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读者的这部关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是第一部最为完整地讲述这位天才学者的专著。他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做出了一项发现，其意义如同对世间任何客观规律与现象的发现一样永恒不朽——尽管这些规律与现象存在于世，却尚未为人所明晰。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学说，是史学、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学的基础，当代学者对此的认识日益深刻。继达尼列夫斯基之后，对历史的空洞叙述已无处遁形。达尼列夫斯基虽仅在纯科学领域耕耘，但作为真正的天才，他从未与《圣经》相悖，与其说他是假说的构建者，不如说他是存在法则的发现者。

倘若人类在巴别塔变乱之后分裂，并以不同语言与文化的分隔状态延续至今，且此乃上帝旨意，那么违背此旨意强行使人类合而为一，对人类的生存而言便是致命的危险。人类或可在基督里合一——然而依《圣经》之言，此事永不会发生，因为太多人出于自由意志而不愿如此——或可在敌基督周围聚合，试图重建巴别之塔。达尼列夫斯基的发现使人得以洞察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近乎实验室试验的精确度加以研究。自达尼列夫斯基的发现之后，历史中已无谜题与秘密。一切余留之奥秘，唯在上帝与永恒之中。

达尼列夫斯基所承担的另一项工作，是他的著作《达尔文主义》。他以天才的雄辩力证明：达尔文关于植物、动物演化及人类经由演化而起源的理论，与任何经科学证明的事实均不相符，不过是杜撰与神话。这是魔鬼眼中的世界与人类历史。而这一神话决非无害，因为一切无神论体系与一切仇恨人类的意识形态皆以此为根基，从原则上为暴力正名。达尼列夫斯基写道，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坚信，无论在我们的知识领域还是在实践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存在与之比肩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就其最完整、最宽广的意义而言。»

在为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作结语时，应当指出：要做出这种规模与性质的发现，仅凭天才学者的资质尚嫌不足——为此，他还必须是一位深具信仰的基督徒、一位教会中人、一位正直生活的人，在其心灵的目光之前，不仅显现着物质世界的法则，更闪耀着永生之路与在基督里得救之道。

依古门·达马斯金（奥尔洛夫斯基）

导言

俄罗斯历史命运问题，当然并非始终是某种公开争论的对象——无论是社会政治层面还是科学层面的争论；此类争论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社会思想、民族自我意识、历史科学以及不同思想与政治倾向的定期出版物均须达到足够高的发展水平。可以确信地说，自十九世纪中叶起，俄罗斯的上述一切条件已然形成，或正处于积极确立的阶段。

俄罗斯开始意识到自身虽为新兴国家，却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大国，并在字面与引申意义上双重开始书写其登上世界舞台的历史。而这段历史中已不乏英雄篇章，其中包括击败拿破仑——此乃任何一个欧洲强国均未能做到之事；当然也有令人不快的事件，例如1853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在国内引发了强烈震动。

俄罗斯已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各依己见，才华横溢而又深刻地分析了国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些人有：十二月党人、彼·雅·恰达耶夫、亚·伊·赫尔岑、尼·瓦·果戈里、维·格·别林斯基与尼·格·车尔尼雪夫斯基；斯拉夫派——伊·瓦·基列耶夫斯基、阿·谢·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自由派——鲍·尼·奇切林与康·德·卡维林；民粹派——彼·拉·拉夫罗夫与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历史科学则凭借尼·米·卡拉姆津、米·彼·波戈金、尼·伊·科斯托马罗夫、谢·米·索洛维约夫的奠基性著作攀升至最高水准。

俄罗斯尚无议会，但为表达和阐释对国家命运的见解，另一讲坛已然建立——即杂志讲坛。它自有其优势：受众更为广泛，参与讨论者得以更为充分地阐明己见。各种倾向杂志上的政论文章逐渐具有哲学-社会学研究的性质，屡屡单独出版，收入文集，成为俄罗斯社会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尤其是六十年代农奴制改革及其他改革之后，围绕俄罗斯命运的争论因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加速而急剧激化，这一进程已变得有目共睹、人人可感。若说此前这些争论更多地回望过去，寻找俄罗斯命运的特殊性——将其视为某种神圣预定之物，那么如今重心已开始向选择俄罗斯历史道路、探讨其发展的各种抉择方向转移。

一方面，这些争论中依然存在与俄罗斯»发展地域»、与其介于»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地缘政治处境相关的永恒因素。但另一方面，争论因经济、社会-心理、民族、文化学、民族志、人类学等诸多问题而愈趋复杂与丰富，这些问题均与相应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

«俄罗斯与欧洲»这一问题以格外尖锐的姿态提上了社会思想的议程。使其激化的首先是对外政策事件——欧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协调一致的敌意日益彰显，在克里米亚战争、俄土战争及其结局中表现得一览无余。但尤为推动这一问题被提出与讨论的，是俄罗斯因资本主义发展而产生的国内政治局势——资本主义在欧洲所展示的，不仅有其文明技术成就，更有周期性危机，以及金钱崇拜、个人主义、道德沦丧与精神空虚日益蔓延所结出的苦涩果实。

对这一时代诉求的回应，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大型奠基性科学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于1869年付梓问世。该著作凭借其历史哲学的新颖性与深刻性，凭借其在阐发标题所示历史哲学问题上的扎实性与多维性，跻身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历史思想杰出代表的关注中心。尽管革命前俄罗斯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评价远未始终契合其真实历史意义，但围绕该书的论争极为富有成效，不仅因为俄罗斯杰出思想家参与其中，更因为讨论中所触及的问题对俄罗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对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讨论推动了俄罗斯社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据瓦·瓦·泽尼科夫斯基观察，这一思想»通体皆为历史哲学»〔1〕。尼·亚·别尔嘉耶夫亦屡屡印证这一判断，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历史哲学的建构中得以形成»〔2〕，»俄罗斯及其历史命运之谜，乃是历史哲学之谜»，»俄罗斯独特的思想在历史哲学问题上得以觉醒。它深沉地沉思着：造物主对俄罗斯有何筹谋，俄罗斯究竟是什么，其命运又将如何»〔3〕。

注释

泽尼科夫斯基瓦·瓦·《俄罗斯哲学史》。列宁格勒，1991年。第1卷，第1部分，第16页。
别尔嘉耶夫尼·亚·《历史的意义》。莫斯科，1990年。第3页。
别尔嘉耶夫尼·亚·《俄罗斯理念》，载《论俄罗斯与俄罗斯哲学文化》。莫斯科，1990年。第71页。

第一章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命运（生活、学问与交往的历练）

常言道——预言者在本乡不受尊重。这一浅显的真理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及其主要科学著作《俄罗斯与欧洲》的命运中再度得到印证。在其祖国俄罗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在首次（杂志）发表逾120年之后，方才获得广泛的科学承认。

在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虽偶见于为数不多的百科全书与传记辞典，但均以生物学家、政论家及《俄罗斯与欧洲》《达尔文主义》两部争议性著作的作者身份载入。例如，在费·阿·布罗克豪斯与伊·阿·叶夫龙主编的《百科词典》（圣彼得堡，1893年，第10卷，第77页）中，哲学家弗·谢·索洛维约夫撰写的条目将达尼列夫斯基定性为»政论家、博物学家、国民经济领域的实践活动家»，作者将主要笔墨集中于对《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批评。阿·克·包罗兹金在《俄罗斯传记词典》中对达尼列夫斯基这部著作持较为持平的态度，但在他笔下，《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在读者面前不过是一位»著名博物学家兼斯拉夫派色彩的哲学政论家»（圣彼得堡，1905年，第6卷，第67页）。

在二十至五十年代的苏联工具书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基本上被定性为反动思想家，以及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泛斯拉夫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思想家。例如，在《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一版（莫斯科，1930年，第20卷，第325页）中一篇佚名短文里（据部分来源，作者为阿·米·约费-德波林），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被塑造为»反动大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家»，其著作被认为反映了»后改革时代俄国农奴主贵族的阶级世界观，以及他们对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恐惧»。

六十至八十年代，局面鲜有改变。尽管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判决»在»阶级锋芒»上有所收敛，但基本上仍属控诉与谴责性质。评价中的正面部分残缺不全、分量不足、流于中性陈述。尼·拉·鲁宾施坦在《历史百科全书》（莫斯科，1963年，第4卷，第970页）中的词条，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定性为»俄国政论家、博物学家，俄罗斯地理学会会员，后改革时代斯拉夫派与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家»。《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莫斯科，1972年，第7卷，第527页）中，叶·鲍·拉什科夫斯基的表述与此极为相近：»俄国政论家、社会学家兼博物学家，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家»。《哲学百科词典》（莫斯科，1983年，第134页）则逐字重复了这一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定性。

自八十年代下半叶、尤其是九十年代起，局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历史荧幕上开始浮现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另一形象。专门研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相继问世，这无疑成为学术界的新现象。更有甚者，作者们往往以客观评价其»对历史哲学研究发展的贡献»〔1〕为己任。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开始被归入这样一批俄国思想家的行列，他们»预见了自上世纪末在欧洲历史科学中广泛传播的观念，即将历史进程视为彼此相互隔绝的诸种局部文化的总和，每种文化均经历一个在时间与空间上有限的周期»〔2〕。换言之，他在历史哲学领域异乎寻常的创新贡献被推至首位。一位当代学者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为历史科学所提出的新方法论，就其意义比之于»化学领域的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3〕。

研究者们如今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身上所看到的，已不仅仅是一位博物学实践家和保守派政论家。在科学论文的读者面前，他呈现为一位»多才多艺之人»，»一位具有独创性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心理学家、政治思想家兼政论家，神学、经济学、统计学、地理学著作的作者»〔4〕，一位著名的鱼类学家〔5〕。当代学术文献中关于他的描述已是：»杰出的俄国学者»〔6〕，»俄国科学的天才»〔7〕。尽管到1994年，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科学论文已发表数十篇，同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哲学系通过答辩的一篇博士论文的作者仍不无理据地指出：»我们尚需认识和评价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意义与影响»〔8〕。

尽管如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至少在历史哲学这一学科中获得承认，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事实。新西伯利亚的阿·彼·杜布诺夫教授在奥·施本格勒《西方的没落》出版专著的序言中，以如下语言表达了这一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逾百年之后获得了承认，如今他已被公认为施本格勒、汤因比与索罗金的先驱，其对世界历史哲学与文化学的贡献被视为无可争议»〔9〕。

俄罗斯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态度发生如此剧烈转变的原因何在？答案已在若干科学研究中给出，我们在此不过是表示认同。许多历史学家早在八十年代下半叶便对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无懈可击性产生了疑虑——这一方法论以阶级分析与社会形态分析方法来审视历史进程。起初，这些疑虑表现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历史规律的论述中寻找各种保留意见乃至矛盾之处。例如，阿·雅·古列维奇在《形态理论与历史现实》（《哲学问题》，1990年第11期）一文中，将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比作马克思主义之乳中的一只苍蝇，认为这一细节对看似无懈可击的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图式（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构成了质疑。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批判意识越强，他们便越是转向西方文献，寻求西方历史科学方法论的各种变体。随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退潮，所形成的缺口亟须填补。于是他们得出结论：正是由俄国学者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所发现和论证的»文明论方法，注定要填补马克思列宁主义崩溃、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庸俗唯物主义学说权威跌落后在俄罗斯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理论真空»〔10〕。更何况这一方法已在奥·施本格勒与阿·汤因比等西方学者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发展，由杰出的俄罗斯流亡社会学家彼·阿·索罗金大力倡扬，并被西方历史学家运用于具体人类文明的研究实践。广泛援引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学术遗产的这一动机，亦见于部分俄罗斯青年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中〔11〕。

近年来，不仅涌现了大量专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学位论文与科学论文，还出现了数部专著。年轻研究者维·米·米赫耶夫除在莫斯科各科学论文集中发表约十五篇论文外，还在布列斯特相继出版了三部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小型著作：《斯拉夫的诺斯特拉达姆斯》（第一、二部分，1993年）、《极权主义思想家》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独创性思想》（均出版于1994年）。1996年，阿·尼·阿里宁与维·米·米赫耶夫在莫斯科合作出版了奠基性专著《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独创性思想》。上述著作均在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室，在俄罗斯与外国历史哲学领域著名专家鲍·尼·别松诺夫与格·德·切斯诺科夫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完成，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此外，还可提及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出版的谢·伊·巴日诺夫专著《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1997年）。总体而言，绝大多数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科学著作出自哲学家之手，因此其主要关注点集中于分析这位学者的历史哲学观点，发掘其相较于世界现存历史哲学体系的创新之处，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然而，从历史学家角度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其政论著述进行专题研究的必要性早已成熟。有必要对其著作问世与传播的历史、史学编纂学及事件背景，以及其思想与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关联，进行详尽分析。达尼列夫斯基的杰出同时代人对其思想的反响至关重要，不仅限于历史哲学层面，还涉及地缘政治层面。因为围绕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论争，在相当程度上是一场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本专著即是在某种程度上弥补这一缺憾的一次尝试。

* * *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于1822年11月28日（旧历）生于奥廖尔省利文斯基县的奥别列茨村，出身贵族家庭。其父雅科夫·伊万诺维奇·达尼列夫斯基（1789—1855）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军事将领，年轻时曾参加1812年卫国战争，在莱比锡»民族大会战»中战功赫赫，因战功而荣获多枚勋章与奖章。关于达尼列夫斯基家族的传记资料极为匮乏，但据各方来源可知，尼古拉并非独生子，而是家中长子，另有一姐（妹）和一弟，后者为职业军官。家庭的精神核心是母亲达丽娅·伊万诺芙娜（1801—1852），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对她始终怀有最深挚的孝子之情。她出身于奥廖尔省米辛家族的贵族世家。由于父亲职务的性质，全家不得不辗转迁居。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最初在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其中包括他父亲当时任职所在地德尔普特市和莫斯科的几所颇负盛名的学校。

1836年，年仅十四岁的他成功通过了皇村学校的入学考试。那一年，恰是该学校首批毕业生之一亚·谢·普希金生命的最后一年。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是否有幸见过普希金，史无明证，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1836年10月19日，学校建校25周年纪念日当天，普希金曾是十一位回校参加庆典的首届毕业生之一。另有一件事同样证明与普希金相遇并非无稽之谈：入学伊始，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便与尼古拉·谢苗诺夫结为挚友——这位日后颇有声名的国务活动家、参政院议员、农民改革»编辑委员会»成员，以及历史学界熟知的三卷本巨著《亚历山大二世陛下在位期间的农奴解放》（圣彼得堡，1889—1893年）的作者，同时还是一位植物学家兼诗人，曾凭借对亚·密茨凯维奇长诗《康拉德·华伦洛德》的译作荣获文学奖。此后，在彼得堡大学求学期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又与谢苗诺夫的弟弟彼得结为好友——这位日后享誉世界的植物学家、昆虫学家与地理学家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其《回忆录》中记述道：他与兄长入学后曾在舅父家赴宴，席间普希金亦在座；而此后不久，他又偶然在街上再次见到了普希金〔12〕。

在皇村学校，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被公认为最有才华的学生之一，»在本届同学中，他是最有才气、受教育最为全面的学员»〔13〕。学业对他来说轻而易举。他思维清晰、逻辑严密，那时便已令众人叹服的超群记忆力更是出众。皇村学校对语言学习的高标准要求，对达尼列夫斯基而言不成任何障碍——入学时他已扎实掌握三门欧洲语言：德语、法语与英语。同一位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回忆道：»探望兄长之际，我与皇村学校第三届全体同学都熟稔起来。其中最有才华的，便是兄长最好的朋友——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他此后的生命轨迹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14〕。

确实，皇村学校毕业后，1843年初，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与尼古拉·谢苗诺夫并未分离，而是同住在瓦西里岛的一套公寓里。尼·彼·谢苗诺夫入职司法部，而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虽在陆军部文书处挂名任职，却并未担任任何实职，不久便以退役告终。两位好友以及与他们同住、日后成为著名作曲家与音乐评论家的阿·尼·谢罗夫，对官场那套例行公事的差役生涯均持冷嘲热讽的态度，对彼此间盛行的升官钻营与阿谀逢迎之风嗤之以鼻。出于对自身知识储备尚有不足的体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自1843年秋起，以旁听生身份在彼得堡大学物理数学系攻读自然科学。1845年秋，谢苗诺夫家的小弟彼得（即未来的天山斯基）也开始旁听同一学院的课程，并迁入同一公寓居住。

许多课程他们同堂聆听，两人均顺利完成学业，于1848至1849学年通过了硕士考试。两位年轻博物学家的学术兴趣远超其专业范围。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回忆道：»达尼列夫斯基博学宏识：除与我们专业——自然科学——相关的书籍外，我们还一同读遍了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大量著作，其中尤其包括当时关于法国革命的所有优秀著述，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原典（傅立叶、圣西门、欧文等等）»〔15〕。

同样在大学求学期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便开始在彼得堡主要的大型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二十岁的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的首次发表，是一封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的»读者来信»，刊载于1843年第5至6合期»文学与杂志随笔»栏目下。读过该年第一期杂志上惯例性的俄国文学年度述评（回顾1842年）后，达尼列夫斯基对其中对»布拉姆鲍斯男爵»（奥·伊·仙科夫斯基）所著《希尔万王国的覆灭》的溢美之词深感诧异。这位创作《奇幻游记》《撒旦大出场》等劣质作品的作者，向来不受该杂志青睐。达尼列夫斯基写道，他在开始阅读»布拉姆鲍斯男爵»的新作时，感到»其中有某种已然熟悉之物，仿佛并非初次读到»。他进而告知，自己追查到了»布拉姆鲍斯男爵»新作的来源，原来是当时颇负盛名的英国作家莫里尔所著»Mirza»——一部东方故事集。达尼列夫斯基断言，其中一篇作品»History of Mobarek Shah and the magican»（《穆巴拉克沙赫与魔法师的故事》）正是《希尔万王国的覆灭》的孪生原本，并通过比对»布拉姆鲍斯男爵»新作与莫里尔故事集英文原文及其本人译文的引文，令人信服地加以论证。作者得出了完全有据的结论：»由此可见，仙科夫斯基先生从未写出一篇优秀的原创故事这一论断，依然成立，毫无例外»〔16〕。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这次文学首秀的意义，在诸多方面均颇具说明性。其一，这封»读者来信»彰显了宽广的知识视野与渊博学识——这正是许多同时代人在达尼列夫斯基身上所指出的品质。他展示了自己对尚未译成俄文、以外文出版的相关文学的持续关注。其二，他表现出对一切因袭借鉴乃至抄袭剽窃行为的毫不妥协。其三，他从一开始便以某种方式印证了自己的出众之处——其处女作即发表于四十年代毫无争议的俄国最优秀杂志，其版面上集结了米·尤·莱蒙托夫、伊·谢·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弗·伊·达利、阿·阿·费特、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德·瓦·格里戈罗维奇、阿·尼·麦科夫、阿·伊·赫尔岑等人的名字，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维·格·别林斯基，正是在别林斯基的《1842年的俄国文学》一文中，达尼列夫斯基发现了那句对»布拉姆鲍斯男爵»小说不当的溢美之词——称其»颇为有趣»。

他几乎不可能不知道，《祖国纪事》每年匿名刊载的俄国文学述评，作者正是维·格·别林斯基。该杂志的读者，尤其是彼得堡的读者，对此了然于胸。正因如此，更应着重指出的是：这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作者并未被»伟大批评家»的权威所慑服，而是断然指出其失误，编辑部对此亦予以认可。更有甚者，此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正是在这家杂志上发表了他所有的科普文章与译作——这些文章既是他世界观探索的表达，同时也通过稿酬补贴生计，因为他既无不动产也无资本，仅靠亲属的»接济»度日〔17〕。

其中若干篇发表的文章颇有价值，首先正是因为从中可以发现达尼列夫斯基强大智识的萌芽——所有熟识他的回忆录作者以及客观研究其著作的学者，无不对此有所记述。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他1848年发表于《祖国纪事》的两篇文章——《迪特罗谢》（第5、6期）与《宇宙》（第6、7、8期）。前者系为悼念法国生物学家昂利·迪特罗谢（1776—1847）而作——此人预见了细胞学说，并以其植物生理学研究揭示了活力论（该学说赋予植物以灵魂与创造力）的谬误。这篇文章有力地证明了年仅25岁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异乎寻常的宽广学术视野。文中体现了对迪特罗谢著作的深刻了解——而这些著作，他只能以法文原文阅读。他将迪特罗谢的研究方法评价为笛卡尔原则在科学探索中的体现。文章中还援引了英国生理学家奈特的著作，而达尼列夫斯基同样只能以其作者的母语阅读这部著作。

然而文章的核心，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迪特罗谢方法作为科学中最为有效方法的论证。达尼列夫斯基认为，纯粹经验主义的自然研究虽有其存在的权利，但收效甚微、效率低下，耗费大量人力与时间。经验主义者即便有所发现，也不过出于偶然。在他看来，»漫无目的地收集各种事实，没有任何统摄这一收集过程的指导性思想，其结果之所以微乎其微，不仅是因为这些事实缺乏任何分类、归纳与层级隶属，更是因为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事实势必遭到忽视»。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人类在科学认知中更倾向于走归纳之路，从某种统摄性思想出发。这植根于»人类智识构造的本质，依此构造，注意力无法毫无差别地均等分配于一切现象与某一现象的一切形态»。进入人类视野的，只有那些与其当下主导情感与思想相契合之物；只有那些印证或反驳其心中萌生的某个观念之物——无论这观念是从已有大量知识中生发，还是从另有目的的观察中偶然浮现的事实中涌现。»一言以蔽之，»达尼列夫斯基写道，»在某一现象中，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或几乎只是我们所寻求之物。»达尼列夫斯基的结论是：迪特罗谢的著作证明了»对自然科学各部门拥有广博学识的必要性，唯此方能在研究其任何一个分支时取得哪怕稍具分量的成就»〔18〕。

这一原则成为达尼列夫斯基终身的指导方针。他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始终力求就其各个方面掌握尽可能广泛的资料，以形成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概念、自己的思想。

对于认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智识特点而言，他的另一篇文章同样不可忽视——这是一篇书评，评论对象是184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亚历山大·洪堡德著作《宇宙：自然界物理描述之尝试》德文译本。评论者的视野再次落于一位著名博物学家的著作之上，而他再次将话题引向更为宏观的层面——科学方法论及传播科学成就的方式。尽管这次所评介的是一部已译成俄文的著作，达尼列夫斯基仍向读者表明，他同时研读了原著。他对译文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如此忠实地传达了原著的风格特质»，并赞扬译者»译笔精准，对原著语言的传达堪称完美»。

达尼列夫斯基将科学成就的阐述方式分为四种：纯学术性的、通俗性的、应用性的与艺术性的。他认为最后一种尤为有效，因为它以形象化的方式描绘科学的研究对象，借助»生动和谐的图景»作用于读者的感受。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正是这种方式被洪堡德成功运用于阐述全部自然科学的成就。与此同时，这也是透过最新科学成就的棱镜，在天地统一之中审视大地与宇宙的视角。而这一点，在洪堡德的著作中令达尼列夫斯基尤感心仪。在他看来，这样一幅涵盖万物、包罗一切的宇宙全景，在理想状态下只有这样的人方能描绘——»同时以肉眼、以望远镜、以显微镜凝视宇宙，不仅以视觉，更以一切感官，以一切外部印象得以传递意识的途径——经由纷繁分叉、彼此交织的神经通路——来感知宇宙»，用歌德的话说，以»触摸的眼睛与观看的双手»来感知。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唯有如此，方能领悟宇宙的美与和谐——»整体归一而局部无限多样»。他正是在洪堡德著作传递出的»生命无处不在、从一种存在形态流溢为另一种形态的感受，以及对无处不在的宁静与和谐、以及无处存在的生生不息、永无穷尽、无所不变的运动的共同感受»中，发现了该书的价值所在。

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一旦领悟了宇宙造型之非凡和谐与美丽，人便开始感受到自身是»自然活动的参与者»，助其实现»普遍和谐的安立»，从而找到自己在尘世的使命——»耕耘、美化与谐调至高存在赐予他居住和管理的这颗星球»〔19〕。如此看来，洪堡德的著作经达尼列夫斯基之手，不仅在三期杂志中以其内容的全部丰富性呈现给读者，更为他本人提供了契机，抒发对科学及其价值、对科学普及之重要性、对天地宇宙与自然人类之关系的深刻思考。达尼列夫斯基关于宇宙和谐统一的诸多思想，已孕育着»俄罗斯宇宙主义»理论基础的萌芽。

与四十年代最优秀杂志的合作，丰富了他大学时期的交往圈子。尽管他的同学好友——谢苗诺夫兄弟等人——日后均以杰出人物的身份载入俄罗斯历史，杂志仍使他有缘结识维·格·别林斯基与瓦·尼·麦科夫。»他们欣赏达尼列夫斯基非凡的逻辑思维、令人叹服的辩证法以及渊博的学识»〔20〕。同时代能够见识达尼列夫斯基全部智识高度的人并不多，但凡能者，无不是俄罗斯文化与社会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早在皇村学校，他便结识了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并在普列谢耶夫寓所结识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缘分在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活动期间得以延续，此后经历长达数年的中断（非出于双方意愿），于七十年代重新续接。

由上文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的回忆可见，除自然科学专业文献外，他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大学期间还共同读遍了大量历史、社会学与政治经济学著作，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夏·傅立叶、克·圣西门、罗·欧文的著作。从»彼特拉舍夫斯基案»被告的供词中可以清楚看出，这批文献绝大多数以原文语种流传，其主要收藏地正是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的藏书室。上述文献无疑正是从这一来源辗转到达他们手中的。达尼列夫斯基很可能正是在那里研读了这些著作——他曾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被列入其案件，并在审查期间羁押于彼得保罗要塞逾四个月。在回答侦查委员会的讯问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供述：»我自1844年起与彼特拉舍夫斯基相识，此前曾在寻常日子和固定的晚会日子前往拜访。1846年冬以及1848年1月下旬、2月、3月和4月期间尤为频繁，此后便中止了对他的拜访»〔21〕。

彼特拉舍夫斯基案的成员中，有相当一批最为活跃的成员出自皇村学校。首先是彼特拉舍夫斯基本人，他比达尼列夫斯基早两年毕业于皇村学校；与达尼列夫斯基同届的还有尼·阿·斯佩什涅夫；早一年毕业的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阿·彼·别克列米舍夫；晚一年毕业的则是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皇村学校六届学生总计不过180余人，因此许多学生彼此相熟，至少相识。彼特拉舍夫斯基甚至曾试图在14至16岁的在校生中发展同道——为其小组储备后备力量——但被察觉。为此首先遭殃的正是皇村学校的学生：两名学生被开除，第三名受到鞭笞处罚。1844年，当彼特拉舍夫斯基谋求皇村学校教职之时，亦遭拒绝。由此可以推断，普希金的自由思想传统在皇村学校此后数年间延续未断，并非偶然，一批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在此聚合，达尼列夫斯基以某种方式置身其中，亦在情理之中。

据悉，小组成员被指控的罪名是传播夏·傅立叶的有害学说，以及企图组建秘密团体，意图煽动农民暴动、改变国家政治制度。针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指控只能涉及第一项，因为在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中，他素以最为精通傅立叶学说者著称〔22〕。尽管如此，他仍与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集会的123人一同遭到逮捕。这发生在这位年轻硕士研究生人生中极为跌宕的时刻。

1848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通过硕士考试后，提交了以《奥廖尔植物志》为题的论文。他与同为硕士研究生的好友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共同拟定了一项为期三年的考察计划，内容涵盖俄国黑土带边界的勘察、土壤理化成分分析及植被研究。两位作者将计划提交自由经济学会，期望不仅获得认可，更能争取到经费支持。希望没有落空——计划引发兴趣并获批准。由于两位作者均获得圣彼得堡大学教授的优秀鉴定〔23〕，他们被接纳为自由经济学会正式通讯会员，并获拨首批考察所需款项。

1849年春，一切已为付诸实施做好准备。5月末，两位年轻学者踏上征程〔24〕。尽管彼得堡对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的逮捕已然开始，两人却坚信此事不会殃及自身，因为他们在自己的活动中找不到任何可指责之处。途经梁赞省与图拉省，他们收集了大量宝贵材料，为向自由经济学会提交的首份报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达尼列夫斯基科研工作的重大收获。

他的个人生活似乎也曙光初现——与心爱女子共结连理的希望降临了。那是一位年轻的将军遗孀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别克列米舍娃（娘家姓拉夫罗娃），居住在奥廖尔省的鲁斯基·布罗德村。达尼列夫斯基的母舅们在邻村奥别列茨有一处庄园，他的亲姐（妹）住在那里，他每年暑假也在那里度过。一次，姐（妹）将她的好友薇·尼·别克列米舍娃介绍给他——据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描述，此人»以才智、高贵、干练与罕见的美丽著称»〔25〕。初识于1843年，但此后每年夏天与薇拉·尼古拉耶夫娜相逢，达尼列夫斯基始终未能鼓起勇气向她表白。他极为内敛、腼腆，在旁人眼中似乎惧怕女性。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是他所结识的第一位女性，也是第一位在他内心唤醒那份被他小心翼翼掩藏的爱情的人。假期里他们时常相会，友好往来；他在她家长住，此后从彼得堡写来长信，却始终无法倾诉衷肠，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秘而不宣。然而观察敏锐的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终究看出了端倪。»当我以委婉的方式道出我的猜测时，»他回忆道，»他像孩子一样涨红了脸，以他特有的心灵纯洁，向我倾诉了一切心中秘密»〔26〕。

朋友多次劝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向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坦露爱意，不必在意她年长他约七岁，并保证她对他必定怀有同样的感情，否则不会允许他在她家长住数月、也不会与他保持长期通信。

考察途中，当他们在薇·尼·别克列米舍娃家停留时，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开始敦促挚友当机立断表明心迹。直至在薇·尼·别克列米舍娃家停留的最后一天，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与她相识整整六年后，终于向她倾诉了绵绵爱意，并求婚。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坦言自己早已全心爱上了他，答应了他的求婚，但请他先完成考察行程，因为她从不愿妨碍他的学术研究。达尼列夫斯基»欣喜若狂»。

两位挚友继续考察，向图拉省进发。就在第一处宿营地，在完成一天的采集工作后，一位宪兵上校迎面而至，向彼得堡大学硕士研究生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宣布其被捕。所有文件、考察工作报告乃至草稿悉数被没收，此后杳无踪迹。被捕者即刻被押送彼得堡，关入彼得保罗要塞。要塞司令、侍卫将军伊·阿·纳博科夫于1849年6月22日的报告记载，达尼列夫斯基»于本日被收押，关押于特鲁别茨科伊棱堡与叶卡捷琳娜棱堡之间的幕墙，14号地牢»，报告旁附有批示：»陛下已阅»〔27〕。对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的逮捕被赋予特殊意义。

审查期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表现无可指摘：他态度从容，不卑不亢，不曾诬陷任何人，竭力证明自己和同伴的活动并无任何反国家的成分。由于他不仅为自己、也为同伴驳斥了阴谋、组建秘密团体、策动农民暴动的指控，对他的主要指控便集中于传播夏·傅立叶的学说。部分被告将他描述为最精通这一学说、也最富才华的传播者。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本人实际上在审讯中的答复无意间印证了这一点。更有甚者，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傅立叶学说的详尽说明，篇幅逾一个半印张。这很可能是俄罗斯历史上迄今最为出色的傅立叶学说通俗阐述，在达尼列夫斯基之后亦未有出其右者。这份说明全凭记忆写就，因此无一引文，却以极为准确、极为严整、极为清晰的逻辑，传达了该学说的精髓及其一切细节、全部章节与全套专门术语。侦查委员会成员之一雅·尼·罗斯托夫采夫后来戏言，»读过达尼列夫斯基那引人入胜的阐述之后，委员会全体成员或多或少都成了傅立叶主义者»〔28〕。

