的；而人类追求幸福的具体实现形式则是独特的（独具特色的）。
“各种原则曾被视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例如，平等就是这样一个先验原则，它被18世纪的哲学家们所接受，并被近代共产主义者推向了极端。 但为何平等是基本法则——是人际关系必须建立其上的根本信条——却无人试图加以证明，尽管这本应需要极有力的证据，因为我们的直观和经验知识都与这一信条相悖。不仅在人际之间，而且在整个自然界中，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一系列各方面的不平等。 即便假设存在一种以平等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秩序，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人所渴求的并非平等，也非自由，而是幸福；然而，那些信奉平等理论的人，既未曾证明也未曾试图证明，平等必然会带来幸福——况且要做到这一点也确实困难。 在他们看来，平等是人类理性的必要要求——无论如何都必须实现它，从而将人们的生活和幸福献祭给这一抽象理念，正如异教民族向他们的神明献上人祭一样，而那些神明同样是他们理性所具象化的抽象概念。[78]
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年仅26岁时，就对平等理论进行了如此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并指出在界定“社会制度基础”时，“幸福”标准具有优先地位。 联合国大会直到最近——2011年——才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各国评估本国人民的幸福感，并将“幸福指数”作为其政策的指南。 阿联酋设立了幸福部，不丹、尼日利亚、委内瑞拉和印度也曾有过设立幸福部的尝试或实践。
在我们看来，丹尼列夫斯基关于“实际上人们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幸福”这一论断，恰如小麦籽粒中蕴含着他未来整个“文化历史类型（文明）理论”的雏形，其中包含其“基石”范畴“民族根基” （民族之魂、民族性格、“基因型”、“原型”）。 正是每个民族“民族根基”的独特性（以及相应地——主要人格类型的基本心理特征），赋予了人类对幸福的自然追求以具体的概念，并决定了所有民族生活活动形式（宗教、政治、文化乃至社会经济）的民族特质。 我们正是想请读者关注丹尼列夫斯基学说中的这一根本性方面。
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经验向我们证明，拥有生命权的，是国家有义务为青年创造平等的起跑机会这一理念——无论其社会出身和物质状况如何， 但绝非“平等”理念的实现——该理念在实践中往往演变为执政官僚集团垄断了界定社会与人类幸福形式及标准的权利（在我们的历史中，表现为以“我们将强迫你们幸福！”的原则压制个人，或至多以均等化政策替代）。
5.61. 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完全有理由成为文明史上首个四基类型（《俄欧》17:112-116）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对希腊、犹太、罗马、日耳曼-罗曼等文化历史类型的比较评估得出这一结论：这些类型各自发展了文化的一个或两个方面，并在此方面展现出其独特的天赋。 希腊人在艺术领域成就斐然，犹太人在宗教（基督教）领域成就斐然，罗马人在法律领域成就斐然，西方文明的民族则在政治领域和文化方面有所建树。但这些文明中没有一个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建设上取得进步。
丹尼列夫斯基为了评估文明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取得的成果，引入了这些成果是否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这一标准。 如果其他所有领域都存在成果，且可以依据其是否符合人类精神的要求这一标准来评估——将其视为建立在善与恶对立之上的世界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果——那么在社会经济领域却不存在这样的成果。 因为在文明史上，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实际体现，甚至连这一标准的边缘都未曾触及。 丹尼列夫斯基通过“逆向推导”得出结论：社会经济领域中推动进步者的自由历史位置，可能已被天意预定给更年轻的文化历史类型，而该类型的“文明阶梯”尚在前方。 唯有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符合这一标准，不仅因其年轻，更因其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集体主义、宽容、仁慈与谦卑、沉思性）必将催生出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中独特的组织形式。 而俄罗斯-斯拉夫文明有望成为历史上首个四基础文明。这意味着，在民族生活宗教领域的构建中，它将在接受基督教的同时，将其以东正教这一不可动摇的形式予以保留； 在艺术领域，在借鉴其他文明已掌握的技术手法的同时，展现其独具特色的范式；在理论科学与技术工业领域（这两个领域最开放于借鉴），通过吸收先进的成就与技术，将能够建立起属于自己的基础科学与工业； 在政治领域，将能够像罗马文明首次成功做到的那样，在公民作为政治主体之间建立正确的关系，但同时要考虑到自身民族根基的需求；而社会经济领域，则将完全基于其独特的根基进行重建。 俄罗斯-斯拉夫文明的这些成就将意味着，它将在文明史上首次展现出四基础型文化历史类型的典范（此前存在的类型要么是初级（土著）的，如埃及型， 或是仅在民族生活某一领域取得进步的单支柱型，抑或是如日耳曼-罗曼型那样在民族生活的文化与政治领域取得进步的双支柱型）。
5.62. 在社会经济领域的建设中实现进步，这是文明史上首次——也是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世界历史使命。 这一使命——与那些在各自擅长的民族生活领域中完成了自身使命的、更为古老的文化历史类型所肩负的使命如出一辙——落在了俄罗斯-斯拉夫文明或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肩上。
俄罗斯的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其在构建社会经济领域方面独具特色的做法。 在近代史上，可以指出两项显著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果将社会主义理解为集体所有制和劳动组织形式（如农民公社、从贸易到生产乃至金融的合作组织、工团式生产方式），那么俄罗斯曾是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在苏联时期，曾进行过一次英雄般的尝试，旨在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以及一个权利与义务平等、青年享有平等起跑机会的社会。但在下文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法律与原则来审视时，我们将看到，即便在我们历史最早期的“民族国家”阶段，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结构也具有独特性： 与日耳曼-罗曼文明不同，在这一阶段的罗斯并未存在封建关系，这些关系仅在随后的国家发展阶段才开始确立。在构想俄罗斯的未来图景时，这些事实不容忽视（我们将在相关章节中详细探讨这些问题）。
若认为苏联时期俄罗斯已在社会经济领域达到进步的顶峰，那么便意味着人类通过其载体——文化历史类型——已遍及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并实现了所有理想（《俄欧》5:27）。 再无路可走。通往“历史终结”的道路由此开启，其含义完全符合《圣经》的字面意义：即通往“世界末日”。西方大力鼓吹的“不道德主义”意识形态（LGBT、废除家庭、儿童自由选择性别、废除父母、引入中性代词、少年司法等）， 表面上披着民主价值观和全球主义的意识形态外衣，这无疑与《圣经》中关于当时尚未分裂为各民族的“统一人类”的故事完全相通——那人类在“大洪水”中灭亡；也与洪水之后另一事件相通，即所多玛和蛾摩拉因同样的罪孽而遭火与硫磺毁灭。 这进一步证明：既然人类的进步因各领域已取得的成就而告终，那么新文化诞生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也随之终结，末世已然来临，其标志便是基于西方不道德价值观的文化普遍化。
但倘若我们在苏联时期所遭遇的不过是暂时的挫折，那么俄罗斯仍可纠正过去的错误，摆脱欧化倾向，摒弃“对外政治爱国主义”（主权民主）的意识形态，从而重回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此一来，全人类便仍拥有未来。 在人民生活的四大领域——社会经济领域——取得进步之前，历史的终结便无法实现；在俄罗斯向世界展现首个四要素文化历史类型之前，历史的终结便无法实现。 但这需要民族和政治精英的意志：如果我们所有人——俄罗斯政治民族的成员——都意识到，我们有幸成为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一部分，其伟大的成就尚在前方，那么上帝的旨意或许会给予我们及全人类必要的时间，赋予我们“末世守望者”的角色，因为末世的降临不仅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其时间节点亦可被无限期推迟。
正如其他情况一样，我们特意在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础部分进行了这种“抢先一步”的阐述，因为我们认为，采用类似口头讲座中那种带有重复的叙述风格，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所阐述的社会学说的精髓。本书正是致力于论证对我们的未来所持有的乐观观点。
实际上，正是这一“否定性”断言本应作为丹尼列夫斯基主要著作的标题。作者早在该书的前几章中，便以上层社会»俄罗斯即欧洲»这一信念作为其论述的出发点。为了驳斥这种“信仰”，他列举了欧洲对俄罗斯乃至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敌意与仇恨的事实，并论证道：俄罗斯连同西斯拉夫和南斯拉夫各族，共同构成了与西方文明同等重要的文明体系。
正如治愈身体往往需要切除恶性肿瘤一样，俄罗斯民族[79]要恢复健康，就必须摒弃“俄罗斯即欧洲”的信念。认识到相反的观点——“俄罗斯并非欧洲”——将为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重返其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开辟道路。 在乌克兰对西方发起的反击，正是丹尼列夫斯基曾预言的、名为“东方问题”的斗争的公开表现形式。他指出，由日耳曼-罗曼文明（或其大部分）发起的军事“东进政策”是不可避免的。 丹尼列夫斯基正是将俄罗斯社会对自身独特性及其特殊历史发展道路的觉悟，与这场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俄欧》12:61, 15:112-113, 16:82, 15:79）。
2022年6月6日至12日，克里米亚举办了第15届“伟大的俄罗斯语言”周年庆典及利瓦迪亚俱乐部会议。所有活动均以“俄罗斯——非欧洲”为口号。从辛菲罗波尔到雅尔塔的整条路线上，随处可见印有这一口号的横幅。 我们确信，若非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启动，这种精神上的突破是不可能实现的。
如果说在19世纪，关于“俄罗斯属于欧洲”这一论断在社会中的分歧主要存在于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此处所指的上层阶级也包括俄罗斯知识分子），那么如今这种具有传染性的观点已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 其影响程度尚难定论：这需要等到局势趋于平稳时才能评估，很可能是在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镇压结束后。 但可以肯定的是，精英阶层中（正如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一样）持“俄罗斯即欧洲”观点的人也比比皆是。而且这一现象遍及整个精英阶层：政治、文化、商业精英，甚至包括教会精英。 300年前染上的“欧化”病症正显现出来：越往上层，信奉“俄罗斯就是欧洲”的人就越多；越往下到普通百姓中，这样的人就越少：大多数人都知道，俄罗斯不是欧洲。 但看来，西方自2014年起——实际上自1991年起——在乌克兰针对我们发起的攻势，反倒对我们有利。俄罗斯公民亲眼目睹了由美国为首的“集体西方”在乌克兰策划的纳粹主义复活，以及他们为我们准备的命运。 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结尾得出结论：唯有斗争（战争）才能使我们摆脱“欧化”的病症，并预言西方不会放过我们（《俄欧》15:113）。 我们正经历着西方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文化领域针对我们发起的又一场“东进政策”，他们对俄罗斯实施了“全面制裁”，并在乌克兰境内发动了目前仍属“混合”形式的战争。 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完全有可能以一种自然的、全民族的身份认同脱颖而出：我们是“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历史上所有民族的公民都属于这个民族，终于让我们的政治民族重新冠以“俄罗斯”这一立国民族的名称。 这种自我意识的广泛传播始于特别军事行动（SVO）伊始：我是俄罗斯鞑靼人，我是俄罗斯车臣人，而俄罗斯人必须最终将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界定为俄罗斯斯拉夫人。
6.2. 俄罗斯是文明型国家，有能力代表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推动历史运动；该类型中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国家，如今都已融入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
俄罗斯民族通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挺过难关[80] ——对抗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并在冷战中继续抗争（在乌克兰，西方正将这场冷战转变为与俄罗斯的公开冲突）——对抗历史上首次团结一致的西方，并在近代史上与其抗衡，从而证明了这一点。 这不仅得益于其强大的民族-文化-历史本能，能够以国家形式的社会制度来实现历史运动，还得益于其将其他民族纳入自身体系、作为历史力量储备库的能力。而且，早在其历史发展的国家阶段，更不用说我们目前所处的文明阶段， 俄罗斯作为立国民族，已建立起一个团结的公民政治民族，该民族涵盖了拥有完整公民权利的全国各民族公民。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决意对西方采取的反制措施，进一步印证了俄罗斯作为与日耳曼-罗曼文明同等重要的文明型国家这一论断。
6.3. 公民政治民族最终形成于历史的文明阶段，是历史运动中客观存在的主体（现象）。
公民政治民族的形成始于文化历史类型中前一阶段——即“国家”阶段，并与由一群亲属部落中形成统一的立国民族相关。 形成统一且唯一的立国民族，并由其捍卫自身独特的国家，意味着该民族作为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而存在。
即使在其建立的国家中不存在其他民族，立国民族也会成为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立国民族的成员成为公民，即政治主体，其间的关系依据国家法律进行规范。 倘若立国民族并非唯一，且其建立的国家中存在其他民族，那么主要从文明阶段起，这些民族的代表在政治民族中的权利便与立国民族本身享有同等地位（这些民族的精英阶层更早成为政治民族的成员：在历史的“国家阶段”）。
在此情况下，立国民族虽是政治民族的文化历史核心，但其民族文化认同并未丧失，所有少数民族的代表亦是如此。 政治民族的纽带是立国民族的传统价值观：语言、文化、历史、文学、政治体系、对本国领土、河流、湖泊、出海口、森林、城市、道路以及人民生活四大领域中各项成就的全民所有权，其中许多已是共同文化活动的成果。
立国民族接纳其他民族公民并建立团结的公民政治民族的能力，取决于立国民族的典型民族特征，这在日常生活层面表现为两种极端现象之间的差异： 从将异族排除在公民民族体制之外（如日耳曼-罗曼文明的历史所示），到使其在该体制中同化（如俄罗斯历史，尤其是苏联历史所示）。
立国民族代表在日常生活层面表现出的对其他民族的傲慢态度，也可能在立法层面得到固化。 美国便是典型的例子。作为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一部分，美国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将奴隶制引入其社会经济体系，并实施了灭绝印第安人的政策；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废除了侵犯黑人权利的法律。 另一个例子是种族隔离国家——南非，该国由荷兰移民的后裔（日耳曼民族）建立。种族隔离制度从建国之初就被白人植入其根基之中。这种国家体制是俄罗斯人无法想象的。 可以肯定地说，对俄罗斯而言，政治民族的自然状态是全体公民的团结一致，而且这种团结只能被本国政府破坏——如果政府偏离了本民族的发展道路的话——而非由俄罗斯人民自身所破坏；况且，正如历史所示，这种破坏也仅针对构成国家主体的民族本身。
6.5. 上层阶级的欧化破坏了俄罗斯政治民族（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团结原则，导致俄罗斯人民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成为1917-1920年革命和内战的主要原因。
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面临着克服俄罗斯人民分裂的任务。沙皇政府根本没有看到这一客观的历史任务，而是继续基于“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治理国家和民族，这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
6.6. 在文明发展阶段，民族精英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急剧增加，随着前一国家发展阶段的结束以及捍卫政治独立这一任务的解决，这四个领域的重要性实际上已相互平衡。
公民精英在科学理论与技术工业、美学艺术及宗教领域的作用，其重要性已不亚于其在军事领域以及国家与地方治理中的作用。 这是因为，唯有依靠整个民族的团结协作，尤其是社会各民族文化生活领域精英的共同努力，才能应对外部挑战以及导致文明衰败的内部因素。
6.7. 在文明发展阶段，公民社会最终形成，并成为国家社会形态的自然补充，从而使民族—国家重新获得在国家发展阶段（即捍卫政治独立时期）所丧失的部分自由。
这是一个自然过程，它不仅与政治民族及各领域民族精英的形成、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及地方管理机构之间关系的复杂化相关，同时也与公民作为政治民族成员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复杂化相关。
政治民族的形成、民族精英的壮大以及公民社会作用的增强，标志着一种客观需求的产生：即削弱公民对抽象国家机构的依赖，并获得个人的自然权利与自由。 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则写得更为激进：“……从历史所呈现的已知文化历史类型数据中，可以推导出其发展中国家时期的一个共同特征——或多或少地丧失了原始部落独立性 （以某种形式存在的部落意志），而文明时期的共同特征则是——渴望摆脱这种依赖，并用真正的自由取代已丧失的古老意志，不过这种取代至今尚未完全实现”（《文明与国家》第5卷第28页）。
6.8. 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中，由于整个国家社会生活的急剧复杂化，单个国家已无法在文明发展阶段继续有效管理各项力量。
国家必须进行自我约束，以便将相当一部分职能让渡给社会本身：由此产生了推行自由化政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种政策必须保持其民族性。 地方自治自由、企业经营自由、以及在各领域开展社会和慈善活动的自由——无论是直接方式还是通过各种非营利性公民团体——这些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司法和选举制度的客观性等问题也同样重要。
6.9. 在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中，文明阶段必须摒弃国家与社会（国家管理层与社会）的对立，因其本质上是人为的。
这种对立是文化历史类型中“国家阶段”的遗留产物，该阶段的任务是捍卫政治独立，因此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服从于国家利益。在“文明阶段”，社会机构在功能上应与国家机构实现无缝衔接，反之亦然。
在西方文明国家，这一原则通过地方自治、非政府组织等发挥重要作用而得以实现。而在俄罗斯，无论是帝国时期还是苏联时期，这一原则均被忽视。
6.10. 文化历史类型及其立国民族（或民族群）的驱动力源于社会创造力的能量。
社会创造力潜能的大小及其作用方向，由民族文化特有的发展法则 （丹尼列夫斯基采用了源自自然科学的“教育原则”和“形态学原则”）以及历史实践，还有该类型历史运动在前文明时期所面临的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环境。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观点，是因为文明论历史哲学将文化历史类型视为一个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该有机体在其历史生命周期中，于民族志阶段、国家阶段及文明初期的阶段积累社会创造力的能量，
随后在文明阶段将其不可逆转地消耗殆尽。正是这种文明有机体的能量，构成了其发展的驱动力。
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后者认为历史的驱动力是阶级矛盾，这种矛盾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危机时期会演变为不可调和的斗争，并导致统治精英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的更迭。 实际上，西方文明各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始终在于个人主义和民众本性的不宽容，这些因素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形成，这些阶层自然而然地联合成不同的政党，并彼此展开不可调和的斗争。 最终获胜的，正是那个能够汇聚更多社会创造力能量的利益（《创造力与能量》8:31）。 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洞察西方文明国家社会变革的深层原因，而是简单地将阶级斗争——即工业革命时期的表象性矛盾——视为社会发展的绝对法则，并人为地将其推广到此前的发展阶段。 与此同时，将奴隶制阶段强加于日耳曼民族的历史——这些民族在其真正的古代历史中，从未将社会经济关系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是错误的。这种将奴隶制强加于自身的做法，正是将罗马和希腊的历史视为西方文明古代时期历史的后果。 总体而言，日耳曼-罗曼文明的历史建构，是基于将其自身历史等同于所谓“统一”的全人类历史这一前提。 马克思主义学说错误地将不同文明的所有社会经济制度类型混为一谈，并从西方学者的视角出发，不仅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更将其呈现为社会经济形态的连续更替。 与此同时，它不仅“忘记”了并非所有民族都经历过奴隶制时期（如中国、日耳曼和斯拉夫民族），还忽略了并非所有民族都经历过日耳曼民族特有的封建时期。 孕育了雇佣工人阶级、并将他们大量集中于工厂和作坊的工业革命时代已经过去。 科学技术革命实际上缩减了工人阶级，并用机器取代了他们。旧有的阶级对立，即便尚未消除，也已遭到根本性的动摇，不再被视为西方社会危机动荡的根源，而这些动荡仍在持续。 为何如此？唯有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才能解答这一问题：根源在于西方文明中民众本质的个人主义、暴力倾向与物质主义。结果，危机现象只是从旧形态转移到了新形态，却并未自行消亡。
6.11. 社会创造力的能量取决于激情型人格在社会中的比重。
由此可得出结论：必须构建一种涵盖人民生活所有领域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将有助于推动激情型创造者——即在精神和意志构成上真正的人民领袖（“最优秀的人”——精英）——登上历史舞台。
若从丹尼列夫斯基的以下论述出发，并进一步推演其逻辑，便可得出这一结论：“……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如何会衰弱，这实在难以解释，因为社会是由不断更新的要素——即个体——构成的。 然而，历史无疑表明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并非源于任何外部原因，而是源于内部原因。例如，在查士丁尼之后，希腊民族在帝国存续的近一千年里，无论在哪个领域都再也没有产生过真正伟大的伟人……为什么在构成社会躯体的不可分割的个体不断更新之际，这些不可分割的个体却失去了其卓越的品质？”（《历史》7:11）。
将民族与文明的衰老类比于人体的衰老，同样提出了关于其成因的问题，并指明了寻找答案的方向：原因在于有机体内部——无论是社会有机体还是生物有机体。对于人类而言，这是基因密码；对于社会有机体而言，则是民族文化发展密码：人们认为“就个体而言，衰老尚可理解。 这种看法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它与社会的衰老一样难以理解。个体人也是由不断更新的元素构成的。他身体的微粒燃烧、分解并以各种形式排出，被新的微粒所取代。 那么，为什么这些新粒子比旧的更差，或者彼此结合得更差，相互位置更差，以致于它们活动的总体效果对整体来说更不利呢？这同样难以解释，就像在构成社会躯体的不可分割的粒子不断更新时，这些粒子为何会失去其卓越的品质一样。 为何昔日希腊曾孕育出伯里克利、埃帕米农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菲迪亚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甚至在更晚的时期还有维利萨里乌斯、特里博尼亚努斯、安菲米乌斯、约翰·金口等伟人，而后来却尽被微不足道之辈所取代？ 这意味着，在两种情况下，产生并结合这些元素的原则——无论是作为人类或一般动物，还是作为社会机体的原则——都在老化。（《俄欧》15:1）。 由此仅一步之遥便可抵达列夫·古米廖夫的激情民族起源理论[81] ：“激情者（源自法语 passionner——‘吸引、激发、点燃激情’） ——在激情民族起源理论中，指那些天生具备从外部环境中吸收能量（其量超过仅用于个人及物种自我保存所需）的能力，并将这种能量以有目的的工作形式释放出来，从而改变其周围环境的人。 “根据某人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可以判断其激情程度是否较高。”（维基百科）。
上述解释需要补充说明：1）必须区分破坏型激情者与建设型激情者；2）激情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民族形成初期，更贯穿于文明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 并且必须认识到，处于国家形态下的民族的历史运动，其出发点应是创造这样的条件：使建设型激情者（精英）能够自然地脱颖而出，并成为民族文化生活各领域的领导者。 显然，这一点在后文明阶段的历史中尤为重要：若激情创造者的数量降至临界水平以下，可能会急剧缩短该时期的持续时间，并导致文明的灭亡[82] 。
6.12. 民族意识形态无法人为构建：它始终以民众直觉认知的形式存在于社会中，即普通民众本能地明白什么对民族国家有利、什么不利，但这种意识形态可能被外来意识形态所取代，尤其是在上层阶级中。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乌克兰公民对“特别军事行动高达80%的支持率。这证明社会清楚俄罗斯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并深知在乌克兰境内对俄发动混合战争的西方，正是我们的历史性地缘政治对手。
这一评价因以下事实而更加凸显，而这一事实远非这种大规模爱国主义的助长因素：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既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却在实践中采纳了“对外政治爱国主义” （即“主权民主”），并在国内建设“欧洲”已逾30年。但在对外政策上，它却与“外部欧洲”争夺政治独立，捍卫“内部欧洲”对其的独立性。 另一个例子：1941年7月斯大林向全国发表的讲话中，使用了“兄弟姐妹”一词，这完全源自与布尔什维克格格不入的基督教词汇，而基督教本是俄罗斯人民宗教生活领域的自然形态。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却对教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早在1941年，俄罗斯民族便凭借其深厚的民族情感、民族根基及民族文化基因，察觉到了日耳曼法西斯主义的危险。 正如今日，我们已认清乌克兰新纳粹主义的危险——这种思想通过向俄罗斯人灌输日耳曼民族的暴力本性而渗透进来；我们也看清了这一切背后是西方文明，它只追求一个目的：分裂俄罗斯民族并瓦解俄罗斯。
6.13. 民族精英的任务是将现有的民族自觉提升至民族意识形态的层面，形成一套严谨的哲学体系，从而使我们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中能够针对所有出现的挑战做出明智的决策。
“民族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任何历史民族中立国民族的民族性格密不可分，它在家庭、社会及地方自治层面被历史性地认知，并逐步提升至国家层面；其具体形式可能千差万别，并因不同民族及其发展阶段而异。
6.14. 民族意识形态的载体是立国民族，即整个政治民族，而非社会中的任何特定阶级。
6.15. 俄罗斯民族是一种民族文化现象，即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属于同一类民族（人民）。
从国家阶段开始，并最终在文明阶段，俄罗斯民族自身成为了政治民族（如同任何其他立国民族一样）。它向其他民族的代表发出邀请：建议他们在接受俄罗斯民族在人民生活所有四个领域（政治、文化——包括艺术、科学与技术工业、宗教、社会经济）所创造的成果与价值观的同时，不必改变自己的信仰，只需对俄罗斯民族的信仰予以尊重；而俄罗斯民族也将保证，对他们的信仰及民族文化认同给予同等尊重。 俄语不仅成为各民族间交流的语言，更成为俄罗斯政治民族（俄罗斯民族）的语言，甚至小民族的民间创作也开始以此语言发展。
与此同时，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文化根基并未消失。 当政治民族最终形成时，作为立国民族在文明发展阶段所处的这种双重地位，往往导致某些社会活动家否认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文化根源，仅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历史现象（如“超民族”、“超级民族”等）。 更错误的是那种主张俄罗斯民族纯粹是“民族现象”的观点。“民族根源”这一术语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实际上人始终是社会性存在。 因此，在氏族社会结构中，只能谈论民族文化认同，而非纯粹的民族认同。更何况，当讨论的是“民族-国家”时。俄罗斯民族是历史行动中的民族—社会—文化—历史主体，即客观的历史现象，也就是“民族-国家”。
这不仅关乎“过去的”俄罗斯——该国曾两次（1917-1920年及1991-1993年）因“外部政治爱国主义”政策而丧失国家主权（该政策无视了作为俄罗斯立国民族的“人民—民族”的诉求与要求），也关乎 当今的俄罗斯，我们将其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对西方的回应，与对放弃将人民生活各领域欧化的政策的期望联系在一起
在远古时代，我们有哈扎尔可汗国的例子。哈扎尔——一个民族上的怪胎[83] ，其精英阶层属于一个民族和文明，而民众则属于另一个。 11至12世纪的中亚若干国家亦是如此：特别是蒙古征服前的花剌子模，其统治阶层为突厥人，而民众则是伊朗人。这两个案例最终都以国家彻底瓦解和“民族混合体”的覆灭告终，后者消失得无影无踪。 唯一的区别在于，在哈扎尔，民众与精英信奉不同的宗教（分别是多神教和犹太教），而在花剌子模，所有阶层在宗教上都是一致的（穆斯林）。尽管宗教因素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精英与民众在文明归属上的差异却至关重要。 波兰的历史便是极具说服力的例证：那些德化与天主教化的波兰上层阶级曾多次将国家推向丧失主权的边缘，而该国之所以得以保全，全赖俄国人——无论是沙皇俄国还是苏联——所展现的“斯拉夫美德之弊”。 如今，所有加入欧盟的斯拉夫国家，都在为这一加入付出代价——其政治主权受到限制，并因此不可避免地因与日耳曼—罗曼文明民族的文化及物理同化，而丧失人道主义与文化主权。 正是它们自身那些趋向欧化的政治精英，将它们引向了这条道路。可以大胆断言，这些国家的政治主权仅仅是俄罗斯政治独立的副产品，倘若我们战败，它们便将丧失其主权。乌克兰是西方的一个成功项目，也是西方文明有机体对俄—斯拉夫有机体影响的典型例证。 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奥匈帝国启动了“乌克兰化”进程，通过向加利西亚部分俄罗斯民众灌输德国式的暴力倾向和唯物主义（功利主义）——具体表现为反俄情绪——旨在将俄罗斯身份认同替换为新形成的乌克兰身份。 随后，德国人和波兰人延续了这一工作，而布尔什维克则将其完成，在苏联境内建立了新的“乌克兰”国家， 通过从波兰语和德语中大量借词完成了乌克兰语的构建，甚至将中等教育也转为乌克兰语授课，并以“自决权”为名巩固了这种人为制造的非俄罗斯属性，还将新俄罗斯、加利西亚、沃伦和克里米亚纳入乌克兰版图。 随着苏联解体，这颗定时炸弹终于引爆：乌克兰在形式上获得了政治独立。结果，乌克兰的政治本质完全暴露了其反俄的本质，这种本质早在德国建筑师手中就被植入其中。 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8年，盎格鲁-撒克逊人完成了将俄族的一部分人工改造为“乌克兰民族”的民族形成过程。这一实验如今最有力地印证了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中关于民族根基不可传递的基本论断。 政治乌克兰主义暴露了其内在的反俄倾向，是俄族中“脱离”出来的产物，与作为文化供体（donor）的西方文明截然不同，它完全无法开展任何积极的文化活动，反而从西方文明那里仅吸收了不容忍、 暴力与侵略作为沟通语言，不仅针对俄罗斯，也针对本国公民。因此，乌克兰并非欧洲，而是一种由西方和布尔什维克为单一目的——削弱并摧毁俄罗斯民族——所创造的人工杂交体。
6.17. 社会创造力能量节约定律——这是一条基础性定律，应当成为有效国家治理的根本依据。
该定律逻辑上源于“社会创造力”（人民能量）这一范畴，基于以下两点：其一，社会创造力正是历史发展的驱动力；其二，当文明的创造力达到顶峰（艺术的鼎盛时期）后，这些力量（能量）便只会消耗，无法再进行新的积累。 这正是文明衰老的原因。表面可见的原因在于激情型人格所占比例的减少，而这些人的总能量正是文明的能量。由此衍生出“民族—国家能量守恒定律”，掌握国家治理大权的政要们必须了解这一定律。
可以肯定地说，俄罗斯那些崇尚“欧化”的上层阶级，300年来一直靠过度消耗立国民族的民力来维持生计，不断将国家推向危机，虽然人民至今仍能从这些危机中胜出， 但这付出了社会创造力能量超乎寻常的巨大损失，缩短了人民本身及其国家的历史寿命（当然，在此过程中，上层阶级自身也会崩溃，这种情况已发生过多次）。因为国家仅依靠立国民族——即国家形成者，依靠其民族根基的能量而维系。 人民履行这一维系职能，是受其“教育原则”（内在发展法则）的驱使，该原则以神秘的方式被造物主（或如无神论者所认为的“进化”）隐藏于这些民族根基之中，并由其所决定。 自然，由立国民族肩负起维系国家的重任，是以消耗内在生命能量为代价的，而这种能量在民族历史的文明阶段本就已消耗殆尽。
国家治理效能的标杆，恰恰是那种能以最小的民族能量消耗来保障历史运动的治理方式，这既是该民族—国家历史生命最长久存续的保证，也是其在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展现所有天赋的保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这些结论具有历史哲学定律的性质。建立在“民族根基”这一范畴之上的文明论历史哲学，阐释了为何每个民族都独具特色并拥有自己的“民族灵魂” （这种灵魂无法从一个民族移植到另一个民族，正如无法移植个人的灵魂一样），正向该国现任政治领导层发出强烈呼吁，要求其终于认识到：国家治理的对象实际上始终是构成国家的民族。而治理民族的方式，应当如同园丁管理花园一般。
如果园丁不顾及园中树木有着不受其支配的内在发展规律，不及时浇水施肥，无休止地将它们从一处移栽到另一处，不断嫁接异种枝条，那么这样的花园将会枯萎，甚至彻底死去，耗尽其所有的内在能量。 倘若园丁仅靠这片果园维生，他自己也将饿死。反之，若园丁深谙园中树木的生长规律，只采取那些能帮助树木自主结果的措施，他将收获更多果实，而果园的寿命也将在其自生自灭的力量所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延长，这意味着园丁本人也将与他的整个家庭一起安享长久的幸福。
在这个寓言中，园丁代表国家、官员及上层阶级。果园则代表构成国家的民众，即在构成国家之民族的文化历史发展文明阶段中，整个公民政治共同体，也就是国家的全体公民。
遗憾的是，我们的上层阶级（尤其是政治精英）在过去300年里，并非以善良园丁的身份，而是以工头的方式统治着自己的人民，将俄罗斯立国民族（自己的花园）视为没有灵魂的原材料（木材和锯材）， 试图用它来建造那些在又一次“开明”的欧洲之行中浮现在他们脑海中的东西，而如今，更甚者，是在其更糟糕的——美国式的——版本中。也就是说——去建造那些根本无法建造的东西。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拥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根基，有着自己的教育原则，对民族生活（文化活动）各领域的运动方向有着独特的理解，同时还拥有确保其发展的有限能量。
起初，彼得大帝利用人民的能量，试图复制欧洲。结果建立了一个专制君主制，伴随着农民奴役制度——这种制度在俄罗斯历史上甚至在早期都不曾存在。 这种“欧洲式的农民奴役”在19世纪末理所当然地以整个俄罗斯陷入对西方的经济奴役而告终，这源于经济自由主义的西方思想在统治阶层乃至王朝内部的彻底胜利。 随后，布尔什维克从同一片欧洲大陆借来了“建设人间天堂”的理念，企图以俄罗斯人民为代价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将他们重新定义为“苏联人民”，强迫他们放弃俄罗斯的身份认同。 随后，他们幡然醒悟——仅限于“某个特定国家”，试图将俄罗斯人民改造为苏联人民。
那么今天呢？如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宗教领域在内），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全基于西方文明文化价值观（其中大部分本质上是腐朽的）的社会，而这些价值观与我们格格不入，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的腐化。 无需多大的智慧，甚至无需任何理论，就能明白今天的俄罗斯国家正重蹈革命前将立国民族改造为欧洲人的覆辙。让我们拭目以待，这第三次会以何种结局收场？ 与此前两次以1917年和1991年社会灾难告终的实验相类比，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将以现有国家形式的崩溃告终，且极有可能导致名为“俄罗斯联邦”的我国进一步解体——该国本就仅是历史上的俄罗斯的一部分 （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波罗的海国家、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地区——连同其境内的俄罗斯族人口——早已脱离）。 2014年，就在我们眼前，乌克兰的人为国家形式正是因上述原因而崩溃——即强行推行“乌克兰即欧洲”这种赤裸裸的亲西方意识形态。其结果是，乌克兰人口从1991年的5000万锐减至如今的3000万至3500万 （甚至可能更少）。令人惊讶的是，白俄罗斯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它并未从乌克兰革命中吸取教训：白俄罗斯当局长期试图启动寻找“白俄罗斯身份”的人为进程 ——无论何种身份，只要不是俄罗斯的即可，甚至一度试图构建“立陶宛”身份，企图在立陶宛大公国的历史中寻找其根源（却完全无视该国90%的居民是俄罗斯人，甚至立陶宛人本身也已俄罗斯化，因此该国才被称为“立陶宛与俄罗斯大公国”）。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首先呼吁官员们：他们必须认识到，自己治理的是一个构成国家的民族——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其发展规律不受他们掌控，必须像管理花园一样管理这个有机体。
社会寄予厚望，期待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能推动从“对外政治爱国主义”（主权民主）的意识形态与政策，向基于俄罗斯立国民族—国族的“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本土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与政策转变。
6.18. 国家行为须符合立国民族在人民生活四大领域中自然愿望与诉求的规律。
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述与《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撰写前后我国祖国的现实状况进行对照，得出的结论令人沮丧：无论在帝国时期还是苏联时期，国家始终无视俄罗斯立国民族——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根基”所怀有的期望与诉求。
如今，由于未能揭示我们历史悲剧的根源，我们不自觉地重现了革命前俄罗斯的状况——这种状况建立在“欧化”原则和“对外政治爱国主义”之上：即在俄罗斯境内构建“欧洲”，并保护自己的“内部欧化俄罗斯”免受“外部欧洲”的侵蚀。
丹尼列夫斯基有力地证明，对日耳曼-罗曼文明成果的成熟技术与科学借鉴，完全可以依托俄罗斯民族的根基来实现，既不摧毁这些根基，也不试图用欧洲的根基取代它们（根据丹尼列夫斯基的第三定律，后者是不可能的）。 若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我们300年的历史，便能清晰地看到，那些积极的成就都是以过度消耗民族能量为代价换来的，因为国家 （统治精英）往往忽视立国民族的期望与诉求，未能认识到正是该民族才是历史行动的主体，也未能理解国家本身不过是俄罗斯民族历史运动中的特定阶段。
6.19. 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中，社会经济领域文化活动的结构，与俄国立国民族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优势地位相一致。
丹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以及我们的研究，实质上都致力于证明这一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历史运动定律的存在。该定律的作用在关于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论述中将清晰可见。
任何文化历史类型之人民生活所有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即摆脱了异质文明摧残性（《俄欧》2:1）影响的）组织结构原则，取决于该文化历史类型中主要人格类型（民族根基之体现）的某些基本特征对其他特征的支配地位：私有制-个人主义特征对集体主义特征的压倒，或反之；暴力与侵略性对和平与仁慈的压倒，或反之；唯物主义与无神论对沉思与宗教性的压倒，或反之。
6.20. 在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文明阶段，尤其是后文明阶段，国家社会形态可能发挥的消极作用所带来的危险。
在文明发展阶段，民族在某个文化活动领域展现出特殊的天赋，公民社会的作用日益增强。但与此同时，国家也可能发挥消极作用，这体现在已经发展起来的官僚化国家管理机构自然倾向于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加以规范。 这种“国家化”进程受到公民社会机构及社会—国家机构（如地方自治、媒体、议会、法院、教育、非营利性社会组织（NGO）、俱乐部、政党等）的产生与巩固所制约和平衡，这些机构构成了整个国家精英开展活动的天然舞台。 根据“人民原则”的要求，正确解决“国家与社会”问题将延长文明的周期；错误的解决则会导致其加速缩短。 国家精英在此阶段的任务，在于实现国家社会治理机构与各类公民社会机构的和谐结合，同时为民族的自我发展留出尽可能大的空间。
需指出的是，与其谈论国家，不如谈论官员、执政的政治精英以及整体上的上层阶级更为恰当，因为正是他们的政治决策，将国家治理社会的方式导向了造福公民或损害公民的结局。 这一观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家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状态，它是立国民族通过抽象的权力机构（有别于权力总是被人格化的氏族管理形式）来管理自身（即社会）的能力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批评本国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公民的一大福祉，因为它能够维持公民之间的秩序，保护他们免受某些同胞（“不守规矩”的人）的反社会行为的侵害。国家是民族历史运动的工具。 公民社会应批评的对象，是那些掌握这一工具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的人。在国家时期，国家机构在解决主要历史任务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积极作用：捍卫其政治独立，作为发展整个民族潜能——这种潜能蕴藏于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之中。在此阶段，公民政治民族开始形成，其与国家治理机构和谐共生，构成了文化历史类型中文明阶段历史的主要任务与内涵。
6.21. 民族精英在文明阶段和后文明阶段的退化，是一个不可避免且对国家和文明存续构成威胁的过程。精英群体主导人格类型的自然更替。
在这些时期，通常由战士所占据的“国家阶段”历史中的激情型人物之位，被那些渗透进权力层、以个人利益为主要人生意义的功利型人物所取代。 捍卫国家主权的时期必然会涌现出愿意自我牺牲的激情型人物。文明阶段（尤其是后文明阶段）则必然会涌现出商人型人物和各类偶然性人物。
看来，我们只能在当下观察到西方精英的自然退化过程。而俄罗斯精英的自然退化则无法被察觉，因为在彼得大帝时期的欧洲革命中，由于文化认同的转变，其退化是人为造成的。 但关于这种人为退化的后果，我们可以根据那些已充分展现其内涵的历史时期来加以评判。俄罗斯帝国上层阶级的退化，甚至在诸侯大公之中都表现为要求沙皇退位和建立共和国的运动，更不用说将军们、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领导人等了。 在内战期间，白军是在“制宪会议”的旗帜下作战的，并未涉足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工作。召集“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并恢复“人民君主制”这一理念——该理念曾激励过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对他们而言是完全陌生的。 即便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俄罗斯的上层阶级也未能理解革命的深层原因，但托洛茨基始终洞悉这一点。他曾指出，倘若白军提出“农民沙皇”的口号，布尔什维克连两周都撑不下去。 我们还不能忽视俄罗斯民族当代历史中的另一个例子（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当俄罗斯人在顿巴斯为争取做俄罗斯人的权利而起义时，几乎所有民选的行政首长都离开了岗位，干脆逃走了。 布良卡市市长尼古拉·莫尔古诺夫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克里米亚国家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康斯坦丁诺夫也是如此。而谢尔盖·阿克肖诺夫则属于一种新型的“激情者”，他像许多此前从未想过要掌权的民族英雄一样，是被“俄罗斯之春”的事件推上台前的[84] 。
与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要求相协调的进一步历史发展，是公民政治民族唯一可能的纽带，也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的保障，而这正是确保全体公民福祉的唯一途径。这一观点源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本命题： 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运动，由立国民族的民族文化基因及其社会创造力的能量所决定。这种能量不仅源于立国民族中充满激情的个体的能量，更随着其他民族融入政治民族而，由这些民族中充满激情的个体的能量所补充。 正因如此，立国民族绝不能放弃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这种放弃将使整个政治民族陷入社会动荡，正如我们历史上已经发生过两次那样。
6.23. 西方文明的后文明阶段可能不仅会持续漫长，甚至会演变为由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势力主导的“新世界秩序”，这些势力已战胜了传统主义的支持者。
根据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所有评估，人类正接近其历史中地缘政治时期的终结（俄文明学 1.5）：新的文化类型无处可寻，因为这需要年轻而充满激情的民族，能够战胜正在腐朽的西方。这样的民族并不存在。 那些能够对抗西方的民族，自身已处于文明阶梯之上，甚至可能已超越该阶段。地球上已不再存在拥有全新教育原则及在实现进步领域中肩负新使命的民族，这意味着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利用西方文明因内部原因导致的腐朽与瓦解。 所有文化领域都有其英雄——那些在三大文化领域中实现了自身精神理想的文明。进步的可能性仅存于社会经济领域，而在此领域中，显然只有俄罗斯，或许还有中国，拥有优先权。
在此，文明论历史哲学与基督教关于人类历史的教义紧密契合，该教义叙述了最初的历史运动，即人类以统一形态存在，未分裂为各民族，且使用同一语言。 上文（第1.5节）我们已阐明，人类共同历史的统一性由其宗教历史所决定，而这一宗教历史被三大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共同认可。 宗教史贯穿整个世界存在史——从创世与人类诞生直至世界末日。宗教史内部包含一个地缘政治时期，始于统一人类分裂为各具特色的民族之时，终于通过消解民族文化认同而告终。 各民族与文明都拥有其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这为重新整合为统一的人类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并决定了人类历史地缘政治时期的主要任务：尽可能长久地坚守各自独特的民族根基。这一主要任务的本质在于将人类重新整合为单一文化整体的过程无限期推迟，在这个整体中，文化历史类型将消失， 民族差异也将消失，或者至少会弱化到无法再以此为基础维持政治上独立的民族国家，从而为全球主义势力建立统治铺平道路。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新历史时期（文明阶段），尤其是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标志着所有文化朝着同一未来图景发展的历史运动的开端，这一图景部分蕴含于西方文明的“民族根基”之中， 但更多地存在于善与恶斗争的最根本之中——这场斗争以部分天使的堕落告终，并导致了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中那戏剧性的结局。 从西方腐朽的种种表现（LGBT等）来看，这一未来图景早已超出了西方物质主义民族根基的承载能力， 正演变为纯粹的撒旦主义，为纯粹的地狱力量（通过人类行事）开辟道路，并邀请所有民族参与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这样的历史前景会是怎样的？ 新自由主义者的全球独裁统治，在教会语言中被称为“敌基督的统治”和“世界末日”。在世俗语言中，这将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但并非福山所指的那种——即在美西方单极统治下人类历史的延续——而是字面意义上最真实的终结。
6.24. 就新文化诞生的可能性而言，人类的进步已经终结。如今很明显，新的文化历史类型根本无处可寻。
每年在亚马逊丛林中被发现的原始部落，根本没有机会发展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明，因为现存的文明绝不会允许它们这样做。对于大多数其他民族来说也是如此，即使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 世界历史的主要主体是现存的文化历史类型（日耳曼-罗曼、中国、印度、俄罗斯-斯拉夫等）。 其中一种类型若在地缘政治及人文文化层面遭受挫败，将意味着其被另一种类型吞并（即文化与物理上的同化，或物理上的毁灭），但绝不会催生出新的类型。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正生活在“历史终结”的开端，只不过不是福山所说的，而是《圣经》所预言的。 要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参照已有的历史经验）：必须存在年轻而强大的民族/民族群体/亲缘部落，它们处于历史运动的初始（民族志）阶段，且拥有远超过时文化类型的能量； 这些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部落必须在战争中战胜处于后文明阶段的文化类型，或者不被其战胜。 显然，地球上并不存在这样的年轻民族；即便存在，也无法战胜那个虽已几乎丧失生命力、却仍掌握着足以抵御如此嚣张的对手攻击的科技成果的过时文化类型。 唯有俄罗斯——这个相对年轻的文明型国家——才能够不被战胜，为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创造发展条件，并在社会经济领域为文明史写下新的篇章。
这一原则的表述几乎囊括了N.Y. 关于国家有义务确保立国民族的历史运动，其基础在于考虑立国民族中民众阶层的期望与诉求，同时服从社会创造力的节约法则，以及国家必须为公民社会机构让步而进行自我约束等。 俄罗斯历史的全部戏剧性，正是源于与这一原则相悖的现状。
所谓自我发展原则，是指国家意志与愿望与个体公民及整个公民社会的意志与愿望实现最大程度的协调统一，这种协调统一既得到法律的保障，又在实践中得以落实。 积极的国家发展战略只能基于“民族自我发展原则”来实现。对于在人民具有特殊天赋的各个生活领域，该原则是实现有效发展和取得最大可能进步的自然法则。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在脑海中回溯到民族从“民族志状态”向“国家状态”过渡的时期。 无论以何种形式（公爵、国王、沙皇）出现的抽象国家机构，总是意味着整个民族乃至个体在某种权利上的丧失，同时也伴随着缴纳税款、服兵役等新义务的产生。 人民以国家形式进行的历史运动的效率，服从于社会创造力（人民能量）的节约法则。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实现社会创造力的最大节约：即国家只承担那些构成民族的个体无法直接或通过社会机构自行履行的职能。 这不仅包括国防，还涉及领土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教育、医疗等领域。俄罗斯历史的全部戏剧性恰恰在于：国家在引进西方制度和法律后，越过了民族情感所容许的权力划分界限——即人民—民族既 愿意且应当亲力亲为的事务，与人民无力独自完成的事务之间的界限——正是出于后者，人民才曾在历史上选择国家形式来管理社会及其历史运动。过去300年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充斥着关于这一主题的负面案例： 国家在内部政治中要么采取禁止性体制——正如革命前时期常有的那样，要么——如苏联时期那样，在禁止性体制的基础上，又附加了针对人民的伪服务职能（例如，国家禁止民众自建住房，却按排队顺序分配住房等）。 我们所见到的西方文明国家的所有优势，恰恰源于该文明的各民族在与自身民族根基和谐共处中实现历史发展，遵循其教育（形态）原则，节约社会创造力，并形成了正确（即符合自身、 独具特色）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形式。这意味着，西方文明的各民族是在“自我发展原则”的基础上推进其历史运动的，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依托其独特的自我实现形式 ——这些形式与它们的民族根基相契合。这一结论似乎与西方国家当前向“不道德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趋势相矛盾。而且这种现象既发生在公民社会层面，也发生在这些国家的国家层面。因此，我们需要探讨的不仅是西方“后文明时期”的特殊性。 所有文明面前是否都面临着同一个“普世的历史终结”：堕入不道德主义并将其奉为新道德？西方文明并非首例。在此之前，罗马文明就曾走过这条路。
6.26. 践行“民族自我发展”原则，能够延长文明在国家形态（国家形式）社会中的历史寿命。
这仅仅意味着：在遵守民族自我发展原则的情况下延缓衰老，而在违反该原则时则加速衰老。 遗憾的是，俄罗斯历史上充斥着违反“民族自我发展原则”的时期，其结果是，在某个时期，历史运动是以过度消耗民族能量为代价实现的；而如上所述，在文明阶段，这种能量并不具备积累的特性，只能被消耗。
但西方现代史似乎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系统层面违背“民族自我发展原则”的例子：我们绝不能认为，那种在实践中被付诸实施、破坏传统家庭和传统生活方式的“非道德主义”意识形态，能够促进文明的繁荣。 事实上，所有这些消极进程仅表明西方文明在历史运动的“后文明”阶段已然腐朽。我们所目睹的，正是与洪水前人类以及洪水后所多玛和蛾摩拉城居民所表现出的对传统价值观的背离如出一辙。 这种背离无非就是舍弃善而选择恶。正是这一过程造就了脱离民族的人，这种人极易被操控，因为他已脱离了“个人—家庭—民族—社会—国家—民族国家”这一传统体系。 这一全球化进程的目标，是消除所有中间状态，将这种甚至连性取向都已丧失的“脱离民族的人”，绕过家庭与社会，直接归入国家。这样的国家只能是世界性的（全球性的），这也是西方文明中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者所追求的。 好莱坞及其他西方电影制片厂正全力构思这种未来全球人类情景的各种“技术”版本[85] 。数字技术使得对所有自然人进行登记、监控其行为、建立基于对当局忠诚度的公民评估体系等成为可能。 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当今在建立此类公民监控体系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正是中国，这应当促使我们仔细审视中国文明“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厘清其历史发展的独特内涵，以及其真正的目标与利益。
6.27. 针对西方强加给全人类的“非道德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传统主义”意识形态予以对抗；在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将“传统主义”落实到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将标志着首个四基文化历史类型的出现。
“不道德主义”是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奉行的意识形态，其部分条款已写入这些国家的立法。 不仅如此，西方精英还将其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运用这一意识形态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强加自身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其他文明而言实为反价值观。
西方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已发展到否定所有民族在建国过程中所共有的最基本人类价值观的地步。 这涉及对家庭制度的否定，以及全球主义自由派试图创造“去民族化的世界公民”的企图——他们试图将人从社会的最初单元“家庭”中直接（径直）移入社会，从而绕过民族文化认同。 正因如此，社会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民族特色，并逐渐脱离其本民族，演变为一个不再区分各民族的、精炼的“人类共同体”。这正是建立所谓“新世界秩序”的主要任务：逐步剥夺民族、文化及人文主权。 全球主义者-自由派将对家庭的否定系统化为一套严密的“不道德主义哲学”，其目的（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在于摧毁“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体系。 新的世界秩序体系将建立在“公民——社会——国家”这一三元结构的基础上。但这样的体系反过来将致力于摧毁自由社会，企图将公民（幸而新技术正助长这一趋势）直接隶属于国家：“公民——世界政府”。 这正是全球主义者的终极目标。如今，世界各大文明的知识精英都已察觉到这一威胁。在这样的新世界秩序中，由金融家和经理人掌控的跨国公司将执掌大权，而资本家、社会主义者等都将消失。这种世界秩序，用基督教的语言来说，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吗？ 如今我们突然意识到，保守主义中同样蕴含着普世主义的基础。这些基础包括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以及民族国家。其中，家庭作为男女结合的联盟——这是人口自然再生产所必需的——正是保守主义（即当今所理解的传统主义）绝对的普世主义基础。 因此，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民族保守主义力量之间的某种合作在理论上成为可能。 其精髓在于汇聚不同文明的知识力量，共同对抗全球主义自由派的反价值观。也就是说，为了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本民族的传统社会、本民族、本民族国家，也就是为了维护所有现有民族、人民和族群的多样性。
6.28. 俄罗斯的世界历史使命，在于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实现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进步——这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任何文化历史类型能够解决的唯一领域。 俄罗斯必须实现这一使命，这具有历史运动规律的性质，忽视它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遵循它则将带来繁荣。
这正是对丹尼列夫斯基创造性遗产所提议的解读之新颖之处： 倘若俄罗斯未能完成这一使命，那么作为具有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它将无法继续推进自身的历史运动（《俄欧》15:10），因为社会创造力的全部能量将迅速枯竭，而民族文化基因也将因失去存在价值而被摧毁。 这种背离自身历史使命的行为，将意味着俄罗斯作为政治独立国家历史的真正终结，其领土必然解体，并被日耳曼-罗曼文明所吞并[86] 。
6.29. 必须创造条件，以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充分释放民族的全部创造潜能： 宗教领域、狭义上的文化领域（即美学艺术、科学理论、技术工业）、政治领域，特别是在基于本民族独特根基构建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以满足俄罗斯民族的期望与需求。
这一立场自然源于丹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未来使命的科学预言，即俄罗斯将成为世界文明史上首个四基石文化历史类型。实现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具有客观历史规律的性质，遵循这一规律将确保民族的繁荣昌盛和历史寿命的最大延续。
与此同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构建中，俄罗斯有能力且应当在历史上首次开创新局，因为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无法满足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需求。正是这些积极的需求，曾由其他文明首次在宗教领域以基督教（犹太文明）的形式实现， 在美学与艺术领域（希腊及日耳曼-罗曼文明）、在政治领域（罗马及日耳曼-罗曼文明）、在科学理论与技术工业领域（日耳曼-罗曼文明）中，这些积极诉求曾被其他文明首次实现。 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完全有能力在历史先驱文明的成就基础上，遵循自身独特的原则，在高水平上构建民族文化生活的这三个领域；若无此基础，便无法建立具有独特性的社会经济领域的独特组织便无从谈起，而在此领域，俄罗斯能够也必须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典范，即在财产关系中介下，公民之间尽可能和谐的关系。
6.30. 立国民族地位的双重性：相对于其国家而言，它既是被管理的对象，但同时也是活跃的历史主体。
如前所述，遗憾的是，300年来，国家一直忽视这一具有历史哲学法则性质的原则（即立国民族的主体性）， 未能认识到，治理的对象应当是主体，并理解到作为立国民族的这个主体，是在其民族文化基因中蕴含的指导思想引领下，开展自身历史运动的，正如任何生命体都在其基因密码的引导下发展一样。 这里可以用管理花园与管理锯木厂的区别来说明。锯木厂是一个死物，对其的管理可以完全服从于企业负责人的意志。但管理活体有机体——例如花园——却不能如此。更何况，如果谈论的是立国民族。
6.31. 家庭是民族（国家）自我发展原则的主要执行者，是民族（国家）的基本单元，也是传统国家的基石。摧毁传统家庭，正是俄罗斯西化以及所有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政策的终极目标。
正如N.Y.丹尼列夫斯基的整个历史哲学可以归结为民族（国家）自我发展原则一样，民族自我发展的主要实践者正是传统家庭！俄罗斯的未来掌握在儿童和青年手中，这意味着——掌握在传统家庭手中。
自18世纪末起，甚至可能更早，西方社会在实践中便开始逐步替换国家基础的概念： 取代了传统家庭——通过传统家庭，民族不仅在生理上，更首先在民族文化层面得以延续——国家开始依赖于被去民族化的人，将其视为拥有自然人消费者权利的自然人消费者。
西方和俄罗斯社会中家庭制度的瓦解，始于构成国家的主体民族脱离教会。 在俄罗斯，新殉道者们从19世纪末就开始记录这一现象。毫无疑问，这是将欧洲文化原则嫁接到俄罗斯民族身上的结果。民族脱离教会的过程导致了所谓“民事婚姻”的出现——即没有教会（也就意味着没有国家）登记的婚姻。 革命后，早在1917年12月，《家庭与婚姻法令》便率先出台，该法令实行了婚姻的国家登记制度，并废除了在教堂、清真寺及犹太会堂的婚姻登记。
苏联时期国家对家庭的态度，经历了从试图将父母职能社会化、推行夫妻关系自由，到通过提高离婚门槛、设置职业发展障碍来鼓励维持家庭关系，但到了1970至80年代，这一切最终以家庭关系的自由化告终。 而如今，国家对离婚已完全不设任何障碍。1920年，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堕胎禁令于1936年颁布，并于1955年废除。
正是传统家庭首当其冲地遭受着人民生活各领域持续西化带来的破坏。如今，唯有传统宗教和传统生活方式——尤其是那些得以保留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仍在对此进行抵制。
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第二次受洗”进程——当时国家放弃了对公民宗教生活的管控——无疑是积极的。越来越多的年轻夫妇在国家民政部门登记结婚的同时，也接受了婚礼圣礼。
6.32. 文明论历史哲学并不否定国家政策中的自由主义倾向，但其关注的是自然自由主义政策（具有民族特色和民族性的）。
自然（民族的、具有本土特色的）自由主义政策的可能性乃至必要性，出现在国家发展尤其是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因为其目标是保障人的自然权利：自由、生命权、荣誉与尊严、财产权，以及最终的家庭权和传统价值观[87] 。 但在政治、经济、社会、宗教、文化等生活领域中，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及其制度性发展，唯有通过实现一项核心人权方能实现：即维护自身民族生活、荣誉与尊严的权利。这一权利一方面构成了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权宣言》第10条第1款），另一方面则是保障个人所有自然权利得以存续的基石。 必须将自然自由主义政策与19世纪形成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区分开来，后者基于西方文明的“人民原则”（极端个人主义、唯物主义），并逐渐演变为对传统价值观的否定。
西方人以积累物质财富为导向的个人主义，已渗透进“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家政策之中。对这些权利的诉求构成了所谓自由主义政策的本质，但在演变过程中，它却逐渐忽视了个人对其民族认同和传统价值观的自然权利。
历史告诉我们，作为世界历史主体的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正是因为他们怀有持久的历史愿望，即希望财产及其劳动成果（尤其是历史居住地）始终属于他们的集体所有，且不愿与任何人分享。 为捍卫这一全民族的集体所有权而进行的斗争，正是为维护自身独特的政治独立性而进行的斗争；唯有这种斗争，才能保障构成民族的个体作为自然人享有其自然权利。
唯有具有独特性的国家才能保障其臣民的生命、尊严和个人自由，并为此提供首要条件：即保障生命、尊严和民族自由，而这不可避免地会使个人自由受到民族传统所施加的自然限制，从而阻止传统价值观被不道德的价值观所取代——后者的根源在于满足“脱离民族的人”的所有“肉欲权利”、获取一切享乐等要求。 丹尼列夫斯基写道：“如果自由主义政策不具有民族性，那么它就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自由主义在于民族生活中所有健康方面的自由发展，而民族追求在其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俄欧》12:55）[88] 。
否则，在俄罗斯（以及任何其他民族）的生活中推行脱离民族的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民族在基因型和原型上与西方文明的民族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将意味着其去民族化（丧失民族特性）， 进而导致民族文化主权的丧失，这必然会导致政治主权的丧失，而正如历史所示，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个人自然权利的丧失。 “去民族化的人”的权利意识形态，正是“西化主义”的病毒，对此，俄罗斯民族除了回归基于自身“民族根基”的独特历史发展形式，满足人民的期望与诉求之外，别无解药。
诞生于西方文明深处的“人权意识形态”，已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发展成一套严密的体系，对西方人而言是天经地义的。 这种自然性由民族性格的某些特征所决定，例如极端的个人主义、不宽容、倾向于暴力、将获取物质财富视为人生意义等。因此，在西方社会中，所有成员都在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这导致了这些权利的平衡。 个人争取权利的斗争，与他人争取同等权利的斗争相互制衡；你的自由止于他人自由开始之处，前提是他人能够捍卫自己的自由。
西方社会基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模式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契合该社会的民族本性。而俄罗斯社会基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模式却行不通，因为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本性）中缺乏那种像西方人那样不可磨灭的争取自身权利的渴望。 俄罗斯人宁愿退让、摔门而去，甚至什么也不做，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做错事，国家就有义务保护他。这正是解释了为何在当今 社会中，各类骗子——包括掌权者——之所以能得逞：他们没有对手，无人与之抗衡，这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
俄罗斯公民社会已经意识到，推行西方“去民族化”（去民族归属）人权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正因如此，“自由主义者”一词才取代了“民主人士”，成为一种贬义词。 唯有文明论历史哲学才能客观阐释纯粹自由主义政策的危害性，进而指明与之抗争的道路。渗透进俄罗斯民族文化空间的“无限人权”意识形态，是一种足以摧毁民族的意识形态武器。 但要让“去民族化、去国家化的肉体人享有无限权利”这一意识形态取得胜利，首先必须将这个肉体人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使其免于承担对传统家庭的责任重担。 与此同时，我们目睹着人类本身正在被非人化的过程：国家承认性少数群体的权利，包括组建家庭的权利，并将恋童癖视为一种自然的性取向。
6.33. 人民生活各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组织原则，由某一文化历史类型中“主要人格类型”（民族根基）的某些基本特征对其他特征的支配地位所决定：即私有制与个人主义特征对集体主义特征的支配，或反之； 暴力与侵略性压倒和平与仁慈，或反之；物质主义与无神论压倒沉思与宗教性，或反之。
6.34. 公民自给自足、满足最基本需求的自然权利与义务。主权货币政策与经济自然化（智慧自给自足）的理念。
我们将公民自给自足的自然权利与义务视为俄罗斯文明“人民原则”的要求。历史上，这一权利因商品货币经济形式对实物经济的全面胜利而遭到侵犯，但原因不仅限于此。
在西方国家，对这一权利的侵犯是日耳曼-罗曼文明“民族根基”的自然产物。这种侵犯源于“民族根基”本身的典型特征（个人主义、暴力倾向和物质主义），这些特征决定了个人在所有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领域——对无限自由和竞争的追求。 正如我们上文所示，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关系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土地封建主义、工业封建主义以及——当前阶段——货币封建主义（我们认为将其称为资本主义是不准确的），这种制度不赋予其公民（及非公民）在满足自身需求方面任何自由的权利。 由此衍生出了那些因失业而闻名的社会保障——失业救济金，其实质无非是维持劳动力市场竞争的一种手段等。
与早已远去的实物形式不同，以商品-货币形式满足人类需求，导致了一种完全异常的局面：现代人已无法自主决定如何满足自身需求。之所以丧失这一能力，是因为满足需求必须拥有金钱，而金钱的获取往往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自身。
在现代经济中，货币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经济体系并非建立在实物经济之上，而是建立在发达的商品货币流通之上——但社会对此尚未有充分的认识。 直到最近，历经一系列危机之后，商界和学术界才开始讨论国内经济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并将其归因于卢布发行量与国内美元存量之间的人为挂钩（显然，即使在特别军事行动（SVO）之后，这一状况似乎仍未改变）[89] 。
为了理解货币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让我们在脑海中回到民族历史的最初、即民族志时期。 当时，人们主要通过直接从大自然中获取和家庭生产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饲养牲畜、播种谷物、种植蔬菜，他们自己建造住房，自己制作劳动工具，自己缝制衣服等等。 劳动成果的消费也是直接进行的，即不通过货币交换这一中介过程。 就在不久前，在苏联，郊区和个人副业中蔬菜（尤其是土豆）的实物生产比例依然相当可观。而在历史上的民族志（及民族志之前）阶段，所有民族的经济活动主要都是实物交换的。民族的福祉直接取决于其勤劳程度。 当然，这也取决于技能、手工业与技术成就、与邻近地区的贸易等。但勤劳是首要因素：为满足自身需求所投入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所有其他因素皆是其结果。
这意味着，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条件下，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单元，以及个人，自行决定投入多少劳动来满足自身需求并提升生活水平[90] 。但随着向商品货币经济的转变，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现代人失去了自主决定应直接生产或获取何种物品以满足自身需求的权利与能力。 基于机器生产、劳动分工、商品货币交换的复杂社会经济机制，要求他掌握某个领域的狭窄技能，即从事高度专业化的职业。 现代人需要在家庭之外的某处工作，其福祉取决于是否有这样的工作。现代人在工作中履行职责所花费的时间，会换来现金或电子货币形式的工资。
在公民眼中，当今国家是其能够将金钱（这些象征性符号）兑换为满足自身需求所需物品的保障。同时，如果公民勤勉工作并获得薪资，他就有 有理由期待以下几点：1）他能够将赚取的钱兑换成足以维持其预期生活水平的商品和服务，这种生活水平应与其职业及工作投入的时间相称；2）市场上始终会有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必要数量供应； 3) 价格将保持稳定；4) 他总能找到与自身职业相符的工作，而且工作地点离居住地不远。
在这份满足个人需求的先决条件清单中（假设对劳动态度良好），没有任何一项完全取决于公民自身。就连求职成功与否也仅部分取决于他本人，因为这还与居住地对其所从事职业的需求密切相关。 如果以一位勤劳且拥有紧缺职业技能的人为例，那么可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能否找到工作并不取决于他本人，而是取决于外部因素。假设这位公民同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居住地；并且同意从事任何工作，而不仅仅局限于本专业。 显而易见，就业——即获取满足自身需求所需资金的机会——根本不取决于该公民，而是取决于整个经济状况（先说一步：经济状况首先取决于货币供应量是否充足）。 同样，商店里的定价也不取决于个人，而工人的预期能否实现，却取决于物价的稳定性——毕竟，这些工人是靠劳动换取工资的。 现代人作为国家公民，其身份源于其祖先当年选择的这种国家形式的社会制度，结果却失去了自主决定如何满足自身需求的可能性。这种决定由外部环境代为作出[91] 。
此外，若将视角从个体劳动者提升至为其提供工作的企业层面，同样能看到类似的景象。企业专注于生产某种具体产品，这相当于人的职业。对企业产品的需求完全不取决于企业自身。 假设该产品本身是社会所需要的，社会对其存在自然需求；假设产品质量上乘；假设企业自身已满足其他所有条件，但作为买方的另一家企业——同样在生产社会所需的产品，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必须拥有资金才能支付货款。 而第一家企业若要生产第二家企业所需的产品，也必须拥有资金。归根结底，“企业对企业”体系中的商品和服务生产，最终仍需回溯到直接为民众生产商品和服务的企业，而民众同样必须拥有资金。
所有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企业及其员工都必须拥有足够的货币供应量，以支撑这一基于货币交换、满足现代社会需求的复杂过程。在此情况下，一个问题随之产生：经济中的货币从何而来？ 谁负责确保国家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符合其必要水平，从而能够保障这一极其复杂的交换过程——即将高度专业化的劳动转化为人类所需的商品和服务？ 众所周知，货币发行及向国家经济体系注入货币是国家的专属权利和义务。国家会严加监管，确保无人擅自发行货币。
我国政府，更确切地说——“货币当局”（中央银行），三十多年来实施的货币政策并未服务于本国生产力的自主发展。 与西方国家、日本和中国相比，俄罗斯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极低。这是由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丧失了卢布发行主权所致： 将卢布货币供应量按“市场”汇率人为地与经济中的美元存量挂钩，重现了革命前维特将俄罗斯帝国的卢布货币供应量与黄金储备挂钩的局面，这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急剧缩减及诸多问题。
主权货币政策是有效国家治理的首要条件，它既符合自然法中“人民原则”的要求，也符合公民自给自足的权利与义务。
公民完全依赖于国家，更准确地说——依赖于国家官员，再准确地说——依赖于中央银行的官员。这正是以商品货币为主的经济与以实物为主的经济之间的根本区别。 保障公民福祉的全部责任都落在国家及其官员身上。如果国家长期推行人为紧缩货币供应量的政策，那么社会中最终会滋生破坏性进程： 长期失业或从事报酬低廉、甚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工作，会导致社会上冷漠与绝望情绪日益蔓延，进而使公民丧失劳动意愿，酗酒及其他恶习随之泛滥[92] 。 这种异常状态必须由国家自身予以消除，因为显然，国家的最低任务就是不干涉公民的生活。 既然国家掌握了货币发行权这一垄断权，并据此掌控了向各行业及家庭注入货币的手段，它就有义务制定货币政策，使现代人能够重新获得其天然的权利和义务——即自主决定如何满足自身物质需求 （正如历史曙光时期那样）。
俄罗斯公民社会应当将注意力集中于货币问题，制定主权货币政策的原则，并要求国家予以执行。
关于主权货币政策的具体任务，我们将在本书结尾部分探讨；在此仅从宏观层面指出这一问题，旨在论证遵守国家治理原则之一的必要性，同时也与关于国家经济必须“自然化”（即“明智的自给自足”）的后续结论相关，以免我们被指责为某种荒谬之举。
但除了要求实行主权货币政策外，国家经济本土化（智慧自给自足）的原则也显得完全合理，而这一原则若没有国家的参与同样无法付诸实施。
在复杂系统的管理中，解决某个领域中的单一问题，往往（甚至总是）需要满足其他领域有效管理的任务要求。反之亦然，在某个领域解决这一看似独立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也能满足其他领域有效管理的任务需求。这被称为系统方法[93] 。国家经济的自然化原则，与《路线图》中的其他重要原则一样，是组织向“未来图景”可持续迈进的任务所必需的，这些任务归结为在历史运动的文明阶段为民族的自我发展创造条件。
“自然化”原则几乎直接源于城市去城市化及建设“单层俄罗斯”的任务，源于支持传统多子女家庭的任务 （俄文明学 6.31），并意味着国家应为公民创造条件，使其能够通过在私人和集体家庭中的劳动，部分满足自身需求。
国家“单层俄罗斯”计划应首先基于在面积不超过1公顷的土地上建立庄园式家庭，这使家庭能够通过自然方式为自己生产大部分食品。 该计划应规划过剩产品的销售基础设施（市政市场、消费合作社和销售合作社）。
国家的最高目标在于，通过社会管理确保人民的历史运动遵循“社会创造力节约”原则（俄文明学 6.17）。“经济自然化”原则能够满足这一目标。
公民的劳动是其福祉的源泉。劳动的解放是通过主权货币政策和经济自然化来实现的[94] 。
6.35. 人的自然不平等：出生时的自然不平等、养育与教育的不平等、个人意志力上的不平等。
在上文（俄文明学 5.60）中，我们聚焦于丹尼列夫斯基关于人类天生追求幸福而非平等的观点， 得出结论：根据“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人类这种追求幸福的自然倾向是所有文明和民族共有的，而这种追求幸福的具体实现形式则是独特的（具有民族特色），由每个民族和文明特有的“民族根基”所决定。
丹尼列夫斯基留给我们的关于平等原则的见解（“不仅在人与人之间，而且在整个自然界中，我们所见到的无非是一系列各方面的不平等”[95] ）是如此珍贵，这一原则曾被18世纪西方文明的哲学家们作为公理，作为社会制度的根本基础。因此，若不看到由此得出的结论，：人的不平等才是社会的自然状态，而“被新近的共产主义者推向极端的”平等（[96] ， ），若将其作为基本原则奠定在社会根基之上并由国家强制推行，则属于违背自然的社会状态。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社会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一平等原则之上，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这根据文明论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论点， 这违背了社会经济领域结构必须符合客观必要性的原则——即在构成俄罗斯国家的民族中，集体主义属性应凌驾于个人主义属性之上（《文明论哲学》第6.19章）。 布尔什维克在构建社会经济领域时，不仅完全无视了俄罗斯民族根基中存在的个人主义属性，甚至也忽视了其集体主义属性，走上了将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国有化的道路，甚至消除了合作制形式。 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理念最终沦为一种假象，因为实际上由“统治官僚骑士团”在操控它[97] 。
很难不注意到，所有人天生就拥有不同的天赋（或才能），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智力上的。这就是第一种不平等： 即从出生起就存在的自然不平等 。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即使在问题家庭中，也会诞生天赋异禀的孩子，他们被上帝（无神论者称之为自然）赋予了某种天赋。这确实如此。对上帝而言，万事皆有可能。这正是“与生俱来的自然不平等”的本质所在：一切都在上帝手中。 然而，如果一对夫妇生活在精神或身体（或两者兼有）的堕落之中，那么他们生下有缺陷后代的概率，就比虔诚的夫妇更高。 正如谚语所言：“榉树结不出橘子”。但虔诚的家庭中也可能诞生有缺陷的孩子，这在民间谚语“家家有丑儿”中有所体现。这一切都让人得出人类存在天然不平等的结论。
