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 作为将基督教宇宙观念 用作哲学研究方法论基础 这一独特尝试的研究 亚历山大·布连科夫 Доклад 2002 года
二十余年来，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之名在沉寂了整整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回到我们视野之中。学界的主要关注自然集中于他在1869年著名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所开创并阐述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在当今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下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所处状态的评估。这是理所应当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将其研究献给了对那些能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之条件的揭示，同时也严厉指出了可能导致不可逆后果的种种谬误。最根本的谬误在于»欧化»[1]之病：即移植欧洲文明的文化价值观，拒绝在自身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上发展。
遗憾的是，这一由彼得一世改革所种下的痼疾至今未有消退。书写完成之后的整部俄罗斯历史，皆在此病的笼罩之下展开。如何摆脱此病，如何找回自我，如何重返历史之路、完成作为首个»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2]之使命——这些问题在今日愈发紧迫，因为世界正在我们眼前走向单极化，为将所有文化历史类型悉数化为»统一人类»世界公民之民族志材料的历史近景徐徐开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与日耳曼-罗曼（盎格鲁-撒克逊或西方）文化历史类型的当前状态进行研究，正如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一百四十余年前所做的那样，并确定其各自的发展阶段。
而这又只有在对其思想遗产（首先是《俄罗斯与欧洲》一书）进行全面系统梳理之后方可实现。作者的文本极为艰深晦涩，充满复杂的从句结构——其中的词语按照作者中心思想的严密逻辑顺序排列，而同时文字又左右上下游移，映射出中心思想的种种表现、衍变及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情形。
别斯图热夫-柳明曾就此书之难以掌握写道：»就其表述方式本身而言，《俄罗斯与欧洲》不可能是轻松的读物：作者博大精深的学识不断引发枝蔓式的论述与类比，尽管思想的逻辑顺序严谨，这一表述特点仍使读者陷入困惑。术语的特殊性……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一道障碍。最后，沉浸于自身思想之中、被其天才头脑所结出的丰硕见解与各知识领域大量事实所压倒的作者，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使各种见解与事实在逻辑上彼此契合，而非读者的便利。»[3] 因此，在我们看来，有必要按主题——方法论、自然科学、地缘政治、文化历史类型史、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科学自然体系理论——梳理出作者引入科学领域的所有新范畴。这一工作的成果，可以成为研究任何文化历史类型之方法论的建构。而解决这一任务，也将意味着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之发现为基础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但首先，在我们看来，必须解决的是揭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作者研究之方法论基础这一任务。本报告即是这样一次尝试。
为了证明以此种方式研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思想遗产之必要性，我们建议在下文中考察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与自然科学观体系的基本命题，随后对已应验与未应验的预言作简要综述，进而就其学说以及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提出若干核心问题。通过这一路径，我们将看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依据《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所建构的整体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如何逐渐清晰显现。
上文我们从当代史的任务出发，论述了揭示其研究方法论基础之正当性，但还须关注别斯图热夫-柳明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一文中的这一论断：»……他将自然科学的方法与客观性引入历史科学……作者对神学问题并非漠然无知，而那些肤浅之人往往视这些问题为远离现实、甚至早已过时之物。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它们绝非如此：他将其置于自己理论的基础之上……»[4]
一、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哲学观体系的基本命题
一·一、在自然科学领域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是无机自然与有机自然进化论的反对者。在其科学研究中，他立足于一切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皆为受造之物这一信条。理想本原作为一切存在之第一因而实际存在，对他而言是毋庸置疑的。有鉴于此，可以勾勒出作者用于分析的自然科学体系的轮廓（此处及下文中，论断将置于正文，而对其的展开则以原文引用或参考文献的形式置于脚注中）。
- 物质为受造之物，独立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具有理性的结构，这正是人类科学活动的根基[5]。
- 真理是人类科学活动的范畴，而非物质本身的属性。真理即是按照事物实际存在之本来面目认知事物[6]。科学是社会文化活动的领域之一，其目标在于趋近真理。