彼时，被审查人不得聘请辩护律师，人人只能各尽所能地自我辩护。必须指出的是，达尼列夫斯基将自我辩护进行到了极高的智识与策略水准。

由于对达尼列夫斯基的主要指控是传播傅立叶的学说，他首先着力证明这一指控从实质上完全不能成立。其一，傅立叶学说在俄国并未被明令禁止——其著述见于出版物，法文版本则被允许在书店出售，并列于书目目录之中。其二，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社会危险因素。傅立叶在其法朗斯泰尔中不过是寻求一种将劳动组织得最为富有成效的形式；他主张保留财产权、继承权与资本权利完整无损；法朗斯泰尔的每位成员应按其投入的资本、劳动与才能的比例，从总收益中获得相应份额；傅立叶主张社会关系的和谐化，视阶级斗争为最大的不幸；他反对以暴力手段改变国家制度；他断然否认平等的理念——认为此乃无法实现、有害无益、与人的本性相悖之物。达尼列夫斯基正确地指出，这一切与共产主义学说毫无共同之处。他还指出，傅立叶的追随者始终只求获准在划定给他们的一块土地上，按法朗斯泰尔模式付诸劳动组织的实践。最后，达尼列夫斯基再次提示审查者注意这一事实：傅立叶及其门徒的著述»未受我国政府查禁»，且傅立叶的学说具有»和平的性质»，与俄国国家制度的任何基础均不相悖。至于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性质与目的，在他的陈述中，这不过是一种供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与会者不时汇聚一堂，就社会问题及某些理论性学术问题交流思想。他承认，农奴制、司法程序与书报检查偶尔受到批评，但达尼列夫斯基着重指出，这些批评直接或间接地也出现在受审查的公开出版物之中。

他还指出，自1846年6月至1847年9月，他因离开彼得堡而未曾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大概是在完成硕士论文《奥廖尔植物志》的材料收集）。此外，他告知，返回彼得堡后，他被好友、年仅23岁的瓦列里安·麦科夫（《祖国纪事》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意外离世深深震撼，无心前往彼特拉舍夫斯基处参加集会。而且，由于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间他专心研究植物学问题、撰写硕士论文，直至1月末方才重新开始造访彼特拉舍夫斯基的寓所，主要目的是在那里阅读法文杂志《法朗日》——傅立叶的最新著述正发表于其上。达尼列夫斯基表示，此后他中断了对彼特拉舍夫斯基的拜访，原因是共产党人»在法国以暴力强行推行其学说»的企图给他留下了极为不良的印象。而由于共产主义被误与傅立叶学说混为一谈，他不愿参与任何与共产主义相混淆的事情。正因如此，他甚至拒绝参加傅立叶生日纪念宴会，达尼列夫斯基解释道。

在回应调查人员要求说出与其有过接触的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时，达尼列夫斯基解释说，他与伊·米·杰布和克·米·杰布兄弟以及阿·瓦·哈内科夫仅就傅立叶学说有过交谈；他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早在皇村学校时期，是在诗人阿·尼·普列谢耶夫亲属的寓所，两人的谈话主要涉及文学。达尼列夫斯基只字未提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朗读了他的中篇小说《穷人》与《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还曾激烈抨击地主对农奴制的滥用。关于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和尼·阿·斯佩什涅夫，他陈述说在皇村学校就已与二人相识，但将他们描述为不过持自由派思想的人。例如，关于彼特拉舍夫斯基，他只说此人»倾向于认为公开司法审判有益»；关于斯佩什涅夫，他则称其为认为农民农奴状态不公正之人。

达尼列夫斯基承认自己唯一一次越出合法界限，是在普列谢耶夫家的晚会上与斯佩什涅夫讨论了在国外出版俄文书籍的想法，打算将其傅立叶学说阐述出版于此。然而他着重指出，他从未为实现这一想法动笔撰文，对这些计划此后亦一无所知。

达尼列夫斯基论证自身清白的钢铁逻辑，以及他在阐述自己处境时所表现出的坦率与诚挚，不能不给调查人员和军事审判委员会成员留下深刻印象。例如，他供述，尽管1849年他已拒绝以任何形式参与传播傅立叶学说，»然而必须坦承，我从未停止认为这一学说是正确的»。更有甚者，即便此刻，在狱中对这一学说进行了四个月深思之后，他也坦然无惧地承认，»如实相告，我无法说我现在仍不认为它是正确的»〔29〕。另有一个事实足以印证达尼列夫斯基在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中更像一位痴迷的学者而非政治活动家：在搜查达尼列夫斯基出发考察前将两箱书籍寄存于某位相识官员处所时，宪兵在其中发现的只有纯学术性著作和»各种学科»的教科书〔30〕。

凭借娴熟有力的自我辩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依据军事审判委员会的裁决，经陆军大臣阿·伊·切尔内绍夫向沙皇呈报，于1849年11月10日获释出彼得保罗要塞，被发配至沃洛格达服役，并受严密秘密监控。早两天，同样的裁决对另一位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阿·彼·巴拉索格洛作出，后者被发配至彼得罗扎沃茨克。123名被捕者中，共有32人获释并被置于秘密监控之下。

释放达尼列夫斯基时，当局强令他签署保证书，承诺将秘密侦查委员会与军事审判委员会对其所作的»一切审讯»内容»严守秘密»，并保证»此后不加入任何秘密团体»，否则将依法受到»最严厉的惩处»〔31〕。

毫无疑问，达尼列夫斯基严格保守了审讯内容的秘密：现存为数不多的关于他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哪怕细微的违禁迹象。他自然也从未试图加入任何秘密团体——事实上，他从未将彼特拉舍夫斯基处的集会视为此类团体。然而，如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所证实的那样，他的社会政治取向在彼得保罗要塞中经历了»惊人的转变»。这段证述很可能是在达尼列夫斯基出狱后头三天、在最亲密朋友处的谈话中记录下来的：»那部他须臾不离（被关押期间——鲍·鲍注）、以非凡的专注研读的书，是《圣经》……他想起了青春最初岁月中纯洁的信仰……对傅立叶理论的炽热迷恋，让位于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冷静分析。对于其中他曾热烈认同的那种——因为它排斥一切暴力革命——他承认这是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空想，但他仍然忠于自己改善民众生活状况、将其从农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高尚追求»〔32〕。

11月16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向第三局局长阿·费·奥尔洛夫伯爵递交请愿书，恳请准许他在动身赴沃洛格达前，为此前早在被捕之前已撰写并提交的论文申请答辩，因为»为此所需的一切均已由本人完成»——他着重指出。否则，请愿书中写道，他将不仅痛失»六年科学研究的全部成果»，更将»断绝一切在学术道路上获得成功的希望»〔33〕。他还认为有必要指出，否则他还将失去与硕士学位相附的九品文官品级。对于将以区区记名参事品级、身无分文踏上新任职地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而言，这一情况同样举足轻重。他请求拨给款项以便出狱时购置冬装，当局为此支付了100卢布〔34〕。然而申请论文答辩的请求遭到»最高»驳回，并再次下令将其立即发配赴任〔35〕。达尼列夫斯基在彼得堡仅被给予三天逗留时间。

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回忆录中写到了他在沃洛格达所遭受的巨大震惊——当宣布对其余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的骇人严酷判决时：21人被判处死刑。众所周知，1849年12月23日在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教场，死刑的全套仪式程序被一丝不苟地执行：彼特拉舍夫斯基成员身着死刑服、蒙眼捆缚于柱上，直至最后一刻方才获知死刑已改为流放苦役。这位回忆录作者此刻或许想起，他本人也曾数次参加彼特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集会，而他的兄长亦曾到访一次。达尼列夫斯基在被问及谁参加了彼特拉舍夫斯基集会时，»回忆»起了17人，但并未点出谢苗诺夫兄弟的名字——尽管两兄弟的名字均见于米·瓦·彼特拉舍夫斯基和阿·彼·巴拉索格洛的供词，被描述为偶尔参加这些集会者〔36〕。正因如此，那位极为敏感却善于掩藏心绪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内心亦为之一颤——他在被捕者的供词中被频频提及，被描述为傅立叶学说积极而最富才华的传播者，不仅精通自然科学，更通晓»一切社会主义体系»〔37〕。

沃洛格达的生活，自然无从满足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智识与精神需求，尽管他勤勉地在省府衙门履行着特派文员的微末职责，主要从事统计与翻译工作。然而在彼得堡，人们并未忘记这位大有可为的年轻学者。

1850年4月3日，应自由经济学会的倡议，前军事审判委员会主席瓦·阿·佩罗夫斯基致函第三局局长阿·费·奥尔洛夫伯爵，恳请向皇帝申请准许达尼列夫斯基在图拉、奥廖尔与梁赞诸省完成调查研究，待工作结束后返回沃洛格达。然而5月22日，尼古拉皇帝»未予最高批准»〔38〕。

然而命运在沃洛格达也赠予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一份无价的礼物。1850年夏，他请求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途经乡间时探望薇拉·尼古拉耶夫娜·别克列米舍娃——他依然对她»炽热而无尽地爱恋»——以探明她在他遭遇一切之后对他的态度。他本人»出于一贯的体贴»，不敢»提醒她那令他愉快的期望——那是她在他们最后一次相见时在他心中燃起的»。谈话如期进行。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再次听到，薇拉·尼古拉耶夫娜早已爱上了他的朋友，在他身上看到了»纯洁——可以说是童真——的灵魂与崇高的、真正哲学式的智慧的非凡结合»。她坦言，她之所以回避表白，是因为以他»近乎孩童的天真»以及»对女性的全然不解»，此类表白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婚姻，而她担心这样一来将妨碍»他为杰出的科学事业所做的准备——他非凡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勤奋的品格与卓越的逻辑思维，正是为这一事业而生»〔39〕。她表示，如今她将视与他共结连理为莫大的幸福——倘若这段婚姻能够减轻他的处境——并且她将竭力永远做一位忠贞而深情的妻子。

不久，经与达尼列夫斯基短暂通信之后，令当地»上流社会»大感诧异的是，»别克列米舍娃将军夫人»变卖了全部家产，只身来到沃洛格达，与»品行无可指摘、却险些被判处死刑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喜结连理〔40〕。

然而幸福转瞬即逝。不到一年，薇·尼·别克列米舍娃便因霍乱病逝。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一打击视为他一生中»最为残酷»的创痛，这份震痛之深重，令他在九年之后的1861年方才续弦，迎娶了与他相近的友人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梅扎科夫之女奥莉加（1838—1910）为妻，两人共育六子。

在沃洛格达，除履行省长特派文员的日常琐务之外，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仍挤出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他撰写了两部科学著作：《俄国人口流动研究》（圣彼得堡，1851年，247页）与《沃洛格达省气候》（圣彼得堡，1853年，226页）。俄罗斯地理学会为前者授予他茹科夫大奖，为后者授予小金质奖章。

此间，第三局从未放松对达尼列夫斯基的秘密监视。1851年初，第三局局长阿·费·奥尔洛夫就这位前彼得保罗要塞囚犯的表现进行查询，沃洛格达省长于1月29日复函，称达尼列夫斯基»行为端正，思想品行值得称许，因此被认为有资格减轻其处分»〔41〕。此后随之而来了若干宽松措施。

达尼列夫斯基虽被发配至沃洛格达服役，却无权离开该城。同年，他居住于沃兹涅先斯克（据推测在赫尔松省）的母亲身患重病。深知与自身命运相关的一切事务均由俄国皇帝亲自裁决，达尼列夫斯基径直向尼古拉一世请求准许探母。他在请愿书中陈述母亲所患疾病生还希望渺茫，恳切请求准许他最后一次与母亲相见，»给她留下生命中最后的慰藉，接受她或许是最后的祝福»，聆听她亲口宽恕他带给她的»悲痛»〔42〕。达尼列夫斯基的请求获得批准。

1852年7月27日，奥伦堡与萨马拉总督致函阿·费·奥尔洛夫，请求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从沃洛格达省调任萨马拉省，并指出他本人»对这位官员印象极佳»，在沃洛格达负责监视他的枢密顾问沃尔霍夫斯科伊»对他评价甚高»，并称达尼列夫斯基»无论在职务上还是学术上，均可在萨马拉省得到更为有益的任用»〔43〕。请愿书中还提及沃洛格达上级对达尼列夫斯基工作的优秀评语。

尽管如此，依照沙皇的要求，第三局于7月31日再次向沃洛格达省长直接征询对达尼列夫斯基的评价。1852年8月9日，省长向第三局事务长官列·瓦·杜别尔特提交了详尽鉴定，其中写道：达尼列夫斯基»行为堪称楷模，从事沃洛格达省统计描述工作，并对植物学怀有特别的热情，无暇涉足社交，而社交界对他也并不接纳。达尼列夫斯基先生在自然科学方面具有扎实的学识，以其良好的品行，理当得到更为有益的任用»〔44〕。

最终，沙皇在阿·费·奥尔洛夫1852年8月16日奏折上的批示中，同意将达尼列夫斯基调任萨马拉省，但附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须在其所在地受到警察的严密监视»〔45〕。这一指令被严格执行，直至新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登基加冕之日——1856年8月26日，达尼列夫斯基方以秘密命令的形式»解除监控»〔46〕。但达尼列夫斯基本人对这一恩典或许浑然不知。

1852年11月3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调任萨马拉民事省长衙门。1853年4月6日，俄罗斯地理学会已致函阿·费·奥尔洛夫，请求将他派往与国家财产部联合开展的、考察伏尔加河与里海渔业状况的考察队〔47〕。经过又一轮查询与就达尼列夫斯基参与»彼特拉舍夫斯基案»情况进行的秘密往来公文之后，他于1853年6月18日奉»最高谕旨»，被»派遣参加卡·米·贝尔领导的、考察伏尔加河与里海渔业的学术考察队»〔48〕。

这次历时四年的考察意义非凡——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对他而言全新的自然科学领域——鱼类学——中大放异彩。此后18年间，直至1871年，他的生命中一次鱼类学考察接续另一次。而在所有后续考察中，担任领队的已不再是贝尔，而是他本人。

他考察了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里海、黑海与亚速海、库班河三角洲、白海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水域、普斯科夫湖与楚德湖的鱼类资源与渔业——简言之，涵盖了俄国欧洲部分的绝大多数水域。

研究成果凝聚于他关于上述水域鱼类种类与资源状况的多部科学报告与著作之中，对渔业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这些成果由国家财产部收录于多卷本《1860年至1875年俄国渔业状况研究》之中出版。仅列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执笔的各卷：《乌拉尔渔业描述》（第3卷）、《里海渔业统计》（第5卷）、《白海与北冰洋的鱼类与兽类业》（第6卷）、《黑海与亚速海渔业描述》（第8卷）、《西北湖区渔业描述》（第9卷）。此外，达尼列夫斯基还就这一课题单独出版了若干著作：《审议卡拉津关于里海渔业管理方案及拟议原则之阐述》（阿斯特拉罕，1862年）、《尼·达尼列夫斯基拟定的里海与伏尔加渔业管理方案》（阿斯特拉罕，1862年）、《关于保障俄国极北地区民众粮食供给措施》（圣彼得堡，1869年）、《库班三角洲研究》（《皇家俄罗斯地理学会记事》第2卷，圣彼得堡，1869年）。为最后一部著作，俄罗斯地理学会授予作者最高荣誉——»大康斯坦丁金质奖章»。

上述所有著作均展现出对课题研究的扎实深入、翔实的科学数据经缜密分析与系统整理后以流畅的文学语言清晰而引人入胜地加以阐述——每一部均堪称一篇学位论文。与此同时，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中以务实的经济学家面目出现，怀抱爱国情怀，深切关注俄国的福祉。他指出俄国的江河湖海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始终坚持倡导善待这些宝贵资源，警示掠夺性捕捞、沿河林木砍伐殆尽以及由此造成的河道淤浅对资源的危害。事实上，在这些著作中，他不仅以鱼类学家的身份出现，更以生态学家、在许多方面以经济学家与国务活动家乃至法学家的身份发言。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全部渔业与渔产法规，均是依据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建议制定的。

依据他1869年发表于《政府公报》的报告《关于保障俄国极北地区民众粮食供给措施》，由三个部——内务部、国家财产部与财政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出了决议，将达尼列夫斯基精心论证的全部建议悉数纳入其中。鉴于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适宜耕作的土地匮乏，准许农民自由开垦林地以辟为耕地与割草场，并享有移民安置的优惠待遇。决议批准修建维亚特卡-北德维纳铁路，促进农民从事林业与海洋业，尤其是渔业的发展。为发展航运，委员会决议全力保护波莫尔人的贸易权利，为其提供信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凯姆与苏马设立航海学校。开通挪威、摩尔曼斯克海岸与阿尔汉格尔斯克之间的轮船航线。禁止挪威人在距俄国海岸10俄里范围内捕鱼。拟定了一系列措施，用于从梅津湾至切绍斯卡亚湾沿白海岸线实施»俄罗斯移民定居»、发展当地制盐业。通过了减轻»农村阶层»赋税的措施。这项依据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建议制定的决议，旨在»以牢固的方式保障俄国极北地区居民的福祉»〔49〕。

达尼列夫斯基的职务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状况，因其孜孜不倦的努力而逐年改善。自1857年10月5日起，他领取文官薪俸；自1858年3月7日起，以国家财产部农业司工程师身份领薪〔50〕。1862年，他已晋升为五品文官，并任职该部学术委员会委员，年薪达2000卢布。1866年，他被任命为同一部门的农业督察，并保留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的权利，加上»餐桌补贴»的总收入已达3248卢布。考虑到彼时俄国约4万名在文职机关任职的官员中，年薪超过5000卢布者仅约2000人，达尼列夫斯基的薪俸可谓颇为可观，尽管对他的大家庭而言，远算不上宽裕。

1868年3月13日，因圆满完成黑海与亚速海渔业研究的»勤勉工作»，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获授实际国务参事衔〔51〕；1874年，因在国家财产部的全部工作贡献，他晋升为枢密顾问。就这样，历经25年的仕途，达尼列夫斯基在职官等级表中从1849年的九品（记名参事）一步一步攀升至1874年的三品。彼时俄国文职机关中枢密顾问的总人数不过500人左右。

这是这位前彼得保罗要塞囚犯向上的一次重大跃升。当年强行中断他迈向大科学之路、不允许他为已经完成的硕士论文申请答辩的当局，始终未能压制他在纯应用领域中喷薄而出的研究才华。

然而鱼类学的研究并不能令达尼列夫斯基满足。他丰富的百科全书式学识迫切需要出口。而这种积累非但没有枯竭，反而因他对各个知识领域与人类实践活动领域科学探索真理的无止境渴望而持续充实。在他学术成长、百科知识水准提升、在他的知识与思维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是他在学部委员卡尔·马克西莫维奇·贝尔院士领导下参与第一次里海考察队的工作经历。1853年春，这支仅由五人组成的里海考察队开始了为期四年的研究工作，彼时卡·米·贝尔已年届61岁，是一位在俄国与欧洲均享有声誉的著名学者。他已发现哺乳动物的卵，因此当选圣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已撰写了享誉世界的巨著《动物发育史》两卷，并因第一卷于1828年当选该院正式院士；他已在彼得堡医学外科学院讲授比较解剖学课程长达11年，自1841年至1852年。在贝尔的积极参与下，1845年俄罗斯地理学会宣告成立，1860年俄罗斯昆虫学会亦随之建立，他被选为首届会长。

卡·米·贝尔是一位全面型的博物学家，在医学、解剖学、胚胎学、动物学、生物学、昆虫学、鱼类学、植物学、地理学、民族志学、人类学、地质学与古生物学的发展史上均留下了显著印记。在俄国，他被奉为科学百科主义传统的传承者。俄罗斯科学院在他生前便设立了以他命名的奖项，用于表彰生物学领域的最佳著作，每三年颁发一次，伊·伊·梅奇尼科夫荣获首届奖项。1864年8月18日，俄罗斯科学院隆重庆祝他科学活动50周年，他获选为有表决权的荣誉院士，并铸造了刻有其头像与铭文»Orsus ab ovo hominem homini ostendit»（»从卵出发，他向人类揭示了人类自身»）的纪念章。纪念他传记的周年纪念文集于1865年先以400册限量发行，次年在彼得堡再版，1886年又在国外出版。1867年他退休，终身年金定为3000卢布，以枢密顾问衔授予安娜一等勋章。他辞世十年后的1886年，在他晚年定居、当时仍为俄国城市的德尔普特（塔尔图），由阿·米·奥佩库申为他塑造的纪念像矗立于此。

卡·米·贝尔在世时便已获得世界级学术声誉，连查·达尔文在其《物种起源》中也承认»动物学家卡·米·贝尔»在科学界的巨大权威〔52〕，这一事实足以为证。弗·恩格斯则在实际上承认了他在确立与发展动物界进化思想方面的优先地位，将他的名字与达尔文、拉马克并列〔53〕。不过必须立即指出，卡·米·贝尔本人对达尔文及其学说的态度远非一成不变。贝尔，尤其在早期阶段，与达尔文一样是进化论者、变形论者，即承认由低级生命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过渡，但有一定限度。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逐渐发生了变化，其中清晰可见对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猿这一观念的明确异议。»晚年的贝尔开始在更为有限的范围内接受进化论，并赋予人类在自然界以特殊地位。他仅允许在动物界某些确定的群体内部存在进化»〔54〕。卡·米·贝尔在苏联时期同样享有崇高的荣誉：1928年，适逢贝尔当选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百周年，苏联科学院举行了隆重纪念大会，周年纪念委员会由弗·伊·韦尔纳茨基主持，他称卡·米·贝尔为»伟大的智者»〔55〕。

卡·米·贝尔的百科全书式学识不仅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更体现在这一词语最宽广的意义上。退休后，他于1873年在彼得堡出版了《讲演与论文》文集，其中不乏关于历史与历史进程的深刻见解。他主张将博物学家的严格方法运用于历史科学领域，高度重视地理因素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生活方式、民族心理特质的意义。»贝尔将地理学视为全面人类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56〕。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他的一个思想——»大地之面所铭刻的，不仅是有机体传播的法则，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各民族的命运»〔57〕。这里清晰可见有机论的体现——这一思潮在那个年代正渗入历史思想与历史科学方法论之中。在这方面，他无疑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同道。

卡·米·贝尔在亲历1848年欧洲革命浪潮的震荡后，深刻确信：社会进步只有作为不经任何革命动荡的前进运动方有可能实现。»他将这方面任何过于急躁的行为比作在孵化器中将蛋加热过度，这样做只会将胚胎扼杀»〔58〕。

他将自己的科学活动视为服务祖国——俄罗斯——的爱国事业，整个科学工作的旨归，在于探明俄罗斯真实的无垠自然宝藏，保护和增益这些财富，动员国家的生产力造福其人民，促进经济增长。在这方面，他将俄罗斯视为一个幅员辽阔而尚待深入研究的国家，由此驱使他将科学兴趣全然转向地理研究与科学考察的组织工作。

在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共同参加伏尔加河与里海考察之前，卡·米·贝尔已先后完成了多次考察俄罗斯自然、地理、动植物的旅行。首次是1837年的新地岛考察（那一年达尼列夫斯基刚刚入读皇村学校），这次考察后来被誉为研究俄国北方的一个新纪元。»贝尔从地形学、气象学、地质学、植物学与动物学各方面对新地岛进行了全面研究，且不满足于标本收集，还就极北地区实际生命状况的特征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综合生物学结论»〔59〕。他收集了当时生长于新地岛的几乎全部植物种类的标本（160种中的135种）。他对楚德湖（1851—1852年）和波罗的海沿岸（1852年）的考察同样成果丰硕，这两次考察均应著名改革家、国家财产部长彼·德·基谢廖夫的提议而进行，旨在研究俄国渔业的现状与前景。

就是这样一位拥有百科全书式知识与世界声望的杰出学者，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并肩工作了整整四年，从1853年至1856年，参加了他的这次伏尔加河与里海考察。尽管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此时已具备相当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卡·米·贝尔的共事对他而言仍是又一所大学，确切地说，是他科学准备历程中一种特殊的»博士进修»。他在最后一部著作《达尔文主义》中多次援引卡·米·贝尔的科学著述，将他列于世界科学史上的最高权威之列，称他为»科学的领军人物»与杰出的博物学-哲学家，这并非偶然。有迹象表明，卡·米·贝尔对这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学者也评价极高。他实际上是贝尔在考察队一切工作与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中的得力助手。艰难险阻确实不少：考察队人员寥寥，与所承担任务的规模极不相称，装备亦极为简陋。由于铁路与轮船航线的缺乏，只得乘坐雪橇、四轮马车，骑马、骆驼，步行，乘坐无甲板小船跋涉。夜宿之处，往往是肮脏、跳蚤横行的驿站与农舍。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贝尔在达尼列夫斯基的辅助下——后者是他的得力助手——得以建立起那些被当代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经典的研究成果»〔60〕。尽管考察的直接目的是研究伏尔加河流域及其支流、里海及注入其中的各河流的渔业状况，贝尔却为考察队确立了更为宏观的目标——对里海水域进行整体性的地理与水文综合研究。

在第一次里海航行期间，考察队成员，包括尼·雅·达尼列夫斯基，造访了曼格什拉克半岛上的新彼得罗夫斯克村，时值塔·格·舍甫琴科以列兵身份被流放于此，»考察队对他表现出了温暖而真诚的关怀»〔61〕。

考察第一年，考察队研究了伏尔加河的渔业状况以及埃利顿湖与巴斯孔恰克湖的采盐业。在考察了里海的海豹捕猎业与伏尔加河口渔业之后，考察队记录了捕鱼量因»对伏尔加河与海洋的无情掠夺»而减少的状况。第二年考察了北里海的渔业、海豹岛的海豹捕猎业以及伏尔加河下游的红鱼与鲱鱼捕捞业。考察队得出结论：将当地称为»疯鱼»的伏尔加鲱鱼仅用于提炼工业油脂是极为不合理的，因为经过正确腌制的鲱鱼在营养价值与口味上丝毫不亚于进口俄国的»荷兰鲱鱼»。第三年考察了里海波斯沿岸与格鲁吉亚高山湖泊戈赫恰湖。最后，第四年专门考察了里海西岸、捷列克渔业以及乌拉尔河渔业。

卡·米·贝尔的《自传》中透露出若干细节，足以表明这位院士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特别信任。他在一处写道，当考察队在卡梅申暂时分兵，以便分别考察伏尔加河沿岸各地区时，他选择了达尼列夫斯基作为同行，与他一同前往埃利顿湖与巴斯孔恰克盐湖，考察采盐作业。另一处他记述道：»我与达尼列夫斯基又进行了一次沿伏尔加河至卡梅申的陆路旅行，目的是考察两岸地貌，察看卡梅申附近两处著名的孤立高地——由石英岩构成、且保存有近代成因树叶印模的山丘。»关于考察的最后阶段，他还记载道：»达尼列夫斯基在我1855年12月离开后仍留在第比利斯，以利用过去八年库拉河渔业租赁档案。他直至1856年3月方才返回阿斯特拉罕，随后被派往乌拉尔河——我们此前仅在短暂造访其河口时对该河有所了解。达尼列夫斯基不仅详细考察了乌拉尔河全部三角洲，更溯河而上，直抵奥伦堡»〔62〕。

这种共事自然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学术成长大有裨益。他获得了近距离观察这位伟大博物学家个人治学方法的独特机会。正是在这次考察中，卡·米·贝尔作出了一项发现，此后以»贝尔定律»之名载入世界各国教科书，并由他首次在俄罗斯科学院《通报》上公布。1948年发表于《科学遗产》（第1卷）的卡·米·贝尔《里海日记》，清晰呈现了这位院士关于北半球经向河流偏向右岸、南半球偏向左岸这一思想逐渐成熟的过程。

卡·米·贝尔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高度信任，还体现在另一件事上。他用德文撰写的许多著作（因为他的俄文仅达口语水平，担心措辞不够准确），都特别委托达尼列夫斯基译成俄文。达尼列夫斯基翻译了以下几部卡·米·贝尔的重要著作：《里海渔业》四个部分，分别发表于1854、1855、1856年的《国家财产部杂志》；《里海及其周边学术笔记》（《俄罗斯地理学会记事》，1858年，第11册）；《1855年里海渔业考察报告》（《国家财产部杂志》，1859年，第70、71部分）。俄罗斯地理学会决议将所有渔业报告汇集为单独一卷出版，并将编辑工作委托给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以其卓越的自然史著作在学术界享有声誉、曾随同卡·米·贝尔参加考察的学者»〔63〕。

这次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而言的第一次考察，其成果在科学价值与应用、国民经济意义两方面均极为丰厚。考察确定了里海及其周边水域商业鱼类的生态生存条件（鱼类春季溯河产卵、产卵场与越冬地等），查明了其数量消长的原因：»鱼类无法繁殖，因为人们以各种方式阻断其前往产卵场的通道，并对其进行掠夺性捕杀»〔64〕。实践建议中的重要内容，是大力倡议停止将伏尔加鲱鱼仅用于提取工业油脂的浪费做法——如上文所述，经正确腌制的鲱鱼完全可以与进口鲱鱼相抗衡，而由于克里米亚战争与欧洲国家关系的恶化，后者已愈发难以进口。

爱国服务俄罗斯国家的精神贯穿于卡·米·贝尔的一切行动之中，这也是他领导的考察队氛围的又一特色。他的同事之一、未来同样成为俄国院士的费·瓦·奥夫相尼科夫这样评价他：»很少遇到像他这样对俄罗斯及其利益如此忠诚的人»〔65〕。卡·米·贝尔崇高的科学-实践奉献精神中，不仅体现了对俄国国家的责任感，更体现了他对俄国人民的深厚敬意。他指出了俄国人民的崇高道德品质，例如，北方波莫尔人非同寻常的诚实令他深感震撼。

当英国杂志《雅典娜报》刊文将»下层民众的野蛮»列为俄国政府组织科学旅行的主要障碍时，卡·米·贝尔勃然大怒，对这位英国作者予以严厉回击。他在《圣彼得堡德文报》（1839年第32期）上指责该英国杂志散布蓄意谎言，声称他本人不知道有哪一次俄国科学考察因这一原因而遭到破坏。»恰恰相反，»他解释道，»普通俄国人几乎总是为科学探索开辟道路。整个西伯利亚及其沿岸正是以这种方式被发现的。政府始终只是据为己有那些由人民所发现的土地。堪察加半岛与千岛群岛正是以这种方式并入的，只是在此后才由政府加以开发»〔66〕。贝尔在考察途中不止一次只有依靠普通俄国人的帮助，方才克服了无路可行的困境以及其他种种障碍。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18年考察生涯中也多次目睹了这类表现，这进一步坚定了他对本民族独特精神与道德品质的信念。

达尼列夫斯基从未将自己局限于植物学这一狭窄专业。凭借其百科全书式的学识与超乎寻常的求知欲，他对历史、经济、地理、民族志等领域均怀有浓厚兴趣，在各处都力求找到最艰难问题的真实答案。正如卡·尼·别斯图热夫-柳明所指出的，达尼列夫斯基»从不轻易涉足某一问题——哪怕表面上与他日常研究范围相去甚远——而不先将其深入研究透彻»〔67〕。因此，出自他笔下的每一篇文章，都体现出»广博而扎实的学识»与对科学问题解决方式的独创性。在两次考察间隙，他在出版物上就各种学术问题发表见解，始终带来新的思想。以他的经济学论文为例：《关于信贷卢布贬值、贸易差额与工业保护主义的若干思考》（首发于彼得堡周刊《贸易文集》，1867年，第4、5、11、13、18、20、22期）与《关于我国纸币汇率低落及其他若干经济现象与问题的若干思考》（《俄罗斯导报》，1883年，第8、9期）。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对所涉问题的俄国与外国理论文献驾轻就熟，对统计数据与政府金融及对外贸易政策的一切细节了如指掌，并以高度充分的论据捍卫保护国内工农业生产者的路线。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据尼·尼·斯特拉霍夫描述，»彼得堡学识最为渊博的人之一»——读到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的最后那篇文章后，»认真研读»了它，因为他在其中»首次»看到了对俄国建立保护主义体系之必要性极为清晰的论证〔68〕。