此外，很难不同意这样一个观点：人们之间存在着从出生到成年期间不同教育所导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体现在人的教养和教育上。
首先，这种不平等与人们出生于不同的家庭有关：家庭在精神、智力和物质条件上各不相同，而这些条件决定了孩子的成长环境。 此外，出生地和居住地也至关重要：有些人出生在拥有幼儿园、学校、兴趣班、社团等完善设施的地方，而另一些人则出生在经济萧条的村庄甚至城市。所有这些都预先决定了个人成长的不同可能性。国家是否参与年轻一代的培养也具有重要意义[98] 。
第三种不平等虽不那么显而易见，却可能对人的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即个人意志力上的不平等。
每个人从孩提时代起，就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付出着不同的意志努力：有人逼迫自己努力学习、参加体育运动、参加各类兴趣班、帮父母做家务；另一些人则虚度光阴，沉溺于“街头”的诱惑之中。 当然，这种个人意志可能是天生性格缺陷或天赋的产物，也可能是父母在教育中纵容或严厉的后果。 但决定性作用仍在于培养自身对劳动的意志。正是这种意志，能够帮助一个人克服前两种不平等，即使他天生缺乏特殊才能，或未获得应有的教养与教育（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承认这三种不平等的存在，便从理论上彻底排除了建立在人类平等原则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可能性。 任何原则的本质在于，它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的真实状态。如此，该原则才是自然的，可以据此构建衍生事物，且不会对人民、社会、民族及个人造成伤害。但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自然界中，都不存在任何平等。 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人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正常状态，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那么难道就无法采取任何措施，将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在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基础上吗？文明论哲学给出的答案是：这是可以且必须做到的！ 为此，国家必须为所有儿童和青少年创造平等的起跑条件，以消除这三种不平等；同时，成年公民的生活应遵循精英治国原则。这些问题将在最后一章中进行探讨。
VII. 自然分期法将俄罗斯——这一文明型国家——的历史，与任何其他文化历史类型一样，划分为四个历史运动台阶：民族志台阶（俄罗斯：9世纪前）、国家台阶（俄罗斯：9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文明台阶（俄罗斯：19世纪中叶至今）、后文明台阶（俄罗斯尚未进入）
这些历史阶段是由丹尼列夫斯基本人提出的[99] ，但他并未明确界定各阶段的时间范围。即使只是粗略地通过前六章所阐述的“文明论哲学”视角来审视罗斯-俄罗斯的历史，也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们对这一分期进行细化。 在“国家阶段”内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阶段：民族国家阶段（9世纪至15世纪末）和真正的国家阶段（15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文明阶段内，同样可见两个阶段：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和真正的文明阶段（20世纪中叶至今）。
这一结论源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基本论点，该论点阐释了“立国民族”和“国家”等概念，进而使我们能够识别出历史运动的真实主体：即于15世纪末由东斯拉夫族群形成的俄罗斯立国民族。 因此，我们可以将自9世纪以来俄罗斯民族的整个民族形成时期视为我国历史中“国家阶段”的第一个、即“民族—国家”阶段。
“人为历史体系”最大的错误，甚至不在于将整个人类历史运动及各个文明/民族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历史，并随意将这些时期与各种分水岭事件挂钩，而在于忽视了历史行动的真实主体 （在俄罗斯，这一主体是构成国家的俄罗斯民族）[100] ，以及将国家本身视为这种主体，而实际上国家仅仅是构成国家民族的一种状态形式，会随着该民族自身的发展阶段而变化。 若缺乏客观的社会理论，这一点很难察觉，因为表面上一切恰恰相反：国家被视为历史运动的主体，因为它确实管理着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文明论哲学与历史哲学提醒该国政治精英注意：尽管从所有形式特征来看，国家（官员）确实在今天管理着几乎所有进程，但实际上国家管理的对象是一个鲜活的主体： 一个具有独特民族、社会、文化和历史特征的有机体——俄罗斯立国民族，它拥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无视这些规律只会让自己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一点已被我们的历史一再证明。
俄罗斯民族自国家发展阶段起，便作为俄罗斯政治民族（俄罗斯民族—国族）开展其历史运动，拥有独特的发展目标、实现方式及形式（即作为历史行动的主体）， 最初吸纳其他民族的精英，而自国家-文明阶段起，尤其是进入文明阶段后，则向包括俄罗斯民族在内的所有民族的平民大众授予公民权利[101]
社会的国家形态是发展的方式和形式之一，对于维护政治独立和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 但这终究只是众多方式和形式中的一种，而在文化历史类型历史运动的文明阶段，所有这些发展方式和形式的作用都急剧增强（公民社会机构在人民生活各领域的角色日益凸显，宗教领域的作用也日益增强）[102] 。 文明历史运动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政治精英能否洞察其所领导的政治民族在历史运动中的独特目标与方式，能否认识到这些目标与方式在历史上是由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诉求所决定的， 是否将其作为决策的基础，是否为人民生活各领域的自由历史创造创造了必要条件，还是对此视而不见。 政治精英必须明白，其所治理的对象是一个鲜活的主体、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非原子化的选民群体；正如我们前文所述，它是一座生机勃勃的花园或森林，而非一堆木头。 国家以及所有代表其行事的人，都应当是善良而明智的园丁，而非锯木厂的老板。遗憾的是，在俄罗斯历史上，这一治理原则长期以来屡屡遭到违背。
若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来审视我们的历史，便会立即发现俄罗斯历史分期法的人为性。 这种分期法无视俄罗斯立国民族作为历史运动的真实主体，既看不到民族历史的真实台阶，也看不到其发展阶段，同时却将重点放在某些事件上，而忽略了这些事件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的联系。 这种局面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我们既抛弃了旧的（尽管是人为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却又未能建立新的理论。“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进坑里”[103] ，这是《福音书》中的智慧箴言。 俄罗斯社会在思想上的困境在于：150多年来，我们其实早已拥有了一套自然科学的社会理论——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我们在导言中已提及），这是天意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就赐予我们的，但我们却始终无法加以利用。
7.1. 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对俄罗斯历史进行自然分期，这为揭示俄罗斯民族根基在已过历史中的典型特征及其表现形式与方向提供了可能，而这些形式与方向必须作为构建未来图景及其路线图的基础。
正如我们此前所强调的，俄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法源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规律与原则。这一分期法的根基在于立国民族历史运动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划分相当清晰。
这种划分远比将俄罗斯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以及当然还有现代的传统体系更为清晰——关于后者的争议，恐怕仅限于其起点是否应定为1991年这一问题。 至于中世纪历史（俄罗斯中世纪），则根本没有统一的看法，因为在许多历史学家的认知中，基辅时期中央集权俄罗斯国家的鼎盛时期之后，紧接着便是“封建分裂”的黑暗时期，这似乎与西方关于历史进步是线性上升过程的观念相矛盾。 其结果是历史教学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变得极为困难，因为完全缺乏从历史运动的实际主体——俄罗斯立国民族——的角度来审视。 人们既未关注其从东斯拉夫部落群中形成的民族起源，也未充分关注自我认同的渐进转变（早在11世纪，编年史中便已消失了基于部落名称的认同， 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地公国名称为依据的认同），也未关注俄罗斯民族的诞生及其全俄认同在两个标志性年份（1380年——库利科夫战役，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之间的形成； 未关注俄罗斯民族在历史成长的各个阶段所解决的任务（以及对其有害的现象），完全忽略了俄罗斯民族独特历史使命的任务等。
结果，就连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似乎也不了解、也不理解他们所治理的国家的历史。在后苏联时期，我们摒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及其“形态”理论，却尚未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104] 。这种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毋庸置疑，正如任何人为构建的科学体系一样[105] 。 人类思维的本质在于，它要求在所研究的外部现象中寻找内在的发展规律。人为构建的体系之所以可取，在于它至少能以某种方式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系统化整理（遵循“有总比没有好”的原则）。若没有它，所研究的事实便会呈现为一堆彼此无关联的事件。 当知识积累达到一定水平时，人工科学体系本身便会受到质疑，因为越来越多的事实开始与其相悖[106] ，最终导致人们对其产生否定。 但已获得的知识仍保留在记忆中，只需将其转移到另一个、已经形成的科学自然体系中即可，对于历史科学而言，这个体系就是文明论历史哲学或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当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积累的种种不准确之处使其与历史事实产生严重不符时，老一辈人的头脑中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转变[107] 为解决我们提出的任务（其客观性已鲜少有人质疑），即构想未来图景并制定通往未来的路线图，必须拥有客观的社会发展理论；而我们深信，唯有文明论哲学及其组成部分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以及将其法则应用于评估俄罗斯历史及当前状况（从国民生活的四个领域切入）所衍生的相应发展。唯有以此为基础，才能解决从幼年时期开始培养民族精英的任务： 在学校获得的祖国历史知识与理解，对于最具求知欲的头脑而言，应当成为更深入研究历史、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哲学、地缘政治、民族心理学、语言学、自然科学史、宗教史、神学等学科的基础 ——即所有决定民族意识形态不可动摇原则的内容。
文化历史类型中自然的历史分期法，使我们能够将大量历史事件以关联的形式呈现，并通过历史阶段的切面来观察其真实历史——在每个阶段，在“民族根基”这一独特民族文化密码的引导下，特定的历史任务都会得到解决（正如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它诞生、 经历婴儿期、青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最终消亡），并观察到这些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如何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显现（以何种形式、通过何种特征性行为），即如何通过历史实践得到印证。 这意味着，在解决构想未来蓝图的课题时，可以且应当以在具体历史形式中揭示出的同类型“民族根基”表现为导向，如此，该蓝图的基础便将建立在历史实践之上。
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自然分期具有很高的预测潜力，因为它既能让我们看到历史运动已达到的水平，又能对文化历史类型所经历的历史及其当前状态进行客观评估。
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建议对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文化历史型历史分期法进行适当扩展。 在此过程中，我们将丹尼列夫斯基的“时期”一词替换为“阶段”，在“阶段”内部划分“阶段”，而在“阶段”内部则划分“时期”，作为最小的时间段，这些时间段首先与具体的代表人物相关。
这种补充划分在逻辑性和方法论上的有效性，对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各民族的历史而言显而易见，更不用说罗斯-俄罗斯的历史了。
我们不得不主要通过日耳曼-罗曼文明史的实例来阐释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点，因此不仅列举了该文化类型历史的分期，还对其当前作为深度后文明状态进行了评估，并指出正是西方文明，在“非道德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强行向所有其他民族推行其霸权下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人类治理模式。 我们此前虽曾部分论及罗斯-俄罗斯历史的分期，但未将其延伸至当代，现将予以补足。
我们并不声称对罗斯-俄罗斯历史运动各阶段的时间界限有绝对正确的界定（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正确性，但理解关于确定更精确的历史阶段和时期界限的问题应当留待讨论）。 我们的任务在于，引导社会关注建立一种基于俄罗斯立国民族形成与历史运动标准的新型自然历史分期体系的必要性。这种体系能够帮助我们确定自身发展的当前阶段，并揭示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及历史运动的不同阶段中，«民族根基«所呈现的同类型表现形式， 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在过去中实现的未来图景”。 因为文明论历史哲学向我们发出呼吁：未来只能建立在已明确的、积极创造性的“过去”基石之上，同时批判性地评估那些损害了俄罗斯文明“民族根基”的破坏性历史经验。 若不解决这一课题，便无法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这一点我们在二十世纪祖国的历史实践中已两次目睹：1917至1920年代以及1991至1993年。
正如读者所理解的，通行的历史分期法与历史哲学分期法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历史学家根据外部特征（通常与社会国家形态的形成以及宗教领域中教会形态的形成相关）所筛选出的事件为基础；而后者 ——则基于立国民族从前国家状态到形成统一的立国民族并捍卫其独特国家，直至达到文明阶段并过渡到后文明历史的演变阶段。
这种人为划分的危害在于，它暗含着对文明历史运动总体进程的错误认知，即将其视为一个线性上升的过程，朝着无尽的“美好远方”奔去。 这种观念除了对国家治理造成危害外别无他益，因为它对文明历史运动的总体进程给出了完全错误的认知，宣称文明具有历史上的不朽性（而实际上它们在历史上是有生有死的[108] ）。根据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法律，对构成国家的民族的状况（存在）进行评估——这一评估构成了自然历史分期法的基石——使我们能够看到最高权力代表们的行为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也就是说，仅对他们的行为进行评价，而避免对其个人道德品质进行评判。 在评价我们历史时最常见的错误，恰恰在于先将历史人物的个人定性为积极或消极，然后将其所有的政治/国家活动都套入这一既定结论中。彼得一世和伊凡四世“恐怖沙皇”便是典型的例子。 对前者的评价带着正号进入我们的生活，而对后者的评价则带着负号。 上述这种错误的历史认知方法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对尼古拉二世和斯大林的评价（尽管后者评价并非如此一致）。君主主义者极力将前者奉为圣人，甚至在政治上也是如此；而将后者视为地狱恶魔，当然，对这两者的评价都是错误的。
上述伪科学方法完全扼杀了积累历史经验的任何可能性。 所谓“历史没有虚拟语气”，因此无需对其进行评价，这一说法不过是一种华丽的“修辞手法”，一个格言，它指出了时间的已知特性：无法回到过去去改变它。 但未来终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去，且其形态多变——这一点我们既能从自身经历中体会，也能通过回顾已走过的历史看到：若非某些充满活力的人物施加影响，这段历史无疑本可以截然不同。 因此，重返过去是必要的，以便积累历史经验，寻找那些从过去影响了未来（即我们眼中的现在）的历史分岔点，并以此类推，从现在出发影响未来，在评估过去决策及当前状况的基础上做出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能够也应当通过现在来影响未来。 但并非所有关于过去的知识都能带来益处：如果不能通过客观的社会理论对其进行评估，单纯掌握大量历史事实是毫无意义的。没有这样的理论，事实就如同拼图中无法拼合的碎片，是历史图景中零散的片段。 这些片段式的史实会被视为一堆互不关联的事件，唯有在正确社会理论的指引下对其进行评判，才能将它们拼凑成历史运动的完整图景，从而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用于指导当下[109] 。
未来是由社会（民族）成员众多个人意志的行动结果叠加而形成的。这些行动是对各种内部和外部挑战的回应。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意志，尤其是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可以影响甚至引导民族的精神冲动（特别是在俄罗斯）。 但为此，它必须具备正确的社会理论。
例：19世纪初，俄罗斯在战胜拿破仑后，社会上层贵族圈中开始骚动，他们沉迷于改变现有体制的理念，废除君主制、转向共和政体、废除农奴制、要求政治自由等。没有任何历史人物能够改变历史运动的走向， 即便是掌握绝对权力的君主也不例外，因为这种社会动荡，正是俄罗斯在国家发展阶段长期停滞、亟需迈向文明发展阶段的背景下，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实施最广泛改革的客观需求的体现。 但君主能够也应当领导这一进程，并按照深思熟虑的计划来引导它，该计划应符合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但为此必须理解一个关键点： 俄罗斯并非欧洲，俄罗斯本身就是具有独特的文明型国家；这意味着必须解决俄罗斯脱离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政治体系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这将为实施所有改革提供必要的自由。但恰恰是这种洞见未能出现。 专制统治者纯粹出于对民众起义的恐惧，才被迫走上改革之路，因此所推行的改革并非为了整个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地主和官僚阶层狭隘的短期利益。
镇压十二月党人起义未能遏制已然兴起的思想骚动，这种骚动源于对公正国家社会制度的向往，并演变为各种政治形式（人民意志党、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 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等），直至布尔什维克凭借众多国民意志的汇聚，以及对手意志的分散与不足，最终取得胜利。 以尼古拉二世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机构未能付出必要的意志努力，将民众的能量引导至建设性轨道，因为其在治理国家和民族方面是盲目的，除了相信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 除了相信有义务参与解决其内部矛盾、履行对英国和法国的“盟国义务”外，却无视对本民族的义务。而以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则在1917年10月夺取政权 并成功维持政权——无论是内战时期，还是直至卫国战争期间——他们解决了维护俄罗斯政治独立这一主要历史任务，且是在自然历史疆界内实现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制度的全面重建，消除了俄罗斯民族的人为分裂[110] 。
自然历史分期法具有动态性且面向未来，因为它能让我们客观地评价当下，有意识地积累历史经验，不基于对未来的理想化设想去虚构一个人为的未来图景，而是直接看到那些从我们自身历史中映入眼帘的未来基本特征。 而传统分期法则不然，它弥漫着静止、混乱、人为评价、一团糟的气息，且总体上与未来完全脱节：这种人为的历史分期体系诱使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未来可以 不依赖过去而构建，这最终导致了人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持续危机。
在1917年后的70年间，国家一直生活在“我们皆源于十月”的范式中，完全抛弃了俄罗斯-俄国的全部历史经验。只有在伟大卫国战争的生存现实下，回归历史经验的进程才得以开启。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90年代曾有尝试试图从1991–93年开始“书写”俄罗斯历史，但这些尝试并未被社会接受，因为社会的一部分人依然牢牢依附于苏联的过去，而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深入研究革命前的历史经验。
这种源自西方历史学派的历史分期法，无法让人展望未来：它仅仅要求人们盲目接受一种无神论的观点，即将未来视为在无限存在的物质世界中无限的历史运动，而在这一运动中，人类恰恰是时间维度上的有限（有死）存在。 这种普遍哲学立场构成了历史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并导致了任意的分期，从而否定了分期本身的必要性： 所有发展时期的意义与差异都被无限的历史运动所抹平，并相信“美好的远方”终将在线性上升的“进步”中被不可避免地抵达——这种“进步”主要被理解为科学技术层面的。 实际上，这纯粹是一种欺骗，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民族的唯物主义原则的自然产物。 西方精英正将这种欺骗强加于全人类：（如今——以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思想的形式，即一种不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从而加速了真正的“历史终结”的到来，而非福山所预言的那种。
文明论哲学视角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使我们能够认识到人类存在以及整个可见世界的有限性，这一点在当今世界历史阶段确定各文明内政与外交政策目标时必须予以考量： 显然，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时期已接近尾声（俄文明学 1.5）。 关注文明的消亡——这种消亡不仅源于外部原因，也源于内部原因——应当使精英们清醒过来。因此，制定本文明历史的自然分期并确定其历史运动的阶段，是政治精英的首要任务。 此举对于明智地治理国家至关重要，旨在确保本国及民族存续时间的最长化，同时解决其独特的历史任务：在民族文化生活的某个领域——即本民族具有特殊天赋的领域——实现组织层面的进步，并使这些领域的架构之间达成和谐统一。
最终确定祖国历史自然分期法中精确的时间界限，不仅需要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还需艺术史、哲学、科学、宗教、工业等领域的专家通力合作，因为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的迹象会体现在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 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法则提出对历史进行新分期必要性的问题本身，就为科学讨论和集体努力开辟了广阔空间，以期在真实的光照下重构祖国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并未明确划分过渡时期，但他仍指出，文化历史型历史运动的主要阶段之间存在某种模糊性：“当然，不能指望这一切会按照既定模式完美地进行。 各种现象相互交织、变得复杂；同一类别的现象往往被漫长的间隔所分隔，彼此互补，而同一时期的现象则会在另一个时期继续发挥作用”（《俄欧》5:28）。
在探讨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时，我们将尽力论证所提出的划分界限。 倘若社会就我国历史的分期达成共识，便有望对罗斯-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运动作出整体性评价，因为这一源自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提议方法，使我们能够看到苏联时期前半段 （1917年–1950至60年代之交）与沙俄帝国末期（19世纪中叶–1917年）[111] 之间的联系，以及现代时期（1991年–至今）与苏联后半期（1950至60年代之交 至1991年）。
这种分期在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下是自然而然的，因为它所关注的历史核心并非国家与教会的制度，也非某位统治者，而是亲手选择并建立这些制度的俄罗斯立国民族。 下文将引用的历史概述，毫无疑问地证明了所选方法的正确性。
我们不得不承认，对俄罗斯的这种自然分期法对我们而言是充满希望的，因为它断言我们正处于自身历史运动的文明阶段，且在此阶段已度过了150余年，而距离进入后文明阶段，我们还有250至450年的时间。 对此的论证将在《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透视罗斯-俄罗斯历史的随笔》中予以阐述。
透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定律与原则审视已走过的历史，将使我们得以窥见从过去凝视我们的“未来图景”之主要特征。界定“未来图景”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它只能建立在过去系统性展现过的根基之上。 只要遵守这一条件，未来俄罗斯的“蓝图”便具有可实现性，且能够基于对当前局势和现有资源的客观评估，为其找到通往目标的路径——即“路线图”。
关于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诸多问题，我们已在导言及前两章中，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预测与论述的历史例证进行了探讨。 将这些内容稍作扩展后汇集于第7.2节“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体系的任务”中，将有助于我们揭示俄罗斯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展现出的、具有相同特质的独特历史创造力（我们将特别提请读者注意这一点）。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任务如下：
1.确定那些可以且应当作为从一个历史阶段向另一个历史阶段过渡的极限分界线的主要事件。
合乎逻辑地推测，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的分界，并非像海洋与陆地那样以清晰的边界相隔，而是像苔原与针叶林之间由大片林苔原带分隔，又如针叶林与草原之间由林草原带分隔（从北向南行进时，恰可观察到这种现象）。 合乎逻辑地推测，划分各阶段的分界事件大致位于时间区段的中间，在此期间，一个历史运动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但对过渡时期的分析迫使我们得出结论：必须采用时间上最靠后的历史事件，因为在此之后，新阶段或历史新阶段的到来是显而易见的。
在俄罗斯历史上，此类事件包括：862年召唤瓦良格人、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1861年废除农奴制。但显然，这些事件都有其先导。 瓦良格人被召唤这一事件之前，曾发生过某些事件，其结果是形成了东方人的城市生活方式——这证明了以国家形式实现历史运动的“天赋”存在；乌格拉河对峙之前，是1380年的库利科沃原野之战； 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前，是1762年贵族农奴制的废除。因此，我们建议重点关注那些使历史转型完全显现的极端边界事件，同时理解导致这一转型的进程其实早已开始。 接下来，在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视角撰写的史论中，我们将再次探讨这些问题。
- 2. 揭示俄罗斯文明“民族根基”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宗教、政治、文化及社会经济）中，既作为独具特色的创造性表现形式、发展方向与特征，同时也作为国家治理失误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解决这一课题，将使我们能够将现代俄罗斯的“未来图景”视为过去独特发展方向的必然结果——通过将其外推至未来，并结合当下的资源。 这意味着要发掘“过去中的未来图景”，特别关注已逝历史中具有特征性和同类型形式的独特创造性民间艺术，这些必须作为构建“基于当下的未来图景”的基础；
- 3. 确定俄罗斯这一文明型国家当前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阶段内包含时期，时期内包含阶段）；
- 4. 确定社会创造力在历史前期阶段积累的能量，通过“教育原则”实现最高程度的积累与释放（作用）的时间段（民族文化密码）和历史实践，以及这种能量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中发挥作用的成果达到顶峰的时期：
需要指出的是，文明论历史哲学将艺术发展的最高时刻（顶峰）视为社会创造力 （作用）的最高时刻（这意味着确定了作为“民族有机体”的历史发展顶点），而科学与工业的鼎盛时期，则被视为早在之前（7:10-13）便已启动的“民族能量”消耗过程所结出的果实（成果）显现之时[112] 。
- 5. 揭示那些决定了历史运动积极创造性方向的最重要历史事件；
- 6. 揭示那些导致我国历史充满戏剧性的历史事件。
关于国家形成与现状的问题，应从历史实践是否符合立国民族的期望与要求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些期望与要求源于民族性格的主要典型特征及其民族文化密码。正因如此，才有可能区分出那些后果积极的事件与那些后果戏剧性的事件。
- 7. 通过追溯历史各阶段内部所有依赖（动员）时期，对国家形态形成的历史运动进行评估。
需重申的是，所有这些任务均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范畴、法则和原则来解决。
需重申的是：“依存关系”范畴（《俄欧》10:14–19）揭示了国家制度形成的机制，它是继“民族根基”范畴之后，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第二块基石。 可以说，N.Y.丹尼列夫斯基的整个理论建立在三个范畴之上：“民族根基”（其中蕴含着民族生命活动的教育原则）、 依赖性（动员）——在形成时期必不可少的、持续作用的外部压迫，迫使公民服从“抽象国家”这一制度；以及社会创造力的能量，这种能量具有在历史的文明前时期积累、在文明时期消耗且无法再次积累的特性。 由此特性衍生出“社会创造力能量守恒定律”，这是实现有效国家治理必须掌握的原理。《民族根基》中蕴含着在国家社会体制中生存的恩赐，以及行动纲领（民族文化密码）；依赖（动员）是实现这一天赋的手段；社会创造力的能量是历史的驱动力，由民族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密码所引导，该密码蕴藏于其民族根基之中。
7.3. 作为文明之国的俄罗斯在历史运动中各阶段所面临的任务。
让我们总结本章内容，提及立国民族在其历史的每个阶段所解决的具体任务。
在民族志阶段，主要任务在于使东斯拉夫部落群体就建立最初的国家形态达成共识。这一任务由诺夫哥罗德人于862年迎立留里克公爵时得以解决。
在民族国家阶段（国家阶段），主要任务在于形成立国民族。俄罗斯民族由东斯拉夫部落群演变而来的民族形成过程，于1380年（库利科夫战役）至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期间完成。
在国家阶段（国家层级），主要任务在于捍卫和建设国家，并建立国家治理机构。这一任务的解决始于15世纪末，当时罗斯在莫斯科公国的统治下实现了中央集权，并于19世纪中叶俄罗斯帝国时期完成。
在国家—文明阶段（文明台阶），主要任务已转变为以符合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民族）“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形式，构建社会经济领域， 这些形式必须源于“民族根基”中集体主义特征对个人主义特征的压倒性优势。解决这一任务是俄罗斯民族-国族历史运动的客观必然（法则！），这一点已通过其整个历史运动得到了实质性的印证。
但遗憾的是，还出现了一个仅属于俄罗斯的特殊任务。那就是克服俄罗斯民族被人为割裂为两部分的状况：上层阶级的俄罗斯欧洲人，以及俄罗斯平民（主要是俄罗斯斯拉夫人）。 由于彼得大帝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所带来的剧烈影响，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从19世纪下半叶初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初期。 在此阶段，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历史上的主要任务和特殊任务均已解决，但存在显著缺陷：社会经济领域建立在“乌托邦式欧化”的理论基础上，而克服俄罗斯民族分裂的任务则是基于苏联式的身份认同形式来实现的。
下文在“基于自然分期法解析罗斯-俄罗斯历史”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阐述上述观点。在此，我们列举了该国历史每个历史阶段和时期的主要特征（并非全部），旨在为读者阅读后续章节做好准备：最好先对通过“自然分期法”视角所呈现的国家历史全貌有一个总体了解。
在文明阶段（即我们当前所处的文明台阶），主要任务在于彻底“解决”前一阶段未完成的任务，而最重要的是——按照俄罗斯民族-国族“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完善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 这一阶段始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并持续至今。
在此，分期划分以主要任务为依据，这些任务的解决构成了漫长历史时期的内容，并由立国民族的年龄，以及其独特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所决定（这一点在上文已多次提及）。 这些本源的行动方向仅有一个：以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独特天赋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发展潜力并结出硕果的形式，实现民族的历史运动，同时使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在彼此之间和谐地结合。
随着向“当下”的临近，有必要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将文明阶段[113] 内的各个时期加以区分——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正是在该阶段开展其历史运动。此举对于在解决我们首要任务（即确立“未来图景”及其“路线图”）的过程中，更准确地洞察和评估历史实践至关重要。 我们将在“B”章节《历史概述……》中更详细地探讨这些时期，在此仅对这些时期作简要概述。
从20世纪中叶[114] 至1991年苏联解体，这一“苏联时期”的特点在于寻求改革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途径，以提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效率； 其特点在于：在现有的社会经济体制内部寻求资源，以在与西方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
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社会经济领域的新组织形式进行了主观臆断式的探索（如取缔没有前途的村庄、机械化队，撤销行业部并成立农业委员会，取缔斯大林时期的工业合作社等）；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社会经济领域摸索并应用了被称为“科西金改革”的新形式，其主要内容在于恢复行业管理原则，并在国有企业的工作规划中引入综合指标； 戈尔巴乔夫时期，在“改革”社会经济领域（随后扩展至整个苏联政治体系）的基础上，寻求“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途径，这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历史文明阶段的自由主义—西方时期，以“俄罗斯就是欧洲！”这一口号为特征，以此为名在国内推进“欧俄”的建设；国家退出对经济及人民生活各领域的管理，实施不公正的私有化； 对市场万能的信仰；去工业化，除宗教领域外各生活领域的内政西化，以及外交政策的西化；其特征在于彻底摒弃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转而拥抱“无政府资本主义”。
俄罗斯历史“文明阶段”的混合时期（2000年代至2022年2月24日）的特征在于对自由主义—西方发展模式的缓慢重新评估、寻求独特的发展道路、国家重返经济管理和政治领域； “俄罗斯问题”的重新被提上议程；国家去工业化进程的停止；军工复合体和军队的重建；俄罗斯在与西方关系中主体性的恢复； 特点在于：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机构、将系统性企业的控股权集中于国家手中、确保宏观经济稳定，使国家重新介入经济管理； 但总体上仍维持在俄罗斯境内建设“欧俄”的政策，而已实现的积极变革则契合“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或“主权民主”的意识形态。
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对西方文明“东进政策”的回应时期（2022年2月24日——未来），其特征是在乌克兰境内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及与西方进行混合战争，但这实为“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或“主权民主”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罗斯不是欧洲！”这一理念才刚刚开始被社会所认知，但尚未被政治精英所接受。 公民社会日益认识到，若不解决历史文明阶段的核心任务（即改革国内政策，以建立各人民生活领域的独特体制，尤其侧重社会经济领域），仅凭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分裂的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其特殊性——国家在认识到改革社会经济体制（人民生活领域）以及在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改变国内政策以摆脱欧化并建立独特体系的必要性方面，落后于社会。
可见，在前三个时期，国家采取的行动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试图通过试错法在此领域寻找解决其主要文明任务的途径。这证明了这三个时间段都处于历史上的同一个文明阶段之内。 我们将第四个时期单独列出，仅因其对未来具有特殊意义：俄罗斯时隔多年首次下定决心与西方公开对抗。 但这一时期仍完全源于第三时期——当时已为这场全面爆发的斗争做好了必要准备，而为赢得胜利必须解决的任务，归根结底仍主要存在于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
在第四阶段——即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后我们所处的现实阶段——关于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调整国内政策的任务已在社会中引发热烈讨论，但尚未达成社会共识。 部分官员和专家的言行中，流露出对“俄罗斯即欧洲”这一旧范式能否回归的不切实际的信念。 或许，国家为解决“文明阶段”核心任务而采取积极行动的时机尚未到来，因为当前国家正忙于保障宏观经济稳定、调控货币体系、处理进出口事务、发放社会福利等。 要迈出下一步，必须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并就其达成社会的关键共识，使其能够从理论层面转化为历史实践。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最适合解决这一任务。
我们已阐明，丹尼列夫斯基及其追随者的思想遗产可作为构建俄罗斯——这一文明型国家——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即其最高形式的“文明论哲学”。 在篇幅较长的引言中，我们以2022年2月24日发生的那场对俄罗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为切入点，并断言该事件为长达300年的“欧化”时期——即“实践” （即俄罗斯帝国时期及1991年以来俄罗斯联邦的自由主义时期）与“乌托邦式”（苏联时期）的“欧化”历程画上了句号。我们所处时期的客观内涵与迫切需求，在于政治、科学、文化、宗教精英以及全体政治民族所面临的不可改变的事实：俄罗斯并非欧洲，俄罗斯是一个具有独特的文明型国家，因此必须在与西方这场尚处于混合战争阶段的斗争中，最终认清自身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的本质在于：解决分裂的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问题，确立作为“俄罗斯政治民族”的民族认同，以及重新掌控其历史领土——即地理安全区——的控制权。摆脱“欧化”意味着摒弃“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或“主权民主”政策，并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国家，其构建完全符合俄罗斯立国民族——俄罗斯政治民族核心——的“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而这些期望与要求在历史上与俄罗斯所有民族的愿望完全和谐一致。 这意味着俄罗斯将履行其首要的历史使命：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基于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原则来构建社会经济领域，并将其与政治、文化、宗教等人民生活的所有其他领域的和谐构建相结合。 解决这一任务的具体形式，只能由国家意识形态在其最高形式——文明论哲学中来确定。关于该哲学的构成部分，我们在“引言”中已有所阐述。
在第一章中，我们以基督教的宇宙观作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总体方法论基础，阐释了文明论哲学的基本论点。 这使我们得出了人类历史的总体分期，将其呈现为由三个时期组成的序列：宗教时期、地缘政治时期和后地缘政治时期。同时，宗教历史贯穿于所有时期（双重历史）。 文明论历史哲学（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研究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时期的发展规律，即人类分裂为各民族和文明的时期。 随后，我们扩展了评估丹尼列夫斯基创造性遗产的普遍哲学方法，揭示了可见世界在时间中的运动规律与人类历史运动在熵增特性方面的统一性（俄文明学 1.6）。
在第二章中，我们表明“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当然，需结合世界思想家的所有成就），它为哲学提出了新的任务，并构成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在第三章中，我们指出，丹尼列夫斯基对达尔文的批判需要通过发展“生命起源创造论”来延续，而创造论本身正是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第四章中，我们探讨了丹尼列夫斯基在 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些思想，并指出了若干为这些思想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学者；但就丹尼列夫斯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首要贡献而言， 我们阐明，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与俄罗斯民族-国族民族根基中集体主义特征对个体主义特征的支配性相一致”这一法则（这符合立国民族-国家“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俄文明学 4.1））； 在第五章中，我们概述了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而在第六章中，我们列举了既源于丹尼列夫斯基主要著作的语境，又源于其整体思想内容的论点；我们以第七章结束了理论部分“A”，在该章中论证了对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进行新的自然历史分期之必要性。
有人可能会指责我们，说“文明论哲学”的构成部分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的结构相似。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在寻求对同一系列问题的答案——从生命的起源到“未来图景”——而其他哲学学说根本不会提出这些问题。 但在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其任务在于历史上首次构建一种四基石的文化历史类型，而且这种类型中，人民生活各领域的组织将按照俄罗斯文明的“民族原则”来实现， 其集体主义属性虽占主导地位，但并未像共产主义理论所要求的那样排斥个体主义。 解决俄罗斯这一使命所面临的课题，具有俄罗斯历史运动客观规律的性质。 正是对这些规律的忽视，造就了俄罗斯历史的戏剧性特征。 今天，天意为我们开启了历史上最后一道“机遇之窗”：若我们未能把握，必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沦为“民族志材料”，被用作“土壤肥料”，以延续西方文明的历史生命，并助长自由主义-全球主义势力在全世界的胜利。 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拥有获胜所需的一切：领导层已下定决心抵御“东进政策”的政治意志 ，核威慑力量，军工复合体，粮食独立，已初步成型的中小企业体系，足以支撑“新工业化”的科研与工产潜力，以及尚未耗尽的 ——这种潜力在支持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中得以彰显；最重要的是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那经受住时间考验的正确社会学说，因此可以且应当将其提升为文明论哲学——即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高层次，这种意识形态将解决在每个历史时刻理解自身国家利益的任务，并将之转化为具体的行动计划和路线图。一旦确立了独特的国家利益，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将履行其历史使命，建设世界文明史上首个四基石文化类型。 显而易见，解决这一课题本身将减缓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进程，为维护各民族与文明的多样性创造条件，并将人类历史中地缘政治时期的时限无限期地延长。 因此，文明论历史哲学得出结论：俄罗斯肩负着世界历史性的使命，即扮演“制衡者”的角色[115] 。
让我们尝试运用“自然历史分期法”，在罗斯—俄罗斯已逝的历史中，自然地辨识出未来图景的轮廓。让我们尝试在罗斯-俄罗斯的历史中，提炼出“俄罗斯民族根基”的“具象化”形式与方向，这些形式与方向必须作为构建“未来图景”及其“路线图”的基础。
在前七章阐述了丹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的理论部分后——我们试图将其概括为作为民族意识形态最高形式的“文明论哲学”—— 接下来必须将这些理论观点应用于对历史经验与现状的评估，从而得以窥见俄罗斯独具特色的未来图景——其主要特征正从历史长河中向我们昭示。最终，我们 将能够制定出通往这一未来图景的历史运动路线图，该路线图既符合历史任务，也契合现有资源。
在本节中，我们将运用“A”节中探讨过的文明论哲学理论，同时牢记我们的结论：文明论历史哲学本身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且我们今天正生活在其所研究的地球政治时期—— 即人类被划分为不同民族与文明的时期。
需重申的是，基督教教义将整个人类历史——从亚当与夏娃被造直至世界末日——视为宗教史 （在神学传统中，它被称为教会史。正是基督教教义使我们得以得出结论（看到），在巴比伦时期之前，曾存在一个统一的人类，他们说着同一种语言。我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宗教史中的“前地缘政治时期”。 巴比伦之后的“民族形成”历史时期，是“双重历史”的时期：即宗教史与地缘政治史（在神学传统中称为教会史与世俗史）。我们将这一时期命名为人类统一宗教史中的“地缘政治时期”。 在这个时期，被划分为各个民族的人类历史运动，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或文明论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我们今天所处的正是这个“双重历史”时期。 但这一时期并非永无止境：随着所有文化历史类型逐渐“消亡”，它们在文明阶梯上的历史运动告终并过渡到后文明阶段，人类历史地缘政治时期（即分裂为各民族和民族国家的时期）终结的迹象正逐渐显现， 以及民族文化认同被某种全球性认同所取代的迹象（LGBT认同正越来越多地宣称代表这种全球性认同），这将意味着双重历史——即宗教与地缘政治历史——的终结，因为后者正在消亡。 届时将仅剩宗教历史，我们已在当前被称为“全球化”的阶段中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根据基督教教义的预言，这一时期将以人类历史的终结——即“世界末日”而告终。
正是文明论历史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的交响，使我们得以得出这些普遍哲学性的结论。 我们将通过在历史随笔中评析罗斯-俄罗斯的历史，来证明这些结论的客观性。这些结论既基于将整个人类历史视为宗教历史的宏大视角，也基于对神意参与人类历史、 各民族及个人的历史中，因为（我们再次引用丹尼列夫斯基此前引用的表述）在总体和主要轮廓上，历史并非由人类的意志所决定，尽管人类被赋予了在这些轮廓上绘制图案的权利（《俄欧》2:30）。
VIII. 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中的民族志阶段，即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形成之前的时期（至9世纪）
正如我们上文所示，东斯拉夫部落（古罗斯民族）历史中民族志阶段的任务，在于在其民族根基中发现以国家形式实现历史运动的天赋，这要求摒弃氏族部落的社会组织形式。而 这种国家性的天赋要求，通过自愿决定臣服于公爵权力机构——即召唤留里克——得以满足。 我们可以明确断言，我国历史的民族志阶段于9世纪随着“诺夫哥罗德人”邀请留里克执政（862年）而告终。自此，我们便拥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
通常对民族志阶段的探讨被归入“古代史”范畴，并着重描述考古学家发现的各类文化，这些文化根据出土文物被赋予“工作名称”（如某类陶器文化、某类武器文化等）。 学者们常将这些文化追溯至“尼安德特人聚居地”，这源于对人类起源进化范式的遵循，却也因此增加了理解本国历史的难度。 对我们而言，有一点至关重要：历史科学在研究斯拉夫和日耳曼民族历史方面取得的现有成果，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因从印欧民族共同群体中分离出来，而形成了不同的民族志身份。 斯拉夫部落的起源对我们而言，在《圣经》关于巴比伦塔事件后各民族迁徙历史的论述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以前我们被教导说，斯拉夫人是因被日耳曼部落驱逐而从欧洲迁来的，那么最新的研究则指出，斯拉夫和日耳曼部落的迁徙都是从东方（中乌拉尔和下乌拉尔）向西进行的。 其中，斯拉夫部落向北迁移，而日耳曼部落则向南迁移[116] ，最终进入欧洲；部分斯拉夫部落也迁移至此，即我们所知的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 尽管面临日耳曼民族的持续压力，这些族群至今仍存续下来，而日耳曼民族仅成功彻底消灭并同化了波拉布和波莫尔地区的斯拉夫人。 我们所称的西南斯拉夫人和东北斯拉夫人的东斯拉夫族群，则留在了至今仍占据的土地上：即西南罗斯的土地（中第聂伯河流域、波多利亚、沃伦、加利西亚、 布科维纳和喀尔巴阡鲁斯）以及东北鲁斯（奥卡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流域），后者成为了现代俄罗斯的基础。由于这些是历史学上的约定俗成名称，因此“诺夫哥罗德鲁斯”（伊尔门湖、沃尔霍夫河、 拉多加湖和奥涅日湖的区域，实际上俄罗斯的国家形态正是由此发端，而非如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源自基辅，或者至少是与基辅同时期形成的）。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这两种观点都承认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具有不同的民族志特征，正是他们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
我们不会更详细地探讨民族志时期的历史，因为这会大大增加本书的篇幅，但对我们解决所提出的任务——即阐述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条款和原则——帮助甚微，因为我们不可避免地会转向对某些历史事件的概率评估。 因此，关于我们历史中民族志阶段的起始问题，我们将留给专业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历史学家： 对我们而言，关键在于9世纪——即便在历史学家中，对此也尚无定论——以免陷入追寻俄罗斯民族与古代斯拉夫部落（如斯克拉维尼人、安托人等）之间亲缘关系的泥潭，而关于这些部落的记载，正是拜占庭史料留给我们的。
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俄文明学 7.3），历史运动的阶段与时期并非像陆海之间那样被清晰分界线隔开，而是存在过渡地带，如同森林与林草原的交界。 然而，尽管我们明白仅凭某个历史事件来划分不同时期并不完全准确，但我们仍认为有必要指出那些标志性事件——这些事件最充分地体现了社会创造力所蕴含的能量的建设性作用，既总结了一个时期的成果，又预示了下一个时期的到来。 甚至欧洲历史学家在当时也放弃了这种做法，不再将公元476年（日耳曼部落首领奥多亚克推翻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之年）视为古代史与中世纪史的分界点。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一时期，是因为从中可见日耳曼部落民族志发展阶段的终结，以及其民族-国家阶段的开端。 日耳曼部落的蛮族国家自5世纪初便在帝国领土上建立，而罗马元老院则一直存在至7世纪初。因此，日耳曼民族的民族志发展阶段的结束时间可以至少推迟100年——至4世纪，当时亲缘关系密切的日耳曼部落开始对罗马施加压力。 同样，东斯拉夫部落的民族志阶段结束时间也可推至7世纪，因为众多城市的存在（表明部落具备国家建设的天赋）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现实。 尽管如此，为了满足人类理性的需求——理性需要参照点才能在脑海中构建对某种现象的完整逻辑理解——仍应标出具有标志性的分水岭事件。 但必须记住，历史时期的界限存在某种模糊性：正因如此，在丹尼列夫斯基划定的主要时期之间，才显现出过渡时期。 但针对这种历史时期边界的自然模糊性，我们建议通过采纳最极端（最后）的分界事件的日期来加以克服，在此之后，历史运动进入下一阶段或阶段的事实便不再有任何疑问（俄文明学 7.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文明比罗斯—俄罗斯（9世纪）早400年（5世纪）就完成了其发展历程中的“民族志阶段”。当然，若将西方与俄罗斯，乃至西方与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时期进行时间上的对照，会更为准确。 但这会严重偏离我们解决主要任务的轨道，因为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除塞尔维亚人外）如今实际上已丧失政治独立性，融入了西方的政治体系（北约和欧盟），因此我们将此类研究留待将来进行。 仅需指出的是，斯拉夫民族的民族志阶段结束并向国家阶段过渡的时间，显然比日耳曼民族的相应时期晚了大约四个世纪（如果以摩拉维亚国家形成之初作为起点，则为9世纪初）。
IX、罗斯—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中的民族国家阶段（9世纪至15世纪末）
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在于形成俄罗斯立国民族，其发展方向是：到11世纪，各东斯拉夫部落（维亚蒂奇人、克里维奇人、波利亚尼人、斯洛文人等）的部落认同逐渐转变为基于地域原则的认同——即以特定俄罗斯领土的名称为依据的认同。 随后，这一进程进一步发展为全俄罗斯的认同，这种认同的形成源于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的胜利，并于1480年前的百年间，随着乌格拉河对峙（标志着民族国家阶段结束的里程碑事件）而最终确立。
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成为了莫斯科公国捍卫政治独立的主要原因，该公国由此开启了俄罗斯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新历史时期。 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是在东斯拉夫各部落[117] 相互融合，并部分与芬兰-乌戈尔部落融合的过程中发生的。芬兰-乌戈尔部落的民族特征与斯拉夫民族相近，这一形成过程是在形态学（教育）原则的“主导”下进行的， 该原则植根于东斯拉夫各部落的民族根基之中，这些部落拥有将自身历史运动以国家形式而非氏族形式实现的天赋。 东正教的接受对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若无此影响，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将不会发生，取而代之的将是东斯拉夫人向欧亚广袤疆域的分散定居，并不可避免地被其他民族同化。 但选择东正教本身是出于自愿的，这得益于斯拉夫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与基督教教义之间幸运的契合。
基辅罗斯时期的历史完全属于“民族国家”阶段，其显著特征在于，当时的斯拉夫诸侯缺乏足够的远见，未能找到保存我们第一个全俄罗斯国家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诸侯们的东正教信仰，也未能阻止他们将国家分裂为诸侯国。 此时需要第二种对“抽象国家”制度的依赖形式，而这种形式由天意以“金帐汗国纳贡时期”的形式降临（纳贡时期完全处于民族国家历史阶段之内）。在这个阶段，斯拉夫部落的“民族根基”特征得以显现。 古典封建制度并未形成：斯梅尔德（未来的农民，即人口的主体）在法律上享有自由，仅受封地公爵的管辖，而非直接的土地所有者（波雅林、贵族）。这正是“民族根基”表现的独特之处，它使我们能够透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来观察这一现象。
罗斯—俄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 开端标志，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以及“召唤瓦良格人”事件（862年）。该事件由居住在北部领土的若干东斯拉夫部落与芬兰-乌戈尔部落共同发起，这些部落在诺夫哥罗德地区建立了斯塔拉亚拉多加、留里科沃古城 （位于诺夫哥罗德境内）。这一民族国家阶段结束的标志是，在1380年库利科沃战役胜利后，全俄认同感取代了封建领地—城市认同感（后者于12世纪取代了部落认同感）， 对这种认同的觉醒又持续了100年，并在1480年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时期的“乌格拉河对峙”中得以体现，其结果便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被彻底推翻。
1380年的库利科夫战役成为标志性事件，俄军在该战役中取得了胜利。 这一事件的意义超越了1382年托赫塔米什汗洗劫莫斯科的事实，以及在1480年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时期最终推翻金帐汗国之前对金帐汗国的依赖关系得以恢复这一事实：在这一个世纪里，这种依赖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贡赋缴纳变得不定期，诸侯前往金帐汗国的行程变得零星，不久便完全停止，最后50年仅剩物质义务。 其结果便是彻底摆脱了金帐汗国的从属关系。1480年（伊凡三世统治中期）被视为“民族国家”阶段结束的分水岭：此后，建立中央集权俄罗斯国家的进程便全面展开。
诺夫哥罗德时期和基辅时期的俄罗斯历史，以及金帐汗国纳贡时期，完全属于9至15世纪俄罗斯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与此同时，莫斯科时期的俄罗斯历史部分处于“民族国家”阶段，但主要处于“国家”阶段。
9.2. 召唤瓦良格人——这是民族对国家依赖性的第一种、且非常微弱的形式（依赖性即国家动员民族的一种形式）。
东斯拉夫民族这一民族—社会—文化—历史有机体的自然发展进程（在“民族根基”中镌刻的独特形成原则——法典的指引下），于9世纪催生了发达的城市生活方式，这标志着该社会已具备从氏族部落状态向国家状态升华的能力。 东斯拉夫人具备这种能力的第二个标志，是他们邀请外来的里乌里克公爵来执政。
俄罗斯作为初级国家形态的历史始于不晚于9世纪中叶。9世纪后半叶的俄罗斯正处于从民族志发展阶段向国家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是一个斯拉夫国家。
东斯拉夫人的主要定居区域位于第聂伯河中上游两岸，一直延伸至沃尔霍夫河。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地区的定居活动得益于地理条件——通过洛瓦特河等河流的栈道，将该地区的河流连接成统一的水路运输系统，这正是所谓的“从瓦良格到希腊”的航线。 正因如此，位于这条路线上的城市——诺夫哥罗德、基辅，甚至位于第聂伯河上游的斯摩棱斯克——在编年史中被归入同一较早的历史层，这与那些位于第聂伯河支流沿岸的城市（例如切尔尼戈夫）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俄罗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我们就看到东斯拉夫人居住在城市中。这一情况在外国编年史中有所体现，其中我国被称为“加达里卡”（Gardarika）——即“城市王国”。 城市生活方式本身不可能属于氏族社会结构，更不可能是某个单一父权制家庭的结构。正因如此，城市中并不存在某个特定斯拉夫部落的统治地位，而是居住着来自不同部落的代表。这一事实使我们能够断言，早在9世纪，罗斯就已经处于从民族志发展阶段向国家发展阶段过渡的时期。
属于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天生就具备一种特质，能够将其自身类型的历史运动以国家形式而非氏族形式来实现。 “城市王国”无法由氏族关系所创造，它之所以能够出现，完全归功于民族性格所具备的服从抽象国家制度压迫的能力——这种能力在半传奇人物戈斯托米斯尔向瓦良格人求援这一历史事件中得到了印证。
这一结论使我们能够以一种崭新的视角审视“召唤瓦良格人”这一历史事实本身。俄罗斯国家性的源泉并非瓦良格人——无论从民族学角度看他们是谁——而是深植于斯拉夫民族根基之中的“教育原则”（发展法则） （在该原则的影响下，通过文化历史活动，民族根基获得了稳定的历史本能，并体现在半传奇的“诺夫哥罗德”居民戈斯托米斯尔的言论中——即以公爵形式存在的国家权力机构理念。 瓦良格人的使命基础正是上帝赋予斯拉夫人治理社会的天赋。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里乌里科维奇家族所属的“罗斯”部落究竟是瓦良格（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部落，还是波莫尔-斯拉夫部落之一，并不那么重要（更何况，如果瓦良格人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我们这里已没有任何痕迹）。重要的是，邀请外部人士（公爵）来统治这一事实本身，正是斯拉夫人能够以国家形式实现自身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这一点也体现在早于邀请留里克事件很久之前就已存在的发达城市生活方式上）。 因此，文明论视角彻底剥夺了“诺曼派”与“反诺曼派”之争的学术意义，它指出在“召唤瓦良格人”这一历史事件中，斯拉夫部落的“民族根基”及其拥有的建国天赋具有首要地位。
唯有在我们历史的初始阶段，才能明确地证实，“文化历史类型”这一概念的基础首先在于民族的（种族的、民族志的） 本源[118] ，而且其文化历史作用可能通过物理同化或仅文化适应，将其他民族纳入其中，在保留主要类型的同时使其形态略有改变，或形成混合类型。
遗憾的是，如今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往往被解读为关于某种宗教文明（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的理论。 此类解读完全错误、人为（不符合真实历史事实），且对未来多元宗教、多民族的俄罗斯极为危险，因为它们完全阻断了其他信仰者通往俄罗斯—斯拉夫文明以及“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这一概念所指代的历史共同体之路。这种宗教与民族根基混淆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所记载的东斯拉夫人从民族志状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起点，与接受基督教之间仅相隔一个多世纪的短暂时间，同时也源于前文已提及的“斯拉夫-俄罗斯民族根基与基督教教义的完美契合（我们将在下文相应部分详细探讨）。基于宗教特征对文明进行分类，仅可用于比较不同文化历史类型中民族生活的宗教领域，以揭示某种宗教对民族生活其他领域的影响。 例如，若将“基督教文明”的概念扩展至三大主要流派：东正教、天主教、新教，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便是：不同民族会根据其民族文化根源选择特定形式的基督教： 罗曼民族主要信奉天主教，日耳曼及新日耳曼（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主要信奉新教，斯拉夫民族主要信奉东正教。 这一事实有力地证实了任何文明中民族因素的优先性，而宗教因素则居于次要地位，因为宗教的选择本身正是由民族因素所决定的。
9.3. 俄罗斯接受基督教的特殊性及基督教对俄罗斯民族的意义
罗斯历史上下一件重大事件便是接受基督教（988年） 丹尼列夫斯基很好地指出了俄罗斯人（当时还是斯拉夫部落，因为俄罗斯民族形成于稍晚时期）社会生活中所有重大变革的实现方式，与西方民族实现此类变革的方式之间存在的根本区别。
这种差异源于俄罗斯人与欧洲人在民族本质的对立。 西方文明的人受利益驱使，而对俄罗斯民族而言，“利益并非主要动力、主要驱动力…… 而是内在的道德意识，这种意识在精神机体中缓慢酝酿，但当需要向外实践并付诸行动之时，便会完全占据其身心” (《俄欧》8:38)[119] 。正是如此，瓦良格人的召唤与古俄罗斯国家的形成才得以实现。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接受基督教的方式。 其他民族皈依新信仰的过程，要么是像在罗马帝国那样，通过传教士长期的辛劳与殉道；要么像查理曼大帝那样，通过强行推行信仰；要么像法兰克人从罗马化的高卢人那里接受信仰那样，是征服者自愿采纳被征服者的信仰。
而在罗斯，基督教的接受是自愿且大规模的，这仅因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宽容、善良、 非暴力、沉思、对物质财富持节制态度、集体利益优先于个人主义）与基督教教义的非凡契合，使基督教得以在沃土上生根发芽，其结果便是东正教得以延续至今 。 关于自愿接受基督教这一事实，可从该时期教会史上缺乏殉道者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倘若异教部落曾通过杀害东正教传教士来抵抗，殉道者无疑会存在。在“罗斯受洗”时期缺乏殉道者传记，正是自愿接受信仰这一事实无可争辩的证明。
在罗斯正式受洗之前就存在基督教群体的历史事实，对我们而言是斯拉夫民族根基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的又一佐证，因为关于这一时期，编年史家们也没有留下任何为信仰殉道的记录： 异教的斯拉夫部落对早期基督徒表现出了宽容（这是其民族本质的鲜明特征）。此外，自9世纪末起便存在基督教据点这一事实，再次印证了历史时期的界限其实并不清晰：当某件事成为显而易见的历史事件时，这意味着它早有先兆。 最重要的先兆便是957年，与使徒同等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之祖母奥尔加公主（伊戈尔·留里科维奇大公之妻）受洗。
未能看到斯拉夫民族根基与基督教主要特征之间非凡的契合性，正将俄罗斯人民逼入继“欧化”之后的第二个陷阱。 人们越来越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文明是纯粹的基督教文明，既然“在基督里既没有希腊人，也没有犹太人”（通常对“在基督里”这一限定语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那么尘世祖国的问题对我们而言便无关紧要，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唯有天国。 与此同时，当谈及基督教文明时，其潜台词是：俄罗斯民族依然隶属于西方文明，因为“毕竟西方文明也是基督教的”。结果，俄罗斯民族在精神上被夹在精英阶层的两种观点之间：一种是亲西方的，另一种是东正教爱国主义的。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剥夺了俄罗斯人民拥有自身原始的民族、文化和历史独特性的权利，无视了曾经统一的人类被划分为不同民族这一原始事实。
但无论如何，若不了解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皈依基督教后的俄罗斯历史。若非皈依基督教，俄罗斯人民便无法在其历史最危急的时刻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尽管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这恰恰也是由于斯拉夫-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那些典型的特征所致。 必须记住，如果“诺夫哥罗德人”能够服从公爵统治他们的号召，这发生在一段内部纷争之后，是在他们意识到自身毁灭性后果之后——这得益于斯拉夫民族根源中存在的国家意识本能。 但在面临重大考验时，尤其是遭遇外部侵略的情况下，唯有完全服从抽象的国家体制，才能挺过难关——因为唯有这种体制才能调动人民所有的内在力量。 显然，仅凭其原始的民族特性，东斯拉夫部落是无法建立如此强大的国家的；若非在14世纪实现了他们向统一的俄罗斯建国民族的融合，这一切便不可能发生。 很可能，会形成几个较小的斯拉夫民族，就像那些未能捍卫政治独立的欧洲斯拉夫人一样。如果抽象国家的压迫加剧，当时的“原始俄罗斯人”与其接受自由受限，不如选择迁徙或反抗国家权力。 俄罗斯历史上这两种情况都曾出现。诺夫哥罗德人就曾不断驱逐公爵，随后又请求他们回归。而这种随时迁徙的意愿，恰恰成为俄罗斯民族凭借上帝的旨意开拓广袤疆域的主要动力。 1917年革命后的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爆发的群众性无政府主义运动，仿佛是我们民族志历史的回响。这似乎是唯一纯粹的俄罗斯现象，因为它没有外部资金支持，完全依靠人民自身维持。
关于异教罗斯的前景：今天我们可以通过乌克兰新异教的复兴来部分判断。在那里，新异教已经完全暴露了其反人类的本质，并证明了无法在其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因为它没有任何内在的、独特的潜力来推动历史发展。 异教罗斯必然会被更强大的地缘政治玩家利用来谋取私利，正如今天西方利用基辅的新纳粹政权对抗俄罗斯一样。 乌克兰的局势正需要从这一视角来审视：与俄罗斯交战的是一股新势力——那些沦为异教徒的俄罗斯人。西方推行的班德拉计划正于我们眼前让位于新异教主义，而其主要危险在于：与班德拉计划不同，它有可能蔓延至俄罗斯本土。 如今，由于俄罗斯民族脱离了教会，我们目睹了新异教运动在俄罗斯的复兴，其主张是：倘若俄罗斯民族没有接受基督教，生活本会好得多等等。 事实绝非如此，恰恰相反：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若没有基督教，俄罗斯民族的形成本身就极不可能，这意味着其国家主权的捍卫亦无从谈起。东斯拉夫人很可能早已消亡，正如波拉布和波罗的海地区的斯拉夫人那样。
基督教恰恰成为了俄罗斯民族性格所缺失的那根支柱：民族的世界观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每个人都渴望获得天父之国的恩典，而这又自然而然地要求个人参与组织自己尘世家园的生活。 这一自然要求源于第二条诫命：“要爱你的邻舍如同爱自己一样”[120] ，因为若不爱邻舍——即祂可见的造物——又如何能爱那不可见的上帝呢[121] 。
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基本特征与东正教的道德内涵相呼应，这使得在俄罗斯，国家建设事业——即建设尘世家园的事业——成为了每位信徒的个人救赎事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地位，为了天上的家园而尽己所能地践行这一事业。 教会成为塑造俄罗斯国家的伟大历史力量，也是将东斯拉夫部落凝聚成统一的俄罗斯民族的催化剂。 都主教们，后来则为宗主教们，在最高统治者大公以及随后君主面前，成为了为人民代祷的恳求者；而在祖国面临最严峻危机的时期，他们直接向人民呼吁。正是信仰帮助俄罗斯人民在其历史运动的初期阶段，逐步形成并建立国家体制，并在自身内部寻找力量以克服17世纪初的动荡时期； 正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尼康大牧首时期仓促改革所引发的民族宗教意识分裂，在人民心中形成了一道裂缝，彼得一世正是借此将欧洲文化革命引入其中，而这正是我们所有灾难的根源。
随着“等同于使徒”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为罗斯举行洗礼，一群亲缘相近的东斯拉夫部落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逐渐充盈于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进而影响其他所有领域，尤其是文化和政治领域。
这种共同的身份认同包括：信仰唯一的神，即三位一体的圣三一；信仰有形与无形世界的受造性；信仰有形世界的终结以及死后的永生； 相信世界末日之后死人将复活，并相信末日审判；审判之后，未蒙宽恕的灵魂将被驱逐至“外面的黑暗”中，在那里永世受苦，因为那里已不再有任何“改过自新”的希望， 对唯一教会的信仰，该教会由道成肉身的上帝之子耶稣基督（“在彼拉多执政期间受难、被埋葬并复活”）掌权，并在圣灵的引导下运作， 对基督教会所赐予的圣礼的信仰，对以下真理的信仰：若不借助这些圣礼（洗礼、坚振礼、婚礼、告解、圣职礼、圣餐、涂油礼[122] ），人便无法获得灵性的痊愈、罪的赦免以及上帝的国度。
正是这种宗教认同与民族有机体的自然发展进程相协调，这与其自然发展相辅相成，最终导致在12世纪部落认同逐渐被封邑—城市认同所取代，进而形成了全俄罗斯的认同。
当然，这种基督教宗教认同并非瞬间从“第聂伯河的洗礼池”中涌现出来。 基督教的传播过程虽是渐进的，但也并非十分缓慢：在12世纪的编年史中，以斯拉夫部落名称为依据的身份认同已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封地公国名称，即城市名称为依据的身份认同。 这已是更高层次的民族文化概括，因为诸如“诺夫哥罗德人”、“梁赞人”、“切尔尼戈夫人”等自称， 自然也延伸到了其他民族的代表身上（尤其是芬兰-乌戈尔语族的民族，其民族渊源与斯拉夫民族极为接近），这些民族皈依东正教后，便与斯拉夫部落的关系愈发紧密，例如斯洛文尼亚人，早在9世纪就已响应留里克的号召参与其中。 但距离形成全俄的共同认同感还很遥远：这需要经历金帐汗国的统治，以及为推翻其统治而进行的艰苦奋斗。
9.4. 为何在基辅罗斯时期，仅凭“国家治理的神圣天赋”，甚至凭借自愿且大规模皈依东正教，仍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中央集权国家？
因为民族有机体历史运动的成功，正如个人成功一样，除了健康的身体和上帝的帮助之外，还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付出最大的努力和意志。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成功便无从谈起。
显然，东斯拉夫部落的民族有机体本身就是一具健康的躯体，正处于如同人类青年时期那样的最初阶段；上帝的参与显而易见：国家治理的天赋、广袤的领土、与基督教教义相容的民族性格，其结果便是受洗。 在这些要素的基础上，还需投入劳动与意志，以推动有意识的历史运动，朝着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方向迈进，从而发展自身固有的天赋。解决这一课题，要求众多意志——尤其是公爵阶层的精英——的行动方向趋于一致：即朝着建立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方向。 这并未发生，也无法发生，原因正是那些同样影响着任何年轻人的个人生活的因素：我们只有在受个人偏好驱使而犯下错误之后，才能积累积极的经验。 对个人权力和财富的偏好始终占据上风，这在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和雅罗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这两位大公的继承人身上尤为明显。正因为他们年事尚轻，国家机体尚未具备必要的制衡体系，无法将这种蓬勃的能量引导至建设性轨道，也无法将其中和。 这一体系只能通过人民及其精英长期接受历史教化，并经历各种形式的外来或内部依赖，最终逐步形成。丹尼列夫斯基通过几大文明的历史案例（采用类比法）证明，这种依赖的必要性具有客观规律的性质（《俄欧》10:14-55）。 正是这种依赖关系，推动人们认识到国家形态而非氏族形态的发展优势。
文明论历史哲学迫使我们以真实的光芒审视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向我们昭示，仅凭国家体制这一天赋以及接受东正教，尚不足以保存并发扬基辅罗斯时期的成就。
遗憾的是，部分东正教爱国人士（不仅包括平信徒，还包括神职人员及教会高层）在讲道、演讲、文章及著作中，为捍卫教会构建民族与国家的作用，往往“矫枉过正”， 将世俗教会置于首要地位，却忽视了民族有机体本身的优先地位——这个有机体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基因、意志以及推动历史发展的社会创造力[123] 。 为了保持清醒，值得审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教会完全摆脱国家监护（甚至国家援助）的这30年现代时期，其结果迄今为止是2%-2.5%的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可能已降至1%-1.5%）， 但这一事实并未阻碍俄罗斯自1990至2000年代之交以来的复兴（尽管东正教徒自身对此信心寥寥）； 人们忽视了苏联时期历史性俄罗斯得以保存的事实，忽视了在迫害教会、关闭教堂、将人民生活中的宗教领域从基督教转向无神论的背景下，俄罗斯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的胜利以及建立核保护伞的成就。 当然，俄罗斯历史的“前基督教时期”也“一如既往”地被忽略了——在那段时期，斯拉夫人信奉异教崇拜，据称与基督教毫无关于道德、善与恶的概念[124] 。这种观点是严重错误的：具有首要的民族和建国属性的，是那些参与形成统一且唯一的立国民族的、由亲属部落组成的“民族源头”。 更不用说，弗拉基米尔的祖母是基督徒，她必然会对孙子弗拉基米尔的成长产生影响， 斯拉夫人的异教崇拜本身就具有农耕性质，这使得它们逐渐演变为围绕农业年度周期而设立的民间仪式，这些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与教会节日相融合，却并未歪曲后者的基督教内涵。 这正是斯拉夫人的前基督教信仰与维京人的异教信仰等之间的根本区别。后者崇尚对敌人无所畏惧、毫不留情的武士精神，并承诺因这些英勇事迹而在“死后”获得众多处女及其他纯粹“尘世”的恩赐。 正是这种日耳曼-斯堪的纳维亚部落的异教崇拜，如今被乌克兰的新异教徒所效仿。而俄罗斯农业型异教的特征，显然可以在俄罗斯的生态聚居地中找到，那里聚集着抗议城市生活的人们。
新教主义成为日耳曼部落发展历程中的必然阶段，而今则以彻底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收场，它们主张的已不再是“来世”的奖赏，而是今世的奖赏：“就在这里，就在当下！” 难怪20世纪60年代的性革命正是始于瑞典，而今则以LGBT运动的胜利告终。
关于基辅罗斯中央集权时期何时结束、内乱何时开始，历史学家的观点存在分歧。时间范围从1054年雅罗斯拉夫·智者（弗拉迪米罗维奇）去世，到1132年姆斯蒂斯拉夫一世（大帝）去世不等。 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可以认同前一个日期，但需附带一些保留意见： 严格来说，1054年也不能作为分裂的起点，因为早在弗拉基米尔大公去世（1015年）之后，就未曾发生过正常的权力交接——他去世时未留下遗嘱，随即便爆发了内战。
中央集权政权的恢复，是通过推翻杀害其兄弟鲍里斯和格列布的“可憎者”斯维亚托波尔克实现的；内战持续至1036年，直至“勇敢者”姆斯蒂斯拉夫·弗拉基米罗维奇（特穆塔拉坎的）意外死于狩猎——他没有留下子嗣，因此其切尔尼戈夫公国归属了雅罗斯拉夫。直到此时，雅罗斯拉夫才下定决心将大公宝座从诺夫哥罗德迁至基辅。由此， 我们所熟知的、在1015年大公弗拉基米尔去世后被称为“基辅罗斯”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随即陷入了持续至1036年的内战，此后从1036年至1054年才得以在没有内部纷争的情况下存续 总共仅18年。但在将领地分给儿子的雅罗斯拉夫·智者去世后，内战再次爆发，最终形成了由基辅的伊贾斯拉夫、切尔尼戈夫的斯维亚托斯拉夫和佩列亚斯拉夫的全伏洛德组成的“雅罗斯拉维奇三头政治”。 吕贝奇会议通过“各守其家业”的决议，实质上巩固了罗斯的分裂局面。在弗拉基米尔·弗谢沃洛多维奇·莫诺马赫统治期间，罗斯的实力有所增强。但他直到1113年才登上基辅王位，并统治至1125年去世：总共12年。 此时，基辅大公的统治范围已仅剩原有领土的四分之三。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之子姆斯季斯拉夫的处境更为艰难，尽管他继承了基辅王位，但最初仅统治基辅一地。诸侯间的内讧一直持续到蒙古-鞑靼人征服罗斯时期，甚至在此期间仍在继续。 诸公爵奉行的东正教本身无法成为重建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道德支柱，反而被那些渴求个人权力的公爵们亲手摧毁。在他们之中，没有出现像半传奇人物戈斯托米斯尔那样的人物——正是通过他的口，才提出了邀请留里克来统治的想法。 乍看之下，即便在以下情况下——即862年自由的“诺夫哥罗德人”决定将最高国家权力委托给以留里克为代表的“大公”制度，从而成就了庞大的罗斯国家，以及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为罗斯举行洗礼—— 受基督教“爱邻如己”诫命感召的东正教诸公，本应自行意识到自愿放弃世袭继承权的必要性，并基于“父传长子”这一新的王位继承原则，一致推选大公——这本将标志着俄罗斯君主专制体制的诞生。 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部分公爵曾试图遵循东正教的道德准则）：东正教公爵们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私下里耍弄诡计，甚至不惜互相挖眼，还雇佣瓦良格人和波洛维茨人的军队对抗自己的亲兄弟等等[125] 。
9.6. 新型依附关系的必要性。 鞑靼贡赋制——第二种依附（动员）形式 。