- 存在三种世界本质：物质、运动、精神[7]。研究这些本质的学科分别是化学、物理学、心理学。唯有这三门学科方可成为普通理论学科。
- 科学的发展经历五个阶段：初步事实收集阶段、人工体系阶段、科学自然体系阶段、经验规律阶段、普遍理性规律阶段[8]。由此，对各门自然科学的描述不再局限于其外部史，而是其内在成长史，这对于将所有自然科学的成就综合为一幅完整的宇宙图景具有决定性意义。
- 人类研究外部世界的活动，只有从引入人工体系阶段起，才能获得科学的资格。
- 在达到普遍理性规律阶段之后，科学领域的变革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发展只能是量的增长。»但在达到这一完善程度的科学中，任何变革都已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在哲学意义上唯一可能的前进步骤，在于对普遍理性规律的如此概括——使其进而与支配另一类现象领域、另一门独立科学领域的普遍理性规律相联结。»[9]
- 科学自然体系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系，反映该对象的真实存在。此后，它为所收集的事实所证实，并使预测成为可能。
- 科学不可能找到宇宙的解释性成因，科学所发现的一切规律均具有描述性特征，认知存在局限[10]。
-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对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矿物学、语言学的历史作了系统梳理，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各门科学的人工体系如何在所积累事实的冲击下轰然倒塌，而代之以新的自然现象分组体系——后者不仅容纳了已发现的事实，还使预测成为可能。这类预测之一，便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对化学科学未来的预言[11]。
以上各命题的总体，显然可以被提炼为认识论的基础，并命名为科学自然体系理论，其著作权属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尤为令人叹服的是，阐述这一理论的各项原则并非作者的自我目的，而是在其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中发挥辅助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从事研究时，本身即置身于自然的基督教宇宙观体系之中——这一点我们已通过指出《俄罗斯与欧洲》书中相应段落及引用（见脚注）加以证实。
一·二·二、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
下文将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所划分的人类社会文化活动四个领域出发，对撰写本书时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状况作一简要综述。
民族文化特征将另辟专节加以考察，因为这一特征并不构成各民族独立活动的对象，而是上帝所赐之礼。这些本原在历史中的表现，才是可以加以考察的对象。
1）政治活动领域
——在这一领域，西方文明的成果极为丰硕。日耳曼-罗曼类型的各民族建立了强大的国家，作者在历史述略中对此有详细论述。
——西方文明的各民族致力于在彼此之间建立政治均衡体系，并谋求世界霸权。
2）宗教活动领域
——西方类型的各民族在其历史之初获得了基督教这一超自然的恩赐。然而由于其民族文化本原中的强制性，他们未能守护这一恩赐，而是将其改造为天主教，继而演变为新教，再演变为唯物主义——后者在19世纪已具有了信仰的特征。
——在这一活动领域，并无成就可言。
3）科学技术领域与艺术
——这一领域的成就与政治领域同样巨大。在撰写《俄罗斯与欧洲》之际的19世纪，西方文化类型在这一领域已是公认的领先者。
4）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在这一领域并无成就可言。不仅如此，作者还谈到»日益蔓延的政治民主主义与经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20]。政治民主主义源于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后者只能靠自身加以约束，在政治领域表现为争取以普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学说的兴起。而由于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是以民众完全丧失土地权利为代价的，实际上并无可资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唯有摧毁旧有大厦方可。此外，民主的权力将意味着大型工人聚居中心即城市的权力，而城市将索取巨额供养。西方文明的这一矛盾将导致革命动荡。
5）民族文化特征
——»强制性»是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特征，体现在其对待所有民族的方式上，尤其是对待斯拉夫人的方式上——消灭斯拉夫人是其首要地缘政治任务。作者通过对其时代历史事件的分析对此作了论证。
——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文化特征与基督教根基之间的不相符，正是导致该类型放弃基督教的原因。
一·二·三、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
1）政治活动领域
——俄罗斯人民截至19世纪末建立了伟大的国家，捍卫了其独立。其他斯拉夫民族不具备政治独立，但经由按斯拉夫方案解决东方问题，或可获得独立。
——每一位俄罗斯人的主导思想（在上帝与祖国之后），应当是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即将所有斯拉夫民族联合为国家联盟、联邦或视情况而定的政治体系，但首都不设于莫斯科，而设于君士坦丁堡-沙皇城，由此完成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各民族自然栖居之地的统一进程。为实现这一思想，必须摒弃欧化在其一切表现形式上的影响，并为抵御来自德国的未来侵略做好准备——德国作为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的主要代表，刚刚完成了统一成为单一国家的进程。
——如果继续推行欧化政策，斯拉夫民族将面临去民族化、丧失国家地位、被征服者同化或遭受肉体消灭的命运。
——俄罗斯人民的成就可视为世界文化中的杰出贡献，因为他们首次在民众君主制原则基础上解决了社会政治建构的任务，并正确地解决了»教会与国家»的问题。
2）宗教活动领域
——俄罗斯人民具有宗教性，其宗教活动具有守护保守的特征。以正统基督教之纯粹形式即东正教保存基督教，是俄罗斯人民的杰出贡献。