不久，1887年，维什涅格拉茨基出任财政大臣后，实际上将已于此前辞世的达尼列夫斯基文章中的全部建议付诸实施，加强了保护主义，巩固了金融体系，推行了一系列弥补财政赤字的措施。

再取一个截然不同的、纯人文科学领域为例——语文学，确切地说是语言学。1869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撰写了两篇著作：《俄罗斯地理术语若干思考》（《俄罗斯地理学会普通地理记事》，1869年，第2卷）与《大俄罗斯方言词典补编》（圣彼得堡，1869年）。前者探讨了地名学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之一。达尼列夫斯基注意到，同一或相近的地理现象存在众多地方性称谓：里海地区阿斯特拉罕人所称的»伊利门»，黑海地区居民称之为»利曼»——总体而言，两者均指静水聚集之处，这两个词之间并无概念上的差别。作者还列举了其他类似的同义词组，例如：»海峡»（пролив）、»河口»（гирло）、»萨尔马»（салма）、»沙尔»（шар）；又如：»海角»（мыс）、»лбище»、»鼻»（нос）、»наволок»、»стрелка»、»косa»；再如：»海湾»（залив）、»губа»、»бухта»、»культук»、»кут»、»峡湾»（фиорд）、»проран»；以及»高原»（плоскогорье）、»台地»（плато）、»雅伊拉»（яйла）等等。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当地居民有权依照约定俗成的习惯称呼某些自然现象，但在科学领域，以如此多样的称谓指称同一现象是不可接受的。学者们必须使用统一的普遍概念，以便相互理解。

一如既往，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不仅提出当时颇为迫切的科学问题，还提出了解决方案。他的出发点是最大限度顺应语言自然发展进程的原则，以及不强加任何人为杜撰的人工图式的原则。他提出：其一，在科学地理术语中使用语言中已有的词汇；其二，以能够体现地理现象特征的词语为基础，力求使词语的通用含义与科学含义相吻合；其三，选取在国内使用最为广泛的词语。

遵循这些原则，他认为可以在科学语言中同时保留»利曼»与»伊利门»两个术语，但赋予它们略有差别的含义——考虑到伏尔加河的»伊利门»大多是伏尔加河支流旁侧淡水湖状的宽阔水面，而库班河的»利曼»则是被沙嘴与大海隔开、含混合（河水与海水）的海湾。正是赋予这样特殊的语义内涵，他才建议在科学中使用这两个词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上述原则可以适用于一切情况，通过筛选民间地理名称，»将其转化为精确的科学地理术语»〔69〕。

五十年代，»俄罗斯地理学会»在方言学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在杰出俄国语言学家阿·赫·沃斯托科夫与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的主持下，1852年出版了《大俄罗斯方言词典初编》，1858年又出版了《补编》。六十年代初，科学院俄语与文学部得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即将前往白海考察，便请他以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方言词汇补充《大俄罗斯方言词典》中未收录于该词典及其《补编》的词条。依据卡·雅·格罗特的评定，达尼列夫斯基以»真正学者所有著作之特有的认真负责»完成了这一任务。»他不满足于仅仅收录缺失的词条，还纠正了已收录词条的释义，力求以更为完整或准确的方式加以诠释。如此，他新收录与改写的词条总数约达三百条……此外，我们这位旅行者还将他此前在其他省份注意到的若干词汇纳入其中»〔70〕。凭借在语文科学与政论领域的综合贡献，1876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当选莫斯科大学»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会员。

1881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读到卡·雅·格罗特的著作《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初的摩拉维亚与马扎尔人》（卡·雅·格罗特硕士论文的课题）后，给作者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对格罗特关于马扎尔人从其祖源地乌拉尔迁徙至列别季亚——顿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南斯拉夫土地——的路线推断表示异议，并提出了自己经过严密逻辑论证的路线方案。他写道，若如卡·雅·格罗特所认为的，8至10万乌戈尔人途经穆罗姆森林迁徙，他们将因饥饿而死——这片森林在当时无路可行，而乌戈尔人彼时是半游牧的牧民。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乌戈尔人更可能选择从其祖源地——大致相当于彼尔姆或维亚特卡省地区——径直向南，前往乌法与奥伦堡省所在的地区。在他的推断中，他们在此作了多年停留，最终完全定居游牧，随后经萨马拉省迁入列别季亚。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他们在克里米亚附近草原上茂盛生长的滨藜（лебеда）因此得名，这一临时聚居地被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波尔菲罗根尼托斯称为»列别季亚»。卡·雅·格罗特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推理的无可辩驳的逻辑、论述的惊人清晰、严谨、优雅与机智所折服，在《俄罗斯地理学会记事》上发表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这封信，并承认其批注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同年，彼得堡出版了题为《论马扎尔人从乌拉尔至列别季亚的路线：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卡·雅·格罗特的考证》的小册子，邀请学者们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最后，达尼列夫斯基与其植物学直接专业无关的大量创作遗产，属于以政治——主要是外交政策——为题材的政论文章。不可忘记的是，达尼列夫斯基毕业于皇村学校，其众多学员，包括俄国任期最长的外交部长之一阿·米·戈尔恰科夫，均投身外交政策领域。达尼列夫斯基在这一领域同样展现出的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更是专业人士的风采——他密切关注一切当前的外交政策事件与外交行动。他人生中有一个插曲，生动地证明了他在这一领域的素养，以及他一贯令人叹服的超群记忆力。1877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土耳其扬言在克里米亚登陆。彼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家人已居住于克里米亚南岸。在某一时刻，威胁变得如此真实，以至于达尼列夫斯基将藏书与部分家产运过雅伊拉山口，转移至拜达雷村。在长时间没有书籍的情况下，他仍为报纸《俄罗斯世界》撰写了两篇长文：《会议抑或大会》（1878年，第574、575期）与《全欧利益》（1878年，第92、98、101期）。»尽管在撰写这些颇为篇幅可观的文章时，他手边没有任何参考资料，但两篇文章均展现了他一贯的扎实功底：其中一篇，例如，包含了对1856年巴黎条约各条款的详细分析»〔71〕。达尼列夫斯基凭借记忆将其一一复原。

他关于外交政策问题的文章，一部分以具体事实发展了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但主体是对俄国当前国际处境的深刻、新鲜的分析。这些著作发表于《黎明》《俄罗斯导报》《俄罗斯言论》《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等杂志以及《罗斯》《俄罗斯世界》等报纸，后收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身后出版的《政治与经济论文集》（圣彼得堡，1890年）。

在其辞世前七个月发表的文章《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论东正教与天主教》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展示了他广博学识的又一面——在宗教史领域的非凡造诣。就此而言，仅文章所选两段题词便颇具说明性——两段均取自阿·谢·霍米亚科夫的著作，后者关于东正教与天主教、世界史、欧洲在其中的作用、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等诸多观点，无疑深得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认同。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弗·谢·索洛维约夫发表于《罗斯》报与《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上的系列文章，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借阿·谢·霍米亚科夫之口提醒弗·谢·索洛维约夫：其一，»真理不容妥协»；其二，»西方由于对东方的傲慢蔑视，永远不会承认神圣的真理数百年来是由落后而可鄙的东方所守护的»〔72〕。

在这些文章中，弗·谢·索洛维约夫在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立中越来越»公开地站到罗马天主教一边»，越来越清晰地阐述着他的神权政治乌托邦。起初，弗·谢·索洛维约夫提出了一个任何基督徒（包括东正教徒）均完全合理可以接受的思想——基督教各教会、首先是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和解的必要性。但渐渐地，他文章的重心，包括发表于《罗斯》报的系列文章《大论争》，开始向教会合并的思想倾斜，对天主教会、尤其是其组织与等级制度的辩护之词与日俱增。这一倾向不仅引起他的普通读者的注意，更引起了众多东正教神职人员的关注，此后许多研究弗·谢·索洛维约夫创作的学者，即便是对他抱有好感者，也对此有所指出。例如，瓦西里·韦利奇科——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亲近崇拜者——在其关于他生平与创作的著作中承认，弗·谢·索洛维约夫»在宣扬普世统一的第一个时期，主张赋予罗马教会以首位，不仅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适应世界进步而发展的独特组织的优越性，也因为他承认罗马教会在某些历史与教义争论中持有正确立场»〔73〕。

这种倾斜显然令《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与《罗斯》两家编辑部均感不快。1884年成为弗·谢·索洛维约夫与这两家刊物合作的最后一年。《大论争与基督教政治》一文最后部分能否在《罗斯》发表，一度成了问题。在与《罗斯》报主编伊·谢·阿克萨科夫的通信往来中，阿克萨科夫长期拒绝不经重大修改便在报上刊载弗·谢·索洛维约夫关于教会分裂问题的第四部分，索洛维约夫则顽固地坚守自己的立场，并力图加以论证〔74〕。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是唯一一位不仅对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新说提出抗议，更从科学上论证自身立场的人。他以具体历史材料证明，1054年发生的并非索洛维约夫所断言的教会分裂，而是天主教从东正教中的分离与脱落——后者才是基督教宗教的原初形态。这一脱落早在9世纪西方与东方基督教教会之间出现矛盾时便已开始，至1870年宣布教皇无谬论的梵蒂冈会议方告完成。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着重指出，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分歧体现的不是信仰告白的形式，而是其实质，是教义内容的根本差异。索洛维约夫认为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教条是正常的：»我信唯一神圣公教使徒教会，它将其作为认识神圣真理之器官这一最本质属性完全托付于教皇一人。»达尼列夫斯基认为，罗马教皇妄称代表整个基督的教会，声索大祭司职位、独一无二的帝王权力与先知使命，并宣称完全无谬，这完全摧毁了教会内»一切自由的活动，将其判处完全的奴役»。他认为，这种对东正教的偏离带有异端性质。达尼列夫斯基的核心思想在于：寻求与天主教会和平关系这一完全正当的愿望，不应以在信仰问题上作出原则性让步为代价。为此他以拜占庭的坚守为例——在抵御土耳其入侵的斗争中，她于1439年断然拒绝了以实际上放弃东正教为条件从罗马天主教世界获得援助的方案。»衰朽的拜占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道，»向全世界展示了精神英雄主义的范例。她宁可选择政治上的死亡与野蛮枷锁的一切恐惧，也不愿以出卖信仰换取所开出的救援»〔75〕。

然而达尼列夫斯基并未止步于基督教教义的分析。他揭示出索洛维约夫对世界史的无知，这种无知体现在他关于»先进»西方与»落后»东方之间的对立据称早在古代便已显现的论断，以及他历史考察中的诸多细节上。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完全有理地指出，在古代世界的历史舞台上，文化的领导者是»东方»——即西亚、南亚与东亚诸国——以及埃及，而所谓的»西方»»当时还笼罩在野蛮的重重覆盖之下»。他同时驳斥了索洛维约夫关于»自主自立»的西方人与受»超人»力量支配的东方人之心理对立论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中国人身上——他们»恰恰生活在最名副其实的东方»，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并未发现这种对超自然力量的顺从。

弗·谢·索洛维约夫将罗马帝国时期视为单一教会与»单一人类»融合的范本，彼时»罗马军团出现在幼发拉底河彼岸，犹太人彼得与保罗开始在永恒之城的街道上宣讲新宗教»。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提醒索洛维约夫：»罗马军团从未接近过印度边境；在幼发拉底河彼岸，他们大多数时候是被击败和消灭的；在罗马帝国与印度之间，矗立着伊朗这整整一个文化类型，恰恰在此后不久便在新的光辉与荣耀中焕然绽放；最后，所谓’世界性罗马帝国’（尤其是作为世界性的——鲍·鲍注）不过是一种比喻说法，是夸张，而且是极为大胆的夸张»〔76〕。达尼列夫斯基指出，索洛维约夫执着于东西两种文化的对立，却全然不愿看到历史上曾存在过多种文化。

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发表于定期刊物的文章中，足以说明其主题的百科全书式广度以及其扎实、奠基性与高度智识水准的，还应特别提及他的文章《我们虚无主义的起源》，发表于《罗斯》报1884年11月15日与12月1日，即距他辞世不足一年之时。这篇文章虽仅是对发表于同一报纸的»忏悔的虚无主义者»卡·托尔斯泰《主导世界观素描》（1884年8月15日）的论争性回应，却具有问题性的历史哲学特质。

《素描》的作者认为，虚无主义是对»各种犹大什卡与达尔杜夫»对基督教理想庸俗化的反应，由于对这些理想的轻率传布与»枯燥的教义问答式灌输»，其上»积了一层完全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观念外壳»。其结果，据《素描》作者之见，是六十年代的青年如饥似渴地扑向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学说，走向无神论、庸俗唯物主义，走向将追求幸福奉为人生最高目标的思想。《素描》作者断言，当这些新理想超出狭小的知识分子圈子并成为»前厅»的谈资时，其虚伪性便昭然若揭：»对物质的崇拜尤其迎合了一切盗贼与无赖的口味。»《素描》作者强调，玩世不恭与践踏基本道德准则开始在法庭与报章上获得辩护。在他看来，新理想的结果是»正直之人的冷漠与无力，骗子的大胆与厚颜，动物性欲望的放纵，一言以蔽之——俄国社会的色情化»〔77〕。作者呼吁摒弃这些在短短三十年间已证明其破产的»新理想»，回归已有2000年历史的基督教理想的真正价值。

首先，尼·雅·达尼列夫斯基驳斥了卡·托尔斯泰关于道德沦丧仅在»前厅»、即唯物主义思想从知识分子书斋向非知识分子环境扩散并遭到庸俗化之后方才产生的论断。不，达尼列夫斯基说，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的传播者自身便已受到其世界观的腐蚀性影响，因为这些思想»本身丝毫不包含任何道德原则——除了卡莱尔在其猪的哲学中所阐述的那些：’什么是公正？’（还可以加上：什么是道德？）——’我在猪槽中应得的那份，而你们什么都没有。’——’但我应得的那份究竟是什么？’……——’我的那份——哼，哼——我的那份总体上将是我能够攫取而不被绞死或流放苦役的那些东西'»〔78〕。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不倾向于将»新»思想的迅猛传播归咎于东正教信仰传布的保守性，也不像卡·托尔斯泰那样归咎于六十年代的改革。他将虚无主义的传播完全解释为一种疾病——在俄国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对西方的仿效病。达尼列夫斯基断言，包括马克思与拉萨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一切最新理论，都被立即拿来为己所用，成为一种新的时髦。而且，一切不加思考的仿效——以»既然这是西方最新的说法，那便是最正确的»为原则——总是导致漫画式的扭曲，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正是这种漫画式的虚无主义形态，在他看来，于六十年代在俄国出现。这正是»我们在历史舞台上演出的喜剧的主题，正如许多其他喜剧与闹剧一样»〔79〕。

达尼列夫斯基认为，真正属于西方自身的、»独创性的»虚无主义现象，确实是在西方对基督教理想彻底失望的土壤上产生的——那里的基督教理想已被完全玷污、扭曲和庸俗化。因为西方亲眼目睹了波罗的海的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与爱沙尼亚人被用他们自己的血腥迫使皈依天主教，新大陆的各族人民被以火与剑迫使皈依。西方见过对异端的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圣巴托罗缪之夜对胡格诺派的屠杀、不惮于以毒药与匕首对付教会»敌人»的耶稣会士的行动、对恩典的买卖与赎罪券的出售——据称可赎免过去、现在与将来的一切罪孽。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的宗教战争结束后，在法国与德国签订和约时，大批平民百姓被强制信奉其封建领主所信仰的宗教。

所有这些事实，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完全可以解释为何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背离了基督教理想，为何虚无主义在那里产生。

但俄国人读到西方历史上的这些事实，会»目瞪口呆，茫然若失»：»这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野蛮、难以理解、不可思议，无法容纳于他的心灵与头脑，恰如发生在另一个星球而非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事情一般»〔80〕。因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对俄国东正教人而言，背离基督教而皈依虚无主义完全是违反本性的。这一切只有以仿效原则方能在他身上发生。我们的虚无主义者将对民族理想的向往——每个民族的民族理想都随其语言一同诞生——视为可耻之物。»土生土长»一词已获得贬义，用于形容理想时则被视为完全不可接受之物。尽管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村社（община）境况要好一些，但虚无主义者也竭力将其套上西方社会主义的形式。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将俄国知识分子易染»虚无主义病»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他们——与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不同，后者»热爱本国历史的一切时期»——对本国过去不存热爱之情，»因为仿效必然以缺乏对本民族之物的热爱为前提»。

在这最后一次与读者的公开对话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竭力使国家免遭一场大祸——若知识分子不能摆脱对西方的仿效、不能回归自身的根源、自身的历史、自身的民族土壤，这场大祸便将到来。他感叹政府对西化派大开绿灯，任其从报刊版面、大学讲坛竭尽所能地为我们的文化打上仿效的烙印，将一切民族独创性的丁点表现或对它的任何追求都斥为蒙昧主义与僵化落后。与此同时，斯拉夫派的出版物则受到各种刁难，一家接一家地被关闭：《莫斯科》（1857年）、《帆》（1859年）、《白天》（1861—1865年）、《莫斯科人》（1867—1868年）。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若斯拉夫派获得与西化派同等的办报自由，虚无主义便不会在俄国如此广泛地蔓延。然而书报检查却»猛烈追剿»着唯一一个能够抗衡仿效风气、从而抗衡虚无主义的思想方向。书报检查仅给予那些坚持所谓»官方路线»的西化派论敌以完全的自由——他们，用达尼列夫斯基的话说，»以其笔下的平庸低劣、令人作呕的奴颜婢膝、阿谀奉承与虚伪腔调，实际上服务于与西化派报刊相同的事业，反而将后者烘托得有利»〔81〕。

这篇文章实质上相当清晰地发出了警示：俄罗斯的命运将取决于怀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是否被赋予充分表达自身立场的权利。

* * *

上文所提及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述，已足以令人发问：自1849年起便长年置身连续不断的考察、几乎终其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撰写大量考察报告的他，究竟是如何抽出时间完成这一切的。然而惊叹还应更甚，因为我们尚未提及他的大量外交政策论文——其中占多数——以及最重要的，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两部鸿篇巨著：《俄罗斯与欧洲》与《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前者及其外交政策论文将在下文论及。

关于后者，首先必须指出，它因作者的猝然离世而未竟全功（第1卷第1部分，圣彼得堡，1885年，正文519页，附9幅插图；第1卷第2部分，圣彼得堡，1885年，678页；第2卷，一章遗作，圣彼得堡，1889年，200页）。这几部大开本著作合计近1400页，而且通篇以一贯的清晰文风写就，毫无冗余»注水»之笔。这是对达尔文学说密度极高、事实材料翔实、以强大逻辑力贯穿始终的分析；是作者毕生对动植物群进行自然科学观察所积累的海量、严格系统整理的个人资料；是作者对德文、英文与法文相关文献鲜明而清晰的评价与回应。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这部著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纯自然科学问题的范畴。论及的是达尔文学说所提上议事日程的一个根本性本体论问题：对上帝与关于创世的神圣真理的态度——这一问题因其著作《经由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1859年）、《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1—2卷，1868年）与《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1871年）而以格外尖锐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奠基性著作《达尔文主义》的全部内容中，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力，致力于证明：与查·达尔文的断言相反，生存斗争在动植物的进化中远未发挥主要作用；在物种消亡与进化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地质灾变而非种间斗争；物种变异即种变是作为种内现象而发生的，因此在自然条件与人工条件下，从未出现过一个物种转变为另一物种的案例；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自然选择（»淘汰»），因为据称通过生存斗争获得的物种更完善特性，会因自发交叉繁殖而趋于均一；如果这种选择真的发生，我们今天将只与各物种中最完善的个体打交道。

由此，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起源于猿（作为另一物种）的问题便自行消解。达尼列夫斯基指出，考古科学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就，却始终未能找到连接人类与猿的过渡物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过渡物种至今仍未被发现）。他认为，按照查·达尔文的学说，将地球上的生命进化交由生存斗争即偶然性主宰，无法解释自然界与整个宇宙中令人叹为观止的和谐。»由上述可见，»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写道，»达尔文对还是错这一问题具有何等首要的重要性——不仅对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更对每一个稍有思考能力的人。其重要性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坚信，无论在我们的知识领域还是在实践生活的任何领域，都不存在与之比肩的问题。这确实是一个’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就其最完整、最宽广的意义而言»〔82〕。

查·达尔文早期著作中关于最初的细胞层面形态是由造物主所创的某些保留性措辞，在其后期著作中已不复出现。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道：卡·贝尔早已以»达尔文的整个假说»将造物主排除在外加以解释。他完全认同其老师的这一结论。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承认查·达尔文作为杰出»才华横溢»的博物学家与科学家的某些贡献，称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具有极高的趣味性乃至实践重要性»，但这并未帮助他挡住自由派报刊对他阵阵猛烈、粗暴曲解其立场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卡·阿·季米里亚泽夫——此人早在1864年便已在《祖国纪事》杂志上为达尔文学说辩护，1865年更出版了《达尔文理论简述》一书。卡·阿·季米里亚泽夫作为达尔文主义者的立场在苏联时期备受推崇，因为它完全契合官方无神论意识形态——自然科学只允许在这一意识形态框架内发展。且不忘弗·伊·列宁在其流传最广、苏联各高校必修的著作之一《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将达尔文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说与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的学说在重要性上相提并论，并特别强调达尔文终结了将动植物物种视为»上帝所创»的观点〔83〕。这预先决定了对俄国达尔文主义第一人——卡·阿·季米里亚泽夫——的态度，也预先决定了对达尼列夫斯基著作《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态度。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被简单地刻意不予提及——视之为»蒙昧主义»的样板。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本人深知自己正投身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他谦逊地强调，一个»鲜为人知之人»的著作，可能被视为对»当代思想巨擘»的»冒犯»。事实上，尽管有这些保留措辞，以及仅基于指出达尔文结论中不精确、不合逻辑与不严谨之处的审慎而公正的批评，季米里亚泽夫仍断然拒之门外，更有甚者，达尼列夫斯基竟被季米里亚泽夫出乎意料地指责为语气傲慢。

尼·尼·斯特拉霍夫——曾受过高等自然科学教育、毕生从事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在达尼列夫斯基辞世后，热情地为其著作辩护，抵御季米里亚泽夫的激烈攻击。他着重指出的正是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科学价值与其对达尔文主义驳斥的扎实性。而季米里亚泽夫论战文章过度尖锐的语气，他解释为：季米里亚泽夫»以十足的自以为是扑向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但事情并非那么容易——他碰了壁……语气狂傲至极，论证却软弱乏力»〔84〕。

围绕达尼列夫斯基达尔文主义著作的主要论战，正是在尼·尼·斯特拉霍夫与卡·阿·季米里亚泽夫之间展开的。前者于1887年1月与2月的《俄罗斯导报》上发表文章《达尔文主义的完全驳斥》，卡·阿·季米里亚泽夫首先以在综合技术博物馆的公开演讲作答，随后经大幅修改补充，于同年将其作为文章《达尔文主义被驳斥了吗？》发表（《俄罗斯思想》，第5、6期）。尼·尼·斯特拉霍夫以文章《达尔文主义者的永恒错误》（《俄罗斯导报》，1887年，第11、12期）作答。卡·阿·季米里亚泽夫在一年半后以长文《反达尔文主义者的无力恼怒》（《俄罗斯思想》，1889年，第5、6、7期）回应。斯特拉霍夫则以简短文章《围绕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争论：争论的总体进程与性质》（《俄罗斯导报》，1889年，第12期）为这场论战作了某种总结。

尼·尼·斯特拉霍夫在这场论争中的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列·尼·托尔斯泰在致他书信中的多次劝告——不要将精力消耗于报刊论战，因为他认为这种论战首先有损人的尊严，其次也毫无用处，因为争论双方从未因此达成共识。何况对他而言，如对许多（哪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信仰者而言，讨论的主题是无可置疑的。列·尼·托尔斯泰在评论斯特拉霍夫回应另一位达尔文主义者阿·谢·法明岑攻击的文章时写道：»……这一切——即我们对物种如何起源的思考——不仅无关紧要，而且对于我们这些正在准备在彼处觐见那一位的老人而言，谈论和思考这些甚至是可耻和有罪的»〔85〕。托尔斯泰认为，斯特拉霍夫对达尔文主义者法明岑的回答太软弱，因为他补充说，»法明岑在我看来应受到彻底的驳倒»。托尔斯泰将达尔文学说斥为»荒谬»。杰出的俄国教育家、学校教育理论家康·德·乌申斯基同样是查·达尔文理论的反对者。还有另一位杰出的俄国思想家公开支持了斯特拉霍夫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达尔文主义》一书的评价——瓦·瓦·罗扎诺夫。他在《俄罗斯评论》杂志（1896年，第10期）上发表的斯特拉霍夫讣告中着重指出，在不贬低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之价值的同时，他更推崇那部献于»对达尔文主义的卓越批判»的著作。

然而，除卡·阿·季米里亚泽夫与阿·谢·法明岑之外，俄国博物学家均未参与达尼列夫斯基《达尔文主义》一书的讨论，更遑论表示赞许。一位当代研究者正确地总结道，»那个时代的博物学家既未注意到他的独创性思想，也未注意到其论证中包含的诸多合理成分与引人深思之处»〔86〕。这一问题仿佛一直悬而未决，直至1917年10月。一方面，许多保持宗教信仰的博物学家认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论据无可辩驳，视其著作才华横溢；尼·尼·斯特拉霍夫关于该书的评语——»这是俄国思想与俄国情感的真正壮举»，»它为俄国学术文献增添了光彩»〔87〕——他们或完全或大部分赞同。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持唯物主义、无神论或自然神论立场的学者，完全或部分地认同了卡·阿·季米里亚泽夫的见解——后者将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归入»愚蠢»之列，而达尼列夫斯基及其支持者»受到触动的宗教情感»在他看来根本不值一顾。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绝大多数科学著作与政论文章，如前所述，是在频繁考察的间隙完成的。而倘若他像他为数不多的挚友与同道那样居住于首都，这恐怕是无法实现的。彼得堡当然因他青春时代的皇村学校与大学岁月而令他珍视，但他不愿在那里»永久安家落户»。也许，首都不仅以其官僚衙门的俗套，更以其无聊的上流社会应酬令他反感——那种社交迫使人与众多往往对其心灵与智识毫无裨益的人物，在各种»周二»、»周四»、»周五»之类的例行聚会、应邀晚宴上进行强制性的交往。对他这样一个内心世界丰富、沉浸于不间断思考活动的人而言，这一切都是有害的。彼得堡对他而言不可避免地还会令人联想起彼得保罗要塞的地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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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再婚之后，他于1864年在米斯霍尔附近为家人租了一所住宅，1867年又得以从格·阿·库舍列夫-别兹博罗德科伯爵处购得福罗斯附近一处名为»姆沙特卡»的荒芜庄园，占地116俄亩，遍植葡萄园、果树与公园。在这里，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汇集了自己的藏书，兼用尼基茨基植物园的大型图书馆，以及由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的»学术馆员»尼·尼·斯特拉霍夫（同时也为列·尼·托尔斯泰提供书目）邮寄来的书籍，得以在宁静的环境中专注于学术研究。

斯特拉霍夫多次劝说他常来彼得堡，甚至迁居首都。1882年，他写信给达尼列夫斯基：»亲爱的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您早就应该来这里，发挥您的影响力；这里非常需要这样的人，我很惊讶您至今仍被留在克里米亚。»他认为在那里他的»声音将大有裨益、十分必要»〔88〕。两年后，他再次提醒达尼列夫斯基：»我不止一次地批评您的足不出户。您每年至少应来彼得堡两周。那样您的一切事务（指《达尔文主义》一书的出版——鲍·鲍注）都将顺利进行，不会遭受任何拖延与阻碍»〔89〕。

然而达尼列夫斯基态度坚决。隐居的生活更合他心意。他认为，能与之»畅谈的人，少之又少»〔90〕。

还有另一段说明颇有意思，有助于理解他创作工作方式的特点以及他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在1879年5月23日致尼·彼·谢苗诺夫的信中，他吐露了这样的心声：»但对我来说，写作不像对你那样轻而易举。我需要绝对的宁静与平和，完全不受任何干扰，写作（即创作）过程犹如走独木桥或走钢丝，思绪不断向这边那边偏去，随时有从钢丝上跌落的危险，而要重新爬上钢丝又要费很大的力气，还要不停地注意沿着独木桥直线前行，因为所谓逻辑思维，正是这样一种行走在极细极滑独木桥上的步履，而通往真理没有其他路可走。（道德上通往天国之路亦然如此。）因此我总是在长时间的犹豫与不情愿中才踏上这样的旅途，必须有什么非常强烈地激发我的东西来推动我……»〔91〕。这番心语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任何一篇令他牵挂的科学文章中那种精心的目的性、全身心的投入，以及令众多读者折服的逻辑严谨性与论证力量。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交往圈子极为有选择性。让我们看看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哪些人进入了这个圈子，以及他们如何评价他的为人与个人品质。关于谢苗诺夫兄弟——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与彼得·彼得罗维奇（天山斯基）——我们已有部分提及。参政院议员、改革活动家、六十年代改革史著作的作者兼业余植物学家尼·彼·谢苗诺夫，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系最为亲密（他正是将其未竟之作《达尔文主义》题献给他的那个人），得知好友猝然离世的消息后，大病经年。达尼列夫斯基的讣告由其子——法学家、后来出版了《君主制作为国家政体》（圣彼得堡，1906年）一书的作者——撰写。他在其中指出，达尼列夫斯基»是一位拥有百科全书式教养、学识渊博的独创性思想家与博物学家，是一位珍贵、非凡可亲、深入骨髓的俄罗斯人»，众人»都为他的智识那无可抗拒的力量与清晰所折服，而这与他非同寻常的谦逊、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性格与灵魂并存»……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讣告的作者认为，»这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与活动»无疑值得一部专门的专著»〔92〕。（顺便指出，在俄罗斯，只有近年来这一愿望才开始得以实现，最初的几部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重要著作是在国外问世的。）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本人稍后在对《达尔文主义》一书作出评价时，认同了卡·尼·别斯图热夫-柳明的看法，后者认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是一位»天才»。院士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在其回忆录中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为»独特而可亲的人物»，赞扬其»非凡的逻辑思维»、»令人叹服的辩证法与广博的多方面学识»〔93〕。

尼·尼·斯特拉霍夫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评价通常带有由衷的赞叹，尽管两人的通信表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远非在一切问题上都与他志同道合——尤其是在哲学问题上——并以其一贯的直率毫不掩饰这一点。对斯特拉霍夫而言，达尼列夫斯基是»俄国最杰出的人物之一»〔94〕。他是达尼列夫斯基观点与主要著作最坚定的支持者与传播者。

当然，今天未必所有人都知道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斯特拉霍夫是何许人，以及他的见解与评价是否可信。至多有些读者会记得他与列·尼·托尔斯泰一家交情深厚，常居雅斯纳亚·波良纳作客，与大文豪本人保持通信往来。然而在19世纪80年代，尼·尼·斯特拉霍夫作为哲学家与文学批评家在俄国读书界享有广泛声誉。他的笔下诞生了文学批评与自然科学哲学领域的诸多著作，如《有机生命书简》（圣彼得堡，1859年）、《黑格尔哲学在当今时代的意义》（圣彼得堡，1860年）、《作为整体的世界》（圣彼得堡，1872年）、《论有机体的发育》（《1874年度自然》文集，第1册）、《论心理学基本概念》（圣彼得堡，1878年）、《关于伊·谢·屠格涅夫与列·尼·托尔斯泰的批评文章》（圣彼得堡，1881年）、《论永恒的真理（我关于招魂术的论争）》（圣彼得堡，1887年）、《关于普希金与其他诗人的笔记》（圣彼得堡，1888年）、《哲学基本原理系统阐述之尝试》（圣彼得堡，1888年）、《论心理学与哲学基本概念》（圣彼得堡，1892年）、《我国文学中对西方的抗争：历史批评文章》（第1册，圣彼得堡，1882年，第2版1887年；第2册，圣彼得堡，1883年，第2版1890年；第3册第2版，基辅，1897年）；《回忆与片段》（圣彼得堡，1892年）。他还译有库诺·费舍尔多卷本《近代哲学史》、弗里德里希·朗格《唯物主义史》、阿尔弗雷德·布雷姆《鸟类生活》以及约·勒南《回忆录》。