这一切都印证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正确性：若想建立、捍卫并发展本民族的国家性，仅凭对历史运动中国家形态的天赋，或仅凭东正教——即便其整体上与民族根基相契合——都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存在对某些势力的外部或内部依赖，由于这些势力垄断了武力使用权，不向其屈服根本是不可能的。对于，便是13世纪初已分裂为数十个公国的罗斯所面临的金帐汗国征服，以及随后长达200余年的贡赋制度。 封建制度本可成为另一种依赖形式，但受命统治的瓦良格部落人数极少，未能建立起规范的封建制度，最终便消融于斯拉夫民族的洪流之中[126] 。罗斯将在摆脱金帐汗国贡赋制度后，立即转向封建制度。
关于基督教在罗斯-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我们将在评估本国历史的其他时期以及人民生活中的宗教领域时再作详细探讨。
文明论历史哲学将金帐汗国入侵时期视为俄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外部集体奴役”形式的依附时期[127]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金帐汗国贡赋时期（与诺夫哥罗德时期和基辅时期一样）属于俄罗斯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 这一时期的积极成果在于形成了统一的、具有建国能力的俄罗斯民族。我们可以在库利科夫战役（1380年）期间看到其形成的迹象，该民族的形成发生在15世纪莫斯科公国崛起之际，并以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这一重大事件为标志而最终完成。 正是1480年，应被视为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最终完成的年份，即该民族完全诞生的年份。
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比丹尼列夫斯基更出色地阐述“贡赋时期”在我们历史中的作用，因此我们在此全文引用：
“但这种贡赋制度与瓦良格人的征召一样，都具有同样脆弱的移植性质。 当我们阅读关于鞑靼人入侵的描述时，它似乎是可怕而毁灭性的。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因此失去生命、荣誉和财产的无数个人而言，确实如此；但对于整个民族这个集体而言，鞑靼人的贡赋制度应被视为一种非常轻微的从属形式。 鞑靼人的劫掠虽残酷且破坏性极强，但与历史上其他朝贡案例相比（例如希腊人和斯拉夫人向土耳其的朝贡），鞑靼人的统治却显得轻微得多。 ……如果当时正在崛起的莫斯科的天才未能适应形势，未能从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关系中攫取全部利益，那么这场风暴或许甚至会几乎不留痕迹地过去（既无持久的危害，也无持久的益处）。 被征服者既无法抗拒强权，又深知必须通过及时缴纳贡赋来防止毁灭性的劫掠，因此不得不对 国家建立更严格的形式。对于不理解其必要性的民众而言，贡赋始终是强加于其身上的依附象征，也是其对国家权力怀有敌意的主要根源。他们竭尽所能地反抗；需要武力才能迫使其缴纳。 为了免受过度的课税，人民要求以某种形式获得代表权，期待代表机构能与他们利益一致，从而不会批准任何无法以最迫切的必要性为由正当化的课税。 莫斯科公爵们所拥有的优势在于，所有令人憎恶的苦役都落在了金帐汗国头上——而金帐汗国正是仅凭威胁就能迫使人民缴纳贡赋的那股势力。莫斯科即便不是解救者，也是减轻了人民因异族枷锁而承受的苦难的缓冲者。 除了国家权力这一概念本身（其根源在于斯拉夫民族的精神）之外，莫斯科公爵们通过这种中介作用，使人民免于与鞑靼人直接打交道，这无疑蕴含着俄罗斯人民对其君主所怀有的那种充满信任与爱戴的情感。 因此，莫斯科公爵，继而沙皇，将征服赋予鞑靼人的全部权力集于一身，却将任何权力中对人民——尤其是尚未习惯公民秩序、仍保留着部落意志传统的人民——所带来的沉重负担，留给了鞑靼人。 莫斯科君主们，可以说，扮演着家庭主母的角色：她虽坚持执行严厉父亲的意志，却同时能化解父亲的怒火，因此既享有对子女的权威，又获得他们温柔的爱戴。 但当异族枷锁被推翻后，那个迫使人们默默承受国家权力一切重负的恐怖象征便消失了，随之消失的，还有莫斯科君主们用来推动俄罗斯民族国家统一的那股力量”（《俄欧》10:52）。
9.7. 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主要成果与核心结果，这些对我们构建“俄罗斯未来图景”至关重要（依据第7.2和7.3条自然分期任务）。
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主要成果，是东斯拉夫亲缘部落群体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俄罗斯民族。
民族文化发展的自然进程以及弗拉基米尔大公时期的俄罗斯受洗，促使东斯拉夫部落在12世纪前从基于部落的自我认同（斯洛文人、波利亚尼人、塞维里亚人、维亚蒂奇人等）转向基于封地公国名称的自我认同； 金帐汗国的统治及其推翻过程中民众力量的凝聚，导致在库利科夫战役后，封建公国与城市的身份认同转变为全俄罗斯的认同，并促使俄罗斯立国民族的民族形成过程在15世纪内进入主要阶段，这一转变在1480年 （乌格拉河对峙）彻底且最终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正是这一时期生动地证明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正确性：历史运动中的国家制度是源自立国民族的产物，是其存在的历史形式，因为正是拥有建国天赋的民族，才创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并捍卫其政治独立。
- 作为民族志阶段历史的终点，同时开启国家阶段中“民族-国家”阶段的极端分界事件，是862年召唤留里克的事件。这一事件决定了东斯拉夫人选择国家形式而非氏族形式作为历史运动的形态。 作为民族国家阶段历史的终点并开启文明阶段的极端分界事件，是1480年的乌格拉河对峙，该事件最终使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枷锁，并为建立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开辟了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俄文明学 7.2），1480年的事件之前是1380年的库利科沃原野战役胜利， 而1861年的事件之前，则是1762年贵族农奴制的废除以及君主们对农奴制进行改革的连续尝试。
- 俄罗斯文明中民间元素的独特创造力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的表现形式、方向和特点：
- 在民众生活的宗教领域，人们选择了接受拜占庭教会形式的东正教，这得益于斯拉夫民族根源的主要典型特征与基督教教义的良好契合。 结果，东斯拉夫部落群体形成了共同的宗教认同，这种认同在“民族根源”的民族文化法则作用下自然发展，促使他们逐渐摒弃部落认同，转向封建城邦认同，这一转变早在12世纪便已完成， 随后，在1380年库利科夫战役中，全俄认同感得以确立，并在整个后续时期直至1480年的乌格拉河对峙期间持续发展。
- 在民间生活的文化领域，理论与科学创作的时代尚未到来。美学与艺术创作以民间史诗（英雄传说、童话等）和应用艺术的形式独具特色地发展起来，后者源于改善民间生活方式的需求； 文学创作首先具有宗教内涵（与基督教的传入有关），甚至在编年史文献中也呈现出神学和宗教教化倾向；在建筑领域，主要体现在教堂建造、圣像画创作等方面。
由于当时木结构建筑占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建筑遗迹已无存[128] 。但可以通过后来俄式木结构建筑的范例来推断，这些范例被收藏在若干露天博物馆中——位于基日岛、科斯特罗马州、沃洛格达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等地。 这一时期的石造教堂建筑体现了俄罗斯建筑的核心原则：与人及其精神境界相协调，建筑的规模既不压制人的个性，又与之和谐共生，引导人走向天国。技术与工业发展的时机尚未成熟。这一时期主要依靠人力、畜力以及水能、风能，积累了制作各类生活必需品的初级手工艺技能和技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
- 在人民生活的政治领域，基辅时期短暂存在的中央集权式俄罗斯国家的建立已成为历史事实，该国家实质上成为了 “古老传统的遗训”，呼吁后世所有俄罗斯公爵及平民，在中央集权原则下建设俄罗斯国家，并恢复基辅时期俄罗斯的历史疆界。 对这一契约的记忆深深铭刻在民间传说中，并构成了“人民专制”思想以及“国家与教会关系交响曲”思想的基础。
基辅时期的罗斯包括以下领土和公国：北部——通往波罗的海和白海的诺夫哥罗德地区；东北部——罗斯托夫-苏兹达尔公国；东南部——切尔尼戈夫公国；东部——穆罗莫-梁赞公国；南部 （第聂伯河中游）——佩列斯拉夫公国，西北部——波洛茨克公国，中部——基辅地区，西部——弗拉基米尔-沃伦公国； 尽管通往黑海的通道因佩切涅格人和波洛维茨人等草原民族的领地而受阻，但黑海沿岸存在特穆塔拉坎公国。
到14世纪末，罗斯失去了其在南部和西部的所有领土：这些地区并入了立陶宛大公国（与立陶宛的南部边界沿乌格拉河而行）。罗斯的疆域缩减至历史上最小，仅包括：莫斯科大公国、特维尔公国、梁赞公国、斯摩棱斯克公国以及诺夫哥罗德地区。
尽管“阶梯继承法”[129] 在基辅时期的罗斯分裂中起到了消极作用，但其最终却带来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成就：唯有留里克王朝拥有公爵继承权这一事实未曾受到质疑，这简化了在罗斯-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确立父系世袭君主制原则的任务。
莫斯科公国的崛起由此具备了条件：来自饱受游牧民族侵袭之苦的南部和西部诸公国的民众大规模迁入，以及向金帐汗国纳贡的制度——莫斯科公爵们巧妙利用了这一制度，以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体制。
作为政治个体的公民之间，其关系发展为所有公民仅受国家权力管辖，而非像欧洲文明国家那样受个别封建领主的管辖，尽管针对同一犯罪，处罚却因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异（这在接近民族志时期的情况下是自然而然的）。
- 这一时期民众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并不呈现古典封建主义的关系——即在征服罗马的日耳曼部落的同期，那种关系曾被立即确立。 邀请外来的里乌里克公爵及其随从，并未导致“瓦良格人”与斯拉夫部落之间建立封建关系。作为自主发展必要条件的土地所有权和人身自由得以保留。
将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智者之后发生的政治分裂和内讧归因于封建主义的发展规律，这种看法似乎是不正确的。 这种评价是机械地将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现象套用到俄罗斯现实的结果：日耳曼部落对被征服的罗马民族立即实行了封建制度，夺取了他们的土地并允许他们在缴纳赋税的前提下使用，随后又对本国同胞建立了封建关系。 日耳曼民族的封建主义历史始于其战胜罗马文明后民族国家阶段的伊始，即5世纪，并一直延续至国家阶段的开端——9世纪——及之后。 将这一时期与俄罗斯从9世纪（即我们民族国家发展阶段的开端）直至15世纪（该阶段的终结）的历史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这两种文化历史类型在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上的显著差异：在俄罗斯，其民族国家发展阶段历史上并不存在古典封建主义关系。
这证明，民族生活任何领域的结构（社会经济领域也不例外），完全由文明中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所决定。 日耳曼民族之所以建立封建制度，正是因为它源于日耳曼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因为他们的个人主义、好战性和物质主义渴望获得战胜罗曼民族后的回报。 这种报酬正是指在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建立的封建关系，这种关系以土地使用权为标准将双方对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这一标准的歧视甚至蔓延到了日耳曼民族自身中的下层阶级[130] 。
在俄罗斯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大多数农民（斯梅尔德）是自由的，甚至拥有土地。 农奴虽不自由，但这一社会群体主要分布于仆役之中。然而，罗斯与欧洲民众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根本区别在于：在此时期，罗斯的农民（斯梅尔德）受公爵管辖，而在法国（法兰克国家），例如，农民则受直接土地使用者（骑士）的管辖，而该骑士为获得土地使用权，有义务服侍其上级封臣。
在民族国家阶段，由于国家力量薄弱，»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得以最为自由地展现，因此，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民族根基»的外在表现，最充分地体现了»民族根基»本身的特征以及民族文化发展密码。 由此可见，东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与同期日耳曼民族的历史存在差异，由此可得出俄—斯拉夫民族原则与日耳曼—罗曼民族原则存在本质区别的结论：古典封建关系并不属于俄—斯拉夫民族的特性。 与欧洲封建主义相似的俄罗斯封建主义形式，是在更晚的时期——即从伊凡三世开始的国家时期——才开始发展的，但直至彼得一世时期，它与欧洲形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农民、贵族和博雅林均受公爵法庭（即国家法庭）的统一司法管辖，而非受博雅林或地主的管辖。
由此可见，在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即捍卫和建设国家主权），俄罗斯是在一种经济体系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的，该体系建立在向所有社会阶层——农奴、商人、贵族——征收赋税的基础上，而不存在封建农奴制关系。 这一事实印证了：国家性的天赋深植于民族灵魂之中，是民族文明本源的外在体现，在此特指罗斯-斯拉夫文明。 但问题随之而来：既然如此，为何从15世纪末开始，又需要逐步建立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附关系？让我们在下一章中寻找答案，该章将专门探讨罗斯-俄罗斯历史中的“国家阶段”。
- 关于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三个课题，我们将通过考察俄罗斯历史的现代时期来解决，该时期（姑且先透露一下）属于“文明”阶段。
- 当我们界定本国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与“文明”阶段的界限时，我们将需要确定社会创造力能量积累与作用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以及这种能量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成果展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
- 在俄罗斯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决定其历史运动积极建设性方向的最重要历史事件，包括862年召唤留里克执政、988年俄罗斯受洗、 对金帐汗国的依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公为抵御西方文明对罗斯的冲击而自愿臣服金帐汗国的决定、1380年的库利科夫战役、1480年的乌格拉河对峙
相应地，民族国家阶段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包括：以国家形式实现历史运动理念的诺夫哥罗德人的祖先，关于他们的民间传说以半传奇人物戈斯托米斯尔的形象流传下来；圣徒、等同于使徒的大公 弗拉基米尔，他做出了为罗斯受洗的决定；圣洁虔诚的大公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他准确地指出了罗斯的历史敌人——西方文化历史类型，阻止了与天主教的联合，从而保存了东正教，延续了其祖先弗拉基米尔大公的事业； 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基，其关于库利科夫战役的决定成为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事件，并开启了摆脱金帐汗国统治的序幕；以及统一俄罗斯领土的大公乃至沙皇伊凡三世，他最终使俄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上述事迹完全符合东斯拉夫各部族“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并促成了统一的全俄民族认同的形成。
- 与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中“民族根基”的期望和要求相悖的举动，是1253年与天主教会缔结的联盟。该联盟由加利奇公爵丹尼尔缔结，他接受了教皇授予的王冠，并成为“罗斯国王”。
这是我们祖国历史上首次出现因轻信西方承诺——具体而言是轻信西方在对抗金帐汗国时提供援助的承诺——而导致当权者作出错误决定的先例。从那时起直至今日，此类决定不胜枚举。 但这一决定的后果对我们具有警示意义：有些价值观，若被忽视、不被尊崇，或被拿来交易，将极其危险。对我们而言，其中一项价值观便是基于东正教建立俄罗斯民族生活中宗教领域的秩序。 丹尼尔·加利茨基自然没有得到西方的援助，反而为天主教欧洲敞开了大门，而西方正是通过这一通道，在整个历史运动中直至今日，不断对俄罗斯人民进行阴谋诡计。正是在这些土地上，我们目睹了最为严重的教会混乱局面。 如今这里不仅充斥着大量非正统的教会组织——即伪教会： 乌克兰罗马天主教会、乌克兰希腊天主教会、乌克兰东正教会、基辅宗主教区乌克兰东正教会、新教教会，而且正统东正教也已堕落至分裂的境地： 乌克兰东正教会（莫斯科宗主教区）于2022年5月27日通过“主教会议”决议，脱离了俄罗斯东正教会。
正是通过宗教身份的转变，才为构建一种人为的乌克兰身份创造了可能性，而这种身份本质上只能是反俄的。 与此同时（1248年），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拒绝了教廷在对抗金帐汗国时提出的援助，条件是承认教皇的教会至高权（教会联合），因为他深知，这将对民族精神与民族根基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而缴纳贡赋不过是暂时的。 而我们看到的结果截然不同：俄罗斯人民历经数个世纪至今仍坚守东正教，俄罗斯的民族认同从未受到质疑。
- 在其民族国家发展阶段，罗斯经历了两个依附时期：“瓦良格人”的召唤与金帐汗国的贡赋时期（关于它们对罗斯国家形成的影响，已在第9.2节和第9.6节中论述）。第三种依附形式（动员形式）——农奴制的形成，则已发生在俄罗斯历史国家时期的初期。
主要结论：罗斯民族国家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已然完成。前罗斯东斯拉夫部落以东正教为基础构建了宗教生活领域，这在“民族起源”的民族文化法则影响下，与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相辅相成， 促成了俄罗斯立国民族的形成，使其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并在第一阶段解决了捍卫政治独立的任务。由此，通往俄罗斯历史运动第二阶段的道路得以开启：即国家建设，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不得不服从于这一阶段的任务。
遗憾的是，彼得大帝的欧洲文化革命导致俄罗斯民族上层阶级的独特国家意识和身份认同遭到扭曲，从而引发了长达300年的历史悲剧时期，这一时期至今仍在延续，迫使我们不得不为政治独立进行持续的斗争， 而确保这一独立的任务本应早已彻底且不可逆转地解决。
我们历史中国家阶段的边界与内涵，由解决国家建设、历史疆域扩张以及将人民生活的全部四个领域发展至制度化水平（农奴制形式的依附关系、地方自治、地方和领地议会、教育机构、司法体系、医疗机构等）的任务所决定。 所有这些任务大约在四个世纪内（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下半叶）得以解决：正是这些任务的解决构成了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的内容。然而，由于背离了俄罗斯在彼得大帝之前时期所走的那条具有民族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这些任务的解决过程中存在重大错误。 在“国家阶段”对独特发展道路最有害的扭曲之一，是彼得一世废除了宗主教制及教会共议制，这导致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未能朝着“和谐共生”的理想方向发展，反而使教会沦为国家的一个部门[131] 。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东方）战争生动地揭示了俄罗斯在技术和工业方面与欧洲的巨大差距，这正是彼得大帝欧洲中心主义革命的后果， 其结果是在俄罗斯帝国的社会经济领域确立了奴隶制，这甚至使得及时借鉴西方文明的科学理论及技术工业成就都变得不可能。 战争的失败表明了工业革命的必要性，但工业革命首先需要的是自由劳动力，而恰恰由于社会经济体制中的奴隶制结构，这种劳动力正处于严重短缺状态。最高当局已认识到解放农民是当务之急，但仅此还远远不够。
显然，认为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即是另一个阶段的开始是正确的。更准确地说，这些分水岭事件本身具有共通性——对于前一时期，它们是发展的顶点；对于后一时期，则是新的开端。
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这一伟大事件，标志着俄罗斯文明在民族国家形成阶段历史运动的顶点。而这一事件本身，也标志着国家历史阶段的真正开端。 15世纪末——是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的开端。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后，俄罗斯最终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这标志着一个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的诞生：即我们历史上的莫斯科时期的俄罗斯（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沙皇国）。 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得以看到，首先成为历史事实的是全俄认同的形成，随后则是全俄国家性的巩固。
1380年库利科夫战役后，全俄民族开始意识到莫斯科公国在所有俄罗斯公国中的主导地位，而莫斯科统治下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揭示了分期法的重要性，无论是在民族形成（ethnogenesis）层面，还是在其结果——“国家形成（stateogenesis）”层面。 莫斯科公国的历史可以从莫斯科建城之日开始书写，也可以与弗拉基米尔-苏兹达尔公国的历史相联系，但俄罗斯国家阶段的开端与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的完成密切相关，因此，现存的公国之一 ——莫斯科公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分封公国，而是成为了全俄罗斯利益的代表，以及这些利益集中的政治中心[132] 。
将罗斯历史划分为“金帐汗国纳贡时期”的做法，仅在深入研究分封公国与征服者之间关系时具有应用价值。但若要理解我国国家历史，这种分期法除了带来危害外，毫无益处。 在改革年代盛行的那种理论——声称罗斯曾隶属于蒙古帝国并协助其镇压了哈恩·马迈的叛乱——正是这种“蒙古中心论”分期法的直接产物。哈恩们如何看待我们，对我们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应当如何看待自己。当然，即便在向金帐汗国纳贡的时期，罗斯也作为具有独特民族特征的国家延续着自身的历史存在，并善于利用“外部集体封建主义”来克服政治分裂，建设中央集权国家。
我们必须摒弃“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等人为的历史学命名，这些名称是历史学家在缺乏客观社会理论的情况下，为方便研究历史而杜撰的。这种术语并非乍看之下那般无害。 在特定情况下，不诚实的学者和投机政客会利用这些术语，将其作为证明存在与俄罗斯国家本身不同的国家实体，以及与俄罗斯民族文化身份相异的另一种身份的“证据”。 文明论历史哲学要求我们清除历史中那些后世编纂的名称，取而代之的应仅使用那些在各自时代真实使用的历史自称：罗斯、俄罗斯国家、俄罗斯沙皇国、俄罗斯帝国、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在国家建设各历史时期的史学命名中，应将国家的自称置于首位：“诺夫哥罗德时期的罗斯”、“基辅时期的罗斯”、“莫斯科时期的罗斯”、 彼得堡（帝国）时期的罗斯-俄罗斯、苏联时期的罗斯-俄罗斯、联邦时期的罗斯-俄罗斯。 “罗斯”这一名称应当重新引入当代学术和公民语境，因为正是这一名称确立了“俄罗斯立国民族”这一概念——该概念已深入公众意识——以及“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俄罗斯民族）这一范畴，而后者尚待确立。
伊凡三世大帝统治的前半期（1452-1505）标志着罗斯历史中“民族-国家”阶段的结束，而后半期则标志着新阶段——“国家”阶段的开始。
按最高统治者执政时期划分历史同样具有人为性。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戈斯托米斯尔时代未来诺夫哥罗德地区那些我们所不知的早期统治者的活动，实际上处于我们历史的两个阶段：即民族志阶段的末期，以及国家阶段中民族-国家阶段的初期。 稍作前瞻，我们可以说有两位最高统治者的活动跨越了两个时期。其一是亚历山大二世，其统治初期属于国家阶段的尾声（至1861年废除农奴制这一里程碑事件发生前），而其统治的延续与终结则属于国家-文明阶段。 赫鲁晓夫的执政活动横跨两个阶段：其一是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尾声——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他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起，直至1959年的转折性事件 （远程航空技术的出现，使其能够将核弹头运送到美国领土，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结束）以及俄罗斯历史运动的“文明阶段”，该阶段始于这一事件。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法不允许将历史时期强行套用在特定历史人物的生平来强行划分：有些人（占大多数）的整个生平都处于同一个阶段，而另一些人则横跨两个阶段。
莫斯科大公国的领土因并入诺夫哥罗德及立陶宛大公国境内的俄罗斯领土而急剧扩大。我们似乎常常忽略了“立陶宛大公国”（VKL）这一强大国家形成的历史现象。 一个规模不大的波罗的海立陶宛部落——其远古祖先很可能与斯拉夫人有亲缘关系——成功复制了另一个同样规模不大的拉丁民族的历史经验：该民族凭借在政治领域独特的才能，通过将其他民族纳入其政治民族的范畴，成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 立陶宛诸侯巧妙利用了俄罗斯诸侯间的内讧；自13世纪中叶起，当俄罗斯因金帐汗国的征服而国力衰弱时，他们吞并了南部和西部领土，其手段与其说是军事征服，不如说是通过联姻，以及俄罗斯诸侯自愿带着自己的领地加入大立陶宛公国。 甚至到了莫斯科公国与立陶宛的南部边界沿乌格拉河延伸，距离莫斯科仅200公里的地步。 但立陶宛统治者缺乏利用这一良机的政治智慧：立陶宛大公国具备所有外部条件，本可自身成为“罗斯”，并充当俄罗斯各领地的整合者。但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具备罗马人的才能——他们曾接纳被征服民族的精英进入贵族阶层——并下定决心彻底“俄罗斯化”。 若如此，格德米纳维奇王朝本可在罗斯建立。然而立陶宛精英阶层却致力于维持民族同质性，而罗斯地区本身因俄罗斯人口的绝对优势（据推测俄罗斯人占90%，立陶宛人占10%）而自然倾向于俄罗斯化。 1384年皈依天主教（克雷沃联盟）彻底终结了大立陶宛作为俄罗斯国家中心可能发挥的历史作用。联邦制国家架构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立陶宛显然吞并了超出其消化能力范围的领土。 大立陶宛联邦的联邦体制保留了俄罗斯诸公国的自治权，这使得其中许多公国在伊凡三世时期更容易倒向日益强大的莫斯科。
伊凡三世时期颁布了《1497年法典》，该法典将法律划分为两个分支： 刑法与民法，并确立了相关规范，为俄罗斯特有形式的封建制度——农奴制（官地分配给侍从人员，作为其为国家效力的报酬，所需物资由庄园提供，即“自给自足”原则）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今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圣母升天大教堂。
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于19世纪下半叶初告终结——此时废除农奴制的准备工作已告完成——并转型为“文明阶段”中的“国家—文明阶段”。 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是那个极端的（最后的）分水岭事件，最高权力通过该事件宣布了国家建设事业中第三个依赖（动员）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由此步入国家-文明阶段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的历史运动以向社会赋予公民自由、建立公民社会机构、在国家机构内部构建制衡体系、以及全民教育与启蒙运动的普及为特征。
显然，1812-1813年俄罗斯与拿破仑法兰西的战争， 以俄军进驻巴黎告终，并使俄国人得以了解法国各领域人民生活的运作机制，这促使社会和最高权力机构开始意识到废除农奴制以及推行其他改革的必然性，而尼古拉一世麾下的秘密委员会正致力于此。 十二月党人起义（结果证明他们全都是农奴制拥护者：其中无人曾解放过自己的农奴）很可能因其旨在推翻王朝的计划（该计划后来由布尔什维克付诸实施），使尼古拉一世对家人性命产生恐惧（[133] ），并畏惧任何变革，从而使改革进程停滞了多年。 但沙皇最终还是成立了一个秘密委员会来研究改革方案。1853–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一个事实变得显而易见：农奴制的存在阻碍了俄罗斯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一时期的农奴制等同于奴隶制。
摆脱了鞑靼枷锁后——这种枷锁作为第二种外部依赖（动员）形式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它促成了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国家的形成——维护政治独立的任务并未因此消失。 西北部面临来自瑞典和利沃尼亚骑士团的威胁（15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初），西部则面临来自波兰的威胁——波兰早在1385年 与立陶宛大公国建立了个人联盟，并自1569年起与之合并为一个国家——波兰立陶宛联邦，该国控制着俄罗斯的传统领土，并因莫斯科致力于团结分裂的俄罗斯民族而将俄罗斯视为主要对手； 南方有土耳其及其附庸克里米亚汗国，东方有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直至16世纪50年代末），东北方向则有西伯利亚汗国。 为解决捍卫政治主权的任务，必须巩固国家建设方面的成果，竭力强化社会国家形态，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在过去的岁月里已然成为一种民族理念。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正是由于国家机构的薄弱（当时它们才刚刚开始形成），才需要引入第三种依附（动员）形式——农奴制。 在上文总结“罗斯-俄罗斯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这一章时，我们曾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罗斯在民族国家阶段的历史中，在农奴制方面能够不依赖封建关系，那么为什么从15世纪末开始，就需要逐步引入农民对地主的农奴制依附关系呢？ 众所周知，正确地提出问题有助于寻找正确的答案。第三种依附（动员）形式——农奴制——的形成时期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可以发现国家明显的失误，这些失误影响了整个后续的历史运动。
农奴制自然地从庄园制度中发展而来，其形成可追溯至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国家将一块土地授予服役人员终身持有，作为其履行军事义务的回报。 农民虽享有自由，并依据契约在土地上劳作，但在收获完成并与雇主结清账目之前不得离去，同样，贵族在收获前也无法将其驱逐。根据1497年约翰三世的《司法法典》，农民被允许在圣尤里节（11月26日）前一周及之后一周内转投其他地主。 有一种观点认为，鲍里斯·戈杜诺夫于1597年颁布的关于每五年搜寻农民并将其送回土地的敕令，标志着农奴制的开端。 实际上，农奴制的起源恰恰始于庄园制度的确立：贵族与农民不自由的特征当时就已经奠定，而1597年的敕令并未改变这种关系，仅规范了与在履行义务期限前逃跑的农民的关系，且仅限于逃跑之日起五年的时间内。
关于这一时期，可以说国家找到了恰恰符合俄罗斯人民“民众本源”的期望与要求的依附形式，正因如此，这种形式最有效地促进了国家建设的任务： 无论是农民还是服役人员，都处于对国家的依附（农奴制）之中，这完全符合民众对公正与仁慈的观念。
农奴制产生的根源，并非在于国家缺乏支付公共开支的资金（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而在于俄罗斯在其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及“国家-文明阶段”初期，原则上无法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134] 。莫斯科公国是一个没有明确疆界的年轻国家。 农民可以自由迁徙至立陶宛大公国（以及俄罗斯大公国！）， 该公国在人口构成和宗教信仰上属于俄罗斯国家；而邻近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则以“民主自由”为诱饵，更不用说境内迁移的自由——不仅可以从一个地主处迁往另一个地主处，还可以迁往贵族世袭领地，在那里对农民的剥削程度要稍低一些。 限制农民迁徙的决定是对贵族的一种必要扶持，因为贵族本人无法离开自己的庄园，而服役义务却始终如影随形。 显然，可以说贵族比农民更早地被束缚于土地（庄园）和国家：正是基于这种已经形成的贵族农奴制，引入农民农奴制的需要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1497年和1550年的《司法条例》通过设立“尤里日”来规范农民的转属：这一时期属于农民不完全农奴制的阶段，因为他们仍保留了转投其他土地所有者的可能性。 农奴制的确立始于废除“尤里日”（1581年）及推行五年期逃农搜捕令（1595年），并最终以1649年《大公会议法典》确立的无限期搜捕制度为标志：农奴身份从此彻底成为世袭且终身的 。
伊凡三世的改革，以及彼得一世改革之前的所有后续改革，均未触及农民诉诸法庭的法律权利——正如在民族国家阶段一样，他们（以及地主）仅受大公的审判管辖。 俄罗斯封建主义形式——农奴制——的进一步发展，走上了彻底禁止农奴从，但并未改变农民的司法管辖权。无论是农民还是地主，都与土地紧密相连；地主和农民都受公爵审判。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尽管是相对的，因为对同一罪行处罚不同——一直延续到彼得一世时期。 这种状况并未超出民众对正义的认知范畴，因为邻国持续的军事威胁使全民共同承担国家重担的必要性显而易见。这正是俄罗斯封建主义的本质，也是其与西方封建主义的主要区别。让我们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差异。
只有通过将其与同类现象进行比较，才能对某种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解。为了揭示“俄罗斯民族根基”在历史运动中体现出的独特民族创造力，我们将尝试比较罗斯-俄罗斯社会经济领域的结构与西方文明国家中的相应结构， 并以法国作为其所属文化历史类型的最具代表性的代表国作为参照。
- 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在西方文明国家，以农奴制形式存在的封建关系，在其历史的“民族国家”阶段（5至9世纪）便已出现——自5世纪起针对被征服的罗曼民族，自7世纪起针对本国平民。 而罗斯在民族国家阶段（9至15世纪）则没有农奴制：绝大多数人口享有个人自由，农民公社可以自主支配土地。
- 在罗斯，将农民与土地捆绑的过程直到15世纪末的国家发展阶段才真正开始，并直至19世纪下半叶才告终。 在西方（如前所述，我们以法国作为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最具代表性国家），在国家形成阶段（9至15世纪），农奴制正逐渐弱化。 也就是说，在欧洲，封建化进程是在缺乏强大中央权威、且各封建领主（公爵、男爵、伯爵）政治影响力迅速增强的背景下开始并蓬勃发展的， 而在俄罗斯，这一进程是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建立、且为维护贵族利益而限制封建贵族（波雅尔阶层）权利之后才全面展开的。
- 欧洲存在一种等级制度（“封建阶梯”）： 国王-公爵-伯爵-男爵-骑士（不同国家在此框架中还加入了其他封建阶层——意大利的亲王、法国的侯爵和子爵、英国的男爵和骑士等，但这并未改变其本质）。 封建阶梯建立在封臣制度之上——即以土地作为报酬换取效忠服务。 此外，还存在一项双向契约：向领主宣誓效忠（“效忠誓言”）的封臣，在领主履行契约义务的前提下，每年必须服役一定天数（正是契约的未履行，正是封建领主反抗王权的依据）。此外，还实行“我的封臣的封臣，不属于我的封臣”这一原则。因此，曾是法国公爵封臣的法国男爵，若公爵与国王交战，则有义务支持公爵而非国王，这并不被视为叛国。 从法律上讲，任何骑士都与国王平等（这是“人民原则”所体现的个人主义的结果）。
- 在15至17世纪的俄罗斯，所有臣民（包括波雅尔和贵族）都是沙皇的奴隶。任何反对沙皇权威的行为（以及试图投奔外国君主的企图）均被视为叛国。 所有人都必须效忠沙皇和国家（这是“人民原则”集体主义的体现：众人同心协力）。当时不存在封建等级制度：贵族亲卫队（“战斗奴隶”）仅仅是受雇于国家的部队，由贵族亲自统领并自费维持。 15世纪下半叶，贵族从一位公爵转投另一位公爵的权利也被废除。此前，贵族可以解除“十字亲吻”誓约，转而效忠另一位公爵。而且，他还能保留自己在该公国拥有的世袭领地。 在西方，拒绝向领主效忠者将自动丧失其封地。由此可见，西方封建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基于土地”的依附关系。 然而，作为土地所有者，古俄罗斯的贵族并不总是服从其土地所在领地的君主。他是以仆从身份建立依附关系，并自行选择想要效忠的君主；转投另一位公爵时，他既不会失去原有土地，也不会获得新的土地。
- 农民法律地位的差异。在西方，农民受其领主的管辖。在俄罗斯，直到18世纪，农民都受国家管辖。在西方，骑士可以自由处置自己的封地。 在18世纪前的俄罗斯，贵族无法自由处置庄园（大贵族可以处置自己的世袭领地，但若庄园是因服役而获得的，则不能处置）。 继承庄园的唯一途径是地主的儿子们服役——在此情况下，其中一人将继承父亲的庄园（若此时父亲已停止服役），其余儿子则被分配新的庄园。
- 在16至17世纪，俄罗斯贵族对其农民并不享有西欧骑士的权利：他们不能随意征收税款、没收农民的土地，也没有“初夜权”和“死手权”[135] 。
- 然而到了18世纪，俄罗斯农民的处境竟比10至13世纪的西欧农民更为恶劣。 例如，在西欧，封建领主不能出售没有土地的农民（严格来说，交易对象不是农民，而是连同耕作其中的农民一起出售的土地），而在俄罗斯，农民不仅可以被剥夺土地后出售，甚至可以被与家人分离出售。
10.4.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动乱及其主要原因：由于俄罗斯立国民族尚处于形成初期，国家建设尚未完成，其结果是波雅尔（主要是那些出身于公爵世家的波雅尔）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暂时获胜，旨在建立一个类似波兰贵族阶层的“波雅尔王国”。
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动荡时期，是我们历史上既充满戏剧性又充满英雄主义的事件。其积极意义在于，俄罗斯人民通过了某种意义上的成熟度考验。 国家突然面临无君之境，但随后发生的事件立即表明，俄罗斯人民心中始终有“君王”， 这便构成了国家理念的公式，即以国家形式实现历史运动，且是以中央集权国家形式实现的。人民传说自留里克受命之时起便一直秉持这一选择，无论是大公弗拉基米尔统治下强大而中央集权的基辅罗斯，还是伊凡三世大帝、瓦西里三世及伊凡雷帝统治下的中央集权罗斯，皆是如此。
人们常将“动乱”的原因归咎于伊凡雷帝的个人及其“御林军”制度的后果：若沙皇未在盛怒中杀害皇子伊凡（此事尚未确凿证实），便会有继承人，也就不会有“动乱”；若鲍里斯·戈杜诺夫未杀害皇子德米特里（玛丽亚·纳加之子），便不会有“动乱”。 若沙皇费奥多尔（伊凡雷帝之子）身心强健——便不会有动乱。这一系列致命的偶然事件可以追溯至伊凡雷帝的幼年时期：1533年瓦西里三世去世时，其继承人年仅3岁； 母亲叶莲娜·格林斯卡娅的去世，当时年幼的沙皇才8岁（一位年轻健康的女性在30岁时离世，民众难以将其视为自然死亡，而倾向于归咎于监护委员会中那些企图趁沙皇年幼时掌控国家的贵族们的阴谋）； 年轻沙皇的童年始终处于持续的压力之中，他亲眼目睹贵族们对他亲近的人施暴，甚至杀人；深爱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夫娜的意外离世，鉴于自幼便身处贵族们为争夺权力而营造的残酷氛围，沙皇不得不相信她是遭人毒害； 皇太子德米特里在襁褓中的离奇死亡（在保姆下船梯时从其怀中跌落，溺亡于河岸边，当时还有两名贵族随行），其他妻子的早逝，女儿们在襁褓中的夭折等。 俄罗斯首位沙皇伊凡四世“恐怖沙皇”的整个生活环境令人同情，让人不禁思考“厄运事件”在祖国历史中的作用——这些事件在人民的宗教意识中，一直被视为并解释为上帝对人民罪孽的默许；同时也让人关注到具体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即纯粹主观因素的重要性[136] 。但我们不会深入探讨这一解释我们历史戏剧性的思路，因为与此相邻的还有阴谋论版本（沙皇的医生 埃利泽乌斯·博梅利乌斯 从英国迁居至俄罗斯）。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动乱的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及其国家尚处于发展初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尚未完成：那些企图夺取最高权力或对其施加影响的内部势力尚未消亡， 而那些旨在发挥制衡作用的国家机构——包括在危机时期（例如王朝断绝时）实现权力交接的机制——尚未最终确立，且其作用在民众意识中尚未得到充分理解。
留里科维奇王朝的终结，仅仅揭示了俄罗斯国家建设尚未完成。为了在自身内部发现已存在的、能够恢复君主制的最高权力机构——即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它需要经历动荡年代以及各种利益集团的斗争。
我们尚需对伊凡雷帝的执政进行评价，同时不可忘记，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下的最高咨询机构被设立：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开始定期召开并处理国家建设事务，地方自治也随之发展。 遗憾的是，罗曼诺夫王朝尽管其登基完全归功于这一民间机构——该机构在1613年 已显现出涵盖各阶层的特征，却既对人民忘恩负义，又对自己缺乏远见，从基层到全俄罗斯缙绅会议逐级摧毁了地方自治体系，直至王朝覆灭也未能将其恢复。
若透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棱镜审视俄罗斯国家建设的全过程，其主要方向便清晰可见： 俄罗斯的国家性（如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源于强有力的激情型人物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这些人愿意为此冒险牺牲生命——以及拥有国家天赋的民众愿意将这种权力委托给某一个人的意愿。
在民族国家阶段的初期，这类人物为争夺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令所有参与者都感到疲惫，并促使他们达成共识：应当邀请外部人士来长期执政。里乌里克大公及其随从便成为了这样的外部力量。 从吕里克到弗拉基米尔大公，我们看到罗斯的中央集权化进程主要通过基辅大公们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在东斯拉夫部落领土统一的高峰时期，弗拉基米尔大公解决了全民宗教认同的问题，东正教由此成为该地区的宗教。 民族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发展进程以及东正教认同的影响，导致12世纪部族认同向封地-城市认同的转变，但因权力之争，未能阻止诸侯间的内讧。 作为民族志（氏族）阶段自然遗产的“阶梯继承权”，促成了国家分裂为诸侯领地。 但与此同时，这种制度在“大公”去世时（大公仅被视为“平等者中的第一人”），促使诸公不断向上攀升至更高阶的王位（进而导致他们在整个罗斯领土上的迁移），从而推动了通俄身份认同的自然演进。 但鉴于国家体制尚处于初创阶段，根本不可能存在明确且切实可行的关于继承更高层公爵宝座权利的法律，因此对继承权的声索往往取决于 对权力的渴望及其军事力量，往往随意提出权利主张。这加剧了诸公爵之间的内讧，以至于这场纷争只能以其中一人获胜告终——即能够使他人臣服于自己的人（这直到15世纪，在长期受金帐汗国统治之后才成为可能），或者 （假设性地！）由诸公自愿通过公议，推选出一位大公，由其将权力从父传子，而非传给兄长。 即便诸公爵信奉东正教，后者也证明是行不通的：激情终究压倒了美德。但第一种方案同样行不通，因为它实质上会导致公国无限分裂，而这种分裂唯有通过外部征服才能遏止。而这种征服，正是天意以长达两百余年的金帐汗国统治形式降临的。 蒙古人迅速“调停”了所有公爵：为了建立征收贡赋的稳固基础，他们使俄罗斯公国进一步随意分裂变得困难，同时并未废除大公行政体系，而是由他们亲自任命大公（颁发统治诏书），并遵循“分而治之”的原则行事。 结果，这为某位公爵权力的增强创造了条件，该公爵在获得诏书后，便拥有了负责从所有公国征收贡赋的权利和义务。 蒙古人可能以为自己将永世统治，因此仅着眼于确保贡赋足额征收这一当务之急，却未察觉到他们自己已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集中征税。而征税恰恰是蒙古统治前时期诸侯内战的主要原因之一。 得益于莫斯科诸侯的英明，莫斯科公国成为了权力集中的核心。其他封地公国的居民不再需要直接与金帐汗国的巴斯卡克打交道，这直接促进了全俄认同感的形成，取代了原有的封地-城市认同。
随着南、西各公国于14世纪中叶并入大立陶宛公国，仅剩东北俄罗斯处于金帐汗国的完全统治之下。该地区在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公国是莫斯科、特维尔、梁赞、下诺夫哥罗德和斯摩棱斯克，而在经济上最具影响力的则是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金帐汗国的可汗们曾试图利用诸公爵间的竞争来谋取私利，但到了15世纪初，莫斯科已坚定地站在了俄罗斯诸邦统一进程的前沿，成功地在当时决定世俗和宗教领域的两个关键方面超越了其主要竞争对手——特维尔公国： 一是与金帐汗国建立长期关系，其结果是莫斯科公爵获得了获得大公封诿的优先权；二是将俄罗斯东正教大主教座移至莫斯科。 如果说大公封诏使莫斯科在民众心中确立了作为东北地区全俄认同政治中心的优势，那么将大主教座移至莫斯科，则使其在那些暂时归属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的领土上，也获得了作为俄罗斯民族及俄罗斯国家中心地位的优势。
随着各领地逐渐合并为统一国家，以及被立陶宛占领的俄罗斯领土与莫斯科公国重新统一，诸侯们失去了自己的封地。他们面前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投身于莫斯科大公的麾下，成为莫斯科的贵族；要么逃往国外。
由此，封地公爵逐渐转变为贵族，贵族阶层中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出身流派。一种是由曾担任公爵亲卫队（高级亲卫队）指挥官的服役武士组成的贵族；另一种则是由留里克家族和格德米诺家族后裔组成的贵族。 对于试图确立大公专制统治的最高权力而言，公爵世家的贵族们首先构成了一个长期难题。他们已无法再谋求个人掌权，因为自伊凡三世起，父子世袭制度已最终确立，且该制度已被（此后所有动乱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当动乱以推举“真正的沙皇”为理念时，才会在人民眼中获得合法性），但他们将精力转向了争夺接近最高统治者的机会，以便能够影响权力。 伊凡三世及其子瓦西里三世在很大程度上平定了这群贵族，但其影响力最终被削弱，甚至并非源于伊凡雷帝的迫害，而是源于“动乱”以及17世纪中叶确立的农奴制——后者将贵族阶层推到了前台。 彼得一世顺理成章地完成了这一进程，事实上将贵族与波雅尔合并为一个阶层。形式上的法律合并发生在彼得去世数年后的1731年，当时颁布的敕令消除了世袭领地与庄园之间的法律差异。
我们的假设正确性得到了波雅尔们出身背景的印证——当在人民眼中合法的莫斯科公爵王朝不再坐拥王位后，正是他们开始争夺权力。波雅尔瓦西里·舒伊斯基最终夺得了最高权力，成为留里克王朝最后一位沙皇瓦西里四世。 贵族们无法接受这一局面，一有机会便将其废黜，建立了我们所知的“七贵族统治”这一集体执政体制。贵族会议的成员按出身划分如下：格德米诺维奇家族——三人（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特鲁贝茨科伊、戈利岑），留里科维奇家族——两人 （沃罗廷斯基、利科夫-奥博连斯基），侍从贵族——两人（伊万·罗曼诺夫、谢尔梅捷夫）。总而言之，若计入被废黜的瓦西里·舒伊斯基，当时争夺权力的是三个格德米诺维奇家族的代表、三个留里克家族的代表，以及仅有的两个侍从贵族家族。 难道罗曼诺夫家族的侍从贵族之所以获胜，正是因为民众早已看清，那些出身王公世家的贵族并不可靠，因为他们家族关于往昔荣光的传说始终让他们心神不宁？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之所以被选为沙皇，正是因为他们的家族在“动荡时期”没有因不道德行为而蒙羞。显然，菲拉雷特（费奥多尔·尼基蒂奇）·罗曼诺夫 （米哈伊尔之父）当选为“图什诺强盗”阵营的牧首一事，在合法牧首赫尔莫根在位的情况下，并未引起太大反响，或是被波兰人长期扣押费奥多尔·罗曼诺夫这一事件所掩盖——民众将此视为囚禁，自然对他表示同情。
我们认为，值得探讨这样一种假设：贵族们争夺权力的斗争是昔日诸侯争夺权力的延续，因此参与斗争的主要是出身于王公世家的成员。 那些因功绩而获得贵族地位的侍从阶层出身的贵族，根本不可能有如此胆量，因为他们不仅在家族传统中缺乏这种争夺权力的传统，反而有着完全相反的、无私效忠自己公爵的传统。 显然，王朝危机本应通过选立一位非出自公爵世家的、而是来自侍从阶层的新沙皇来解决。值得从这一假设的角度出发，研究博雅尔家族（总共只有几十个）：它们在罗斯的危机时期发挥了什么作用。
例如，舒伊斯基家族（留里克后裔）在伊凡雷帝幼年时期的行为，必然会对这个三岁丧父、八岁丧母的孩童心理产生影响：在他眼前上演的暴力场面甚至包括杀害他所亲近之人的惨剧。 丹尼列夫斯基将贵族们的这种行为称为“煽动叛乱”。 贵族统治下的暴政、贪污及其他种种恶行严重削弱了国家。但君主制原则早已深入民众意识，与“民族根基”的期许和诉求完全契合，因此，尽管存在种种叛乱行为，贵族们终究未能将年幼的沙皇置于死地。 显然，他们深知民众绝不会原谅此举，且倘若刺杀沙皇，首先，他们将无法避免为争夺王位而引发的内讧；其次，人数远多于他们的另一支贵族阶层——作为专制政权的武装堡垒——将引导民众的愤怒去消灭阴谋家和篡权者。
贵族作为新兴的地主军事阶层，原本就与波雅尔阶层对立，因为寻求更好生活的农民可能会从贵族领地迁移到他们的领地。 与此同时，国家并未免除贵族履行兵役的义务，而贵族必须自行利用庄园收入配备一切必要装备。伊凡雷帝时期废除“尤里日”的举措虽符合贵族和国家的利益，却在农民中引发了自然的抗议。 显然，农民捆绑为农奴的过程是渐进的：地主们为农民的自由迁移设置了各种障碍，因为这妨碍了他们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而最高当局对此则视而不见。 鉴于未发现伊凡雷帝废除“尤里日”的敕令，无敕令版本的农奴化说因其自然性而显得更具说服力。
鲍里斯·戈杜诺夫的统治（起初是实际统治，担任沙皇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1584-1598年）时期的政府首脑， 即伊凡雷帝之子，因体弱多病无法独立执政；随后自1598年至1605年以沙皇身份正式执政）期间，民众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质疑始终存在，尤其在沙皇费奥多尔去世后更是如此。 民众拒绝相信王朝已断绝，也不愿承认伊凡雷帝最后一个儿子——大公德米特里——在鲍里斯·戈杜诺夫统治期间的死讯。 1601至1603年间因气候转冷导致歉收而引发的大饥荒，最终将“动荡时期”推向高潮，其结果是沙皇费奥多尔·鲍里索维奇（鲍里斯·戈杜诺夫之子）与其母一同遇害，而“假迪米特里一世”却登上了王位。 从“动荡时期”直至1613年“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决议的整个历史运动，有力地证明：在长达六百年的“民族国家阶段”（9至15世纪）以及一百余年的“国家阶段”中，一个以专制君主制为形式的强大中央集权国家已然建立， 而且君主专制的原则已作为一种基本的、独特的价值深深植根于人民的意识之中。因此，在动荡年代的权力斗争中，人们完全是在“恢复合法的留里科维奇王朝”这一口号下进行的，而人民对该王朝的忠诚甚至足以支撑整整三位“假迪米特里”！ 即便在更晚期的1773-1774年普加乔夫起义期间，叛乱者仍以效忠于据称尚在人世的合法专制君主彼得三世为由，为其行为辩护。
16世纪末的王朝危机揭示了“动荡时代”的主要原因：在俄罗斯国家形成进程尚未完成的大背景下，贵族精英为争夺对权力的影响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贵族们（尤其是留里科维奇和盖德米诺维奇家族）疯狂行为的主要动机，似乎是企图效仿波兰立陶宛联邦的模式，将沙皇权力限制在对自己有利的范围内。历史事实正是如此证明的。 我们总是不停地对国家元首进行历史审判，却忘记了，无论何时——尤其是在国家形成时期——历史上的动荡时期，责任完全在于那些接近权力并对其施加影响的阶层。在所讨论的时期，这无疑主要是指出身于公爵世家的贵族阶层。
邻国波兰，其贵族阶层实际上已战胜了王权制度，为自己赢得了对国王任何决定的否决权（“我不允许！”[137] ），其这种在历史舞台上突然重现的“原始自由”，极大地诱惑着莫斯科的贵族们。 事实上，贵族们甚至在立法层面也达成了目的：在沙皇瓦西里四世·舒伊斯基继位时，他们迫使他立下“亲吻十字架”的誓言，承诺将对自己的专制权力加以自我限制（“我亲吻十字架，誓言未经议会同意，绝不对任何人施加恶行”）。 若非一系列致命事件使俄罗斯转型为波兰式国家的企图彻底破灭，这种国家建设方向究竟会走向何方，至今仍是未知数。 不仅是因为新时期（即“依赖”与“动员”时期）为捍卫和重建年轻国家而产生的客观需求，更因为贵族与波雅尔阶层之间争夺对沙皇权力影响力的斗争，最终导致了农民的农奴化。 农民对农奴制的实施感到不满，最终引发了由赫洛普克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1603年），随后又爆发了由伊·博洛特尼科夫领导的农民战争（1606–1607年），并导致农民阶级积极参与了“动乱”时期。 波兰干涉在“动荡时期”的蔓延和延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表面借口是支持所有“假迪米特里”，随后瑞典也进行了干涉。正是这些干涉使“动荡时期”的斗争变得激烈且毫不妥协。 但最终暴露无遗的波兰人的赤裸野心——先是通过瓦迪斯瓦夫亲王，随后又由出身瑞典的波兰国王西吉斯蒙德本人所体现——激起了“地方公会俄国”的强烈反抗，其结果便是米宁与波扎尔斯基的民兵起义、波兰人的被驱逐以及君主专制的恢复。 显然，我们应当感谢瓦迪斯瓦夫亲王不愿皈依东正教，以及西吉斯蒙德国王对权力的渴求。 就连大牧首赫尔莫根也屈从于贵族们的诉求，即推选瓦迪斯瓦夫为沙皇，同时限制其权力以保障贵族利益：“若王子放弃拉丁教义而皈依希腊教义，我们对此予以祝福； 倘若他不放弃拉丁异端，则将破坏东正教信仰，导致莫斯科国家覆灭；对此等推选，我们不予允许，不仅不予祝福，更将对你们施加诅咒。」 王子瓦迪斯瓦夫拒绝皈依东正教，使我们免于落入波兰王朝的统治。该王朝若与那些未能摆脱对最高权力野心的愚昧贵族（主要是王室血统者）“合作”，完全有可能在我国建立“贵族统治”体系。 回顾波兰那段悲惨的历史，其结果不言而喻——正是因为当年拒绝东正教并使上层阶级日耳曼化，波兰才错失了历史机遇。 也就是说，波兰做了一些违背波兰斯拉夫民族根基的事情，因此变成了服务于异族利益、却忘记自身利益的文化政治秃鹫。
10.5. 1613年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俄罗斯式的议会制。人民对新王朝的选择，标志着俄罗斯式专制与地方自治——即人民君主制——的胜利。
俄罗斯人民之所以能够走出17世纪初的动荡时期，仅仅是因为已确立的专制君主制[138] 作为 符合俄罗斯人民“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而人民生活本身则立足于地方自治的坚实基石之上。社会与国家治理的权力金字塔，其底座宽广，越往顶端越收窄。留里克王朝的终结恰恰触及了这个顶端，而非人民的生活。 地方自治的罗斯是在大牧首赫尔莫根的号召下崛起的，他反对波兰人，反对建立外国王朝的企图，并因此被波兰人用饥饿手段折磨致死。正是地方自治的罗斯的存在，才使商人米宁得以向人民呼吁，筹集民兵资金并进军莫斯科。 我们应当将召开全俄罗斯缙绅会议这一事实本身视为一种独特的民众代表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本有可能发展成为具有本土特色的“议会”。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地方自治制度发展的历史功绩应归功于沙皇伊凡四世（“恐怖沙皇”），其统治时期尚待客观公正的评价。遗憾的是，如今社会部分群体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竟出人意料地从“绝对负面”转向了“绝对正面”。 这种只接受极端评价的做法，无法帮助我们确定迈向未来的正确步骤，因为它源于对沙皇个人的评价——时而将其视为“地狱恶魔”，时而又奉为圣人，甚至要求将其封圣。 我们需要学会评判的不是最高统治者（以及所有历史人物，甚至包括身边的人）的个人品性，而是他的作为，从而辨明哪些造福了祖国，哪些则带来了危害。 对我们而言，伊凡雷帝、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彼得一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正是历史评价中既复杂又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正是这些时期发生了关乎俄罗斯民族根本的重大事件。
此外，我们还需简要探讨尼古拉二世退位后的“动乱”与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动乱”的区别——后者的原因之一同样是王朝的终结。二者存在本质差异。 在第一次动乱时期，俄罗斯人民并未分裂，社会各阶层都拥有统一的全俄认同；俄罗斯人民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在当时历史时期允许的范围内），受国家司法管辖，而非封建领主的专横统治； 俄罗斯人民拥有发达的乡自治制度，实行召集乡议会和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惯例；俄罗斯人民的宗教生活以东正教、主教会议和宗主教管理的自然形态存在。也就是说，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整个金字塔结构，其底部拥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并向顶端逐渐收窄。
在随后的历史时期，我们看到俄罗斯人民的处境截然相反，这种有害且不自然的状况直至1917年王朝自愿终结时仍未得到解决。 统一的全俄认同感因上层阶级的文化背叛而支离破碎——这些人已蜕变为“俄罗斯欧洲人”——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民族的分裂（这一裂痕直至1917年仍未愈合）； 俄罗斯人民在法律上沦为地主的奴隶，这些地主因免除国家赋税，得以将劳工作为会说话的劳动工具进行批量或零售贩卖（两个世纪奴隶制的后果在1917年之前并未完全克服）； 随着农奴制的实施，国内的乡自治被摧毁，甚至贵族自治也受到限制，其后果在1917年之前仍未消除； 直至1917年，俄罗斯人民的宗教生活因废除牧首制度、236年来禁止召开全俄教会大公会议， 将教会转变为国家部门之一；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民因教会分裂而已然衰弱。也就是说，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整个金字塔结构被彻底颠倒：最高权力层攫取了最大权限，而底层仅剩最微薄的权力。 这种金字塔结构本就不稳固。因此，王朝的终结导致这座倒置的国家管理金字塔开始摇晃，最终轰然倒塌，将其缔造者们埋葬在废墟之下。
10.6. 教会分裂——对民族自我意识的首次重创 。分裂的主要原因在于教会改革缺乏全体主教会议的参与。
将尼康大牧首和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推行的教会改革，与伊凡雷帝时期大主教马卡里推行的教会改革进行比较，便能揭示此次改革失败及对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国家造成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即改革是在行政专制体制下“自上而下”推行，无视了就如此重要问题已形成的“主教会议决议”这一既定制度。
伊凡雷帝时期，地方会议和全俄罗斯缙绅会议的决议并非仅仅是对沙皇意志的简单落实：有时，这些决议甚至与伊凡雷帝的意愿相悖。 而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起初往往先做出专断的决定——例如关于教会改革的决定——随后才试图将其包装成非专断的“主教会议决议”。
尼康大牧首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时期俄罗斯民族的分裂，充分展现了俄罗斯人民在信仰上的保守主义力量，这也证明了俄罗斯人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愿意承受巨大的苦难并作出自我牺牲。
丹尼列夫斯基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见解：老信徒运动使我们免于遭受当局更多鲁莽的行动。 此外，分裂带来的负面后果是俄罗斯人民在彼得大帝之前首次出现分裂，这也催生了俄罗斯的旧教徒商人和工业精英阶层，他们致力于推翻“尼康派”——罗曼诺夫王朝。 正是他们在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中发挥了作用——历史学家尚需揭示这一作用，同时也需最终评判导致分裂及随后对旧礼仪派迫害的根源。 但即便在今天也能看出：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逐步废除针对分裂分子的所有禁令，允许按照旧礼仪书举行礼拜、使用双指礼，并在俄罗斯东正教会内部设立同信派教区[139] ， 以及俄罗斯海外教会发出的那份感人至深的求恕请求——这些举措，只能是教会认识到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尼康大牧首及其继任者当初所作所为本就不对的必然结果。
但自19世纪起，部分老信徒回归俄罗斯东正教会并加入同信教区这一事实本身，也表明老信徒们在指责俄罗斯东正教会时，其主张在本质上也是错误的——他们曾称该教会为“无恩典的”，不承认其施洗，并以各种方式加以诋毁。 如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双方均未采取任何违背教规的行动 改变基督教教义及教会教义，这些行为曾导致十一世纪天主教徒无法避免地脱离了普世教会。
但双方都未能停下脚步，想起基督教的诫命（爱邻人、宽恕、不妄加论断）。这是历史事实，需要我们当下予以评判。实际上，所有争论都未超出关于教会礼仪形式的分歧范畴，也并非不可调和 （后续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导致俄罗斯人民宗教意识分裂、进而使人民本身分裂的后果显得尤为可怕。丹尼列夫斯基针对老信徒顽固性的积极评价，在于他指出了“俄罗斯民族根基”的保守主义： 在民众意识尚未自行意识到变革必要性之前，绝不能自上而下地进行革命性改变——正如当年民众意识意识到有必要通过“召唤瓦良格人”来建立抽象的国家制度一样，也正如当年民众意识准备好放弃异教神灵并接受东正教一样。
确实如此。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在东正教作为人民生活宗教领域近七百年的历史中，俄罗斯教会领袖和神职人员对基督教教义的神学领悟程度如何，以及他们向信徒传递自身精神体验的程度如何。这一时期的俄罗斯神学思想非常薄弱。 正因如此，尼康大牧首和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想要效仿希腊人的做法，这一愿望难免会遭遇部分神职人员和普通民众的激烈抵制。这些人认为：如果无法解释清楚，那还不如什么都不做，于是他们倾尽全力捍卫“传统”。 沉迷于“第三罗马” （即俄罗斯作为东正教中心及“新耶路撒冷”），决心将经书与“真正的古老”希腊范本保持一致，却未察觉到，几个世纪以来，不仅俄罗斯东正教的礼仪形式发生了变化，希腊东正教亦然。 实际上，他们正是通过激进且血腥的手段，将当代俄罗斯东正教的形式改造成了当代希腊东正教的形式。
还必须注意到，修改礼拜书和仪式的想法是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传入的，当时受希腊仪式影响的“小俄罗斯”刚刚被并入。基辅神职人员和修道士的影响力之所以决定性，正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更高、阅历更广。
值得注意的是，教会分裂的后果之一是导致“全俄罗斯圣徒大公会议”庆典被遗忘。该庆典由莫斯科都主教马卡里于1547年和1549年（伊凡雷帝时期）召开的两次大公会议后确立，当时共册封了30多位俄罗斯圣徒。 老信徒保留了“全俄罗斯圣徒节”的庆祝活动，而在俄罗斯正教会中，该节日直到1917-1918年的地方大公会议上才得以恢复，即在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之后：由此可见，罗曼诺夫王朝实际上是自行放弃了“全俄罗斯圣徒大公会议”所提供的祈祷支持。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正是受亲希腊思潮的影响，教会高层和神职人员才改穿了希腊式礼服——这种服饰早已脱离了拜占庭传统，是在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后，受奥斯曼帝国影响而形成的。 由此可见，沙皇阿列克谢·罗曼诺夫与尼康大牧首在俄罗斯历史上首次为西方打开了一扇窗，将“传统”可以改变这一观念植入民众意识之中，哪怕这种改变是基于希腊传统。无论如何，民众可能会将此视为对异国文化的模仿，从而损害了本民族的独特性。 我们推测彼得一世正因如此，才更容易将俄罗斯转向“欧化”，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依据。更何况，我们从历史中得知，他的父亲 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是欧洲文化的狂热崇拜者（宫廷戏剧演出曾连续上演10至13小时）。
10.7. 彼得一世的欧化革命——俄罗斯历史充满戏剧性的主要原因。
彼得一世（1682–1721：全俄罗斯的君主、沙皇和大公；1721–1725：全俄罗斯皇帝）的统治时期完全处于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国家阶段”，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在于建设并捍卫国家。 俄罗斯面临着在人民生活的技术工业领域消除与西方差距这一客观任务（但有必要研究这一差距与19世纪相比究竟有多么严峻）。 这一时期将军事事务转变为一项复杂的活动领域，这与火器使用量的激增有关，不仅包括步枪，更主要是火炮。 仅凭民众的热情，已无法对抗西方文明国家的正规军（当时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是瑞典），更无法对抗奥斯曼帝国——其领土涵盖了直至亚速海的未来新俄罗斯地区。 与此同时，与封锁俄罗斯通往波罗的海和黑海出海口的瑞典及土耳其不同，俄罗斯根本没有海军。
而且，这种借鉴本应通过不违背俄罗斯立国民族“民族根基”的手段来实现，反倒应为科学技术与工业领域的自主创新注入动力。但实际情况却完全相反。 彼得一世在解决其时代提出的国家建设任务时，完全放弃了依托俄罗斯民族的“民族根基”。在组织将西方技术成果引进俄罗斯的同时，他也组织将西方文明的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制度移植到了俄罗斯的土地上。 本质上，彼得一世的所有大规模活动，最终演变为将西方文明的“民族根基”革命性地移植到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身上（西方针对其他斯拉夫民族的类似工作也一直在持续进行）。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这种移植若不导致被实验民族的灭亡或残缺，便无法实现。 灭亡确实发生了：上层阶级变得与欧洲人毫无二致，而俄罗斯式的农奴制则退化成了名副其实的奴隶制（农民失去了向国家申诉的权利，逐渐变成了地主的“会说话的财产”）。
结果形成了两个俄罗斯：上层阶级变成了欧洲人，下层阶级依然是俄罗斯人，下层阶级中庞大的农民群体成了上层阶级的私有财产。众所周知，一个内部分裂的王国是无法存续的。这就是过去300年来整个俄罗斯历史充满悲剧性的主要原因。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变成了一个仿佛被外国人占领的国家，而掌权的俄罗斯欧洲人则扮演了这些外国人的角色： 这些曾经的俄罗斯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甚至在语言上都变成了欧洲人：俄语不再是他们的第一语言，也就是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法语取而代之。 此外，国内还涌入了众多血统纯正的外国人（荷兰人、瑞典人、德国人、法国人），他们从国家那里获得了各种优待和特权。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彼得大帝革命的结果是，俄罗斯民族的健康变得不完整，被疾病侵蚀了（《俄欧》11:1）。 他将这种病症称为“欧化”（《俄欧》11:6），而其描述的三种表现形式（生活形态的扭曲、照搬外国制度、以欧洲为中心的视角看待自身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有必要指出“欧化”的第四种形式。丹尼列夫斯基虽未专门将其列出，但常提及：即对西方哲学、经济及社会理论的照搬。 这种借用形式的结果，是本国社会科学完全沦为西方理论的附庸——而这些理论，西方文明的各民族在自己国内却不愿采用。更甚者，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理论都充当着意识形态武器的角色，其用途是对外使用，旨在摧毁对手独特的文化基因。 19世纪的共产主义理论如此，20世纪末基于“国家不干预经济管理”理念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亦是如此。俄罗斯不仅将这些理论引入学术领域，更将其引入政治领域。 虽然我们熬过了共产主义时期，但现实生活却建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上——而西方文明本身仅在文化领域才充分践行这种理念，在政治乃至经济领域，国家仍发挥主导作用（在经济领域，通过货币信贷体系的监管、 反垄断及税收立法等手段）。我们在缺乏民族政策的情况下盲目照搬他国经验，可能导致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的衰落，这将再次引发领土解体的威胁。 我们的希望寄托于2022年2月24日这一重大事件，它完全有理由成为国内政治领域自上而下的“新二月革命”，将俄罗斯的历史运动重新引向具有民族特色的发展道路。
10.8. 彼得一世统治时期俄罗斯农奴制形式的扭曲。农奴制的三个时期。
农奴制依赖的第一阶段体现了其俄罗斯本土形态，始于15世纪末——即1497年伊凡三世设立“尤里日”之时——直至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其特征已在上文阐述。
随着彼得发起的欧洲文化革命，原本独特的农奴制（动员）形式不可避免地开始发生扭曲，践踏了平民百姓对正义的认知：允许将农民转为家仆；甚至在集市上公开出售无地农民；允许拆散家庭出售农民；变更司法管辖权（农民被排除在国家司法管辖之外：叶卡捷琳娜二世曾颁布特别诏令，全面禁止农民向地主申诉）； 地主获得了对农民实施体罚的权利，甚至更有甚者——还获得了将他们流放西伯利亚服苦役的权利。
农奴制的第二个时期始于17世纪初，彼得大帝推行的一系列人口普查消除了所有制农民、农奴、“自由农民”等之间的区别，实行了护照制度，用按人头征收的税款取代了“按耕地”和“按房屋”的税制，最终使农民成为了地主的财产。 国家主动放弃了对部分臣民——即农民——的审判权，将审判职能移交给了地主。但在这一时期，贵族对国家的农奴制依附关系依然存在：他们必须以服兵役和履行国家公职的形式承担劳役义务。 贵族这种依附于国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彼得三世时期：贵族必须履行兵役义务，并依靠农奴来筹备军需，这在农奴眼中，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领主对他们不公正且不人道的态度。 此时，民众已逐渐认识到分担国家重担的必要性：国家不久前才走出“动荡时期”，并为生存而持续征战。
但彼得一世发起的欧洲文化革命，造就了这样的国内政治现实，使得彼得三世的改革得以实施，并由继任者叶卡捷琳娜二世直接参与延续。 彼得三世于1762年颁布的《贵族自由宣言》，实质上又发动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以维护上层阶级的利益，废除了俄罗斯农奴制这一独特形式的核心原则：即让下层和上层阶级都承担国家赋役。 如果以前贵族只有在担任公职的条件下才有权使用土地，那么现在他们被免除了这一义务，而对土地和农民的占有权却保留了下来。当然，这一时期的农奴制是我们历史上的巨大祸患，完全不符合民本精神。实际上， 国家表明，农奴制本可提前100年废除，但它却放任精英阶层道德腐化，赋予其寄生权，任其挥霍民族根基的能量，并以各种形式践踏农民的尊严，将农民变相沦为奴隶。
这是农奴制依赖的第三个时期，名义上持续了99年，直至1861年废除，但实际上远比这更长，因为农民虽获解放，却未获赠土地，反而背负着赎地义务、强制劳役等负担。 这一时期对农民而言最为艰难，他们 任由地主专横跋扈，其后果几乎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时发生，后者取代了以实物经济为主的经济形态。 在实物经济中，对农民的剥削存在天然的限度：没有必要让农奴的劳作强度超过地主粮仓的容量，因为粮仓本身就是消费的天然界限。 而货币在积累和消费方面则没有上限，因为它本身会以奢侈品的形式催生新的需求，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对此留下了这样的记述：
“凡是满足奢靡之欲的
伦敦都精打细算地贩卖
并乘着波罗的海的波涛
为换取木材和猪油而运送给我们的，
凡是巴黎那饥渴的品味，
巴黎那饥渴的味蕾所渴求的，
为娱乐而发明，
为奢华，为时髦的惬意，——
这些都曾装点着
十八岁的哲学家书房。
正是这一最后的农奴制时期，对农民来说尤为艰难。关于这一时期的后果，我们将在探讨俄罗斯国家文明发展阶段的那一章中进一步阐述。
10.9. 从人民君主制到西方式专制君主制 。表面上的政治爱国主义 。
俄罗斯历史的帝国时期——即西方式专制君主制时期，其中蕴含着对俄罗斯历史戏剧性根源的解答。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俄罗斯沙皇不仅在文化上，甚至在血统上都已不再是俄罗斯人（例如，在俄罗斯推行了类似美国黑人奴隶制的奴隶制度的彼得三世，其真名为卡尔·彼得·乌尔里希·荷尔斯泰因-戈托普斯基），他是罗曼诺夫王朝荷尔斯泰因-戈托普（奥尔登堡）支系首位登上俄罗斯王位的代表。 俄罗斯融入了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其最高权力机构丧失了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的任何认知，转而开始为欧洲的利益扮演服务角色。 丹尼列夫斯基为我们留下了对亚历山大一世错误的精彩分析，其症结在于他宁愿迎合更令他心仪的英国，而非与拿破仑（后者曾希望建立合作）进行可能的合作，这最终导致了1812年的战争。
10.10. 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导致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两部分。
或许，“欧化”这一病症最骇人的后果体现在两个问题上。其一，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一个是“欧洲民族”，另一个是“俄罗斯民族”。而且，所有上层阶级的代表都归属于前者——欧洲民族，这实际上剥夺了当时俄罗斯形成俄罗斯民族精英阶级的所有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必然结果：欧化的上层阶级完全阻断了外来者进行俄罗斯文化适应的任何可能性，这些外来者已不再需要这种适应来担任政府职务，因为他们面前也敞开了与俄罗斯欧化上层阶级同样进行欧洲文化适应的机会。 关于上层阶级，可以说：如果俄罗斯人变成了“俄罗斯欧洲人”，那么格鲁吉亚人就变成了“格鲁吉亚欧洲人”，以此类推，而我们今天仍在承受其后果。
因此，从18世纪到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直至1917年的整个俄罗斯历史，都是在欧洲文化嫁接的影响下展开的。 彼得一世将“欧化”基因植入了俄罗斯民族的基因型（即民族根基）中，这一基因最终成为俄罗斯自我毁灭的密码，将俄罗斯推向了1917年2月革命，也推向了1917年10月革命。这正是我们历史充满戏剧性的根本原因。
遗憾的是，尽管在1980至90年代的政治改革中获得了自由，但我们的社会意识却未能摆脱布尔什维克那种寻求简单解决方案的惯性。 在将历史上的整个苏联时期污名化之后，我们又急于为整个革命前的时期粉饰太平，从内战时期的白军运动开始，直至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时期理想化； 结果，我们未能看清正是俄罗斯历史上的彼得堡时期成为了1917年悲剧的根源，也未能意识到正是这一时期埋下了第二种欧洲“嫁接”的种子——即源自西方腹地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其结果是，在意识形态层面，我们无法摆脱人为历史观体系构成的恶性循环，也无法回归自然发展之路——唯有在生活各领域（社会经济、文化、宗教、 政治）回归本民族的传统根基时才可能实现。这些传统根基不仅在苏联时期和罗曼诺夫王朝时期显现， 更在莫斯科罗斯时期，乃至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期的历史中得以体现（那时俄罗斯民族的传统根基尚未遭受外来思想的强行灌输）。 但最近的时期（莫斯科时期及其他）离我们非常遥远，几乎已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要审视它，必须付出一番努力。
上文我们从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出发，对俄罗斯历史中的若干事件进行了评析，这些事件揭示了他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中阐述的民族历史运动的某些规律。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结论在于：丹尼列夫斯基的有机历史哲学使历史学家能够在纷繁的事件中不忽视“民族根基”本身——整个民族发展进程的形成原则就蕴藏于此；并借此看清国家形成民族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发现历史性错误，并发掘实现未来发展计划的积极资源。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能够书写任何文化历史类型的内部历史，追踪其隐藏在民族根基能量中的驱动力[140] 。
10.11. 作为历史国家阶段第二阶段的“国家阶段”的主要成果与核心结论（俄文明学7.2-3） 。
罗斯-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的主要积极成果，是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该国解决了捍卫政治主权的任务，将其疆域扩展至欧洲部分、外高加索和北高加索的自然地理安全范围，确保了通往黑海、 波罗的海和里海的稳固出海口，并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推进，直抵阿穆尔河口和萨哈林岛。但与此同时，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作为民族—社会—文化—历史有机体的 ——即俄罗斯立国民族——在其根基处遭到了彼得一世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革命的摧毁，这导致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上层阶级的“欧化俄罗斯人”与平民大众。
让我们根据既定任务（俄文明学7.2-3）对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进行总结：
- 国家阶段历史的起止标志性事件分别是：开端为1480年的乌格拉河对峙，终结为1861年的废除农奴制。
需要提醒的是，这些事件应被视为时间上的极端事件（俄文明学7.3），因为此后情况显而易见：1480年后标志着民族-国家阶段的结束和国家阶段的开始，而1861年后 ——国家阶段（及整个国家层级）的结束，以及下一文明层级中国家-文明阶段的开始。这里需要理解的是，实际的过渡是在这些事件发生前的某个时期内完成的。 1480年俄罗斯民族形成过程结束这一事件之前，是1380年的库利科沃战役，当时首次宣示了全俄罗斯的共同身份。 1861年解放农奴的事件，其前奏是1762年废除贵族农奴制，以及国家在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一世时期（改革方案正是由尼古拉一世时期制定的）为废除农奴制所做的一系列连续尝试和改革农奴法的努力。 确定“国家阶段”的终结及向“文明阶段”的过渡，因彼得一世推行以欧洲为中心的改革而变得复杂，这些改革不可避免地将历史转型推迟到了更晚的时期。因此，1861年发生的不过是表面上的、但——就俄罗斯历史运动假设中独具特色的进程而言——这一事件却迟到了至少50至100年。 这一认识在探讨民族生活美学艺术领域及科学理论领域的历史发展问题时尤为重要，因为欧化对这些领域的影响，相较于政治、宗教、技术工业及社会经济领域，具有更为间接的性质。
- 俄罗斯文明中民族根基的独特创造力在民众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的表现形式、方向及特征：
- 在宗教领域，发生了两件完全不符合俄罗斯立国民族的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事情。第一件是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和牧首尼康的改革导致了教会分裂（并引发了分裂）。
这是俄罗斯人民首次分裂，其根源在于宗教问题上的不宽容，具体而言仅涉及对宗教仪式的态度。 此次分裂催生了老信徒运动，该运动席卷了俄罗斯各阶层，从底层到上层无一例外；而国家与教会对老信徒的迫害，则使老信徒对当权者产生了不信任，并滋生了推翻当权者的坚定意愿。 老信徒商人和工业家在1905年和1917年革命中的参与，值得专门研究。
国家权力的第二项举措在于彼得一世废除了宗主教制度，将俄罗斯东正教会转变为国家部门之一，由总检察长机构及其地方教会委员会负责管理，同时彻底废除了主教会议教会管理体制。
而在彼得大帝之前时期萌芽并逐渐发展的、教会与国家这两个最重要机构之间关系的和谐雏形，被沙皇政权残酷地撕得粉碎， 加之其他领域（政治、文化、社会经济——详见下文）的反人民改革，这必然导致俄罗斯人民回归教会进程的停滞与倒退。
- 在人民生活的政治领域，特别是其国内政治层面，«人民君主制»这一制度发生了转型。该制度始于彼得大帝之前（更准确地说，甚至早至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其基础是地方自治和政教关系的和谐共存， 转变为欧洲式的绝对君主制，这种制度几乎在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扼杀了本土发展的萌芽。
首先被打破的是俄罗斯特有的“所有阶层仅受国家管辖”的平等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原则，俄罗斯人民在“民族-国家时期”及“国家时期”的前半段构建了政治与社会经济生活领域。 这源于彼得大帝的改革，该改革扭曲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固有内涵，导致俄罗斯民族中的农民阶层沦为地主的管辖对象——地主获得了对农民的审判权，甚至可将他们流放至西伯利亚从事苦役，更不用说将 将农民视为地主的财产，视为可以买卖的活劳动工具，甚至不惜拆散家庭。
需要指出的是，这正是俄罗斯社会制度与西方文明政治及社会经济体系的本质区别：在历史的同一时期，西方文明采取了建立封建关系的方式，规定农民的司法管辖权不归属国家，而是归属土地所有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彼得一世之前的俄罗斯并不存在经典的封建制度。
地方自治制度——罗曼诺夫王朝正是得益于该制度，才得以在1613年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上当选——实际上已被废除，这对作为俄罗斯人口主体的农民而言尤为如此。 即便是贵族自治也受到限制。最后几次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分别是：1653年的议会，该议会决定将扎波罗热军纳入莫斯科国；以及1684年的议会，该议会决定与波兰立陶宛联邦缔结永久和平。 此后，议会便不再召开，这源于彼得一世推行西方式君主专制统治的政策。
如果说在“国家阶段”的前半期，我们目睹了地方自治的自然发展进程及其在国家层面的合乎逻辑的终结——即以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形式定期召开，那么在后半期，由于君主篡夺了全部权力，地方自治明显呈现出退化趋势。 最高权力对地方自治的破坏完全违背了国家发展阶段的任务：随着国家规模和人口的增长、领土的扩张，所有国家与民族的管理过程都急剧复杂化（俄文明学6.3, 6.6-9）。 为了有效治理，需要建立国家与地方自治机构（而在文明阶段——还需发展公民社会本身的机构），协调各级之间的协作，同时必须确保地方自治能够上升到全国层面。 彼得大帝在人民生活各领域的改革，虽得到随后所有罗曼诺夫王朝君主的支持，却与人民有机体的自然成长需求背道而驰，未能满足民族根基的期许与诉求，并成为我国历史充满戏剧性的一因（迄今我们仍无法揭示这些原因）。
- 在外交领域，俄罗斯融入了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结果导致该国开始扮演对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具有从属性的角色，参与解决该体系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从而无谓地消耗了自身社会创造力的能量。