3）科学技术领域与艺术
——在这一领域斯拉夫人的贡献较为逊色，不及西方文化类型，但发展才刚刚起步，作者对这一领域斯拉夫人的活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综述。
4）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农业公社的存在是俄罗斯人民独创性的产物，对俄罗斯人民而言，这与私有制同样是自然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连同土地一并解放农民、保留公社中看到了解决那一对西方文明而言无解之矛盾的根基。
对斯拉夫人一切活动领域的分析，使作者得出结论：这是第一个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
5）民族文化特征
——民族文化特征与基督教根基之间的契合是完全的：»俄罗斯人乃至斯拉夫人总体的性格，远离强制性，充满柔和、顺从、恭敬，与基督教理想最为相符。»[21]
——可以得出结论：倘若没有接受东正教，俄罗斯人民便无法实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本原，无法经历部落发展阶段，无法建立国家并加以捍卫。
二、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二十世纪应验与未应验预言的综述
《俄罗斯与欧洲》第一版出版已逾144年。今日可以总结，作者的思想是否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即便粗略审视，我们也可以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有时有人反驳说并非如此——毕竟革命发生了，全斯拉夫联盟也未建立。这类情况下，人们往往忘记，作者也做出了否定性预言，指出若不遵循其所阐述的原则，斯拉夫人将面临何种命运。然而他给予这类预言的篇幅要少得多，将重心集中于乐观预言的实现任务之上。
以下所有论述均应视为有待研究的假说。
二·一、在自然科学领域
-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所运用的科学自然体系理论一切命题之正确性，最有力的证明在于：西方学者从唯物主义立场转向了物质世界受造论的立场。这一方向被称为创造论。
- 迄今未发现任何能够证明达尔文学说正确性的事实。
- 化学的发展随着门捷列夫元素周期系的发现进入了科学理性规律阶段，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最终走向了否认物质以原初物质形式存在解释性成因的理念，并提出了宇宙理想本原（上帝）存在的问题。这两门科学的发展证实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结论：在科学进化达到自然体系阶段和理性规律阶段之后，其质的推进已不可能，只能是量的增长。
- 总体而言，当代自然科学的全景证明了存在的理想第一因[22]。
- 所发现的规律确实只具有描述性特征，对其的掌握推动了技术发展以增加物质财富的消费。然而对于引力、电力之成因，我们多年前不知晓，今日依然不知晓。
二·二、在历史哲学领域
二·二·一、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方面
- 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文明论历史哲学»之名在科学界取得了胜利——一如通常的情形，先是在西方，而后才是在我们这里。但这是在以西方文明为母体孕育的形态方法完成其意识形态武器职能之后方才实现的。当务之急在于更为审慎地审视西方科学今日如何运用文明论方法。
二·二·二、日耳曼-罗曼文化历史类型
1）在政治领域
- 关于与西方文明发生战争的预言应验了。德国成为20世纪两次规模空前战争的根源。
- 关于东方问题新阶段内容的预言应验了：西方文明（起初由德国、后由美国和欧洲在冷战中充当代表）与斯拉夫文明（起初由俄罗斯帝国、后由苏联充当代表）之间的对抗。
- 关于西方文明寻求在本文化历史类型内部实现政治均衡、且此种联合开辟通向世界霸权之路的结论，得到了充分证实：西方文明实现了联合（北约、欧共体、与美国的双边条约），并以合力行事，首先针对斯拉夫世界，并觊觎世界霸权。
- 英国作为日耳曼-罗曼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下文将其称为西方文明），在所有国际行动中与美国协同行事。
- 美国充当西方文明的领袖，成为单极世界的中心，谋求世界霸权。
2）在宗教领域
-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西方文明内部矛盾的解决将走上彻底背弃基督教之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抉择已经做出，选择了唯物主义。甚至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婚姻的预言也应验了——即契约原则的彻底贯彻将导致同性婚姻成为可能。
3）在文化领域（科学、艺术、技术与工艺）
- 技术的发展，首先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从一个中心管控地球任何领土上发生的所有过程成为可能，并实现了对地球每位居民的个人追踪。
- 西方文明沿着无节制消费物质财富与奢侈品的道路大力发展，借助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天然»能力。
4）在社会经济领域
- 并无新的发展，西方文明内部的演进沿着前几个世纪所奠定的路径推进。
- 然而上述»政治民主主义与经济封建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在转向世界优势阶段、利用其他国家和民族资源的过程中找到了其解决方式。总体而言，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论述英国优势的述略中也提及了这一可能性。
5）民族文化特征
- 关于西方文明之强制性及其对斯拉夫人之敌对性的结论得到了充分证实：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成为历史事实。必须铭记，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20世纪正是由德国人以种族优越论意识形态的形式付诸实践，其目的在于以牺牲他人（首先是斯拉夫人）为代价为本民族谋取物质利益。时至今日，当俄罗斯对西方不构成军事威胁之际，西方的压力依然在不断加剧。
- 关于美国将形成新民族、或可构成新文化历史类型的预言未能应验。»美国人民»这一概念反映的是居住在美国领土上的不同民族具有公民身份这一事实，而非具有民族文化根基（正如此前的»苏联人民»一样）。美国的立国民族-国族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美国不过是同一西方文明以殖民方式开发了新领土，只是领导权从日耳曼-罗曼因素转移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因素。因此，谋求世界霸权的正是整个西方文明。