尼·尼·斯特拉霍夫（1828—1896）是一位学识广博的人。他先后就读于科斯特罗马神学院哲学科、彼得堡大学法律系（两年），因贫困转入国立师范学院，于1851年以自然数学科毕业。1857年通过动物学硕士论文答辩。1861年起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为好友，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时代》杂志（1862—1863年）与《纪元》杂志（1864—1865年）的积极撰稿人。1862年夏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结伴出国旅行。《时代》杂志于1863年因尼·尼·斯特拉霍夫的文章《致命的问题》被政府封禁，该文被认为对波兰人表示了同情。在杂志合作期间，他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杰出文学批评家与思想家阿·阿·格里戈里耶夫结为好友，在思想上产生了深度共鸣，此后还发表了关于两人的颇具价值的回忆录。由于没有任何资产，他靠文学劳动为生直至1873年，在《时代》与《纪元》之后先后为《阅读文库》《祖国纪事》《黎明》等杂志撰稿。1873年至1885年任圣彼得堡皇家公共图书馆馆员，自1874年至辞世担任国民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委员。这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生活来源，由在《俄罗斯导报》《罗斯》《新时代》《国民教育部杂志》《哲学与心理学问题》及其他刊物发表文章与书籍的稿酬补充。

在哲学上，尼·尼·斯特拉霍夫信奉并论证宗教唯心主义学说——»精神理论»，即关于人类作为宇宙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在社会政治方面，他始终被定性为土壤主义与斯拉夫派的代表。斯特拉霍夫本人并不回避这一定性，但同时提出了一个颇为重要的保留意见：»每一位斯拉夫派都被怀疑同情专制主义并怀有对外国人的仇恨。我想说的是，我不管在其他方面犯了什么错误，在这些罪过上是清白的。我没有写过一页反自由主义的文字，没有一句对犹太人、天主教徒等的仇恨之语»〔95〕。

据瓦·瓦·罗扎诺夫评价，作为文学批评家，斯特拉霍夫以对艺术文学与社会政治思想中一切新的才华之声的非凡敏锐感著称，以在俄国文学史上分辨永恒价值与过眼烟云的卓越能力著称。他率先对托尔斯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与《安娜·卡列尼娜》作出了高度而深刻的评价；率先发现了瓦·瓦·罗扎诺夫非凡的哲学与文学才华，帮助他起步，竭尽所能促成其首批著作的问世，因而赢得了瓦·瓦·罗扎诺夫终生的感激与全力的敬重，后者尊他为俄国文学的»养育者»。瓦·瓦·罗扎诺夫在斯特拉霍夫讣告中写道：»……文学在他身上失去了它的养育者，我们尚未成熟的、孩童般的思想在他身上失去了最珍贵的乳母，他在我们文学’麦子与莠草’中间，以某种自然的方式成长，自行从土壤中生发»〔96〕。

同时代人将尼·尼·斯特拉霍夫誉为»俄罗斯最博学之人»，这一点得到了官方的认可——1890年他当选科学院通讯院士。他被视为最具独创性、最为深刻、不依从任何时髦思潮的思想家之一，»本世纪最优秀的文学批评家之一»〔97〕。列·尼·托尔斯泰无疑也如此评价他，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表达了最温暖、在情感与友谊流露上最动人的心声。以下仅举他致尼·尼·斯特拉霍夫书信中几个流露这种情感的例子：»您最后一封信的语气有些讽刺。请不要对我这样，因为我非常爱您»（1874年4月）；»您能理解一切，这是千真万确的，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4年5月）；»如果在您返回彼得堡途中不能与您相见，我将感到无比委屈与悲痛，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1874年7月）；»您的信，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给我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鼻子一酸，眼眶噙满了泪水。这是所有真实之物给我的印象……»（1875年11月）；»……我被我们精神相通的新证明所震撼»（1876年1月）；»您对（小说《安娜·卡列尼娜》——鲍·鲍注）的理解令我说不出的欣喜»（1876年4月）；»读了您的著作《论心理学基本概念》（圣彼得堡，1878年），不止一遍，不止两遍，而是将每个角落都细细翻遍，您的全部思想于我如今已清晰可辨，如我所能理解的那样；极想与您一同阅读，就几乎每一个思想倾谈»（1878年5月）；»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非常感激您的信——第一封长信。我珍视您对我的信任»〔98〕。»非常非常期待您，深深爱您»；»读了您的著作（《论永恒的真理……》，圣彼得堡，1887年），深表赞同……您的译文无与伦比之精美»（指柏拉图《斐多》译文——1887年5月）；»刚刚读完您的信，一如既往，是封善意、睿智而有趣的信»（1891年12月）；»收到您奇妙的来信»（1892年9月）〔99〕。

不能不指出，在对某些作家、学者以及某些著作的看法上，他们的意见并非处处一致。然而总体而言，托尔斯泰极为看重斯特拉霍夫的才智、审美趣味以及其为人品质。众所周知，托尔斯泰甚至曾信任斯特拉霍夫为自己的作品校样。而与此同时，丹尼列夫斯基的反对者为了贬低其学术成就，往往总是把斯特拉霍夫描绘成一个在智力上微不足道的人物——仅仅因为他对丹尼列夫斯基心怀敬仰。

同时代的人还注意到，斯特拉霍夫对谈话对象具有一种令人惊异的安抚作用。莫斯科大学教授、莫斯科心理学会主席格罗特曾说：“几乎总是平静、温和而又和善待人的尼·尼（斯特拉霍夫），为他所出现并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圈子带来一种特殊的、宁静的光。”罗扎诺夫也证实道：“他那持久的明朗、善良与智慧，使与他同坐的人内心都趋于安宁。”

几乎每个夏季假期，斯特拉霍夫要么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拜访列夫·托尔斯泰，要么在科列纳亚荒漠修道院探访阿·阿·费特，要么在姆沙特卡与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相聚。（丹尼列夫斯基也与费特相识，费特亦曾到姆沙特卡做客。）

因此，关于托尔斯泰的许多情况，丹尼列夫斯基是从斯特拉霍夫的叙述中得知的。无论如何，在若干已发表的斯特拉霍夫致丹尼列夫斯基的书信中，托尔斯泰被提及为他们共同关注与崇敬的“对象”。那正是托尔斯泰两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问世的时期，他们的讨论多半围绕这些作品展开。例如，在1879年5月4日斯特拉霍夫致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延续了他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长期讨论——早在1869年，丹尼列夫斯基就在其《俄罗斯与欧洲》中就这部小说的卓越成就感叹道：“请指出，在任何欧洲文学中有类似的作品！”对托尔斯泰及其创作的持续兴趣，也体现在1879年9月23日斯特拉霍夫致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

斯特拉霍夫在给丹尼列夫斯基的信中，常常叙述他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以及他们讨论的问题。但有时，尤其是在前往姆沙特卡之后，他也会在写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谈及丹尼列夫斯基。早在1872年3月10日致托尔斯泰的信中，斯特拉霍夫就把丹尼列夫斯基称作托尔斯泰所熟知的人。同年12月4日的信中，他详细讲述了在姆沙特卡度过的日子，以及丹尼列夫斯基本人和他的妻子。此后，在1873年11月、1874年5—6月、1875年3月与12月、1877年1月、2月、4月和10月等时间的书信中，斯特拉霍夫多次提到丹尼列夫斯基。这些提及涉及丹尼列夫斯基生活中的细节，以及他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包括对《安娜·卡列尼娜》的评价。显然，托尔斯泰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见解评价甚高。1875年3月底，他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写道：“关于您所写的那部小说，有一点使我欣慰——丹尼列夫斯基的评价。”

最终，托尔斯泰显然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愿望，想要亲自见一见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这次会面果然发生了——就在丹尼列夫斯基去世前几个月。1885年3月，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逗留七天期间，专程前往姆沙特卡拜访丹尼列夫斯基。尽管行程匆忙，他仍在那里过夜，停留了约一昼夜。两人的交谈显然颇有兴味，但时间太短，未能尽谈——正如后来丹尼列夫斯基向斯特拉霍夫抱怨的那样。关于对托尔斯泰的印象，丹尼列夫斯基写道：“他本人比他的艺术作品还要更为卓越。这就是他给我和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留下的印象……他身上有一种无法想象的由衷真诚……我曾听说他相貌不佳，但我完全没有这种感觉——那是一张洋溢着朴素、真诚与善良的面容。”托尔斯泰在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则更为简洁，却同样充满感情：“……我在克里米亚时去了丹尼列夫斯基那里。我很喜欢他，还有他的妻子。当然，我们谈到了你。”不久之后，4月16日，他又写信说，在得知丹尼列夫斯基对其《我的信仰何在》一文给予好评后：“您知道如何让我高兴——丹尼列夫斯基的好评。我很高兴自己当时猜到要去拜访他。”尼·尼·斯特拉霍夫也无比欣喜，因为他最为心灵相契的两个人彼此喜欢。在回应托尔斯泰称丹尼列夫斯基“令他喜爱”的消息时，斯特拉霍夫写道：“读到这样的消息，我感到极大的喜悦。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在各方面都比我更好，而且如无人能及般诚实而直率。我已回信并转达，说他也很喜欢您。我为您的这次旅行深表感激。”

托尔斯泰与丹尼列夫斯基都以极大的坦率、开放与真诚著称，因此，很难怀疑他们所表达的相互好感中含有任何虚伪或出于礼节的成分。同时，两人也都具有高度的独立判断力，并坚持己见，因此出现分歧也是可能的。然而，一旦确认与某人的精神亲近，在对情感关系严格择取的前提下，他们大概都能够长期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的生命却意外地中断了。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于1885年11月7日去世，享年63岁。当时他正结束一次前往格鲁吉亚的考察之旅，此行旨在研究戈赫恰湖的渔业情况。他在旅馆房间内因心脏病突发骤然离世。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仍与湖上渔业违规现象有关：“他们会把我们的戈赫恰毁掉。”许多事情都可能令这位学者激动不已——因为戈赫恰承载着他三十年前在学者贝尔院士带领下参加首次里海考察时的记忆。

这一年的春天，他的心脏病开始发展，最初的症状正是在托尔斯泰来访期间显现，此后发作愈加频繁。斯特拉霍夫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这样描述：“‘仿佛胸口被撕裂’，他用这句话来形容发作时的感觉。疼痛显然剧烈，尽管他从不抱怨，只是有时脸上会冒出大颗汗珠。但在发作的日子里，常常出现一种状态：在平静时，他的眼神呈现出一种令所有人震动的表情。‘非凡的温柔’，奥·亚这样说；‘天使般的、仿佛来自天界的神情’，家庭女教师这样说……她还说，他大概常常思考死亡。”（顺便一提，丹尼列夫斯基最后一部著作《达尔文主义》中所刊载的照片，也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温和、“天使般的表情”，以及内心的宁静与澄明。）

丹尼列夫斯基的去世几乎击垮了那些与他亲近的人。前文已提到，他自中学时代起的朋友谢苗诺夫因此卧床不起，久久未能康复。尼·尼·斯特拉霍夫也沉重地承受了这一打击。他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把此事称为自己人生中的灾难性转折，说自己“以惊人的轻易感受到了生命的虚无”：“如果不是一半，那么至少三分之一的生命对我来说已经消失。我的习惯、书籍、计划与希望，都令我厌倦，仿佛纯粹的愚蠢；有几天我重新获得了流泪的能力，同时对一切都不再激动……在这个月里，我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辞去公共图书馆的职务。”这一决定他立即付诸实施。托尔斯泰虽然以其宗教—哲学式的平静态度看待死亡，但也因这一消息深感悲痛：“得知丹尼列夫斯基去世，我非常悲伤。不过我仍然高兴我们彼此相互喜爱。”他在丹尼列夫斯基去世后立即写信给斯特拉霍夫。半年后，当斯特拉霍夫在姆沙特卡整理丹尼列夫斯基的档案时，托尔斯泰请求道：“请向奥尔加·亚历山德罗芙娜转达我由衷的问候。我对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了解不多，但却深深地喜欢他。如果我会为某个人的去世感到惋惜，那我一定会为他而惋惜。”

丹尼列夫斯基的去世也使他在克里米亚的邻居、军事改革家、1877年当选为科学院荣誉院士的米留京伯爵深感悲痛。十余年来，他们经常互访，这一点在米留京的《日记》中多有记载。例如，1874年8月31日：“我终于又一次与彼·彼·切列帕诺夫骑马前往姆沙特卡，拜访那位令人敬重的学者尼·雅·丹尼列夫斯基。”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被安葬在他生前所嘱咐的地方：位于其庄园内、陡峭的海岸之上。那里大自然形成了一块不大的方形平台，四周环绕着挺拔的柏树（被称为“柏树林之厅”）。阿·阿·费特以一首墓志铭式的诗歌悼念丹尼列夫斯基，这首诗后来收入了他多部诗集之中：

“既然注定要生，亦无法不降临人世，
那你所走过的道路，啊长眠的旅人，何其令人羡慕！
将心灵交付于宏阔而包容万物的思考，
你得以回望并热爱这湛蓝的囚笼。
你领悟到，世界唯有对真正活着的人才美好，
便努力遏制那些危险激情的虚妄；
在南方的海边，在岩石永恒的屏障之后，
你在繁花盛开的园中寻得一隅安息之地。”

***

上述事实表明，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并非一位普通的植物学家或实践性的鱼类学家，而是一位俄罗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位“真理的探索者”和创新者。这一点体现在他广泛的学术兴趣上，也体现在他试图在不同学科领域（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语言学、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以及内外政策的具体问题中寻找答案、探求真理的努力之中。

他既拥有卓越的智力天赋，又具备高度的道德品质，这一点得到了许多杰出人物的见证——他们构成了丹尼列夫斯基的交往圈。彼·彼·谢苗诺夫-天山斯基、院士卡·米·贝尔、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尼·尼·斯特拉霍夫、康·尼·列昂季耶夫、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阿·阿·费特、弗·弗·罗扎诺夫、德·阿·米留京、伊·阿·维什涅格拉德斯基等人，都对他表现出兴趣，对他抱有同情与敬意，并高度评价他在才智、百科式学识以及敏锐而有力、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思维等方面的卓越禀赋。

其中许多人认为，对于丹尼列夫斯基的真正认可——如同对俄罗斯一切非凡天才人物的认可一样——尚在未来；并且“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更替逐渐远离我们的时代，在他们面前将愈加清晰地显现出他试图建构的那座宏伟思想大厦的壮丽轮廓”。

不过，在这样的评价中，人们几乎总是指向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俄罗斯与欧洲》。因此，有必要对这部作品另行加以论述。

注释

巴若夫 S. I.《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哲学—历史观中的文化与文明（批判性分析）》：哲学科学副博士论文提要。莫斯科，1989年，第16页。
扎哈罗夫 A. A.《19世纪俄罗斯历史文献中的世界历史进程循环理论》：历史科学副博士论文提要。托木斯克，1987年，第1页。
阿法纳西耶夫 V. V.《斯拉夫派历史社会学学派》/《意识与历史》。巴尔瑙尔，1993年，第65页。
皮沃瓦罗夫 Ю. С.《尼古拉·丹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化与世界科学中的地位》//《俄罗斯世界》，1992年第1期，第163页。
马亚库诺夫 А. Э.《尼·雅·丹尼列夫斯基著作中的俄罗斯民族与国家问题》：哲学科学副博士论文提要。圣彼得堡，1994年，第3页。
普拉托诺夫 О. А.《俄罗斯文明》。莫斯科，1995年，第4页。
特罗伊茨基 Е. С.《俄罗斯文明：过去与现在》/《俄罗斯文明与协同性》。莫斯科，1994年，第6页。
普谢乌什 А. А.《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中的“俄罗斯与欧洲”问题》：哲学科学副博士论文提要。莫斯科，1994年，第3页。
杜布诺夫 А. П.《“西方的衰落”与人类的全球性问题（通俗导论）》/ 奥·斯宾格勒《欧洲的没落》。新西伯利亚，1993年，第29页。
特罗伊茨基 Е. С. 同上，第6页。
参见，例如：努格马诺娃 Н. Х.《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民族史学中文明方法的传统》：历史科学副博士论文提要。莫斯科，莫斯科国立大学，1996年，第3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回忆录》，第1卷。彼得格勒，1917年，第110–111页。
同上，第180页。
同上，第128页。
同上，第180页。
《祖国纪事》，1843年第5–6期，第104–106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II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1年，第328页。
《祖国纪事》，1848年第5期，第4页。
同上，第6期，第17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 同上，第195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II卷，第328页。
同上，第II卷，第288、436页。
俄罗斯国家档案馆（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13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回忆录》，第1卷，第194页。
同上，第180–181页。
同上，第181页。
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13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同上，第212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II卷，第331页。
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28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II卷，第335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回忆录》，第1卷，第217–218页。
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26–37页。
同上，第41页。
同上，第42页。
《彼得拉舍夫斯基派案件》，第I卷，第181页；第II卷，第146页。
同上，第II卷，第131页。
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53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 同上，第218页。
同上，第219页。
GARF，基金109，第1次远征，1849年，目录24，案卷214，第52部分，第54、51页。
同上，第58–59页。
同上，第62页。
同上，第64页。
同上，第67页。
同上，第84页。
同上，第71、72页。
谢苗诺夫 П. Н.《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讣告）》。圣彼得堡，1885年，第5页。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RGIA），基金1287（内务部经济司），目录7，案卷66，第91–97页。
RGIA，基金398（国家财产部），目录30，案卷11174，第2页。
同上，第25页。
赖科夫 Б. Е.《卡·米·贝尔自传导论》/ 卡·米·贝尔《自传》。莫斯科，1950年，第14–15页。
马克思 К.、恩格斯 Ф.《著作集》，第14卷，第483–484页。
赖科夫 Б. Е. 同上，第15页。
同上，第12页。
霍洛德科夫斯基 Н. А.《卡尔·贝尔》。柏林，1923年，第83页。
同上。
赖科夫 Б. Е. 同上，第21页。
赖科夫 Б. Е.《卡·米·贝尔的生平与科学活动》/ 贝尔《动物发展史》。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第399页。
贝尔院士《自传》。莫斯科—列宁格勒，1950年，注释，第529页。
索洛维约夫 М. М.《卡·米·贝尔〈里海日记〉评述》/《科学遗产》，第1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48年，第83页。
贝尔院士《自传》。莫斯科，1950年，第421、424、441页。
《欧洲档案中的卡·米·贝尔书信遗产》。列宁格勒，1978年，第284页。
索洛维约夫 М. М. 同上，第84页。
赖科夫 Б. Е. 同上，第384页。
赖科夫 Б. Е.《贝尔自传导论》，第28页。
别斯图热夫-留明 К. Г.《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讣告）》//《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讯》，1885年第10期，第458页。
斯特拉霍夫 Н. Н. 致丹尼列夫斯基书信 //《俄罗斯导报》，1901年第3期，第126页。
《俄罗斯地理学会论文集》，第II卷。圣彼得堡，1869年，第138页。
《帝国科学院俄语与文学部论文集》，第VII卷，第3号，1869年，第3页。
谢苗诺夫 П. Н. 同上，第10页。
丹尼列夫斯基 Н. Я.《政治与经济论文集》。圣彼得堡，1890年，第272页。
韦利奇科 В. Л.《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生平与著作》。第2版。圣彼得堡，1904年，第75–76页。
《弗·С·索洛维约夫与И·С·阿克萨科夫通信》//《俄罗斯思想》，1913年第12期，第82页。
丹尼列夫斯基 Н. Я. 同上，第274页。
同上，第277页。
托尔斯泰 К. К.《论主导世界观的随笔》//《罗斯》，1884年第16期，第57、59页。
丹尼列夫斯基 Н. Я. 同上，第240页。
同上，第246页。
同上，第248页。
同上，第270页。
丹尼列夫斯基 Н. Я.《达尔文主义：批判性研究》。第1卷，第1册。圣彼得堡，1885年，第18页。
列宁 В. И.《全集》，第1卷，第139页。
斯特拉霍夫 Н. Н. 致托尔斯泰书信（1887年6月4日）//《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1870–1894）》。圣彼得堡，1914年，第354页。
托尔斯泰 Л. Н.《全集》，第64卷。莫斯科，1953年，第250页。
阿夫杰耶娃 Л. Р.《俄罗斯思想家：格里戈里耶夫、丹尼列夫斯基、斯特拉霍夫》。莫斯科，1992年，第59页。
斯特拉霍夫 Н. Н.《〈达尔文主义〉第二卷序言》。圣彼得堡，1889年，第48页。
斯特拉霍夫致丹尼列夫斯基书信 //《俄罗斯导报》，1901年第2期，第457页。
同上 //《俄罗斯导报》，1901年第3期，第131页。
同上 //《俄罗斯导报》，1901年第2期，第458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ОР РНБ），基金237（丹尼列夫斯基），案卷27，第4页。
谢苗诺夫 Н. Н.《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丹尼列夫斯基》。圣彼得堡，1885年，第1、18页。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П. П.《回忆录》，第1卷，第180、190页。
斯特拉霍夫 Н. Н.《对达尔文主义的完全反驳》//《俄罗斯导报》，1887年，第187卷（1–2月），第10页。
格罗特 Н. Я.《纪念斯特拉霍夫》。莫斯科，1996年，第7页。
罗扎诺夫 В. В.《文学流亡者》。第1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486页。
尼科利斯基讣告摘录 / 罗扎诺夫，同上，第417页。
托尔斯泰 Л. Н.《全集》，第62卷，第83、88、99、111、219页。
同上，第90卷，第242页；第64卷，第23页；第66卷，第111、253页。
格罗特 Н. Я. 同上，第10–11页。
罗扎诺夫 В. В. 同上，第391页。
斯特拉霍夫致丹尼列夫斯基书信 //《俄罗斯导报》，1901年第2期，第136页；丹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圣彼得堡，1995年，第426页。
同上，第138页。
托尔斯泰 Л. Н.《全集》，第62卷，第164页。
《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1870–1894）》。圣彼得堡，1914年，第318页。
托尔斯泰 Л. Н. 第63卷。莫斯科，1934年，第220–221页。
同上，第238页。
《托尔斯泰与斯特拉霍夫通信》，第319页。
同上，第332页。
同上，第328页。
托尔斯泰 Л. Н.《全集》，第63卷，第313、366页。
米留京 Д. А.《日记》，第3卷。1947年，第169页；另见第98页；第2卷（1949年）第50页；第4卷（1950年）第109、157页。
费特 А. А.《著作集》（两卷本），第1卷。莫斯科，1982年，第185页；亦见《诗集》（1981年）第291页；《诗歌·散文·书信》（1988年）第142–143页。
罗扎诺夫 В. В.《文学流亡者》，第1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5页。

第二章《俄罗斯与欧洲》——历史哲学中的新篇章

尼·雅·丹尼列夫斯基于1865年至1868年间撰写《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令人惊讶的是，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篇幅超过三十个印刷页的著作，是在零散时间中完成的，主要集中于冬季写作，因为在1863至1867年间，他每逢夏季都忙于考察工作——研究亚速海和黑海的渔业，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整理为报告和论文。或许只有在1867年，他定居于自己的庄园姆沙特卡时，才得以较为集中地投入到这本书中。然而在1868年，从8月起他又被长期派往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研究当地居民贫困的原因，同时还要撰写相关报告和发表论文。需要提醒的是，除与考察相关的科学著作外，他还在1867年发表了一篇长达一百余页的重要文章——《关于信用卢布贬值、贸易平衡与工业保护的若干思考》。

这些年间俄罗斯国内最重要的事件——不可能不影响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状态的——包括：60年代改革的实施，特别是1864年的司法改革；1865年实施的较此前更为进步的《临时出版与审查条例》；1866年4月4日卡拉科佐夫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以及同年《现代人》和《俄罗斯词语》杂志被关闭；1868年由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叶利谢耶夫和米哈伊洛夫斯基创办《祖国纪事》，并在其上发表拉夫罗夫的《历史书信》。

在国内外政治层面持续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1863—1864年波兰起义的镇压；1865—1867年突厥斯坦地区的并入；1866年普鲁士与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奥地利与意大利签订维也纳和约并将威尼斯地区并入意大利；1867年奥匈帝国二元制的建立以及北德意志邦联的形成；同年在莫斯科召开的斯拉夫大会。此外，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以及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也未被丹尼列夫斯基忽视。他在书中以批判态度提及共产主义与马克思，认为俄罗斯知识界开始盲目崇拜这些思想。

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外背景之下，丹尼列夫斯基完成了他的这部主要著作。尽管专业工作繁重、时局动荡，这项工作仍被顺利完成，并于1868年底以完整手稿的形式送至《曙光》杂志编辑部。通常，书籍往往是作者多年期刊文章的汇编，但在本例中，这部著作是在未作 предвар发表的情况下整体完成，并于次年即1869年发表。这种不同寻常的出版方式，后来导致1871年单行本被误称为“第二版”，因为期刊版本被当作“第一版”。

那么，《曙光》杂志究竟是什么样的刊物？为什么丹尼列夫斯基选择在此发表自己的著作？

在苏联时期的新闻史研究中，它常被简单地定性为“反动刊物”，据称“激烈反对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并宣扬“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然而，这种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评价，并不能涵盖该杂志内容的复杂性：许多常驻作者并不能简单归入这一框架，其思想立场也远非单一。例如，该刊的重要作者之一——圣彼得堡大学国家法教授格拉多夫斯基——以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著称，积极支持60年代改革，并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之间持一种中间立场。同样，很难把历史学家别斯图热夫-留明归入“反动派”。而斯特拉霍夫在该刊发表的关于赫尔岑的文章以及《致命问题》一文，也远非单一立场——该文甚至因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而导致《曙光》在创刊四年后被关闭。

对该杂志作出上述评价的人似乎也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该刊上发表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的丈夫》、托尔斯泰的《高加索的俘虏》、丘特切夫与迈科夫的诗歌，以及迈科夫译的《伊戈尔远征记》、谢苗诺夫译的密茨凯维奇《康拉德·瓦连罗德》，还有米勒等人的批评文章——这些作品显然具有超越一时的文化价值。然而在当时，表现正常俄罗斯爱国情感的作品，往往被归入“反动”的范畴。此外，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正是在该刊创刊之初发表，这一事实也影响了后来苏联史学对其的评价。

丹尼列夫斯基在将书稿提交给《曙光》时，显然已经大致了解该刊的作者群体与出版方向，这些都应当令他满意。而实际上，他也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当时并不存在更适合《俄罗斯与欧洲》思想取向的刊物，更不用说有编辑部愿意一次性发表整部尚未经过期刊试探的著作，尤其是出自一位曾因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而被贬的作者之手。

因此，该书首先于1869年以期刊形式发表。1871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单行本（虽然被误称为“第二版”）。对于一部学术著作而言，其印数——1200册——在当时已属可观，但销售却持续了15年之久。此后在1917年革命前又出版了三次（1888、1889、1895年），分别被误标为第三、第四和第五版。可以看出，这本书在19世纪80—90年代，即作者去世之后，才真正获得更广泛的读者关注。1888年版在当年11月前即售罄，次年因需求仍盛而再版。1890年4月24日，斯特拉霍夫在致托尔斯泰的信中欣喜地写道：“《俄罗斯与欧洲》的成功仍在增长——书很快售罄，而且常常能听到初次阅读者的高度赞赏。”[2]

这种对丹尼列夫斯基著作兴趣的增长，有多方面原因：既有外部政治因素，也有国内原因。他关于欧洲对俄态度的判断以及对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地位上升的预测不断得到印证。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面临的发展道路选择问题日益尖锐。围绕该书展开的讨论，实际上引导人们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正因如此，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斯特拉霍夫、索洛维约夫、列昂季耶夫、米哈伊洛夫斯基、卡列耶夫、罗扎诺夫、别斯图热夫-留明等——无论是通过直接的论战文章，还是通过各自的著作，都参与了这场讨论，从而进一步提升了读者对《俄罗斯与欧洲》的兴趣。

那么，在这样一个乍看之下似乎只涉及对外关系的书名之下，丹尼列夫斯基究竟向读者提出了什么新的思想？在这个朴素的标题之下，这位思想创新者、不懈的“真理探索者”，首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世界历史进程理论，并以新的方式重新提出了当时已存在的两个问题：“西方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

丹尼列夫斯基首次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传统历史分期（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的根本不成立。在他看来，这一划分源于欧洲历史学家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他们仿佛认为，人类文明的历史是从欧洲开始的。基于这种自我迷恋，他们把所有非欧洲文明都归入“古代”，而将欧洲文明独占后两个历史阶段。[3]

不过，丹尼列夫斯基认为，这种自我迷恋从人类精神的角度来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他解释道：“难道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都把自己创造的形式看作艺术的最后阶段吗？难道提出理论的学者不认为自己说出了科学的最终真理吗？难道政治家不认为自己的制度能够造福国家千秋万代吗？……没有这种幻象，就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行动，也不可能有真诚的情感。” 这种幻象不仅属于个体，也属于整个国家。“罗马曾被认为是永恒的，尽管孟菲斯、巴比伦、推罗、迦太基、雅典都已灭亡，但它仍然在罗马人看来值得为之牺牲。”[4] 也就是说，从心理角度看，这种历史性的自我迷恋不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必要的，因为它促成了个人精神与文明发展的高峰。然而，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这终究只是一种幻象。

列·尼·古米廖夫显然是在继承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关于历史进程中对以往文明意义被不当低估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对这一现象作出了解释。他认为，历史学家往往难以克服所谓的“距离错觉”——即在研究远古历史事件时，由于资料匮乏而产生的困难。正是这种“病症”，古米廖夫认为，会把研究者引向“关于这些事件无足轻重的错误结论”。[5]

丹尼列夫斯基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在当时对历史科学而言堪称全新的见解，并成为其未来发展的重大启示：在人类历史中并不存在单线的、单向上升的进化过程——那不过是一种人为构造的 схем；民族如同个体一样，有其诞生与成长、繁荣与衰落；其中一些形成文化—历史类型，而另一些则仅仅作为历史的“民族志材料”而存在。

这是一种并非立足于欧洲文明“局部视角”的历史观，而是仿佛从宇宙的高度、同时又从神圣秩序的高度俯瞰人类世界及其周遭。这既是自然科学家、整体论哲学家的视角，同时也是一位深具宗教信仰者对人类历史的理解。

他所揭示的人类历史体系，被丹尼列夫斯基称为“自然的”，而传统的世界历史分期则被视为“人为的”。因为在他看来，他的体系并非源自抽象的思辨 схем、经院式的理性构造（例如黑格尔体系），或政治幻想，而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观察之上，建立在对具体民族与文明具体命运的研究之上。

丹尼列夫斯基断言，人类历史中从未存在、也不应存在某种统一的“人类文明”，尽管欧洲文明曾如此断然地主张自身的这一地位。一个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旦能够作为一种文化—历史类型确立自身，便会在特定时期达到某种繁荣，这种繁荣才应被称为该类型的“文明”。而这样的文化—历史类型，丹尼列夫斯基共划分为十种：1）埃及型，2）中国型，3）亚述—巴比伦—腓尼基（或迦勒底，亦即古代闪米特）型，4）印度型，5）伊朗型，6）希伯来型，7）希腊型，8）罗马型，9）新闪米特（或阿拉伯）型，10）日耳曼—罗曼（或欧洲）型。它们相继更替，各自为“人类宝库”作出贡献。但这并不是一种单线发展的过程，也不是对某种“全人类文化”共同品质的不断累积。