- 在文化（狭义）领域：
— 俄罗斯民族在文化（狭义）活动中的美学与艺术领域，开始在模仿欧洲的风格中发展，尤其体现在建筑和绘画中，不仅限于对欧洲技术手法的可接受甚至有益的借鉴； 这种绘画化的手法甚至渗透到了圣像画中，尽管俄罗斯早已拥有 安德烈·鲁布廖夫及其门徒等大师的杰作中，留下了卓越的圣像画范例。
所谓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通常界定为从普希金出生（1799年）到契诃夫去世（1904年）这一时期[141] 。 这一“黄金时代”在我们的分期中，恰好处于“国家阶段”的末期及其最后阶段，以及“文明阶段”的开端及其第一阶段——“国家-文明阶段”。 但若回顾我们关于历史阶段与时期界限模糊、以及将时间上极晚的事件作为分界点更为妥当的论述，那么便会发现，将俄罗斯文学的“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最好在评估下一阶段——即‘国家-文明阶段’——的章节中加以探讨，向该阶段的过渡始于18至19世纪之交，并最终以1861年废除农奴制这一姗姗来迟50至100年的事件为标志而告终。 正是在那里，我们将探讨如何在各领域中识别美学与艺术领域发展巅峰的标准；我们将尝试厘清，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是否为其巅峰，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分期法在具体及整体层面是否准确，等等。
— 理论与科学领域虽始于彼得大帝时期，但其积极成果主要归功于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等孤军奋战者的创造性活动（甚至可能仅归功于他一人）[142] 。
— 技术与工业领域， 尽管彼得一世竭尽全力，却仍显落后，因为在奴隶制基础上人为构建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模式在俄罗斯历史初期甚至都无先例可循——将该国生产力的发展至少拖后了100年，若以1762年贵族获得解放为起点的话。 彼得三世将贵族从兵役中豁免，并授予他们对农民的完全所有权[143] 。
— 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社会经济领域便遭到扭曲，其结果是：即便贵族仍处于农奴制束缚之下，农民却被排除在国家司法管辖之外，对他们的司法权落入了地主手中。 在贵族农奴制被废除后，农民却作为贵族的私有财产被置于其名下。这种在社会经济及文化活动领域对人民生活的扭曲，给俄罗斯的历史运动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害，后来的罗曼诺夫王朝已无力完全纠正这一局面：既缺乏时间，也缺乏意愿。
-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三个任务，即确定俄罗斯历史发展的阶段，并不适用于当前所讨论的时期，因为该时期本身已属于过去。 稍作前瞻，可以说，今天的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正处于其历史运动中的文明阶段——这一特征在1861年的改革 （以及随后的1860至1870年代的改革），但导致这一历史节点形成的过程，其实始于更早——即18世纪下半叶。
- “自然分期法”的第四个任务是确定社会创造力在历史前期积累的能量达到最高活跃度的时期，以及这种能量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成果得到最高程度体现的时期。 根据“自然分期法”的这一任务，我们应当运用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述（俄文明学5.40； 5.41）的论点，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人民生活的美学与艺术领域的发展是否在国家阶段结束时达到了顶峰，这应当证明社会创造力能量的积累已达到顶点。 同时，还需回答关于哲学、科学及其实践应用是否繁荣的类似问题，因为这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发挥作用所取得最大成果（结晶）的标志。
在本段前文评估人民生活各领域发展成果时，我们曾指出，鉴于“国家阶段”上界（或换言之， 国家-文明阶段下限的模糊性，对自然分期第四项任务的完成状况的评估应留待下一章进行，以便完整呈现从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这一漫长时期内美学与艺术领域的发展全貌。
需注意的是，若要系统地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述应用于评价我们的历史，则需汇集不同知识领域的专家。 在此情况下，需要的是艺术史学家，但仅限于那些愿意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和“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体系”来探索俄罗斯艺术分类通用方法的人。 显而易见，文学研究者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识，但在评价“白银时代”乃至整个苏联时期时，这种共识已然模糊。因此，不仅需要分析文学，还需分析所有艺术创作领域。 我们能够且必须集中关注的核心，在于评价标准。 这些标准应归结为：各类艺术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俄罗斯人的主要人格类型，在多大程度上深刻而敏锐地描绘了“民族根基”的特质与表现（当然，这应以完全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呈现，以适应具体时代的挑战），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 艺术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主要（典型）人格类型对尘世生活意义的理想化认知。
虽有些操之过急，但仍可得出结论：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俄罗斯，其创造力的鼎盛时期是19世纪和20世纪——关于这一时期，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民族生活艺术领域最高成就的时期，类似于西方文明民族的16世纪和17世纪： “当圣彼得大教堂正在兴建时，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科雷乔正在创作；莎士比亚正在撰写他的戏剧；开普勒、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则在奠定新思维和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俄欧》7:13）。 丹尼列夫斯基认为，19世纪是西方在科学技术领域积累历史发展成果最丰硕的时期。显然，20世纪也可以归入这一时期，但就俄罗斯而言——我们确信，这一时期对它来说尚未到来。对我们来说，“结果”时期将体现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进步上，如上所述（《俄罗斯文明论学说》5.62）。
- 决定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历史运动积极建设性方向的最重要历史事件是 ：1480年在乌格拉河的战役（标志着国家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 俄式农奴制的确立，这是巩固国家并捍卫政治独立的必要条件；宗主教制度的建立及俄罗斯东正教作为地方教会的确立； 地方自治与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作为独特立法及行政权力形式的确立；动荡时期国家主权与独立的维护（主要归功于地方自治运动），喀山和阿斯特拉罕汗国的领土并入以及通往里海的通道（伏尔加河成为俄罗斯的内河）； 西伯利亚的并入（叶尔马克）；通往鄂霍次克海，雅库茨克的建立以及通过河流与伊尔库茨克之间建立的永久联系；小俄罗斯的并入（扎波罗热军团），彼得一世夺回通往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新俄罗斯领土的并入（叶卡捷琳娜二世）； 击退拿破仑对俄入侵（此次入侵是欧洲大陆集体力量针对俄罗斯的行动，引发了大规模的爱国主义高涨，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反西方运动“斯拉夫派”的兴起，以及在1853-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的体面失败。 （除普鲁士外，整个联合的西方文明都参与了这场针对俄罗斯的战争（普鲁士虽未采取公开的反俄立场，但仍间接支持了西方“遏制”我国的努力）； 一系列旨在削弱农奴制的改革（允许贵族将农奴释放为自由农民，允许农民离开庄园前往30公里以外的地方，禁止在出售农奴时拆散其家庭），以及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筹备工作。
所有这些事件完全符合俄罗斯立国民族的民众诉求和要求，并有助于解决首要任务——捍卫国家制度，维护政治独立。
- 决定了我们历史戏剧性的负面事件： 奥普里奇尼纳（Oprichnina），作为对抗贵族阶层的手段，虽巩固了国家体制，但实际上演变为我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恐怖统治（尽管其规模未必如国内自由派及西方历史学家所描绘的那般宏大），在惩罚真正罪犯的同时，也使无辜者遭受迫害 ； 动荡时期一场全面内战，其导火索并非王朝危机，而是政治精英对国家利益前所未有的背叛、贵族阶层的阴谋诡计，加之外国干涉的推波助澜，导致整个俄罗斯中部遭受严重破坏， 领土和人口的损失，以及国家国际威望的下降；罗曼诺夫王朝早期废除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和地方自治，导致“人民君主制”蜕变为专制绝对主义国家； 尼康推行严苛的教会改革导致俄罗斯东正教分裂，他梦想成为“俄罗斯教皇”，改革采用天主教会的方法，加剧了教会和社会的西化倾向，为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埋下了伏笔；扭曲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形式； 放弃瓦西里·戈利岑的改革方案（该方案旨在废除农奴制，组建一支由贵族组成的军队，并向服役者支付薪酬），这导致对农民的农奴制剥削加剧，并引入了征兵义务； （自彼得一世起）通过将农民排除在国家司法管辖之外、扩大贵族特权直至完全免除贵族服役义务，进一步扭曲了俄罗斯农奴制的形态（同时错失了解放农民的机会， 因为作为保障服役贵族制度形式的农奴制客观必要性已完全消失），将农民转变为奴隶，对其进行残酷剥削并以不人道的态度对待，这与同时期的古希腊奴隶制及美国黑人奴隶制如出一辙； 1762年仅解放贵族脱离农奴制（该改革在后果上具有两面性）； 工业领域放弃自愿雇佣，转而采用强制劳动（这实际上阻碍了企业家阶层的成长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导致俄罗斯被排除在工业革命之外，并陷入对西方的技术依赖）； 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将俄罗斯人民一分为二：上层阶级的“俄罗斯欧洲人”与平民大众；俄罗斯融入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国家政治体系，并根据时代变迁自愿承担对特定国家的从属角色； 因参与西方政治体系而无谓地卷入七年战争，并挑起与拿破仑法兰西的战争； 在放弃本属历史领土的加利西亚和外喀尔巴阡鲁西的情况下，反而吞并了天主教且德语化的波兰，此举在俄罗斯境内制造了持续动荡的火种，并为西方颠覆思想的传播提供了跳板； 尽管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期间已在波罗的海地区成功实施了农奴制改革，但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仍拒绝废除农奴制；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尽管存在各种改革方案，却因畏惧而未能推行这些改革；最高权力机构未参与国民生活中的技术与工业领域的管理；激进革命运动的萌芽，西化思潮的形成以及西化自由主义运动的兴起。
所有这些事件均未符合俄罗斯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诉求，迫使作为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在过度消耗民族力量、无谓地浪费社会创造力 （即社会创造力的能量），去克服这些纯粹的内部动荡。
俄罗斯民族的处境可以用以下比喻来形容：一艘船上，一个划桨手拼命划桨，另一个却用桨拖后腿；汽车超载，发动机勉强运转； 司机忘了松开手刹，滑雪板涂的润滑油不合时宜，润滑剂非但没减少摩擦，反而急剧增加了摩擦等等。
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呈现出两面性。 若在民族国家阶段，我们尚能将整整四位统治者列为毫无疑问的积极人物，那么在此时期，除伊凡三世外（其统治的后半段恰逢国家阶段的开端），我们对所有统治者只能给出两面性的评价。
对这一时代所有统治者的作为——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都可以给予双重评价，当然程度各异。例如，伊凡雷帝的活动，即便伴随着极端的残暴，仍未超出彼得一世所进行的、彻底重塑人民生活的革命性变革的范畴。 而得益于沙皇建立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制度，那场甚至连伊凡四世一人都难辞其咎（导致王朝断绝）的“动乱”，最终在1613年的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上通过选出新王朝得以平息。 但至关重要的是：唯有通过评估统治者的作为而非其个人，我们才能用“积极的拼图”将整个历史串联成一条不可分割的链条，并由此窥见未来的图景。
- 7. 在罗斯-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国家的形成以及人民生活其他所有领域的发展，都经历了»农奴制依赖形式»（动员式发展的第三种形式），其历史完全处于这一阶段之内
正是由于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导致这种依存关系被扭曲，才使得俄罗斯社会未能完全健康发展；到了“国家阶段”的尾声，俄罗斯亟需摆脱一切形式的欧化，回归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十一、罗斯—俄罗斯历史文明台阶的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下半叶初至20世纪下半叶初）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社会经济关系发展中的集体主义倾向 （农民希望保留公社、发展合作制及工团式生产方式）预示了这一时期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客观任务：在社会经济领域寻找能够满足俄罗斯文明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历史运动形式。 丹尼列夫斯基从多方面论证了：确保在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是俄罗斯这一文明型国家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国家治理服从这一规律的要求将带来民族的繁荣，而忽视它则会导致数不胜数的灾难和历史运动的戏剧性。
此外，这一时期俄罗斯面临着一项主要的“特殊”任务：克服将俄罗斯人民人为划分为“欧洲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俄罗斯人”的二元对立。若不解决这一问题，俄罗斯帝国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一个在内部分裂的王国终将空虚[144] ）。 唯有最高权力本身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但为此必须先认识到这一点，然后寻找解决的方法和形式[145] 。然而，俄罗斯的上层阶级未能达到与“民族精英”这一崇高称号相称的高度，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由那些崇尚欧化的上层阶级自己策划的，他们的人生意义在于复制欧洲的实际生存形式， 而十月革命则是由那些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罗斯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崇尚欧洲的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发起的，他们的人生意义在于按照欧洲乌托邦学说的配方来改造俄罗斯。 不可否认，在苏联时期，克服俄罗斯人民分裂的任务是基于“苏联身份认同形式”解决的，这符合培育“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既定教育理念， 而俄罗斯-苏联的社会经济体制则是建立在完全崭新的原则之上，这是其他文明历史上前所未见的。 但，同样地——这严重践踏了俄罗斯文明中“人民原则”的期望与诉求。这些原则虽塑造了民族性格，其中集体主义原则明显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却并未完全废除后者，而这一点被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精英完全忽视了。
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规律表明，俄罗斯历史的文明阶段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第一阶段即“国家-文明阶段”，在此阶段，俄罗斯民族-国家历史运动的主要任务虽有偏差，但已得到解决。 构建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的任务，正是通过克服立国民族的分裂而得以解决——这与民族国家历史阶段中，因俄罗斯立国民族的形成而解决了捍卫俄罗斯国家的任务如出一辙。 这些历史事件生动地证明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正确性：它将立国民族视为历史运动的主体，而非其国家形态——无论是自然的，还是强加的、人为的。
透过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棱镜，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苏联时期被我们视为第四个动员时期（丹尼列夫斯基此前划分的三个时期：第一期——留里克的召唤，第二期——金帐汗国的贡赋时期，第三期——农奴制时期）。 随着国家-文明历史阶段主要任务的完成，民族处于动员状态的必要性已不复存在。
划分“国家-文明”阶段与“文明”阶段的分水岭的标志性日期包括：1945年——卫国战争胜利及战胜日本； 1949年9月1日——苏联试爆首枚原子弹；1956年——我国出现能够抵达美国领土的远程航空兵力；1959年——核武器运载火箭正式列装。
这些事件与“乌格拉河对峙”具有同等意义：它们使美国无法进行核讹诈。但正如今日解密资料所揭示的，主要原因在于二战胜利后苏联在东欧部署了强大的军事集团。 敌方的推算显示，若实施核轰炸并一次性歼灭6000万至9000万苏联公民，苏联军队将在2至3周内抵达英吉利海峡，苏联将从受污染的领土“迁移”至欧洲。 无论如何，正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第一个十年，俄罗斯-苏联在冷战中首次在历史上成功对抗了完全团结的西方，并确保了数十年的和平。因此，国家面临着新的任务，我们将在第十二章“文明阶段……”中探讨这些任务。
如果说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以布尔什维克为首的最高权力机关只是在被迫解决革命前已成熟甚至过熟、而旧政权又无力解决的问题，那么从20世纪50—60年代之交起，它就要对国家的状况负起全部历史责任，因为它已能够依靠自身成就来行事了。 建立核保护伞，加上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强大军队，意味着苏联获得了战略性时间资源，而这种资源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运动中几乎从未拥有过。这正是20世纪下半叶向历史运动的下一个阶段——文明阶段（文明台阶）过渡的标志。
虽然我们仅指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并建议以此作为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起点或终点，但我们也指出，仅凭这一事件本身并不能成为划分这些阶段的绝对分界线，就像海洋与陆地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边界一样。 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论证“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逻辑。
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界限，更类似于草原与森林的分界：二者之间存在着被称为林草原的过渡地带，且存在多种变体；同样，森林与苔原之间也存在着被称为林苔原的过渡地带。
我们将1480年乌格拉河对峙视为一个分水岭，它将俄罗斯从“部族国家”发展阶段与“国家”发展阶段区分开来，尽管显然，导致1480年 以及摆脱金帐汗国枷锁的进程，其源头可追溯至库利科沃原野之战；而依靠内部储备来巩固国家的进程则始于更晚的时期——1497年“尤里日”的设立，甚至更晚——1649年农民完全被纳入农奴制之后 （对逃亡者的无限期搜捕）。同样，俄罗斯国家发展阶段的终结，也恰恰发生在废除农奴制改革筹备的那段时期。 首先是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的统治时期，当时克里米亚战争的结果最终表明了废除农奴制的必要性；其次是亚历山大二世（1855–1885年）统治时期直至1861年，这一时期仅发生了此前工作成果的表面显现。 但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1762年贵族阶层废除农奴制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早在废除农奴制整整一百年前，废除农民农奴制的客观前提就已经存在。 这涉及国家阶段结束的“上界”的模糊性，或者说，就1861年《宣言》废除农奴制这一法律事件而言，国家-文明历史阶段开始的“下界”同样存在模糊性。 但实际废除的过程持续了数十载：农奴仍需履行劳役义务并缴纳地租，农民获得土地并非无偿，而是通过带息赎买，结果到了20世纪初，在政府取消赎买款项之前，农民已为土地支付了三倍于原价的费用。 农民拥有的土地不足，由此在农民群体中产生了“黑分地”的想法，这成为二十世纪初革命的原因之一。这几十年是俄罗斯发展历程中“国家”阶段与“文明”阶段的分水岭。 但鉴于此前实施的改革存在未完成和扭曲的状况，这些状况导致了斯托雷平改革（同样不完善）、革命、 内战以及随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动员式发展，因此从1860年代直至20世纪中叶的事件，必须被视为俄罗斯国家—文明发展阶段的历史，该阶段成为了文明阶段的准备性“子阶段”。
此外，在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的1860年代和1870年代，最高权力机构被迫在人民生活的其他领域几乎同时推行大量滞后的改革（如废除农奴制本身），这从本质上讲不可能做得很好：财政改革（1863年）、 高等教育改革（1863年）、地方自治改革（1864年）、司法改革（1864年）、审查制度改革（1865年）、城市自治改革（1870年）、中等教育改革（1871年）、军事改革（1874年）。 这些改革的共同动机，正如废除农奴制的动机一样，是社会关系自由化的理念——这一理念背后没有任何民族意识形态支撑，也就是说，缺乏对未来的构想。 因此，所有这些宏大的改革都没有以通往“美好远方”的周密路线图为基础，因为人们根本无法想象那个“美好远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想象的必要性。 在研读改革发起者的动机时，我们发现其主要动机在于避免民众愤怒的爆发，以免民众自行解放自己[146] 。但另一方面，最高权力机构更害怕地主和官僚的不满。 结果，所有改革都流于形式，本质上都是为统治阶层谋利的改革[147] 。地方自治改革止步于省一级，未能发展为全俄缙绅会议——这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议会制形式； 教育改革导致学校中《圣经》课程实际上停止教授，而完成实科学校学业的学生实际上被禁止进入大学，因为这需要掌握拉丁语，而该语言并未在他们的课程中教授； 财政改革最终被证明是反国家的，它将货币发行与黄金挂钩[148] ；军事改革的后果，我们从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可见一斑。此外，某些改革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遭到破坏，这被称为“反改革”。 1905年革命后，斯托雷平不得不紧急纠正土地改革的错误，并着手将农民迁移至西伯利亚，这无疑是一项积极举措[149] ，而那些旨在破坏公社的改革则无法如此评价。
11.2. 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任务及其结束时间的论证。
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立国民族——在历史运动的每个阶段所面临的任务，由 该有机体（即运动主体）所处阶段的任务所决定的。 正如我们所见，在民族—国家阶段，主要任务是在亲属部落群体中形成统一的跨部落认同，这一任务通过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国家独特形式的建立得以解决，从而在15世纪末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使该历史阶段的政治独立得以捍卫。
在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有必要采用比较法，指出那些尽管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却未能解决捍卫自身国家地位这一问题的部落。 此类部落包括凯尔特部落，它们本具备发展为独特文化历史类型的潜质。但因毗邻罗马文明，它们不仅在欧洲本土，甚至在不列颠——罗马人曾称其为“值得征服之地”——都过早地失去了独立性。 随后，在日耳曼部落征服罗马之后，历史重演：部分凯尔特部落参与了欧洲某些新民族的形成，这可能类似于我们这里的芬兰-乌戈尔人，但其中一部分形成了拥有自己岛国政体的爱尔兰民族，另一部分则隶属于大不列颠（北爱尔兰和苏格兰）。 这个例子应当成为我们永恒的警示，提醒我们尊崇祖先的功绩——他们（当然是在天意的帮助下）将一群亲缘部落凝聚成一个拥有独特国家形态的统一民族。并非所有斯拉夫人都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波拉布和波罗的海斯拉夫人遭到了物理上的灭绝，并被日耳曼部落强行同化。
在国家建设阶段，首要任务是国家建设，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自然都服从于这一任务。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各领域中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家管理机构才应当逐步形成。 这些机构不应被国家建设所压制，国家应利用它们来实现其主要目标：以最小的社会创造力消耗来确保政治独立。只有在这种和谐发展下，才能有效解决在历史运动过程中最大限度积累这种能量的任务（它将在文明发展阶段被消耗）。
最高权力在采纳某种历史运动形式时，能否“洞察”（或做出无误的自觉选择），使其最大限度地契合文明中民族根基的期许与要求，这正是国家阶段面临的主要难题——因为国家构建民族尚处于年轻阶段， 而正是这一难题，该国的政治精英未能应对，正如我们在第十章所展示的那样，当时我们从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审视了俄罗斯历史的国家阶段。
因此，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不仅源于民族有机体自身自然发展的进程，还源于纠正先前所犯错误的必要性，这些错误 在上一时期所犯的错误，以便在所有曾出现失误的领域重回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最大的扭曲在于将立国民族一分为二（欧化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平民），并由此导致人民生活中的社会经济领域结构不健全——而正是这个领域，俄罗斯， 作为文明型国家，注定要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达到进步的最高形式。 因此，除了废除农奴制和消除俄罗斯民族的分裂（纠正彼得大帝的错误）之外，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俄罗斯的主要任务便是寻求并建立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
让我们来探讨俄罗斯（即构成俄罗斯国家的民族）在文明阶梯的国家—文明阶段所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
在“国家阶段”，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都严格服从于建设国家机构的任务；而在“文明阶段”（其组成部分包括“国家-文明阶段”），这一任务应通过在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为国家机构和公民社会机构“腾出空间”来解决。
俄罗斯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在国家阶段，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实施，公民社会机构的形成遭到压制。地方自治被摧毁，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被迫模仿一种与我们格格不入的文明的实践形式：日耳曼-罗曼 （即对欧洲模式的机械照搬）。这解释了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所有历史事件的戏剧性：既要解决客观任务，又要克服前一阶段的错误，这对以罗曼诺夫王朝末代君主为代表的最高权力机构而言，实属力不从心。
11.2.1. 在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面临着恢复教会共议制及宗主教制度的任务。
教会生活共议原则的破坏，必然导致整个教会生活（直至堂区层面）的退化，并引发民众（尤其是上层阶级）脱离教会的进程。 他们放弃俄罗斯身份认同而选择欧洲身份，进而导致放弃东正教身份认同，转而拥抱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我们可以在作家、社会及政治名人的传记中，以及在文学作品所刻画的典型形象中，大量观察到这一现象的证据）。
让我们重申前文所述：进入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下半叶）之初，俄罗斯民族在民众生活的宗教领域中，已被远远抛在身后，落后了整整一个半多世纪（这为培养民族精英的任务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 本应发展本土神学、宗教哲学，完善教区教会生活，让信徒深入研习基督教教义，掌握并深度参与礼拜仪式；学习 教会斯拉夫语或将礼拜仪式译为俄语； 探讨教会圣咏（欧洲歌剧式或俄罗斯民间式）的问题，确定堂区慈善事业、教育等活动的自然形式，等等；他被迫去解决恢复宗主教制度和主教会议教会管理体制的任务。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1917–1918年的全俄教会大公会议上被提出来，该会议直到二月革命后才得以召开，但由于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迫害已经开始，会议已无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 在美学与艺术领域，任务是摆脱对欧洲实用艺术范式的模仿（尤其在建筑和绘画方面），艺术应当开始反映人民的生活，塑造人民英雄的艺术形象。
— 在理论与科学领域，任务是组织科学创造作为独立的学科，因为科学发展的优先性对于解决技术与工业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军事领域，其重要性已显而易见。
— 在技术与工业领域，面临着工业化的任务。
普遍认为彼得一世是首位意识到技术工业领域在国民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察觉到当时俄罗斯落后于欧洲的人（尽管伊万·索洛涅维奇在其著名著作《人民君主制》中对此持坚决反对意见）。 但由于选择了错误的追赶路径——未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根基，反而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推行欧化政策——他的举措虽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 但在长远来看，却注定了俄罗斯在技术工业领域发展上的持续落后。 如今日所见，1860、70、80年代是最后的机会，当时尚可依据预先制定的计划，通过自上而下的工业化进程，在不过度消耗民族力量的情况下，追赶西方文明国家的步伐——其中在某些国家 （如英国）工业革命已持续近百年。俄罗斯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能否解决这一课题：维持君主制、防止社会动荡（当然，前提是回归人民生活各领域的本土化发展模式）。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即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的尾声——鲜明地揭示了其在技术与工业发展上的落后。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曾试图解决的那个难题，如今以新的力量再次摆在国家面前。 当时，他未能在系统层面解决这一问题：他所确立的改革俄罗斯农奴制形式并采用农奴制手段进行现代化的方针，反而使俄罗斯的技术工业落后状况陷入僵局。如果不克服这种与西方文明国家的差距，俄罗斯就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未来。
鉴于理论科学和工技领域面临的任务，国家还需解决国民启蒙的问题： 推行足以培养技术工人的义务初等教育，并大幅扩充中等教育——这既是为了培养高技能工人，也是工程专业教育的基础；同时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网络，尤其是技术类院校； 当然，鉴于人民生活其他各领域的种种问题，国家同样面临着教育任务。
— 在国内政治方面，最关键的任务是消除俄罗斯人民被分裂为两部分的状况：即俄罗斯欧洲人和俄罗斯平民。
这种分裂具有最严重、最不可调和的矛盾性质，因为它涉及整个民族：下层阶层（不仅包括农民，还有工人、 手工业者、小商贩，甚至连那些留着胡须、穿着俄罗斯式斜领衫、在生活中保留着俄罗斯传统习俗的商人阶层）在文化和语言上都是俄罗斯人，而上层阶级（不仅包括贵族，还包括全体官僚，以及部分实业家）则代表着那些在文化上改变了俄罗斯民族认同的“俄罗斯欧洲人”。
俄罗斯曾是（遗憾的是，至今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其精英阶层在文化上并非本土化、而是外来——即欧化的文明型国家。一个在内部分裂的王国是无法立足的。 丹尼列夫斯基在1869年洞察到了这一时代的核心问题，为了向当权者和社会警示其面临的危险，他撰写了著名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书中论证道：若不解决摆脱“欧化”这一病症的课题，俄罗斯将面临不可避免的崩溃。
解决俄罗斯民族分裂问题的途径，不应仅仅在于将俄罗斯文化重新融入日常生活、服饰、建筑等领域，而首先应回归彼得大帝时期被国家废除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当时国家将其替换为从欧洲引进的政治体制， 同时，还需在符合俄罗斯文明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基础上，构建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
— 在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脱离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并基于拒绝充当服务于欧洲文明大国的角色、以及认清自身国家利益，制定具有自身特色的对外政策。 丹尼列夫斯基详细阐述了俄罗斯独特外交政策的内容：将斯拉夫民族从奥斯曼和奥匈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建立以俄罗斯霸权原则为基础的全斯拉夫联盟，并与西方实施势力范围划分政策。
这一任务自然源于“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其基础不仅在于斯拉夫各民族的亲缘关系（他们确实构成一种独特的文明）， 还基于对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国家历史发展方向的认识——即这些国家将朝着在政治均势原则下实现各部分统一的方向发展。 而一旦这种统一实现，西方势必会组织一场类似于1853–56年“东方战争”的“东进政策”。这不仅是对克里米亚的侵略，更是针对俄罗斯所有海上边界直至堪察加和摩尔曼斯克的侵略。 除普鲁士外（其未参与仅因当时面临统一德国的任务），所有西方国家均参与了这场战争。关于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提议至今仍值得关注，因为实际上，丹尼列夫斯基的预言在俄罗斯苏联时期总体上已应验。
存在一项客观任务，政治精英若未能洞察这一点，便决定了后续历史的全部戏剧性，因为这曾是、现在是、将来也仍是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的首要任务： 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经济领域组织形式，其主要特征由俄罗斯民族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沉思性所决定（正是这些特征，俄罗斯民族在其整个历史运动中都展现了出来）。
在“国家-文明”阶段，精英阶层面临的任务是，有意识地探索并实践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应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原则对个人主义原则的压倒性优势相适应。 解决这一任务的难度首先因农奴制的存在而急剧增加，该制度已退化为奴隶制（这不仅制约了民族生产力的发展，还导致了奴隶主和奴隶的精神堕落，并引发了俄罗斯人民的大规模脱离教会，从而扼杀了培养民族精英的可能性）， 此外，人民生活其他领域的欧化（例如，奴隶主及其侍从官员的欧化形象，极大地加剧了农奴与地主之间的对立，这种局面仿佛是俄罗斯遭到了外来者的殖民征服）。 需要的不仅仅是废除农奴制，而是要维护农民、地主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以避免一旦这种平衡被打破时不可避免的社会动荡。历史表明，当权者未能找到这种平衡，这最终导致了三次俄罗斯革命（1905年、1917年）。
改革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任务具有客观性，这一点通过历史运动主体——俄罗斯立国民族——在历史运动中（从最早时期起）以独特方式（这种方式曾被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所破坏）解决该任务的方向和形式得到了印证： 在民族国家历史阶段缺乏古典封建主义（更不用说社会经济领域的奴隶制结构）； 在国家阶段，建立了在西方文明史上无与伦比的独特农奴制（贵族和农民同样隶属于国家，后者不受贵族审判，仅受国家管辖）；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团式生产方式与合作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在废除农奴制至斯托雷平改革期间对农民公社的初步保留（斯托雷平改革加速了这一独特农民耕作公社制度的消亡）。 土地改革要求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并引入现代农业技术和机械化耕作。 解决问题的方向之一是保留并支持历史形成的公社制土地所有制。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从地主和国有土地中免费划拨足够数量的土地给农民（剩余部分则用于发展大型私营和国有农业企业）；
罗曼诺夫王朝时期未能解决社会经济领域独特体制的构建、消除俄罗斯民族分裂以及各种形式的欧化等问题，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这些问题在1917年革命和内战中以最戏剧性的方式得到解决。 这印证了文明论历史哲学法则的客观性：若当权者无视这些法则，它们终将在无视的情况下自行显现。 结果，这些任务虽得以解决，但却是基于一种新的“乌托邦式欧化”形式——即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在人间建设天堂”这一乌托邦式设想之上： 共产主义，这给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留下了烙印（下文我们将阐述对苏联解决国家-文明阶段所有任务的方案的见解）。
因此，应将19世纪下半叶初期至上述所有任务得到解决的时期视为一个统一的历史阶段。而这些任务确实在苏联时期——即20世纪下半叶之前——得到了解决，尽管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
除了上述里程碑式的事件外，到1950至1960年代之交，“单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的工程本身得以完成， 可被视为国家文明阶段核心任务的完成标志——即在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建立起一套前所未有的全新原则。历史上没有任何文明曾展现过这种原则，而这曾是法国乌托邦主义者[150] 的梦想。当然， 这一解决方案并非纯粹的俄罗斯本土创造，鉴于俄罗斯的历史背景，它也不可能完全如此，但它比革命前时期的成就（若不计入合作社和行会式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销售、消费和金融合作）更贴近俄罗斯人民“人民原则”的期许与要求。 最终解决如何根据“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协调人民生活各领域的制度安排这一课题，构成了俄罗斯历史下一阶段——即“文明阶段”（文明台阶）——的内容，该阶段从20世纪下半叶延续至今，即我们所处的当下（这将在第十二章中详细探讨）。
11.3. 从1860年代的改革到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
丹尼列夫斯基曾预计，在1861年《解放农奴宣言》颁布后，那些始终忠于俄罗斯传统和信仰的民众，将能够逐步改造那些日益欧化的上层阶级。 这一预言并未实现，因为他既对改革本身，也对解决“欧化”问题的前景做出了错误的乐观评估。不过，他所著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尚存一册，书中留有批注，证明他对改革进程感到失望。
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是，俄罗斯精神精英中的杰出代表——未来的圣殉道者——早在19世纪末就已预见到社会动荡直至革命的必然性。 将这些结论与丹尼列夫斯基的乐观预测相比较，并考虑到他本人提出的摆脱“欧化”的条件（他认为这是根本问题，“不仅俄罗斯，而且整个斯拉夫民族的未来与命运都取决于此”（《俄欧》11:6）），自然得出以下结论。 1860年代的改革是由崇尚欧化的上层阶级推动的，并非为了人民的利益，这违背了其“民族根基”中的期许，结果导致历史发展的方向转向了革命。 农民虽名义上连同土地一同获得解放，但当局却迫使他们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地主赎买土地。与此同时，地主却能立即获得资金，因为国家虽通过农民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但这些贷款是带息的。 由此产生了三倍的价格，即到20世纪初，农民为那片他们及其祖先耕种了数百年的土地——无论从良知还是世俗的公正来看，都是他们自己的土地——所支付的代价。 不仅如此：事实证明，农民拥有的土地数量并不充足，因此“黑分地”的理念开始不可阻挡地席卷大众。 就连二十世纪初为时已晚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未能遏制这一思潮：“土地归农民”这一“土地再分配”的主张，最终成为了革命的主要口号之一。
自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俄罗斯便面临技术现代化的任务，彼得一世曾试图通过农奴制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在制造厂使用农奴劳动的决定，阻碍了基于自由劳动的工业生产发展。 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革命催生了农奴制度，该制度与同一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北美建立的奴隶制极为相似。结果，生产力受到束缚，本土化发展停滞， 沙皇们将所有迫在眉睫的问题都推迟到“以后”由其继承人解决，但到了19世纪末，改革已势在必行。虽然改革最终得以实施，但其利益却服务于地主和官僚阶层，而非整个民族，也就是说，并未服务于俄罗斯自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此时，贵族们在长达百年的奴隶制统治下早已道德沦丧，大多数庄园已濒临破产，而政府却以农民为代价为其提供资金。 这笔巨款本可由农民投资于自身农场的现代化（包括私有和公社农场），以及合作社联合体——这些机构即便没有 在改革后时期便已蓬勃发展[151] 。而地主们又是如何利用这笔资金的呢？毫无疑问，这笔巨款的绝大部分都用于“自我资助”贵族和非贵族阶层中盛行的革命情绪。 在“人民意志党”成员中，正是贵族们扮演了核心角色（如S.佩罗夫斯卡娅、I.格里涅维茨基等）。
那些试图将我国历史的戏剧性简单归咎于西方列强阴谋的各种阴谋论版本，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这些阴谋——甚至包括对革命者的直接资助——必然存在。但主要原因不在于此，而在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革命所造成的社会腐朽状况，尤其是上层阶级的腐朽： 这是一种奴隶制关系体系，它同样腐蚀了主人和奴隶；“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和“统治官僚骑士团”的诞生，它们脱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彼此憎恶[152] 。 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在物质条件上的差距（这种差距因当局从地主手中赎买农民土地而得以维持）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仅凭这一点，贵族家庭及其附属的“杂种贵族”的子嗣就能“自筹资金”进行革命。 这里首先谈论的并非对革命项目的直接资助，而是整个俄罗斯帝国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的总体物质富裕程度——他们生活无忧，正因如此才拥有闲暇时间，得以将自己的激情能量付诸实践。 这种状况在文学作品中亦有记载，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描写：奥布隆斯基和他朋友列文在餐厅的晚餐花费了26卢布，这相当于当时一个农民至少半年的收入[153] 。 在回忆录体裁中也能看到类似情形：强大的革命组织“人民意志”的领导人之一列夫·蒂霍米罗夫在《往昔的阴影》一书中讲述了自己靠什么维持生计，正是这些经济来源使他得以投身革命事业。 当“革命之狮”为了不与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一同被绞死而不得不逃往国外时，他轻易地从《事业》杂志的出版商谢尔古诺夫那里筹到了所需资金，后者不仅同意预付稿费，还承诺每月汇出100卢布作为未来文章的预付款。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此外，“妻子在某处弄到了一些钱”，弟弟弗拉基米尔也向朋友们借了钱，“幸运的是，他有不少朋友”[154] 。此后在流亡期间，列夫·蒂霍米罗夫靠文学创作谋生，这使他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
国民教育制度的改革导致了地方学校的建立，那些因无所事事而心生不满的“非贵族阶层”人士以及破产地主的子女纷纷涌入这些学校，并开始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思想腐蚀农民子女；尽管《上帝之法》仍是必修科目，但在地方学校中，该科目实际上已不再按其精神与字面意义进行教授。 1860至1870年代的改革恰逢工业革命，标志着工业发展的开端和城市的扩张。大批破产的农民涌入 城市，在那里他们陷入了与以往传统截然不同的工厂—城市生活方式，并落入了西方化宣传者的手中。结果，此前仅限于上层阶级的脱离教会现象，蔓延到了广大民众之中。
彼得大帝那场以欧洲为中心革命所埋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在1860年代的改革过程中被激活，并最终导致了专制政体的自我瓦解。 从那时起直至1917年的整个时期都值得深入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发现那些与“人民原则”完全相悖的国家行为，正是这些行为导致了1917年的灾难。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到那个时代的错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错误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例如，将卢布发行量与现有的黄金储备挂钩——我们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S. F. 沙拉波夫曾对此提出反对——这与现代将货币挂钩美元的做法极为相似（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 值得注意的是，沙拉波夫正是将丹尼列夫斯基视为“结算平衡”理论及其对卢布汇率影响的奠基人。丹尼列夫斯基在一系列经济类文章中阐述了这一理论。
19世纪60年代后的俄罗斯，从西方引进的经济自由主义占据了上风——它被作为组织该国整个经济生活的基石。当时，西方就已经成功利用这个“特洛伊木马”，在不使用热战手段的情况下，将俄罗斯及所有非西方文明国家置于其控制之下。 在该武器的冲击下，俄罗斯帝国政府放弃了主权货币政策，将货币发行与现有的黄金储备挂钩。由于黄金储备不足，不得不诉诸外部借款。结果，改革后的时期货币供应量急剧萎缩，尽管经济利益要求恰恰相反。 根据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国家退出了本国人民的经济生活，将一切交给西方投资者、股票经纪人和投机者，并开始等待私营企业与市场自行解决一切——这同样符合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在经济发展的表面成功背后，隐藏着庞大的国家债务、失业、酗酒、道德沦丧等问题。俄罗斯向法国借入黄金，这注定了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一方参战。
看来，在经济领域有必要加强国家的作用，保留并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货币信贷体系，其基础是名义上与白银挂钩的纸币卢布。更何况，在这方面，上层阶级也从其科学界获得了足够多的、具有科学依据的建议。
丹尼列夫斯基在《关于我国纸币贬值及其他若干经济现象与问题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不仅论证了当时卢布贬值并非源于货币供应量，而是国家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所致，还指出了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必要性。 实际上，丹尼列夫斯基首次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重组的计划，并指出该计划应由国家基于自身的货币信贷政策来实施。其核心内容是主权货币发行。丹尼列夫斯基的思想 由S. F. 沙拉波夫进一步发展，他的著作也曾被沙皇政府采纳，包括：《纸币卢布（其理论与实践）》、《独裁者》、《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经济思想》、《俄罗斯的金融复兴》。 沙拉波夫著作对我们的特殊价值在于，他在其中留下了对维特改革的批判，这对我们今天的现实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在货币信贷政策方面。
看来，在政治领域，应对日益复杂的公民生活所面临挑战的最恰当方案，便是重建全俄缙绅会议（Zemsky Sobor）这一机构，而且不应忘记，罗曼诺夫王朝的登基，恰恰得益于该机构。 然而，尼古拉二世却选择了建立国家杜马的道路，而该机构实际上逐渐演变为代表各党派利益的机构。
也就是说，本应重建俄罗斯本土的议会制，却再次选择了借鉴欧洲模式（政治自由主义）。然而，建立一种有效且非借鉴性管理形式的理论可能性确实存在：即地方自治机构。 尽管它们是按照代表制和等级制原则组建的，且人民在其中的代表性微乎其微，但它们在改善地方民生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并在省一级已拥有自己的管理机构。如果对地方自治进行相应的改革，就有可能在地方代表制的基础上组建全俄缙绅会议。 毫无疑问，在此情况下，我们将拥有一个持保守立场的国家机构，这与第四届国家杜马形成鲜明对比——后者最终成为了反对政府的中心。 1905年革命中，作为人民自身政权的第一个苏维埃的成立，正是这种地方自治发展方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明证。 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其他任何政党，都与此毫无关系。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正是俄罗斯民族社会创造力直接展现的生动例证。 这是人民能量在政治领域的一次英雄般的迸发，完全是在没有精英阶层参与的情况下，由人民自己完成的。人民已经厌倦了生活在从西方文明引进的政治形式中，这些形式根本不给予人民在权力机构中代表自己的机会。
俄罗斯融入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导致其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也为革命创造了所有必要条件。不能将英国情报机构在1917年2月事件中的作用绝对化。 英国影响力的主要成功之处在于将俄罗斯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鉴于两国政权的相似性、血缘关系，以及俄罗斯沙皇根深蒂固的习惯——即优先考虑欧洲利益而非本国人民利益，这一目标并不难实现。 二月革命是由俄罗斯上层阶级亲自组织的，他们已与人民的期望完全脱节，因此丧失了准确把握外部局势的能力。 但1917年10月革命 也不是由德国特工发动的，而是由那部分引进了源自西方文明深处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所发动的。 1917年的两次革命，由于历史上的俄罗斯上层阶级本身与社会格格不入，是不可避免的，而发动这些革命的正是上层阶级和俄罗斯知识分子。
11.4. 民族精英的缺失——1917年“欧化”病症带来的主要负面后果 。
借助文明论历史哲学来认识俄罗斯历史的最重要任务，在于厘清俄罗斯上层阶级的“欧化”究竟产生了何种结果，从而使俄罗斯革命成为可能。
答案显而易见：俄罗斯人民未能培养出自己的民族精英。局势的戏剧性在于，彼得大帝革命的结果是，一个在文化上、在某种程度上在血统上都属于西方的精英阶层取而代之。 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即从“国家阶段”向“文明阶段”的第一阶段（“国家—文明阶段”）过渡之际，俄罗斯人民既缺乏独具特色的民族意识形态，也缺乏自己的行动纲领。
民族意识形态只有在民族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才会呈现出严谨的哲学体系特征： 即在捍卫政治独立并建立独特国家之期的尾声，直至国家—文明阶段的开端——此时民族精英已从国家与军事领域扩展至科学、艺术、宗教及工业领域。 关于这一时期对民族意识形态客观需求的结论是否正确，下个世纪的事件给出了答案——当时俄罗斯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笼罩：“圣地不会空置”。 19世纪末，民族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哲学体系应运而生，并以马克思和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中蕴含的两种学说形式呈现出来[155] 。当时社会选择了引进西方文明的理论成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已被本土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加以发展并部分改写，以适应俄罗斯的现实。 这一时期俄罗斯积极吸收并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事实本身，最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民族已进入其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以独特哲学学派的形式来构建民族意识形态。但正如 上文所述，由于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导致俄罗斯人民分裂为两派，俄罗斯民族精英的位置被趋欧化的俄罗斯精英所取代，这完全阻断了社会知识阶层吸收以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为代表的独特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这种由天意赐予俄罗斯民族的独特意识形态，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俄罗斯的同一时期。
民族意识形态的科学哲学建构任务，由某个民族的民族精英来完成。为此只需“最微小的条件”：即该精英阶层必须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出现，且数量足够多，使其不仅能够基于对民族福祉（利益）的直觉理解， 还能通过对本民族日益复杂的内政与外交生活的多重事实进行分析与综合，从而在历史的特定时期制定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 正是在这一民族发展阶段，由于国内公民生活和对外关系的急剧复杂化，仅凭对民族利益的直觉理解（当然，最高层国家官员和军事阶层也具备这种理解）已无法推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 民族精英逐渐将这种直觉理解转化为一套科学哲学的观点体系，首先是关于本民族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定位，这使他们能够准确应对时代的挑战，并在长远角度上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英国精英便是此类精英的典范。甚至很难想起任何例子，证明其做出的决策曾对本国造成损害。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政策甚至以诗歌形式在吉卜林的《白人的负担》中制度化了。
这一结论似乎被盎格鲁-撒克逊精英阶层的当代行为所推翻——他们“突然”开始为自己的历史忏悔，拆除开国先贤的纪念碑，向黑人“亲吻鞋底”，为祖先的所作所为乞求原谅。 但最令人震惊的疯狂之处在于，不仅社会层面，就连国家层面都在支持LGBT运动： 毕竟该运动显然旨在摧毁家庭与传统价值观，导致西方文明国家中构成国家主体的民族逐渐瓦解，并为建立基于不道德价值观的新型普世全球认同铺平道路。 关于曾经统一、说着同一种语言的人类所处的道德沦丧状态，我们从《旧约》中得知：正是因为选择了罪恶，人类才在世界大洪水中被毁灭。 而第二次上帝的神迹干预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巴比伦塔事件中，各民族的形成被设定为人类重新团结为一个整体时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上帝看到，团结起来的人类不知为何总是选择“非道德主义”的价值观。 评估当今西方文明向世界各国发出的挑战，要求我们回答关于“未来图景”的问题，这一图景已在人类全球化和统一进程的尽头初现端倪。
在内部政策问题上，国家精英以及作为严谨哲学体系的民族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国家的内政旨在制定和规范公民在其共同家园中生活的“规则”，涵盖生活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公民作为独立的政治主体彼此建立关系； 在宗教领域，公民作为道德上独立的个体，确定自己与上帝的关系；在文化领域，公民通过科学和艺术的方式领悟可见世界，并通过技术和工业手段满足自身需求；在社会经济领域，公民之间建立关系时，并非 作为道德或政治主体，而是“间接地——针对外部世界物品的使用条件，进而包括其获取与加工”（《宗教与国家》17:9），即首先通过其对生产资料的态度。
民族意识形态的缺失，导致公民政治民族的整个内部生活失序，并使其在民族性领域中依赖于外来的借用。 这些借用按定义而言不可能成为原版（就我们而言即西方）的完全复制品，因为民族领域内的借用本身总是以违背“受试”民族自然意愿的暴力方式进行， 且由其文化投降主义者主导——这些人出于对海外偶像的奴性崇拜，急于尽快完成这种借用，最终却造就了畸形产物。此类借用结果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俄罗斯晚期时期的农奴制。 欧洲历史上从未存在过这种农奴制，盎格鲁-撒克逊人仅在殖民北美时，且仅针对非洲异族，才敢如此行事——他们组织了从非洲大陆的奴隶贸易，甚至在专门的“工厂”中繁殖黑人[156] 。 这种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农奴制原本规定贵族和农民都隶属于国家，但后来却被扭曲，不再仅由国家对农民行使司法管辖权，而是转为由地主对农民行使司法管辖权（如同西方一样），这导致了俄罗斯独特的农奴制 （即俄罗斯封建制度）向奴隶制转变，这种制度在其他民族的历史中难觅其例：农民——作为立国民族的代表——沦为奴隶，他们在集市上被批量（按家庭）或零散（单人）地买卖。
今天，我们在乌克兰——即历史上的俄罗斯的一部分——可以看到“欧化”政策负面后果的另一个例子。所谓“乌克兰就是欧洲”的政策，实际上导致了社会中日益骇人的思想和道德堕落（新纳粹主义的复兴，以及伴随暴力崇拜的新异教主义）。
我国缺乏民族意识形态的后果，便是自1991年后改革时期以来，其历史运动重蹈了俄国革命前自由主义西化主义的覆辙——正是这些因素曾将俄国推向了1917年的革命。 实际上，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重蹈了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时期沙皇政府的覆辙。但2022年2月24日关于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解放顿巴斯、实现乌克兰非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决定，彻底让我们看清：自2014年以来 美国和北约已成功将乌克兰武装部队（VSU）变成了他们的雇佣军，并借助这支军队，在过去8年里对我们发动了混合战争——这对我们而言，实则是与联合西方阵营的一场真正的战争。 结果，俄罗斯国家和社会在战略上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俄罗斯300年来首次能够彻底告别与欧洲“血缘相通”的幻想，纠正此前 （帝国、苏联及“改革”时期）所犯下的所有错误，认清本国的国家利益，并走上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生活的道路（正如昔日莫斯科、基辅和诺夫哥罗德时期的罗斯-俄罗斯那样）
在制裁环境下，国家被迫采取措施走向主权货币政策。 主要目标：实行主权货币发行，其规模应达到GDP的100%，而非如今（或已成昨日？）的40%；提供10至20年期、利率1%至3%的长期贷款，而非如今1至5年期、利率10%至25%的短期贷款等。 社会经济领域对俄罗斯具有特殊意义：公民们期待官员们至少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来组织该领域，更不用说，关于苏联时期那段不远的、充满浪漫与英雄主义的尝试——即寻找一种公正 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的尝试，正向当代国家领导层发出呼喊： 苏联时期社会与国家公正秩序的现状与当今现实之间的鲜明对比，正日益激起社会的不安，并已催生出对变革的呼声，其强度恐怕不亚于二十世纪初及1980年代社会中形成的呼声。
面对20世纪初的严峻考验，俄罗斯人民当时正受俄罗斯西化派（其中首先指最高权力机构本身）的统治。由于其世界观的局限，这些人甚至无法看清俄罗斯的真正利益，因此输掉了所有，这令英国人和德国人欣喜若狂。 俄罗斯人民竟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其历史运动中，并非由在精神与教养上属于本民族的精英阶层所领导，而是由在文化和利益上（在很大程度上在血缘上）与国外精英阶层更为亲近、而非与本国人民更为亲近的精英阶层所领导的民族。 在俄罗斯，深受西化思想蛊惑的统治阶层不断重蹈覆辙：总是将国家卷入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并站在冲突一方的阵营中。这除了酿成民族悲剧，别无他果。
若仔细观察其他文化历史类型国家精英的状况，便会发现，除了俄罗斯，没有任何地方发生过本国精英向异族精英转变的这种文化转型。 记忆中仅在更久远的年代有过类似情形：哈扎尔可汗国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精英阶层的蜕变，而这正是导致该国彻底瓦解的根源。
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共产党大规模改革的成功，或许应归因于这样一点：那些成为“同志”的中国精英阶层，始终保持着中国精英的本质，并未像我们所谓的“欧化”那样“日本化”。 结果，中国人只需摒弃共产主义理论中的某些教条，在国家层面的“全民”行动之外，为私人主动性留出空间。在苏联的同一时期，即20世纪60年代科西金改革期间， 首要任务是确立本国的民族认同，而这一问题只能通过摒弃“国际义务”的理念，用确立俄罗斯作为立国民族的作用来取代“培育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一违背自然本性的构想，方能解决。 但这一任务并未被苏联政治精英所认知。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回答“我们是谁？”这一问题，而非那个亘古不变的俄罗斯问题“怎么办？”。之所以说“亘古不变”，是因为就客观地位而言，它次于民族认同问题。 到了1960至1970年代，苏联领导层仍未能解答这一问题。最接近正确答案的当属斯大林，他准确把握了自己所掌管的对象：俄罗斯立国民族。正因如此，他才在1941年7月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致全国同胞书》 “兄弟姐妹们！”，表面上对教会迫害的放松，1943年允许选举宗主教，1945年那篇精彩的“为俄罗斯人民”祝酒辞[157] 。但他显然也因沉重的责任感而疲惫不堪，战后虽具备一切 条件。但他做了什么？竟以“列宁格勒案”（实质上可称为“俄罗斯党案”）为由，处决了约三十人，并镇压了一千多人。 列宁格勒的共产党员们仅仅是怯生生地提出了恢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局（该机构在战前就已经存在）的问题，理由是除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之外，所有共和国都有自己的民族中央委员会和部委。
11.5. 通过对国家—文明历史阶段政治力量的评估，得出关于缺乏民族精英的结论
今天，站在21世纪的高度，我们有机会对俄国帝国在革命前形成并经历完整政治生命周期的所有政治力量进行客观评估。 这种回顾是必要的，以便通过历史事实证明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即民族精英的缺失是1917年前“欧化”病症的主要负面结果（俄文明学11.4）。
俄罗斯帝国的政党体系形成于20世纪初。 虽然从形式上看，1897年秋季成立的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全犹太工人联盟（布恩德）是第一个政党，但由于它并非全俄性组织，而是一个民族（犹太）团体，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被视为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 布恩德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政党（尽管属于马克思主义类型），因为它声称代表所有犹太人的利益。由此，布恩德将所有非犹太人口排除在外，因此无法自诩为全国性政党。
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该党的纲领由彼得·斯特鲁维起草。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内分裂为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马尔托夫 （策德鲍姆）。俄罗斯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代表大会上支持列宁，但此后未加入任何派别，实际上倾向于孟什维克。 作为古典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孟什维克，曾与列宁展开斗争，指责他奉行布朗基主义。孟什维克曾参与临时政府，并在1922年前执政于格鲁吉亚。列夫·托洛茨基曾一度与孟什维克保持密切联系。
俄罗斯的特殊之处在于，与西方不同，我国最早出现的不是自由党，而是社会主义政党。西方的模式是：先是自由派，然后是保守派，最后是社会主义者。
布尔什维克依靠的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创立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且在根本上有别于西方社会民主党派的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代表了 雇佣工人和最贫穷农民阶层的利益。列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作为阶级斗争主要形式的学说（西方实际上并未遵循这一学说，而是采用议会斗争方法）以及在封建残余严重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理念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否定这种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广泛传播的时间仅有一小段：从1820年到1850年代初，且其传播力度远不及社会主义思想。 而在非西方社会中，情况恰恰相反，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取得胜利的正是共产主义思想。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先锋派（阴谋派）类型的政党，是一个依赖武力斗争手段的政党。
孟什维克（尤. 马尔托夫）——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斗争方法上，都是典型的西方式社会民主党。自1905年起，他们便押注于议会斗争方式。 他们认为俄罗斯尚未成熟到能够接受资本主义，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展时期，随后通过与自由派资产阶级达成政治妥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他们代表了熟练工人和生产性知识分子的利益。 在内战期间，他们是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内战初期，他们在白军运动中（如“制宪会议委员会”、“政治中心”）拥有一定影响力，而在格鲁吉亚，他们一直掌权直至1921年该国并入俄罗斯。
下一支社会主义政党是“社革命党”（社会革命党），该党于20世纪初由围绕《革命俄罗斯》报的各类民粹主义团体联合而成。 这是一个典型的先锋派政党。该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P.拉夫罗夫、A.赫尔岑、N.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思想基础上。党的领导层包括E.布雷什科-布雷什科夫斯卡娅、G.赫尔舒尼以及著名的挑拨者、社会革命党战斗组织负责人E.阿泽夫。 此后，该党的左翼由玛丽亚（玛鲁西亚）·斯皮里多诺娃代表，中间派由V·切尔诺夫代表，右翼则由N·阿夫克森季耶夫代表。后者主张，在俄罗斯，受压迫的社会群体不仅包括农民和工人，还包括知识分子。
社会革命党人押注于恐怖主义斗争手段。他们认为农民是主要的革命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则认为工人是主要的革命阶级）。 该党代表了农民阶层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逐渐地，党内分裂为右派（V. 切尔诺夫），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并倾向于议会斗争方式；以及左派（M. 斯皮里多诺娃），代表中农和贫农上层的利益。 在1917年至1918年初期间，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是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反对者，而左派则是其盟友。社会革命党人参与了临时政府，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则曾短暂与布尔什维克合作，并进入了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第一届成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关于 土地社会化的主张构成了《土地法令》的基础（社会化即把土地移交给农民公社，而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国有化——把土地移交给国家）。 自1918年7月起，社会革命党人开始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与此同时，他们也与白军将领的独裁政权作斗争（例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派的政治中心曾策划针对科尔恰克的政变，以阻止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夺取政权）。
无政府主义者并未建立明确的党派政治结构。他们主张立即废除私有制和国家。采用近乎犯罪的斗争手段。在内战中发挥了作用，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 看来，涅斯托尔·马赫诺领导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是内战中唯一一支最初由普通民众——“农民”所支撑的军事力量。我们有必要仔细研究内战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或许，正是在其中，我们将看到俄罗斯民族历史的全部戏剧性：由于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俄罗斯民族失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精英阶层，因而回归到了民族学发展阶段时期的深层“民族根基”，即基督教之前的时代。 而这些本源的基础在于“对意志的渴求”，它并非西欧“自由”概念的同义词，而是俄罗斯人民灵魂中纯粹的民族特质。正是这种“对意志的渴求”转化为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支持，而俄罗斯人民以自身为代价实现了这种支持：既包括物质上的，也包括身体上的参与。 （内战中没有任何政治势力能以此为荣：所有势力背后都隐藏着西方文明各国、土耳其和日本的影子。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曾试图与三国同盟建立合作，而白军运动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与协约国合作。）
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党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倾向政党。
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派）。这是一个欧洲式的左翼自由主义政党，于1905年7月围绕彼得·斯特鲁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解放》杂志而形成。该党源于地方自治运动的团体（立宪地方自治者联盟）。 立宪民主党常被称为“教授党”。该党领袖是历史学家P·米柳科夫（其他领导人包括马克拉科夫、多尔戈鲁科夫、维纳韦尔等人）。他们主张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并参照英国和法国的模式推动俄罗斯现代化。 该党代表自由派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利益。尽管在形式上卡德党的人气排名第三，但从未在民众中获得广泛支持，其支持率远低于社会革命党和 布尔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在二月革命期间及内战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主张维护私有财产，但在对待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上作出了某些让步。立宪民主党人希望在俄罗斯建立类似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权，甚至允许通过赎买的方式强制剥夺部分地主土地。立宪民主党人曾是临时政府的成员。
十月党人（“10月17日联盟”）——一个自由派中间政党。主张维护1905年10月17日沙皇敕令所赋予的政治自由——其名称由此而来。 该党领袖包括实业家A·I·古奇科夫和地主D·N·希波夫。后者因反对该党支持P·斯托雷平政府，遂与P·盖登、M·斯塔霍维奇一同退出该党。 到1917年，该党已失去民心，但仍参与了临时政府。该党代表了大型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自由派贵族上层。 既反对向君主立宪制转型（因该制度下沙皇将失去权力），也反对回归专制统治。尽管在二月革命的组织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党在革命后逐渐消亡。曾资助白军运动。
11.5.3. 亲政府的保守派政党——“俄罗斯人民联盟”、“米哈伊尔大天使联盟”等。
俄罗斯人民联盟。 该党由基辅儿科医生A.杜布罗维金和艺术家A.迈科夫（著名诗人阿波罗·迈科夫之子）创立。圣约翰·克朗施塔特、伊万·沃斯托戈夫神父、D.萨莫克瓦索夫教授、艺术家维克多·瓦斯涅佐夫与该联盟关系密切。 该党的出版物是《俄罗斯旗帜》报。该党在今乌克兰境内极具人气。1908年秋，以V.普里什凯维奇为首的一派从俄罗斯人民联盟中分裂出来，组建了“米迦勒大天使联盟”党。 反对者指责这些政党煽动排犹暴乱（尽管他们将犹太人视为革命的主要推手），并指控其谋杀了国家杜马议员M·赫岑施泰因。 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契合于乌瓦罗夫著名的“东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三元论，但该理论并未得到充分发展。这一意识形态三元论的实质内容如下：“主教会议制（由牧首和主教会议领导的主教会议制教会）；君主立宪制； 全俄缙绅会议”。而实际存在的则是：“由首席检察官领导的圣公会；欧洲式的绝对君主制；国家杜马（欧洲式社会权力代表制，社会按政党划分）”。 因此，这些政党实际上所代表的并非俄罗斯立国民族的利益，而是宫廷圈子和保守贵族（俄罗斯欧洲派）的利益。它们主张维持现有秩序的不可动摇性，反对任何对沙皇权力及贵族私有财产的限制 。
在1905 –1917年革命和二月革命之后，这些政党彻底消失；在革命和内战中，它们作为政治力量未发挥任何作用，因为它们实质上是“亲政府项目”，由当局资助并受其指导。随着专制统治的瓦解，这些政党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
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代表过俄罗斯作为建国主体的民族的利益，尽管社会主义政党最接近于认识到这一点。但即便是获胜的布尔什维克，也未能放弃对外政策的国际主义路线，而这一路线在斯大林去世后，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以新的力量得以复兴。 在国内政策方面，布尔什维克顽固地将俄罗斯人民塑造成“新的历史共同体 ——苏联人民”，却未能找到一种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形式，以适应俄罗斯民族根基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压倒性优势（他们仅仅宣布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为“全民的、社会主义的”，并不仅压制了私有制，还压制了合作制）[158] 。
公民对上述政党的态度，从1917年11月12日至26日制宪会议的投票结果中可见一斑。虽然各种评估存在较大差异，但并未扭曲当时支持社会主义思想的主流趋势。
M.N. 祖耶夫提供了以下数据：“选举结果显示，社会主义政党获得了超过80%的选票，其中社会革命党获得4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党获得23%，立宪民主党获得约5%”[159] 。
V.P. 德米特连科指出：“制宪会议选举显示出群众迅速向左转。资产阶级政党因在革命前期丧失了民众信任，仅获得13%的选票。 布尔什维克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他们仅获得了四分之一的议席（需考虑到十月革命带来的暂时性情绪效应，以及《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的宣传影响）。 绝大多数选民支持社会主义者（他们在715个席位中获得了427席）及其创立的苏维埃。[160]
A.S. 奥尔洛夫：“1918年1月5日，制宪会议开幕。会议中社会革命党占主导地位（4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2.5%的席位。制宪会议主席由右翼社会革命党人V.M. 切尔诺夫当选。 选举结果表明，布尔什维克仅是影响力排名第二的政治力量”[161] 。 后来，同一位A.S.奥尔洛夫提供了略有不同的数据：“到12月初，制宪会议选举结束，共有4440万选民（占9000万总人口）参与了投票。 选票分布如下：62%投给了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25%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在大城市和军队中超过40%），13%投给了自由派（立宪民主党）”[162] 。
S.A. 兰采夫：“1917年秋季的制宪会议选举表明，投票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选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在布尔什维克宣传员开展积极宣传的部队中，以及在某些民族边疆地区（布尔什维克在选举时未被德军占领的拉脱维亚部分地区取得了最高得票率——72%）。 在以农民为主的大俄罗斯省份，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微乎其微。在农村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仍是社会革命党。[163]
D.O. 楚拉科夫：“选举结果表明选民普遍倾向于社会主义阵营： 根据不完全统计，62%的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约25%投给了布尔什维克，自由民主派和右翼政党（立宪民主党等）仅获得13%的选票。 立宪民主党在选举中的胜利（约60%的选民投了他们一票）， （因其党派尚未正式分裂为右翼和左翼，故以统一名单参选），表明该党对农民阶层以及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影响力——在国家权力过渡时期，这些群体更倾向于相信制宪会议而非苏维埃。 但仔细推敲，这场胜利其实颇具争议，因为社会革命党的大部分选票来自远离中心地区的农业区农民，以及同样远离首都的西南、罗马尼亚和高加索战线的士兵——这些人尚未完全弄清已发生的革命事件。
此外，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能够赢得多数席位，还得益于候选人名单是在1917年9月至10月上旬拟定的。当时，布尔什维克对农民和士兵的影响力，比11月下旬要弱；而他们未来的盟友——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通过全党候选人名单“馈赠”了相当数量的额外选票，使这些曾是其同党、却在1917年11月成为政治对手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中间派社会革命党人获益。
就支持社会革命党的选民总数而言，布尔什维克在选举中输给了其主要竞争对手一倍有余。但他们自身也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势。首先，全国大多数工人——革命的主力军——都投了他们的票。 其次，尤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在该国的政治中心——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赢得了选举。 最后，近半数军队将选票投给了他们的候选名单，其中包括波罗的海舰队的大多数水兵、距离首都最近的北方和西方战线的士兵，以及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为首的全国几乎所有后方驻军……»[164] .