二·二·三、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
1）在政治领域
- 这位俄罗斯学者的预言分毫不差地应验了。20世纪俄罗斯经历了两场前所未有规模的战争，均是与德国的战争。第二场战争以其确切的名称载入我们的史册：»伟大卫国战争»，而1914年的战争则以»帝国主义战争»之名为人所知。事实上，战争之初俄罗斯人民给它起的名称绝对准确：»第二次卫国战争»。
- 关于土耳其衰落之后俄罗斯将首次与西方文明正面交锋、欧洲联合对俄罗斯构成致命威胁的预言应验了。
- 关于若俄罗斯不摒弃欧化其内部建构将出现负面发展的预言应验了。这就是1917年革命。不应将此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另一论断相混淆——他曾表示革命在俄罗斯不可能发生，因为庞大的农民群众未受异族文化腐蚀性影响的侵染。他是在对1861至1863年改革进程作出积极评价的基础上得出这一结论的，而这一评价在其有生之年已被他本人所修正，并附有一个条件——如果俄罗斯不走上民族自杀的道路。正是由于这些改革，西方文化通过地方学校体系涌入了民众之中，因此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 俄罗斯人民在1941至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胜利，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独特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存在之所有结论正确性的最佳证明。这是一个民族的胜利——国家对这个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政策，但这个民族凭借其历史本能认出了天生的敌人，奋起反抗。这说明历史本能的力量之强大，即便在这种处境下，它依然明确了自身的主要任务，并作为独特民族捍卫了自己的生命。
-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军事与经济东方集团，就其成员国构成而言与预想中的全斯拉夫联盟颇为相似。这一集团确实由《俄罗斯与欧洲》中列举的所有国家组成，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囊括其中。但它的崩溃也同样符合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学说——恰恰因为它的建立不是基于斯拉夫团结的理念，即不是基于本民族自主发展的理念，而是基于同样的欧化，只是以其极端的共产主义变体呈现。
-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甚至预言了俄罗斯的领土分裂。他曾表示，如果不停止欧化，由此将»孕生出我们近来听闻的年轻的亚美尼亚、年轻的格鲁吉亚，或许还会诞生年轻的莫尔多瓦、年轻的楚瓦什、年轻的雅库特、年轻的尤卡吉尔——关于它们，我们并不绝望还能听到»[23]。
2）在宗教领域
俄罗斯人民展现了自基督教最初几个世纪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信仰坚韧，充分履行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所提及的守护东正教的保守守护职责。1917年俄罗斯君主制国家地位的倾覆，伴随着1918年宗主教制度的恢复，见证了其重生。俄罗斯人民在迫害岁月中捍卫了教会，向世界展现了为基督殉道与见证信仰的壮举。在历史性迫害时期结束后，能够对20世纪教会史作出总结，并在1997年和2000年主教公会上完成了对俄罗斯20世纪新殉道者与信仰告白者的封圣。
3）科学、艺术、技术与工艺
俄罗斯人民在苏联时期于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成就举世公认。至于艺术领域，则有待专项研究。
4）社会经济活动领域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不会发生革命的乐观预言未能应验——因为并不存在如欧洲那般»政治民主主义与经济封建主义»之间无解的矛盾。然而在欧化持续推进情况下的否定性预言应验了：上层阶级将政治民主主义变为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事实，而连同土地一并解放农民并未带来预期成果，因为农民根本没有足够的土地（斯托雷平改革因解决这一问题的需要而出台，但也未能完成）。
这一清单可以继续延伸。但即便如此，它已向我们表明：我们面对的是一种能够成为政治家与学者实际指南的理论。正因如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遗产需要特殊的对待：这是唯一一个在实践中应验并将持续应验、不受历史时期长短影响的社会科学学说。即便马克思主义，尽管对20世纪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已成为过去，完成了其作为反对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意识形态武器的使命。而其一度盛行的这一事实本身，也是同样欧化之影响的结果。总体而言，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遗产的态度，不应透过科学兴趣的棱镜，而应透过公民责任的棱镜加以对待——正如作者本人所做的那样。
三、当今尤为重要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若干问题的提出
三·一、在自然科学领域
- 看来，运用科学自然体系理论，有可能逐步解决对所有科学历史的详尽描述任务，确定每门科学所处的发展时期。
- 看来，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可以朝着将已获得的物质世界知识整合为一体的方向推进，实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这种可能性的预言。哪门科学学科应当承担这一任务？是否正是哲学？
- 这样是否创造了条件，使哲学恢复其作为以整体物质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将其划分为各门科学各自对象的科学地位？
三·二、在历史哲学领域
-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目前处于其发展的哪一时期？文明阶段？衰朽阶段？文明时期何时开始？
- 1861至1863年改革的结果是什么？西方文化如何从社会上层渗入到民众之中？1917年悲剧的原因是否在于此？