与其将世界历史人为地划分、把其中三分之二压缩进“古代”，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更合理的看法是：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经历了自身的古代、中世纪与近代阶段。他认为，把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视为一种自然有机体更为恰当，因为它们都具有相应的发展阶段：童年与青年、壮年与成熟、衰老与消亡。

如果某一文化—历史类型正处于繁荣期，在各方面都取得了众多成就，那么这也意味着它将随之走向衰落。作为一位植物学家，丹尼列夫斯基以植物作比喻加以说明：“开花的时刻，意味着植物生命中新事物的最后生成，因此应当把它视为植物创造力的最高阶段，其后便只是成熟……果实首先属于初秋。”（第143页）他正是将这种“开花”与结果的阶段视为文化—历史类型的“文明”阶段，即文明只是其发展中的顶峰部分。[6]

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文化—历史类型的发展中，文明阶段之前，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民族志准备时期”。通过对各文化—历史类型寿命的估算，他得出结论：这一民族志阶段至少持续约一千年，而文明阶段约为六百年。至于某一民族或文化—历史类型能够无限发展的观念，他则将其归为“最荒谬的想法之一”（第91页）。他以希腊为例：这一曾经处于领先地位、极大丰富了人类文明宝库的文化—历史类型，最终也走向衰落，从历史舞台上退出了作为文化灯塔的角色。中国、罗马、拜占庭亦复如此。它们在各自时代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并不亚于欧洲（罗曼—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成就。

不过，丹尼列夫斯基并不否认，在文化—历史类型更替过程中，确实存在某种程度的积累与丰富，其基础结构也在不断复杂化：从“单一基础”走向“四重基础”。他认为，文化—历史类型的活动表现为四个方面：宗教（人与上帝的关系）、文化（狭义）、政治以及社会经济。在最早的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和伊朗——中，这些方面尚未分化，而是混合存在。随后出现了“单一基础”的文化—历史类型，它们各自突出体现某一方面：希伯来型（产生了一神教）侧重宗教，希腊型侧重文化，罗马型侧重政治。欧洲（罗曼—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则同时在宗教和社会经济领域有所表现，因此属于“双重基础”。

至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丹尼列夫斯基推测，它或许将成为“四重基础”的类型，即在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四个方面都获得发展（第400—430页）。

基于这一理论，丹尼列夫斯基还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之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与路径问题。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早在他生前，一些并不严谨的批评者，以及后来的一些历史学家，曾将他描绘为孤立主义者，认为他否认不同文化—历史类型之间在文明阶段的相互影响。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丹尼列夫斯基不仅承认这种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而且详细分析了其不同形式、实现途径以及客观界限。

是的，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文化—历史类型是由一个部族或若干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这些民族共同体以同一种语言或彼此接近的一组语言为基础而形成统一体。他还坚持认为，文明的基础与其“原初原则”不能从一种文化—历史类型转移到另一种类型之中。

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文明的基础涉及诸多因素。他认为，其中有一些要素具有相对稳定性，例如宗教、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与民族精神。而与此同时，他一再强调，科学、技术以及工业等领域的成果，则完全可以从一种文化—历史类型传递到另一种类型之中，因为它们属于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

他写道：“……不同文化类型的民族可以而且应当了解他人经验的成果，从中吸收那些可以说超越民族性范围的内容，即实证科学的结论与方法，以及艺术与工业的技术手段与改进。”（第85页）

所谓“民族性”，即不可被输出或输入的部分，丹尼列夫斯基在同一处作了说明。这包括“自身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与风俗、宗教观念、思维与情感结构——一切只属于该民族自身的东西”，也就是说，是构成并维系民族独特性的全部要素。

至于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影响方式，他认为只有一种方法是完全可接受的。他将其比作“土壤肥力对植物有机体的作用，或者说，如同改良的营养对动物机体的作用”（第84页）。在这种情况下，既保持上述民族性与独立性，又仅吸收科学、工业、技术以及艺术技术方面的成果。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曾经发生，并取得了积极成果，例如埃及与腓尼基文明对希腊的影响，希腊对罗马的影响，以及希腊与罗马对罗曼—日耳曼欧洲的影响。基于这些事实，将丹尼列夫斯基指责为“孤立主义者”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然而，历史上也存在一些值得怀疑的文明传播方式。丹尼列夫斯基将其中一种称为通过“殖民方式”将文明从一个地区移植到另一个地区。他举出了古代文明中的一些例子，并指出在当代，这种“移植”表现为英国通过对北美和澳大利亚的殖民，从而将欧洲文明转移至这些地区。但他同样认为，即便是通过和平方式试图将某种文明“嫁接”到另一种文化—历史类型之上，也不会产生真正积极的结果。他写道：“插入树皮切口中的芽，或嫁接在树干上的枝条，并不会改变植物本身的性质。野生树仍然是野生树，苹果树仍是苹果树，梨树仍然是梨树。被嫁接的芽或枝条也保持自身的本性，只是通过宿主植物获取生长所需的养分，并按照自身特有的形成原则加以转化。”（同上）实际上，在这种“无血的手术”中获益的并不是被嫁接的一方，而是实施嫁接的一方，因为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依附于被“移植文明”的社会之上，并以其资源与能量维持自身的发展。

对丹尼列夫斯基的批评者不幸地通过各类百科全书条目、百科词典、教科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为他确立了“民族主义者—保守派”的形象。对于那些仅通过这些工具书了解丹尼列夫斯基的人来说，从其主要著作中得知他真正的思想立场无疑会感到十分意外：他是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自我实现的热情支持者，主张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都应在自身文明中充分表达自己，并坚持世界上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他认为，构成某一文化—历史类型的亲缘民族，应当各自拥有政治上的独立性。而每一种文化—历史类型，在他深刻的信念中，只有在以下条件下才能“达到完整性、多样性与丰富性”：即构成它的各种民族志元素保持多样性——这些元素不被吸收进单一的政治整体之中，而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形成联邦或国家的政治体系。（第77–78页）

在每一个民族与民族共同体之中，丹尼列夫斯基都看到了尘世生活的最高价值。他写道：“民族与民族性是人类整体的器官，人类精神所蕴含的理念正是通过这些器官，在空间与时间中实现其多样性与丰富的可能性……因此，为维护民族性所付出的牺牲，是最为根本、最为必要、也最为神圣的牺牲。民族性因此构成国家的本质基础，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而国家的主要目的正是维护民族性。”（第187页）

因此，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由互不相同民族所构成的国家联合体注定具有解体的倾向，因为其中缺乏内在的生命原则。他首先以奥斯曼帝国为例，尤其是奥匈帝国：其主体民族人口甚至不足被强制纳入帝国的斯拉夫人口的三分之一。基于此，他提出疑问：当一个国家内部各民族对于“荣誉”与“自由”的理解彼此对立时，这样的国家究竟能够维护哪一种荣誉与自由？他认为，那些并不属于同一文化—历史类型、却被强制纳入同一国家政治结构中的民族，本身就构成此类国家潜在的主要瓦解力量。因此他坚信：“每一个民族，只要已经形成并且尚未失去对自身历史独立意义的意识，就应当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一个民族应当只构成一个国家。”（同上）

对于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民族而言，丹尼列夫斯基认为，其最理想的存在形式是联邦制，而非单一制国家。因为无论这种联系多么紧密，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各民族自身个性的边界。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为了共同防御、为了各自民族的发展与提升，以及为了巩固其天然的历史联系，应当组成联邦。而这种联邦本身，根据其所处的外部环境与所面临的威胁程度，可以呈现出不同强度与不同结构形态：既可以表现为联邦国家的形式，也可以是国家联盟的形式，或者仅仅是某种松散的政治体系。（第191页）

在论述历史进程时，丹尼列夫斯基首次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不仅存在发展程度或发展阶段的差异，更存在不同的“发展类型”。因此，对于历史学者而言，首要任务不是单纯判断某一现象处于何种发展层级，而是首先确定其所属的文化—历史类型，因为这一类型才是研究对象的基本实体；在此基础之上，再进一步分析其内部的发展程度。他认为：“如果不作这种区分——即不区分发展程度与发展类型——就不可能对历史现象进行自然的分类。”（第71页）这一具有开创意义的观点后来被民粹派思想家所吸收。其中，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多次强调，尽管俄罗斯在发展程度上可能落后于某些欧洲国家，但就其发展类型而言（尤其是以公社制度和地方自治传统为代表的因素），俄罗斯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更为优越的结构特征。

根据其关于文化—历史类型与文明形态的理论，丹尼列夫斯基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进步”的定义。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期，俄罗斯思想界的许多代表人物也在尝试回答“什么是进步”这一问题，而这一问题在60年代改革开始实施之后被进一步凸显。彼·拉·拉夫罗夫在1868年发表于《周刊》的《历史通信》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则在其著名论文《什么是进步？》中进行了讨论，该文发表于1869年的《祖国纪事》，与《俄罗斯与欧洲》出版于同一年。当然，各种回答各不相同。但如果说上述两位思想家的论述主要具有社会学与政治学的取向，那么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建构则完全属于历史哲学的范畴。在丹尼列夫斯基看来，进步并不是整个人类沿着同一条上升直线不断发展的过程，也不是各国在相同规律支配下逐步趋同的演化过程，更不是一种可以像接力棒一样在各文明之间传递的单一积累机制。他指出：“进步并不在于所有人沿着同一方向前进，而在于人类历史活动所构成的整个领域，应当在不同方向上被遍历；迄今为止，进步正是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第73页）由此，丹尼列夫斯基强调，历史进程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传统历史学所依据的单一线性上升模型。在不同方向上的发展，使得不同文化—历史类型将各自独特性投射到历史进步之中，从而构成其多样的色彩与层次。此外，单一方向的发展本身也可能走向极限，从而停滞甚至中断。他进一步说明：“为了使人类整体生活中的前进运动不至于终止，就必须在某一发展方向达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之后，从新的起点重新开始，并沿另一条道路继续前进；也就是说，必须有其他心理特征、不同的思维结构、情感与意志结构进入历史舞台，而这些只存在于不同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之中。”（第92页）

基于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丹尼列夫斯基对“普遍人类性”这一概念提出了批判性看法，并以“全人类性”取而代之，作为更为恰当的理论表述。此后，这一区分在俄罗斯社会思想与宗教哲学传统中得到了广泛接受与进一步发展，其思想脉络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延续至别尔嘉耶夫。

首先，丹尼列夫斯基对“人类”这一概念在日常与社会通行语境中的使用方式提出了批判，尤其是当该概念被用来指涉所谓人类的共同目标与普遍使命时。他指出：“人类并不是一个真正被建构起来、并有意识地朝着某一确定目标前进的整体……”（第87页）。在他看来，所谓“关于对‘人类’的义务”的论述，实际上最终都会转化为对具体人群、具体社会群体的实际责任。因此，可以谈论对国家的义务，也可以谈论对人类社会中更高层级单位——即文化—历史类型——的责任，但不宜将义务对象归于一个抽象的“人类”概念。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文化—历史类型是人类群体结构中的最高层级，是唯一可以在认知层面被明确把握其共同利益的整体单位。因此，它构成“低层级利益服从高层级利益、个别目的服从整体目的”这一原则所能延伸到的最终界限。（第88页）

对于丹尼列夫斯基而言，“普遍人类性”这一概念不仅缺乏任何真实与客观的对应物，而且在逻辑层级上甚至比“部族的”或“民族的”概念更为贫乏、更为狭窄、更为低级。因为后者在必要的前提下必然已经包含了前者，同时又额外附加了某种特殊性与补充性内容，而正是这种特殊性应当被保存并发展，从而使“人类”这一属概念在其真实意义上获得尽可能丰富与多样的现实实现。（第103页）丹尼列夫斯基借用自然科学的类比指出：在自然界中，“物种”是具体存在、可感知、可直观的单位，而“属”则只是抽象的逻辑概括，是思维的产物。同样地，“人类”与“民族”“国家”的关系亦是如此。由此，他进一步推导出一个结论：与其使用抽象的“普遍人类性”，不如使用“全人类性”这一概念，即将各民族整体作为一个多样统一体来理解其价值层次。在他看来，“普遍人类性”不仅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而且追求这种抽象统一，实际上意味着追求平庸、无色彩与缺乏独创性的状态——也就是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的虚假整体性。（同上）因此，丹尼列夫斯基认为，“普遍人类天才”这一概念本身也是不严谨的。通常人们用它来指那些能够超越自身民族特征、同时表达出其他民族亦可理解的普遍性精神的人物。在这一意义上，他更倾向于将荷马、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黑格尔、培根等人称为“全人类性的天才”，而非“普遍人类性的天才”。

丹尼列夫斯基指出，欧洲自认为代表“普遍人类文明”，并在这种明显的自我陶醉与自负中，试图将自身文明强加于世界各民族与各大洲。他写道：“所谓普遍人类文明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因为那只是一种不可能的、甚至也并不可欲的贫乏与不完整。”（第104页）甚至“全人类文明”这一概念也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现实目标，因为它同样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也不可能以固定形态存在。在他看来，这一概念只能作为一种理想而存在，而这种理想并非某种单一文明的终极形态，而是通过所有文化—历史类型在时间上的先后发展或在空间上的并存发展而逐步接近的结果。正是这些文化—历史类型以其各自独特的创造性活动，共同构成了人类历史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中的整体展开。（同上）

丹尼列夫斯基并非宗教哲学家意义上的思想家，但他是一位具有信仰的人，一位东正教基督徒。与长期以来将无神论视为科学创造唯一基础的观念相反，他的生平表明：即便持有对神圣真理的信仰，依然完全可能在科学领域作出重大的乃至具有开创性的发现。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首位俄罗斯诺贝尔奖得主、伟大的生理学家伊万·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的印证。

他在《俄罗斯与欧洲》的篇幅中很少直接谈及上帝，更多时候涉及的是基督教宗教史，并在这一领域展现出深厚而广博的学识。但即便在谈及上帝时，他的表达也始终克制而谨慎，带有一种敬畏性的简约。例如，在论述“全人类性天才”时，他作出如下总结：“严格来说，只有一位真正的‘全人’——而那位就是上帝。”（第104页）

在他关于世界、全人类、文化—历史类型以及文明更替与命运的整体思考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一种坚定信念：即世界及一切存在皆由神所创造，并在神圣天意的作用之下运行，同时历史进程中那些看似偶然的事件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同步性”（共时性）（第261–263页）。在批评“人类”以及所谓“人类利益”这一概念时，他指出，这类说法往往指向一种不可把握、过于抽象、缺乏实体内容的观念。并由此提出一个修辞性问题：“那么，人类的利益究竟是什么？除了上帝之外，还有谁能够意识到它？因此，对人类事务的认知也只能归属于上帝。”（第88页）在总结其关于世界历史中神秘“同步现象”的思考时——例如印刷术的出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美洲的发现等事件之间所呈现出的深层联系——丹尼列夫斯基认为，这一现象只能在“世界统摄性天意的层面上得到解释”，即人类历史正是在这一神圣意志的引导下展开其进程的。（第263页）

而且，丹尼列夫斯基所信奉的并非抽象意义上的基督教，而是正统东正教。在他那里，东正教成为这一信仰传统中一位坚定、一贯且充满激情的维护者。在当时的俄罗斯思想界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著作中如此有力地论证：原初的基督信仰正是东正教，而从真正的基督教传统中偏离出去的，是天主教；后者在他看来通过其新的信经体系、教皇至上主义（“教皇—凯撒主义”）、教皇无误论的确立，以及十字军东征、耶稣会体系、赎罪券制度，并对各类侵略性战争尤其是殖民战争的支持，而逐步走向异端化的发展道路。

他坚信：“一种非正统的教会观，会在信奉这种观点者的眼中剥夺启示本身的可靠性与不可动摇性，从而在理性逻辑发展的缓慢但不可避免的过程中，逐步瓦解基督教本身的核心本质；而没有基督教，也就不存在真正的文明，也就不存在这个词在世俗意义上的拯救。”（第184页）

著作《俄罗斯与欧洲》正如西方史学界早已认识到的那样，在历史哲学与历史方法论领域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突破。在该书中，丹尼列夫斯基首次系统提出并加以论证了历史进程的多线性发展观；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历史中主要的文化—历史类型，并对其发展规律与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同时揭示了地方性文明的基本特征。《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第一次不是从既定的思辨性框架出发去理解历史，而是仿佛从宇宙尺度俯瞰人类地球历史，将思考置于千年尺度之上，而非仅限于近代几个世纪的时间框架之中。那么，这一著作是否得到了同时代人的充分评价？他们是否意识到这是一项科学发现，或至少是历史科学中的重要创新？遗憾的是，可以确认，真正给予该书充分评价的同时代人极少。其最初的期刊版本以及第一版单行本几乎未引起关注。1869年该书在《曙光》杂志连载期间，仅在一些持自由主义立场、明显亲西方倾向的报刊评论中出现零星反响，例如《圣彼得堡新闻》（第119期）与《声音》（第203期）。这些媒体自然对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文明”的观点表示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未来在于完全融入欧洲文明体系。这种态度也在《俄罗斯与欧洲》所引发的争论中具有典型意义。围绕该书的讨论逐渐扩大，其实质是关于俄罗斯历史命运与发展道路的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正因如此，尽管参与者人数有限，这场争论在俄罗斯历史哲学思想的发展中仍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考虑到参与者中包括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

然而，对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理论性讨论并未在一开始就达到较高水平。自由派媒体中带有明显西方主义倾向的批评，往往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书中提出的新历史观念，并通过漫画化与歪曲化的方式加以呈现。例如，一位匿名评论者在《曙光》杂志四月号书评中署名“Z”（根据M. N. 马萨诺夫的词典记载，《圣彼得堡新闻》当时常以该笔名刊发V. P. 布列宁的文章），其后又在1869年5月14日的《圣彼得堡新闻》中发表文章，将《俄罗斯与欧洲》的理论内容简化为作者试图证明“俄罗斯不是欧洲，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否则将如虫般灭亡”的论断，并将其与“将个人生命与整个社会生命类比，而后者的运行方式被认为是某种不可理解的过程”相混同。这种评论以戏谑和讽刺的风格写成，带有通俗报刊小品文的语言特征。尽管如此，这类评论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误导部分读者，使其对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真实思想内容产生偏差理解。

在《俄罗斯使者》杂志发表的《文学札记》中，一位署名“П. Щ.”的作者（后被确认系历史学家彼得·卡尔洛维奇·舍巴尔斯基）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该杂志后来改变了这一观点。该作者在极为简略且并不准确地概述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时，将《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描绘为一位“孤立主义者”，并明确主张由西方传播的单一普遍文化必将取得胜利。他写道：“当今的文化对所有民族而言是同一种文化，它源自东方，经由希腊传播开来，随后扩展至几乎整个欧洲与美洲，并有望进一步传播至世界的所有地区与角落……在其基础层面上是统一且普遍的。”（第7页）

这些作者在其简短的综述与评论中，甚至没有尝试对丹尼列夫斯基思想的内容进行真正的分析。他们通常只是以极为概括的方式，将其理论压缩为一两个被刻意扭曲的论点，使其便于反驳，然后便断言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同时又毫不犹豫地将既有的西方主义理论宣布为唯一真实且不可质疑的真理。针对“П. Щ.”的评论，《曙光》杂志编辑部在回应中有充分理由指出：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论证“完全未被评论者注意到”；而在其评论的结尾，“П. Щ. 先生又回到了关于文化连续性的旧调，并且仿佛从未见过丹尼列夫斯基的文章一样，对这一论调加以重复。”（第8页）

关于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批评，后来由自由主义西化派的重要代表——经济学家兼政论家瓦·彼·别佐布拉佐夫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论证。他在文学史上还被认为是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讽刺组诗》中“成功的学者型实业家”形象的原型之一。在其著作《战争与革命》中，别佐布拉佐夫首先承认丹尼列夫斯基“具有多方面的学识与才华”，并认为其著作“值得高度尊重与认真对待”。然而他同时指出，丹尼列夫斯基的学术才能主要被用于为斯拉夫主义与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提供新的、独特的理论论证。在别佐布拉佐夫看来，俄罗斯属于一个“包含各民族的国家政治体系”，其发展道路与西欧国家遵循着相同的基本原则。他将俄国社会发展中诸多重要成果——如废除农奴制、司法改革以及包括夜校和合作生产组织在内的社会经济新制度——都归因于欧洲文明的积极影响。他进一步认为，如果这些改革确实符合俄罗斯历史传统的精神，那么这恰恰说明俄罗斯与欧洲在历史发展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此，他主张，俄罗斯的“进步发展”不可能脱离对西欧文明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吸收与继承[9]。

因此，作者实际上否定了丹尼列夫斯基关于西欧世界与斯拉夫世界属于两种不同文明体系的论点。在他看来，这两者本质上属于同一文明。与此同时，他的论述又并不完全一致：在同一论证中，他又强调欧洲各国之间在文明层面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指出拉丁语系国家与日耳曼语系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几乎具有鲜明的对照性。

总之，别佐布拉佐夫对丹尼列夫斯基整个“文化—历史类型”体系提出了质疑，但并未对其进行系统性的专门分析，而只是列举了一些在他看来与该理论不相吻合的例证。别佐布拉佐夫的核心观点，即认为世界整体正沿着西欧文明的发展道路前进，完全属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思想框架。这一立场试图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引导为对西方经济模式及部分社会政治制度的盲目模仿。

来自激进民主派报刊阵营的批评同样十分强烈。在苏联史学界，这一阵营通常被称为“革命民主派”。随着《俄国与欧洲》单行本的出版，《事业》杂志编辑部发表了一篇较为详细的匿名书评，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进行了评论。该刊物当时深受德·伊·皮萨列夫以及俄国布朗基主义者彼·恩·特卡乔夫等激进思想的影响，强调知识分子的革命行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向俄国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10]、第一国际的活动，同时倡导历史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并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持否定态度。在这样的思想立场之下，该杂志当然不可能认同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及其历史观。

然而，《事业》编辑部不仅仅是对丹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加以否定，还试图对其进行嘲讽。在评论中，几乎每一项理论主张都被夸张处理，以歪曲、漫画化甚至面目全非的形式加以呈现。编辑部将丹尼列夫斯基称为斯拉夫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者，并进一步解释道：“斯拉夫主义在其所有变体中都是一种极端保守的现象。所谓斯拉夫主义者，不过类似于今日在日本反对引进文明的‘日本文化主义者’——他们试图维护所谓的日本‘精神’，以及本民族的宗教、科学等等。”[11]然而，这位匿名作者在其讽刺性论述中未能预见到未来的发展：后来那些所谓“日本文化主义者”，恰恰在保持民族精神与吸收西方技术文明之间取得结合，使日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发展。

在其带有小品文式论战激情的评论中，这位作者有时甚至滑向了带有明显反俄倾向的言辞。例如，他声称斯拉夫主义早在古代便已萌生，“当俄国民族形成并发展出一种自负的爱国情感时，这种情感使人轻视一切外来事物，并将本民族的一切视为神圣而绝对正确”[12]。这一表述清楚地显示，在与丹尼列夫斯基的论战中，一些反对者在情绪化的批评中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扭曲历史事实。不过，也应指出，并非所有激进民主派作者都持如此极端立场；例如，《事业》杂志甚至将德·伊·冯维辛等人也归入“斯拉夫主义者”之列，并将整个斯拉夫主义传统概括为保守主义的代表，同时指责其普遍存在“傲慢的爱国主义情绪”，并认为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不过是一种空想构造。

较为审慎的立场由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其1877年1月发表的《外行人的札记》中提出。促使他重新思考这部著作的，是报刊上再次出现的《俄国与欧洲》销售广告，以及有关哈尔科夫大学教授阿·阿·波捷布尼亚就该书所作公开讲座的消息（据某些资料，波捷布尼亚将其评价为一部杰出作品）。与《事业》杂志中的激进派不同，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本人表现出相对尊重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位非常聪明、博学且见识广博的人”。同时他指出，丹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中并未完全停留在传统斯拉夫主义立场上，例如他“不憎恨彼得一世，也没有陷入黑格尔主义的思辨体系之中”。

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有必要指出，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的学说与《周刊》（《Неделя》）此前所提出的某些观点相一致，“但尽管作者存在种种缺陷，其论述的完成程度却要高得多”[13]。关于《周刊》此前的相关主张及其自身立场，他在更早的一次与该报的论战中已有所阐述。该报的评论员彼·彼·切尔温斯基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俄罗斯在社会发展“程度”上落后于西欧国家，但在“发展类型”上则具有优势（这一优势被归因于农村公社的存在，被视为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编者注）。米哈伊洛夫斯基虽暗示这一“类型—程度”的区分早已为他本人所使用，但他仍认为在这一表述的广泛传播上，应归功于丹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不过，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时也明确与丹尼列夫斯基式的解释划清界限，反对将这一理论过度引向民族特殊道路的绝对化。他的基本立场是：各民族的历史经验不会彼此隔绝，观念在不同民族之间不断交流；所谓发展类型并不会被民族边界完全封闭，它们可以相互转化；并且，欧洲大众以及欧洲最优秀的思想者，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正日益趋向于一种社会形态，而这一形态在某种有限意义上已在俄国公社制度中有所体现[14]。

在这里可以看出，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丹尼列夫斯基关于“发展类型与发展程度”这一重要思想，但他又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对其进行了修正。这种修正基于他对未来的设想：即俄罗斯与欧洲将走向同样的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俄罗斯历史命运的理解与预期。

在关于《俄国与欧洲》的札记中，他进一步展开了这一思想。他写道：“我完全承认丹尼列夫斯基先生关于文化—历史类型及其发展阶段、以及这些类型在文明舞台上的更替等一般性论断，换言之，我接受那些尚未预先决定类型性质与结构的问题的基本观点。同时我也认为，与丹尼列夫斯基先生一样，欧洲文明同以往所有文明一样具有片面性，但其原因并不在于它被民族性的狭隘边界所限制（这一点就欧洲而言在事实上并不成立），而在于其中只有欧洲社会的少数人真正参与了这一文明过程。“‘人民’一词在这里应当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而非民族学意义上理解，它应当成为决定历史走向的基本因素，从而孕育出新的历史方向，并形成新的文化—历史类型。这样，旧的欧洲将经历漫长的岁月，因为它将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与活力”[15]。由此可见，米哈伊洛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概念，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相契合。在他的理解中，如果欧洲从资本主义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形态，那么其文化—历史类型也将随之更新，由“旧的”转变为“新的”，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再生。

正是基于他对俄罗斯未来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米哈伊洛夫斯基对丹尼列夫斯基理论的其他方面也展开了批判。在他看来，这一理论在社会内容上的薄弱尤为突出。他认为，丹尼列夫斯基在比较俄国与欧洲时，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视角：对他者的问题过度放大，而对自身历史中的类似问题则有所回避。例如，在讨论欧洲历史时，丹尼列夫斯基提及了奴隶贸易（黑奴贸易）；但在涉及俄罗斯历史时，却未充分讨论农奴买卖这一现象。同样，在欧洲部分，他强调了历史上的暴力事件，如法国里昂工人起义中使用霰弹枪镇压工人的情况，以及1792年南特地区共和派对被捕保王派的集体溺杀事件（当时旺代军队逼近该城，本可能解救他们）；而在俄国历史部分，他却较少涉及斯捷潘·拉辛起义与普加乔夫起义等大规模农民战争。

然而，这种批评——即便是从社会阶级立场出发的——同时也伴随着对丹尼列夫斯基著作在科学方法层面的争议性批评。米哈伊洛夫斯基认为，丹尼列夫斯基在批判传统历史分期时选择了过于“简单”的目标，即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三分法。在他看来，这种划分主要存在于学校教材之中。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作者转而批评费希特、黑格尔、孔德、路易·布朗、拉萨尔等人的历史体系，那么他的论证路径将不得不完全改变，以便“获得胜利”。然而，从学术背景来看，丹尼列夫斯基作为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正是有意识地以历史事实与经验材料为基础展开分析，而并非针对哲学家提出的纯粹思辨性历史模型——这些模型虽然存在于哲学体系之中，但并未真正成为历史学家在具体历史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工具。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种被丹尼列夫斯基称为“人为的”历史分期体系，不仅在学校教育中占主导地位，也广泛存在于各国大学教材和面向学术界的研究著作之中。直到近几十年，国外以及国内才逐渐开始加强对文明史与文明类型分析的重视。

《俄国与欧洲》的最初出版，也伴随着一些性质截然相反的评价，这些评价往往来自丹尼列夫斯基本人较为看重、对他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人物，因此也构成了他重要的精神支持。关于该书在《曙光》杂志上刊登前几章的情况，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9年3月从佛罗伦萨写信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称：“这岂不将成为长期内所有俄国人的案头必读书吗！它的语言清晰明白，表达通俗易懂，尽管采用了严格的学术方法……它与我自身的结论和信念如此一致，以至于我在某些页面上看到结论的相似性时都感到惊讶；我早在两年前就在记录自己的许多思想，正准备写一篇文章，甚至几乎也是同样的标题，同样的思路与结论。如今看到这些几乎完全实现了我未来所渴望表达的思想，而且是如此严密、和谐、逻辑力量如此强大，并以我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达到的科学形式呈现出来，我感到极大的喜悦与惊讶。我如此渴望这篇文章的继续刊登[16]，以至于每天都跑去邮局，计算《曙光》到来的时间（如果编辑部能一次刊登三章而不是两章就好了！读完两章就要等一个月，甚至可能四十天）”[17]。

很难想象斯特拉霍夫没有将这段关于丹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评价转告给他这位昔日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同伴。而这一评价对丹尼列夫斯基来说也不可能毫无意义。当然，这其中不仅仅是对彼得拉舍夫斯基“聚会时代”的回忆——在那些聚会上，丹尼列夫斯基曾就傅立叶学说作过精彩报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朗读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到19世纪60年代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在整个俄国读者群体中被公认为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对许多人来说甚至是最伟大的俄国作家。他在流放之后创作并发表的《死屋手记》（1860–1862）、《罪与罚》（1866）以及《白痴》（1868），都在1869年前后将他的文学声望推向了极高的地位。

在这段评价中，对丹尼列夫斯基而言最为珍贵的，当然是他思想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思考之间的高度契合。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1876、1877及1881年）中更为完整地表达了这些思想。但早在此前，两人的思想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彼此呼应，尤其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积极发表社会见解的时期，例如他主办的杂志《时代》和《纪元》时期，以及《冬天记夏天印象》（发表于《时代》，1863年第2、3期；关于此文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在书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表达了对丹尼列夫斯基《俄国与欧洲》理论的认同。不过，在这封信中，他不仅表达了对作品内容的高度赞同，更对其科学性、逻辑性、结构的和谐性以及语言的清晰性表示由衷赞叹。需要指出的是，他并未将这些优点视为意外发现。实际上，这些特质他早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期就已通过丹尼列夫斯基的发言以及早年在《祖国纪事》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有所了解。令他真正感到惊讶的，是双方思想之间几乎完全一致的程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非常重视丹尼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并对其出版前景极为关注。他认为《曙光》杂志编辑部并未给予该书应有的突出地位，而是将其当作普通稿件处理。在1869年5月致阿·尼·迈科夫的信中，他写道：“在我看来，这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此处为原文强调——编者注），但我担心它在杂志中没有得到充分突出的呈现”[18]。他还在海外旅行期间得知《俄国与欧洲》可能无法按原计划以单行本形式出版的消息时感到不安，并立即表示关注。在致尼·尼·斯特拉霍夫从德累斯顿的信中，他写道：“怎么能这样呢？请务必不要忘记告知此事”[19]。

不可不指出的是，与许多思想平庸的同时代人不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评价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时，展现出一种类似“预见者”的洞察力，这种能力也体现在他对俄罗斯许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的判断之中。他坚信，这部著作“必将具有巨大的未来影响力，即使它在当下尚未得到应有的认可”[20]。