维基百科数据：“选举投票率不足50%。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下属的俄罗斯中央选举信息技术中心数据显示，共选出766名议员，其中374席归属社会革命党（SR），180席归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24席归属立宪民主党（卡德特）， 22席归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联合）（孟什维克），5席归属人民社会主义者，1席归属右翼，81席归属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11席归属乌克兰社会民主工党（乌克兰孟什维克）， 12席归属阿拉什党（哈萨克立宪民主党），10席归属穆萨维党（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9席归属达什纳克党（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4席归属犹太复国主义者，8席归属其他社会主义者，25席归属自治派和联邦主义者」[165] 。
各地区的选举结果差异显著：例如，在彼得格勒，约有93万人参加了选举，布尔什维克党获得45%的选票，立宪民主党获得27%，社会革命党获得17%（《圣彼得堡百科全书》。访问日期：2012年10月24日。 存档于2015年4月28日）。 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获得48%的选票，在北方战线获得56%，在西方战线获得67%；在波罗的海舰队获得58.2%，在西北和中部工业区的20个选区中，总计获得53.1%[166] 。 “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大型工业城市、北方和西方战线以及波罗的海舰队获得了最多的选票。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则凭借非工业地区和南方战线的支持占据领先地位”[167] 。
《苏联内战与外国军事干涉》百科全书的数据： “在参与投票的选民中，约半数选民的投票情况如下：23.9%投给布尔什维克，40%投给社会革命党，2.3%投给孟什维克，4.7%投给立宪民主党，其余投给了其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及团体”[168] 。
《十月革命》百科全书的数据：“据67个选区的数据，共有44,433,309人参加了投票（总共79个选区，其中有9000万选民）。 在54个选区中，62%的选票投给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等，25%投给了布尔什维克（在67个省会城市中，布尔什维克的得票率为36.5%），13%投给了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 根据现存选民名册，共有715人当选为制宪会议代表。 根据不完整的数据，席位分配如下：布尔什维克——175席，社会革命党——370席，左派社会革命党——40席，孟什维克——15席，人民社会主义者——2席，立宪民主党——17席，未声明党派归属者——1席，民族团体代表——86席」[169] 。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左派和右派社会革命党获得了超过60%的选票，布尔什维克约占22-25%，孟什维克约占2.5%。立宪民主党和其他资产阶级政党获得了约13%的选票。 显然，要获得确切数据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没有必要——重要的是，在所有引用的信息中，社会主义政党完全占主导地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需注意的是，从文化文明的角度看，社会主义者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的代表。而在社会经济层面，他们客观上仍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布尔什维克代表工人主体；孟什维克代表技术工人；社会革命党则代表不同阶层的农民。 但获胜的布尔什维克逐渐蜕变为“统治官僚骑士团”，其核心是已演变为“职业革命家骑士团”的政党（正因如此才获胜）。而立宪民主党则百分之百是“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的代表：直到1917年2月，他们与官僚体系几乎毫无瓜葛，实际上也仅在1917年3月至5月间掌权，尽管此后他们虽参与了临时政府的其他组成，但已不再扮演主导角色。
我们尚需对内战的所有推动力量进行评估。不知为何，布尔什维克总被指控与德国总参谋部合作，并接受德意志帝国的资助。而人们却完全忘记了，所谓“白军运动”的所有军事力量都曾与西方文明国家及日本直接合作。 丹尼金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弗朗格尔得到法国人的支持；科尔恰克则得到美国人和日本人的支持。与此同时，这些国家不仅限于简单地提供武器和装备，还组织了自己的干涉行动，在苏联俄罗斯的所有港口进行无情的掠夺。 毫无疑问，倘若“白军”获胜，便不会有“统一且不可分割的俄罗斯”：那时我们早就被瓜分殆尽了。
伊万·索洛涅维奇在从古拉格英雄般逃亡后流亡海外，令人惊讶的是，他主要的评论批评并非针对布尔什维克，而是针对“白流亡者”。他的核心观点是：白军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白军”并不存在。 其领导人中无人提出过通过传统的俄罗斯代议制机构——全俄缙绅会议来恢复君主制的构想。就连托洛茨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指出，若真如此，布尔什维克连两周都撑不下去。 伊万·索洛涅维奇为我们留下了对“白军”流亡群体状况的精辟评价：该群体已过时，且未能意识到自己对俄罗斯发生的悲剧所负的历史罪责。
在俄国流亡组织中，俄罗斯全军联盟（ROVS）尤为突出。尽管该组织宣称不涉政治，但实际上奉行一种接近十月党人的意识形态，同时兼顾某些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 其主要目标是反对苏维埃政权。该组织曾积极参与西班牙内战，站在佛朗哥派一边，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法西斯主义者一边。哲学家伊林是ROVS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
最高君主制委员会（前“黑百人团”成员马尔科夫领导）致力于在俄罗斯恢复君主专制。1929年，该组织建立了武装分支，旨在在苏联境内实施恐怖袭击。该组织曾与德国法西斯分子积极合作。1945年后，其对俄罗斯侨民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由米留科夫领导的俄罗斯流亡者共和民主联盟。 该组织宣布与所有共和派力量结盟并宣称不隶属任何政党，但实际上秉持立宪民主党（卡德特党）的立场，主张西方式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但并非支持英国式的君主制，而是主张法国或美国式的共和制）。工商联盟——由俄罗斯大工业家、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组织。其立场接近十月党人。该组织隶属于俄罗斯侨民民主联盟。1940年，在德国占领法国后，该组织自行解散。
俄罗斯团结主义者人民劳动联盟。该组织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初，最初是流亡青年组织。主张建立“公司制国家”（与贝尼托·墨索里尼对国家的理解相近）。 在战争期间，该组织曾积极与德国人，尤其是弗拉索夫派合作，试图成为弗拉索夫运动的主要思想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将“公司制”一词改为“团结主义”。冷战期间，该组织曾积极与中央情报局合作。该组织至今仍然存在。
白俄流亡政治组织之间互不信任，彼此竞争。唯一将它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对苏联和苏维埃政权的仇恨。 俄罗斯流亡群体始终未能对自身在俄罗斯历史中的角色进行批判性反思，因而完全忠实于彼得大帝时期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价值观。
所有上述政治力量（在不同程度上）都在彼得大帝之后的政治连续体体系内运作，这意味着它们无法解决因彼得大帝改革而产生的问题。尽管听起来很奇怪，但正是布尔什维克成功解决了其中许多问题，尤其是俄罗斯民族分裂这一悲剧。
11.6. 从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的视角，将20世纪中叶前的苏联时期俄罗斯历史视为第四个动员时期，该时期为国家存续及历史运动在国家形式的社会结构中延续提供了有利条件。
如今，有人提议重新审视对1917年革命的看法：将它们合并为一场名为“1917年俄国革命”或类似名称的革命。 这一想法或许源于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事件的迅猛发展，导致临时政府执政时间仅略超过半年。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1917年2月革命与10月革命的推动力量终究不同。 二月革命是由上层阶级亲手发动的，他们为此筹备了至少200年，始于彼得大帝自上而下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甚至可能更早：始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与大牧首尼康所引发的教会分裂。 也就是说，二月革命是由当时掌权的上层阶级中的自由派西化主义者发起的，而十月革命则是来自非贵族阶层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该组织仅于19世纪出现）的西方派社会主义者所发动的，他们虽无掌权之位，却不惜一切代价渴望获得权力。
但还有另一个原因，让我们应当保留这两场革命及其历史沿袭的名称。 必须平息当代人那种对一切事物都想改名的冲动，而社会应当通过制定对待过去的准则来实现这一点。这非常重要，因为该问题的悬而未决阻碍了历史经验的积极积累，而没有这种积累，就不可能纠正过去的错误，也不可能避免在当下重蹈覆辙。
对过去的评价若不断变幻，将导致民族记忆的扭曲。而民族记忆与民族生活方式、家庭、教育一样，是民族再生产进程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如果该民族在历史上具有建国能力，那么国家本身就建立在它的肩上。
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是达成如下共识：与历史人物及事件相关的重大历史日期、城市、街道等的名称，若被赋予给新创建的、此前不存在的对象，则应予以保留。 例如，那些为纪念布尔什维克领袖而命名的城市、街道、地铁站等，应保留其原名，以维护民族记忆。 如果新一代对某位历史人物的活动持否定评价，那么以他“名义”命名的名称必须附带真实的说明，解释为何该人物曾被同时代人视为值得永垂不朽，而当今一代却持相反观点。 此外，社会应当清醒认识到：下一代人可能重拾前人的观点，或形成新的看法（正如当代社会对斯大林的态度所示——赫鲁晓夫时代，他的名字曾被移除于城市名称和街道名称中，纪念碑被拆除，甚至教科书中的肖像也被涂抹）。
没有任何充分理由改变1917年革命在历史上已确立的名称：二月资产阶级革命和十月伟大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场革命虽不像法国那样由资产阶级发起，而是由上层阶级（包括尼古拉二世身边的亲信）发动的，但终究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或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第二次革命则是由平民阶层、即“中间阶层”发起的，其完全不符合沙皇俄国上层阶级或资产阶级的利益。 关于十月革命的最终“受益者”可以争论很多，但100年后的今天，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苏联体制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解决社会公正问题作为任务并在此任务上取得巨大成功的社会经济体制 （如果以幸福公民的数量来衡量某种社会制度的成功与否，那么至少在俄罗斯300年的整个历史中，苏联历史的最后时期应被列为第一位）。 因此，最好遵循针对旧名称所提出的标准：如果这些名称是赋予新的历史事件、城市、街道等的，而非更名，且不废除历史上已存在的名称，那么就应保持原样，正如它们对已逝的一代人那样珍贵。
更何况，“更名”的发起者手中没有任何新的社会理论来为其要求提供依据。而我们则是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对这类更名提出了合理依据，甚至可以通过立法加以确立。
所选的论述方式不仅使我们能够详细阐述对1917年革命原因的观点，而且尽可能充分地论证了这一观点。 在开篇的“引言”中，我们已向读者说明，我们将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作为社会学说，以此不仅能够阐释我们历史中戏剧性事件的成因，还能据此制定俄罗斯21世纪的国家发展纲领。 上文阐述了对“国家”这一概念本身的见解，阐明了国家在管理社会时，相对于立国民族及政治民族全体公民所承担的服务性角色。 结论是，我们历史充满戏剧性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根据其客观使命应做之事，与其自彼得大帝那场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以来近300年来在俄罗斯实际所做之事之间，存在着矛盾或不一致。 同时代人对其所处时代的见证，往往以一种极其不讨人喜欢的形式向我们揭示真相，而我们通常尚未做好接受这一真相的准备。 由亲西方上层阶级的第二梯队组成的临时政府，既无力也无法遏制那股针对掌权的“俄罗斯欧洲人”而爆发的俄罗斯反抗浪潮。 国家权力被移交给了布尔什维克，而今天我们必须坦率地承认，人民接受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最终成为了唯一提出维护俄罗斯领土完整方案，并提出了解决过去200年来人民与国家权力之间积怨与仇恨之道的政治力量。 正是关于这种革命前社会的状况，新殉道者和基督教信仰的捍卫者们为我们留下了见证。然而，这本是俄罗斯社会中唯一配得上“俄罗斯民族精英”称号的群体，但遗憾的是，他们全部都仅集中于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
11.8.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1918–1922年内战：布尔什维克获胜的原因 。
十月革命的根源首先在于那长达200年的时期：上层阶级放弃了俄罗斯的自主发展，转而支持基于引进西方价值观的历史运动，支持俄罗斯融入欧洲政治体系。 但也有其特殊性。二月革命的结果是，上层贵族和大公阶层让位于受过教育的社会另一部分——部分来自同一贵族阶层但头衔不显赫者，更多则来自所谓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乎整个时期 都呈现出临时政府与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并立的局面。最终，高举布尔什维主义旗帜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取得了胜利，他们成功在苏维埃中占据多数席位，并推翻了临时政府。 这两股力量均诞生于革命前夕，并非具有鲜明的俄罗斯本土特色，但其中一方掌握着一套源自西方、结构严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意识形态，另一方则仅宣扬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经济自由、言论自由等，却完全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纲领，这最终导致其从冬宫仓皇出逃。
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后掌权的亲欧阶层完全无力治理国家的结果，其根源并非“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 而是由临时政府领导下的俄罗斯欧洲派完全无力将俄罗斯带回符合俄罗斯立国民族利益的自主发展道路所致。唯有以此为目标的国家发展纲领，才能避免内战的发生。
众所周知，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革命本应发生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者说在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中，但事实并非如此。 而它却在俄罗斯爆发了，这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对于列宁来说，二月革命完全出乎意料。原因显而易见：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发展性质中推导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170] ，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通过庞大的工业企业实现劳动的社会化， 其结果是工人阶级人数的增长（单个企业可达数万人），该阶级在特定阶段将不再需要资本家，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自主管理企业。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逻辑是一种典型的谬误，源于对某个特定特征的孤立提取，并由此推导出无法成立的概括性结论。
唯有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才能对“1917年革命动荡的根源何在”这一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因为它准确界定了历史运动的真正主体：即立国民族。 引发革命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而是国家200年来亲西方的政策与俄罗斯立国民族的“人民原则”要求之间的矛盾。 正是这一矛盾具有对立性，正是这一矛盾被俄罗斯精神精英中的杰出代表、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未来新殉道者和捍卫者所洞察，并留下了重要的 见证：既包括他们对革命前俄罗斯局势的评估，也包括对革命不可避免性的预言[171] 。
1918至1920年的内战要求俄罗斯人民调动巨大的内在力量，以便在直觉层面上认识到，他们对哪股势力的支持能为俄罗斯提供维护国家主权的历史性机遇。 夺取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并非偶然出现，而是生长于崇尚西方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该群体渴望革命，却鄙视一切俄罗斯传统。 但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相较于其他众多政党有一个优势：他们依托一套表面上严谨的社会发展理论，该理论声称能够解释历史运动[172] ， 这一理论已在欧洲实际的共产主义运动（以社会民主主义形式）中得到验证，且在俄罗斯本土拥有由普列汉诺夫（在他之前是民粹派，但侧重于乡村）开创的相当长久的宣传历史，以及1905年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主义学说建立在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概念之上，唯独强调平民阶层的统治理念：即建立无阶级社会，这一理念被普通民众理解为没有统治阶级的统治，且这种统治已呈现出欧化的面貌。 在俄罗斯，统治阶级被大多数民众——农民和工人——视为外来占领者，他们将西方的秩序强加于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 正是这种在平民与欧化的上层阶级之间形成的敌意与仇恨氛围，被俄罗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包装成劳资矛盾[173] 。产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确实曾在工业革命时期存在——当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被集中到实行12小时工作制的工厂中——但即便在西方文明国家，这种矛盾也未能导致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 20世纪仅发生过三次此类尝试：1919年和1923年的德国，以及1919年的匈牙利。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因为与俄罗斯不同，在这些国家，本国的民族精英为了维护其立国民族的利益，采取了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行动。 更重要的是，1917年后这些革命发生的时间节点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这些革命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是因为俄罗斯革命已经发生——该革命的根本原因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联，但在欧洲却被视作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无产阶级革命。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1917年10月的事件及随后的内战，是俄罗斯人民针对本国上层阶级实施的欧洲式“文化占领”[174] 所进行的人民解放战争——在缺乏能够直接代表俄罗斯立国民族利益、领导这一进程的本土精英的情况下，这场战争在来自欧洲的政治风潮影响下，采取了阶级斗争的形式。如果当时存在这样的精英，革命的口号将会截然不同：“召开全俄缙绅会议并选举沙皇！”， “把俄罗斯的欧洲派赶下台！”，“土地归农民！”，“一切权力归全俄缙绅会议！”，“别碰农民公社！”，“工厂和作坊归国家及工人合作社所有！”等等。
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让我们得以在最早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中看到一种独特的民间创造力，这种创造力致力于构建地方自治体系，因为其核心理念正是“无官僚的权力”以及“普通民众的直接权力”。 众所周知，最早的苏维埃于1905年春季自发、独特地作为企业罢工协调机构而涌现。苏维埃权力理念在民众中产生的机制是自然而然的。 在大城市的生活、在拥有5至10万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中工作，以及各种困难——所有这些自然而然地导致了经济罢工和抗议活动；而当这些诉求未得到满足时，人们便迈出了向政治形式转变的一步，即寻求将权力移交给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民社会”。 苏维埃作为人民自主创造的产物而诞生这一事实，毫无疑问。这是人民自身的直接权力，这是我们俄罗斯特有的现象——由人民自身行使国家权力，而无需精神上已经破产的上层阶级： 从最初起步，苏维埃不仅负责解决罢工者的物资供应问题，还致力于维护秩序，组建了人民民兵，甚至建立了法庭。随后，各政党发动了猛烈攻势，企图夺取苏维埃的权力。 最终，苏维埃政权被布尔什维克夺取，但这绝非一蹴而就。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政权归苏维埃！”等口号，最能引起民众的共鸣。 在以农民为主的国家里，唯有呼吁召开全俄缙绅会议以选出“农民沙皇”，以及推行“黑色土地再分配”的理念——即上述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口号——才能与之抗衡。
内战后续事态充分暴露了上层阶级对正在展开的历史事件的完全不适应。白军运动实际上并非君主主义的[175] 。白军运动的领导人中无人提出君主主义主张 ，哪怕只是以恢复被绝对主义者推翻的君主制为形式，更不用说恢复以地方自治会和教会为支柱的莫斯科时期的“人民君主制”了。 这使得十月革命的主要组织者托洛茨基得以断言：“倘若白卫军当时想到抛弃‘富农（编者注：应读作‘农民’）沙皇’这一口号，我们连两周都撑不下去”[176] 。
然而，在俄罗斯历史上，恢复君主制的先例其实并不遥远——那就是1613年的全俄缙绅会议。如今想来实在令人惊讶，当时为何未能察觉到“通过全俄缙绅会议推举农民沙皇！”、 “土地归农民！”，竟未能被察觉。这再次证明，组织抵抗苏维埃政权的高层阶级的第二梯队[177] ，是西化的、欧化的、对人民而言是异类的，而人民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 邓尼金军队所高举的关于制宪会议和宪法的口号，对人民来说既难以理解又毫无必要，这些口号反映了上层阶级希望参与执政的利益（正如昔日的贵族们所渴望的那样）。 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导致国内缺乏具有民族特色的精英阶层，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根本没有一个像样的历史对手。 不仅如此：天意恰恰允许布尔什维克暂时取代民族精英的地位，以完成首要任务：在历史疆界内保全俄罗斯并确保其政治独立。 共产主义精英完成了这一任务，特别是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后，但未能成为真正的民族精英，未能放弃建设人间天堂的理念——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未能摆脱这种“乌托邦式欧化”的形式， 死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直至完全丧失国家治理思维与管理能力，这一状况 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党内精英中便显露无遗，这成为其丧失权力并导致国家陷入1990年代混乱的主要原因。
如今若将二月革命及其对俄罗斯而言理所当然的后果 ——即十月革命，并声称它们是英德阴谋的结果，这意味着故意掩盖这场革命的真正原因，对民族历史采取一种简化的态度，主张仅仅通过外部阴谋就能彻底颠覆整个国家的命运。 这种观点彻底扼杀了俄罗斯未来复兴的可能性。 1917年的两次革命都是不可避免的，且被天意所允许，作为对上层阶级文化背叛的惩罚——这些阶层披上了欧洲的外衣，变成了“俄罗斯的欧洲人”，并因此将俄罗斯的治理置于日耳曼-罗曼文明的利益之下，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利益。
11.9. 神意在1917年事件中的作用。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的第四个动员时期。
以基督教宇宙观（关于民族创造的启示）为方法论基础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得以在1917年的事件中看到上帝天意的积极作用。 如果K.S.阿克萨科夫将俄罗斯民族的历史称为“生平”，那么这意味着，只有当人们能够甚至在看似悲剧的事件中看到神意的运作时，才能真正理解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神旨派遣布尔什维克，是为了使国家摆脱那些崇尚欧化的上层阶级——这些人通过彻底移植“西方民族原则”，正将国家引向灭亡，进而导致作为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沦为民族志研究对象，甚至连文明阶段都未能达到。
我们所处的境况，与斯拉夫民族和希腊人在奥斯曼枷锁下的处境如出一辙： 土耳其人无意间将这些民族的文化与信仰从日耳曼-罗曼式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布尔什维克则将俄罗斯从最终的欧洲文化（进而物理）同化中拯救出来[178] ，这种同化正是通过借鉴欧洲生活的实际模式而进行的。 无神论者或许会将这些事件视为“命运”或“偶然”的安排，但即便如此，仅凭常识，他们也无法否认这些结论。我们在此阐述的核心观点在于，必须将1917年的革命事件视为有利于维护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事件，同时也是为俄罗斯提供了重返历史发展轨道之契机的事件——该轨道基于俄罗斯立国民族独特本源的要求，即完成国家-文明阶段的所有任务。 这种基于文明论历史哲学对1917年事件的评价，源于布尔什维克道路的别无选择性已然显而易见这一事实——通过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将俄罗斯从欧洲文化对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正是这种奴役使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加速走向灭亡。这种别无选择的必然性在今天已显而易见，因为革命后的历史让那个时期的所有推动力量都有机会充分展现自己，在实践中揭示其真正的目标、任务及实现手段（俄文明学11.4； 11.5）。其中未出现任何纯粹的俄罗斯力量[179] ，类似于曾在坦博夫起义（1920–1921年）期间——尽管表现为俄罗斯起义的形式——出现的势力，而在此之前，该势力曾在内战中以马赫诺“巴特卡”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形式显现，并得到“农民”的支持。 在这两种情况下，起义的农民都没有来自民族精英阶层的领导者，原因正是该阶层的缺失，因此注定要失败。
布尔什维克上台后被迫解决的那些问题，早在1860–1870年俄罗斯历史进入“国家—文明”阶段之初就已摆在面前。正是这些问题在近半个世纪里始终未获解决，才导致了这两场革命。 这些任务在20世纪中叶总体上由苏联政权解决了（当然，是通过源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进革命手段，这也为世纪末的新危机埋下了伏笔）。因此，这一百年时期客观上构成一个阶段：国家-文明阶段。 由文明论历史哲学所确立的自然历史分期是客观的， 因为它反映了在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内部发展逻辑中客观发生的事件。 ——俄罗斯作为立国民族——对其历史生命而言（如同任何其他民族一样），关键不在于其国家体制的形式，而在于其民族健康状况及其所创建的政治民族的健康状况。 这种健康状况的优劣，取决于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首先是在国家建设及公民社会机构建设方面）中，既能保障独特创造力自由发挥的条件，又能满足主要由捍卫政治独立这一任务所决定的非自由条件之间的和谐平衡。 从这一角度看，从19世纪下半叶初至20世纪下半叶初的这一百年间，无疑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
在1762年之前，上流社会可能尚未完全受到欧洲腐朽风气的侵蚀，至少部分原因在于贵族有服兵役的义务。 这为俄罗斯重回自主发展之路创造了理论上的可能性——只要彼得三世在1762年具备足够的意志和智慧，颁布一份不仅赋予贵族，也赋予农民自由的《自由宣言》，而这只有在贵族自身支持此类改革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但鉴于彼得三世沦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从彼得一世逝世直至亚历山大一世时期，宫廷阴谋与政变几乎已成为最高权力更迭的新常态）， 最明智的决定本应是“按兵不动”，静待新的历史时机，届时便可同时将贵族和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毫无疑问，要求贵族 （而且还是“自费”的，更准确地说，是依靠赐予他们的带有农民的庄园）不会助长那种在100年间发生在地主身上的腐化，当时被纳入他们财产的农民已被变成“白人黑奴”。
对于斯大林1945年至1953年的最后执政时期，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直至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同样可以作出类似推测，但可以更明确地断言： 这些时期的最高权力本身如此强大且不受外部威胁影响，完全有能力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方向转向回归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中的本源。 毕竟，这正是当时形成的客观条件所要求的：全面解决克服俄罗斯民族分裂的任务，并在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实现突破。 当时只需对“苏联式”民族认同进行“微调”以回归俄罗斯本色，并过渡到多结构经济，同时在构成体系核心的行业中保留国家社会主义。
但这绝不能用于形容1917年和1985年，当时上层阶级的腐化[180] 已到了极点——他们丧失了国家思维的能力[181] ， 不仅丧失了洞察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能力，甚至连自身人身安全利益也视而不见；更丧失了感知自身命运与所统治的国家及民族命运相互依存的能力。
不仅将“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述应用于那个时代，而且基于这些论述对俄罗斯近代史的评价，都让我们得以看到对百年前事件的这种具体评估。 肉眼可见，1991年的俄罗斯回归了革命前俄罗斯的“理想”：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遵循着借鉴西方文明成就的原则来安排生活，将革命前西化派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付诸实践。 社会和当局本身越来越意识到这种借鉴带来的负面后果。关于探索自身历史发展道路的理念正在被积极讨论。如果无法找到这样的道路并获得社会和国家的接受，人们对俄罗斯未来的忧虑感正在加剧。下面我们将对当前这一时期进行详细评估。
1917年十月革命的结果是，俄罗斯摆脱了那些“俄罗斯欧洲人”的控制。这些人曾基于西方文明中异质的“民族原则”这一历史产物，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宗教领域——组织了俄罗斯立国民族的历史运动。 这个立国民族不再支持以西方君主制形式存在的国家，也不支持临时政府的形式。 人民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提出了符合人民愿望的方案，而且还成功掌握了新建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权形式——苏维埃政权，该政权迅速发展到全国范围，其形态类似于具有民族特色的“全俄缙绅会议”。 但与之相比，它甚至具有这样的优势：它自然地生长于 地方自治体系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一名称取代了最初指代工人、农民、士兵及其他代表们的名称）。
在历史上，天意（上帝的意志）无法直接以奇迹般的方式发挥作用，而只能借助人们自由意志所形成的现实来实现；上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干涉这种自由意志，因为人拥有自由意志，才使其成为“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现实情况是，统治阶层因彻底腐朽而无法继续统治俄罗斯，而新的政治力量是在此前由那些同样腐朽的统治阶层推行“欧化”的背景下形成的。 一种能够拯救国家免于流血内战、并使俄罗斯重回自主发展道路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势力，根本无处可寻。 而假设这种力量奇迹般地出现了，那么所有政治势力——无论是旧势力还是新势力——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它，因为它们纲领的主要差异并未超出欧洲思想变体的范畴。 一部分人主张在生活各个领域引进西方文明的实践，而另一部分人（布尔什维克）则主张引进理论成果（共产主义乌托邦）。 布尔什维克随后推行的俄罗斯民族去民族化（解构）政策便是最好的证明（该政策人为地将俄罗斯民族分割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同时宣称要将所有人转变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 （实际上，这种人为创造新民族的尝试仅对俄罗斯人造成了戏剧性的影响，导致他们如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分裂民族，并正试图恢复其统一性）。
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得以将苏联时期视为我们历史上的又一次欧洲“嫁接”，只不过此次并非引进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具体形式，而是引进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理念——这一理念同样诞生于西方文明的深处。
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验之所以会发展到这一步，不仅仅是因为俄罗斯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体，在经历了200年的彼得大帝时期及之后的改革后，已不再拥有数量足以组织抵抗的本土精英阶层，因此当时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俄罗斯发展道路。 以社会主义形式呈现的共产主义思想，其经济模式本就包含多元结构，因此并未被民众视为完全陌生的理念。 需重申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集体主义原则对个人主义的压倒性优势，以及不愿将生活建立在无限积累物质财富的原则之上，也不愿建立在极端个人主义原则之上——而推动后者的，恰恰是同样的物质利益。 这正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与西方文明民族精神的根本区别。若将合作制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形式，那么在1917年之前，俄罗斯已是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官方合作社成员约有1500万人。若再加上建筑业中的工社式生产方式，人数将更为庞大。这种现象之所以成为可能，完全归功于俄罗斯人具备集体经营形式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集体经济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俄罗斯人民对货币供应量紧缩的回应——这种紧缩源于国家放弃主权货币体系这一错误政策所导致的后果。
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能够从过去最戏剧化和悲剧性的事件中，看到未来创造性发展的资源，而不抛弃任何历史时期的经验，哪怕是最戏剧化的时期也不例外。 上文运用该理论，我们得以将金帐汗国的贡赋制度视为一种动员形式的“依附关系”，它使民众习惯于在国家形式的社会组织中生活，从而将这一时期评价为我国历史上的积极篇章； 同时也得以在俄罗斯农奴制中看到又一次动员，这种动员有助于国家在捍卫政治独立方面得到加强，并看到这种从属关系最初在欧洲封建主义精神下的有害扭曲（即第二个时期，农民失去了国家司法管辖权，完全落入地主的掌控之中）， 随后又在美式奴隶制的影响下，将农民变成了地主的“会说话的财产”。
在俄罗斯历史的苏联时期，文明论历史哲学让我们得以窥见又一种第四种形式的依赖或公民动员，这种形式有助于维护政治、文化及人文领域的独立，并为历史运动回归俄罗斯立国民族的独特形态创造条件。
对过去的清醒审视让人毫无疑问地认识到：若没有这种苏联式的动员形式，俄罗斯在1941–1945年与德国的第二次战争中必将败北。丹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曾预言了这场战争的必然性。 当时，俄罗斯以欧洲君主制的形态，其上层阶级亲西方，虽与英国和法国结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实际上败给了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的德国。 而苏联赢得了卫国战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是，直到1944年，苏联在战场上独自对抗了统一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德国。 但必须记住，在这场战争中，俄罗斯-苏联并非孤军奋战，而是作为联盟的一员，与美国和英国共同参战，后者从1941年底至1942年初开始向苏联提供实质性的物资援助。 而从1946年直至今日，我们才首次在1000年的历史中面临完全统一的西方文明的对抗。因此，我们所处的这一时期是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
认为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夺取政权，就不会有对德战争，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个国力衰弱的俄罗斯，从战胜德国中获得的利益不会比苏联更多（更何况与布尔什维克毫无关联的临时政府已放弃了领土兼并和战败国赔款的政策）。 英国绝不会允许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移交出去，对此它有着明确的认识：谁先占领伊斯坦布尔，海峡就归谁所有。 为贯彻这一政策，英国于1915年2月发动了达达尼尔海峡作战，甚至未曾通知其所谓的盟友俄罗斯。 关于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强硬立场的另一项间接证据，来自丘吉尔本人的行为：他竭尽全力推动通过入侵巴尔干半岛而非法国来开辟第二战场，因为他深知苏联势力增强的危险——当时苏联完全有可能解决控制海峡和 君士坦丁堡。正因为美国——其政治精英当时远未考虑得如此深远，而是将尽早结束战争作为首要任务——入侵才于1944年6月6日从诺曼底开始。
丹尼列夫斯基曾警告，西方文明将联合起来，并致力于摧毁俄罗斯。唯有团结的斯拉夫民族才能对抗联合的西方。为此，俄罗斯本应退出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并实施团结斯拉夫各国的政策。 正是由于未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才迫使俄罗斯立国民族以及隶属于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的所有民族代表，在苏联第四次动员期间超负荷地投入力量，更进一步说，这正是该时期历史必然性的根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时期的俄罗斯解决了其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由所有本应加入“全斯拉夫联盟”的国家组成的经济互助委员会（SEV）和华沙条约组织应运而生，而丹尼列夫斯基曾论证过该联盟的必要性。 唯独希腊未加入，但这仅仅是因为斯大林不愿如此，而发起起义的希腊共产党人本身却渴望加入这一新的政治体系。 正是在苏联时期，俄罗斯彻底解决了对其独特发展最为紧迫的任务：脱离了西方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体系，尽管该体系是基于从其自身科学领域引进的意识形态而构建的。
到1917年，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在“文明型国家”的框架下，为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旧政权不愿实现其政治统一，因为欧洲的利益对它来说比自身的利益更重要）推动历史运动。 若无法解决独自对抗联合西方的能力这一课题，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丧失政治自主权，即走向灭亡。当今西方对我们已毫不掩饰的攻击，难道不是这些结论的又一佐证，甚至是最有力的证明吗？西方只想要一件事——我们的灭亡。
我们时常会遇到试图将整个苏联时期从我们的历史中抹去的企图。这是错误的。文明论历史哲学让我们看到，我们历史的这一时期也是俄罗斯人民——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如果我们从对“民族根基”有利或有害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事件，就会发现，在苏联时期，俄罗斯民族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其“民族根基”挺过来的（尽管作为民族生活宗教领域基础的东正教几乎完全被无神论所取代）， 而这些原则的教育内涵，得益于俄罗斯民族千年的文化历史活动，至此已融入了稳固的历史本能。
正是凭借这种历史本能，俄罗斯人民支持了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预见到，从历史长河来看，布尔什维克给俄罗斯人民带来的危害，比推行西方自由民主改革的临时 及其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改革所带来的危害更小。 正是凭借这种历史本能，俄罗斯人民在1941年才得以认清德国法西斯主义是其世仇，并支持了苏联政权——尽管该政权此前20年间一直推行摧毁教会及包括神职人员在内的整个阶层的政策。 如果我们愿意透过苏联时期披在“俄罗斯民族根基”身上的马克思主义外衣，去观察其成果（这些成果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相当可观），而不是效仿那些最初抛弃了罗斯-俄罗斯整个革命前历史时期、并向社会强加“ “我们皆源于十月革命”。
1950年代之前的苏联时期是动员性依赖的必要第四种形式，或许是[182] 历史上最为严酷的一种，但它恰恰契合了当时的历史任务——这些任务既涉及必须应对西方为彻底解决东方问题而发起的侵略， 以及克服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两个敌对民族的任务，还有在社会经济领域实现进步（这是世界文明史上首次）的任务。
无论人们怎么说，正是得益于“苏联式国家劳役制度”——整个民族都被纳入其中——才得以基于新的苏联式身份认同迅速克服俄罗斯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凭借这一制度，从“底层的无党派阶层”到“上层的党内阶层”，整个民族都被纳入了国家劳役体系，该国的所有公民——国家才得以完成工业和军事建设的所有动员任务，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胜，并在冷战中挺住。正是由于动员了生活的各个领域，才成功建立了核盾牌，阻止了美国对苏联发动核打击。 因此，应将苏联时期视为一种必然的[183] ，即“天命所归”的时期，“因为在总体和主要轮廓上，历史的构成并非取决于人的意志，尽管人被赋予了在其上编织图案的权利”（《俄欧》2:30）。
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正是用形而上学的视角解释历史事件之合理性的鲜明例证：在西方文化嫁接到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这一看似绝境的局面下——这种嫁接改变了该有机体头部的意识， 民族有机体通过倚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上台，找到了暂时的出路，应对了所有外部威胁，并为自身的全面康复创造了条件。 今天，我们清晰地看到两个可能实现这种康复的时期：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到1970年代初，以及当下——这得益于俄罗斯在2022年2月24日对西方的回应。 （文明论历史哲学并不排斥形而上学的视角）。
还可以提出另一个论据来支持对苏联时期的积极评价。让我们进行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彼得以及罗曼诺夫王朝本可以依靠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根基”来解决当时的问题：仅从欧洲借鉴科学技术成果，建立一种正确且具有民族特色的公民对国家的依附形式（在此形式下，“国家” 贵族与农民对国家同样忠诚，且所有人都仅受国家司法管辖）——在那个需要这种形式的阶段，并适时废除这种动员形式，保留地方自治并为其发展创造条件； 不仅不会阻碍俄罗斯议会制特有形式——全俄缙绅会议（Zemsky Sobor）的发展，反而会促进其发展，通过在最高权力层面设立常设的全俄缙绅会议机构，并在地方层面建立相应机构，从而培养民族精英； 不仅不会废除宗主教制度，反而会为教会共议生活以及教会自然参与国家建设创造条件（这种参与仅限于国家无力或仅起次要作用的领域，例如： 在向国内各民族传播基督教教育、在更深入地吸收古代教会精神遗产方面；在纯粹世俗领域，独特的“哀悼权”不仅能在沙皇-牧首层面，也能在地方世俗和宗教权力层面找到恰当的形式，等等）； 在经济领域，工业革命无论在时间还是规模上都不会落后于英国；在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下，本可避免教会分裂；在外交政策上，罗斯-俄罗斯不会加入欧洲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从而避免为欧洲各强国的利益卷入无数战争 （毫无疑问，欧洲的政治版图将会截然不同：没有俄罗斯的帮助，德国人恐怕难以实现统一），并且至少会重新统一其所有历史疆域，而建立“全斯拉夫联盟”的构想极有可能得以实现； 俄罗斯人民不会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而将构成一个拥有独特统一文化的整体，从底层民众到上层阶层皆然，人们将身着相同的民族服饰，仅因个人收入不同而体现在面料价格与装饰细节上； 由于公民受教育程度高，各领域都会涌现出众多民族精英，他们将深入高学历阶层的核心，在民族贵族中不断扩展并完全融入其中，等等； 由尼古拉一世时期教育部长乌瓦罗夫伯爵提出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东正教—君主专制—民族性”三元组，将在实践中体现其真正的含义： “以牧首和主教会议为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人民君主制——地方自治会及地方自治会议”。
由此引发一个问题——倘若在这样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发动革命，摧毁了人民专制、民族精英、地方自治机构以及东正教信仰，他们在历史上将被如何评价？毫无疑问，他们理应被视为给俄罗斯造成不可挽回损害的负面历史人物。 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上述俄罗斯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即未转向“欧化”道路的情境下，布尔什维克不仅无法发动革命，甚至根本不会在俄罗斯出现，因为那时便不会有“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 ——这个各类革命分子的温床；因为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将如同其他文明那样，由成熟的民族精英阶层，以斯拉夫派和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精神（但并非完全照搬） 因为根本不会有催生此类天才的社会需求——整个受过教育的社会都会致力于民族意识形态的建设，甚至难以跟上民族独创性创造的步伐）。更不用说，1917年上演的那一幕——上层阶级为使沙皇退位而策划的阴谋 ，以及沙皇自身的退位，在牢固依托于教会和地方自治会的“人民君主制”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乌瓦罗夫提出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形态三要素（东正教——专制——民族性）在1860年代之前 实际上表现为“由沙皇领导、受圣公会和首席检察官管辖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绝对君主制——以美国奴隶制形式存在的农奴制，并彻底废除地方自治”。到1917年， 这一民族意识形态公式的前两部分保持原样，而第三部分在实践中并未转化为地方自治会和全俄缙绅会议，而是与前两部分的内容相呼应，转变为“国家杜马和政党”，在民族意识形态中完全没有给“民族性”留下一席之地。 显然，乌瓦罗夫的意识形态三元组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愿景，与实践中因200年来将西方价值观强加于俄罗斯民族机体而形成的、完全人为的意识形态根本不相符。 无论怎么说，这里都离不开与活体生物的类比，更何况丹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被恰当地称为“有机历史哲学”。 众所周知，某些动物杂交后，其杂种无法繁衍后代（公马与母驴所生的骡子；公驴与母马所生的骡子），植物杂种亦是如此，这一点每个业余园艺爱好者都深有体会。杂交生物注定会绝迹，无法延续后代。 难道1917年西方式的绝对君主制之所以覆灭，不正是因为从所有迹象来看，它本就是两种异质文化杂交结合的产物吗？[184]
文明论历史哲学使我们能够客观地评价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历史，既看到其积极成就，也看到其失败——这些失败同样源于西方文化原则的移植，只不过这次是在社会发展理论领域。一切都已发生，且如其所是。 革命这一事实以及我们历史上长达70年的苏联时期确实存在，我们应当从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史学哲学视角出发，仔细研究这一时期：我们应当尝试在从西方引进的共产主义历史运动形式的外衣之下，发掘出俄罗斯在所有文化活动领域中独具特色的运动形式。 正是文明论历史哲学让我们能够采取这样的行动，而不是像今天东正教爱国阵营的公共人物经常试图做的那样，将苏联时期从我们的过去中剔除——这非常类似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本质：在评价过去时只使用黑白两色，看不到中间色调； 在此过程中，苏联时期被涂成黑色，而帝国时期则被涂成白色。
11.10. 1917年恢复宗主教制度——俄罗斯复兴的开端。国家对教会的迫害。
我们往往忽略，宗主教制度的恢复发生在十月革命后不到一个月。彼得一世废除了宗主教制度，此后罗曼诺夫王朝的历代君主均未予以恢复。 当时，随着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绝对君主制本身崩溃，在神的旨意下，教会自行恢复了这一制度。 因此，我们应当将1917年视为俄罗斯国家重建之年，因为这一年恢复了俄罗斯东正教会的正确教会治理形式——而该教会正是缔造俄罗斯国家的最重要历史力量。
以下是圣殉道者伊拉里昂·特罗伊茨基于1917年就此问题所写的文字，他在1917–1918年全俄教会大公会议上恢复宗主教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杰出作用： “岁月流逝；在国家生活条件（自1905年革命以来）发生若干变化的背景下，东正教会的处境变得难以忍受。 教会生活日益陷入混乱。就连与东正教毫无瓜葛的人，也为其命运深感痛心。在古老的东正教圣城莫斯科，分裂派的会议畅通无阻地召开，浸信会的集会也如火如荼地进行。而对东正教会而言，那段顺遂的岁月却迟迟未至。 那依据彼得大帝理想建立的沙皇专制，始终敌视俄罗斯民族教会的自主权，并在此问题上——尽管这将导致自身的灭亡——始终坚持到底。 唯有发生一场自发的政变，推翻沙皇宝座本身，东正教会才迎来了召开大公会议的良机——这是它被剥夺了二百三十五年的权利。 统治王朝对东正教会的态度，堪称忘恩负义的历史例证。三百年前，教会曾要求建立本民族王朝，并拒绝异教王朝。俄罗斯教会的主教、至圣的耶尔莫根大牧首，正是为了本民族王朝的理念而殉道。 而这个王朝很快便变得与俄罗斯人民格格不入，废除了宗主教制度，打击了俄罗斯教会的牧者，剥夺了四散的羊群团聚的机会，从而使教会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俄罗斯历史的圣彼得堡时期以可怕的耻辱和沉重的全民灾难告终”[185] 。
俄罗斯东正教会全俄教会大公会议的决议及后续事件，使我们得以进一步证实这一论断：截至1917年，俄罗斯人民根本不具备自己的民族精英阶层。 事实上，俄罗斯民族的几乎所有精英都集中在教会等级制度、神职人员和教徒之中，他们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恢复宗主教制度和主教会议式的教会生活。
这一民族的精神精英于1917年8月 在莫斯科召开俄罗斯东正教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并经过两个半月艰难的辩论，恢复了彼得一世破坏的牧首制度，即结束了俄罗斯教会所谓的“主教会议时期”——当时教会是由国家官员（总检察长）和主教会议来管理的。 这一历史事件发生在布尔什维克掌权后不久。丹尼列夫斯基有力地证明，历史事件中的同步性是神意参与历史的证据（以君士坦丁堡陷落、印刷术的发明和美洲的发现为例）。 俄罗斯亦是如此：十月革命开辟了消除俄罗斯民族分裂的道路，其基础是“临时”的苏联式身份认同。而 恢复了牧首制度和教会生活共议原则的本土主教会议，则为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基于自身传统原则的未来复兴开辟了道路。 无神论国家对教会长达数年的迫害，对俄罗斯人民而言成为了一场精神考验，他们以荣誉通过了这一考验，涌现出数量可与古代教会殉道者相媲美的新殉道者。 与此同时，天意安排使得俄罗斯人民拥有了关于迫害的研究、新殉道者的生平事迹、精神遗产，以及殉道者和信徒的封圣，这也为通过复兴教会作为国家与民族建设者的作用来实现俄罗斯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文化生活的宗教领域，俄罗斯人民得以利用革命，并通过全俄教会大公会议这一机构，恢复了正确的教会管理。这是由人民的精神精英所实现的。 而在人民生活的其他领域占据民族精英地位的上层阶级，却未能利用二月革命后的自由，反而因失言而将权力拱手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正是这种对1917年10月事件的乐观视角，使我们能够为制定当今的计划找到坚实的基础：1917年11月18日，即大牧首当选之日，我们应当将其视为俄罗斯国家性在人民四大文化活动领域之一——即宗教领域——复兴的开端。 而了解教会在俄罗斯历史中的作用，应当使我们充满乐观。
反神的政权已无力阻止宗主教制度的复兴。众所周知，在提霍恩宗主教逝世后，彼得（波良斯基）大主教成为宗主教宝座的代理者，其副手则是谢尔盖（斯特拉戈罗德斯基）大主教。 1943年，在战争形势的压力下，国家当局批准召开主教会议，会议选举大主教谢尔盖为牧首，自此，牧首的更替便始终遵循正统的规范程序。 1917年俄罗斯人民在宗教生活领域取得的胜利，成为其在1920至1940年代无神论政权迫害教会期间坚定持守信仰的基础，并在1980年代教会复兴成为可能时结出了硕果。 这场迫害的规模堪比早期基督教时代的迫害，既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精神贫瘠的程度（他们不再是信仰的捍卫者，其历史从某个时期起也不再是圣徒传记），同时也彰显了上帝对他们的无限之爱。
必须经历一场分道扬镳：信仰薄弱者离开了教会，心中仍存信仰者则留在了教会，而殉道者与信徒便从他们之中脱颖而出。 如今已有超过1500位殉道者和信仰捍卫者被册封为圣人。正是他们的生平事迹与祈祷，如今成为了俄罗斯民族复兴的源泉。俄罗斯民族以纯粹的基督教方式回应了迫害：被枪决和逮捕的神父们，被新按立的神父们所取代。 在1937年的人口普查中，大多数受访的俄罗斯人登记为东正教徒。而当国家要求教会提供所谓“二十人名单”以登记教区时，超过50万名基督徒提供了自己的护照信息，毫不畏惧遭受镇压。 当然，在苏联统治的岁月里，信徒和教会人员的数量急剧减少。国家成功地在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进行了替代：对天国之父的信仰——这种信仰并未免除建设尘世家园的责任——被关于建设人间天堂的学说所取代——即“共产主义”。这一学说终究未能成为全体人民的新信仰，在他们的宗教生活中形成了一片真空，这也成为了苏联体制崩溃的原因之一。 那极少数能够坚守信仰的人民，也使教会得以在稳固且规范的正统管理下得以保存，这便成为1980年代末人民教会生活复兴以及俄罗斯民族整个宗教生活回归自然轨道的基石。
如今，教会通过研究1000多份殉道者和坚信者的生平传记，成功重构了迫害史，借此我们可以审视从19世纪末至1960年代初的俄罗斯历史。 并看到，新殉道者对革命前时期的评价，完全符合丹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发展的负面预言——即如果俄罗斯不脱离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且未能治愈“欧化”的病症，其命运将如何。
毫无疑问，苏联当局对教会的迫害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教会并未对国家进行任何抵抗。更重要的是，从审讯记录中可以看出，许多神父认同布尔什维克关于社会经济体制的某些观点，例如在集体土地使用领域。 但从迫害的激烈程度来看，我们可以判断无神论在革命前的俄罗斯不仅在知识分子中，而且在普通民众中（早在1918年，就已从普通民众中涌现出惩罚队，未经审判和调查就杀害主教、神父和教徒）的蔓延程度。
1945年之后，随着斯大林那篇向俄罗斯人民致谢的著名演讲，本应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予教会完全的自由，也不应剥夺全体俄罗斯人民（以及其他信奉传统宗教的民族）在宗教生活领域中的完全自由。 但当国家面对德国占领区教堂大规模重开的局面时，又开始关闭教堂，只不过不再像20年代那样采取直接没收的方式，而是打着归还原所有者（集体农庄、各类国家机构）的幌子。 斯大林那篇向俄罗斯人民致谢的演讲，最终不过是空话，并未以允许自由开展宗教活动这一形式的相应“回报”来兑现。 斯大林完全重蹈了尼古拉二世的覆辙——后者在国家管理教会事务长达两百年后，仍未敢恢复教会的自由生存权（恢复宗主教制度意味着重启已停滞两百余年的全俄教会大公会议、教区及堂区集会等教会共议生活）。 自1980年代末教会获得自由后开始的俄罗斯人民回归教会进程，其成效不言而喻。倘若教会早在1945年便获得此等自由，那么包括党务工作者在内的所有社会群体，都将逐步开启回归教会的进程。 1961年苏共纲领曾向人民承诺，到1980年将“赶走最后一位神父”，这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等等。 我们本会拥有如今因宗教生活自由而正在进行的（尽管极其缓慢）培养民族精英的过程，并且1960年代“科西金改革”的道路——确切地说，正是中国共产党员所成功实施的那种改革——也将被打开。
11.11. 1918–1921年的军事共产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首次尝试
要认识到“人民文明之源”的俄罗斯文化抵抗运动确系该国政治生活中的事实，就必须仔细 审视所谓的“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即1918–1919年。认为军事共产主义是由内战任务所引发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布尔什维克推行这种社会经济体制的首要动机，是他们渴望“在此刻”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在经济层面，战争共产主义意味着取消贸易、市场、竞争和货币。 曾尝试通过专门的易货仓库，组织农产品与工业制品的直接交换。直到这一政策彻底失败后，这一时期才被宣布为因内战任务而采取的“被迫的军事共产主义”。
如果说在这个领域还存在争议，即究竟什么才是首要的，那么国家在规范家庭关系方面的举措则毫无疑问地表明，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既沉醉于这场在很大程度上出乎意料的胜利，也沉醉于即将实现的宏伟成就。 国家开始推行破坏传统家庭、将父母职能社会化、推行性关系自由的政策。这是共产主义建设理论的要求，而该理论中的辩证部分却被完全忽视了。 西方社会直到今天才在实践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但这些任务早在17至19世纪就已由欧洲社会理论提出，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皆是如此！[186] 俄国社会通过布尔什维克将其照搬过来，并试图立即付诸实践。 结果失败了！俄罗斯人民不予支持。只得退让。在认识到“世界革命”理念的失败，并确立了在单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后，国家甚至完全回归到支持传统家庭制度的立场上。俄罗斯的“人民原则”在此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苏联俄罗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灾难中走出来，是通过恢复市场关系——即新经济政策（NEP）——实现的，但这仅仅是国家开始将生产资料社会化之前的一段喘息之机。纯粹从假设角度来看，这一新经济政策后的发展阶段本可以成为多结构经济形成阶段。 但在西方模式的绝对君主制历经200年后，随着革命和血腥内战的结束，以及始终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幽灵” （其本质完全是反神的，在于相信能够建立人间天堂），俄罗斯领导层别无选择，只能动员所有人民力量，以备抵御西方文明即将到来的 西方文明新一轮“东进政策”的抵抗。命运暂时将俄罗斯的命运托付给了布尔什维克，作为唯一能够维护历史俄罗斯的完整并捍卫其政治独立的力量。
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那场首次使用化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口径火炮及自动步枪的战争——该国新最高当局对新一轮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毫无疑虑。 苏联领导层在国家历史新第四次动员时期伊始所犯的错误，完全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狂热迷恋——该理论预设了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不同发达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同时爆发的必然性。 资本主义落后的俄罗斯（截至1917年，其经济性质及相应的人口结构仍以农业为主）爆发革命这一事实本身，虽已驳斥了该理论的结论，却未能让布尔什维克清醒过来。 诚然，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引入了所谓的“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发展不均衡法则”，并据此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有可能在少数几个国家甚至仅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 哪怕是工业落后的国家，却未能看清俄罗斯革命的真正原因，而这些原因只有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才能清晰可见。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真诚地相信，西方文明的所有国家乃至全世界向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寄希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局势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垮台，完全按照他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将未来的革命称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他仅将这场未来的革命视为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催化剂。 布尔什维克在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取得了胜利，随后耗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试图在实践中检验能否在欧洲启动革命进程。这一检验最终演变为1920年夺取华沙的任务，以及试图建立波兰苏维埃共和国以期在德国挑起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 以下是《真理报》1920年5月9日第99期刊载的内容：
“向西！向西，工人和农民们！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支持国际革命，争取所有民族的自由！工人革命的战士们！ 将目光投向西方。世界革命的命运正在西方决定。通往世界革命烈火之路，要踏过白波兰的尸骸。我们将用刺刀为劳动人民带来幸福与和平。向西进！向决定性的战斗进发，向震耳欲聋的胜利进发！”
或许，如果能更早地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理论——鉴于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某个单独国家，而且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俄罗斯都取得了胜利——工业化本身本可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年）早几年启动，到1941年 苏联本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但布尔什维克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只能通过试错法来探索如何发展这个落入他们手中的俄罗斯，而马克思主义理论未能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答案。 直到进军华沙的军事失败驱散了“世界革命”这一迷思后，布尔什维克才开始思考个人安全问题，并意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如今已与维护俄罗斯国家主权息息相关。
11.12. 俄罗斯历史运动中“国家—文明”阶段内，苏联时期公民对国家动员依赖的三种形式。
若将俄罗斯历史上的整个苏联时期视为历史上的第四个动员时期，则可从中区分出三种（“子时期”）苏联动员形式，它们依次更替。 第一种形式与农业工业化和集体化、实施七年义务教育以及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抵御西方而大幅扩充高等技术教育密切相关。至少，没有理由认为在维持新经济政策（NEP）的前提下，存在客观条件能够解决这些任务。 更没有理由认为，鉴于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将国家的生存这一实际任务包装成社会主义建设，并广泛运用宣传鼓动手段，甚至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直接向国民发表演说 （丹尼列夫斯基曾特别指出这一“俄罗斯人民的意识形态武器”），而这反过来又激发了群众的“纪律性热情”：即其所有精神与物质力量高度集中的状态，使他们在严峻考验下变得不可战胜，并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气概。
斯大林那句名言准确地概括了20世纪初俄罗斯所处的现状：“我们落后于先进国家50到100年。 我们必须在十年内赶上这50到100年的差距。要么我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我们将被碾压。这就是我们对苏联工人和农民所承担的责任所要求的。”当然， 推测斯大林的真正动机是维护个人权力和保全性命，但我们当前的处境以及对西方对待我们这一历史的评估，都毫无疑问地表明：斯大林所说的“我们将被碾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关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层，更关乎全体俄罗斯人民、整个俄罗斯。 西方在伟大卫国战争和冷战中，以及在今天，都向我们清楚地展示了其“碾碎我们”的意图。
对人民的大规模教育、消除各年龄段人口的文盲现象、实施七年义务教育（1937年已实现）——毫无疑问， 这些都是动员式发展的工具，借助它们纠正了罗曼诺夫时期的错误，而在这一最初的动员时期，苏维埃政权致力于“治愈”从罗曼诺夫王朝继承而来的国家弊病。
伟大卫国战争成为苏联动员（依赖）时期的第二种形式（“子阶段”）；第三种形式（“子阶段”）则是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并建立原子工业，以防止新的战争爆发。
当今历史学家们争论的是：是否可以在保留新经济政策（NEP）、不进行农业集体化、不建立古拉格（GULAG）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即采用更 温和的手段。我们认为，如果仅从苏联时期的事件中寻找答案，这个问题是无法解答的。上文已指出，这一时期本身仅仅是俄罗斯在国家—文明发展阶段初期（自19世纪下半叶起）乃至更早时期所面临任务未解决的必然结果， 在历史运动的国家阶段，当时巩固国家的任务并非基于本国特色，而是在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对其造成的颠覆性影响下进行的。
布尔什维克所处的境况，正是两个世纪以来国家建设中累积的错误所导致的后果。 可以说，在1944–1945年之前，他们只能像那样行动，别无他法。为什么？因为只有在1945年之后，新最高权力才有了机会相对平静地分析过去一个多季度所走过的历史道路。 那个国家在外部环境压迫下运作的历史时期——其中包括围绕发展道路选择而进行的党内斗争——已经结束。国家已积累了自己的治理经验，客观上提出了将这一经验与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进行对照评估的任务。 1944年8月，当红军重返苏联战前边界时，执政的共产党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责任已完全落在斯大林及所有后续国家领导人的肩上。 这一历史时期的特征在于，最高权力机构已能够自主决定内外发展方针，或者用今天的话说——内外政策的议程。执政党已完全成为“掌权者”：在国内政策上，它完全有能力决定该做什么、如何发展。
为了修正其意识形态，必须回答历史提出的问题：为何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在一个单独的国家取得胜利，而且是在一个农业国家取得胜利，而在该国，无产阶级的人数远少于农民阶级？； 随着卫国战争的胜利，显然这场胜利为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可能，这本身就提出了关于革命自身驱动力的问题； 德国为何最终还是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无视两线作战的危险，却将尚未被击溃的英国置于其后方？；为何最高权力代表斯大林不得不在1941年7月以“兄弟姐妹们”的称呼向公民们发表讲话， 而在1945年7月却公开向俄罗斯人民致谢，称其为“苏联的领导力量”，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举杯[187] 并承认自己的错误？；1943年，最高权力机构为何亲自组织 主教会议并提供了选举牧首的机会，即做了一件在235年无主教会议时期的历史中，连罗曼诺夫王朝的任何人都未曾敢做的事？；为何在历经多年对信徒的迫害后，俄罗斯人民仍在被占领区开设了数千座教堂？； 为何波兰无产阶级没有支持进军华沙的红军，反而支持了突然转变为民族主义者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为何德国和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革命未能获胜，而在其他国家甚至连革命都未曾爆发？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站在了苏联一边，不仅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而且从1944年6月起还开辟了第二战场？ 为什么在“盟军”共同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早在1946年就向俄罗斯-苏联宣战，美国甚至开始制定对苏联城市进行核轰炸的计划？诸如此类……
今天，凭借时间的沉淀、积累的历史经验，以及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的理论储备，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