- 今日是否存在回归本民族自主发展的迹象？
-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是否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新的文化历史类型是否可能出现？
- 斯拉夫民族与俄罗斯其他东正教民族是否足以维系文化历史类型形式的生存？
- 各类型是否能够自发萌生，还是说——与有生命的自然相类比——上帝创造了某一有限数量的»原型»，其中某些发展成为历史性类型？
- 美国是否形成了新的类型，还是仍是同一西方文化历史类型，只不过对另一领土实施了»殖民»，领导权从日耳曼-罗曼因素转移到盎格鲁-撒克逊因素？
- 西方文明的主要地缘政治任务是什么？建立单一世界国家？在民族上不属于这一文明的民族将面临何种命运？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类型本身是否也在经历去民族化进程？
四、基督教宇宙观
回顾一下，在尝试确定《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作者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时，我们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哲学体系的总体综述出发，划分了其两个组成部分：自然科学部分与历史哲学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将作者在自然科学发展经验基础上所阐述的观点体系命名为科学自然体系理论，并指出正是掌握了这一工具，才使作者得以发现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在此我们通过引述书中相应段落，表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确实在其研究的基础中运用了神学方法。
随后，我们依据上述命题对已应验与»未应验»的预言进行了综述。即便如此粗略的综述也引发了若干问题，我们已在上一节加以阐述。我们看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预言实际上全部应验，由此引发的问题对世界所有民族、首先是斯拉夫人具有决定命运的意义。换言之，我们看到，我们确实面对的是一种能够预测未来的理论——而既然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基督教宇宙观，那么下文适宜考察其主要教义（这些教义在《圣经》与圣传中向我们揭示），将其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哲学体系的基本命题及唯物主义哲学加以比较，并得出若干结论。
在此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手中有一部信息来源——《圣经》，其年代的无可置疑性在当代科学那里毫无疑问。我们并不将这一来源视为»文化遗迹»，而是将其作为审视物质世界（自然也包括彼岸世界）的自然观点体系加以考察。诚然，哲学史上记载了如此之多由人发明的关于宇宙根本问题的观点体系，以至于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圣经》享有这一权利。
四·一、对于自然科学
- 《旧约》历史首先向我们昭示的，是这一物质世界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大约7500年前受造而成，也不会永远存在，不可避免的终结等待着它。
- 时间是与物质相关联的概念，是物质的函数，随着物质世界存在的终止而消失（在圣经语言中称为»末日»）。
- 在时间-物质的界限之外是永恒，从这个世界继承永恒的只有人；其余一切都将归于消亡。
- 物质的本原是能量（光）。
- 有机世界按种类受造，数量有限。
- 造物主建造可见世界的创造性工作以创造人而告终。
- 宇宙中不存在其他任何生命世界。整个物质世界的构造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个世界都是为人而创造的。
四·二、对于历史哲学
- 人（亚当与夏娃）受造于7500年前，造物主赐予其对可见（与不可见）世界构造的直接认知。（圣经纪年依据亚当男性后裔的年龄推算，任何人手持笔纸均可计算出各主要事件的年代。）
- 在创世后第三千年的第三百年间，发生了大洪水。已经繁衍的人类中，唯有挪亚一家幸存。这是造物主对道德堕落的统一人类历史的第一次摄理性干预。
- 在创世后第三千年的第八百年间，人们开始建造巴别塔，意图在新的洪水来临时免遭灭亡，成为与上帝平等之存在。在此之前，所有人说同一种语言，即存在着统一人类。
此处发生了造物主对人类历史的第二次干预：统一人类被分裂为有限数量的民族（语言混乱）。此次分裂不仅是语言层面的，更是本质层面的（民族文化层面的），使人们彼此完全无法理解，并散布于整个大地。从这一时刻起，»历史分为两条线索：教会史与外部史或世俗史»[24]。
- 在创世后第四千年的第四百年间，亚伯拉罕诞生：»……洪水之后，他是信仰、热诚与顺从上帝的第一个典范»[25]。从这一时刻起，可以认为，造物主对人类历史的第三次干预开始了，但这次干预并非直接针对所有人，而仅针对亚伯拉罕的后裔。在我们面前展开的是上帝塑造犹太民族的历史，其目的在于为圣母的诞生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的降临做准备，而耶稣基督降临的目的，是直接向每一个人呼召，以实现其个人得救进入永恒。
- 在创世后第六千年的第五百年间（即距今约2000年前），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降生于世。
- 贯穿全文，处处可见关于将要到来的可见世界终末的预言——这一终末将作为对实现神所反对之事的惩罚而降临，即通过克服造物主在巴别分散时所设立的民族差异来实现统一人类之事。
- 《旧约》诸书的一切预言均在《新约》诸书中得到应验，因此必须将这些书籍视为上天赐予我们的宇宙自然体系。
我们已就《旧约》与《新约》诸书的基本命题作了必要的阐述，其程度以足以实现上述目标为限：即揭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五、基督教宇宙观作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哲学研究的自然体系