他们之间的个人接触很可能非常少。如前所述，达尼列夫斯基很少前往彼得堡，大部分时间要么在科学考察队中度过，要么在其位于黑海岸边的家族庄园中从事科学著作的写作。总之，在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返回之后，直到1869年之前，他们并未见面。1868年2月，A. N. 马伊科夫在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写道：“这个达尼列夫斯基——您是认识他的（毫无疑问，是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时期认识的——B. B.）——是一个极其出色的人。他写了一部约25印张的著作，题为《俄罗斯与欧洲》……您想象一下：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真是妙不可言！这将成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象……他是一位在俄罗斯各地旅行中成长、在科学中成熟起来的清醒头脑，思想坚实。”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兴奋地回复道：“难道这不就是那个达尼列夫斯基吗——曾经是傅立叶主义者，和我们同一圈子的那位？是的，这确实是一颗强有力的头脑……哦，我多么希望能读到它！”[21]关于他们可能的首次会面，则发生在二十多年后、即他们共同热衷于社会主义思想时期之后的1871—1872年冬季。据A. G.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在其《回忆录》中记载，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中为从克里米亚来访的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举行了一次午宴。除主要客人外，受邀的“聪明而有才华的人士”还包括A. N. 马伊科夫、N. N. 斯特拉霍夫，以及彼得堡大学斯拉夫语文学系教授V. I. 拉曼斯基。据称，他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22]。

G.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还回忆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为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举办的另一场午宴，这次宴会大约发生在一年或两年之后。她写道：“由于他（尼·亚·达尼列夫斯基——B. B.）很快就要离开，丈夫便当场邀请他第二天到家里来共进午餐。听说此事后，达尼列夫斯基的朋友和崇拜者们也主动要求参加这次午宴。可以想象我的震惊，当丈夫告诉我将要到来的客人名单时，人数竟然接近二十人。尽管我的家务条件十分有限，我还是设法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宴会气氛十分热烈，客人们在充满趣味的谈话中一直坐到深夜之后才离开我们家”[23]。

因此，我们看到，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及其核心理论构想，得到了俄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的充分肯定。而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公允指出的，他的创作“至今仍比我们许多当代人的作品更具现实意义”[24]。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著作及其理论体系还得到了当时最优秀、最具学识的历史学家之一的完全肯定——他处于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与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之间的过渡时期，这位学者就是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别斯图热夫-留明。自1865年起，他担任彼得堡大学俄国史教席（1890年起成为院士）。别斯图热夫-留明学识渊博、视野广阔，是俄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著作家，其研究覆盖俄国历史的各个时期，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史料学家与史学史研究者，并且对外国史学传统也有深入了解。而正是这样一位一贯谨慎、评价克制，但同时“以细致的观察力、深厚的学识和开阔的视野著称”的学者[25]，在其整个学术生涯的起点与终点，都始终对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给予了高度评价。

首次出现这一评价是在他的著作《俄国史》（第1卷，圣彼得堡，1872年）中提出的。当时，这本书的手稿已经送交出版，而《俄罗斯与欧洲》尚未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因此别斯图热夫-留明引用的是其期刊版本。在导论的第一部分——关于“历史概念”的阐释中，他提到尼·亚·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的“杰出论文”，以及其关于历史进程由不断更替的文化—历史类型构成的理论。他认为，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比德国关于民族划分为“历史民族”（长头型）与“非历史民族”（短头型）的学说更接近真实，而在这种划分中，斯拉夫人自然被归入“短头型”之列。别斯图热夫-留明强调，高傲地对待其他民族，是所有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共同具有的特征。例如，希腊人将世界划分为希腊人和“蛮族”，并将其他一切民族统称为蛮族。因此，别斯图热夫-留明指出，接受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就意味着必须放弃这种“伟大的不公正”[26]。

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突然去世，使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别斯图热夫-留明深感震惊。他为《俄罗斯与欧洲》作者所写的讣告，犹如一曲庄严的安魂曲，充满深切的哀痛之情，同时也表达了对这位伟大学者及其著作的由衷敬意，并带有对其未来声望将广泛传播的预言式确信。他将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归入“深刻的思想家与具有独创性的学者”之列，并指出这样的人在“俄国教育史的编年史中尚且寥寥无几”。在他看来，达尼列夫斯基的智识气质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他写道：“已故者的精神特质属于罕见而特殊的一类；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位天才人物。他能够将知识的广博与其深厚的扎实性相结合，并能将其宏大的学识提升为一个完整而独创的世界观的统一体系”[27]。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别斯图热夫-留明看到的是这种原创世界观的“冷静、严谨而富于论证性的表达”，是作者“广博知识与深刻思考”的见证。他认为，这本书并不适合那些习惯于轻浅、以报刊随笔为消遣的读者，而是要求读者进行共同思考。而一旦有人认真阅读过它，就会不断地重读。别斯图热夫-留明坚信，尽管《俄罗斯与欧洲》在初版时曾“或遭冷遇，或受敌视”，但其未来的成功是确定的，因为它是“那些其意义与内涵唯有时间才能揭示的著作之一”。他还认为，该书所提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很可能将在历史哲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关于该书在俄罗斯未来的影响，别斯图热夫-留明将其与民族自觉的发展联系起来：“我们的民族自觉越是增长，达尼列夫斯基的影响就会越深远、越广泛。”无论如何，他坚定地认为：“只要俄罗斯民族存在，他的名字与思想就将长存”[28]。

撰写这篇讣告的作者，除了《俄罗斯与欧洲》之外，还列举了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他学术领域中兼具研究广度与论证深度的若干例证。据别斯图热夫-留明所言，达尼列夫斯基曾以“极为卓越”的方式勾勒出匈牙利人（马扎尔人）穿越俄罗斯并迁徙至其新居地的路线；他还就东正教与天主教关系史问题，给予了对弗·谢·索洛维约夫“深刻而有力的回应”；此外，他还撰写了关于达尔文主义的大型著作的一部分。根据已发表的内容来看，这一研究“极有可能将在既有生物学观念中引发一场变革”。

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去世之后，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似乎一直在努力弥补此前未能在其生前充分表达的评价与论断。随着时间推移，达尼列夫斯基的学术形象及其对科学的贡献在他心中愈发清晰，并不断放大其历史意义。因此，在1888年，随着《俄罗斯与欧洲》第三版（第二版为单行本）出版之际，别斯图热夫-留明在《国民教育部通报》杂志第四期上发表书评。他在文中将达尼列夫斯基所提出并论证的“自然历史体系”与哥白尼在天文学中的发现相提并论。他将达尼列夫斯基介绍给读者，称其为一位“以严密的逻辑性、非凡的思想深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广博的知识面令人震撼”的作者。

而达尼列夫斯基刚刚问世的未完成著作《达尔文主义》，在别斯图热夫-留明看来，也“再次证明了其思想的深刻性以及知识的广博性”[29]。因此，同年（1888年），他又在《俄罗斯信使》杂志第五期发表长文《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表示确信：“几乎无法证明，历史进步不是按照达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方式展开的。”该文章在1888年及1895年再版《俄罗斯与欧洲》时，被收录为附录。

在这篇文章中，别斯图热夫-留明再次强调，《俄罗斯与欧洲》这部著作的持久且独特的价值，正在于其中由尼·亚·达尼列夫斯基提出并加以有力论证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然而他指出，达尼列夫斯基的反对者通常要么回避这一理论，要么对其进行歪曲，并将作者描绘成试图为俄罗斯政治的完全封闭与孤立主义提供依据的人。对此，别斯图热夫-留明再次加以澄清与说明：“达尼列夫斯基并不否认欧洲民族在科学领域继续发展的可能性，也不否认新型民族可以利用其成果的可能性；他所指出的，只是作为新文化类型得以产生的条件之一，即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必须伴随着发展方向的转变，并获得新的活动对象”[30]。

别斯图热夫-留明认为，亲西方批评者之所以对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发起激烈攻击，其根本原因在于：该理论剥夺了欧洲自行赋予自身的、作为“永恒世界文化承载者”的角色；同时，它也提出了泛斯拉夫文化发展的可能性。他进一步指出，这部著作对俄罗斯读者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它有助于摆脱一种特殊的自卑心理。他写道：“我们如此习惯于自我贬低、自我责难，以至于任何一个坚定维护俄罗斯精神的声音，在我们听来都仿佛是一种不可容忍的异端”[31]。

1890年，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又对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政治与经济论文集》发表了长篇书评。在这篇评论中，他高度评价了该文集中的外交与经济类文章，认为这些文章具有很高的科学性，批判具有建构性，结论也极具逻辑性。别斯图热夫-留明指出，达尼列夫斯基的文章表明：“外交政策越具有民族性，民族情感在人民中越深厚，国家就越健康、越强大。”同时，他认为，这些文章也有助于俄罗斯人民理解自身的历史使命，并唤醒其自信心。然而，即便在这篇书评的开篇，他仍再次对达尼列夫斯基的核心著作《俄罗斯与欧洲》表示高度敬意。他表达了深切的满足之情，认为该作品“终于获得了社会的承认”[32]；在1888年版本迅速售罄之后，1889年又再度重版。他并确信，这本书“很可能还将需要再次出版”。事实也证明如此：1895年，《俄罗斯与欧洲》再次重印。

彼得堡大学俄国史讲座的负责人——这位杰出的俄国历史学家，对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的支持，对后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在历史学领域贡献卓著。他在历史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功勋显著，在教育普及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俄国著名的高等女子课程（著名的“别斯图热夫课程”，始于1878年）的组织者、负责人及主讲人。关于这些成就，已有大量学术研究加以讨论——包括论文、专著，甚至还有一部扎实的学术专著：R. A. 基列耶娃的《康·尼·别斯图热夫-留明与19世纪下半叶的历史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然而，迄今为止，人们仍较少提及别斯图热夫-留明的另一项重要贡献——他对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学术著作持续而坚定的推广工作。在自由主义西化派与激进左翼批评者持续不断的攻击声中，他始终不曾动摇，反复向所有读者强调：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俄罗斯天才，他的著作是历史哲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他关于俄罗斯命运的独特立场，是一种宝贵的公民行为；他关于俄罗斯民族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目标与使命的论述，对俄罗斯乃至整个斯拉夫世界都具有拯救性的意义。

这一声音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还因为它出现在一个关键时刻：当时，围绕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俄罗斯思想界两位在19世纪80年代极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毫不妥协的论战——一位是宗教思想家弗·谢·索洛维约夫，另一位是文学批评家与哲学—政论家尼·尼·斯特拉霍夫。

***

在尼·亚·达尼列夫斯基去世的那一年，他发表了前文已提及的批评文章《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论东正教与天主教》（刊于《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1885年第2、3期）。弗·谢·索洛维约夫随即在同一刊物上作出回应——《致尼·亚·达尼列夫斯基的答复》（第3期）。与那些在达尼列夫斯基去世后发表、针对其学说的激烈批评文章不同，这篇“答复”整体语气平静且带有尊重。他写道，例如，对于“像尼·亚·达尼列夫斯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作家提出的严肃而详尽的反对意见”，他决定不予忽视并必须作出回应，尽管这些反对意见“涉及我早期的一些尝试性观点”。从索洛维约夫的回应内容可以看出，这种尊重并不仅仅源于达尼列夫斯基年长他三十岁，更重要的是源于其反驳意见本身所体现出的“严肃性与严密性”。在回应中，索洛维约夫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为自己辩护，以回应对其“在天主教问题上倾向性强于东正教”的指责。针对在纯神学问题上关于天主教信经真理性的分歧，他表示，只有在“对天主教进行更深入接触之后”，这一问题才能最终澄清。而这种接触，他认为只有在“神学讨论完全自由”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在此，他向达尼列夫斯基作出了一个友好而调和的姿态：“在这一点上，我们终于与受尊敬的尼·亚·达尼列夫斯基达成了一致愿望。”（事实上，达尼列夫斯基确实主张在出版界自由讨论神学问题——B. B.）最后，索洛维约夫甚至谦逊地补充道：“我完全同意他所有出色的意见，并为他提出这些意见感到高兴”[33]。

在他的文章中，丹尼列夫斯基实际上促使 V. S. 索洛维约夫就其地方文明理论展开直接论争。他批评索洛维约夫提出的历史进程模式过于简化，把历史仅仅理解为东方与西方的对立结构，并指出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文化—历史类型远比这一划分复杂得多。索洛维约夫在回应中对这一点作了说明，但语气克制而平和，并不像他后来的著作那样激烈。他在《答复》中写道：“我完全承认丹尼列夫斯基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历史类型的存在，但这些类型之间的差异并不会阻止我看到历史东方与西方之间更为重要的对立，同时也不妨碍我承认世界历史的连续性演进，这种演进远比单纯的时间顺序更为复杂。”[34]由此可见，在承认丹尼列夫斯基关于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同时，索洛维约夫仍然将东西方对立视为更高层级的历史分类框架，并认为所有这些地方文明类型都可以被纳入这一更为宏观的二元结构之中。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在一篇与丹尼列夫斯基著作同名的文章《俄罗斯与欧洲》中，该文发表于《欧洲通报》杂志，V. S. 索洛维约夫便以强烈的措辞全面抨击了N. Ya. 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体系。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只是因为此时丹尼列夫斯基已经不在人世，使得与之论争变得更加容易吗？无论如何，这一点对索洛维约夫并不有利，后来他的一些反对者也曾对此提出质疑。

但最重要的推动V. S. 索洛维约夫与N. Ya. 丹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展开论争、并使这种论争几乎不可避免的原因在于：此时他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俄罗斯未来及其世界性使命的学说。而这一学说在根本上与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并不相同，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相互冲突。更确切地说，如果丹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是成立的，那么索洛维约夫所设想的俄罗斯历史角色就会变得不可能实现，甚至成为一种无法兑现的历史期待。

早在《致丹尼列夫斯基的答复》中，索洛维约夫就已向读者宣布，他正在准备出版一部“关于教会问题的宏大著作”，但该书的出版进程可能“因非其本人意愿而延迟”。这里所指的是出版方面的审查障碍，这些障碍影响了他这一在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在俄罗斯的出版。由于审查制度的阻碍，该书第一卷不得不于1887年在萨格勒布出版。尽管如此，这部著作的一个较短的导论部分《神权政治的最初命运》仍于1885年在莫斯科大学出版社得以发表。

不应忘记，到这一时期为止，V. S. 索洛维约夫已经作为一系列重要神学—哲学著作的作者而广为人知，并被公认为杰出的俄罗斯宗教思想家和有才华的诗人（其诗集初版于1891年出版，第二版于1895年出版）。总体而言，他在教育与学术道路上的迅速成长极不寻常，甚至可以说具有“神童”式的特征。一位传记作者写道：“七岁时，小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读完了圣徒传记——而且不仅是阅读，还随着理解力的增长开始‘体验’其中的精神生活。他开始为了上帝的荣耀而锻炼并磨砺自己的意志。”[35]到了八岁时，他已经在历史与地理方面具备相当扎实的知识，并且尤其对这两门学科表现出浓厚兴趣。

实际上，他在三年时间内就成功完成了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的全部课程学习。然而，在学业结束时，年仅21岁的索洛维约夫提交了一篇哲学领域的硕士论文——《西方哲学的危机：反实证主义者》。该论文以E. 哈特曼的著作《无意识哲学》为基础展开论述[36]。

答辩于1874年在彼得堡大学举行，这一安排出于伦理上的考虑：当时莫斯科大学校长正是他的父亲——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S. M. 索洛维约夫。该论文的内容及其答辩过程引起了学界的浓厚兴趣，并在当时总体上获得了较为积极的评价。对于许多前来聆听这位年轻学者答辩的教师与学生而言，他们大多受60年代流行的唯物主义与无神论思想影响，因此论文中所提出的观点显得尤为出人意料：即对宗教信仰的否定态度仅仅是人类理性发展的初级阶段，而随着理性的成熟，它将逐渐走向对宗教真理的承认；哲学的任务则在于实现哲学认识与宗教信仰之间的最高综合。在答辩结束返回后，K. N. 别斯图热夫-留敏——当时已担任彼得堡大学俄罗斯历史教研室主任——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可以向俄罗斯祝贺，一位天才人物诞生了。”[37]

在此之后的十年间，V. S. 索洛维约夫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印证了人们对这位论文作者的高度评价。1877年，他发表了重要著作《整体知识的哲学基础》。同年，他开始在《俄罗斯使者》杂志上连载新的哲学论文《抽象原则的批判》。该著作于1880年完成发表，当时年仅25岁的索洛维约夫随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在这部著作中，他同样对西方哲学进行了批判，这一次主要针对各哲学流派的片面性。他指出，西方各个哲学体系往往相互对立，并将自身片面的理论宣称为自足的、绝对的、完整的真理，但从整体来看，这些单独立场的总和实际上构成了一种“谬误”。为了克服这种局限，索洛维约夫提出了自己的“真正知识体系”，即将神学、理性哲学与实证科学加以综合的统一体系。在这部著作中，他奠定了自己关于世界整体性的理论基础，即“积极的整体一体性”学说。

弗·谢·索洛维约夫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之前便开始讲授其关于神人性的系列课程，同时将其发表于《东正教评论》杂志，贯穿1878至1881年间。此后《神人性讲座》以单行本出版（1881年）。这是讲者首次在学生听众面前以高度的哲学水准、同时以生动、清晰、浓郁而富于表现力的俄语，畅谈信仰问题与神学问题。阿·费·科尼认为，这是俄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就弗·谢·索洛维约夫而言，更是一场精神壮举。他回忆道：»他无所畏惧，远离怯懦地追求人气的心态，来到这群易受感染、持相反观点、爱憎鲜明、在相当程度上怀有敌意的年轻听众面前，在他们面前，公开而坚定地、无须让步与保留地阐述了他的信仰告白——不仅阐述，更是坚持不懈地呼唤向它靠拢！»〔38〕他阐明，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内在的、自由的地上力量与神圣作用的融合，人与上帝的结合创造出神人，即基督。他的讲座在听众中增益了精神力量，使他们确信，在皈依与趋向上帝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在净化自身，更是在为积极而蒙恩的尘世活动做好准备。索洛维约夫在其最初的哲学著作中，批评了随奥古斯特·孔德学说一同传入俄国的实证主义之狭隘与缺乏高远，宣告：»创造生活的是信仰之人；事实之人靠他人的生活为生，他们不创造生活。»高尚道德的原则、人类趋向神人性的道路，在其著作《生活的精神基础》（1884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论证与阐发。

弗·谢·索洛维约夫还有一次颇为勇敢的公民行动，为他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他在一次公开讲座上恳请亚历山大三世赦免三月一日党人的死刑。此后被迫停止教学活动的他，在公众眼中获得了迫害对象的地位。因公开人道地对待被判死刑者而蒙受苦难的光环，进一步加深了自由派公众对索洛维约夫的好感。

在这些年间，几乎所有研究其创作的学者都一致认定，弗·谢·索洛维约夫在其观点上倾向于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斯拉夫派翼。确实，研究者们指出，1877年在莫斯科»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发表的题为《三种力量》的演讲中，索洛维约夫的斯拉夫派世界观倾向相当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尽管弗·谢·索洛维约夫从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斯拉夫派，正如我们下文将看到的，他也从未成为百分之百的西化派。）在这篇后以文章形式发表的演讲中，索洛维约夫阐发了一个地道的斯拉夫派思想：俄罗斯作为相较于东西方这另外两种力量而言、在人类共同体中更具前途甚至更具救赎意义的第三种力量。按照弗·谢·索洛维约夫的看法，东方将人完全湮没于上帝之中，它确立了»非人化的上帝»，»东方文化的独特标志是无个性的统一，吞噬了一切多样性»。相反，西方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深陷另一极端——它»致力于单方面确立无神的人»，其文化的特点»是个人主义，威胁着废除一切社会纽带»〔39〕。倘若世界上只存在这两种力量，人类将不断遭受它们之间无休止的冲突对抗的苦难。但幸而在这两种力量之上矗立着第三种力量，它调和这两个原则，创造出»全人类有机体的整全性，赋予其内在的宁静生活»。在东西方之间充当这一调和者、中介者、二者综合的化身并为历史命运所预定的，正是俄罗斯。索洛维约夫明确断言：»与此同时，前两种力量已走完了自身展现的圆圈，将受其支配的各民族引向了精神死亡与解体。因此我重申：要么这是历史的终结，要么是第三种全能力量不可避免的显现，其唯一承担者只能是斯拉夫民族与俄罗斯人民»〔40〕。他似乎预先回应了那些可能指出西方国家比俄国更富裕、更民主的人的论点，着重指出：俄罗斯的弥赛亚使命由其力量决定，这种力量»不属于这个世界»，既不以财富程度、也不以国家秩序的特殊性来衡量。

他这一时期的斯拉夫派倾向，还体现在他与斯拉夫派出版机关的合作——在《圣彼得堡慈善协会通报》、阿克萨科夫的《罗斯》报上发表文章，以及他与尼·尼·斯特拉霍夫、伊·谢·阿克萨科夫、康·尼·列昂季耶夫的亲密友好关系中——尽管后者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斯拉夫派。索洛维约夫这一时期的斯拉夫派同情，还体现在俄土战争为解放斯拉夫民族而爆发之际他那一腔爱国热情中。

然而自八十年代起，这种斯拉夫派倾向开始逐渐转移。起初这一转移并不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伊·谢·阿克萨科夫虽有犹豫，但还是决定在其《罗斯》报上连载索洛维约夫的系列文章《大论争与基督教真理》，因为在最初几章中，作者观点上并无任何实质性转变。何况索洛维约夫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抽象原则批判》——专门探讨哲学与宗教道德问题——以其对这些问题的深刻阐发以及鲜明而才华横溢的表述，征服了众多读者的心。阿·费·阿克萨科娃——伊·谢·阿克萨科夫之妻、费·伊·丘特切夫之女、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甚至向索洛维约夫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对《旧约》作出的»不悖于理性»的阐释，这些阐释消解了她此前对《旧约》的种种痛苦困惑。

《大论争》第一篇文章主要聚焦波兰问题，但作者提出了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在政治中以基督教原则为指导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所有国家真正推行基督教政治，将化解»东西方的大论争»。更有甚者，他深信，»基督教政治必须为整个人类——这个由各大组成部分即各民族、各种族、各国家构成的整体——的上帝之国的来临做好准备»〔41〕。然而索洛维约夫认为，许多国家在政治上以被错误理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指导。他以英国与德国»食人式»的外交政策为例：作者指出，»富有而强权的英国人»为了自身的私利，»使爱尔兰人饥饿，压迫印度人，以鸦片毒杀中国人，掠夺埃及»。英国人»自鸣得意»地从»劣等种族»身上榨取血汗以谋私利，还声称是在引导他们»走向更高的文明»，据说由此实现了他们所谓的历史文化传播使命。而德国人则以将其统治下的各民族日耳曼化的必要性为其»食人政策»辩护，因为他们自视为优等种族。他们就这样»吞并了温德人、普鲁士人，并打算吞并波兰人»。因此，英国人只是»掠夺和压迫各民族»，而德国人则消灭他们的»内在本质»、»民族性本身»。作者还指出，犹太人、法国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等也都将自己视为»民族中的民族»。在他看来，正是被错误理解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驱使犹太人对基督举起了屠刀。

索洛维约夫从只有基督教政治才能根除各民族间»食人关系»这一前提出发，进而探讨波兰问题的解决。在他看来，以»族裔亲缘»为基础解决这一问题是徒劳的，因为将我们与波兰人分隔开来的根本在于宗教，而»精神强于血缘»。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除参与三次瓜分波兰、镇压武装起义之外，也为波兰做了不少善事：1814年通过保留波兰，使其免遭»不可避免的日耳曼化»，没有将整个波兰拱手让给普鲁士；1864年»通过解放农民，将波兰从从根本上动摇波兰生命力的贵族与农奴之间激烈对抗中解救出来»。

然而，尽管做了这些善事，与波兰人的接近尝试，不仅在»族裔»基础上，即便在社会与国家基础上也注定无法成功。因为在社会层面，波兰人之间的分裂依然如此深重，以至于向农奴伸手，必然得罪贵族，而向贵族伸手，则不得不再次加剧农奴的受压迫处境。而在国家层面，与波兰人无法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深陷»不切实际的妄想»——要求收回俄罗斯土地，要求先恢复1772年的波兰，再恢复1667年的波兰，并合并»波兰的»基辅、»波兰的»斯摩棱斯克、坦波夫等等。作者将所有这些»幻觉»归入»病理现象»。

作者认为，波兰问题的解决只有一条路——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和解。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谈的还不是教会合并，而正是和解，这从未与斯拉夫派学说相悖。因此这一思想未能遭到阿克萨科夫的《罗斯》报的拒绝。加之弗·谢·索洛维约夫在这里再度提及俄罗斯作为第三罗马的弥赛亚使命。在他看来，正是俄罗斯，作为»未曾参与兄弟相残之争（东西方基督教之间——鲍·鲍注）根源的基督教东正教国家，理当第一个终结这场争论»〔42〕。

然而，索洛维约夫系列文章《大论争与基督教政治》中的教会和解主题，逐渐演变为教会»化学式»〔43〕合并的主题，同时越来越多地将分裂归咎于东正教本身。那些对阿克萨科夫的《罗斯》报而言格格不入的音调——颂扬天主教、试图论证其在基督教中的首位——开始清晰地响起。这正是引发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撰文《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论东正教与天主教》以及弗·谢·索洛维约夫作出《答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缘由，也导致了《罗斯》编辑部与索洛维约夫几近完全决裂。

达尼列夫斯基以其分析家的锐利目光，立即察觉到索洛维约夫不仅是在错误地扭曲东正教与天主教关系的历史，更是在构建一种对俄罗斯危险的世界历史错误概念。

对于发表《大论争与基督教政治》系列文章中专论教会合并思想的最后一篇，伊·谢·阿克萨科夫断然拒绝，提议索洛维约夫加以改写。然而索洛维约夫立场坚定。»如果我有朝一日说出谴责罗马神圣之物的话，让我像弑父者一样被诅咒，»他于1883年3月在致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声言〔44〕。最终，编辑部删节后发表了索洛维约夫的终篇文章，这引发了他的抗议信。弗·谢·索洛维约夫与《罗斯》报的合作至此终止。

他所孕育的普世神权政治思想，他决定在不顾及审查的情况下，在新的著作中加以表达，并宁可选择在国外出版。由此诞生了他专论这一新理论的三部著作：《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第1卷，萨格勒布，1887年）、《俄罗斯与普世教会》以及《俄罗斯理念》（两部均以法文写就，巴黎，1888年）。

对索洛维约夫而言，神权政治是尘世的»上帝之国»，只有经由教会方能达到。基督教黎明之际，教会是合一的。上帝建立了统一的教会以对抗»地狱的仇敌»，但教会分裂了，邪恶以双倍的力量在世上蔓延。教会只存在于这样的地方，索洛维约夫着重指出，»那里的人们，以相互的兄弟之爱与自由的同心合意联结在一起，成为上帝唯一恩典的配得容器，而这正是教会的真实本质与生命原则，将其塑造为一个统一的属灵有机体»〔45〕。

索洛维约夫驳斥斯拉夫派（主要是阿·谢·霍米亚科夫）的观点——即东正教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信仰，整个西方世界处于真正基督教之外。他认为从东正教中分离出来的天主教对信条的改动无关宏旨，并提醒说，这些改动从未被东正教大公会议谴责为异端。与此同时，他对使东正教主教最为愤慨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1869—1870年）关于教皇无谬论的教条，则明显保持沉默。索洛维约夫谴责的不仅是基督教教会分裂为东方（东正教）与西方（天主教），更谴责一切以民族原则为基础的教会分立。缺乏统一精神中心之处，各教会便成为自治教会，其中开始盛行反基督教的专制主义，无神论四处蔓延。索洛维约夫以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为例。

索洛维约夫认为，天主教会的组织形式因其罗马教皇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权威而堪称理想。因此他向俄国东正教人士提出了一项完全具体的任务：»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实际上是什么，即：我们是伟大基督教躯体的一个有机部分，并承认我们与西方兄弟们之间的紧密连带关系——他们拥有我们所缺少的中枢机关。»他进一步解释道：»这一道德行为，公正与爱的行为，本身就将是我们向前迈出的巨大一步，也是任何进一步进步的必要条件»〔46〕。这一思想对索洛维约夫的重要性，从一个事实中可见一斑：表达这一思想的文字在《俄罗斯与普世教会》一书的正文中被作者加以强调。

无论如何，索洛维约夫不止一次地回到这一思想。在同一部著作中，他着重指出：»我们所敢于断言的一切是：教皇制是唯一具有国际性与独立性的权威，是教会普世行动的唯一真实而持久的基础。这是不争的事实，仅此便足以迫使人承认，教皇是基督赋予（使徒——鲍·鲍注）彼得的优先权与权威的唯一守护者。»他还补充说，为教皇宝座的»合法性»作证：»将基督在使徒彼得身上所建立的最高教会权威迁至罗马，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到教会传统的确认，并为事物的内在逻辑所证明»〔47〕。索洛维约夫提醒说，基督所建教会中的权威属于君主制性质。基督将其建立在彼得的君主式权威之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索洛维约夫引用福音书印证其言〔48〕。他认为，教会治理不能建立在集体意见的基础上，因为这将把它置于偶然激情的支配之下，这样的教会治理将不符合神圣的威严。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耶稣基督在其神人性事奉中以三种位格呈现：作为第一祭司、作为君王与作为先知。他认为，在神权政治中，为实现尘世的上帝之国，这三种行动方式均应得到延续。祭司的职能，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见解，应由在罗马教皇领导下的基督教教会来承担。普世神权政治中的王权则应属于俄国沙皇。作为教会之子，沙皇在精神上应从属于罗马教皇。索洛维约夫试图通过强调两种权威的共存应由基督教道德来调节、由沙皇推行纯粹的基督教政治，来消解其神权政治构想中这一棘手之处。在索洛维约夫的设想中，君王们应在道德上提升至与罗马教皇结成宗教同盟的高度。先知在社会中的功能，索洛维约夫赋予了先知——这些人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中都曾存在。

索洛维约夫并非无缘无故地将其构想也称为»自由神权政治»，因为其中教皇与君王之间的关系、教会的顺从被设想为自由的、儿子式的而非法律规范的，先知职能亦为自由的。社会功能的三位一体旨在通过中介——圣三一在行动中——来体现基督的权威。在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中，没有传统意义上依靠强制手段的国家之位置，一切均应以如下原则加以调节：越少自私者得到越多。普遍的相互之爱应终结阶级斗争与»毁灭性»竞争，并逐步将人类转化为基督的身体。

索洛维约夫以单一的、普世的基督教祖国取代民族国家，并以这一在他看来唯一合理的目标之名，向俄罗斯呼吁自我牺牲。实际上，正是在俄罗斯的这一使命中——服务于教会合并、在创建基督教祖国中承担主要角色——他看到了»俄罗斯理念»，并为此写就了同名著作。他以相当坦率而执著的方式贯穿这一思想。他仿佛在鼓励读者迈出这一步，提醒他们俄国国家的建立本身就得益于民族上的自我否定，»在我们的先祖……出于自愿并经深思熟虑，邀请斯堪的纳维亚王公执掌权柄、对他们说出那句令人难忘的话语’我们的土地广阔而富饶，但其中没有秩序，请来统治和管治我们’的日子里»〔49〕。他力图说服读者：这种牺牲实际上并不那么巨大，»我们为真理之名唯一需要牺牲的，是那个伪教会机构……建立在奴颜媚骨与物质利益之上，以欺骗与暴力为手段运作的»〔50〕。这一批判性言论中，关于俄罗斯东正教会宗教院式管理的种种弊病，不乏中肯之处。然而索洛维约夫似乎没有注意到，或不愿注意到，同样的弊病在天主教会中以更大的规模同样存在。