革命在俄罗斯的爆发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历史运动的驱动力是构成国家的民族，而非其组成部分——无论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还是贵族、波雅尔等； 历史运动的繁荣取决于是否存在能够代表立国民族利益的民族精英，这一精英群体能够根据其立国民族—有机体的“民族根基”要求，组织起符合自身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运动； 在俄罗斯，由于在长达200年的历史时期内完全忽视了其立国民族的利益，导致俄罗斯人民不再支持专制的外来君主制这一现象的出现； 在此期间，最高权力不仅未能完成培养民族精英这一主要任务，而且除精神领域外，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将其彻底摧毁，其残余力量也集中于该领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文明国家及受德国化影响的波兰而言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及历史实践的标准来看，该理论是“人为科学体系”的鲜明例证： 欧洲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的关键时刻，完全按照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共产主义理念之上，实际上扮演了民族政党的角色； 西方文明国家未曾经历足以引发革命的精英阶层不可调和的分裂；而在俄罗斯，根本不存在属于本国的民族精英（内战的历史已证明这一点：参战的所有政治力量中，没有一个是俄罗斯的！）； 1917–1945年间俄罗斯历史的全部悲剧性在于，历史运动（天意！）将民族精英的角色交给了布尔什维克——这些世界革命的拥护者，致力于在整个星球上建立“人间天堂”——即共产主义；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受制于长达200年的“欧化”病症，当时已根本不存在其他能够确保国家政治独立的政治力量； 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仅能在俄罗斯发生，正是得益于一种理想的革命局面：不仅统治阶层无法以新方式治理，底层民众也不愿沿袭旧有生活方式（正如法国大革命所展现的那样）， 而且统治阶层在文化上已与构成国家的民族格格不入，因此该民族才追随了布尔什维克——后者宣称自己正是平民百姓的政权，是没有统治阶级的政权； 德国之所以进攻苏联（丹尼列夫斯基早在1869年就预言了这次进攻），正是因为其外交政策服从于“人民原则”的要求 德国作为立国民族，历史上一直致力于以牺牲斯拉夫人的利益为代价，向东扩张其生存空间； 苏联领导层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认为德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陷入两线作战，但这种类比并不准确：1941年6月 德国直接或间接控制了整个欧洲大陆，历史学家严重怀疑希特勒在1940年5月底至6月初故意放任英法远征军撤离，意图与英国达成有利的和平协议； 在欧洲大陆上，德国并未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面临第二战线，因此对征服俄罗斯-苏联的计划是合理的；在此情况下，德国将获得巨大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英国要么与德国缔结和平，要么注定灭亡； 俄罗斯人民在被占领土上不仅重新开放了教堂，而且在国家破坏性压力的消失后，立即恢复了宗教生活领域的自然（历史）秩序（1980年代末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英国和美国支持苏联仅有一个目的：防止德国通过夺取苏联的领土和资源而壮大，否则德国将成为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时的竞争对手； 冷战是借助苏联来削弱德国这一任务的自然结果，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基于其“民族根基”固有的扩张主义，随即倾尽全力摧毁苏联；冷战并未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而结束。 如今西方已意识到，那不过是战役中的胜利，真正的胜利应是俄罗斯联邦的解体——而俄罗斯却出乎意料地重建了经济、军工体系和军队，并以“多极世界秩序”这一新理念登上世界舞台，这对企图称霸世界的美国而言是绝对无法接受的。
大约就是这些答案，针对1917年至1944年间自身历史经验提出的问题 – 45年，新最高权力机构在赢得二战并建立核保护伞后本应给出这些答案。 但布尔什维克在历史上未能胜任这一重任，下文将对此进行阐述；现在让我们回到苏联动员形式三个阶段的主题。
11.12.1. 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动员时期的第一阶段（子阶段）
国家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刚刚结束的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技术落后。无论今天尼古拉二世及其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期的拥趸如何竭力强调1913年那一年所谓的成就，这一切都无法与当时西方文明先进国家的工业化水平相提并论。 这种落后的原因如上所述，在于1762年《贵族自由宣言》颁布后，俄罗斯人民的独特活力被一种西方式的封建制度所束缚，这种制度后来演变为美国的奴隶制。 结果，俄罗斯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了至少100年，直到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才于1890年代才开始。 当西方文明国家已拥有自己的机床制造业时，俄罗斯却只能从原材料行业的现代化起步——生产 铸铁和金属生产（从木炭转向焦煤）、铁轨、石油开采以及纺织业。实际上，到19世纪末，俄罗斯尚不存在本国的机械制造和机床制造，这种落后局面直至俄罗斯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都未能扭转。
俄罗斯技术落后的原因在于废除农奴制晚了100年。但与此同时，必须对维特改革进行评价：这些改革是为了西方的资本利益而进行的，导致俄罗斯在革命前时期因丧失货币流通的调控手段而失去了经济主权。 整个工业部门均受西方公司控制，发展依赖于外部借贷。由于货币供应量持续紧缩，俄罗斯未能充分利用其庞大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这些劳动力主要来自农民阶层，他们不仅具备劳动能力，也渴望工作。 读者可自行查阅谢尔盖·费奥多罗维奇·沙拉波夫的著作，其中《纸币卢布（其理论与实践）》具有特殊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该著作开篇引用了柯尼斯堡商会报告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实质上构成了全书的题词。 该引文指出，阻碍德国在俄（注：指俄罗斯）实现“正常且广泛流通”的障碍，是俄罗斯实行的“不可兑换纸币制度”，因此“为了德国的利益，应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俄罗斯引入金属（黄金——编者注）货币，并消除汇率波动”。 财政部长谢尔盖·尤里耶维奇·维特成为了放弃俄罗斯基于不与黄金含量挂钩的纸币卢布的主权货币政策的推动者。 其同时代人S.F. 沙拉波夫的著作中，对这一政策提出了批评，认为该政策导致经济流通中的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不得不进行外国借款、外债增加等。 正因如此，国家的工业化任务未能完成，自1903年起，与1890年代相比，发展速度开始放缓。 更甚者，将卢布发行与黄金挂钩暴露了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导致俄罗斯不得不向法国借入黄金，这也注定了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法国一边。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重蹈覆辙，将其货币体系与美元挂钩。
俄国在革命前工业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深层原因，应归结于彼得大帝改革的特点。 丹尼列夫斯基虽承认彼得大帝当年为俄罗斯的伟大而从欧洲引进技术是必要的，但他痛心地指出，彼得大帝在政治制度、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引进西方社会的实践形式，却“完全无益地阻碍了自己的事业”（《俄罗斯史》11:4）。 结果，我们在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历史上看到了什么？科学技术与工业领域的停滞与日益加剧的落后。1762年仅为贵族利益而实施的农奴制，扼杀了工业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与此同时，英国却在同一时期开启了工业革命！ 而基于被分配到工厂的农奴劳动的“彼得工业化”，从历史角度看，反而成了发展的阻碍。
例如在冶金业：直到19世纪末，俄罗斯仍以木炭为原料生产铸铁，而西方文明国家早已转用烟煤。彼得大帝去世后，他所谓的“工业企业”大多 已不复存在。 对农奴制的无谓且有害的扭曲，将其扩展至工业领域，反而排斥了工业领域的创新，因为工业发展需要自由的人——无论是工人还是企业家。彼得大帝的改革恰恰摧毁了这一发展的首要条件。国家的自然发展进程因此遭到急剧阻碍。
克里米亚战争为我们提供了这一观点正确的最佳佐证： 帆船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海湾入口处被击沉，而英国舰队早已是蒸汽动力；英法两国使用的是线膛枪（纳希莫夫海军上将正是死于线膛步枪的子弹），而俄军却仍在使用滑膛枪。 欧洲制度体系的引进与强行推行，不仅导致本土发展的停滞，更扼杀了任何形式的发展。上层阶级从国家手中获得了国内绝大多数人口的私有产权，因此对任何发展都毫无兴趣。 国家自身因处处僵化行事，从而剥夺了自身的创造性民众基础。在《关于确保俄罗斯极北地区民众粮食供应的措施》报告（1869年）中，丹尼列夫斯基为我们留下了这一现象的佐证。 在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考察途中，他发现民众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当时仍在生效的18世纪末敕令——这些法令禁止砍伐森林和采集松脂，理由是这些资源对建造军舰至关重要。 当时早已是金属时代，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塞瓦斯托波尔的木制船只早已被淹没，而那些百年前颁布、且从未有过实际意义的政府法令却仍在生效。 必须指出，国家禁止公民自主行事的传统在苏联时期得以延续，并至今仍在成功地付诸实践。由于国家在其臣民生活中扮演了不恰当的角色，俄罗斯的工业革命比英国落后了100年，并由此产生了种种后果。 其开端应追溯至1860年代，当时因废除农奴制晚了一百年，工业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自由劳动力——才得以出现。显然，工业革命的前20至30年是循序渐进的，而自1890年代起 ——则借助外国贷款，并为西方资本进入俄罗斯创造了所有必要条件（其中最关键的是将卢布的发行量和汇率与黄金挂钩，这也是西方工业家们所要求的），从而呈现出更为激烈的态势。 如今日所见，工业革命的滞后及其推进方式阻碍了发达的机械制造和机床制造业的形成。 革命前，工业化热潮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包括黄金开采）、石油开采、冶金业、轻工业以及铁路建设领域。
许多当时的杰出思想家都曾撰文论述国家在领导下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沙皇俄国却走上了伪自由主义的道路，推卸了管理经济的责任。 唯有在苏联时期，才建立了强大的科研基础、自主的机床制造与机械制造产业、国防工业，并推行了全民七年义务教育，随后又扩展至中等教育。我们必须铭记，苏联与美国一样，生产了全系列的机械制造产品，在此领域超越了整个旧大陆——欧洲的所有国家。 但我们不仅要铭记，更要珍视这一点，因为得益于苏联时期的工业潜力，俄罗斯今天仍有时间完成自我探索的过程。但这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过程，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今天，人们可以就布尔什维克在农业领域推行集体化是否必要展开争论。但我们不应忘记，丹尼列夫斯基以及许多其他革命前的思想家都曾写过，与地主庄园相比，农民家庭经济是落后的。这种落后甚至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 农业重组的必要性与工业重组的必要性同样迫切。而农业重组正是通过动员方式进行的。 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工业化是以牺牲消费需求为代价推进的，首先是农民阶级的消费需求。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观点最终占了上风。后者提出了利用农村资源进行强制性“超工业化”的构想。 斯大林在将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采纳了这一观点，部分学者认为1927年粮食征集计划的失败是促使他转变的契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应采取渐进式还是强行推进方式的党内讨论就此终止。
如今，自由派乃至东正教爱国主义者群体将这一切责任全归咎于苏联领导层。这并不公平。 对于苏联政权最初几十年的责任，历史的审判也应归咎于沙俄的统治阶级——他们早在1917年前就拥有了半个世纪的缓冲期，却在废除农奴制后，不愿让俄罗斯走上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不愿恢复宗主教制度、地方自治会， 全俄罗斯缙绅会议，并以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模式推进全面的工业化和农业改革。相反，他们再次投向欧洲的怀抱，并将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人民生活领域彻底拱手让予欧洲。 必须认识到，布尔什维克正是基于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行工业化和农村集体化，而该理论正是沙皇政府因政治自由主义而予以合法化的：革命前，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热衷具有普遍性。
关于集体农庄的效率，可以这样说：只要集体农庄的规模等同于一个村庄（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改革），并且能够对投入劳动的质与量以及报酬分配进行社会监督，这种所有制形式总体上就符合俄罗斯农民公社的特征。
传统的农民公社确实需要进行一定的改革。 公社土地所有制与个人及家庭耕作相结合，再加上根据地块肥力以及家庭中口粮消耗者或劳动者的数量而进行的持续内部土地重新分配，或许本会自然而然地演变为农业生产过程的合作形式。 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一种纯粹的俄罗斯土地所有制形式，公社土地所有制可能会演变为这样一种状态：即每个家庭都拥有完全所有权的土地地块，用于经营个人副业，允许饲养牲畜和种植蔬菜， 而其余的公社土地则不再划分为供家庭独立耕作的条状地块，而是归入 由整个公社统一安排集体耕作，并根据劳动投入的质量和数量来分配收成。这种农业生产形式将为采用机械和现代农业方法创造条件，这首先涉及推行合理的轮作制度、提高土壤肥力以及机械化耕作。 但革命前的斯托雷平改革只给农民提供了脱离公社的出路，并导致了公社的瓦解。国家在其农业改革中，未能制定出任何与俄罗斯特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公社——相关的方针。 若诚实地审视赫鲁晓夫时代之前的集体农庄体制，我们便会发现其中仍保留着传统农民公社的特征：该体制仅将集体所有的土地（无期限使用权）转为集体耕作，同时保留了供个人及家庭使用的庭院地块。
1928至1930年代工业和农业生产重组所采取的动员化形式，源于沙皇政府在1860年代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废除农奴制已晚了100年。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实施丹尼列夫斯基、门捷列夫、沙拉波夫等俄罗斯思想家所倡导的国家积极参与经济发展的政策，接下来的50年完全足以弥补与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 与此同时，必须保留并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不可兑换纸卢布”货币体系（沙拉波夫·S·F.），实际上，布尔什维克正是利用这一体系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实际上，俄罗斯帝国转向国际金本位制是一个巨大的错误。结果，西方国家（德国、法国、英国）获得了额外的经济机会，从而占据了俄罗斯工业的巨大份额（在某些行业高达70%至100%）。 沙皇政府不仅未能履行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俄罗斯未来繁荣的主要条件——即脱离欧洲各国的政治体系，反而做了完全相反的事情。 它放弃了基于不可兑换纸币的独具特色的货币体系，转而采用国际金本位制，从而融入了西方文明的货币信贷体系，并在此领域开始扮演从属角色。 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俄罗斯以一方当事人的身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本质上是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一场内战。
在分析俄罗斯历史时，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些本有可能出现不同历史发展方向的时期。这些正是历史运动可能发生转折的节点（自组织理论中的“分岔点”），即从消极转向积极，或反之亦然。
所有将历史运动的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分隔开来的关键事件，都是历史运动转向的分水岭。这些事件不仅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其中还应包括当局的破坏性不作为。例如，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对其评价在社会上广受讨论。 但也有一些事件难以定性。例如，1762年废除贵族服役义务的事件（《贵族自由宣言》）可被视为可能的历史转折点。 国家由此表明，它无需依赖贵族的农奴制，因为它有能力在其他基础上维持常备军。在新的历史现实中，让贵族继续拥有 在新的历史现实中毫无意义，且除了危害之外，对国家毫无裨益。但在这一时期，农民的农奴制并未被废除。亚历山大一世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对国家发展的危害（1803年《关于自由耕作农民的敕令》），该敕令赋予地主向农民授予自由的权利； 尼古拉一世废除了禁止农民进行交易以及离开居住地超过30俄里的规定（这些限制是由彼得一世制定的）。 其结果是，有进取心的农民得以成为商人或雇工，并赎回自己脱离贵族的财产（显然，那些挥霍殆尽家产的贵族们同意了这种赎买）。当然，政府的这些妥协措施对于弥合与西方在工业上的差距而言，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这些措施对我们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有力地证明了国家对人民生产力发展的人为压制——因为只要国家稍有松绑，人民便能展现出自己的创业才能。
第二个、也是完全无可争议的可能历史转折点，正是1861年废除农民农奴制的事件本身。 正是在那时，国家本可以通过内部自组织、依托内部储备来解决历史发展的课题，并重回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从而为应对未来的历史考验赢得巨大的时间缓冲。但罗曼诺夫王朝的专制君主制并未这样做，也因其欧洲中心主义的本质而无法做到。
11.12.2. 伟大卫国战争与工业向军事需求的转型——苏联动员的第二种形式（“子阶段”）
关于这一形式（或“子阶段”），以下评估对我们至关重要：
- 若没有战前时期国家基于动员的发展，就不可能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
- 若没有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人口及粮食向东部地区的撤离，就无法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正是得益于战前建立的动员式指挥行政国家管理体系，才使这次撤离成为可能。
- 俄罗斯民族作为建国主体，成功地将德国人视为其历史上的对手，并动员起来对抗他们，尽管当时国家对教会及包括农民和哥萨克在内的整个社会阶层实施迫害政策，而这些阶层的大部分人仍留在国内生活，本可能不支持苏联领导层。 但即便在被占领区，这种情况也并未大规模发生。
苏联领导层在二战初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民族的建国作用：斯大林战前按民族划分组建师团的做法彻底失败了。 塞瓦斯托波尔和克里米亚的防御战暴露了这一问题：高加索民族部队试图以“只愿保卫自己的土地”为由拒绝被派往克里米亚。 最终，这导致了按“俄族比例不低于半数”的原则组建部队。由此，“民族志”上的特殊性被克服，创造了 了让各民族战士展现最佳个人品质的条件。正是在二战中，由多民族组成的俄罗斯政治民族的特征得以清晰展现。该民族的核心是俄罗斯立国民族，其文化历史价值观将整个民族凝聚成一个有机整体。
- 伟大卫国战争是人民力量达到最高张力的时刻，是俄罗斯历史上民众动员程度最高、公民凝聚成以俄罗斯立国民族为核心的政治公民民族程度最高的一次。
- 这一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迫回归历史俄罗斯的价值观：斯大林于1941年7月以“兄弟姐妹们”称呼全国公民；设立苏沃洛夫勋章、库图佐夫勋章、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勋章、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勋章、乌沙科夫勋章和纳希莫夫勋章； 国家组织主教会议以选出宗主教；允许教会筹集资金支援前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飞行中队和德米特里·唐斯基坦克纵队，为战士、医院、孤儿院等募集御寒物资……）； 1945年5月24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红军指挥官招待会上提出的“为俄罗斯人民干杯！”的祝酒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都是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一意识形态范式的被克服。
在这篇演讲中，斯大林实际上承认了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建设中的核心作用（……我首先要为俄罗斯民族的健康干杯，因为它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以及在此之前，已经配得上——如果你们愿意这么说的话——在我们国家所有民族中担任苏联领导力量的称号。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因为他是领导民族，还因为他拥有常识、普遍的政治常识和耐心），承认了俄罗斯人民可能不支持最高权力这一问题 （我们的政府犯过不少错误，1941至1942年间我们曾面临绝境，当时我们的军队在撤退，不得不离开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列宁格勒州、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这些我们熟悉的村庄和城市，之所以撤离，是因为别无选择。 其他任何民族都可能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将另立政府，由其与德国缔结和平并保障我们的安宁。请记住，这种情况本可能发生。 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俄罗斯人民没有妥协，他们对我们的政府给予了无限的信任），但我们必须记住，这番讲话对国内政治路线没有任何影响， 一切最终以一句平淡的“谢谢”收场，印证了“施恩者不求回报”的定律（正因如此，对于俄罗斯人民给予我们政府的这份信任，我们向他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然而，这篇演讲中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回应了时代的挑战，解答了苏联政权第一阶段结束后，随着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最高权力机构所面临的问题； 斯大林的这些思想证明，“万国领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无法回答实践中提出的许多问题。 该国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篇演讲充其量不过是一时的情感冲动，无论在斯大林时期还是在随后的苏联 领导时期，都未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任何体现。在被占领土上开设的教堂相继关闭，而列宁格勒领导层试图仅就提升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内的作用提出建议，最终却以“列宁格勒事件”和镇压告终。
11.12.3. 恢复国民经济与建立核盾牌——苏联动员时期的第三种形态（“子阶段”）
到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核盾牌的建立解决了苏联动员时期历史上的所有任务。此时，对历史运动中动员形式的客观需求已告终结。 在核武器方面落后于美国的局面，通过在东欧部署庞大军队得以弥补。公民得以重返非动员状态下的和平生活，这距离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出现的类似机会，已过去整整100年。
在针对俄罗斯-苏联的冷战中，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文明首次在历史上团结一致地行动起来。这与卫国战争不同：在那场战争中，对抗我们的是由德国领导的欧洲大陆国家联盟。
1945年之后，随着斯大林向俄罗斯人民致谢的演讲，本应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予教会完全的自由，也不应剥夺全体俄罗斯人民在宗教领域——如同其他传统信仰民族一样——享有完全的自由。
但当国家面对德国占领区教堂大规模开放的局面时，又开始关闭教堂，只不过不再像1920年代那样采取直接没收的方式，而是打着归还原主人的幌子（即主要归还给集体农庄用作仓库、锯木厂等）。 斯大林那篇向俄罗斯人民致谢的演讲，最终不过是空话，没有相应的——姑且这么说——馈赠，哪怕仅仅是赋予自由开展宗教生活的权利。 斯大林完全重蹈了尼古拉二世的覆辙——在国家管理教会事务长达两百余年后，尼古拉二世仍未敢恢复教会的自由生存权（恢复宗主教制度意味着恢复以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形式存在的教会共议制，而此类会议已停办逾两百年）。
自20世纪80年代末教会获得自由以来，俄罗斯人民回归教会的进程已不言自明。倘若教会早在1945年就获得这种自由，那么所有社会群体——甚至包括党务工作者——都会逐步回归教会。 1961年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便将无法实现，等等。我们本会经历如今正在进行的培养民族精英的过程——尽管进展极其缓慢，但这正是得益于俄罗斯人民宗教生活的自由。
11.13. 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约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主要结论与核心成果 .
根据我们制定的总结俄罗斯历史各阶段成果的算法，我们首先突出其一个主要成果（结果、结晶），这是其他历史阶段所不曾有过的。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国家阶段（9至15世纪）的主要成果，是东斯拉夫亲属部落群中形成了具有国家建设能力的俄罗斯民族，其结果便是伊凡三世时期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 俄罗斯历史国家阶段（15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主要成果，是国家实力的巩固及其疆域的扩张——从相当于当今中央联邦区的莫斯科公国领土，扩展至拥有通往众多海域及各大洋出海口的国家： 从白海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鄂霍次克海及太平洋，这个国家划定了其地理安全范围，并在俄罗斯历史运动的“国家-文明”阶段（即历史文明阶梯的第一阶段）中，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范围。
“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成果，绝不能是继续解决“国家”阶段的任务——即扩大和巩固国家。这一任务一旦解决，便已成为后续阶段的日常任务。 而首次尝试在完全崭新的原则——即在没有统治阶级的条件下实行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构建社会经济领域的这一大胆尝试，则理应成为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成果。
俄罗斯早在国家-文明阶段伊始，便通过废除农奴制的改革着手解决这一任务，其结果不仅体现在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发展（人们总是不断谈论这一点），还体现在合作制生产、销售、消费、互助信贷、工团式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及农民公社的保存。 关于这一革命前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第二条路径，我们几乎已然遗忘。但若重新审视，便能看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其中存在某种必然规律。 更进一步说，这场革命之所以发生，正是因为俄罗斯的上层阶级未能意识到：他们本应主要依据另一种发展方向——一种纯粹具有俄罗斯特色的、以集体主义的民族原则凌驾于个人主义之上为基础的方向——来构建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当然， 在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个人主义原则相符的范围内，为资本主义关系保留一席之地[188] 。
社会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虽已解决，但并非基于沙皇政府所拥有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理论 政府所拥有的、源自丹尼列夫斯基以及早期和后期斯拉夫派思想家的创造性遗产为基础；俄罗斯帝国政府（“统治官僚阶层骑士团”）选择了引进西方的实践成果，而社会（“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则选择了乌托邦式的社会理论。 布尔什维克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与其他所有政治力量不同，他们首先制定了改革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计划（这符合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发展的客观需求）， 但其基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说，该学说逐渐演变为以“在单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列宁主义”。 该计划的实施同时要求解决俄罗斯民族的另一项历史任务：消除“两个民族”的分裂。众所周知，这一任务是以最激进的方式解决的：“俄罗斯欧洲人”被肉体消灭、驱逐出境、死于内战，少数人则成功融入了新的苏联精英阶层。 而俄罗斯民族本身则突然获得了苏联式的身份认同（这应被视为迈向俄罗斯式身份认同的过渡阶段）。尽管如此，俄罗斯在苏联的法律框架下屹立不倒，并保持了政治独立。 只要我们继续忽视“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被自由派和西化论者灌输的对苏联历史时期的轻蔑态度（甚至完全否定它[189] ）所影响，我们就无法理解自己的历史，也无法构想未来的蓝图。
二十世纪中叶国家力量的巩固与扩张，虽是国家文明发展阶段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却并非其核心成果。 更重要的是，国家实力的巩固是在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下实现的，该结构基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压倒性优势，也就是说，这一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其程度尚待我们评估）正是这种结构的必然结果。
让我们根据第7.2节提出的任务，总结一下俄罗斯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成果。
11.13.1. 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的标志性事件（罗斯—俄罗斯自然分期法的第一项任务）。
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那些标志着历史阶段终结的事件，同时也标志着下一阶段的开端。
新阶段开端的转折性事件：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其结果是最高权力最终认识到必须废除农奴制，因为该制度阻碍了国家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防能力的提升； 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敕令及随后在人民生活各领域进行的改革。正是这些事件为解决即将到来的历史阶段的主要任务开辟了道路：改革社会 经济领域的改革，而这自然引出了改革人民生活所有领域体制的必要性：地方自治、司法程序、教育等。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标志着国家文明阶段结束的里程碑事件包括：卫国战争的胜利、1949年9月1日苏联首次试爆原子弹，以及1956年具备打击美国本土能力的远程航空兵的出现； 1959年首批核武器运载火箭的问世。所有这些事件都表明，俄罗斯-苏联在1930年代放弃了旨在“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路线，成功建设了“一国社会主义”， 便能够抵御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压力，保护自身成就，并在克服罗曼诺夫时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后，基于自身独特的根基继续发展。正是从这一时刻起，国家命运的全部历史责任完全落在了执政的布尔什维克精英肩上，这与统治初期 （1917年至20世纪后半叶初期），在此期间，罗曼诺夫王朝应与布尔什维克同样承担历史责任，因为当时布尔什维克正在“清理”自1861年以来积累的治理“积弊”。
11.13.2. 俄罗斯文明“人民之源”的独特创造力的表现形式、方向及特征，以及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国家在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中对其造成的扭曲 （“罗斯—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二项任务） 。
让我们根据我们在第7.2节中提出的“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任务，对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进行总结：
尽管我们多么希望在本节中从最重要的主题——社会经济主题——开始，但为了不破坏论述的结构，我们将遵循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文化领域序列。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很可能基于历史主义原则，将宗教领域置于首位，其次是“狭义”上的文化领域 （即美学艺术、科学理论、技术工业），随后才是政治领域，而最后才是人民生活中社会经济领域。正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民族志时期历史中的原始人解决了自身生存的问题。 政治和社会经济关系早在民族志阶段末期就已出现，但直到民族-国家阶段才开始发展。
- 在宗教领域
恢复宗主教制度和主教会议教会生活的任务是以最戏剧性的方式解决的：尼古拉二世无视，拒绝召集全俄教会大公会议，这一举措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得以实现。
全俄教会大公会议于1917年8月15日召开，11月18日，提霍恩（贝拉文）都主教当选为牧首。 即便关于尼古拉二世在1905年接见圣 synod 成员时自荐担任牧首一职的说法属实，但鉴于1917年牧首选举的实际进程，这一提议本身也应受到更严谨的审视： 候选人由代表们自由提名，投票采取无记名方式，最终从得票数最高的前三名候选人中通过抽签选出牧首。也就是说，整个程序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样的原则：真正的教会元首是上帝之子耶稣基督。 抽签（即上帝的旨意）落在了提霍恩都主教身上，而他在选出前三名候选人的阶段中得票数最少。 尼古拉二世提名自己的候选资格纯属世俗之举，这阻碍了上帝旨意的自由运作，于是上帝封住了主教会议成员的嘴，他们简直惊得说不出话来，面对沙皇如此出人意料的提议，完全无法回应。 于是沙皇拒绝了召开地方大公会议的提议：“我承认，在当下这动荡不安的时期，要完成像召开地方大公会议这样既需要平静又需要深思熟虑的重大事务，是绝无可能的。 我将待时机成熟时，效法东正教历代皇帝的先例，推动此事，并召集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就信仰与教会治理等议题进行教规讨论”[190] 。 但针对1906年的“大公会议筹备会议”以及1912–1913年为筹备地方大公会议而召开的“大公会议预备会议”，沙皇最终还是予以了批准。
需指出的是，地方大公会议召开于俄罗斯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这与1905年尼古拉二世拒绝召开大公会议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且恰逢当时唯一可能举办会议的时间窗口。 倘若召开大公会议的问题被拖延至1918年，那么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因国家权力重担骤然降临而带来的责任与危险的冲击中惊醒后——绝不会给教会举办地方大公会议的机会。 十月革命后不久便发生了首批神职人员遇害事件，1918年1月底，基辅都主教弗拉基米尔（博戈亚夫伦斯基）遭杀害。随后开始的对教会的迫害，使教会根本无法开展任何主教会议活动。 为保全教会生活，提霍恩大牧首决定设立“大牧首宝座代理”制度，这一神意之恩使教会得以免于陷入无政府状态（彼得（波利亚斯基）都主教被任命为代理，并相应地任命了其副手）。
俄罗斯经历了无神论国家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这些迫害是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17、18世纪之交）导致俄罗斯精英脱离教会后的必然结果，其结果是，到19世纪，精英阶层已变得无神论化。 新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成为社会中革命情绪的主要传播者，将（源自西方文明思想深处的）建设人间天堂的理念奉为新信仰，而这一理念本身就与基督教关于天国天堂的教义相悖。 正因如此，俄罗斯东正教会被来自“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的胜利者——布尔什维克——立即视为 建设新型社会的首要障碍。由此引发的残酷迫害，在十月革命后立即展开，并持续了几乎整个历史时期（直至1950至60年代之交）。 但在随后的时期里，迫害并未完全消失。它们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形式：布尔什维克虽然放弃了对平信徒、神职人员、修道士及主教的肉体灭绝[191] ，但依然严厉限制着俄罗斯人民生活中宗教领域的活动。
- 在“狭义”的文化领域
在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俄罗斯民族在人民生活文化领域的三个组成部分——美学艺术、理论科学、技术工业——中均取得了卓越成就。
需要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将人类、民族及社会的所有活动都视为文化活动，并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之一便是“狭义上的文化”。 将技术-工业活动归入这一领域，令人有些困惑。但这种归类是正确的，因为正是在这一领域，人通过获取和加工外部世界的事物来满足自身需求，为此，他必须通过美学-艺术和理论-科学的方式来研究这个外部世界。 也就是说，这里所指的是满足人类需求的直接活动，这与社会经济领域不同——在后者中，人们之间建立起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所决定的间接关系。 因此，经济与工业化问题虽自然属于技术—工业领域，但严格意义上应归入文化活动领域，而非社会经济领域。
- 人民生活的美学与艺术领域：该领域的首批杰出成就由丹尼列夫斯基所记载。
评估国家文明阶段该领域的成就水平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正是依据这一水平，文明论历史哲学确定了社会创造力能量最高积累时期及其作用力的巅峰时刻， 此后这种作用开始减弱，将民族能量消耗在民族生活其他领域的成果上。对于西方文明而言，这一时期是16至17世纪；而对于俄罗斯，丹尼列夫斯基则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仅列举了文学领域（普希金《鲍里斯·戈东诺夫》； 果戈理，《死魂灵》；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在绘画领域（伊万诺夫，《基督向民众显现》），在雕塑领域（皮梅诺夫，圣伊萨克大教堂的《变容》群雕）。
或许，“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仅涵盖国家阶段的后半期（如果不考虑该阶段上界因彼得大帝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而产生的模糊性）， 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甚至可追溯至1762年——即《贵族自由宣言》颁布之时。而其后半段（直至19世纪90年代，即所谓的“白银时代”）则完全处于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 “强力小团体”中俄罗斯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巴拉基列夫、鲍罗丁、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奎伊）的创作处于“国家-文明”阶段的初期。 我们不能将肖斯塔科维奇、普罗科菲耶夫、斯维里多夫等苏联时期作曲家的创作，置于老一辈“奠基者”的创作之下。俄罗斯民间歌唱直到20世纪初才走向广大公众。 这要归功于米特罗凡·叶菲莫维奇·皮亚特尼茨基的奉献精神，他于1911年带领一支农民合唱团，在目瞪口呆的贵族议会面前进行了演出——当时贵族们对平民百姓的艺术创作一无所知，这充分说明了崇尚欧洲文化的上层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是多么巨大。 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歌曲作曲家们进一步拓展了将艺术带向大众的传统。
关于艺术的总体走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早在19世纪，艺术就已经朝着反映所有阶层的生活方向发展，而不仅仅是贵族阶层；而且，尤为重要的是，理解普通俄罗斯人的形象逐渐成为主要主题。这首先体现在文学和绘画领域。 在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中，除了描绘商人阶层的生活外，还出现了平民形象（如切霍夫、梅尔尼科夫-佩切尔斯基）。切尔尼雪夫斯基则探讨了那种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甘愿自我牺牲的俄罗斯革命者形象（小说《怎么办？》）。 高尔基在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群像：从那些准备献身服务的人，到作为知识分子阶层中“时代英雄”的克里姆·萨姆金——他始终未能厘清自己生命的意义，也未能回答那个关键问题 “究竟更想要什么：革命，还是芥末鲟鱼？”高尔基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研究，其深度不亚于托尔斯泰对贵族阶层的剖析。 巡回展览派画家们受民粹主义思想的启发，公开反对领导层强加的古希腊-欧洲式学院派，并组织了“巡回展览协会”（克拉姆斯基、列宾、马科夫斯基、米亚索耶多夫、萨维茨基、 波列诺夫、苏里科夫、什什金、布鲁洛夫等人），最终为后世留下了俄罗斯生活与俄罗斯人民的艺术形象，正是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得以了解国家文明阶段前半期（即革命前）人民的生活。
肖洛霍夫（与高尔基一样）的创作需要客观的评价。 多亏了他，我们不仅能想象俄罗斯哥萨克的生活、风貌和战斗精神，还拥有了那个时代英雄格里戈里·梅列霍夫的戏剧性形象——他性格倔强傲慢，未受信仰约束，自然而然地毁掉了自己的人生，时而沉溺于肉欲，时而受愤怒与骄傲驱使。 恐怕在《战争与和平》中，对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心理洞察也未曾达到这种程度：在那部作品中，主人公们戏剧性的遭遇，往往归结于俗语所说的“富贵生事端”。 而肖洛霍夫笔下的主人公，正因描绘的是普通百姓，其内心世界远非如此。这不仅体现在《静静的顿河》中，也体现在小说《开垦的处女地》里。 必须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重新纳入俄罗斯诗歌的宝库，同时要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这位艺术家选择了革命，接受了革命的理想，将自己的才华奉献给苏联俄罗斯，践行了涅克拉索夫的箴言 “你或许不是诗人，但必须是公民”，正如当时数百万民众所理解的那样。维亚切斯拉夫·希什科夫的小说《乌格鲁姆河》不知为何在苏联时期并未被列入学校课程，向我们展现了普罗霍尔·格罗莫夫的个人悲剧——他选择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通过主人公个人品性的映衬而愈发凸显。 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诗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等）、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开垦的处女地》）、 尼古拉·奥斯特罗夫斯基（《钢铁是如何淬炼的》）作品中对建设共产主义理念的颂扬，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狗心》）、伊尔夫与彼得罗夫（《金牛犊》、《十二把椅子》）的批判性创作形成了平衡。 俄罗斯文学充分刻画了历史转折点上各阶层俄罗斯人的形象：从知识分子（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到贵族（布尔加科夫的《白卫军》）； 从工人（高尔基的小说《母亲》）到农民（瓦西里·别洛夫的纪实小说《前夜》）。
在俄罗斯历史上，大型雕塑首次开始反映人民的精神冲动、其对善良与和平劳动的理想： 维拉·穆希娜的雕塑《工人与集体农庄女工》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它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中的和平精神，以及俄罗斯民族通过自身劳动而非奴役其他民族来实现繁荣的理念。 绘画领域亦可见此趋势：亚历山大·萨莫赫瓦洛夫为1937年巴黎展览创作的巨幅壁画《苏联体育》，曾为作者赢得该展览的最高奖项（顺便提一句，颁奖方正是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
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激发的民族爱国主义，为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在音乐领域（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诗歌领域（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文学领域（涌现出一大批战争题材作家）、版画与绘画领域（尼古拉·朱科夫）等。 亚历山大·法捷耶夫的小说《年轻卫队》记录了被占领的克拉斯诺顿中共青团地下活动者的英勇事迹。正是在这一时期，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成果被引入民族的艺术创作，一个新的艺术门类——电影艺术开始发展。 关于俄罗斯军事将领和沙皇的艺术电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938）、 《苏沃洛夫》（1940）、《伊凡雷帝》（1944）、《费奥多尔·乌沙科夫》（1953）等影片早在战前就开始拍摄，并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持续制作，这实际上表明了对其最初“我们皆源于十月”这一意识形态的摒弃。
在整个“国家-文明”阶段，俄罗斯艺术的发展方向始终是探索普通人的形象，早在革命前时期就已逐渐脱离贵族精英主义，更不用说革命后的时期了（尽管在那段时期，文学中仍留有“白卫军”的形象）。 我们认为，唯有在这个时期，才终于塑造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俄罗斯人积极人格类型——“时代的英雄”。瓦西里·特尔金无疑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同名长诗中刻画了这一形象。 尽管可能会有人反驳：这一时期的俄罗斯文学中充斥着大量同样符合这一特征的形象。这确实没错。但所有这些形象都烙印着苦难的印记，他们的幸福仿佛被推迟到了明天（如《开垦的处女地》中的纳古尔诺夫、达维多夫， 《钢铁是如何淬炼的》中的帕夫卡·科尔恰金、《人的命运》中的安德烈·索科洛夫）。而瓦西里·特尔金即便在战争中也依然幸福，他在战场上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所有典型特征，散发出仁慈与幸福的气息，并与周围的人分享。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艺术摆脱了精英主义，成为了全民的艺术。之所以能发生这种转变，完全是因为俄罗斯人民的“期望”与“诉求”在根本上得到了满足：基于苏联身份认同形式的俄罗斯民族分裂已被消除。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本文对1860年代初至1960年代初这百年间俄罗斯艺术现状的简要概述，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人民在，所探讨的创作范例契合了人类崇高的精神本质（这是文明论历史哲学在评估民族生活四大领域中任何一领域的进步时所采用的标准）。
然而，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文明恰恰是在其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正如我们将从对祖国历史运动下一个文明阶段的评估中看到的，我们当前正生活于该阶段之中。
- 理论科学领域：在“国家—文明”历史阶段的苏联时期，已成功解决了将科学创造组织为独立学科的任务。
但最杰出的事件发生在“国家-文明阶段”的初期：1869年，德米特里·门捷列夫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表。这无异于发现了无机化学的普遍理性定律。
需要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只有三门科学具有理论科学的性质：化学——研究物质结构的科学；物理学——研究运动的科学；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科学，即研究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实体的生物——人类。这三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分别是三种世界本质：物质、运动和精神。 其他所有科学都属于应用科学。物理学的发展促使人们在原子层面及更深层次上研究物质的结构，这似乎取代了丹尼列夫斯基对“化学”作为唯一研究物质结构的理论科学的定义。 但事实证明，当物理学掌握了原子结构的认知后，一切又归结为运动——只不过是微观粒子的运动，这一物理学分支因而被命名为量子物理学。为求周全，我们将理论科学的分类扩展至四类，将量子物理学作为研究微观世界运动的科学纳入其中。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评估俄罗斯科学家在此发展时期——尤其是纯粹理论科学领域——所发挥的作用。总体而言，领导地位无疑属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科学家。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是这一文明的民族天生具备科学理论创造的特殊才能。 但奇怪的是，尽管物理学的普遍理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是由英国人牛顿发现的，但化学的普遍理性定律——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功劳却属于我们的同胞德米特里·门捷列夫。 显然，这一事实令西方文明的科学家们感到如此受辱，以至于他们如今极力避免用这位俄罗斯科学家的名字来称呼该周期表。 对我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化学的普遍理性定律的发现，早在1869年——即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以期刊形式开始出版的同年——就被他预言了。这一预言源于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提出的“新认识论：科学自然体系”。
在量子物理学领域，优先权虽归属于西方科学家，但我们也有两位杰出的俄罗斯科学家，他们通过实验为量子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阿布拉姆·费多罗维奇·伊奥菲（1880—1960）[192] 和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多布罗纳拉夫（1891—1949）。伊奥菲通常被视为苏联物理学的奠基人。
在心理学领域，虽然主导地位仍属于西方学者，但在弗洛伊德、荣格等10至15位杰出人物之中，我们同样有两位俄罗斯学者： 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1849–1936）——俄罗斯和苏联科学家、生理学家，高等神经活动科学及生理学派的奠基人；列夫·谢苗诺维奇·维果茨基（1896–1934）——文化历史心理学创始人。 但显然，发现类似“心理学普遍理性法则”之类的东西尚在眼前， 因为这只能通过将基督教教义作为普遍的方法论来实现，毕竟这涉及对人类精神状态的研究——人类是唯一的精神存在，而圣经和教会传统对此有着基于对启示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的研究所形成的独特见解。 这或许为俄罗斯的基督徒学者们开辟了新的探索领域[193] 。
当然，丹尼列夫斯基的方法需要像我们对量子物理学所做的那样进行澄清：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将牛顿定律视为在微小的“地球内部”速度下的特例。 可以在理论科学分类中增设一个新的化学分支——有机化学，其创始人或创始人之一是俄罗斯科学家亚历山大·布特勒夫，他创立了有机物质化学结构理论。 基于“科学自然体系”理论的自然科学史哲学课程早已势在必行，该课程将对自然科学的成就提供一种比较视角。
上述为一般理论学科做出贡献的俄罗斯科学家案例，自然还应辅以众多拓展基础知识、发展应用科学、发明并设计新技术与设备样式的科学家。 在国家文明发展阶段末期，这个国家创造了核武器、建成了核电站（库尔恰托夫）、实现了太空飞行（科罗廖夫），并开始致力于生产全系列工业产品，明显正在迎头赶上西方，因此这些名字“不胜枚举”。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学科学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杰出的俄罗斯学者。数学虽属理论科学，却无实际存在的外部对象：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卡娅、尼古拉·洛巴切夫斯基、帕夫努季·切比雪夫。
- 技术与工业领域：在“国家文明”阶段，缩小与西方差距的任务总体上 在1950至60年代之交，通过最彻底的动员方式基本得以解决。
彼得一世首次认识到技术与工业发展的意义，为此需要从西方文明的成就中引进一系列技术，彼得正是以空前的热情完成了这一任务。 但彼得却从俄罗斯在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的这一事实中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文明本身的民族文化基础是不可行的，于是他在引进技术的同时，将欧洲文化移植到了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日常生活、服饰、建筑，并引进了政治制度等。 我们已在前文详细探讨过这些问题。在此再次提及彼得大帝那场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是因为从长远来看，彼得并未解决他所设定的任务： 在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即国家发展阶段的尾声，俄罗斯再次面临着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曾试图解决却未能在系统层面解决的同一课题： 他所确立的改革俄式农奴制并以农奴制手段推进现代化的路线，冻结了俄罗斯的技术与工业发展。若不克服这种与西方文明国家的差距，俄罗斯便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特未来。
如今日所见，1860至70、80年代是最后一个能够依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自上而下启动工业化、从而追赶西方文明国家发展水平的时期（当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一百多年）。 俄罗斯的整个未来都取决于能否解决这一课题：君主制的存续、社会动荡的避免等等。沙皇政府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因为它根本不明白，自己负有集中管理至少技术工业和科学理论领域的直接责任 （更不用说其他领域了），这些领域原则上即使在西方文明国家，若没有国家支持也无法独立发展，尽管西方文明恰恰在这些领域具有特殊天赋。 对我们而言最令人痛心的是，沙皇政府曾亲自派遣丹尼列夫斯基前往北方，旨在调查阿尔汉格尔斯克州民众贫困化的原因。丹尼列夫斯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并向政府提交了实质上我国历史上首个国家工业化计划，却未被采纳。
结果如何？ 为了自救，俄罗斯民族这一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从1917年至1950至1960年代之交，以苏联政权这一历史运动的动员形式作出了反应（其基础始于1905年革命）。
作为工业化任务自然延伸的全民教育任务，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得以解决： 到1930年代末，实行了七年义务教育，大幅扩充了中等教育（这既是培养高技能工人的必要条件，也是学习工程专业的基础），并扩大了高等教育机构网络，尤其是技术类院校。
3) 在“国家—文明”阶段人民生活的政治领域：
- 人民生活的国内政治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革。
— 基于苏联身份认同形式，消除了俄罗斯民族的分裂。苏联人民与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
旧的等级制政治体系被打破，等级制度被废除，社会成为无等级的，确立了“苏联人民”这一新身份，以此消除了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的民族分裂； 取代由各省组成的单一制俄罗斯帝国，在“民族自决权”的基础上形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一制度在1980至90年代国家权力弱化的新历史条件下，逐渐演变为一颗定时炸弹。
随着卫国战争的结束，俄罗斯民族的主体性开始显现，这种趋势在文学（尤其是儿童文学）、电影乃至人事政策中都得到了体现。 这一进程的政治顶点，是列宁格勒党组织在日丹诺夫领导下发起的运动，旨在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争取哪怕是一点点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在所有共和国的共产党中都以各自拥有中央委员会的民族党组织形式存在。 当时甚至没有像其他联盟共和国那样设立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而仅仅是设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俄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局。这一运动遭到了斯大林的残酷镇压（约30人被枪决，超过千人受到迫害）。 与此前不同，这种政治镇压形式的特点在于其非公开性：党没有宣布任何人成为“人民公敌”，而是直接在苏共内部消灭了“俄罗斯复兴”运动。 日丹诺夫本人未能活到这一过程。斯大林的这种行为显得有些奇怪，因为早在1922年，他就主张当时所有共和国都应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甚至说服了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的共产党员接受这一观点。 但列宁在意外暂时康复后，坚持了那著名的“民族自决权”以及建立苏联的主张。 显然，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斯大林的年龄问题开始显现：当时本应着手对苏联的民族国家体制进行重大改革，而不仅仅是针对单一政党。 他已无力承担此事。但从他关于俄罗斯民族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言论来看，他理应深知，半吊子的决策可能会将俄罗斯民族作为国家建设核心的纽带从“苏联人民”中抽离，从而导致苏联解体。 而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通过后，事情正是如此发生的。实际上，我们率先宣称俄罗斯民族仅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行使自决权，而非在整个历史俄罗斯的领土上，从而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评估人民生活的国内政治领域，可以断言：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任务——即消除俄罗斯民族分裂为“俄罗斯欧洲人”与“俄罗斯平民”（俄罗斯斯拉夫人[194] ）——是在苏联身份认同形式的基础上得以解决的。[195]
并未建立任何新的“苏联人民”共同体，因为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新民族的形成只能在长达数百年的漫长时期内进行，且仅在历史国家阶段的民族—国家阶段 （俄罗斯民族及西方文明各民族的这一过程历时500-600年），且必须以占主导地位的部落群体所奠定的民族文化密码[196] 为决定性基础，该基因既决定了亲属部落自身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方向，也决定了与其他部落同化的性质。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个案例，人工民族形成的结果会产生一个作为历史积极力量的新民族。今天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例子就是乌克兰身份认同，它自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起就被强加给俄罗斯人民。 奥匈帝国强加给俄罗斯人民，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德国的支持，1939年前又得到波兰的支持，其范围就在我们今天所称的“西乌克兰”领土上。这种人为身份认同的本质反映了西方的地缘政治目标和任务：通过使部分俄罗斯人民及其领土脱离俄罗斯，从而削弱俄罗斯。 因此，这种身份认同注定只能是反俄的，而现实中也确实如此。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目睹了西方文明中反俄的“民族根基”被人为移植到俄罗斯文明之中。 由于这种移植若不“去人性化”（丹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论的第三定律）便无法实现，最终形成的并非新民族，而是某种杂交体（如“维鲁斯”等），其生存意义仅在于服务于“把莫斯科人送上绞刑架” （“屠杀俄罗斯人”等），即在其“生父”——西方文明面前履行服从角色，而西方文明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中，曾不止一次试图彻底摧毁俄罗斯文明。
实际上，“苏联人民”这一名称之下，隐藏着一种真正崭新的历史现实：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
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自俄罗斯立国民族形成之初，其便已显现出政治民族的特征：其他民族的精英开始融入其中，而这些民族的领土也逐渐并入俄罗斯。 在“国家-文明”阶段，政治民族的形成进程首先涵盖了俄罗斯民族本身——该民族已摆脱奴役，因此将俄罗斯所有小民族的平民阶层都卷入了这一进程。显然，到“国家-文明阶段结束时，即20世纪中叶，俄罗斯政治民族的形成过程已告完成——该民族不仅未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俄罗斯欧洲人与俄罗斯斯拉夫人），甚至未按阶级划分。但由于整个百年时期的戏剧性特征，是由建设人间天堂的意识形态 （欧洲乌托邦理论）——该理论完全动员起来并面向大众，战胜了面向上层阶级的“世俗政治爱国主义”意识形态，后者本身松散且自相矛盾 （内部建设欧洲：欧俄，外部则抵御欧洲），因此，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形成的必然过程，最终呈现为“苏联人民”这一“新的历史共同体”的外在形态。 这当然是建立在俄罗斯人民基础上的，而所有大小民族都能轻易躲在各自的民族传统背后——苏联政府通过本土化政策对此予以支持。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借助奥匈-德-波兰推动的“乌克兰化”计划，甚至强行从俄罗斯民族中分离出两个新的人为身份——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并建立了相应的国家实体。 但到了1950至1960年代之交，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百年周期已然终结：基于苏联人为构建的俄罗斯民族身份形式来延续历史运动已不再可能，俄罗斯面临着全面回归自身历史发展道路这一客观任务。 为实现这一目标，当时拥有所有必要的权力资源。正如我们上文所述，列宁格勒共产党人试图改革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党内管理机构，这证明了这些任务的客观性。若以他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意识形态决策为依据，斯大林可能是唯一接近理解这些历史任务的人。 他关于在“列宁格勒案”框架内实施镇压的决定，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谜团，这一决定将恢复俄罗斯民族特性的进程（哪怕只是在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党内管理机构中）扼杀在萌芽状态。 随后接任的苏共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继续推行两项截然相反的政策：一方面强行向俄罗斯人民灌输苏联式的身份认同，另一方面推行其他民族的本土化，包括支持通过从俄罗斯人中分离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来制造人为的民族形成。 正如我们下文将要指出的，俄罗斯-苏联的党和苏维埃领导层未能完成让俄罗斯文明回归其历史发展本真轨道的任务。
当下的核心问题是“我们是谁？”（而非“该做什么？”），而文明论历史哲学给出了答案：我们是俄罗斯民族，我们创建了俄罗斯政治民族，并邀请了所有其他民族的代表以平等的权利加入其中；我们是俄罗斯，文明型国家； 我们就是俄罗斯文明[197] 。
唯有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持批判态度，才能回答这些问题，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既缺乏这种意志，也缺乏相应的学识。 而那个按定义本应批判性地审视历史的学术与社会环境，却被党“阉割”了，转而忙于为其路线提供伪科学的论证。 如今很清楚地看到，这种对国内政治生活的评估，清晰地勾勒出了20世纪中叶国家-文明阶段的上限——当时主要任务已解决，且具备了将俄罗斯历史运动完全回归其独特发展道路所需的一切权力与地缘政治条件。 唯一缺失的是苏联党国精英对历史局势的认知，而由此导致的，便是政治意志的缺失。
— 在“国家—文明”历史阶段，部分俄罗斯民众中出现了“乌克兰认同”，这为俄罗斯民族的新分裂埋下了伏笔
大约从19世纪后三分之一开始，奥匈帝国便开始积极推行针对加利西亚俄裔人口的“乌克兰化”政策。一战期间，该政策演变为暴力手段，具体表现为专门针对俄裔人口设立的集中营——塔勒尔戈夫和特雷辛。 只有放弃俄罗斯身份并登记为乌克兰人，才能获释。随后，德国在小俄罗斯被占领土上推行了同样的乌克兰化政策，此后直至1939年，波兰人也……但在俄罗斯民族的新分裂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布尔什维克，尤其是 列宁，他在其文章《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中为“乌克兰”这一概念赋予了合法性 （该概念仅因我们的地缘政治对手的努力才得以普及，若无其支持，无疑早已消亡），并提出了将“乌克兰人”从大俄罗斯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声称正是这些人为了这一目的而发动了战争。 这篇文章写于1914年，同年塔勒戈夫集中营启用，在那儿，加利西亚的俄罗斯人（加利西亚俄罗斯）在死亡威胁下被“改写”成了“乌克兰人”。除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天然特征的反俄情绪外，这里再无其他可寻[198] 。 “乌克兰身份”的西方缔造者们，连做梦都未曾想过布尔什维克会送给他们如此厚礼：“乌克兰性”的理念在苏联通过建立一个享有联盟共和国地位的完整国家而得以合法化，甚至还拥有脱离苏联的权利； 为了紧急发展乌克兰语，格鲁舍夫斯基及其 及其同志们从波兰流亡地被召回，乌克兰语在该共和国获得了官方语言地位，初等和中等教育也转为使用乌克兰语等。
俄罗斯民族的新分裂在苏联时期成为现实。这种分裂具有其独特性，区别于彼得大帝时期将俄罗斯人分为欧洲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俄罗斯人的分裂：当时的分界线是“上层阶级——下层阶级”； 而如今，俄罗斯民族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割裂出来，从平民到精英，所有社会阶层都被强加了乌克兰身份认同。 在这个最初由日耳曼民族在加利西亚地区推动形成的“乌克兰民族”的人为建构中，不仅被塞入了仅在农村地区使用俄语方言的小俄罗斯，还包括了整个新俄罗斯。 我们认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动机不仅仅是希望用拥有工人阶级的工业中心来稀释农业地区。 在我们看来，其主要任务在于削弱俄罗斯民族，以便从残余人口中更容易培育出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从而首先解决“世界革命”的国际任务。
— 选举权：根本性变革。
在“国家-文明”阶段初期，实施了地方自治改革，成立了省和县的地方自治机构，而在20世纪初，成立了国家杜马。
选举并不基于公民普遍性和平等的原则——这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却往往不加珍惜的。上层阶级和“统治官僚阶层骑士团”竭力捍卫其管理国家的权利。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选举制度是间接的（广泛采用选举人制度），多级制的（即选举并非直接进行，而是通过多级选举实现，对于小土地所有者和农民而言，选举层级有时多达3至4级），并广泛采用各种资格限制（财产、年龄、教育、定居年限等）， 妇女没有投票权，学生、军人、警察以及过着游牧生活的民族的选举权也受到限制。最初，甚至连工人也不被允许参加选举。 所有获得选举权的人被划分为若干“选区”，各选区所处的条件不尽相同。最初设有三个选区：农业选区、城市选区和农民选区。后来又设立了第四个选区，专门针对工厂工人。
二月革命后，选举制度发生了巨大转变，朝着普选、平等、直接选举权和秘密投票的方向迈进，无论是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还是全俄制宪会议的选举（该会议的选举于1917年11月举行，即十月革命之后）。 作为制宪会议选举基础的“政体形式未定”理念，最终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实际权力转移到了苏维埃手中——这种新型政体源于普通民众独特的创造性实践，他们有力地宣示了自身对权力、对生活组织乃至最终对整个国家治理的权利。
苏维埃形式的平等选举权经历了漫长的演变：从1905–1906年在新形式的人民政权——即以“工人”、“农民”、“哥萨克”、“士兵” “水兵”代表……），直至1936年宪法规定的“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
显然，在1936年之前，仍保留着按职业特征选举的原则：即从工厂、军队部队等单位选举，这一原则在1936年宪法通过后 被地域原则所取代。部分学者（如M. V. 波波夫）认为，这导致了无法有效监督代表，更遑论罢免他们的局面。 我们有必要研究这一在苏维埃萌芽时期及其存在初期建立新代表制机构的经验，因为此后，这种表面上正确的民权形式逐渐退化为一种伪装，因为它完全由布尔什维克所掌控。 显然，在最初的几十年里（直到1920年代，可能直到1930年代初），选举制度还具有某些特征，旨在发掘和推举“最优秀的人” （精英），但它根本没有机会发展成一个严谨而独具特色的体系，为他们开辟通往权力的道路，因为该体系被布尔什维克夺取，他们建立了一个专业的“革命者勋章”，很快便退化为“统治官僚勋章”。
对我们而言，在俄罗斯历史的各个时期，重要的是要识别出那些基于能力主义者自然晋升至权力层级、具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形式。
布尔什维克及其领导人出身于“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 该阶层曾作为对抗沙皇统治的“集体无意识”而行动，最终却建立了一个完全有意识的“革命者阶层”，该阶层迅速蜕变为“统治官僚阶层骑士团”，将国家与社会的全部管理权据为己有，其顶点便是1976年《勃列日涅夫宪法》中那条臭名昭著的第6条 关于“党的领导和指导作用”的条款（仿佛仅凭纸面文字，而非日常劳动与意志，就能确保自己永世长存）。 政治体系已彻底陷入僵局：社会阶梯的升降完全由“执政官僚阶层”随心所欲地操控。
在整个“国家-文明”阶段，我们见证了两次社会民主化的尝试。第一次尝试发生于1906年，由最高权力机构通过《自由宣言》发起，其结果却是为“最差的人”（即“劣等统治”）向上攀升打开了所有闸门（劣等统治）[199] 。 结果，第四届国家杜马变得具有革命性，并最终将国家推向了1917年的二月革命。第二次“自下而上”的倡议源于人民自身——即1905–1906年及1916–1917年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其初期阶段曾呈现出精英统治的特征。 但这一尝试最终演变为斯大林的个人独裁，继而演变为苏联共产党（CPSU）的集体独裁。新的最高权力机构开始按照“每次后续任命都比前一次更差”的原则运作，却完全没有察觉到其管理体制的这一弊端 （结果，苏共将戈尔巴乔夫推上了权力宝座——他完全是个平庸之辈，毫无治国谋略，且是个坚定的亲西方派）。这一观察同样适用于君主专制时期。这些国家形式的更迭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国家文明阶段选举权的演变。其历史中蕴含着许多启示：选举制度的组织原则本身并不能保证免受社会革命性变革的冲击。 沙皇政府通过设定各种选举资格、实行间接选举和多级选举来管理选举过程，其目的是将社会的创造力引导至对自己有利的方向。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二月革命将国家政体从绝对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 从“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中崛起的、掌权的上层阶级第二梯队，信奉“政体形式及其他问题尚未定论”的理念，并认为可以在制宪会议上直接制定政体形式，如同在商业公司中一样。 这种做法忽视了国家精英通过日常劳动构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客观责任，而这种意识形态恰恰将决定政治权力形式的具体形态。