将基督教宇宙观的基本命题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体系加以比较，可以得出二者相符合的结论。作者如同真正的学者那样，从对物质世界现象的分析出发构建其思想脉络，在所需论断通过其实现的可预测重复性得到证明（这即是所谓物质世界规律）之处适时停下，不再继续向前，并指出所证论断的解释性成因唯有上帝方知。我们在全书文本中始终可以观察到作者的这种方式，例如：在着手证明欧洲对我们的敌对性这一论断时，他发现这种敌对性是欧洲各民族的自然属性，并向读者表明它在物质世界中并无成因，因此根植于某种民族教化本原之中，而其成因唯有上帝方知。由此引出了历史本能（民族教化本原）这一范畴；在自然科学分析中，理性安排物质的理念同样始终可见——仅牛顿定律中引力成因不可理解这一天才指出便足以说明（当代自然科学在这方面同样未有进展），以及»任何现象的教化原则（形态学原则）的解释性成因唯有上帝方知»这一论断。细读脚注，可以印证此结论之正确：作者有意将受造理念作为其研究的基础性原则加以使用。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是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自青年时代起便直接与上帝的创造物——活的自然界——打交道，作为笃信的基督徒，他从不将其对启示的认知（基督教宇宙观）与其科学兴趣的对象相分离，而是将其作为自然神学体系加以运用，这使得以最为有效的方式规划科学研究成为可能。这种方式的结果，正是他轻松阐述人类认知周围世界之过程全部观点体系的那种从容——我们在上文将其称为科学自然体系理论。而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发现，则成为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过程研究的结果。尽管阐述本身从分析这个世界的现象出发而建构：作者取以作为推论起点的，是欧洲对待俄罗斯的双重标准这一事实（对1864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进攻丹麦的赞许态度，与对1854年俄国与土耳其关系的义愤）——这一在彼时之所以令社会公众不安，恰恰是因为它与上层阶级自认属于欧洲这一真诚信念相矛盾。如果今天着手重新分析»俄罗斯与欧洲»这一主题，则不得不以同样的问题为基本出发点：这正是众多出版物所做的工作。然而，距本书写成已逾130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评估这些关系方面的支持者，看来已远多于其生前，而西方文明的攻势也推进得极为深远。因此，我们希望唤起对以当前日期为基准对同一主题开展研究之必要性的关注。但为此必须完成对其思想遗产的全面解读工作，首先揭示其研究的方法论根基——即基督教宇宙观，借助其无可置疑的教义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加以完善与发展，并尝试将其应用于对当前历史状态的评估：包括所论及的两个文化历史类型，以及整体的世界历史。
现在我们来作这样的尝试，同时铭记：以下所述，凡涉及《圣经》论断的部分是无可置疑的，而涉及当代史论断的部分则属于假说：
- 基础命题是整个物质世界存在有限性的命题。
- 文化历史类型不可能在字面意义上自发萌生，对此《圣经》有直接指示——关于巴别分散时对民族的创造；同样，与有生命的自然相类比，正如由于各物种具有其个别本原而被直接创造，一个物种转变为另一物种不可能发生，文明的传递同样不可能，这反过来又意味着民族教化本原的受造性。那个文化历史类型的»胚芽»是否正是在那一时刻以神奇方式被创造出来的——对这些胚芽的无可置疑的发现属于《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作者？并且正是在那时，在统一人类实际退化了若干年之后，人类社会组织的新法则才被奠定，其基本含义在于——通过文化的多样性为实现统一人类设置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第三次实现这一统一同样将意味着文明生命的终结。然而，若记起《圣经》——《新约》，则这一次统一文明终结的，不仅是人类的文明，而将是整个可见世界。
- 与此同时，构成文化历史类型的各民族正是由于内在教化本原的特性而具有有限的生命期限，并经历民族志时期、捍卫国家地位时期、文明时期、衰老与死亡时期。
- 统一的人类在世界历史中存在过，共有两个时期：其一，在洪水所引发的灾难之前；其二，在巴别分散之前。两次造物主的干预均由统一人类道德堕落所引发（下文不再深入解释，因为这已进入纯粹神学的领域，而我们将坚持对理解这个世界构造有益的事实层面）。
-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是世界历史上最后一个文化历史类型。新的类型再无从诞生：其一，萌生从原则上便不可能；其二，现存各民族正在丧失政治独立，因此新的类型既无从萌生，也无从从»受造的»胚芽中发展出来。
- 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尚未经历»结果期»，因为它尚未将蕴含其中的潜在发展可能性实现为首个»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当代史中存在的所有其他类型均处于衰老阶段，在去民族化进程中，沿着西方物质消费文化的道路演进。
- 美国是西方文化历史类型的组成部分，领导权已转移至这一类型的盎格鲁-撒克逊因素。这一类型正走向统一为单一国家，并声称要建立单一世界国家。世界正走向其统一的历史直线。
- 世界历史各时期的分类如下：其一，世界历史始于7500年前的创世，至创世后第2800年为止，是说同一种语言的统一人类的时期，这是仅有教会史的时期；其二，从第2800年至今，是人类分为文化历史类型与民族的时期，是教会史与世俗史双重历史的时期；我们称这一时期为地缘政治时期，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可以运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其三，第三时期是人类统一为以世界独裁者为首的单一国家的未来时期，但在»约束者»存在的情况下——»约束者»的角色或将由某个对抗性国家承担，该国将在一定时期内履行其使命；这一时期以全球性灾难（末日）告终。
- 显而易见，地缘政治历史时期已出现走向终结阶段的迹象；这一进程已被广泛称为»全球化»；能够延缓这一进程的，唯有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凭借其内在发展任务尚未完成这一特性。必须回归在本民族独特基础上的发展，以一切形式摒弃欧化。从与其他文明历史及20世纪历史的类比来看，上帝的摄理为这样的机会留有余地。
关于基督教宇宙观之命题与今日自然科学状态的关系，我们作一点说明：如果能够借助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科学自然体系理论，将自然科学所获得的物质世界知识整合为一体，并使哲学重获作为研究最普遍物质规律之科学——综合自然科学各通用理性规律之知识的科学——的地位，那么这一可能性，依据揭示世界历史中摄理作用的同期性事件规律，也将向我们指明关于地缘政治历史时期即将终结的假说之正确性。而与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相结合，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基列耶夫斯基（1806—1856）所倡言的那种新哲学或可成形——他曾著文《论哲学新原则之必要性与可能性》[26]，以此开创了俄国哲学中独立的有灵魂的思想，即»精神整体性»的哲学，以他的话说，这是一种以活的信仰作为»最高理性与认知之本质要素»为基础的哲学。然而他未能完成自己的著作。