索洛维约夫深知，他关于»民族自我牺牲»的说教、»将我们的民族自私心牺牲给真实的上帝»的呼吁，可能不仅遭遇不解，更会引来抵制，于是他以威胁性的口吻警告：»但不愿为普世真理牺牲自身民族自私心的人，既不能也不应自称为基督徒»〔51〕。

尽管有这些告诫，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俄罗斯理念»遭到几乎异口同声的谴责——不仅在东正教神职人员中，而且在俄国社会一切阶层中。与其较早的著作——如《抽象原则批判》、《神人性讲座》、《生活的精神基础》或其后的奠基性著作《善的证明》——不同，表达神权政治思想的著作在定期出版物上遭受了猛烈的集中批评。索洛维约夫本人在1887年2月26日致耶稣会神父彼·皮尔林的信中抱怨道：»在教会合并问题上反对我发表的（内容重要且篇幅可观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已有27篇，还不算那些迄今仍在不断涌现的短篇文章与诽谤性杂文»〔52〕。而这还是在他上述巴黎著作问世之前。

不仅弗·谢·索洛维约夫的论敌，就连他的善意者、追随者，以及高度评价其哲学神学遗产的研究者，也异口同声地将他的神权政治思想称为极度矛盾、站不住脚而且乌托邦式的。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在其两卷本奠基性著作《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世界观》（莫斯科，1913年）中，对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他对这位哲学家的精神遗产总体上给予很高评价，尤其推崇这一遗产的»不朽灵魂»——神人性学说。关于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学说，特鲁别茨科伊指出其极度的矛盾性与乌托邦性。他认为索洛维约夫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在于一方面»将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纳入上帝之国的矛盾尝试»，»将神权政治国家描绘为基督的社会性身体»——这被特鲁别茨科伊称为对自然秩序的神秘化。另一方面，同样不合理的在他看来，是»试图将上帝之国——哪怕是在尘世——纳入教会国家组织的框架，并在三种神权政治权威的联合中寻找神秘三位一体的尘世实现»。这被特鲁别茨科伊称为对神秘原则的»不允许的理性化»〔53〕。总体而言，在尘世建设上帝之国的思想，被特鲁别茨科伊及许多其他人批判为乌托邦。他赞许索洛维约夫正确地将在上帝中达到真实生命的完整与整全确定为人类与人类最终目标，但同时认为索洛维约夫的错误在于»他相信在今世尘世的框架内实现这一一切存在的最高极限的可能性»。特鲁别茨科伊解释道：»整全生命理想的完满，不仅无法在国家的界限内实现，更无法在整个有罪的、不完善的、因此本身便处于生成变化之中的世界的界限内实现»〔54〕。

特鲁别茨科伊令人信服地指出了索洛维约夫的幼稚——他期望在神权政治中看到理想的圣职人员、理想的君王与理想的民众，他们将»自愿而出于良知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自身权利丝毫不加考虑。特鲁别茨科伊讽刺地指出，在一个信奉基督教信仰与世俗利益挂钩的神权政治国家中，臣民们将立即——包括政治骗子——都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与热忱的神权政治者。特鲁别茨科伊困惑于一个不以»物质武器»保卫自身免遭外敌与内敌侵害的国家如何能够存在。而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不仅不设武士，甚至不设不以基督教诫命——»不可杀人»、»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等等——为指导的法官与行政官员。特鲁别茨科伊正确地指出，这实际上否定了国家的存在本身。

特鲁别茨科伊谴责索洛维约夫神权政治学说中内含的对现有国家形式的否定态度。他提醒说，基督在福音书中对各类国家职能的执行者，包括士兵，表现出的是超越宽容的态度；»福音书对国家的珍视，不是将其视为上帝之国的可能组成部分，而是将其视为在历史进程中理应通向上帝之国的台阶»。因此，特鲁别茨科伊认为，应当祝福那种暂时阻止世界变为地狱的力量。»那种虚假的极端主义，»特鲁别茨科伊解释道，»以貌似宗教的立场，以顶峰、以基督教理想之名而拒绝较低的与中间的台阶，否定的是基督教的道路：这是一种不属于基督教的、而是迷途的极端主义»（叶·尼·特鲁别茨科伊原文着重号）〔55〕。

部分批评神权政治概念的人注意到，索洛维约夫仿佛看不到地球上除基督徒之外的任何人；他从未提出数以亿计的佛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根本性宗教信众在神权政治中的地位问题。只能从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其他著作中推断，他显然将全世界基督教化视为不言而喻之事。他指出犹太教已在»最先进的国家占据主导地位»，他们是»当代欧洲的主人»，在英国»以及其他国家，金融与大部分定期出版物掌握在犹太人手中（直接或间接地）»〔56〕，索洛维约夫在其著作中多次援引基督的话语，即»以色列也必得救»——即终将接受基督教。不过为此他呼吁读者以基督教的方式对待犹太人，尽管后者以犹太人的方式对待基督徒。在《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一书中，索洛维约夫提醒说，在最初的旧约神权政治中，除从亚伯拉罕生发的主干之外，还有一支旁枝——来自夏甲与以实玛利，因此伊斯兰教获得了主的应许。他以宗教宽容的精神创作了《穆罕默德：他的生平与宗教学说》（1896年）。但在他精心构建的»自由神权政治»图式中，伊斯兰教的位置并不明确。至于佛教的未来问题则完全未被提出，尽管那时佛教已被相当大一部分地球人口所信奉。

难怪索洛维约夫对神权政治思想的鼓吹未能在俄国社会引发共鸣，正如阿·费·洛谢夫所写的：»这样的历史哲学与这种对历史神权政治进步的信仰，断然令任何人都不满意。可以说，在索洛维约夫的全部学说中，没有哪一种学说与当时俄国公众如此格格不入。所有人都将索洛维约夫的这一神权政治视为某种怪异之物»〔57〕。

更不足为奇的是，这一理论的鼓吹遭到宗教与世俗审查机构的禁止，并得到沙皇本人的支持。1890年11月14日，索洛维约夫就其最新著作传播遭受审查禁令向亚历山大三世提出申诉，尽管申诉书中含有对专制制度的若干颂词，沙皇仍断然批示：»其著作骇人听闻，对俄国人是侮辱与冒犯»〔58〕。

此后，时隔多年，即便是那些崇拜弗·谢·索洛维约夫、高度评价其精神遗产或指出这一遗产中诸多杰出之处的人，也一致认为他的»自由神权政治»是明显的失败之作。尼·阿·别尔嘉耶夫例如在1925年写道：»索洛维约夫的普世神权政治是最纯粹的乌托邦，在其生命的最后时期，它在他的意识中彻底崩溃»〔59〕。同样写于流亡时期的著作中，高度评价弗·谢·索洛维约夫哲学家地位的瓦·瓦·泽尼科夫斯基仍然指出：»索洛维约夫的天主教同情与他的乌托邦计划使他完全与俄国社会隔绝，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从索洛维约夫的这些梦想中获得启发»〔60〕。

正是对这一理论的信奉——叶·尼·特鲁别茨科伊惋惜地指出，索洛维约夫将其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这一理论——成为了他在达尼列夫斯基身后对其理论进行猛烈、极具攻击性批判的根本原因。因为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在一切要点上都与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截然对立。有大量证据表明，索洛维约夫正是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看到了传播其»自由神权政治»的主要思想障碍。就连弗·谢·索洛维约夫的侄子谢·米·索洛维约夫，在其为叔父辩护的著作《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生平与创作演变》中，也不得不承认：»但是，他与斯拉夫派’可兰经’（弗·谢·索洛维约夫如此称呼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鲍·鲍注）进行斗争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按照这种历史理解，教会合并从原则上就是不可能的»〔61〕。然而实际上，弗·谢·索洛维约夫本人也并不讳言，他在政论攻势中针对达尼列夫斯基著作，正是受这一动机所驱使。在1887年11月10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坦率地解释了撰写批评达尼列夫斯基著作文章的意图，声称达尼列夫斯基»在他的道路上构建了一座笨重的建筑物»，而对这部著作的评析使他得以继续»宣扬普世教会与同教廷和解»——书报检查正在阻碍他从事这一传布活动〔62〕。

弗·谢·索洛维约夫以《俄罗斯与欧洲》为题、对达尼列夫斯基展开猛烈攻击的文章，发表于1888年《欧洲导报》杂志第2期与第4期，成为他与斯特拉霍夫多年温暖友谊彻底决裂的导火索。不仅是因为作者以一贯的执著在文中发展着已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批驳的思想，不仅是因为他侮辱了这位与斯特拉霍夫精神更为贴近的人的记忆，更是因为他出人意料地急剧转向斯特拉霍夫所深恶痛绝的激进西化主义及其旗手——《欧洲导报》杂志。索洛维约夫以其始终如一的宗教君主制信念，其实根本无法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西化派。但西化派，尤其是《欧洲导报》编辑部，显然乐见弗·谢·索洛维约夫对他们所指的»俄国民族主义»（他们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划入其中）的猛烈政论攻击。

索洛维约夫打算撰文批判对他突然横加阻碍的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意图，不能不令斯特拉霍夫反感，因为就在一年前，斯特拉霍夫发表于《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的文章《关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并未引来索洛维约夫的任何异议。斯特拉霍夫在该文中对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解释说，虽然可以将其称为»斯拉夫主义的教义问答或法典»，但这远未穷尽该著作的意义。更有甚者，斯特拉霍夫认为有必要着重指出，这并非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主要之处，其核心价值在于新的普世历史理论，而斯拉夫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欧洲的相互关系不过是阐明这一新的历史进程总体理论的一个个案。他将达尼列夫斯基发现与论证文化-历史类型定性为科学上的革命，是将自然体系引入历史科学，取代了长期统治其中的人为体系。

斯特拉霍夫提请读者注意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绝对原创性、令人叹服的»简洁与清醒»，以及其中毫无论证斯拉夫人民族优越性的意图。最后一点，在斯特拉霍夫看来，有利地将其与欧洲国家类似的历史哲学构建区别开来——欧洲»不仅在实践上，更在其思想构建中都是专横而好权力的»。他解释说，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斯拉夫人并非注定要革新世界、为整个人类找到历史任务的解决方案；他们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其旁可以存在并发展其他类型»。斯特拉霍夫在这里，以及在达尼列夫斯基理论上明显不受德国哲学影响的痕迹中，看到了它与斯拉夫派观点的区别。

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强调每种民族文化的自身价值——斯特拉霍夫认为，这一点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对中国文化-历史类型的描述中得到了有力证明。对西方历史学家而言，斯特拉霍夫指出，中国»是某种不正常而空洞的东西，某种多余的无稽之谈»，因此在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国只字不提，将其驱逐出历史的边界之外»。而按照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或傲慢的欧洲同样具有正当而值得尊重的存在地位»。

斯特拉霍夫断然驳斥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创新性提出质疑的种种尝试。他承认达尼列夫斯基可能有先驱，历史思想中存在其理论的萌芽。但这在任何创造性突破之前都会有——无论是科学领域还是艺术领域。阿·谢·普希金也有其先驱——瓦·阿·茹科夫斯基、康·尼·巴丘什科夫、伊·伊·科兹洛夫等人。但正是普希金，斯特拉霍夫提醒道，才有创建俄国诗歌与俄国文学的功绩。为强化这一思想，斯特拉霍夫还作了如下比喻：»某个怀疑论者或许打算说，他初次看到的那座宏伟建筑并无任何新意，因为他早就见过建造该建筑所用的那堆砖块»〔63〕。

弗·谢·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与欧洲》一文中，以捍卫其神权政治理论为最高使命，在文章几乎所有论点上都表达了与斯特拉霍夫相反的观点。必须立即指出，在这篇文章中，与此后的文章不同，索洛维约夫在某种程度上仍继续给予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应有的评价。他特别写道，»凭借卓越的智识才能与无可指摘的道德品格，《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位列斯拉夫主义最优秀的代表之中，与当今凯旋的广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相隔着整整一道深渊»〔64〕。

然而，索洛维约夫拒绝接受文化-历史类型理论，首先以它与超民族的、普世基督教关于统一人类之思想相矛盾为由。在他看来，自古罗马起，文化普世化的进程便在持续推进，形成先是全欧洲、继而普世人类的文化。»如果罗马帝国以其军事道路而形成的外部统一，在物质上保障并加速了福音传播的普及，»他写道，»正如古代基督教作家早已注意到的那样，那么罗马法学家与宗教哲学家的人道主义原则，便为接受基督教本质上超民族、超国界的道德理念准备了精神土壤»〔65〕。

如此，无论是统一文化的诞生、还是它的传播、所有文化的普世化——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一切都与基督教相关。他所理解的统一超民族文化，从本质上说就是基督教文化。因此他将无法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找到任何暗示»——说明如何调和普世基督教真理与文化-历史类型自主性——列为指责达尼列夫斯基的罪名。他实际上质疑了过去与现在基督教理念之外的各种文化的存在。

达尼列夫斯基论证了古代文化的分量与意义，以中国文化-历史类型为例。他指出古代中国工业与贸易、农业与园艺的高度水平，以及欧洲人望尘莫及的布料染色、丝绸与瓷器的生产工艺。继续列举古代中国文明的成就，达尼列夫斯基写道：»火药、印刷术、指南针、书写用纸，中国人早已熟知，很可能还是由他们传入欧洲。中国人拥有宏富的文学、独特的哲学——尽管在宇宙论方面颇为不完善，但对一个异教民族而言，呈现出一套健全而崇高的伦理体系。当古希腊人对彗星尚怀有迷信的恐惧之时，洪堡指出，中国天文学家已在以科学方式观测这些天体。科学与知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像在中国那样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与影响。难道这种高度的公民、工业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科学发展——这种发展在许多方面远远超越了古希腊罗马的文明，在某些方面甚至至今可以成为欧洲人的范本——难道是像密涅瓦从朱庇特头脑中诞生那样，从第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全副武装地涌现出来的，而这个民族此后四五千年的存在都只是在咀嚼旧物、毫无进展？»（第61页）。

透过与基督教思想相连的单一全欧洲普世文化的棱镜，索洛维约夫不愿看到、也看不到任何特殊的中国文化-历史类型。他在文章中写道：»庞大的中华帝国，尽管达尼列夫斯基对它满怀同情，却未能也肯定不会赠予世界任何崇高的思想与任何伟大的壮举；它未能也不会对人类精神的共同财富作出任何永恒的贡献……总体而言，中国的独创性更多地以否定或缺陷的方式表现出来»〔66〕。

如前所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绝非无神论者，在他的整个历史哲学体系中，他对人类命运被神意最终预定的信仰清晰可辨。正如他与弗·谢·索洛维约夫的论战所表明的，他是一位坚定的东正教基督徒。与索洛维约夫一样，他认为基督教»应该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囊括»人类（第67页）。但达尼列夫斯基并不以宗教原则来划分文化-历史类型，完全不排除同一信仰的各民族隶属不同文化-历史类型的可能性。然而索洛维约夫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以佛教的例子不够正当地试图驳斥文明不可传递性的规律。他甚至认为自己找到了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决定性反驳。他写道：»……一种宗教，它以西藏文化这样独特的地方文化为其核心，然而却保持了其普世国际特征，被从锡兰到西伯利亚、从尼泊尔到加利福尼亚的五六亿人所信奉——这就是对达尼列夫斯基全部理论的一个庞大的事实性驳斥，因为既无可能否认佛教的重大文化历史意义，也无法将其归结于某个单独的部落或类型»〔67〕。然而必须再次指出，佛教问题非但没有驳斥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倒是可能成为索洛维约夫普世基督教神权政治实现的一大严峻障碍。索洛维约夫以»教育原则»可传递性的事实来驳斥»文明不可传递性»，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推开本就敞开的门。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正是科学的成就首先依照传承规律从一种文明传递至另一种文明。

索洛维约夫关于属于欧洲文明的各国之间缺乏政治统一性、它们之间的对抗爆发以及罗曼-日耳曼语系各语言之间存在实质差异的评述，看起来更为有力。但达尼列夫斯基并未排除同一文明内部国家之间存在这种暂时性政治分歧与冲突的可能性。他只是谈到了它们同属一个文化-历史类型，以及这一文化-历史类型的国家对其他文明——尤其是斯拉夫世界——无端傲慢的态度。

然而弗·谢·索洛维约夫将其主要论战火力集中于反驳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对特殊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在世界上存在之权利的论证。在这里，在阐述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时，也难免出现曲解与失真。例如索洛维约夫大力强调一个论断，称达尼列夫斯基据说鼓吹斯拉夫人的民族排他性、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性，宣称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将会更为完善。而且他将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思想，用与原文相去甚远的表述加以概括：»我们的民族按照历史的进程与民族文化自然传承，注定要取代其他所有已经或正在消亡的民族。这种’取代’同样不乏残酷的血腥斗争与各种民族消灭……»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与斯拉夫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然而是最完善、最完整的（按他的术语，是四基础的），汇集了先前各类型的优势»〔68〕。

是的，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与斯拉夫有充分的理由成为迄今存在的众多文化-历史类型之一。但他同时将其描述为尚未形成、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方能形成的类型；他从未写道它将是最后一个并取代»所有已经或正在消亡的民族»。他并不认为俄罗斯与斯拉夫已是成熟的»最完整、最完善的»文化-历史类型，而是认为俄罗斯与斯拉夫只具有这种发展的潜质。他写道，我们只能»希望斯拉夫类型将是第一个（也可能不是最后一个——鲍·鲍注）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第430页），即在自身中体现宗教、文化（狭义上的）、政治与社会经济活动。

当然，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代表们，只能为索洛维约夫断然拒绝达尼列夫斯基的以下论断而鼓掌——该论断认为斯拉夫人拥有公社（村社），是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特殊性»的证明之一。尽管民粹派知识分子——他们在这一时期从数量上仍居多数，正如我们从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评语中所见——对这一论断自然不会提出异议。

许多出版机构对索洛维约夫否认斯拉夫人在发展自身科学与文化方面的任何潜质，表达了愤慨。确实，索洛维约夫在其文章中就此所作的断言，可能伤害持各种政治信念的读者的民族情感。例如，谈到据称微不足道的俄国科学经验时，索洛维约夫总结道：»在这种有缺陷的经验中，看到任何俄国科学独创性的潜质，是完全不可能的»〔69〕。而彼时俄国科学已可以为米·瓦·罗蒙诺索夫、伊·米·谢切诺夫、尼·伊·皮罗戈夫、米·瓦·奥斯特罗格尔斯基、德·伊·门捷列夫等人的名字而自豪。达尼列夫斯基列举的若干杰出斯拉夫学者的名字——例如捷克的扬·普尔基涅与彼·伊·沙法日科——索洛维约夫置之不理，而对波兰人哥白尼的评介也不太令人信服——他将其描述为超民族的欧洲科学的代表。

索洛维约夫关于俄国文学与艺术的论述更为倾向性鲜明。要在俄国文学中看到正在形成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潜质，就需要这种文学沿着上升的轨线发展，而索洛维约夫认为，在俄国文学中并未观察到这一点。在他看来，最»著名»的俄国小说家列·尼·托尔斯泰已十年没有任何新作问世。至于其余作家，索洛维约夫认为，»以最善意的评价，仍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欧洲永远不会阅读他们的作品»〔70〕。在音乐与绘画中，按照索洛维约夫的看法，只有两个名字值得一提——米·伊·格林卡与阿·阿·伊万诺夫。

问题甚至不在于达尼列夫斯基援引为俄国文化成就证明的普·谢·普希金与尼·瓦·果戈里遭到索洛维约夫的无视——索洛维约夫关于普希金的几篇丑闻性文章在这方面颇能说明问题。但索洛维约夫在米·尤·莱蒙托夫、尼·阿·涅克拉索夫、费·伊·丘特切夫、伊·谢·屠格涅夫、伊·阿·冈察罗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亚·伊·赫尔岑、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尼·谢·列斯科夫、伊·尼·克拉姆斯科伊、伊·叶·列宾、瓦·米·瓦斯涅佐夫、阿·彼·鲍罗金、米·彼·穆索尔斯基、尼·阿·里姆斯基-柯萨科夫、彼·伊·柴可夫斯基这些俄国文学、绘画、音乐代表人物身上，也未发现任何达到欧洲文化水准之处。上述大多数文化代表此时已走完生命历程，其他人已创作出使其名声广传俄国、乃至在某些情况下享誉欧洲的作品。例如，彼·伊·柴可夫斯基已上演芭蕾舞剧《天鹅湖》、歌剧《叶甫盖尼·奥涅金》、《马泽帕》、《女妖》，他的大多数交响曲、钢琴与小提琴协奏曲以及《意大利随想曲》已相继演出。伊·叶·列宾已创作了《伏尔加河的纤夫》、《意外归来》、《伊凡雷帝与其子伊凡》及众多肖像画，其中包括穆索尔斯基的肖像。尼·谢·列斯科夫已写就《无处可去》、《刀锋上》、《大教堂众生》、《迷醉的旅行者》、《左撇子》、《假发艺人》。但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俄国文化在其发展中止步于米·伊·格林卡、阿·阿·伊万诺夫与早期的列·尼·托尔斯泰，对未来毫无潜质可言。

自然，索洛维约夫这番言论在出版界引发了强烈抗议。接起论战手套者，是他不久前在斯拉夫派情怀上的同道、多年挚友尼·尼·斯特拉霍夫——对他而言，忠于自己的原则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记忆，无疑比其他一切更为珍贵。斯特拉霍夫发表了文章《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统一：关于弗·索洛维约夫先生〈俄罗斯与欧洲〉一文的评述》（《俄罗斯导报》，1888年，第6期）。由此开始了一场持续六年的论战。双方你来我往，激烈程度不断升级：索洛维约夫《论罪孽与疾病》（《欧洲导报》，1889年，第1期）——斯特拉霍夫《对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最终答复》（《俄罗斯导报》，1889年，第2期）；索洛维约夫《致编辑的信》（《欧洲导报》，1889年，第3期）——斯特拉霍夫《围绕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争论》（《俄罗斯导报》，1889年，第12期）；索洛维约夫《对西方的虚假抗争》（《俄罗斯思想》，1890年，第8期）——斯特拉霍夫《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新次攻击》（《新时代》，1890年9月21日与11月20日）。

索洛维约夫的文章《对西方的虚假抗争》发表后，托尔斯泰劝说斯特拉霍夫：»……不要回答索洛维约夫……从语气上看得出他是错的»〔71〕。托尔斯泰一贯对报刊论战抱有偏见，认为它作为低劣的文学形式，只会分散斯特拉霍夫严肃科学工作的精力。但斯特拉霍夫的回应文章已经写就，他还是将其发表了。

然而，对索洛维约夫的下一篇文章《尼·尼·斯特拉霍夫的幸福思想》（《欧洲导报》，1890年，第11期），斯特拉霍夫遵照托尔斯泰的建议，没有作出回应〔72〕。斯特拉霍夫的蔑然沉默，被索洛维约夫解读为自己在论战中的胜利，这在他随后针对斯特拉霍夫的文章中——评叶·谢格洛夫著作《社会制度史》（《欧洲导报》，1891年，第7期）——得到了体现。斯特拉霍夫向托尔斯泰抱怨道：»索洛维约夫最近发表文章，声称他战胜了我，令我无言以对……他攻击我却听不到回应。您看，我服从您的意见。此事需要征求您的建议»〔73〕。因此，面对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文章《德文原著与俄文摹本》（《欧洲导报》，1890年，第12期），斯特拉霍夫迟疑之后，还是以在雅斯纳亚·波良纳于辞世前一年半写就的文章《格·吕克特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观》（《俄罗斯导报》，1894年，第10期）作了回应。

在这场论战中，索洛维约夫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与其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允许了不少曲解与失真。与此前在提到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时所用的尊重语气不同，他对其发出了几次带侮辱性的攻击。康·尼·列昂季耶夫——他高度评价弗·谢·索洛维约夫的若干宗教神学著作——在1891年1月24日致伊·伊·富德利的信中，表示他对索洛维约夫»最近三年极为不满»，并解释道：»即自他陷入这场对斯拉夫主义的激烈、而且往往确实不诚实的论战以来。不满的是方向本身，不满的是幸灾乐祸而刻薄的语气，以及明显的移花接木的厚颜无耻»〔74〕。尽管如此，在读到索洛维约夫的第一篇《俄罗斯与欧洲》文章及其法文《俄罗斯理念》之前，列昂季耶夫在致同情索洛维约夫的卡·阿·古巴斯托夫的信中，认为有必要承认，索洛维约夫是真正的天才，»是带着某种神秘崇高印记的天才»，»是我们作家中唯一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我思想的人»〔75〕。

当然，不应忘记的是，索洛维约夫论战的直接对象不是达尼列夫斯基本人，而是其学说的阐释者与捍卫者斯特拉霍夫。在个别情况下，索洛维约夫评述的尖锐，与其说针对达尼列夫斯基，不如说更多地针对斯特拉霍夫本人及其著作《我国文学中对西方的抗争》。然而，其文章的主要内容与全部旨趣，仍是针对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针对斯特拉霍夫总体上准确的阐释。当斯特拉霍夫在《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统一》一文中对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传达有些不够准确——声称只有同一文化-历史类型内部的事件才彼此紧密相连——时，索洛维约夫立即指出了这一不准确之处，认为此点»不能归咎于达尼列夫斯基»〔76〕。斯特拉霍夫对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其他具体曲解，索洛维约夫再未指出，尽管他在《对西方的虚假抗争》一文中声称这类曲解»非常之多»。

索洛维约夫意识到，在对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攻击中，他并非始终保持了斯特拉霍夫文章中更为明显的那种平静与适度的语气。他在《致编辑的信》中甚至就此有所道歉：»我深感遗憾，»他写道，»我们的争论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人身攻击’的面目，我愿意收回我上一篇回应中一切过激之词»〔77〕。但这一说明之后，他的论战文章的语调并未改变。

他在第一篇文章《俄罗斯与欧洲》中阐明的立场实质，同样未有改变。在论战激情的驱使下，他只是对其加以充实，将其矛头针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攻击更为锋利，同时不太顾及其确切内容，以迁就自己那种往往带有讽刺小品文风格的论战方式。

他并不为以下事实所动：斯特拉霍夫对其《俄罗斯与欧洲》一文的见解»已被许多报纸文章以更大的力度表达过»；代表当时俄国公众舆论的大众报纸对他否定俄国文化的立场感到愤慨，不仅仅谴责索洛维约夫敌视祖国，更直接反驳他的论点，»证明我们的文化欣欣向荣，在科学、艺术、文学领域我们已在某种程度上超越欧洲，在另一些方面必将在最近的将来超越»〔78〕。尽管索洛维约夫给报纸较为温和的批评添加了若干夸大成分以增加讽刺的毒辣，但即便如此，它们对19世纪末俄国文化状态的评价，仍比索洛维约夫在与斯特拉霍夫的论战中始终坚持的那些阴暗判断更接近真相。

他更为坚决地将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斥为»错误的»，认为他的著作是»文学怪事»。他依然写道，达尼列夫斯基据说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描绘为终结历史进程的最后一个类型，并将此归结为»民族自满情绪»的表达。索洛维约夫再次坚持认为，根本不存在任何文化-历史类型，存在的是统一基督教文化的发展进程，它»日益将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纳入其生命领域»。在这方面，他只看到一个障碍：»目前只有中国，凭借其排他性的民族教化，对这种欧洲影响表现出某种相对坚实的抵制，构成对我们——普世的、基督教文化——的唯一实质性、尽管当然只是暂时性的对立»〔79〕。

尼·尼·斯特拉霍夫指出，推动弗·谢·索洛维约夫对《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展开激烈论战的主要动机，正是他的神权政治理论与教会合并的思想。他解释道：»作者在他所认为的使我们受过教育的统治阶级感染的’民族排他性’中，看到了这种合并的最大障碍。有必要与这一倾向进行斗争，动摇人们对俄国生活独创性原则的信念。但这一信念最坚强的支柱，恰恰是斯拉夫派的文学流派，作者本人也曾自认属于这一流派。有必要摒弃这一流派，竭尽全力贬低其地位。而在斯拉夫派作家中，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享有最大的成功。有必要尽可能地动摇这部著作的权威»〔80〕。这里只是对达尼列夫斯基的斯拉夫派色彩有所夸大——对此我们已经提及，还将进一步论及。但索洛维约夫论战的主要动机正是他的新理论概念、而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阻碍了这一概念的传播——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已如前所述，得到众多了解弗·谢·索洛维约夫创作的专家的印证。

随着《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成功不断扩大——该书以第三版（第二个单行本版）于1888年迅速售罄——索洛维约夫对其神权政治思想所受威胁的感受必然有所加深。斯特拉霍夫也注意到了这一情况。他在1890年发表的文章《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新次攻击》中写道，此时已感受到《俄罗斯与欧洲》需要再版的迫切需求：»如今已有数以千计的读者了解并喜爱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因此，令人惊叹的是，他的反对者竟如此毫不惧怕地在这些读者面前公开亮相，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他们将立即对他的攻击作出评判，看清其中毫无扎实性、毫无公正性»〔81〕。在同一篇文章中，斯特拉霍夫还告知：»但《俄罗斯与欧洲》最重要的成功不在本国，而在斯拉夫土地上；那里的人们热切地阅读着’斯拉夫文化类型’的理论，在政论文章中援引它，并称作者为’斯拉夫使徒'»〔82〕。

正因如此，斯特拉霍夫认为，索洛维约夫才决定剥夺这部著作»一切科学价值»〔83〕。斯特拉霍夫正确地指出，达尼列夫斯基所提出并分析的主要问题——关于文化-历史类型、俄罗斯与欧洲的关系、»欧化»——被索洛维约夫绕开了。斯特拉霍夫认为，索洛维约夫试图通过各种修正来瓦解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将某一民族从一个文化-历史类型移入另一个，或改变它们的数量——注定失败，因为这丝毫不改变原则，不改变达尼列夫斯基历史进程»自然系统化»的本质。以»各民族虚假统一»理论取代文化-历史类型在人类命运中平等地位理论的尝试——这种统一建立在强制将各民族统一于单一的普世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是不成功的。

索洛维约夫在这方面并未排除对基督教的强制皈依，斯特拉霍夫援引索洛维约夫的论断加以证明：后者将世界上人类统一的渐进进程视为一种进步，并在居鲁士与大流士的君主制、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以及征服众多民族、从而为基督教广泛传播创造条件的罗马帝国中，看到了这一进程日益增长的萌芽。斯特拉霍夫提醒索洛维约夫，所有这些以暴力方式建立的帝国，最终都解体为按民族原则建立的国家。拿破仑试图»统一»各民族的尝试也以同样的结局告终。斯特拉霍夫正确地认为，索洛维约夫完全绕开了民族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问题。他提醒索洛维约夫：»《俄罗斯与欧洲》是一种基于民族原则的世界历史观。因此，为了加以驳斥，批评者有义务考察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扮演何种角色，并说明这一角色并非著作作者赋予这一原则的那种角色»〔84〕。但索洛维约夫回避了这一任务。

反之，斯特拉霍夫认为，索洛维约夫明显歪曲了达尼列夫斯基的立场，将»民族自满情绪»、培植斯拉夫人的民族排他性以及他们据称在历史中的弥赛亚角色强加于他。他着重指出，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总体上否定了任何民族、国家或文化-历史类型在历史中的弥赛亚角色。达尼列夫斯基拒绝了各民族依次轮流引领的线性、渐进进步理论。按照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任何文化，包括斯拉夫文化，都不能成为人类的最高目标。地方文明的多线性发展排除了历史中的弥赛亚主义。»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最先感受到了这些历史观念的虚幻性，以及这些对未来首位地位之诉求的一切危险性与空想性，»斯特拉霍夫以此反驳索洛维约夫〔85〕。