认为在国家历史的关键转折点上，通过基于普遍、平等、直接选举权且实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民族便能从精英（最优秀的人）中组建出一个最高国家机关，从而一举解决俄罗斯积存的所有问题——这种信念本身就是极其错误的， 而俄罗斯的文明认同，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灌输和扭曲。社会只能从自身所呈现的范围内进行选择。 在制宪会议选举中（十月革命之后），社会革命党（埃塞尔）获胜，在766个席位中赢得374席，第二名是布尔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获得180席； 立宪民主党仅获得24个议席，其余小党派则更少[200] 。布尔什维克凭借基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明确意识形态纲领，在苏维埃的建立中看到了由人民自身孕育的新型人民专政形式。 二月革命后，围绕苏维埃多数席位（最初由社会革命党掌控）的真正权力斗争随之展开。但社会革命党最终败北，因为他们信奉制宪会议的理念，而将苏维埃视为一种临时性的权力形式。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夺取了权力，进而夺取了俄罗斯的政权，结束了双重执政时期，推翻了临时政府，随后于1918年1月解散了其产物——制宪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斗争，正是源自“民粹主义”的两股政治力量之间斗争的典型例证——需指出的是，首位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普列汉诺夫正是从参与民粹主义组织“土地与意志”开始其政治活动的。 “人民主义”的思想核心在于必须拉近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距离（由此衍生出“深入群众”的说法），从而反映了民众与受过教育的阶层之间确实存在鸿沟这一事实。只有丹尼列夫斯基意识到了造成这一鸿沟的原因——彼得大帝对“俄罗斯野草”进行的欧洲文化嫁接。 但俄罗斯民粹主义者并未理解这一点，也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尽管民粹主义者中的保守派成员尼古拉·斯特拉霍夫 这位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的狂热拥护者兼宣传者。社会革命党虽以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彼得·拉夫罗夫、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著作作为纲领基础，但其思想体系终究无法与马克思主义抗衡。 社会革命党人在思想上徘徊于历史哲学中“文明革命”的理念附近，这一理念本可让他们看清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扭曲以及俄罗斯人民分裂为两派这一当代主要矛盾，但他们始终未能迈出最后一步。 而布尔什维克则从欧洲照搬了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其逻辑看似无懈可击：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工厂工人的数量增长，必然会导向未来的共产主义，从而消除对资本家的需求。 然而，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便开始在选举制度中对独特的民间创造力进行同样的行政管控，但他们将其操作得对自己极为“稳妥”：选举变成了由执政党“体贴”地自行挑选的唯一候选人进行。 我们不妨直言：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适合布尔什维克所处的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动员时期。但此后它便无法再行得通，因为社会创造力的自由活动绝不可能被人为的官僚监护所取代，帝国俄国和苏联的历史经验正向当代人发出这一警示。
— 司法体系
在“国家-文明”阶段，司法体系经历了巨大变革，这些变革与人民生活各领域中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相适应，尤其是与社会经济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密切相关。
随着农奴制的废除，司法体系的改革终于成为可能。其结果是，大批原农奴获得了公民权，并终于踏上了融入俄罗斯政治民族的道路。 若此前仅能部分地谈论俄罗斯政治民族形成的迹象——此处特指包含异族精英在内的俄罗斯政治精英阶层——那么随着农奴制的废除，俄罗斯政治民族作为一种具有俄罗斯独特性的现象，便开始了全面的形成过程， 其根基在于：作为国家主体的俄罗斯民族，甚至在日常生活层面，也完全不存在任何针对其他民族的种族不容忍或优越感。这正是俄罗斯政治民族与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国家中的政治民族在原则上的根本区别。
旧司法体系是18世纪欧洲中心主义改革的产物，这些改革导致国家对俄罗斯立国民族中承担劳役义务的部分——即农民——实行了奴隶制：实际上，对农民的审判已被排除在国家管辖范围之外。 试想一下：就在一个半多世纪前，数以百万计的俄罗斯农民的审判权掌握在地主手中。尽管在农奴制末期，地主名义上仅有权审判农民的轻微违法行为，但实际上，地主农奴的案件极少会提交至国家法庭。
国家农奴之所以受国家审判，仅仅是因为国家与地主一样，都是他们的所有者。 以本国立国民族的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领域，在所有社会关系中都固化了等级制度，这必然反映在司法体系上：可以说，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的初审法院。此外，管辖权还取决于罪行的严重程度。除了 由选举产生的县法院（其中多数成员来自贵族阶层）之外，还存在由政府任命的宫廷法院；在各省，二审法院由民事和刑事法庭组成（这些混合司法机构由贵族阶层、城市社会选举产生的成员以及政府任命的成员共同组成）。 家庭法庭负责审理家庭纠纷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另有由商人阶层选举产生的专门商业法庭，其案件也可由商人自治机构审理。 执政元老院（其成员为终身任命）是司法体系的最高层，其各部门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元老院有权依其裁量权对案件进行复核，即无需当事人申诉。 作为二审和三审法院的各部门必须达成共识，这导致案件在参议院的各个机构之间辗转流转。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农民的轻微诉讼案件由民选的乡村和区级法庭审理。
旧司法体系的弊端：效率低下、层级繁多，案件发回一审重审的次数不受限制，部分案件的判决并非终局性，必须由上级法院进行复核； 不仅检察官，总督也有权根据自身判断在未经当事人申诉的情况下申请重审案件； 缺乏一个其裁决不可被复核的统一终审法院，因为只有皇帝拥有此类权力；司法权与行政权未明确分离：总督可撤销所有县、省各级法院的裁决；被告对司法裁决提出申诉的权利受到限制； 当事人可无限次向案件中提交新证据，这是导致诉讼拖延的原因之一；针对不同阶层、案件类型等存在大量例外规定；例外甚至涉及司法程序（法律规定了4种基本诉讼程序和16种特殊程序）； 口头审理的作用有限，而口头对抗式审理几乎不可能实现，书面程序是法庭的主要形式：法官甚至可能不与当事人见面，仅依据书面材料作出裁决；法律不仅允许作出有罪或无罪判决，还允许作出“保留嫌疑”的裁决； 非职业的民选法官受制于习惯将他们视为下属的上级；民选法官普遍缺乏法律知识，甚至来自农村阶层的民选法官也普遍文盲；完全依赖司法官员，结果法庭实际上由书记员掌权； 当事人的辩护权受到限制，作为司法体系组成部分的律师行业——包括其职业道德、资质和权利——尚不存在；案件审理可能拖延长达20年甚至更久。最终，积压的问题导致决策者决定不改革旧的司法体系，而是用新的体系取而代之。
1864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批准了新的《司法条例》。与选举法不同，新司法体系的几乎所有主要理论原则在整个“国家文明”阶段都得以保留（但司法实践在苏联时期形成了其独特性）：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法官的程序独立性；所有阶层均适用统一法院（除处理微小案件的农民法院外）； 审判公开；审判具有口头和对抗性质；当事人和被告在法庭上享有辩护权及聘请律师的权利；对当事人和被告公开所有针对他们的证据；案件实质审理仅限于两级 （陪审法庭及轻微案件仅设一审）；当事人和被定罪者有权提出上诉；废除上级法院在无当事人申诉及检察官抗告情况下对案件进行的复核； 案件应基于法官或陪审团的内心确信作出裁决，不得将任何证据视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将较轻微的案件移交治安法院，较严重的案件移交普通法院；民事案件的管辖权根据索赔金额确定，刑事案件则根据可能判处的刑罚轻重确定。 此外，针对普通管辖法院（但不包括治安法院），还采纳了以下原则：法官由政府任命；所有司法官员均须具备教育和专业资格；法官不可被免职；所有案件均由合议庭（即法官或陪审团）以简单多数票裁决。
这些组织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适性，因为司法体系确保了国家对个人自然权利的保护：生命权、自由权、荣誉与尊严权以及财产权。
在整个国家文明发展阶段，无论是“罗曼诺夫时期”还是“斯大林时期”，我们都能看到，司法体系的原则并非独立运作，而是高度依赖于具体历史时期的特征。
例如，有一个著名的案例：基于刚刚引入的司法系统新原则——“法庭的内在确信”，陪审团最终宣判维拉·扎苏利奇无罪。她曾用左轮手枪重伤圣彼得堡市长特列波夫，原因是后者下令鞭笞一名政治犯。 陪审团的无罪判决不仅受到辩护律师的影响，也受到法庭主席A.F.科尼本人的立场影响：他的“内心确信”显然同情了这位通过谋杀未遂来捍卫囚犯荣誉的人。 显然，这一判决不符合“人民习俗”：根据该习俗，凡是企图杀人者，都应受到应得的惩罚。 但特列波夫也必须承受来自国家的惩罚，因为他违反了禁止体罚的法律。正是由于无法实现如此公正的案件结果，才促使“法庭的内心信念”做出了无罪判决。
尼古拉二世本人也树立了一个负面榜样：尽管他仅拥有赦免权，却免除了刺杀拉斯普廷的凶手的刑事责任。 所有凶手无论身份地位如何，都必须经过刑事审判程序后才有资格获得赦免。但沙皇实际上废除了司法程序，彰显了最高权力作为绝对君主的本质。与此同时，尼古拉二世深知自己在做什么，正如他对请求不要惩罚凶手的大公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所言： “你说得很好，但你也会同意，无论是大公还是普通百姓，谁都没有杀人的权利。”由此，在历史上最戏剧性的时期（1916年），最高权力向全国发出了信号：法律已不复存在。
国家文明阶段后半期的（苏联）司法体系，与选举制度一样，其区别在于：当国家将解决内部政治任务置于首位时，表面上看似正确的形式与实际运作之间存在显著脱节。 但即便是布尔什维克，也未能将司法体系完全服从于其彻底改造整个社会结构的镇压目标。从新殉道者的生平中我们得知，20年代的苏联法院对神职人员和教友的判决往往仅判处短期监禁，甚至予以无罪释放。 正因如此，无神论政权才引入了一种结果早已注定的新型加速惩罚程序：即在30年代镇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法外三人小组。但需指出的是，布尔什维克未能跨越审判程序的形式 。乍看之下，当局本可直接授权“契卡”特工自行处决“革命敌人”，但实际上，就连“三人小组”也披上了“合法”司法程序的外衣： 提交给他们的刑事案件，都经过了既定的预审、调查和庭审程序，哪怕只是短暂且结果早已注定的庭审（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能通过现存的档案案件重现这一时期的悲剧）。 这说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历程最终建构了国家机构体系，即便那些看似掌握绝对权力的人，也无法想象在这些机构之外对异己者进行镇压。 然而就在不久之前，这种情况尚属可能：伊凡雷帝时期曾发生过不少法外处决；彼得一世时期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地主对农民的惩罚——无论是将他们鞭打致死，还是未经国家审判便流放西伯利亚——都屡见不鲜。 即便在更近的过去，即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成员被定罪时，这种现象仍未绝迹。暂且不论指控的夸大成分，我们不妨将目光聚焦于对那些被判处枪决者所遭受的法外凌辱。 当局对这些不幸者上演了一场处决的闹剧：彼得拉舍夫斯基和其他几人被绑在柱子上，蒙住双眼，现场有神父在场，行刑者将剑在他们头顶折断，随后下达“瞄准”的口令，接着是“收枪”的信号，最后宣读了赦免令——而行刑者对此早已知晓。 其中一名被判刑者精神失常，而在经历了“那十个可怕、无比恐怖的等待死亡的分钟”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角色展现出了更加尖锐的心理刻画。 可以举一个例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大主教阿尔谢尼·马采耶维奇的镇压，他曾大胆批评她压迫教会。 这位圣殉道者不仅被判处单独监禁，还根据她的命令被剥夺了姓名，以“弗鲁尔”的绰号被关押，最终牢房的门被封死，他因衰竭而死。布尔什维克已无法再进行此类法外处决，被迫维持其决定的合法性表象[201] 。
对历史“国家-文明”阶段选举与司法体系的评估结果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基于对当前局势的评估，确定俄罗斯在这些领域的未来蓝图。正因如此，我们才强调：基本原则本身并不能自动发挥作用。 在以往的历史时期，司法和选举制度始终是最高权力的衍生品，是其职能、权利和义务的体现。这一职能的复杂化，既源于人民生活各领域组织结构的质变，也源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及其在更广阔地域的分布。 “权力源泉在于人民”这一论断虽属正确，但必须看到，历史上建国人民是如何捍卫这一权利的：若存在相应的合法机制，则通过自由选举；若缺乏此类机制，则通过起义与革命。民族的任务在于，在 所有国家机构的架构中建立一套独具特色的制衡机制，并使该机制具备“自我进化”的能力，以适应新的挑战。
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试图从历史中发掘社会力量所展现的独特创造力，这些创造力在我们看来，契合了俄罗斯文明中“民族根基”的期许与诉求。 例如，稍作前瞻，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发现的基层法官遴选方式——由一审法院所在地区的公民直接选举，而所有后续审级则由相应苏维埃的代表选举——对于与过去时期及当今现状进行评估性比较而言，颇具参考价值。 亚历山大二世改革所确立的终身法官任命原则，虽然我们今天又回到了这一原则，但我们认为，它不如苏联的解决方案。
— 教育是国内政策最重要的领域。
在“国家-文明”阶段的前半期，该领域的发展方向遵循了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初确立的路线：旨在消除教育中的等级制度、实现初等教育免费、提高识字率以及扩大教育覆盖面。 但为了公平起见，我们现在必须承认沙皇政府与苏联政府在教育方针上的根本差异。
在前者，政府将教育事务主要移交给了地方自治机构，并赋予其相应的预算和税收权限。 国家并未将彻底消除文盲作为目标，更不用说义务初等教育了——相关法案最终也未获国家杜马通过。随着当局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意识到与欧洲各国的差距，教育体系才得以逐步发展。 甚至还曾出现过以著名的《关于厨娘子女的通告》[202] 为代表的教育反改革尝试。苏联政府在国民教育组织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和量的突破：从小学到大学，所有教育均实现免费； 颁布了七年义务教育法，这一目标早在1930年代就已实现（当时七年制教育已允许学生通过专门设立的工人预科学校考入高等学府）； 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教育机构数量成倍增长，大众教育成为国家事务，而非像革命前那样仅由地方自治机构负责；国家开展了消除成年人口文盲的运动，纠正了前一时期的不足，建立了“扫盲学校”体系。 教育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既源于共产党人将“培养新人”作为自身任务的意识形态定位，也源于计划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些务实任务的需求。要解决这些任务，就需要一个识字的民众。 沙皇政府并未将此类任务提上议程，因为它采取渐进式治理，坚信“俄罗斯既已屹立，必将长存”，同时认为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体系，不仅可从中引进技术成果，还能借鉴各领域民众生活的实践形式。
我们处境的戏剧性在于：我们本已拥有独特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在于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本应辅以斯拉夫派、门捷列夫、沙拉波夫及其他思想家的理念——本文中将提及这些思想家。 然而，可悲的是，沙皇政府在俄罗斯境内构建着“欧洲”（欧化俄罗斯），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却与欧洲对抗，尽管其立场始终站在欧洲某个组成部分的一边。
— 作为服务民众体系的医学，仅得益于地方自治改革才得以形成。
地方医生的形象成为了那个时代的英雄。显然，革命前夕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成就比在教育领域更为显著。革命前形成的三级医疗体系（社区医生、县立医院和地区医院）在苏联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当我们通过“历史自然分期”的视角来审视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幅图景清楚地表明，正是彼得大帝那场以欧洲为中心的革命，阻碍了俄罗斯未来在人民生活各个领域的发展。 其主要原因在于农奴制，这种制度已演变为对农民的赤裸裸的奴役。而贵族们则成为了奴隶主，表面上佯装成外族人。 这种社会经济体制的构建深刻影响了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得在本土基础上发展这些领域的必要性不复存在。这同样适用于教育和医疗——它们仅在废除农奴制并由此催生地方自治之后才开始发展。 而从改革前司法体系的状况来看，它表面上呈现出“宏伟”的建筑外观，与医学和教育领域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已被“统治官僚集团”所掌控，并正将国家不可逆转地变成一座巨大的停尸房。
从“国家文明”阶段的后半期（即苏联时期）起，公民医疗服务成为国家事务。在苏联时期，除了现有的三级医疗体系外，还采纳了一项新的医疗组织原则，该原则强调疾病预防、 通过全民强制体检实现早期诊断，并遵循“健康体魄，健康精神！”的原则发展大众体育运动。
— 捍卫家庭制度是国内政策的首要任务。
在这项国家与社会政策中，什么才是关键？我们认为，关键在于保护女性的贞洁。女性的道德沦丧必然导致家庭及家庭价值观的瓦解，而家庭价值观的核心在于遵循“顺天意”的原则生育子女，并对其进行虔诚的教养。 由此衍生出国家与社会的最低立场：通过立法禁止堕胎和卖淫。
在这方面，沙皇俄国的做法颇具矛盾性：堕胎被禁止，因为在这个以东正教为国教的国家，堕胎是不可想象的；而卖淫却被国家合法化，仿佛有偿性行为并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1843年，在尼古拉一世的倡议下，通过一项特别敕令实现了卖淫的合法化。 当时成立了“医警委员会”，旨在对妓女进行国家登记：没收她们的护照，发放“替代证”（俗称“黄卡”），该证件不仅阐明了从事卖淫活动的规则，还用于医疗登记。 允许16岁以上者卖淫，妓院老板的年龄则限定在35至60岁之间。到20世纪初，仅俄罗斯境内的官方妓院就已超过两千家。 非正式的“妓院”也十分猖獗。将卖淫合法化的主要动机是希望保护民众免受性病传播的侵害。 亚历山大·库普林在小说《深渊》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家典型的妓院运作场景，其原型取材于基辅某家妓院。这部小说毫无疑问地揭露了国家决策的道德败坏——政府凭借其权威，将以金钱换取淫欲的满足制度化，并证明了人们根本无法免受梅毒的侵害。 女主角珍卡被一名嫖客传染了梅毒，她拒绝接受治疗，并决定感染尽可能多的男性，以此报复自己不幸的人生。其中一些人最终自杀身亡，珍卡本人也是如此。 令人费解的是，一位东正教沙皇竟会同意将卖淫合法化，而罗曼诺夫王朝的所有前任君主都曾竭力与这一瘟疫作斗争：不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如此，就连彼得大帝也是如此——尽管在他宫廷中，寻常的淫乱行为已然盛行。 我们深信，将卖淫合法化的决定是极其错误的：仅凭东正教是俄罗斯帝国的国教这一点，就不该做出此决定。本应采取完全相反的措施：对所有从事卖淫活动的人员——从妓女到组织者——均追究刑事责任。 但这样的决定本会揭示少女们沦为妓女的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摆脱的赤贫。如今，许多“爱之祭司”往往是出于“天职”或不愿为自认为不配的报酬工作而入行。而在那个时代，大量民众却处于完全没有收入的境地。
在苏联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苏联政府走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条对社会有益的道路。政府认定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从事卖淫的社会条件，通过保障就业机会并推行全民劳动义务制，开始打击卖淫活动。 一如既往，布尔什维克将法律用于自身目的：并未对卖淫实施刑事追诉，因为这将意味着承认其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存在，而这与理论相悖。 妓女虽依据《刑法》和《行政法》的其他条款受到追责，但刑事追究主要针对诱使未成年人卖淫、拉皮条及经营妓院等行为。除镇压性打击外，国家还采取社会预防措施，设立了特殊的半封闭式预防所、合作社、作坊及劳改营。 最终，打击力度不断加强，将妓女送往古拉格的手段占据主导地位：妓女被归类为与寄生虫同类的阶级敌人。 当然，这些措施未能彻底根除卖淫，但已将其逼入地下。如果查明妓女无处工作，便可依据“寄生虫”罪名对其进行刑事起诉。 1961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加强打击逃避社会有益劳动、过着反社会或寄生生活的人员的法令》。根据该法令，出现了“驱逐至‘101公里处’”这一惩罚措施。国家一方面采取镇压措施打击卖淫，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失业问题，这一过程揭示出：卖淫的成因不仅在于贫困，更存在更深层的根本原因：卖淫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本质在于女性自愿成为“爱之祭司”。 这与社会中存在一定比例的“亡命之徒”是同样的社会现象——这些人为了维持生计不惜犯罪，同时从中获得“亢奋”与“肾上腺素”。 国家最基本的任务，恰恰在于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自由、荣誉和财产权，运用镇压性与预防性措施，将犯罪活动驱赶回其“自然”的社会生态位。 在这方面，苏联的经验弥足珍贵：国家在向机会均等的社会迈进时，突然发现犯罪是无法根除的。基督教教义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社会状态：这是由于人的罪性，以及他拥有自由意志——这种意志使他成为上帝的形象，但他并不总是将其用于善行。
沙皇政府决定将卖淫合法化，对其而言是顺理成章的一步，因为它既不愿也不具备能力对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深刻改革。 另一个促成沙皇俄国卖淫业发展的因素，是上层阶级因欧化而逐渐脱离东正教的过程——这一趋势无情地席卷了社会各阶层，用无神论取代了东正教。 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个人生活便是典型例证，他留下了文字记录，描述了自己如何造访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一家妓院，并在那里接受了一名日本女子的服务。 在这封写给朋友的信中，令人震惊的并非“日本式淫乱”的细节描述，而是他将光顾妓院视为前往萨哈林途中游览名胜的正常活动。 但这正是国家当局将卖淫合法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花钱满足淫欲竟成了社会中人的行为常态，而契诃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毫不避讳地分享了自己的见闻。 不禁让人深思：这难道不正是他曾写信给弟弟尼古拉时所提到的、旨在教导弟弟的“高尚化性欲”吗？
在支持家庭制度的内政事务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家对堕胎的态度。 根据文明论历史哲学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定义——即一种保障公民生命、自由、荣誉和财产的特殊社会形式——可以推断，社会通过国家必须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在卖淫问题上那样，持坚定立场，而这种立场只能体现在立法层面禁止堕胎。 已出生的儿童应当享有生命受保护的权利。将问题简化为关于受孕后何时出现生命的讨论，在俄罗斯东正教会曾是国家建设力量的国家中是不道德的：基督教教义认为受孕的瞬间便是新生命的诞生，因此将堕胎视为谋杀。 在彼得一世之前，堕胎本应处以死刑，而刑事追究一直延续到1917年。 但社会和国家的整体风向已不可逆转地转向对堕胎态度的自由化：20世纪初，社会上已就取消堕胎禁令展开热烈讨论，且对堕胎的惩罚措施也较为宽松。
1920年，苏维埃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当从丹尼列夫斯基划分的四个类别（领域）来审视人民生活（文化活动）的主要方面时，人们不由得意识到，苏联时期的许多进程都与革命前时期相关：它们要么是革命前时期的直接延续， 或是延续，或是纠正错误。对于一个将源于革命前时期的无神论和唯物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取消堕胎禁令、彻底完成社会对堕胎态度的自由化进程，简直是势在必行。 更何况，这正是实现男女权利平等这一逻辑所要求的。但布尔什维克很快回过神来，开始对堕胎实施各种限制，而从1936年至1955年，堕胎甚至被完全禁止：无论是实施堕胎者还是求堕胎者，都将承担刑事责任。 与此同时，政府采取了支持多子女家庭、扩建幼儿园和托儿所等措施，并加重了对“拒付赡养费者”的处罚力度等。在确立了支持家庭的方针后，苏联政府自1955年起开始将堕胎非刑事化，仅对在非医疗机构进行的堕胎予以处罚。
我们特意未列举统计数据——不仅因为这属于独立研究范畴，更主要的是，在构想俄罗斯的未来图景时，我们不应仅依据统计数据 （例如娼妓合法化如何影响性病数量；禁止堕胎如何影响出生率），而应更多地基于符合俄罗斯民族深层期许与要求的道德准则——这些准则在其历史运动中已具象化为具体形式。 显而易见，俄罗斯民族对卖淫和堕胎的态度是坚决否定的。社会和国家对这两种致命罪行的合法化，堵死了全民向上帝祈求帮助的任何可能——这种祈求本应为整个民族整体（即祖国）而发，因此绝不能纳入塑造俄罗斯这个文明之国的未来图景之中。
- 民族生活的外交领域
到20世纪中叶，俄罗斯历史上首次建立起如此强大的国家，其结果是所有历史上的敌人都无法再发动侵略，企图征服该国并剥夺其政治独立。 苏联付出了2700万生命代价赢得的伟大卫国战争胜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外交事件。
正如我们此前指出的，丹尼列夫斯基关于“联合的西方文明（或其大部分）将对俄开战”的预言已然应验。斯大林的推论——即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绝不会再打两线战争——之所以出现谬误，恰恰源于未能考量新形势：当时已不再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相同。 希特勒通过迅速击败法国，并迫使英法联军撤往英国，从而消除了欧洲大陆战线。 当然，更明智的决策本应是战胜并占领英国，但先夺取苏联全部资源，随后再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交战的诱惑，实在太过巨大。 但显然，德国并不具备通过英吉利海峡实施如此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的技术和工业能力——而1944年6月，美英两国正是倾尽全力才完成了这一行动。
与苏联-俄罗斯交战的是联合的欧洲大陆，其领导者是西方历史上首个将种族优越论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并自称“第三帝国”（“第三王国”）的国家。 希特勒及其追随者首次将日耳曼—罗曼文明中“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如个人主义、暴力倾向、 物质主义等典型特征，赋予了德国民族主义一种完整的意识形态形态，该主义宣称德国人在生物学和文化上优于其他种族和民族。丹尼列夫斯基不仅通过“民族根基” 和“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这一范畴，还指出了当时德国人如何试图基于颅骨结构（纵向尺寸与横向尺寸之比）和颌骨结构（直颌型与斜颌型）等生物学标准来论证其优越性。 在与西方的信息战中，我们完全没有利用这样一个事实：即德国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种族主义）揭露了整个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中种族主义的本质，尤其是其最精英化的新日耳曼部分 ——即盎格鲁—撒克逊部分，该部分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通过地毯式轰炸德国城市以及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打击，暴露了其残暴本性。
为了制定与西方关系的现代政策，我们必须将两次世界大战视为本质上属于同一西方文明内部的内战，这场战争将众多其他民族卷入了其争夺霸权的内部斗争之中。 德国人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统一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他们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宣示了自己在西方文明内部的领导权。 在这两种情况下，盎格鲁-撒克逊人都通过牺牲俄罗斯来解决德国过剩的“激情蒸汽”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俄罗斯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则是苏联。
我们今天必须铭记，在伟大卫国战争中，与当今不同，我们并非孤军奋战对抗德国：美国和英国的援助至关重要。在苏联时期，这一援助被低估为苏联GDP的3%，但如今已有评估将其定在7%至15%左右。 但显而易见的是，在某些物资供应方面，这种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红军的主力运输工具是美国产的“斯图德贝克”卡车，这一点甚至从新闻纪录片画面中就能看出；火药及其生产原料的供应至关重要；铝板的短缺则通过美国的租借法案得以弥补，等等。 美国罐头肉在民间被称为“第二战线”。波克里什金驾驶的是“空中眼镜蛇”飞机。在苏联将领的回忆录中，曾对1944年6月开辟第二战线作出评价：若无此举，战争将再延长一年。
我们强调这些背景只有一个目的：只有在伟大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罗斯才以苏联的法律形式，在历史上首次与已完全统一、由美国主导的西方文明正面交锋。 针对苏联的战争策划随即展开。早在1945年春夏，就已策划针对苏联军事行动的丘吉尔将该计划命名为“不可思议”。 1949年，北约军事集团成立。但西方当时仅决心发动冷战，并于1946年通过丘吉尔在著名的富尔顿演讲中向苏联宣战。 此后，美国接连制定了针对苏联的核打击计划（如“落点”等），若这些计划付诸实施，仅第一波行动就将导致6000万至9000万苏联公民丧生。下文在探讨当前文明发展阶段的局势时，我们将重提这些评估：1991年 西方并未在冷战中获胜，而仅仅赢了一场战役（苏联解体），而如今在乌克兰境内，它正向我们发起冷战的最终决战，将其转化为混合战争，并将瓦解俄罗斯联邦本身作为目标。
国家-文明发展阶段历史上的另一重大事件，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形式建立的“全斯拉夫联盟”。
我们绝不愿承认，丹尼列夫斯基关于必须建立全斯拉夫联盟的思想，实际上已在我们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的苏联时期得以实现。 随着卫国战争的胜利，所有被丹尼列夫斯基列为在俄罗斯主导下新政治联盟潜在成员的国家，均从纳粹德国的统治下获得了解放。 经济集团——经济互助委员会——于1949年成立，而这些国家的军事联盟则以华沙条约组织的形式于1955年成立。 （西方国家的军事联盟——北约——成立于1949年，而经济联盟则直到1992年才成立）。 就连非斯拉夫国家的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以“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总称被纳入了“全斯拉夫”联盟，甚至连丹尼列夫斯基曾对此表示怀疑的波兰也不例外。 当然，东德的成立是无法预见的。但即使是丹尼列夫斯基预测本应加入该联盟的希腊，也有可能加入其中。众所周知，希腊共产党曾请求苏联庇护（1946–1949年希腊内战），但斯大林不愿与美国人发生冲突。
可见，自然历史分期法能让我们以历史事件的真实规模来审视它们，不遗漏任何一个。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评价：将东欧的斯拉夫国家、匈牙利、罗马尼亚乃至部分德国人团结起来，是对外政策领域的一项杰出成就。
- 在人民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
在整个国家文明发展阶段，发展始终朝着解决客观任务的方向推进，即在符合俄罗斯民族（俄文明学5.62）期望与要求的原则基础上，构建社会经济领域。
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早在废除农奴制之后，以各种形式的合作社运动为载体的集体化生产和销售模式就开始发展，甚至波及到了金融领域；工团式生产方式获得了新的动力，而农民公社一直延续到了布尔什维克集体化时期。 如果将社会主义首先理解为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协作形式，那么1917年之前的俄罗斯便是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国家。 这种纯粹的俄罗斯民间创造现象，完全契合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压倒性优势。 以各种集体主义形式呈现的社会主义理念对人民而言是可见且可感的，因此最符合社会主义理念，因为它直接源于集体主义的“民族根基”。对于在理论和实践中占上风的“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这一理念，则无法如此断言。 若要让民众同样明确地理解“国家所有制”即为整个民族的集体所有制，就必须建立与合作社所有制相同的机制，让公民参与其管理并分享收益。目前尚未找到这样的机制，我们将在下文对现状的评估及“未来图景”的构建中对此进行探讨。
沙皇俄国上层阶级未能认清“国家-文明”阶段的核心任务： 即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基石上构建社会经济领域，正因如此，不仅发生了1917年2月革命，更迎来了10月革命——后者扫除了以欧化的上层阶级（“统治官僚阶层骑士团” 和“俄罗斯知识分子骑士团”），并基于苏联身份认同形式——正如我们今天所见，这种形式在历史上具有临时性和过渡性——克服了俄罗斯民族的分裂。
到20世纪中叶“国家—文明”历史阶段结束时，俄罗斯—苏联的社会经济领域已建立在“有限多结构”的国家社会主义原则之上。
总体而言，文明论历史哲学以及对罗斯—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使我们得以认识到：20世纪苏联俄罗斯的出现并非历史偶然、误解、无处不在的布尔什维克的阴谋，或是英德情报机构的诡计等， 而是彼得大帝时期“欧俄”整个先前历史的必然结果——最高权力未能摆脱这一历史桎梏，仍在俄罗斯境内持续构建欧洲，同时不断在欧洲各派系之间相互对抗。 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在1917年的事件中，应当看到上帝的旨意——祂允许布尔什维克掌权，将其作为俄罗斯历史的“第四次动员时期”，旨在维护国家主权本身；为此，必须消除俄罗斯民族的分裂，并着手完成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主要进步使命： ，即根据俄罗斯民族—国家“民族根基”的期许与要求（基于集体主义特征在“民族根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形式），来构建社会经济领域。
布尔什维克最重要的成就在于，他们成功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整个欧洲取得胜利”的教条。 战胜托洛茨基——这位国际主义路线的拥护者，曾将俄罗斯仅视为“世界革命”的工具——意味着确立了“在单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社会主义理念通过以下形式得以实现：工业、贸易、服务业[203] 实行国有制，并将由此产生的收入以各种免费服务形式分配给公民（医疗、教育、 住房）或以低价提供（公用事业服务、疗养院、食品和消费品的固定国家价格等）。农业领域进行了强制集体化，由此形成了基于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原则的集体农庄。 土地被移交给集体农庄无限期使用。每位集体农庄成员可拥有0.25–0.5公顷的家庭菜园，但其中饲养牲畜的数量受到限制。 集体农场成员向集体农场提供“劳役”（尽管部分作者认为这种说法不公，因为与地主制度不同，农民毕竟以某种形式参与了集体农场的管理），并按劳动天数获得实物报酬， 而个体农户则需向国家缴纳“地租”，既包括现金税款，也包括强制出售的产品。 在“改革”年代，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遭到了诸多负面评价：国家剥削农民，只用几分钱收购家庭农场的产品，劳动日所得微薄，因为首要任务是完成向国家交付产品的计划等等。 那些憎恶苏联体制的人对此的描述，仿佛这些资源是被从农民手中掠夺，转给了某些腰缠万贯的寡头，而实际上，这些资源是被国家征用。 一个普遍的论调是：工业化首先是以农村为代价进行的，工业中心所需的资源被无情地从农村榨取；西方迫使苏联用粮食来支付进口机床的费用。 但并没有出现那样一个特权阶层，像地主在过去100年里那样过着奢靡的生活——当时国家将农民作为奴隶送给了他们[204] 。 关于布尔什维克被指控引发饥荒一事：这场灾难很可能确实是强制集体化造成的，但我们也不应忘记，沙皇统治时期农民的饥荒岁月和半饥饿生存状态本身就是一种系统性现象。 部分研究者认为，在革命前时期，饥荒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完全不参与粮食市场的调节（1891–92年的饥荒）。 为何会出现国家没有往年积存的粮食储备这种情况？答案显而易见：这是因为大型地主庄园在国家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将粮食大量出口，而国家对此负有责任。
需指出斯大林时期社会经济领域的一个重要特征：集体农庄总体上相当于一个村庄，可能还包括周边的农庄，这使得集体管理和控制得以实施，而相比之下，在随后的赫鲁晓夫时期，集体农庄进行了合并； 当时存在工业合作社，在某些行业（如儿童玩具）中，其产量甚至占据主导地位；存在由专门法律规范其工作的个体手工业者阶层；还存在关于行会式生产方式的立法（例如，采金者）。
苏联领导层在“国家—文明”阶段的主要错误，在于人为地将国有制扩展到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这种状况可以归因于为备战德国及伟大卫国战争而动员全民力量的任务。但即便如此，它仍与社会主义理论相悖——该理论虽规定了国家-全民所有制的主导地位，但也预见了经济的多结构性质。 更何况，这种状况也与文明论历史哲学相悖——该理论 主张，社会经济领域的组织结构必须反映构成国家的民族在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基因）中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则的实际比例。 关于这一比例的问题属于历史实践范畴，无法在理论中找到答案，因为理论只能提供定性评价。但显而易见的是，合作社企业的比例本可以显著更高，而在贸易和服务等领域，私营企业也有其生存空间，这反映了个人主义原则的需求。 农民出售自家家庭农场产品的积极统计数据，要求扩大这一农产品生产部门。但最关键的要求在于 在于：必须允许国民消费品生产领域的国有企业（在第一阶段）在闲置产能范围内，自由规划生产什么、卖给谁以及以什么价格出售。 这种自由市场价格体系逐渐在所谓的“集体农庄市场”上形成，集体农庄和个体家庭农场都在这些市场上出售产品剩余。 苏联在文明阶段伊始便面临所有“微调”任务，这体现在所谓的“科西金改革”中。
11.13.3. 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根据对历史事件的评估，无疑已处于其历史运动的文明阶段 ，并已度过了其第一个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三项任务）。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的第三个任务是确定其历史发展的阶段（俄文明学 7.2）。正如上文多次提及的，俄罗斯作为文明国家，正处于其历史的“文明阶段”，正如读者所见，该阶段始于20世纪下半叶，并延续至今。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将“文明阶段”视为“文明台阶”的第二阶段，正如其前身的“国家—文明阶段”一样，它隶属于该台阶。因此，计算在“文明台阶”上所经历的时间，应从“国家-文明阶段”的起点开始，即从19世纪下半叶的开端算起。 这种逻辑考虑到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它与欧洲文化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导致了特殊任务的出现，而在其他文明从国家阶段向文明阶段过渡的类似时期中，这些任务并不存在： 解决俄罗斯立国民族分裂的难题，以及消除实质上已演变为农奴制的奴隶制。
必须铭记，历史运动若不以自身固有的形式展开，只能是社会创造力量的能量在克服欧洲制度模式对人民生活各领域产生负面影响的过程中，进行了实质性的“超规范消耗”的结果。 这种对人民力量的过度消耗，必然导致文明阶段本身的持续时间缩短——而该阶段本就短暂：据丹尼列夫斯基估算，不同文明的持续时间在400至600年之间，而我们已度过了其中一个半多世纪。 文明论历史哲学所提出的最引人入胜的问题，不仅在于界定历史运动的阶段，更在于该阶段已度过的年数，以及对进入历史最后“后文明”阶段前剩余年数的预测。
11.13.4. 关于艺术是否已在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达到其最高发展水平这一问题的答案，不能仅基于对该阶段历史的评估来给出 （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四个课题）。
艺术的繁荣是社会创造力能量最高积累及其最高作用的标志。 确定艺术最高鼎盛时期的时间，即意味着确定文化历史类型中“文明”阶段的起始时间（俄文明学5.40），而最大成果（硕果）的标志则是哲学、科学及其实际应用的繁荣（俄文明学5.41）。 这表明，文化历史发展的顶峰已经过去。在先前历史时期积累的力量（能量），正不可逆转地消耗在结果上。
上文我们对国家-文明阶段的各个艺术领域进行了评估，并强调其中一个艺术分支——文学——早在国家阶段末期就已开始积极结出硕果。但艺术的主要发展仍发生在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 尽管我们将该阶段的成果评价为卓越，但目前尚无法断言正是这一阶段达到了人民生活美学艺术领域的最高发展水平且该阶段已告终结，因为要得出这一结论，还需对20世纪中叶至今的发展历程进行同等程度的评估 （我们将在《俄文明学》第十二章中进行这一论述）[205] 。
可以确切地说一点：在“国家-文明阶段”，审美艺术领域的发展水平确实高于此前历史时期。这也是我们提出引入“国家-文明阶段”这一概念的原因之一，该概念既可以也必须被视为文明阶梯的第一阶段。 当我们探讨下一个历史阶段——文明阶段——中审美与艺术领域状况时，将再次回到这一问题。对科学发展水平的评估亦是如此。
关于哲学发展水平作为判定社会创造力达到顶峰的标志，又能作何论述？ 一方面，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正是在俄罗斯、正是在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达到了其最高发展；另一方面，显然，这种哲学并非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本土哲学。 我们深信，唯有丹尼列夫斯基、门捷列夫、沙拉波夫、恰亚诺夫等学者的创造性遗产，才能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学说相抗衡——他们的思想自然地补充了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而结合 基督教宇宙观，这些思想能够实现必要的概括，提升至新的文明论哲学层面。 无论是丹尼列夫斯基本人，还是上述科学家的著作，都属于马克思、普列汉诺夫、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活跃的同一时期。根据“历史由胜利者书写”的原则，可以得出“哲学也由胜利者书写”这一结论。 因此，苏联时期国家耗费了巨大的智力与时间资源，却仅用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非本国独具特色的哲学——尽管这种哲学早已存在于包括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在内的一批学者的著作中。 这正是俄罗斯历史境遇的特殊之处：哲学的发展是以引进的欧洲形式进行的，当然，这些形式已被大幅“调整”以适应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的现实。 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所有的智力资源都已耗尽于过去，而今天或近期内不可能出现新的本土哲学？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这不仅不意味着如此，而且这种哲学的出现必然会发生。 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得益于丹尼列夫斯基及其他俄罗斯文明精神领域独具特色的人物（其中许多名字尚待我们发掘）在过去留下的创造性遗产。 其次：尽管苏联时期对基督徒的迫害规模堪比罗马文明中早期教会所遭受的迫害，但俄罗斯人民仍坚守了东正教信仰。 若没有这两大资源——即智力资源与精神资源，那么关于本土哲学复兴的任何预测都将沦为浪漫的乌托邦。
11.13.5. 决定俄罗斯历史“国家—文明”阶段历史运动积极建设性方向的事件（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五项任务） 。
鉴于我们历史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因“欧化”病症而成为俄罗斯历史某种宿命——对同一历史事件进行双重评价变得必要。我们正是从对彼得一世改革的评价开始的，这些改革给整个后续历史留下了深刻烙印。
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废除农奴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自治、司法体系、教育等一系列改革，成为了一项积极的事件。 这些改革释放了民众的创造能量，使其得以开展独具特色的创造活动，这在社会经济领域表现为合作社运动的大规模发展、行会式生产方式的兴起，并保存了农民公社制度。
俄罗斯领土向高加索、中亚和远东方向的扩张始于沙皇俄国时期，旨在将疆域拓展至其自然地理安全区；这一进程在苏联时期得以完成，具体表现为收复加利西亚罗斯和波罗的海诸国，并纠正了沙皇时期吞并波兰的错误； 1877–78年巴尔干战争中保加利亚获得解放。文学和艺术领域出现了批判现实主义，它反映了革命前社会的现实，并在苏联时期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1917年十月革命——这是俄罗斯历史在“国家—文明”发展阶段的重大事件，其结果是基于“苏联认同”，消除了俄罗斯民族分裂的问题，进行了动员式工业化， 从而使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及在该时期结束前研制出核武器和运载工具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只能在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学说之外，单个国家内建设社会主义，是俄罗斯民族有机体内部发展矛盾戏剧性解决的结果——该有机体在20世纪之交， 置于必须同时解决两个任务的境地：既要克服民族分裂（即纠正过去欧化的错误），又要以独特的方式完成其主要历史任务——根据俄罗斯民族性格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优势，对社会经济领域进行进步性重构。
11.13.6. 那些决定了我们在“国家—文明”阶段（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中的第六项任务）历史戏剧性的负面事件。
为维护地主阶层（其中绝大多数已濒临破产）及官僚阶层的利益，以维持沙皇俄国上层阶级的政治权力，推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 此次改革纯粹出于对民众起义的恐惧，同时也为了在经济上扶持此时已濒临破产的贵族阶层，而并未考虑给予农民公正的补偿——哪怕是让他们赎回自己耕种并赖以维生的土地。 国家强迫农民以虚高的市场价格赎买土地，地主则通过农民对国家的债务束缚，立即获得了资金（这正是革命的主要资金来源：生活无忧的闲人只能破坏周围的一切）。 结果到了20世纪初，农民为自己耕种了数百年的土地支付了三倍于原价的代价。土地重新分配的理念成为了农民的主要革命诉求，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对此作出了响应。 工业化——其不可避免性恰恰导致了农奴制的废除——并非基于周密的国家计划，而是混乱地推进，结果导致国家的主要资源落入了西方公司的特许经营手中。 由于俄罗斯未能脱离欧洲文明国家的政治体系，导致其放弃了基于不可兑换纸币的本土货币体系，并人为地将其与黄金挂钩——而黄金不得不向法国借贷，这正是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日耳曼-罗曼文明国家间冲突一方的原因。
俄罗斯在柏林会议上的失败不仅导致我国在巴尔干各国中的威望下降：这些国家开始转向奥匈帝国和德国，因此，在巴尔干方向推行成功政策的可能性实际上已降至零。 沙皇政府试图通过与亲近的德国君主制国家——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来寻求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而不是在巴尔干半岛与它们对抗。 在远东地区，阿拉斯加被以极低的价格割让给了美国。沙皇政府将北千岛群岛赠予日本（尽管日方并未对此提出要求），从而为日后的领土争端埋下了伏笔。
与日本的战争，源于俄罗斯错误地将自身定位为效仿英国的帝国，并参与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唯有如此，才能解释俄罗斯在远东的外交政策——该政策照搬了西方列强殖民中国领土的企图。 其结果是俄罗斯超出了其自然地理安全边界，对朝鲜提出主权要求，争夺满洲，并从中国手中吞并了辽东半岛（旅顺），这注定了 与日本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因为日本将这些领土视为其利益范围。巨额资金被转移用于修建中东铁路：直到意识到可能失去该铁路后，才不得不在本国境内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
对日战争是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推行完全错误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当时俄罗斯刚刚抵达阿穆尔河口，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河与中国划定边界，本有机会和平开发这些肥沃的新领土。 由于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战败，结果恰恰与普列韦所期望的相反（“为了遏制革命，我们需要一场小规模的胜利战争”）： 1905年的革命动员了全国所有的革命力量，完善了他们的纲领、目标、任务和口号，使他们与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而群众本身也催生了人民专政的新形式——苏维埃。 对日战争是俄罗斯唯一一场自主发起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正是最高当局（效仿西方）的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 俄罗斯通过与英国缔结协议，从而加入英法协约国阵营，积极介入了西方文明大国之间的对抗，结果导致俄罗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为必然。 在波斯尼亚危机中，俄罗斯遭受了最严重的屈辱，在巴尔干各国中丧失了威信[206] 。为试图恢复威信，俄罗斯不顾巴尔干各国之间的矛盾，组建了巴尔干集团。这导致集团成员国之间爆发战争，并最终促使保加利亚倒向德国阵营。 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非但没有获得盟友，反而招来了新的敌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未能纠正1861年农奴制改革的错误，暴露了农民土地稀缺的问题，而仅靠一次迁移根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至少，这些改革并未考虑到利用农民公社的积极潜力。 斯托雷平的改革沿袭了西方的模式，旨在农村中创造大批个体所有者，尽管更明智的做法本应是依靠农民家庭的劳动合作。 结果，这些改革不仅彻底失败，未能实现其主要目标——即保障农村的社会安定，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大批破产的农民对当局采取了敌对立场。 而斯托利平在法律层面支持的“强权地主”政策，实际上催生了“高利贷地主”这一新阶级，刚刚摆脱地主压迫的农民们，又落入了这一阶级的掌控之中。
俄罗斯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本可以避免的重大错误。 俄罗斯对德国技术的进口依赖度超过50%，却与德国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不仅摧毁了本国工业，还使俄罗斯陷入了对协约国盟友的债务枷锁。巨大的伤亡、民众的贫困化、当局无力确保胜利——所有这些都成为了俄罗斯革命的催化剂。
未能充分利用《莫洛托夫—里宾特洛普条约》带来的所有利益是一个重大失误，结果导致精心构筑的“斯大林防线”被弃守，军队被迫调往新的西部防线。 苏联领导层未能意识到，与德国缔结的条约仅仅是推迟了其对苏联的进攻，同时将侵略的矛头转向了西方：希特勒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负面经验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 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负面经验，排除了在欧洲大陆战区开辟第二战线的可能性，进而对苏联发动了进攻。显然，德国在技术工业上不具备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能力，因此最终选择了符合西方文明外交法则的»东进政策”路线。这一冒险被证明是值得的。
内战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框架，推行了激进的无神论政策。 一个重大弊端在于，他们推行分裂俄罗斯民族、从中分离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政策，并依据“民族自决权”原则建立苏联，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纳入其中。 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尤其是“乌克兰化”政策，为俄罗斯国家体制埋下了定时炸弹，其影响至今仍在显现。集体化政策虽客观上源于动员时期的特殊需求，但针对政治对手和不满分子的镇压，在实践中却导致了严重的过度行为和大量牺牲。 同时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的所有失算和错误，其根源不仅在于他们所奉行的革命意识形态，更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历史时间。 这种“时间匮乏”的根源可追溯至革命前时期：沙皇俄国统治阶层既不愿也不能根据俄罗斯文明的“人民原则”，为广大民众的利益推进国家现代化。
11.13.7. 在俄罗斯历史的“国家—文明”阶段，国家建设以及人民生活其他各领域的發展，都经历了新的、第四种、即苏联形式的动员（依赖） （这是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的第七项任务）。
若以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视角审视，便无法像常人那样对历史中“国家-文明”阶段的苏联时期作出否定评价。我们此前已充分论证了这一时期的必然性——它源于彼得一世统治时期起，罗曼诺夫王朝在“国家”阶段所犯下的治理失误： 在国家体制和上层阶级的社会生活方面，俄罗斯已蜕变为“欧俄”，王朝不再认清自身独特的国家利益所在，且在确立了专制君主制后，实际上将其推向了自我消亡 （正如后来苏联领导层对其国家体制所做的那样）。因此，对于1917年后的时期，评价范围可能从“必要的恶”（甚至部分东正教爱国者也已部分认同这一评价）到“必要的善”（共产主义者）。 但在这一评价范围内，没有自由派西化主义者所称的“纯粹之恶”的容身之地。 我们可以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错误，其中最大的错误是对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迫害。但他们无法避免这一点，因为掌权的是在革命前的俄罗斯长大的无神论一代，那个时代常被不恰当地称为“圣俄”，而它早已不再是“圣俄”了。 可以批评他们沉迷于世界革命的理念，因此浪费了五到十年——本应用于国家工业化的宝贵时间，但他们同样无法避免这一错误，因为正是世界革命是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必然要求。 关于集体化，需要进行一项不带偏见的史学研究，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进行农村集体化，是否可能实现工业化？ 工业化首先需要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只能从农村迅速获得。为此必须解决一个问题：让更少的农民养活更多的工人。令人深感怀疑的是，在战争迫在眉睫的形势下，布尔什维克是否还有其他出路。正如我们上文所指出的，沙皇政府曾拥有所有这些时间资源：自1762年《贵族自由宣言》颁布后——近150年；自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超过50年。 这些漫长的历史间隔被白白浪费了。唯有通过极度调动人民的力量才能弥补这段空白，而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做到的。
在历史运动的“国家—文明”阶段尾声，苏维埃政权已依托自身的历史经验和资源。 自20世纪中叶起，它面临的纠正自身错误的任务，与19世纪中叶沙皇政府所面临的完全相同。同样地，苏联政权未能独自完成纠正这些错误的任务，纠正的重担已落在了以俄罗斯联邦法律形式出现的新俄罗斯政权身上。我们正生活在这个时期。 根据我们采纳的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这一时期属于俄罗斯历史的“文明阶段”，其起点位于1950至60年代之交。
“B”章节（《通过文明论历史哲学透视罗斯—俄罗斯历史》）的结论
让我们总结一下关于罗斯-俄罗斯历史的系列文章，内容涵盖从其历史的“民族志阶段”（于9世纪结束）到“国家 （14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进而延伸至文明阶段的国家-文明阶段（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的系列短文。 这些阶段源于我们基于“A”章节理论部分的论点所构建的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体系（该章节以“结论”收尾）。 该理论章节的主要内容在于阐述文明论历史哲学本身——这一社会学说旨在描述世界历史中的真实历史现象：文化历史类型（文明）、其构成国家的民族以及它们发展的客观规律。 与此同时，我们阐明：所谓“人类共同体”并非世界历史主体的论断，仅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时期——即由相互独立的民族-文化-历史有机体（即民族与文化-历史类型）发挥作用的时期。 基督教教义的视角（我们将其作为更高方法论层级的理论加以运用）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 该视角将世界历史划分为宗教（教会）时期——从有形世界与人类的创造，直至巴比伦塔事件中各民族的形成；以及始于各民族形成时期的“双重”人类历史：宗教（教会）历史与地缘政治（公民）历史。 人类历史地缘政治时期的主要内容在于 特定文化历史类型下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使其符合其独特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这实际上就是“历史进步”。
俄罗斯的历史使命在于，在世界历史上首次将民族生活的社会经济领域，建立在符合人类崇高精神本质的原则之上，并使其与所有其他领域的构建和谐统一（在美学与艺术领域，进步的先驱是希腊文明；在宗教领域——犹太文明（基督教）； 在政治领域——罗马文明；在美学艺术与政治领域——日耳曼-罗曼文明）。
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能够且应当成为首个四基石文明，即一个将人民生活的所有领域与人类崇高的精神本质和谐统一，并符合其独特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的文明。
在本文所呈现的俄罗斯历史概述中，我们试图揭示俄罗斯民族根基的典型特征是如何在实践中体现的。这一研究课题由我们为本书核心任务所选定的“解决方案”所决定：即确立俄罗斯的未来图景及其实现路线图。 我们深信，未来图景的主要特征正从我们的过去中向我们昭示。因此，首要任务在于洞察祖国人民生活各领域中独特的实践组织形式，以及它们与西方文明中同类生活形式的差异——西方文明的历史与我们紧密交织，且我们对其了如指掌。
在俄罗斯民族的本质中，集体主义优于个人主义，宽容与仁慈优于暴力，沉思优于物质主义，这一特征自俄罗斯有文字记载的最初几个世纪起便已显现，并以其客观法则般的不可抗拒之力，贯穿其整个历史始终：作为“城市之国” （“加达里卡”），那里居住着东斯拉夫部落，他们是俄罗斯民族形成之源；其公社结构基于“邻里原则”而非血缘关系；奉行的是异教的农业崇拜，而非像日耳曼维京人那样的好战崇拜； 历史运动中对国家政体的自由选择，即由一位公爵统治（留里克的召唤）； 基于自由选择，以东正教的形式和精神构建了人民生活的宗教领域（这一构建在日耳曼-罗曼文明的民族中截然不同），且基辅时期的俄罗斯早期基督徒未遭受异教徒的迫害（这从20世纪前俄罗斯东正教会历史上缺乏殉道者这一事实中得到印证）；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不存在奴隶制关系，而且在民族国家历史阶段也不存在古典封建主义关系（这构成了与日耳曼-罗曼文明各民族历史的根本区别）；确立了俄罗斯形式的 封建主义（农奴制）的建立，这种形式对农民和地主而言都是公正的，因为他们同样“紧密”地依附于国家，且仅受国家司法管辖；基于共议制原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最高权力形式——人民君主制： 君主拥有全部的权力，而人民和教会则拥有全部的意见权（教会通过宗主教制度和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实行共议制管理； 人民君主制；全俄罗斯缙绅会议与地方自治）；土地的公社所有制（这种神圣的所有制形式，与西方文明中各民族的私有制同样神圣）；不仅要保全所有小民族，还要赋予他们作为俄罗斯政治民族公民的完全权利，同时保留其独特的文化和宗教； 在日常生活层面，俄罗斯立国民族不存在种族不容忍和傲慢；基于集体主义原则的、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然构建（农民公社、工团式生产方式、全面的人民合作形式）； 苏联时期曾大胆（但乌托邦式）地尝试以集体主义原则构建社会经济领域，具体表现为生产资料由国家“全民”所有； 向教育、科学、文化、工业等人民生活各领域的计划性“集体”发展过渡（民族意志性地确立其未来蓝图，并动员所有社会创造力量）；建设真正无阶级的社会等。
我们决定将文明阶段的历史概述置于本书的第二部分。这源于我们提出的俄罗斯历史自然分期法得出的结论，即我们今天正生活在我们发展历程中的文明阶段：从20世纪中叶至今。 我们认为，在专门探讨“俄罗斯未来图景”与“路线图”的“B”章节之前，先以《文明阶段历史概述》作为引子是十分恰当的，以此展现该阶段所有时期（即苏联时期、自由主义-亲西方时期以及当代“应对西方压迫”时期）的内在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源于俄罗斯立国民族在历史运动中所有时期所面临的共同任务：最终确立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认同，并构建人类文明史上首个“四基石”文化-历史类型。 这正是我们历史整个文明阶段的主要任务（正是基于其客观性，我们同样得出了关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国家-文明阶段两个时期——帝国时期与苏联时期——统一性的结论）。 这种将俄罗斯立国民族而非其国家形态等要素界定为历史运动主体的方法，能够为社会中所有对立的知识力量提供一个无矛盾的平台，以达成实现我们的福祉，以及在正在形成的多元极世界中延续数个世纪的历史生命。
[1]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 中对类别（概念）、现象和重大事件的拼写风格有其独特之处——它们均以大写字母开头。这与加粗处理一样，旨在通过排版手段吸引读者关注“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核心类别和论点。 我们认为采用这种文体是合理的，因为从科学角度来看，所有此类术语在广义上都是专有名词，为了揭示其独特内涵，它们应当以这种形式收录于科学词典中。 此外还应考虑到，在革命前的《俄罗斯与欧洲》刊物中，民族名称均以大写字母开头。俄语尚未穷尽其发展前景——至少是因为俄罗斯民族相对年轻，而我们距离历史运动中的“后文明”阶段尚远。
[2] 在此及下文中，伴随引文出现的由字母缩写和两个以冒号分隔的数字组成的索引，是N.Y. 丹尼列夫斯基研究所制定的文本片段通用标识系统——即分配给丹尼列夫斯基著作各段落的独立编号（字母代表被引著作的缩写名称，第一个数字为章节编号，第二个数字为段落编号）。 2023年5月，该研究所出版了N.Y.丹尼列夫斯基文集的第一卷，其中《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段落即采用此种标记方式。 据计划，该文集将包含不少于6卷，且新的文本片段标识系统将适用于文集中收录的丹尼列夫斯基所有著作。 推行该系统的必要性源于当前书市及民间流通的《俄罗斯与欧洲》版本繁多，导致将书中引文与特定版本的页码关联起来的做法收效甚微。 第一卷可在研究所网站（danilevsky.ru）及“Yandex Market”购买，亦可从研究所网站下载。
[3] 第一章对当代读者而言或许最为艰深，原因在于作者引用的历史事实涉及遥远的过去，且多属外国史。正因如此，我们将昔日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统一进程，与我们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所经历的当今历史俄罗斯统一进程进行了对比。
[4] 我们不得不直接在接下来的章节中阐述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范畴之前，就先行使用这些范畴。
[5] 这一问题已在最高权力层得到认识，并体现在相关文件中。
[6] “文明论历史哲学”的核心结论正是对此的阐述：俄罗斯将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展现一种社会经济体系的范式，其原则将契合人类崇高的精神本质。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其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这已成为俄罗斯历史运动中一条社会法则。 我们的研究正是致力于论证这一观点。
[7] 不仅未能解决“特别军事行动”中提出的任务，任何半吊子的解决方案都会被社会视为负面。
[8] 更甚者，若不解决由俄罗斯——文明型国家——历史运动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紧迫内政任务，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中就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全面胜利。我们将在本书结尾详细探讨这些任务，届时我们将“构想”俄罗斯的未来图景及其实现路线图。
[9] 如今，一些政治家通过“主权民主”这一完全符合丹尼列夫斯基阐释的定义，来传达“对外政治爱国主义”的内涵。在此定义中，国内建设的目标由“民主”（西方的同义词）一词体现，而对外目标则由“主权” （即政治独立的同义词）。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便丧失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过去30多年来，国家始终遵循着“对外政治爱国主义”或“主权民主”的意识形态。建立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尚在未来的道路上。
[10] 尽管必须承认，苏联时期俄罗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既定目标与俄罗斯建国民族集体主义性格特征的契合——这些特征压倒了个人主义倾向；而最终的失败，则是由于这些特征被“以国家形式存在的全民所有制”这一虚像所压制 ，尤其是对俄国人民固有的个人主义倾向的彻底压制——尽管这种倾向在俄国人民中表现得不如西方民族明显。
[11] 这里指的是直接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付诸实践，这些思想经马克思重新阐释，并由列宁和斯大林根据内战后苏联俄罗斯形成的现实情况加以调整。
[12] 东进政策（德语）
[13] 将这一时期的开端简单归结为彼得一世统治时期是不公正的。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统治时期的俄罗斯民族分裂、伊凡雷帝死后“动荡时期”的成因，以及此前时期俄罗斯生活欧化的迹象，都需要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和评估。
[14] 《马太福音》13:57
[15] 关于丹尼列夫斯基学说中的人工科学体系与科学自然体系，我们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16] 丹尼列夫斯基针对达尔文的理论，撰写了《达尔文主义。 批判性研究》一书予以回应，他将此书视为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驳斥了达尔文学说，证明物种不可能通过生物体中渐进的、随机的变异积累而产生，并指出达尔文学说首先是一种哲学，旨在满足西方社会的社会需求：将造物主从历史中剔除。
[17] 如今通用的术语包括：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和现代史。
[18] “文明论哲学”这一名称充分反映了本文所述学说的本质，且因其新颖性，完全符合其普及的任务——这与“基督教哲学”、“俄罗斯哲学”、 “俄罗斯东正教（基督教）哲学”等表述：在学术语境中，这些词组各自已确立了特定的含义和知识领域。
[19] 社会发展的规律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组织某种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运动，将带来各民族的繁荣，并最大限度地延长其历史生命。
[20] 我们认为，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有的学术语言起源于苏联时期（19世纪的人文思想家并未采用这种写作方式）。 这种语言的显著特征是大量使用抽象范畴和表述，其内涵往往不予阐释，这可能是因为预设读者应当自行知晓。实际上，这些范畴背后往往缺乏对其内涵的普遍共识。但若说苏联时期
传播的是强制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其基本观点社会大众尚且知晓，那么如今的学术领域却充斥着从个别著作中摘取的新术语，其含义被假定为显而易见而无需解释。尤其那些热衷于炫耀西方学者姓名和引文的作者，对此更是屡见不鲜。 若读者不主动去搜寻并研究原始文献、查阅参考资料（首先，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其次，往往也得不到预期的结果），此类文本对他们而言将始终晦涩难懂。
在撰写本论文时，我们在语言表达上试图参照丹尼列夫斯基的风格，他的语言本质上非常简单，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主要使用通俗易懂的术语，普通受过中等教育的人都能理解。 因此，若说理解其创作遗产存在难度，那仅在于其思想的丰富性，以及通过长而复杂的从句来阐述这些思想。只要仔细阅读或反复研读，便足以领会其含义，无需借助外部参考资料。
[21] 攻占罗马的日耳曼部落所奉行的“民族意识形态”中，首个广为人知的论点是高卢首领布伦纳的那句“败者哀哉！”，这句箴言正是西方在整个历史运动中直至今日奉行侵略性对外政策的根基。 历史上奠定自由主义国家基石的首份文件是《大宪章》（1215年），该文件保障了中世纪英格兰自由民众的一系列法律权利和特权。 随后具有奠基意义的文件是《人身保护法》（Habeas Corpus Act，该法的全称为《关于更好地保障臣民自由及防止海外监禁的法案》）（1679年）。 随后是英国的《权利法案》（1689年）——《宣布臣民权利与自由并确立王位继承的法案》。它成为捍卫自由主义基本原则——人权的法律文件之一。 《美国宪法》（1787年）确立了横向（行政、立法、司法）和纵向（联邦政府与各州）的权力分立体系，以及制衡机制。 接下来需提及美国《权利法案》（1789年）——这是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的非正式名称，这些修正案确立了人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并提供了保障其实现的机制。几乎与之同时，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 （1789年）。该宣言体现了启蒙哲学家们所倡导的自然法思想，并成为对抗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宣言中阐述了一系列自由主义原则。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正是
“自由、平等、博爱”。 关于纳粹的“雅利安人种”和“人类种族不平等”理论，只需指出一点：其核心思想如今正决定着西方（在美国霸权下）的真实目标，即在早期“民主”和“人权”等意识形态形式的掩护下，致力于构建单极世界。
[22] 这些内容在历史哲学章节中有所阐述。
[23] 在此及下文中，缩写后的括号内标注了本书的相关章节和段落（或多个段落）作为参考。
[24] 例如，我们在2022年始终未能成功注册名为“俄罗斯人，帮助俄罗斯人！”的慈善基金会。
[25] 我们常以中国人为榜样——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而我们至今仍在迷茫。 文明论哲学明确指出了原因。中国人没有出现类似于我们“欧化”的现象，也没有将中国人民分裂为两派，例如，分为中国平民和“日化中国人”。 邓小平无需解决确立民族认同的问题。而在俄罗斯-苏联历史的同期，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却不得不面对这一难题。
[26] A.V. 布伦科夫。 N.Y. 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作为运用基督教宇宙观作为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的独特经验。2002年（该报告发布于N.Y. 丹尼列夫斯基国际俄罗斯研究学院网站 www.danilevsky.ru，“IRSI文集”栏目）
[27] A.V. 布伦科夫。N.Y. 丹尼列夫斯基的学术遗产作为俄罗斯基督教哲学的组成部分。2015年。（该报告发布于N.Y. 丹尼列夫斯基研究所网站 www.danilevsky.ru，»研究所文集»栏目）
[28] 至少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举办的丹尼列夫斯基诞辰200周年纪念会议上，我们在口头报告中已提出这一名称。 公民社会通过我们在N.Y.丹尼列夫斯基俄罗斯-斯拉夫研究所网站及Telegram频道“俄罗斯——非欧洲”上的大量出版物，已熟悉“文明历史哲学”这一范畴。
[29] 《七十士译本》（拉丁语：Septuaginta，意为“七十”）， 亦称“七十士译本”，是现存最早且最著名的希腊语《旧约》译本，译自希伯来语原文，实质上是希腊语版的《旧约》正典，后世其他语言的译本均以此为蓝本，包括首部教会斯拉夫语译本。 该译本完成于公元前3至1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
[30] 在使用“形态学原则”、“形态学定律”等术语时， 丹尼列夫斯基所指的并非形态学所研究的有机体外部与内部结构，而是“生成原则”，即一切与“为何有机体以某种特定方式构造并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相关的问题。
[31] 公元纪年的奠基者是6世纪的罗马修道院院长、修士狄奥尼修斯·小。 该纪年法于8世纪在西方世界成为标准。俄罗斯从当时实行的“创世纪”过渡到该纪年法，是由彼得一世于1700年完成的；根据他的敕令，这一年紧接在7208年12月31日之后。 我们认为，不再提及世界创世，进而不再提及基督降生，这些现象构成了“奥威尔顿窗口”，促使世界背离对上帝的信仰，背离基督教，转向唯物主义、进化论和无神论。
[32] 鉴于文明论历史哲学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依据可靠的书面资料或流传至今的口头传说（这些传说是在较晚时期记录下来的），从而推断出具体部落或民族所经历的事件。
[33] 圣迪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编年史》，叙述从世界创世之初至基督降生期间的事件，并附有《叙事概览》，即关于斯拉夫民族起源的简要描述。圣彼得堡P.P.索伊金出版社，1903年。
[34] 然而，对于每个遵守基督教教义（主要涉及道德规范）的人而言，该教义预示着一个乐观的结局，即人的灵魂不朽，死后将与上帝永恒同在——死亡不过是灵魂脱离肉体所引发的一种蜕变。 文明论哲学不应深陷于这些神学问题，即“人类灵魂得救”的问题，但应将其作为方法论依据，以确定人类尘世生活的构建标准——这种生活仅在某个民族或政治国家之中展开。