这篇文章问世后数月，他便出人意料地溘然长逝。与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志同道合的其他思想家，也未能完成»俄罗斯哲学»的著作，留下了各自对俄国社会思想不同侧面的深刻研究。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是迄今为止世界科学思想中第一位，也是实际上唯一一位，在启示基本命题的语境下对人类存在进行了独特研究的代表。
六、主要任务——摆脱欧化。民族的精神精英
正如一个因自身嗜好而陷入困境的人，若要摆脱困境，必须整顿自己的灵魂、净化自身，俄罗斯人民，首先是其民族精英，也必须理解如何摆脱这种欧化。为此必须弄清楚，在今日阶段其哪一方面危害最大？
在我们看来，是战斗唯物主义哲学。
六·一、唯物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
这里我们谈论的不是科学流派，而是西方各民族赖以生存、并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异族文化移植而成为斯拉夫民族生存方式的实践哲学。
实质上，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全书中始终在与这种哲学论战。将历史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与近代，并将历史进步理解为上升的直线，对西方文明而言完全自然。这一文明的社会意识哲学从与基督教宇宙观完全相反的原则出发：
- 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其中的人类也是永恒的。
- 人在肉体与精神上都是必死的，不存在彼岸世界。
- 因此，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为人创造舒适生存条件而建造人间天堂，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 在这个永恒物质世界中继承永恒的，不是个体的人，而是民族（文明；此前被认为是整个人类）。
- 西方文明是最先进的，其他民族的文化应当融入其中或归于消亡。
- 人是在短暂的生命期间（因为不存在其他）吸收物质利益以获取快乐的工具。不难猜想，以这种哲学生活会带来怎样的实践结果——从前的贩卖黑人，到今日轰炸塞尔维亚和伊拉克，等等。
西方文明就生活在这样一套人工哲学体系中。但并非从来如此。审视这种哲学的起源，对于挣脱其桎梏极为重要。
六·二、基督教宇宙观与唯物主义哲学在两个文化历史类型——罗曼-日耳曼型与斯拉夫型——历史中的演变
实质上，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全书中始终在与唯物主义哲学论战，而在俄国，这种哲学的承载者成了上层阶级。
这种哲学是否始终支配着两种文化类型受教育阶层的思想？并非如此。作者在历史述略中向我们表明，罗曼-日耳曼类型与斯拉夫类型的各民族，都接受了基督教这一超自然的恩赐。只是在俄罗斯接受基督教之际，罗曼-日耳曼类型的各民族已开始了其背离基督教走向天主教的道路。这一背离是在这些民族内在教化本原的作用下发生的（上文已有论述）；圣教父文献（大巴西略、大马士革的约翰、纳西盎的额我略、圣金口若望……）及《圣经》本身作为宇宙观自然体系之运用的时期正在走向终结。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文献被完全遗忘，最终由唯物主义哲学取而代之，而这种哲学在»自然科学»方面得到了达尔文理论的支撑。
而俄罗斯人民在彼得改革之前，生活在从《圣经》与圣传中汲取的关于宇宙问题的自然观点体系中。彼得文化革命之后，西方唯物主义哲学渗入了受教育阶层的头脑，由此人为地中断了民族精英作为民族受教育部分之形成进程——而民族精英的职能恰在于感受并有意识地表达本民族的民族文化本原。在修道院中，唯经典礼仪书籍方被准许保存，其他书籍均遭禁止。这些后果被长老巴伊西在致长老费奥多西的信中作了生动描述。他在许多修道院、大修道院、隐修地开展了寻访教父书籍的工作，»处处询问博学人士与精通且年长的神职人员及尊贵的僧侣»，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同一个回答：»我们迄今不仅不知道此类书籍，连这些圣贤的名字也从未听闻。»长老巴伊西写道：»得此答复，上帝作证，我陷入了怎样的困惑之中……在众多伟大完全的圣人曾生活过的地方，我不仅未能找到我渴望已久的圣典，甚至也未能从任何人那里听到这些圣贤的名字，因此我为此事陷入了不小的悲痛，然而我将获得这些书籍的全部希望寄托于上帝，祈求他不可言说的仁慈。»而上帝»以其不可言说的摄理使我得以觅获这些书籍»。
然而，在觅获斯拉夫文字书籍并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文本对比工作以厘清晦涩不明之处后，长老巴伊西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所有斯拉夫语译文均不够完善，不适合作对比与校勘工作。需要原始资料，即希腊文书籍。而这些书籍以曲折而不可思议的方式辗转到了巴伊西手中。他从24部教父著作中译出的内容，包括大安东尼、西奈的额我略、大马士革的彼得、新神学家西缅等人的著作，汇聚成了《道德教父文集》，这一译著直到1793年才在彼得堡大主教加夫里尔的指示下出版。这一版本注定要成为整整一代俄罗斯人唯一的斯拉夫百科全书。其再版直至30年后方才出现[26]。
在俄国，民族精英始终未能形成到足以改变社会意识的数量。然而，一个宽泛的»俄国知识分子»社会阶层却由此形成，成为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承载者，与整个民族相对立。斯拉夫派自幼在西方传统中成长，却从这一桎梏中作出了巨大的精神跃升，意识到自己是俄罗斯人，而非»欧洲人»。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一自我认同推进为严整的科学体系，回归基督教宇宙观，将其作为自然体系加以运用。正是对《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作者研究的这一神学基础，我们希望在本报告中加以关注，因为正是它使得完整掌握其思想遗产、回答当代史问题成为可能。
以这种方式来看，《俄罗斯与欧洲》包含了一套关于社会与自然的新哲学观点体系，以启示的教义为基础，并向我们提出了将教父文献重新引入科学领域的任务——同时警示：其他文化历史类型的作者，只能作为比较分析的对象加以研究，铭记不可能存在普遍的社会理论。
科学实践会议»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当代（纪念诞辰180周年）»，2002年11月28日，莫斯科，俄罗斯作家联盟。