[35] 可以毫不怀疑，如果俄罗斯战败，乌克兰纳粹分子将作为宪兵和惩罚者来到我们这里。
[36] 尽管它们同样不可再生：1）因为太阳能是有限的，太阳不会永远以同等强度照耀；2）从制造“捕获”所谓“可再生能源”的设备及其后续处理的成本来看也是如此。 要想坚定地走上向“绿色能源”转型的道路，必须证明：生产和处理其所需设备的物质部分，只能依靠“绿色能源”来实现。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科学家的关注。
[37] 在历史人物中，最鲜明的“激情家”典范当属亚历山大大帝，他始终被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征服的激情所驱使。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亚历山大大帝完全超越了希腊的国家利益，也超越了其父马其顿的菲利普所取得的一切成就——菲利普曾在希腊的历史疆域和地理安全区内重振了希腊的辉煌。 亚历山大大帝凭借其从军事角度看伟大的远征，耗尽了民族力量，挥霍了民族根基的能量，从而为罗马人随后征服希腊创造了条件。
[38] ru.wikipedia.org/wiki/
[39] 只有在宗教史的角度下，人类才构成从创世直至世界末日的教会（宗教）史的主体，这一点我们将在最后一部分中加以论述。
[40] 当然，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罗马帝国的衰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早在410年，由阿拉里克率领的西哥特人就攻占了罗马，但罗马帝国的终结通常被定在476年，当时奥多亚克推翻了最后一位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并自封为意大利国王，尽管像元老院这样的罗马机构还运作了很长一段时间。
[41]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特意没有将希腊、印度和中国的历史进行对比——尽管丹尼列夫斯基本人曾援引这些国家的例子，但这些国家至今依然存在。我们认为，这样做最初会增加对“自然体系”中划分原则的理解难度。
[42] 只是如今我们称之为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西方已不再使用门捷列夫的姓氏，开始对其避而不谈，只记得本国的化学家。
[43] 需指出的是，丹尼列夫斯基仅探讨了科学作为民众生活中一个科学理论领域的可能性。 人类灵魂的研究则由基督教教义承担，该教义通过《圣经》的启示以及教会圣父们的神学著作向我们呈现，这些神学著作基于神学家自身的苦修经验，为某些虔诚的修行者揭示了更全面领悟启示的可能性。
在日常生活中，教会通过启示所确立的罪、爱上帝与爱邻舍的概念，以及一系列诫命和圣礼（告解、领圣体、涂圣油等），来医治基督徒的灵性状态。 但这一切已属于民众生活的另一领域——宗教领域，它受上帝所立的法则所规范。若人在这一生活领域中彻底背弃上帝，选择侍奉罪恶，那么地狱之力（恶魔）便会占据其心灵，而任何精神医学都无力治愈这种状况。 这些状态在俄罗斯文学中都有生动的描绘。例如，维亚切斯拉夫·希什科夫小说《乌格留姆河》中普罗霍尔·格罗莫夫的人生轨迹（对当代读者而言更为通俗易懂）。
[44] 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列夫斯基的创作遗产——可作为“文明论哲学”及其分支“文明历史哲学”的基础——为“历史”这门科学引入了一种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恰恰以自然科学的严谨性和精确性为目标。 这种主张最早可见于马克思的学术遗产中，他与丹尼列夫斯基处于同一时代（但马克思主义学说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45] 在罗曼诺夫王朝时期，尤其是苏联时期，当历史科学完全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支配之下时，此类著作便广为人知。
[46] 其实应该制定历史著作的排版标准：通过字体样式、字号、加粗、斜体等手段，将事件的编年史与历史学家的解读区分开来，以便读者能够区分事实与历史学家的解读。
[47] “宇宙是由神圣之爱的精神能量所构成的，这种能量具有创造万物、吞噬万物、无穷无尽的特性。宇宙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所谓‘无’是指最初并不存在可见物质，可见物质不过是这种能量的外在表现形式。
然而，在理解这些现象本身的‘第一因’方面，科学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尽管它揭示了大量关于其表现形式的定律，其结果是人类使用着大量的电器设备，通过各种方式获取信息，却不明白‘为什么它能运作’。 对一位秉持良知的科学家而言，只能做出一个推测：所有这些现象背后存在着某种超验的存在——上帝。正因如此，物理学家中信奉宗教者众多，他们甚至将最微小的“希格斯玻色子”称为“上帝粒子”。 没有永恒的物质，正如根本不存在物质一样，只有以各种形式存在的能量，其凝结状态即为物质。物质是原子内能的一种稳定形式，而热、光、电则是同一能量的不稳定形式。 原子的衰变过程，即物质的分解，归根结底是将原子内能量从稳定的平衡状态转化为不稳定的状态，这种不稳定状态被称为电、光、热等。因此，物质逐渐转化为能量。 圣卢卡（沃伊诺-亚塞涅茨基）。《精神、灵魂与肉体》。第3章。
[48] 丹尼列夫斯基·N·雅。 《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圣彼得堡。1885年。第I卷。第I部分。第19页。
[49] 丹尼列夫斯基·N·雅. 《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圣彼得堡，1889年。第II卷，第44页。
[50] 同上。第11-12页
[51] 丹尼列夫斯基·N·雅. 《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圣彼得堡，1885年。第I卷，第II部分，第308-309页。个体与其物种的对应关系。 甚至从理论上推测，成年个体发生这种突变式的基因突变并转变为另一物种的个体，也是极不可能的。只能认为，这种一次性基因转化仅可能发生在胚胎阶段。 例如，鳄鱼产下的卵中，其基因突变为鸡的基因，于是鳄鱼卵中孵化出一只小鸡。但在何种原因的作用下，会发生这种近乎奇迹、超越可见世界规律的转变？除了理想原因之外，甚至在理论上也无法设想其他原因。 因此可以断言，阿尔图霍夫的发现否定了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提出的关于物种能否通过突变从物种演化而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物种起源是不可能的，有机世界中并不存在形成新物种意义上的任何演化。
[52] 卡尔·林奈（1707–1778）——瑞典自然科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矿物学家）、分类学家及医学家，植物界与动物界统一分类体系的创立者。
[53] 目前我们尚未查明阿尔图霍夫院士是否有学生。 他的学术遗产，显然尚待持创造论立场的学者们进行评估。
[54] 这一点在本著作第七章中得到了印证，该章专门探讨了俄罗斯历史的“自然分期”，并在基于“自然分期”及“文明论历史哲学”基本原则撰写的历史随笔中得到了体现。
[55] 几乎所有用于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机器类型早已被发明出来（锯木机、织布机、起重装置、磨坊等）。新型能源的出现仅仅使得这些设备得以扩展到与新能力相匹配的规模。
[56] 农奴（拉丁语：coloni），指罗马帝国时期租用小块土地的自由租户，在中世纪欧洲则属于依附性农民阶层。 在罗马帝国晚期，农奴被禁止离开自己的地块，他们与地主的关系完全由后者决定，因此从法律上讲，他们与奴隶（servi）的地位日益接近。
[57] 在此，我们对“封建主义”的理解比其传统定义更为宽泛——即因向国王（国家）提供军事（或国家）服务而获得财产。 我们所说的“封建主义”，是指生产资料从拥有个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包括私有）财产以及法律自由（在废除农奴制阶段）的广大民众手中异化的制度。
[58] 毫无疑问，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人民生活的其他三个领域（宗教、文化、政治）。但正如丹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在他那个时代，这些领域中无人质疑其制度的独特性。 但这位目光敏锐的俄罗斯思想家早在19世纪下半叶初期就注意到，唯有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才确立了关于社会经济领域可能存在适用于所有文明的普遍且统一的制度形式的观点。 我们进一步阐发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即具有独特性的文明绝不可能走这样的发展道路：每一种文明都必须按照其自身文明“民族根基”的期望与要求，来构建社会经济领域，正如构建民族生活的其他所有领域一样。
[59] N.Y. 丹尼列夫斯基。《论我国货币贬值及新的国家收入来源》。圣彼得堡，1886年。第23页。
[60] N.Y. 丹尼列夫斯基政治与经济文章集。N. 斯特拉霍夫编。圣彼得堡，1890年。第501-623页。
[61] 我们最能从当前乌克兰针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政策中看到这一点，如果这种政策不被制止，必然会导致对俄罗斯人的种族灭绝，新纳粹政变集团的领导人已经对此直言不讳。
[62] 世界地缘政治史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其开端可追溯至巴比伦塔事件中人类被分裂为各民族之时。上文俄文明学 1.5已提及此点，下文（俄文明学 6.23）也将进一步阐述。
[63] 我们在“民族”一词前加上“国家”，意指从特定时期起，构成国家的民族本身便成为“政治民族”，下文将对此进行阐述。
[64]“文明”一词是“文化历史类型”的同义词。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它也被用作文化历史类型发展最高阶段的名称。
[65] 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持相同观点。
[66] 国家制度与其他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仅在于其对武力的垄断权。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观点，将国家管理层面与直接的社会层面截然割裂。我们将在下文更详细地探讨这一问题。
[67] 丹尼列夫斯基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术语：“统治民族”（《俄欧》11:20）。
[68] 在2021年2月17日与国家杜马各党派领袖的会晤中，弗拉基米尔·普京如此阐述俄罗斯民族的主导作用：“俄罗斯民族是国家的主体，是我们整个多民族俄罗斯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说，俄罗斯人和俄罗斯民族当然有兴趣维护这个国家，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主要构成力量。”
[69] 文明论历史哲学的论点正日益深入最高政治精英的意识。2018年，在“瓦尔代”讨论俱乐部会议上，弗拉基米尔·普京阐述了俄罗斯民族的形成过程。 在许多方面，他的论点与丹尼列夫斯基所阐述的文化历史类型运动与发展规律直接呼应：“俄罗斯民族并非自古就有，它是由各种斯拉夫部落组成的。 并非某个阶段原本就存在俄罗斯人，随后才开始形成：俄罗斯民族是在共同市场、公爵统治、统一语言以及后来统一信仰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但它是由不同部落组成的。后来，当国家形态开始形成——即俄罗斯国家形态的初始形态时，那里也有大量芬兰—乌戈尔民族。 毕竟，如今我们发现的实物证据表明，芬兰—乌戈尔民族甚至曾居住在当今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中心地带，而不仅仅是在拉多加湖地区。」
普京于2019年12月10日在公民社会与人权发展委员会会议上提出，俄罗斯民族的形成不仅涉及斯拉夫人：“我们必须依靠俄罗斯民族。‘俄罗斯民族’是一个由多个组成部分构成的概念。 你们说：俄罗斯人、俄罗斯人。俄罗斯人究竟是谁？在9世纪之前，实际上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这个民族是由许多族群逐渐融合而成的，起初主要是斯拉夫族群，但不仅限于此，还包括乌戈尔—芬兰族群及其他族群等等。” “斯拉夫世界的发展过程很复杂。俄罗斯本身也是由许多斯拉夫部落——十六或三十二个部落——逐渐形成的。 最终形成了罗斯，基辅是其组成部分，也是其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历史、精神及其他根源使我有权说，从根本上讲，我们是一个民族，”俄罗斯领导人于2017年在一次大型记者会上向记者们解释道。
[70] 此处所指的是，国家这一制度已从氏族纽带中“抽离”出来。丹尼列夫斯基使用这一概念，意指国家体制从构成该国或该领土绝大多数臣民的民族利益中“抽离”，从而导致国家形态本身发生改变。 他认为奥地利是此类国家的典型代表，该国无法有效统治占人口多数的斯拉夫人，因此最终采纳了与匈牙利人共同构建双元制国家的方案。 由此得名奥匈帝国。鉴于彼得大帝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俄罗斯帝国与苏联一样，都符合丹尼列夫斯基对“抽象国家”的定义。
[71] 需指出的是，11世纪的罗斯地区，身份认同已从部族名称转向这些部族昔日所建城市的名称。这是形成俄罗斯民族的重要一步。
[72] 正是俄罗斯在全斯拉夫联盟中的霸权原则，使得“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这一广义称谓与“俄罗斯文明”这一狭义称谓的并用，并不与丹尼列夫斯基的学说相矛盾。 结果是，那个未能成立的斯拉夫联盟的所有国家如今都进入了西方文明的政治体系，而俄罗斯则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独立，证明了它能够代表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来实现其历史运动，这也使得“俄罗斯，文明型国家”这一定义适用于我国。
[73] “……凡一国自相分裂，必致荒凉；凡一城或一户自相分裂，必不能存立。”《马太福音》12:25
[74] 关于罗斯-俄罗斯历史运动各阶段（时期）的详细展望，我们将在下文第七章及后续历史概述中予以阐述。
[75] 下文我们将阐明，这是国家-文明阶段结束以及文明阶层中文明阶段开始的标志。我们建议在国家阶层和文明阶层中各划分两个阶段，并在各阶段内部划分时期。
[76] 任何文化历史类型文明时期的持续时间，均通过丹尼列夫斯基的类比法确定，即参照那些已迈入其历史后文明阶段的文化历史类型（如罗马、希腊、日耳曼-罗马文明）的文明时期持续时间。
[77] 随着扩张范围超出地中海的自然地理疆界（远征亚洲和印度），希腊人的民族活力被耗尽，亚历山大帝国随之瓦解，其残余势力后来无法抗衡罗马文化历史类型，最终被罗马所吞并。 然而，尽管剥夺了希腊人的政治主体性，但罗马文明凭借其民族特质，并未将希腊人作为民族彻底消灭，反而为其提供了继续文化发展的机会。其最显著的成果体现在拜占庭时期。
[78] N.Y. 丹尼列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事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2卷。第292页
[79] 我们在第1.10节中阐释了“民族-国家”这一概念。
[80] 请读者注意，我们有意重复某些看似相同的观点。这样做是为了从具体章节和段落的新视角出发，进一步阐明某些重要论点。 例如，在“导言”中，我们实质上简要阐述了丹尼列夫斯基文明论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这些观点与构建“未来图景”及其“路线图”的任务直接相关，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行更详尽的论述。 关于本段的论点，我们在第一章的某条脚注中已作过说明。
[81] 我们构建了一条从丹尼列夫斯基到古米廖夫的逻辑链。 显然，L.N. 古米廖夫本人也是从丹尼列夫斯基出发，构建通向“激情型人格”理念的逻辑链条。我们的一位熟人——古米廖夫的学生——曾告诉我们，古米廖夫拥有十余本《俄罗斯与欧洲》的副本，他将这些书分发给学生，并要求他们背诵其中某些段落。
[82] 一个负面例子是，2014年军事行动开始后，顿巴斯地区的地方自治选举产生的官员主动放弃了职责。这仅说明了一点：在和平时期，政治精英在选拔核心人才时，完全遵循“可控性”原则。 这种消极的人事选拔机制导致充满热情的建设者无人问津。 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俄罗斯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向单层地方自治体系的过渡——该进程在俄罗斯看来已接近尾声——使政治精英能够几乎百分之百地按其意愿操控选举过程，而他们也确实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其结果是，亚历山大·贝克在小说《新任命》中描述的“每次后续任命都比前一次更差”这一本就存在的官僚主义原则，由此获得了新的施展空间。而正是这一原则，既在俄罗斯帝国时期，也在苏联时期，成为了国家治理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83] 在希腊神话中，奇美拉是一种喷火的怪兽，拥有狮子的头和脖子、山羊的躯干以及蛇形的尾巴。
[84] 克里米亚共和国主席谢尔盖·阿克肖诺夫的独子奥列格·阿克肖诺夫，是首批被部分动员征召入伍的人员之一。
[85] 新西兰导演安德鲁·尼科拉执导的电影《安诺》中的主人公，揭示了未来社会主要罪行的本质。 真正的罪行并非旨在夺取他人生命的行为，而是以“不拥有自己的生活”为目的的行为：让全球政府不再看见你，从其数字监控中抹去自己。 这位导演的作品（如《时间》）完全符合社会预言片的类型，其现实主义风格与《圣经》并不相悖。但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社会科幻片，则探讨了人工智能获胜后，人类世界走向终结却不被人们察觉的局面。
[86] 需要重申的是：我们以“日耳曼-罗曼文明”作为核心概念，因为西方文化历史类型属于“混合型”。 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新日耳曼部落，通过其与作为旧日耳曼部落代表的德国人的亲缘关系，构成了日耳曼-罗曼文明的一部分；这些旧日耳曼部落曾参与了罗曼民族和英格兰民族的民族形成过程。
[87] 西方文明始于对自然自由主义的追求，如今却以对其彻底否定告终，确立了“不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恰恰是由于背离了传统价值观才成为可能。
[88] 西方文明国家所推行的自由主义政策，对它们而言并非超国家性的，因为这是其民族根基中个人主义、暴力倾向和物质主义的直接结果。 对他们而言，自由主义并非脱离其民族特质的抽象概念。但当西方在对外政策中向其他民族强加其自由主义价值观时，自由主义便作为一种脱离被引入民族传统、脱离其民族特质的意识形态而发挥作用。 文明论历史哲学提出了厘清“自由主义”概念的问题：抽象的自由主义、脱离（民族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自由主义全球主义、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政策等。 文明论历史哲学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文明国家的自由主义政策是否会导致其民族的“去民族化”。极有可能——确实会导致，但速度比其他民族更慢，且方向是“文明世界主义”： 新型的“非道德主义”人格类型将作为其文明的“平均化民族类型”得以保留，这将使西方不至于丧失其文化与人文主权，同时赋予其符合文明“民族根基”的新内涵。 对于其他文明的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则没有这种可能：他们注定只有一条出路——沦为“民族志材料”。
[89]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格拉泽夫院士和卡塔索诺夫教授的公民立场，这一问题才变得清晰可解。
[90] 或许，民族历史的这一初始阶段，实际上正是自由主义理念实现的最高点。
[91] 或许，这正是那些原则上不承认国家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生命力的秘密所在。
[92]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关于国家形式在当代文明阶段的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结论：它也可能是负面的，这一点我们在第6.20节中已经指出。
[93]在全书结尾探讨《通往未来蓝图的路线图》时，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这一问题，致力于制定正确步骤的顺序、不同领域同步推进的可能性等。
[94] 这一看似简单的论断，实际上对俄罗斯——这个从未通过奴役和剥削其他民族来谋求自身福祉的文明型国家——至关重要。 而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至今仍能通过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地位为基础、由军工复合体和军队支撑的“新殖民主义”货币体系作为工具来实现这一点。
[95] N.Y. 丹尼列夫斯基；《彼得拉舍夫斯基派事件》。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2卷。第292页
[96] 同上
[97]为了使国有财产被视为全民财产，必须找到公民参与其管理的切实形式，并确保每位公民都能直接从中获得收益。这一点并未做到。下文将详细探讨这一问题。
[98] 在苏联时期，正是国家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参与儿童教育，随后通过小学阶段的“十月儿童”运动、初中阶段的“先锋队”以及高中阶段的“共青团”，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前两种不平等，并极大地激励了儿童培养个人劳动意志。
[99] 对于“文明阶段”之后的时期，丹尼列夫斯基称之为“腐朽与瓦解时期”。我们提出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文化历史类型（文明）历史的“后文明阶段”。
[100] 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精英直到今天才开始无视本文明中存在建国民族这一事实，并试图通过世界主义、 “多元文化”认同，如今甚至以LGBT认同的形式。
[101] 从历史上看，俄罗斯人获得这些权利甚至比其他民族更晚，例如在宗教领域：1905年的《十月宣言》赋予了除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外的所有宗教甚至教派自由存在的权利，圣殉道者伊拉里昂·特罗伊茨基曾对此予以关注。 但最可怕的是，俄罗斯人民——尤其是作为其主体的农民大众——直到废除农奴制后才获得人身自由，而大多数少数民族从未被奴役，始终保持着自由。 在非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中，格鲁吉亚曾实行农奴制，并于1864-1867年废除；波罗的海地区曾实行严酷的农奴制，但亚历山大一世于1816-1819年将其废除。 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王国于1864年废除了农奴制（而且农民免费获得了土地，据政府设想，此举本应动摇起义的社会基础）； 鞑靼和莫尔多瓦农民中有一小部分处于农奴制之下，但比例很小，而且这些农民主要归属国家或罗曼诺夫家族；农奴制并不适用于所有游牧民族。
[102] 公民社会机构与国家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无权为实现其目标而使用武力。国家拥有使用武力的垄断权。
[103] 马太福音 15:14
[104] 需要指出的是，本著作首次提出了“文明论哲学”这一概念，将其纳入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认识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文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创造论之中。 这一列表并非封闭的，因为文明论哲学的持续发展自然会带来新的视角，例如对心理学、民族心理学等领域的全新解读。
[105] 关于人工系统在科学发展史中的意义，参见《文明史》第6卷第60页。
[106] 最著名的例子是人类放弃了太阳绕地球转的人为地心说体系，并将其替换为日心说体系。
[107] 对于自诩具有普遍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其与历史实践之间最本质且最明显的矛盾，在于发现了一系列文明中并不存在奴隶制时期这一事实，这动摇了人们对社会经济领域向共产主义制度过渡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信念。 即便在日耳曼-罗曼文明的民族中，也未曾出现过奴隶制时期：西方
学者将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历史据为己有，作为他们的古代史，同时也据为己有这些民族历史中的奴隶制时期。
[108] 唯有西方文明能从这种历史分期中获益，其利益始终在于——且至今仍在于——实现世界霸权，并在地球上建立一个由其统治的统一人类社会。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西方将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历史据为己有，作为其“古代史”，并将自身的中世纪尤其是近代历史等同于全人类的历史
。这不仅仅是一个错误，而是为了将科学基础与基于西方文明普遍主义和全球主义价值观的人类统一理念相契合，而这只有在所有其他民族和文明完全丧失其民族、文化和人文主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
[109] 就在不久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曾对我们发挥过这样的理论作用， 但历史实践（根据该学说本身所确立的真理标准）表明，该理论实为一种人为的科学体系，因为它既无法解释一系列历史现象，更无法如其自诩的那样有效改造世界。 取而代之的是科学自然体系：文明论哲学，其组成部分之一便是文明历史哲学。
[110] 诚然，这是建立在“苏联人民”这一新的人为身份认同基础上的，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仅将俄罗斯民族“去民族化”，因为其他民族很容易躲在各自的民族传统背后。 更何况，布尔什维克推行了旨在保留除俄罗斯人以外所有民族独特性的“本土化”政策，他们人为地从俄罗斯人中分离出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从而以一种令奥匈-德-波反俄势力始料未及的方式，支持了这些势力的努力： 历史上首次建立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个独立国家，它们与其他民族共和国一同脱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
[111] 在对“俄罗斯的自然分期”的评价上达成共识，将有助于最终克服民族内部红白之争、西化派与斯拉夫派之争。
[112] 丹尼列夫斯基本人这样写道：“那些产生一系列已知现象的力量或原因达到最高发展的时刻，并不等同于这些力量逐步发展所产生的结果最为丰硕的时刻：后者总是比前者来得晚得多”（《俄欧》7:10）。 我们建议摒弃“发展”这一概念，转而使用能揭示其内涵的术语：“社会创造性力量能量的积累与消耗（作用）”。我们试图在将其与古米廖夫的激情理论（该理论使用“能量”这一概念）相协调的视角下，重新审视丹尼列夫斯基的创造性遗产。 我们此前已对此有所论述（《丹尼列夫斯基研究中心》第1卷第6期）。这种方法能够将丹尼列夫斯基的抽象术语“社会创造力”与“社会创造力的能量”联系起来，后者由激情型创造者个体的能量之和构成。而这已直接指向国家治理中实际问题的提出与解决。 我们期待，通过负责任的学术讨论，能够对所有概念和范畴进行全面的厘清。
[113] 如果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的历史存在还能延续500至1000年，那么未来世代或许不再需要这种额外的分期，但他们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即扩大对本国近代历史的研究范围，以便为通往未来的道路制定路线图。
[114]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目前正在研究“文明阶段”（根据我们的推算，该阶段始于20世纪中叶，并延续至今）。 当然，在1917年至1950-60年代之交的苏联时期，布尔什维克也在寻求解决自身面临问题的途径，但我们已在上文提及：他们只能在狭窄的解决方案范围内行动，因为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维护国家、个人权力和生命。
[115] 从文明论哲学的角度来看，基于“历史主体”这一概念对“守持者”的定义似乎是正确的： “卡泰霍恩（Katechon）或卡泰霍尼概念（源自希腊语ὁ κατέχων——‘守望者’）——一个源于基督教末世论的神学与政治学概念： 历史主体（通常指某个国家），其使命在于阻止邪恶在历史中最终得逞以及反基督者的降临”（维基百科）。 我们无法认同那些认为唯有君主制国家才能履行“持守者”角色的观点。依我们之见，应当谈论的是能够将人民生活的所有四个领域与人类崇高的精神本质和谐统一的文明国家。历史上尚无东正教君主制国家符合这一标准。 唯有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具备实现这一目标的精神潜能；同时，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源于民族本性中集体主义特质对个人主义特质的压倒性优势的潜能，我们完全能够且应当在世界文明史上首次将其付诸实践。 这意味着人类的历史进步尚未终结：在文化的三个领域中，它已由希腊、罗马、犹太以及日耳曼-罗曼文明的力量所实现；而对于俄罗斯而言，在第四个领域——社会经济领域——仍留有进步的广阔天地。 坚定不移地遵循这一文明理论，将使俄罗斯乃至全人类的历史生命得以无限期地延续；而背离它，则会加速全球化进程，并急剧缩短人类历史的地缘政治周期。
[116] 克塞尼娅·卡西亚诺娃。《论俄罗斯民族性格》。——莫斯科：国家经济模式研究所，1994年。——368页。
[117] 此处所指为历史上的“民族国家”阶段，而在“民族志”阶段，东斯拉夫部落本身已同化了波罗的海和伊朗部落。
[118] 反对这一论断的人将“民族”概念解释为纯粹的生物学概念，并指责丹尼列夫斯基学说的支持者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套用于人类历史。 这种观点完全错误，因为人类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精神性、因而也是社会性的生物。即使在原始社会中，人类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具备这些本质特征，并成为社区的一员。正因这些本质特征，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具有文化属性，这与动物世界截然不同。 纯粹的“种族人”——即脱离其部落、民族、国家文化的人——是不存在的（就连吉卜林笔下的毛克利也被描绘成动物世界中的社会性生物，正是这种社会性促使他回归人类；而现实中的案例则需要漫长的社会化过程）。 问题仅在于根据发展阶段，在民族性与文化历史性原则之间寻求平衡。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正是立足于此。其理解的难点在于，该理论将民族历史视为动态过程（因此我们始终使用“历史运动”这一概念）。
[119] 我们正需要寄希望于这一过程的重复，并通过我们在启蒙领域的辛勤工作来推动这一进程，以期确立民族意识形态，并将该理论的观点传达给国家的政治、教育、商业、宗教及文化精英。
[120] “其中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问他说：‘夫子，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第一且最大的诫命；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律法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马太福音 22:35-40）
[121] “人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能爱那未曾看见的上帝呢？”（约壹4:20）
[122] 东正教共有七大圣事，未提及圣职。
[123] 这一源自原始民族性和国家性的恩赐，其根源在于旧约时代而非新约时代的教会，即巴比伦民族大熔炉时期。
[124] 这种观点在讲述弗拉基米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大公的俄罗斯“经典”电影《维京人》中有所体现。编剧们将大公的形象拖入道德沦丧的泥潭，甚至在字面意义上也让他身陷污秽，通过历史造假，将弗拉基米尔塑造成维京人，尽管当时他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名义上都已不再是维京人。 就连电视剧《维京传奇》的英国编剧迈克尔·赫斯特也没有展现过类似的情节：维京人与妻子亲热时通常选择隐秘之处，一般是在家中自己的床上，而非在肮脏的水洼中公开进行。 影片创作者向我们展示的最令人不适的日常生活习俗，莫过于用同一个器皿洗脸洗手。 但同样的习俗在罗马人身上也能看到。这恰恰是日耳曼-罗曼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他们至今仍愿意按秒表计时淋浴，或者只擦拭臀部褶皱和腋下，只为通过拒绝购买俄罗斯天然气来打击俄罗斯人。 我们知道祖先有从悬挂的水桶里洗手的习俗，这种做法至今仍被建筑工人或乡间别墅的主人沿用，只要没有洗手盆。 至于桑拿房，就更不用说了：民间传说之所以保留了揭穿“假德米特里”（“不是真沙皇！”）的记忆，仅仅是因为他“带着他那肮脏的皇后，周六不去桑拿房”。 最可怕的是，我们的一些精神领袖竟然对电影《维京人》给予了积极评价。
[125] 这种在各方面都堪称无法无天的局面在15世纪持续存在于德米特里·唐斯基的后裔之中，最终被伊凡三世·瓦西里耶维奇的胜利所终结，他甚至有时被称为沙皇； 随后在伊凡四世“恐怖王”时期，演变为来自留里克王朝的贵族与来自侍从阶层的贵族之间争夺沙皇身边地位的斗争；在彼得堡时期，则彻底演变为由贵族策划的宫廷政变；而在尼古拉二世时期，甚至连大公们都卷入了阴谋，企图迫使沙皇退位。 我们自身的所作所为，迫使上帝的旨意不得不通过允许外部考验来拯救我们，以此使我们幡然醒悟。
[126] 这种最初形式的依赖——即对瓦良格人的依赖——实际上对罗斯而言是一大福泽。 倘若瓦良格人是人数众多的日耳曼部落，他们本可在罗斯建立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受不列颠人（凯尔特人）邀请）在不列颠所建立的封建制度如出一辙的制度：一种等同于外来征服的封建制度。 结果，凯尔特人独具特色的历史（而他们曾主张自己属于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就此终结。这正是俄罗斯历史中“天命”作用的体现。
[127] 作为民族意识形态科学基础的文明论历史哲学，对于蒙古-鞑靼 （金帐汗国）统治时期——将其视为罗斯-俄罗斯历史中必要且有益的阶段——这一观点，可被俄罗斯境内的突厥和蒙古民族（其祖先曾隶属于金帐汗国）以建设性的态度所接受，从而排除了世俗的怨恨。
[128] 基日赫保留着一座小木教堂，一些研究者将其建造时间定在13至14世纪。
[129] 阶梯继承法、阶梯式（轮流）王位继承顺序——这是由雅罗斯拉夫·智者于10世纪末在基辅罗斯时期确立的王位继承顺序： 基辅大公去世后，其王位并非由长子继承，而是由在公爵家族中资历次于大公的成员继承（横向权力继承原则），而家族中所有较年轻的成员则在“王位”阶梯上向上移动一个位置。
[130] 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发展，如今正以封建主义的复兴告终：取代“银行——资本家——雇佣工人”体系的，是“银行——受雇的高管——雇佣工人”的企业管理模式。 在过去的经济体系中，利润的中心是资本主义企业，它们虽然会与银行家分享利润，但也可以不依赖银行家；而如今，利润的中心已转变为银行及其所有者。
[131] 教会生活“共议制”原则的破坏，必然导致其在各个层面的衰败，直至堂区层面，并引发民众脱离教会的进程，尤其是上层阶级： 他们对俄罗斯身份认同的背离，进而导致了他们对东正教身份认同的背离，并以无神论取而代之（关于这一点的现有证据不胜枚举：包括作家、社会名流及政要的传记，以及文学作品中刻画的典型形象）。
[132] 特维尔公国在正在形成的全俄世界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尽管它甚至拥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伏尔加河将其与俄罗斯的东北部地区连接起来（在特维尔地区，伏尔加河向北和东北方向流淌， 随后在里宾斯克和雅罗斯拉夫尔转向东流，从下诺夫哥罗德和喀山开始则逐渐向南流），并连接里海流域；而通过特维尔茨河，特维尔经由栈道与西北罗斯相连，通往沃尔霍夫河流域。
[133] 这种恐惧的顶点是1849年的彼得拉舍夫茨事件，而他们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任何犯罪。
[134] 12世纪初，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成功建立了货币发行垄断，并发明了“木币”。他在木板上刻上不同数量的凹槽以表示“硬币”的面值，然后将木板劈成两半。 他将其中一半留作己用，而用另一半迫使臣民向他出售维持军队、宫廷等所需的物资。同时，他允许用这些“另一半”向他缴纳税款。这种货币无法伪造，因为核对时只需将两半拼合即可。 亨利一世为何能成功推行这一制度？因为他已牢牢掌控了国家的全部领土。而在俄罗斯的“前国家阶段”（9至14世纪）以及“国家-文明阶段”的大部分时期，都未能完全掌控其领土。 因此，维持国家与军队运作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领地制，而该制度的发展自然要求将农民和贵族捆绑在特定的土地上，借此迫使他们为国家效力：贵族通过直接的个人服役，而农民则通过间接方式——即供养贵族来履行义务。
[135] 西欧和中欧国家的封建法则。根据“死手法”，封建领主可在农民死后没收其部分财产（通常为最优质的牲畜和最好的衣物），或按其价值收取相应金钱。
[136] 历史中重大事件与个人作用的意义，需要文明论历史哲学来加以评判。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必须看到上帝的旨意以我们无法知晓的方式参与其中，但也要记住，上帝绝不会违背人的自由意志。
[137] 在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议会——波兰议会（Sejm）中，16至18世纪实行“自由否决权”（liberum veto）原则：只要在议会中出席的贵族代表 （波兰贵族）口头表示反对（“不允许”），该提案便无法通过。议员们无需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提供理由。
[138] 伊万·索洛涅维奇在《人民君主制》一书中将这种专制形式称为“人民君主制”，此说确有道理。
[139] 允许旧礼派信徒重返俄罗斯东正教会，并按照旧礼仪进行礼拜，但须在东正教主教的领导下。
[140] 正如丹尼列夫斯基的“科学自然分类体系理论”允许撰写自然科学学科的内部发展史一样，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正是通过当时具有现实意义的简短随笔完成了这一工作。
[141] 将“黄金时代”的起点定为普希金开始创作的年份，而非其出生年份，似乎更为合理，哪怕是从圣彼得堡时期（1817-1820年）或利塞伊时期（1811-1817年）算起。 “世纪”的结束时间有些模糊，因为托尔斯泰的创作也属于这一时期，而他于1910年去世。
[142] 出于与美学艺术领域相同的理由，我们将把19世纪的理论科学领域留待下一章讨论。
[143] 19世纪的技术与工业领域同样将在下一章中探讨。
[144] 马太福音12:25
[145] 倘若这种觉悟得以形成，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期的所有改革都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农民至少会获得免赎金土地解放，甚至可能由地主承担费用获得额外地块； 国家对农民公社的支持本可促使其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原则的合理结合基础上建立起来； 教育改革将不再仅是地方自治的事务，而是成为国家事务，并推行义务初等教育，随后实施七年制教育（这正是布尔什维克所做的）；启蒙思想将成为改革的核心理念，等等。
[146] 早在1905年，国家就已无法避免民众愤怒的爆发：第一次俄国革命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民，他们起义并迫使政府废除了土地赎买费（尽管到那时农民已经支付了三倍的赎买费）。 内战期间，这种情况重演：白军未能提出全俄缙绅会议和推选新王朝的主张，而这些主张本应能被广大农民群众所理解（托洛茨基正是从这一点上看到了“白军”立场的软肋和必败之处）， 而他们却为民众难以理解的“制宪会议”而战，其基础是关于最高权力形式“不确定性”这一完全人为的构想。
[147] 改革者的重大失误在于，他们未能看清自己所治理的对象：即俄罗斯建国民族这一具有民族、文化和历史特质的有机体，而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俄罗斯欧洲人：地主和官僚，改革正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进行的。 最高权力机构习惯于为王座周边的人谋利，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从短期来看，正是这些人对其构成威胁。正是出于对“身边人”的这种恐惧，农奴制才未能在18世纪末及时废除： 叶卡捷琳娜二世怎会想到废除农民的农奴身份，并效仿其夫君彼得三世——那位被近卫军推翻并杀害的皇帝——颁布的《贵族自由宣言》，再发布一份完全相同的《农民自由宣言》呢？
这种对俄罗斯人民的恐惧与不信任，如同红线般贯穿了从彼得一世到苏联时期乃至当今的俄罗斯历史。
[148] 由于黄金短缺，俄罗斯不得不向法国借贷，这也注定了俄罗斯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法国和英国一边参战。
[149] 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大量农民在迁移至西伯利亚时破产，带着对当局的愤怒与不满返回了俄罗斯欧洲部分。 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耕农，他们从未做过雇工，此前也从未设想过自己会与土地脱节，但当局却将土地从他们手中夺走，转交给地主甚至富农（这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结果）。
[150] 例如，年轻的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曾沉迷于傅立叶的经济理论，因此卷入彼得拉舍夫斯基案而入狱，但他成功为自己辩护，以至于整个调查委员会都成了“傅立叶主义者”。
[151] 这里指的是，20世纪初农民支付的土地三倍价款，被国家从农业流通中抽离，转而用于资助地主，并用于资助远非总是成功的国家开支： 即便不计入贪污造成的损失，诸如建造库尔斯克-伏尔加铁路（KVZhD）而非西伯利亚大铁路（Trans-Siberian Railway）等决策，也给国家带来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152] 在1991-1993年后的改革后俄罗斯，过去几十年间我们目睹了这种仇恨：在野的亲西方自由派与执政的亲西方自由派相互斗争。
[153] 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70年代，正值改革后的俄罗斯时期。 奥尔加·塞梅诺娃-天山斯基的《伊万的一生》研究表明，即便是在俄罗斯黑土区，普通农民家庭也无法仅靠土地收入（约28卢布）维持生计，被迫从事运输、手工业或为地主做雇工。
[154] L.A. 蒂霍米罗夫《过去的阴影》，《莫斯科》杂志出版社，莫斯科2000年，第310、311、315、316页。
[155] 到19世纪中叶，俄罗斯形成了两个意识形态流派：斯拉夫派和西化派。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正是俄罗斯西化意识形态（P.Y.恰达耶夫、V.G.别林斯基、N.G.车尔尼雪夫斯基）发展历程的结晶，该学说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 自由派西化论者在争夺人心之战中败给了社会主义西化论者（无可争议的领袖是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铺平了道路——作为唯一形成系统社会学说的理论，它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身上找到了自己的“使徒”。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论历史哲学代表了斯拉夫主义发展的巅峰（A. S. 霍马廖夫、基列夫斯基兄弟、阿克萨科夫兄弟、 尤·弗·萨马林）：斯拉夫思想在《文化历史类型论》中获得了严谨的形式与内涵，而关于俄罗斯使命——即用东正教之光启迪欧洲——的观念则被视为人为造作而被摒弃。无政府主义思潮（M.巴枯宁、 彼得·克鲁泡特金），该思潮在实践中甚至催生了1917-1918年间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现的“黑卫队”武装，以及内战期间俄罗斯南部蓬勃发展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涅斯托尔·马赫诺）， 我们尚未对其进行历史评价（不过，革命的主力——布尔什维主义——也是如此）。
[156] 值得记住的是，白人同样沦为奴隶：爱尔兰人——这一曾被罗马人、随后又被盎格鲁-撒克逊人和诺曼人压制的凯尔特文化历史类型代表。
[157] 斯大林在1945年5月24日军队最高指挥部招待会上发表的著名演讲《为了俄罗斯人民！》中，实质上承认了俄罗斯民族的建国作用，称其为“……我国所有民族中苏联的领导力量”，但并未得出任何实际结论。 我们将在下文的相关章节中详细探讨这一现象。
[158] 该主题将在本书第二部分中展开
[159] M.N. 祖耶夫。《俄罗斯史：从古代到现代》。莫斯科：出版社“ONIX 21世纪”，2003年——第534-535页
[160] 《俄罗斯史：20世纪》/ A.N. 博哈诺夫、M.M. 戈里诺夫、V.P. 德米特连科等。– 莫斯科：有限责任公司“AST出版社”，2001年。– 第174页
[161] 奥尔洛夫 A.S. 《俄罗斯历史：从远古时代至今》：教科书 / A.S. 奥尔洛夫、V.A. 格奥尔基耶夫、N.G. 格奥尔基耶娃、T.A. 西沃希娜；莫斯科国立大学（M.V. 洛蒙索夫）。历史系。 – 莫斯科：普罗斯佩克特出版社，1999年
[162] 《俄罗斯历史课程基础》：教科书 / A.S. 奥尔洛夫、A.Yu. 波卢诺夫、Yu.Ya. 特列申科 – 第2版，增订修订版。莫斯科：Prospekt出版社，2015年。– 第389页
[163] 兰采夫 S.A. 《俄罗斯政治史：教学指南》。——圣彼得堡：皮特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164] 《20世纪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共2卷。第1卷。1900-1941年：大学教材，D.O.楚拉科夫主编。——第2版，增订修订版。 莫斯科：尤赖特出版社，2024年。——第169-170页
[165] L.G. 普罗塔索夫。第三部分。制宪会议选举的竞选活动、结果与教训。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下属的俄罗斯中央选举信息与技术中心。
[166] 全俄成立大会 // 《大苏维埃百科全书》：[共30卷] / 总编辑 A. M. 普罗霍罗夫。— 第3版。— 莫斯科：苏维埃百科全书出版社，1969—1978
[167] 全俄制宪会议 — 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168] 苏联内战与外国军事干涉。百科全书。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631页
[169] 十月社会主义大革命。百科全书。莫斯科：苏联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625页
[170] 我们从资本主义在单一国家的发展角度来评价当时的历史事件，因为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俄罗斯。而马克思则认为，随着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的逐渐趋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这里指的是西方文明国家。
[171] 布伦科夫·A·V. 俄罗斯教会新殉道者与坚信者的生平在俄罗斯历史研究及文学创作中的应用潜力。该文可于IRSI网站（danilevsky.ru）“IRSI文集”（IRSI文集-布伦科夫·亚历山大-报告）栏目中查阅
[172]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能被社会接受，仅限于工业革命时期：取代动物、人力以及水力、风力等传统动力，开始使用蒸汽机的蒸汽动力、内燃机中碳氢化合物燃烧产生的能量，以及电动机的电力。 但对工人肌肉力量的需求并未消失：取代了众多手工作坊，资本主义将工人聚集在巨型工厂中，在那里他们现在必须操作机器。 这种在企业中急剧增加的工人集中度（有时一家工厂就有数万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这样一种想法：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不仅管理个别企业，而且管理人民生活的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没有私有制的主导，也就是没有资本家。
[173] 二十世纪的新殉道者们见证了这种氛围。
殉道者安德罗尼克（尼科尔斯基），彼尔姆大主教： “彼得一世沉迷于西方君主制和帝国专制主义的强力权力集中，将其移植到我国，自封为皇帝，并借此头衔将所有西方式的治理秩序强加于我们。这些秩序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国情，其本质在于制造了权力与人民之间的隔阂， 被其奴役或征服的，无论如何都与人民格格不入。而我们本无此类情况，因为权力是我们自己创造并置于我们之上的。 这种如同瘟疫般强行侵入我们俄罗斯生活的专制统治所带来的后果是：效仿西方模式，我国也出现了皇帝与人民之间的隔阂，统治权力成为二者之间的隔阂，起初由外国人组成，后来虽由俄罗斯人组成，但精神上已脱离了人民。 于是，俄国沙皇孤立于世，俄国人民亦孤立于世——而介于二者之间，正是那打着沙皇名号、将整个民治秩序集中于己身、从而使沙皇与人民割裂的统治权力； 而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又出现了地方自治会，它自诩为人民的声音，实则其中根本没有人民的身影。 由于人民与其陌生的、与之毫无共同点的权力之间，道德上、精神上的纽带自然已然断裂，于是便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双方常常，继而持续地设法绕过并欺骗对方，以便让权力能够使人民屈从——人民并不知晓这并非自己的本国权力， 而人民则假装服从当局，并借此以尽可能低廉的代价争取个人安稳生活的权利，哪怕这会损害公共福祉。 渐渐地，人民对剥削他们的当局，以及当局对欺骗他们的人民之间，便形成了一种甚至毫不掩饰的敌意……」（摘自文章《基督徒眼中的俄罗斯公民生活秩序，或君主专制的基础与意义》）。
殉道者伊拉里昂（特罗伊茨基），维雷伊大主教：
“统治王朝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是一个历史性的忘恩负义的例证。三百年前，教会要求建立本民族王朝，拒绝异教王朝。俄罗斯教会的主教、至圣的耶尔莫根牧首为了本民族王朝的理念而殉道。 而这个王朝很快便变得与俄罗斯人民格格不入，废除了宗主教制度，打击了俄罗斯教会的牧者，剥夺了四散的羊群团聚的机会，从而使教会陷入极其悲惨的境地。 俄罗斯历史的圣彼得堡时期以可怕的耻辱和沉重的全民灾难告终”（摘自文章《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开幕》）。
[174] 就此需指出：将1918至1922年的事件称为“内战”，仅有一个形式上的理由：交战双方均为俄罗斯族人。 但从民族文化角度来看，这是一场两个不同民族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是来自俄罗斯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平民以及俄罗斯其他民族的平民；另一方则是俄罗斯欧洲人，即背离俄罗斯文化、披上以法兰西色彩为主的“典型欧洲人”外衣的俄罗斯人。 在尼基塔·米哈尔科夫的电影《日晒》中，战败的军官们自问：他们当初为何要阅读欧洲作家的原著？为何对国家的崩溃毫无察觉？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但为时已晚。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而1861–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的根源，则在于交战双方对人民生活社会经济领域构建方式的对立： 工业化的北方主张劳动力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而组建了邦联的南方各州则致力于维护奴隶制。 但在民族文化层面，双方同属日耳曼-罗曼文明，由讲英语（新日耳曼语）、穿着相同服饰的英语民族所组成。双方拥有共同的政治精英阶层，这些精英此前还共同在同一届国会中履职。 1918–1922年俄罗斯内战中则完全不同：白军由前沙皇特权精英代表，红军则由来自平民阶层和工人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精英组成。这是一场由彼得大帝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后形成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 站在红军一方的沙皇军官并非独立的政治力量，而是在“红军委员”机构的监督下，履行着建设红军、指挥部队的职务。 白军阵营中存在哥萨克力量，总体而言既是哥萨克在俄罗斯帝国特殊社会地位的自然结果，也是布尔什维克推行“去哥萨克化”政策的必然产物——布尔什维克敏锐地意识到，哥萨克代表着俄罗斯平民大众中具有自我组织能力的力量。当时有20%至30%的哥萨克人加入了红军阵营。 地理因素发挥了重要（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白军的抵抗力量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南部和乌拉尔以东地区，也就是哥萨克部队的活动区域。 与红军相比，白军人数极少，其步兵主要由前沙皇军的军官组成；而在红军中，俄罗斯的劳动者——农民——才是主要的打击力量，白军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因为这正是普通的俄罗斯人民。 有人可能会反驳：但白军主张恢复封建资本主义关系，而红军主张将土地交给农民，工厂交给工人。也就是说，交战双方在此问题上确实存在对立的纲领。这是事实。 但依我们之见，普通俄罗斯农民群众最终选择支持红军，不仅是因为受布尔什维克口号的影响，更是源于俄罗斯平民对俄罗斯欧洲人积蓄了数百年的仇恨——就在不久前，俄罗斯人民还处于这些人的肉体奴役之下。 而在1905年革命之前，他们还处于一个与自己格格不入的国家的经济奴役之下，该国
还曾通过土地赎买款对他们进行了无耻的欺骗；而在1917年革命之前，他们则遭受着由斯托雷平改革催生的富农的高利贷剥削，1918至1920年代，农民们开始像对待昔日的地主那样，对这些富农进行肉体上的剿灭。 上文我们已援引了殉道者安德罗尼卡（尼科尔斯基）——彼尔姆大主教——关于俄罗斯人民与上层阶级之间充满仇恨与敌意的氛围的证词。 “白军”自身也助长了民众选择“红军”的倾向，因为他们除了提出由“制宪会议”自主决定俄罗斯未来的构想外，根本没有提出任何关于国家体制的新理念。唯有弗兰格尔在塔夫里亚地区开始推行某种改善农民生活的政策，但为时已晚。
[175] 对白军运动的这一特征，连同托洛茨基佐证该观点的引文，均收录于伊·L·索洛涅维奇的著作《人民君主制》（第一部分，基本主张，报应）中。该段落值得全文引用：
“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在我们内战中都与人民脱节了，或者说，与人民最基本的利益脱节了——至少在人民对这些利益的理解层面是如此。 无论我们如何评价白军在前线的英勇表现，以及其后方前所未有的混乱，但有一点非常明确：没有任何一支白军部队能与人民找到共同语言。 而且，根本没人想到最简单的办法：依托这个民族的家庭、经济和民族本能，并在其政治投影中——依托沙皇父亲、俄国这片土地的至高统治者、以及俄罗斯民族传统不可动摇的根基，从而将布尔什维克彻底消灭殆尽。
作为君主主义者，我或许会被指责为纯属杜撰。然而，这一“杜撰”其实出自列夫·托洛茨基之口：“倘若白卫军能想到抛弃‘富农沙皇’这一口号，我们连两周都撑不下去。”
“白卫军”，即在此情况下指所有白军的统治阶层，确实没有想到要抛出这一口号。 原因很简单：如果二月的宫廷政变，就像1801年3月11日的刺杀沙皇事件一样，正是为了消除“农民沙皇”的威胁而策划的，那么押注于“富农沙皇”就显得荒谬了。
总之，无论是红军、白军，还是左翼、右翼，都没有找到与“人民”的“共同语言”。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白军思想家在重复这样一种观点：即白军运动并未被俄罗斯人民所理解。其实也可以换个角度来问：为什么人民必须去理解德尼金将军，而不是德尼金将军去理解俄罗斯人民？毕竟，这两者的分量终究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但交战双方对人民、对人民的需求及其利益都有各自的理解。红军一方显得更加灵活、更有组织——而其代价至今尚未付清。这份代价如今已比白军的代价更为沉重：当年红军斗争的英雄，至今幸存者寥寥无几……
……所有白军的溃败，皆源于完全相同的社会原因，发生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地理边界上，且处于相同的军事战略条件下：即未能将民众拉拢到自己这一边……»
[176] 同上
[177] 在此，我们将“上层阶级”归为贵族阶层：从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公及其他诸侯、伯爵、男爵等， 高级军官、地主、高级官员、资本家、银行家，并将这一范畴扩展至被称为“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社会受教育阶层。要在他们之间划出明确界限非常困难，因为就连罗曼诺夫王朝的代表在二月革命期间也佩戴着红丝带 （尼古拉二世的表弟基里尔·弗拉基米罗维奇大公）。因此，从广义上讲，使用“上层阶级”这一概念是恰当的，指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阶级”，他们不仅在二月革命期间分裂，甚至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也出现了分化。
[178] 在那些已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斯拉夫国家中，正是这种进程正在发生。这在保加利亚尤为明显。
[179] 例如，流亡在保加利亚的“白军”曾策划暗杀伊·索洛涅维奇，但当地警方成功阻止了此次刺杀企图。
[180] 我们使用“阶层”这一概念时，已撇除了其法律形式——这种形式原本属于沙皇俄国及俄罗斯历史上的整个国家阶段。此处我们主要指政治局、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层面的党内苏维埃精英，以及苏联各部委、部门、地区和共和国的领导层。
[181] 1990年代，里日科夫本人曾对此有所承认。
[182] 我们将彼得大帝时期的农奴制——这种将部分民众变成奴隶的制度——视为有害的。
[183] 苏联时期的必然性源于彼得大帝时期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更确切地说，源于克服其负面影响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如果历史运动沿着具有俄罗斯特色的道路发展，那么人民生活各领域的俄罗斯式组织形式本会自然而然地形成。
[184] “杂种”一词在革命前并不具有侮辱性质，在此处比“杂交体”更贴切。我们力求尽可能委婉，因此使用了“杂交体”一词。
[185] 《著作集》：共3卷 / 圣殉道者伊拉里昂（特罗伊茨基）。 — 莫斯科：斯雷滕斯基修道院出版社，2004年。/ 第3卷：宗教与政治。- 600页。/ 全俄教会大公会议开幕。第541-544页。ISBN 5-7533-0329-3
[186] 这证明，诞生于西方文明深处的共产主义理论，只是暂时以善与正义的理想为幌子，而实际上，其产生的根源在于日耳曼-罗马文明的典型特征——唯物主义， 在于他们期盼的正是地上的乐园，而对天国乐园的概念与梦想对他们而言却是陌生的： 只是在当时，这种关于人间天堂的梦想先体现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随后融入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而今则化作自由主义全球主义的思想——其根基正是连实践层面都已获胜的“非道德主义”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否定了传统主义。 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怀有在整个地球上建立这个“天堂”的强烈渴望，并强迫所有民族和文明的人“获得幸福”，将自己的幸福观强加于人。 俄罗斯历史经验的价值恰恰在于，天意引导我们以历史上可克服的形式，度过了这些诱惑。 我们只需将自身的历史经验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压力相权衡——该文明在其历史上首次在美国的霸权下团结起来——并从中汲取自身利益，即认清本国独特的国家利益并确立独特的意识形态。
[187] “同志们，请允许我再提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祝酒词。我想为苏联人民，尤其是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热烈的、持续的掌声，‘万岁’的欢呼声）。 我首先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因为他是苏联所有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 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是因为他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普遍认可，成为我国所有民族中苏联的领导力量。我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不仅因为他是领导民族，还因为他拥有清晰的头脑、坚韧的性格和坚忍的毅力。 我们的政府犯过不少错误，1941至1942年间我们也曾陷入绝境，当时我们的军队被迫撤退，离开了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列宁格勒州、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以及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那些我们深爱的村庄和城市——只因别无选择。 其他民族或许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滚开吧，我们将另立新政府，与德国缔结和平，确保我们的安宁。但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政策的正确性，并甘愿做出牺牲，以确保德国的覆灭。 而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任，正是那股决定性的力量，它确保了我们战胜了人类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感谢俄罗斯人民，感谢你们的信任！为俄罗斯人民干杯！（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
[188] 今天，俄罗斯正面临着这样一项任务。 我们拥有所有资源，足以纠正历史上两个截然相反的错误：一是苏联时期的错误，当时国家完全压制了民族根基中的个人主义，同时却让其占主导地位的集体主义特质主要通过国有制形式得以体现；二是1990年代的错误， 当时国家制定了退出经济的方针，赋予私人倡议一种连西方文明国家都不具备的无限空间（尽管在西方文明的民族根基中，个人主义本就凌驾于集体主义之上）。
[189] 遗憾的是，东正教爱国者中常出现对俄罗斯苏联时期历史的彻底否定，这暴露了他们在处理历史的方法论上与布尔什维克的相似性：仅采用非黑即白的极端评价。
[190] 尼古拉二世于1905年3月31日针对圣神会议关于恢复宗主教制度及召集俄罗斯地方教会大公会议必要性的报告所作的决议。
[191] 如今，迫害史已得到深入研究，约有1000部传记问世，1500多名新殉道者和信徒被封圣，这些传记的总和构成了最重要的历史资料，让我们得以洞悉20世纪初那些戏剧性事件的根源。
[192] 在俄罗斯——这个文明型国家——的杰出人物中，其他民族代表的姓名赫然在列，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关于“俄罗斯公民政治民族”这一概念客观性的结论。该概念基于俄罗斯建国民族的文化历史认同（语言、文化、共同历史），将所有民族的公民团结在一起。 在历史俄罗斯各民族的杰出人物中，我们可以在人民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找到他们的身影。
[193] 依我们之见，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尚未完全确定。若基于基督教关于人具有三重本质的观点——即在可见世界中，精神（意识）、肉体（身体）与良知（内心的神性）的三位一体。 若在此理解中，良知作为一种恒定量，在所有人身上都是一样的，其声音可依人的意志被掩盖或释放，那么精神层面与肉体层面的结合必然要服从某种精神与物质的规律，违反这些规律将导致精神疾病。 若以这种方法探索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俄罗斯心理学家便能将心理学纳入科学自然体系，正如丹尼列夫斯基在“历史”科学中所做的那样，也正如门捷列夫在“化学”科学中所做的那样，并有可能发现心理学的普遍理性法则。 这一设想之所以不显得乌托邦，仅仅是因为心理学界中持这种信念的专家正日益增多。
[194] 这里所指的不仅是俄罗斯斯拉夫人，还包括所有符合文化历史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俄语和俄罗斯文化）及政治特征（拥有俄罗斯政治民族公民身份）的俄罗斯民族平民：俄罗斯莫尔多维人、俄罗斯楚瓦什人、俄罗斯鞑靼人……
[195] 这一论断的直接证据在于，随着苏联解体和苏联共产党被取缔，“苏联人民”这一概念从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迅速消失： 除俄罗斯人外，所有民族都公开确立了自己的民族认同，而俄罗斯人在叶利钦宪法中被隐藏在“俄罗斯联邦多民族人民”这一名称之下，这与此前被隐藏在“苏联人民”这一人为概念之下如出一辙。另一个俄罗斯民族名称的模拟物是“俄罗斯人民”这一术语。
[196] 历史表明，在构成国家的民族的民族形成过程中，处于民族学发展阶段的部落参与其中，其发展目标在于融合成新的民族-文化-历史共同体。 与此同时，这些部落的形成可追溯至深远的《旧约》历史，其起源可追溯至“万民（语言）的创造”。
在从俄罗斯民族身份中形成乌克兰民族身份这一情境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特殊案例：西方文明在俄罗斯建国民族的一部分中启动了新民族的人为形成过程。但若着眼于形成世界历史中一个新的积极主体，这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唯一可能的，只是形成一个名为“政治乌克兰主义”的中间项目——它没有任何独立的未来，仅在西方地缘政治中扮演辅助角色。因此，“政治乌克兰主义”只有一条通向彻底消亡的道路：被获胜方解散。 若西方获胜——则通过同化至其文化之中；若俄罗斯获胜——则通过俄罗斯民族的重新统一，以及让那部分因暂时受制于形势而接受了乌克兰身份的族群回归其本源的身份认同。这两种方案都意味着乌克兰准国家的消亡。
[197] 正如我们此前所指出的，俄罗斯民族已证明，它能够代表整个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该类型不仅包含乌克兰，且俄罗斯正是其领导者——来推进自身的历史运动。 因此，“俄罗斯文明”这一自称——其下应理解为俄罗斯作为文明型国家——是完全恰当的，因为它反映了历史现象“俄罗斯民族”的真实状态。 “俄罗斯文明”这一概念与“俄罗斯，文明型国家”的概念是同义的。但俄罗斯民族属于斯拉夫文明，该文明中除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已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并融入了西方的政治体系。 因此，能够反映现实状况的正确称谓是“俄-斯拉夫文明”，它既指出了俄罗斯在未能实现的“全斯拉夫联盟”中未能确立的霸权地位，也指出了俄罗斯民族在历史上本就属于斯拉夫民族大家庭的事实，该大家庭包括： 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黑山等各族斯拉夫人，而俄罗斯民族则是“俄罗斯斯拉夫人”。
当今所使用的“俄罗斯世界”概念包含“俄罗斯文明”这一内涵，但同时也涵盖了所有流亡海外的同胞，甚至包括所有同情俄罗斯、学习俄语、历史和文化的人。
[198] 读者完全可以在互联网上轻松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斯拉夫人和俄罗斯人的大量负面言论。但为了公平起见，值得指出的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反俄情绪是基于将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策等同于俄罗斯民族本身。 马克思被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蒙蔽了双眼，他认为危险之处在于，俄罗斯将扮演“欧洲警察”的角色——正如历史上多次发生的那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追问——俄罗斯为何如此行事，也未能察觉在多数情况下，这种政策对俄罗斯既无益处也无所获。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欧洲文明的拥护者，他们渴望为其带来“共产主义的幸福”，而俄罗斯可能阻碍这一进程。 彼得大帝时期在俄罗斯发起的欧洲中心主义革命，将俄罗斯变成了“欧化俄罗斯”，使其人为地融入了欧洲的政治体系，并在不同时期为各国的利益在其体系中扮演服务角色。 正是这种对俄罗斯民族和历史上的罗斯-俄罗斯有害的政策，被“进步的西方自由派”始终与俄罗斯民族本身等同起来，并赋予俄罗斯人一种我们实际上并不具备的、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性格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绝非特例，列宁自然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99] 那种在制度层面被设计成让最差的人不断掌权（劣等统治）的社会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摧毁社会中最佳创造力量（优等灭绝）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必须通过促进优等者（最优秀的人）掌权的政策来对抗这一进程。
[200] 需要强调的是，获胜的是代表平民利益的新政治力量：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党，两者合计获得了766个席位中的554席。两党的纲领都是社会主义的：社会革命党作为新民粹主义政党，侧重于农民；而布尔什维克党则侧重于无产阶级。 此后，左翼布尔什维克开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合作。因此，1918年1月布尔什维克解散制宪会议，实质上是解决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之间——实际上是在同一政治力量内部——的矛盾。 制宪会议中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能够掌权并承担俄罗斯命运历史责任的力量。立宪民主党人在临时政府掌权后，暴露了其无能：在十月革命爆发时，追随他们的只有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其他政治力量则寥寥无几。
参加制宪会议选举的选民比例不足50%。 据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下属的俄罗斯选举信息中心（RCIT）数据显示，共选出766名议员，其中374席归属人民社会党（PSR），180席归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RSDRP(b)），24席归属保守党（KDP），22席归属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奥尔加派）（RSDRP(o)），5席归属人民社会主义者， 1席归属右翼，81席归属统一俄罗斯社会党，11席归属统一社会民主党，12席归属阿拉什党，10席归属穆萨维派，9席归属达什纳克党，4席归属犹太复国主义者，8席归属其他社会主义者，25席归属自治派和联邦主义者（L.G. 普罗塔索夫。 第三部分。制宪会议选举的竞选活动、结果与教训。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下属的俄罗斯中央选举信息技术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俄罗斯人民的任何一支真正有实力的力量始终未能建立（俄罗斯大会、俄罗斯人民联盟等不能完全被视为此类力量），因此它们也没有进入制宪会议的组成。
[201] 这正是文明论历史哲学正确性的佐证之一：在历史运动的特定阶段，由于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及所有民法关系的日益复杂化，法外私刑便不再可能。 在历史运动的国家形态中，民族生活的这种状况最终形成于文明阶段及其首个国家-文明阶段。
[202] 《关于缩减文法学校教育的通告》，在民间被称为“女仆子女通告”——这是亚历山大三世反改革时期的规范性文件，由俄罗斯教育部长伊·德·德利亚诺夫于1887年6月18日（30日）签署。 国家试图解决限制“马车夫、男仆、厨师、洗衣妇、小商贩及类似人群子女”进入文法学校的问题，认为“除极少数天赋异禀者外，这些人的子女根本不应追求中等及高等教育”。 其目的是限制社会底层向“非贵族阶层”及学生阶层的流动，因为当局认为后者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为此，预备班被取消，学费也提高了。 沙皇政府未能意识到，要实现同样的目标，恰恰需要采取相反的措施：实行免费教育，并使初等教育成为义务教育。当然，这还需与计划工业化等政策相结合。
[203] 如果不尽可能充分地实现“人民主权”的理念，国家社会主义的理念就无法实现。如果公民政治共同体在国家和地方自治中的充分参与受到限制，那么公民就不会将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视为自己的，也不会认为它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 苏联政权重蹈了沙皇政权的覆辙：对选举制度实施了彻头彻尾的官僚管理，推行了一系列新规，例如仅有一名候选人的选举、禁止自荐及非正式提名候选人参选、将职业晋升与必须加入苏联共产党挂钩。 所有这些都无助于让人民将国家视为完全属于自己、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进而也无助于让整个国家社会主义体系被接受。社会上更普遍的感觉是，一切都由“统治官僚骑士团”所掌控。 我们将在最后探讨这一问题，届时将尝试寻找解决方案。在此，我们仅限于提出一个问题：究竟该怎么做，才能让公民将国家对生产资料和地下资源的所有权视为全民族的集体所有？
[204] 2008年，笔者曾有幸入住索契的一处度假屋，该建筑由斯大林昔日的别墅改建而成。难道能将苏联领导人的生活与罗曼诺夫王朝时期贵族的宫殿相提并论吗？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正因如此，它才被称为“斯大林的别墅”，而非“斯大林的宫殿”。 读者们通过众多艺术电影应该都明白我在说什么。
[205] 此外，容我稍作预告：对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是艺术领域——进行评价，实属困难，原因在于欧洲中心主义思想已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们所指的是那些历史情境，即俄罗斯人民在民族生活的美学与艺术领域开展创造活动时， 从彼得一世时期到革命前，他们主要生活在欧洲中心主义渗透的现实环境中（这种渗透主要存在于上层阶级的生活中），而在苏联时期，又经历了以建设人间天堂为理念的乌托邦式欧洲文化移植。 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真正自由发展的时期，只有经过这一时期，才能对艺术领域的现状做出最终评价。 问题在于，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当前时期，能否被视为这样的时期？我们将尝试在接下来的第十二章《俄罗斯历史的文明阶段（文明台阶）》中回答这个问题。
[206] 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危机——这是一场由奥匈帝国于1908年10月吞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虽名义上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但根据1878年柏林会议的决议，已被奥地利军队占领。 塞尔维亚和俄罗斯反对奥匈帝国的行动。德国向俄罗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承认吞并，并威胁称奥匈帝国将进攻塞尔维亚。俄罗斯被迫同意。随后，塞尔维亚、英国和法国均承认了此次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