[1] «欧化»——作者以此术语称呼彼得一世在18世纪初对俄罗斯实施的彼得文化革命的结果。 [2] «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作者引入这一概念，用以描述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未来活动的特征：该类型将在广义上发展出文化活动的四个方面：政治、宗教、科学技术与艺术、社会经济。 [3] 别斯图热夫-柳明·К·Н·《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载于：达尼列夫斯基·Н·Я·《俄罗斯与欧洲》，圣彼得堡，1995年，第461页。 [4] 同上，第435页。 [5] 作者关于宇宙在其根基处具有理想本原的论断贯穿全书，且每次引用均恰到好处。试举一例——关于形态学原则的描述：»……其余一切科学的研究对象，不过是物质力量与规律在形态学原则影响下的种种变化——关于这一原则，我们只需指出：它同样不从物质及其运动的属性中产生，正如蒸汽机不从蒸汽的膨胀力中产生一样。»»形态学原则是自然界中的理想因素。在此展开这一思想并非恰当之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研究对象为宇宙普遍本质——物质、运动与精神——的科学，与那些仅在形态学原则影响下考察其种种实现形式的科学之间，在学科性质上所产生的差异»（第133页）。»动植物有机体构造的形态学规律，我们完全不知晓»（第133页）。 [6] «……真理是按照存在之物实际存在的样子来认知它。这一概念因此包含两个要素：外部要素——不是真理，而是现实，它当然独立于民族性，乃至独立于人类；以及内部要素——这一现实在我们意识中的反映»（第110页）。 [7] 科学自然体系是关于科学研究对象的观点体系，反映该对象的真实存在。此后，它为所收集的事实所证实，并使预测成为可能。 [8] 科学不可能找到宇宙的解释性成因，科学所发现的一切规律均具有描述性特征，认知存在局限。 [9] 达尼列夫斯基·Н·Я·《俄罗斯与欧洲》，圣彼得堡，1995年，第120—121页。 [10] «因此，与完善不可分割的复杂化，为那一长期以来被集中关注、在那一方向上被优先投入努力的人类知识领域（或人类活动领域）的实质性进步，设置了必要的界限»（第92页）。 [11] «化学尚未走出其开普勒式的发展时期——局部经验规律的时期»（第123页）。 [12] «人类并不代表任何真正构成的、有意识地走向某一确定目标的存在，而不过是从个体人权概念中抽象出来并推及所有同类的观念。因此，关于对人类之义务的一切论述，实际上归结为对个别人的义务，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种族或部落；然而独立于这些义务之外，还存在着不仅对国家、而且对我们所称的文化历史类型这一更高单位的特殊义务»（第87页）。»……人类与民族（国族、部落）的关系，犹如属概念与种概念的关系；因此它们之间的关系，一般说来应当与属与种之间通常的关系相同»（第101页）。 [13] «人类历史生活的形式，如同动植物界的形式，如同人类艺术的形式（建筑风格、绘画流派），如同语言的形式（单音节语、黏着语、屈折语），如同精神本身致力于实现善、真与美之典型的种种表现（这些典型完全自主，不能被视为彼此的发展），不仅随年代而变化完善，还随文化历史类型而多样化。因此，严格说来，只有在同一类型之内，或如通常所说的文明之内，才能区分那些被称为古代史、中世纪史与近代史的历史运动形式»（第71页）。 [14] «社会现象不受任何特殊力量支配，因而也不受除普遍精神规律之外的任何特殊规律支配。这些规律以特殊方式发挥作用，受社会形成的形态学本原的影响；但由于这些本原因不同社会而各异，因此只可能存在非理论性的、而仅是比较性的社会学及其各部分：政治学、政治经济学等等»（第134页）。 [15] 作者引入»历史本能»这一范畴，以证明欧洲对俄罗斯天生敌对这一事实：»……正是这种无意识的感觉，这种历史本能，使欧洲不喜欢俄罗斯»（第42页）。»一种涉及从政治关系到普通日常关系的一切生活领域、遍布社会所有阶层、而且毫无任何事实根据的现象，只能根植于对各部落历史本原与历史任务之间深刻差异的普遍本能意识之中。总而言之，对这种政治不公正与社会敌意，令人满意的解释只能在于：欧洲承认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对其而言是异己的，不仅是异己的，而且是敌对的。对于公正的观察者来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第43页）。 [16] «文明不可传递规律：1）一个文化历史类型的文明本原，不传递给另一类型的民族。2）每个类型都是在或多或少受到异质的先前或同期文明影响的情况下，为自身创造文明的»（第77页）。 [17] «语言亲缘与政治独立规律：规律一：任何以单独语言或一组彼此足够接近的语言为特征的部落或民族家族——近到无需深入的语文学研究便能直接感受到其亲缘性——只要其精神禀赋具备历史发展的能力，且已走出幼年期，便构成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规律二：为使独立文化历史类型所固有的文明能够萌生并发展，必须使属于该类型的各民族享有政治独立»（第77页）。 [18] «多样性与活力规律。规律四：每个文化历史类型所固有的文明，只有当构成它的民族志要素多样化时，才能达到完整性、多样性与丰富性——当这些要素不被一个政治整体所吞并、享有独立性、构成国家联邦或政治体系时»（第77—78页）。 [19] 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阶段：»规律五：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进程，最接近于那些多年一实的植物——其生长期无限期延续，而开花与结果期则相对短暂，一次性耗尽其全部生命力»（第78页）。 [20] 同上，第406页。 [21] 同上，第408—409页。 [22] 卢卡（沃伊诺-亚谢涅茨基）·《科学与宗教》，2001年，»三位一体之言»出版社。 [23] 达尼列夫斯基·Н·Я·《俄罗斯与欧洲》，圣彼得堡，1995年，第234—235页。 [24] 圣狄米特里（罗斯托夫斯基）·《编年史》，莫斯科，1998年，第174—181页。 [25] 同上，第199页。 [26] 《摩尔达维亚长老巴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的生平与著述》，科泽利斯克谢尔盖修道院出版，莫斯科，1844年；《摩尔达维亚长老巴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的生平》，出版年份不详，但不早于1987年；《长老马卡里——摩尔达维亚长老巴伊西·韦利奇科夫斯基出版圣教父著作之文学事业的继承者》，载于：《奥普京隐修院司祭神秘修士马卡里长老传》，莫斯科，1997年，第11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