斯特拉霍夫还指出了索洛维约夫笔下对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若干其他曲解。他特别关注索洛维约夫嘲讽达尼列夫斯基对发展»独创性»俄国科学提出»妄求»的尝试。首先，斯特拉霍夫反驳道，在达尼列夫斯基那里，正是科学无可争辩地从一个文化-历史类型传递至另一个，构成人类的»共同宝库»。其次，达尼列夫斯基谈论的不是各种科学的民族独创性（索洛维约夫将这种»达尼列夫斯基的妄求»»自己杜撰出来»），而是每个民族对某些科学的特殊倾向。第三，与看不到俄国人民在科学发展潜质上的索洛维约夫不同，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方面持乐观态度——他相信斯拉夫世界科学的未来成就。斯特拉霍夫在当时的俄国现实中已看到这些成就的萌芽。他提醒索洛维约夫：»我们的数学家、化学家、动物学家、生理学家、斯拉夫学家已举世皆知，正在向共同宝库作出最高水准的贡献»〔86〕。

斯特拉霍夫得出结论，索洛维约夫从斯拉夫派立场向西化派立场的急剧转变、对西化派主要阵地《欧洲导报》（索洛维约夫现在在其上发表文章）无微不至的迎合，在他看来不会为索洛维约夫增加声望。»似乎大家已一致承认，»斯特拉霍夫写道，»他的评述更多体现的是恶意，而非机智与准确；总体而言，可以有把握地期待，没有人会去查阅索洛维约夫先生的文章来了解俄国科学与俄国艺术的状况»〔87〕。

在与索洛维约夫的论争中，正如在与其他论敌的论战中一样，斯特拉霍夫始终保持平衡，致力于以思考的逻辑和援引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影响读者。瓦·瓦·罗扎诺夫注意到了他政论风格的这一特点，写道：»……凡是关注过他就各种科学问题展开的论战的人，都不能不感受到他对自己对手几乎始终如一的优越——也许正因为如此，这种优越总是与始终正确辩论的平静优雅相伴»〔88〕。他在与索洛维约夫的论争中感到有义务保持礼貌，也源于他们彼此多年来所怀有的友谊之情。斯特拉霍夫曾在印刷媒介上高度评价索洛维约夫的硕士论文答辩（《公民》，1874年，第48期，第1211—1212页）。他在1875年1月1日致列·尼·托尔斯泰的信中谈及这部以单行本出版的著作：»他的那本小书，越读越觉得才华横溢»〔89〕。他于1881年在《国民教育部杂志》（第1期，第二部分，第79—115页）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部著作以及此后出版的索洛维约夫博士论文《抽象原则批判》的长篇赞颂文章。索洛维约夫所有早期哲学与神学著作——《整体知识的哲学原理》、《生活的精神基础》、《神人性讲座》——其中尚未显现其新的亲天主教与亲西化倾向，斯特拉霍夫均持肯定态度。

起初，索洛维约夫尽管年龄上有差距，也以极大的尊重和友好的情感对待斯特拉霍夫。他们通信、会面，在索洛维约夫抱有斯拉夫派情怀期间，时常在相互愉快而有益的交谈中共度时光。在那个时期的一封信中，他给斯特拉霍夫写道：»亲爱而极为尊敬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早就想给您写信，感谢您那本精彩的小书。读得十分愉悦，与两位朋友一同（索洛维约夫私人信件中惯常的诙谐双关语气——鲍·鲍注）。我们尤其喜欢那篇关于达尔文的文章（此后索洛维约夫对斯特拉霍夫关于达尔文文章的评价截然相反——鲍·鲍注）。我非常喜爱您，与您在一起我总感到愉快»〔90〕。他的《答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如前所述，写于达尼列夫斯基在世之时，并对他怀有极大的敬意——索洛维约夫在发表前交由斯特拉霍夫阅读并润色〔91〕。

然而在与斯特拉霍夫论战期间，索洛维约夫开始对这位朋友先是表现出虚伪与两面派，继而是不断加深的敌意。斯特拉霍夫对索洛维约夫行为中的一个插曲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在给列·尼·托尔斯泰和瓦·瓦·罗扎诺夫的信中都详细描述了这一幕。

经过三个»回合»的相互交锋，斯特拉霍夫的《围绕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争论》（1889年12月）发表之后，索洛维约夫的《对西方的虚假抗争》（1890年8月）发表之前，双方至少在表面上仍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索洛维约夫在1890年夏他们最后一次会面时，正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斯特拉霍夫的，丝毫未透露他已向《俄罗斯思想》杂志编辑部提交了另一篇针对斯特拉霍夫与达尼列夫斯基的文章。斯特拉霍夫于1890年8月22日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写道：»在莫斯科，弗·索洛维约夫又对我百般殷勤，探望并送我上路；我是何等惊讶，在《俄罗斯思想》（今天才知道并读到）上他发表了一篇针对我的极为恶毒的文章——真是犹大行径»〔92〕。瓦·瓦·罗扎诺夫在评述斯特拉霍夫给他的类似信件时叙述道：»他拿着这本刊有索洛维约夫文章的杂志（对我和其他人）说：’您看——明白吗？这本杂志出版于（某某）日，因此是（某某）日印刷的。您读了吗？没有？我只给您读几个词语（侮辱性的、谩骂性的词语）。而（某某）日（您听见了吗！！！）他和我在一起喝茶，我毫无察觉，与他交谈，如果不像与朋友那样，至少不是像与敌人。他对这篇文章只字未提，而文章在付印中’。他把杂志扔在桌上。现在请评判，这是什么样的人！！！»确实，这只是——卑劣，不是哲学，不是文学，不是各种理论，而是一张扭曲的脸，一个扭曲的灵魂，人（斯特拉霍夫）在其中跌了一跤……正是在这之后（就是在车站»喝茶»之后），斯特拉霍夫完全无法再忍受索洛维约夫，将他从自己的意识中扔掉，如同»某种东西»……〔93〕

然而斯特拉霍夫还要经历另一场震惊，那是当他读到索洛维约夫发表于1890年12月号《欧洲导报》的文章《德文原著与俄文摹本》时——这篇文章试图证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完全抄袭自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德国历史学家格·吕克特（1823—1875）的著作《有机描述的普世史教本》，该书1857年出版于莱比锡，无论当时还是此后均未译成俄文。

索洛维约夫抓住了斯特拉霍夫在1888年版《俄罗斯与欧洲》序言中附带所作的一条说明。在一个注释中，他指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萌芽»在其他作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并以吕克特的著作为例，此后他不止一次为此感到遗憾。尽管斯特拉霍夫所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发现都不是在完全空白的科学土壤上诞生的，科学或艺术创作中任何天才式突破都有某些萌芽作为前提，索洛维约夫却在几乎每篇文章中开始暗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非原创性，并在提到吕克特名字的同时，声称后者以其理论先于达尼列夫斯基。最后，他专门就这一问题撰写了一篇文章。他似乎在将自己在1890年8月23日致斯特拉霍夫最后一封信中说出的想法付诸实践：»当森林里（指《俄罗斯与欧洲》一书——鲍·鲍注）藏匿了敌人（指不认同他的神权政治思想的人——鲍·鲍注）时，问题不在于这片森林的好坏，而在于如何将其烧得最彻底»〔94〕。

这一次，索洛维约夫直接指控达尼列夫斯基剽窃。他声称，其理论不过是»对一位三流德国学者十二年前所著书中观点的拙劣重复»〔95〕。不过，就在字面上的下一页，他相当前后矛盾地得出结论，称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是空洞的虚构»。然而，达尼列夫斯基从吕克特处借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结论，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似乎是»不容置疑的»。为增强说服力，他以如下方式着手»证明»这种不容置疑性：»我们几乎逐字引用吕克特的主要论述，《俄罗斯与欧洲》的读者或许可以在其中认出熟悉的理论——只是换上了体面的欧洲外衣，而非破烂的鞑靼长袍»〔96〕。

«几乎逐字»这几个字，显然是为了增强其后引用吕克特时的可信度。但证明剽窃通常需要精确引用，即便是断章取义的加引号的个别词语，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被视为有力的佐证。索洛维约夫以»几乎逐字»但实为自己话语的方式转述吕克特的观点，迫使读者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但以这种方式，要避免在转述著作内容时带有倾向性是困难的。索洛维约夫没有避开这一点，竭尽所能地展示其思想与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相近之处。

斯特拉霍夫在其文章《格·吕克特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观》中，正是注意到了这种倾向性——索洛维约夫随意的、»几乎逐字»的转述对吕克特思想乃至术语的歪曲，以服务于其»超任务»——证明借用。

但首先，他承认自己在关于吕克特的注释中表述不够准确，给未读过吕克特著作的人留下了将其视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首创者的口实。斯特拉霍夫澄清道：他在吕克特著作中所指的，是»由此可以发展出关于类型的思想之处，而非这一思想本身，哪怕是其初始形态»〔97〕。斯特拉霍夫指出，索洛维约夫在翻译吕克特引文时，插入了自己的词语，»仿佛是为了解释文本，但实质上是为了赋予其另一种含义»〔98〕。是的，斯特拉霍夫同意索洛维约夫的说法，吕克特三次使用了»文化-历史的»这一搭配，二十次使用了»类型»这个词。但»文化-历史类型»这一术语的搭配，斯特拉霍夫在他那里并未发现。吕克特写的是»文化序列»，这些序列在人类历史全程中生长演进。而索洛维约夫则说吕克特使用了»文化-历史类型与序列»这一术语。

与达尼列夫斯基不同，吕克特的»文化序列»按照线性原则发展。它们，斯特拉霍夫着重指出，构成»历史的单一线索»。吕克特对人类历史命运问题的解答，遵循的是日耳曼-罗曼文明论者的传统思路：»吕克特本人所生活的文化——西欧文化，如他所称，在其最后阶段——按照他的见解，构成历史的主线，其余一切都应服从于它，因为在其中，用他的话说，’追求更高人类存在的努力’得到了最充分的实现。»即吕克特的概念预设了历史中的目的论。而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斯特拉霍夫提醒道，没有目的论的位置。按照他的理论，»历史的目标只有上帝完全知晓»。而按照吕克特的观点，统一的人类有一个目标，先进的欧洲文化引领它趋向这一目标。如此，吕克特的图式是典型的人为图式，而达尼列夫斯基的则是自然体系。斯特拉霍夫引导读者得出结论：»一般而言，吕克特恐怕难以称为拥有某种特殊理论、某种对历史之严格确定的独特见解的人»〔99〕。

斯特拉霍夫依据多年与达尼列夫斯基会面交谈的观察，得出了坚定的结论：»据我的确信，达尼列夫斯基根本就没有读过和知道吕克特的著作。»为证明这一点，他讲述了与达尼列夫斯基会面时，他们常常谈到各种有趣的书籍，相互登门时展示彼此最感兴趣的书籍。但»我从未从他那里听到任何关于吕克特的话语»，斯特拉霍夫回忆道。但最重要的，他说，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文本中，»无论在术语上还是在其论断的表述或自我反驳方式上，均看不出写作《俄罗斯与欧洲》的人对吕克特观点有所了解»〔100〕。斯特拉霍夫还指出，格·吕克特的这部著作并不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私人藏书室中。

索洛维约夫确信，他在与斯特拉霍夫就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论战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上述1890年8月23日致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宣告：»在任何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争论中，最后的话无论如何都应该留给我——星象如此书写»〔101〕。究竟是什么给了他这种自信？第一，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他仍坚信其神权政治思想将战胜达尼列夫斯基在他看来狭隘的民族主义理论。第二，他确信自己通过指控达尼列夫斯基剽窃，已将这一理论彻底埋葬。第三，他在自由派西化主义阵营中拥有相当数量的颂扬者，他们对他每一次对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攻击都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第四，正如瓦·瓦·罗扎诺夫此后正确指出的，在发行量逾6000册的《欧洲导报》上发表文章的索洛维约夫，拥有更广泛的读者群，因为这些年间斯特拉霍夫发表论战文章的《俄罗斯导报》发行量恐怕难以达到3000册。第五，索洛维约夫比斯特拉霍夫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优势。恰在这一时期，他接受邀请主持费·阿·布罗克豪斯与伊·阿·叶夫龙德国出版公司1890年开始出版的《百科词典》哲学部门。在这部革命前俄国发行量最大的百科全书的版面上，弗·谢·索洛维约夫以作者身份或通过遴选作者，获得了按自己意愿诠释关键哲学问题、概念与杰出思想家创作的无限空间。编辑部的选择并非偶然——此时索洛维约夫的亲西化、亲天主教倾向已完全明朗，而《百科词典》编辑部，即便以索洛维约夫在致罗扎诺夫信中克制的承认而言，也遵循着»或多或少的西化»方向〔102〕。索洛维约夫作为编辑与作者，在费·阿·布罗克豪斯与伊·阿·叶夫龙《百科词典》中展示了极大的活跃性，亲自撰写了31篇哲学史文章（人物与概念）、24篇神学与宗教史文章以及若干俄国文学史文章（人物）。

正是在这里，第十卷（1891年）出现了他关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章——对任何人物的否定性评价而言，在任何百科全书中都属异常冗长。尽管索洛维约夫赋予它表面上最为得体、毫无情绪化的外观，但他在其中保留了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全套批驳，重复了一切曲解与失真，以及康·尼·列昂季耶夫在1891年1月24日致伊·伊·富德利信中所描述的那套»厚颜无耻的移花接木»。在索洛维约夫这篇»百科全书式»文章中，读者面前出现的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完全被歪曲的形象——一位还不错的植物学家与鱼类学家、国民经济领域勤勉而有益的工作者，但却是一位傲慢的思想家，《俄罗斯与欧洲》这部有害著作的作者，他从德国历史学家格·吕克特那里借用了这部书的基本思想——虚假而有害的思想——并隐瞒了这一事实。

这种立场在报刊论战中表达是一回事——它有论敌坚定而有力的回应与之对抗，尽管这一回应或许不够广泛传播。而这种立场在百科全书版面上的全面胜利，则是另一回事——这部百科全书注定要在数十年间启迪不仅是普通读者，更是学者——他们往往正是从百科全书的词条开始自己的探索。而普通读者在阅读这类词条之后，往往就此结束对其暂时感兴趣之事物的了解。各类百科词典对他的神奇影响力是众所周知的。索洛维约夫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判决由此获得了额外的催眠力量。索洛维约夫或许真的认为，星象确实写明了他对这位传播神权政治思想的危险障碍的最终胜利。《百科词典》文章下署名»弗·索洛维约夫»，对许多崇拜他哲学神学著作、他诗歌才华的人而言，被视为文章中对达尼列夫斯基评价绝对公正的标志。但即便在弗·谢·索洛维约夫才华的崇拜者中，他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及其《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态度，也远非总是获得认可，有时甚至遭到坚决的抵制。特别是两位杰出的俄国思想家——康·尼·列昂季耶夫与瓦·瓦·罗扎诺夫，他们高度评价索洛维约夫作为哲学家的地位，却表达了与尼·尼·斯特拉霍夫立场的一致，以及对弗·谢·索洛维约夫的异议。

列昂季耶夫早在杂志连载时便读到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立即认定它»出类拔萃»。在1870年3月12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这样阐释这一看法：»达尼列夫斯基的主要功绩，除您在反对《俄罗斯导报》的短评中所列举的之外，还在于他第一个在印刷媒介上大胆地将文化独特性确立为目标。»同年在另一封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他以明显带有敬意的语气，将《俄罗斯与欧洲》称为»达尼列夫斯基的福音书»〔103〕。而在17年后的1887年2月8日读到斯特拉霍夫关于《俄罗斯与欧洲》的文章后，他给斯特拉霍夫写道：»您用您在《俄罗斯导报》上关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文章多么安慰和欣喜了我，亲爱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我无法向您表达！»列昂季耶夫尤其欣慰的是，在同一家杂志版面上——多年前曾刊载《华沙日报》主编彼·卡·谢巴尔斯基对《俄罗斯与欧洲》»庸俗评论»的同一家杂志——终于出现了对这部著作配得上»我们伟大导师»的评价。他请求斯特拉霍夫尽快以其序言再版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并解释道：»他的名声在莫斯科正在增长，我也为此颇感骄傲，我也对此贡献了不少口头传播，但旧版已全部售罄。年轻人四处寻找，苦苦索求，却无《俄罗斯与欧洲》可觅。有位青年将他那本因反复阅读已破烂不堪的旧书赠给了我»〔104〕。

如此，熟知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及其相关文献的列昂季耶夫，对索洛维约夫的《俄罗斯与欧洲》一文作出了颇为迅速的回应——同在1888年，他在杂志-报纸《公民》上发表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反对达尼列夫斯基》一文。他在该文中阐述的立场，在与通信者的往来书信中不断加以补充和发展。首先，他赞许《俄罗斯事业》报»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观点遭受弗·谢·索洛维约夫突然袭击的热情捍卫»，并认同该报的结论，即»我们俄罗斯的民族情感，在索洛维约夫先生看来是实现其最高目标——在教皇领导下合并教会——的最主要障碍»。列昂季耶夫显然认为这一思想极为重要，因为稍后他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索洛维约夫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看到了不仅将所有基督徒、更将犹太人合并为单一教会这一»主要道路»上的绊脚石，因为»全以色列必得救»，而他试图贬低达尼列夫斯基，是为了»一劳永逸地使其弟子与崇拜者失去希望»〔105〕。索洛维约夫若非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中看到通往其»主要目标»的最大障碍，便不会向它发动攻击——列昂季耶夫在1891年1月致伊·伊·富德利的信中也写道了这一点〔106〕。

因此，索洛维约夫对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猛烈攻击，恰好与读者对该书兴趣的不断增长同步，并非偶然。列昂季耶夫在其文章中数次提及社会对《俄罗斯与欧洲》日益增长的兴趣。他写到了»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胜利与传播»，写到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追随者人数不断增长»〔107〕。在该书于1888年与1889年两度再版之后，他于1890年5月3日从奥普京隐修院致函阿·阿·亚历山大罗夫：»达尼列夫斯基凭其文化类型，有六七年几乎无人知晓，除了斯特拉霍夫、我，或许还有散布在俄国各地的百余人之外。如今，围绕他的著作，一场争论正在展开……»〔108〕。

他毫无幸灾乐祸之意，反而仿佛带着某种警示，向索洛维约夫提醒，在此背景下，他神权政治思想传播的结果看起来令人沮丧。»在我们的生活中，现在有哪些迹象有利于天主教传播在我们这里的成功？»他发出反问。并回答道：»根本没有。»我，列昂季耶夫说，»还是对他的思想最为友善的俄国人之一»。其他人»几乎在恐惧中退避他的思想，即便欣赏他的才华»〔109〕。

列昂季耶夫坚决捍卫»达尼列夫斯基的卓越著作»及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认为完全可以将其与»贝尔纳德·德·朱西厄发现植物自然分类»相提并论〔110〕。尽管列昂季耶夫在达尼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中察觉到了»自由主义的迷误»，但在他的确信中，后者说出了»一句伟大的话语»，在历史思想领域迈出了一个巨人式的步伐：»文化类型理论及其交替更迭！»〔111〕

因此，列昂季耶夫在其文章中，对索洛维约夫试图以讽刺小品文式的辛辣风格，将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打上»爬行的»烙印，表达了强烈愤慨。按照索洛维约夫的看法，与»有翼的»相对，»爬行的»理论依附于社会现有的基础，从不上升到超越当代生活的显著高度：»它们在诞生之地死去，只作为历史记忆传入未来的世纪»。索洛维约夫正是给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预言了这样的命运，因为其作者»完全彻底地立足于部落与民族纷争的土壤之上，这种纷争已被福音书传道谴责，但尚未被消除»〔112〕。

如我们所见，索洛维约夫将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爬行性»的主要证据，置于后者对民族特性的极度珍视、对每个民族与每种文化-历史类型自身价值的维护之中。为了达到论战效果，他将达尼列夫斯基的这些观点定性为将世界的»部落与民族纷争»合法化。他还在达尼列夫斯基的某种保守主义、在其对»社会现有基础»的依附中看到这种»爬行性»——大概指达尼列夫斯基对东正教与公社的态度。部分研究者试图在此发现索洛维约夫暗示限制专制制度的必要性，但这样的解读在他赋予沙皇专制在其»普世神权政治»中的角色、在他对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颂扬、以及他的诗歌（关于皇家列车在鲍尔基出轨时皇族»奇迹般获救»）这一背景下，恐怕难以立足〔113〕。

推翻将达尼列夫斯基塑造成保守派的种种尝试，似乎最简单的方法是援引其理论构建中的自由主义因素——例如他对六十年代改革的积极评价；他声称无须以自由来恐吓俄国——俄国有能力吸纳任何形式的自由；他关于»言论自由不是政治权利或特权，而是自然权利»的论述，关于俄国建立书报检查制度是借鉴行为之一、»而废除它则是恢复社会生活职能的自然秩序»的论述（第237页）。然而对列昂季耶夫而言，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的自由主义音调，是其明显的弱点。他将这一理论的»有翼性»首先视为它在科学中拥有伟大未来的表现——而对索洛维约夫的»普世神权政治»理论（索洛维约夫本人无疑将其视为与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相对照的»有翼的»理论），列昂季耶夫看不到这样的未来。

按照索洛维约夫的观点，列昂季耶夫着重指出，结果便是：一种依托民族历史、珍视其传统的理论，必然是»爬行的»。列昂季耶夫对这一方法断然不同意。

另一方面，他驳斥了索洛维约夫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另一项指控——所谓该理论意在恢复过去、保守现有社会形式。恰恰相反，列昂季耶夫认为，正是索洛维约夫在试图恢复遥远的旧约神权政治过去以及基督教在其最初十个世纪所存在于其中的单一基督教教会。列昂季耶夫再次着重强调：索洛维约夫将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斥为»爬行的»，仅仅是因为它妨碍了他关于神权政治的»有翼的»思想。他坚信，在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宏伟建筑，具备一切前提与条件；而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在现实中却毫无类似的基础。列昂季耶夫表达了坚定的确信：索洛维约夫凭借»神学上的希望»，从根本上消除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分类»是绝无可能的。对其文化-历史类型进行某些数量上的修正是可能的，但从本质上它们什么都改变不了。

然而列昂季耶夫对达尼列夫斯基及其《俄罗斯与欧洲》的热情捍卫，并不意味着他是其理论的绝对颂扬者。他在俄国哲学与社会思想中是一个过于独立的人物。在表达和坚守自己的观点方面，他表现出极大的坚定性与一贯性，从未在任何问题上为了迎合权威或所谓的»社会舆论»而放弃自己的原则。例如，早在1884年，在《关于泛斯拉夫主义两篇文章的补充》中，他公开表达了对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斯拉夫世界评价的异议（此后还将详述）。不过，他在这里也用一个实质性的保留意见引领了这种异议——他始终»是我们这位如此卓越而（唉！）至今仍孤独屹立的思想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弟子与热忱的追随者，他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以如此坚实而清晰地论证了人类历史中文化类型交替更迭的理论，在俄国科学与俄国自我意识的道路上迈出了如此伟大的步伐»〔114〕。

高度评价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的К.Н.列昂季耶夫于1875年在其著作《拜占庭与斯拉夫世界》中发展了自己的历史进程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补充，揭示了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规律性。在他看来，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现象，包括»世界诸文化»，都经历三个阶段：»一、初始的简单阶段；二、繁荣的复杂阶段；三、二次混合式的简化阶段»[115]。人类历史上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文化历史类型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繁荣的复杂»时期是历史上文明硕果累累的时期。而»二次混合式的简化»则标志着它们的衰落和终结的临近。列昂季耶夫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不同文化混合为一种文化，或一种文化在世界上强行获胜，将导致人类的退化和灭亡。

尽管达尼列夫斯基所划分的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三个阶段也是建立在有机论原则之上的（例如，他有时将第二个时期称为»花期»），但列昂季耶夫赋予了自己的理论以重要的独立意义，并自豪地指出其普遍性特征。他写道：»你们在思考时始终从发展、复杂化和混合的观念出发——你们就很少会出错»[116]。他甚至认为自己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与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在一封信中指出：»发现文化类型的荣誉属于达尼列夫斯基。而二次性的、临终前的混合假说则属于我。让他们来推翻它吧！好像还没人敢来挑战»[117]。

在Н.Н.斯特拉霍夫与В.С.索洛维约夫关于Н.Я.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论争中，В.В.罗赞诺夫也站在了斯特拉霍夫一边。1917年十月革命后，罗赞诺夫被蓄意遗忘长达七十年。但在革命前的俄国，他的著作备受关注和高度推崇。В.В.津科夫斯基在其关于俄国哲学史的移民时期基础性著作中，对罗赞诺夫给予了与其生前声誉完全相称的评价：»罗赞诺夫或许是俄国思想家中最出色的作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真正的思想家，在当代思想与生活的纷繁复杂中执着而坚定地开辟着自己的路径。就其孜孜不倦的思想工作的基本内容而言，罗赞诺夫是最有才华、最有力量的俄国宗教哲学家之一——大胆、博学，且对自己彻底真诚»[118]。

罗赞诺夫高度评价达尼列夫斯基作为思想家的地位。1890年，他在《哲学与心理学问题》杂志上撰文指出，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与欧洲》和《达尔文主义》中表达的思想»远远高于我们社会平庸的产出水平»，并确信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更替，»他试图建造的思想大厦的轮廓将愈加清晰»[119]。针对Н.Н.斯特拉霍夫在《俄国导报》（1894年第10期）上发表的《Г.吕克特与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观》一文，罗赞诺夫以一篇带有鲜明特色标题的文章——《散漫的误解》作出了回应。这很可能同时也是对斯特拉霍夫一年前从国外寄来的信中向罗赞诺夫发出的呼吁的回应——»确定吕克特著作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之间的关系»。斯特拉霍夫当时再次明确强调，»这两本书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尽管吕克特也谈到了类型，»但那不是达尼列夫斯基所说的那种类型»[120]。

在这篇文章中，罗赞诺夫表示赞同斯特拉霍夫的观点，并在其对该文的注释中指出，斯特拉霍夫的结论»基于纯粹的心理学基础是可以预见的：剽窃者对于借来的思想总是胆怯的，在阐述上笨拙、不熟练（大多数俄国学位论文就是如此）——这些特征在大胆地、娴熟地、虽然有些粗糙地写成的《俄国与欧洲》中完全不存在。只有非常短视的读者才分不清创造者、首创者与追随者、借鉴者。而且，他有什么必要隐瞒自己观点与吕克特思想的亲缘关系呢？要知道所有俄国人一般都以这种亲缘关系为荣，将其作为不可辩驳的权威来引用……况且，他做的不是发现，不是发明——不需要担心失去优先权——而是表达了对人类历史的某种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的任何支持都只会是有价值的、可取的——就像黑格尔珍视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其加以阐释、阐明，并为自己的思想与他们思想的契合感到骄傲，丝毫不掩饰这种做法»[121]。

在1913年评论上述斯特拉霍夫致他的信时，罗赞诺夫再次强调，从逻辑、常理和《俄国与欧洲》作者的人格特质来看，怀疑达尼列夫斯基剽窃是荒谬的。他写道：»索洛维约夫本应理解到，达尼列夫斯基的头脑本身就不是编纂型的，如果他没有追随达尔文，那么难以想象他会去抄袭（默默无闻的）吕克特。达尼列夫斯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也不具备这种能力。编纂和剽窃的才能……恰恰是一种才能，而且是非常精细的、纤巧的才能，而这位’略显笨拙的’俄国反达尔文主义者、葡萄种植者和养鱼专家……完全不适合干这种事。人们不禁暗自想到，正是狂暴的索洛维约夫本人，在其混乱与喧嚣之中，在页下不做多少注引的情况下，卷入了相当多别人的思想——既有中世纪的，也有摩尼教的，还有纯粹天主教的»[122]。

与从未见过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В.С.索洛维约夫不同，许多熟悉他的知名人士都指出了他性格和智力上的特征，这些特征与索洛维约夫加诸于他的行为是不相容的。例如，人们注意到他的»谦逊和腼腆»（П.П.谢苗诺夫-天山斯基），他的»坚强、大胆、独立而自主的头脑，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诚实的头脑，远离一切思想上的诡诈，通过辛勤的探索和分析严格检验他所接受的每一个概念、他所确立的每一种信念»（И.С.阿克萨科夫）。但这些评价发表在早已成为珍本书籍的出版物上。而В.С.索洛维约夫在Ф.А.布罗克豪斯和И.А.叶夫龙《百科辞典》上的评论，则在科学论文、书籍和学位论文中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被复制传播。Г.吕克特的书仅有极少数研究者能够接触到，因此他们大多完全信赖В.С.索洛维约夫的说法。

即使是苏联的哲学科学，虽然对В.С.索洛维约夫绝无好感，却完全重复了他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判决——认为达尼列夫斯基是一个缺乏独创性的思想家，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是从Г.吕克特那里借来的。在这方面，苏联历史科学的»元老»М.Н.波克罗夫斯基定下了长期的基调。他早在1904年就在社会民主主义杂志《真理》上发表的《»唯心主义»与»历史规律»》一文中断然声称：»在В.索洛维约夫之后再与达尼列夫斯基论战，就等于在荷马之后再写《伊利亚特》。因此，我们将有兴趣的人引向《俄国的民族问题》（В.С.索洛维约夫的文集——Б.Б.）和索洛维约夫的文章《德文原本与俄文抄本》……»[123]。

而到了苏联时期，他在其中一部著作中声称，由于亚历山大三世年轻时据说是波别多诺斯采夫教授他的历史课，因此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在其统治期间被»大力推荐给所有历史教师作为案头参考书»。实际上，波别多诺斯采夫教授的是法学，而教未来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历史的是С.М.索洛维约夫和К.Н.贝斯图热夫-柳明。在他统治期间是否存在过这样一道给历史学家的指令，至今未能查实。但众所周知的是，亚历山大三世在其外交政策上被誉为和平缔造者，如果他在此过程中以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为指导，那就说明这些思想中并不包含任何有害的内容。然而波克罗夫斯基倾向于认为，《俄国与欧洲》一书可能鼓动了俄国皇帝推行侵略政策。因此，在将亚历山大三世的父亲——亚历山大二世的外交政策定义为侵略性的之后，波克罗夫斯基认为这是受到其儿子的影响的结果，而后者深受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熏陶[124]。

在苏联的一些出版物中，虽然并未直接说达尼列夫斯基从吕克特那里借用了地方文明的思想，但仍然指出吕克特比他更早地论证了这一理论。例如，可以在Н.Л.鲁宾什坦发表于《苏联历史百科全书》第四卷（莫斯科，1963年）中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词条中读到这一观点。甚至在1994年出版的《祖国历史》百科全书第一卷中，也说达尼列夫斯基»继德国历史学家Г.吕克特之后»发展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第671页）。至于苏联史学界整体的立场，其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排斥可以用该理论与之完全不相容来解释，因为苏联史学建立在线性的上升历史进程模型之上，建立在社会形态的进步更替（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和»统一人类»的原则之上。达尼列夫斯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历史进程图式之间的不相容程度，不亚于其与索洛维约夫的神权政治之间的不相容。暗示其缺乏原创性、不具有可靠性、来源可疑——源于一位在西方默默无闻的德国思想家——这就自然而然地取消了认真对待其意义的问题。而在后苏联时期的学术文献中提出借用问题，只能用对达尼列夫斯基相关文献研究不够充分，或者对索洛维约夫的立场抱有特殊好感来解释。

二十世纪成为达尼列夫斯基理论在历史科学中缓慢但稳步胜利的世纪。而且在西方，无论是在俄国移民学术界还是在外国历史科学中，对Н.Я.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兴趣出现得比在苏联俄国早得多，因为在那里，在十月革命后的整整七十年中，通往这些思想的道路被坚固的意识形态壁垒所阻挡。只需指出一点就足够了：在这些年里，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一次也没有重新出版过。

该书的新版本以略有删节的形式出版，距离1895年的再版已近百年——于1991年由»书籍»出版社的»历史文学档案»丛书（编辑А.Н.卡扎科维奇）出版。涉及达尼列夫斯基关于当时自然科学的某些引注的少量删减，丝毫未损害全书的基本内容，反而使其更易于被广大读者接受。不仅对《俄国与欧洲》而言，就是对任何学术著作来说都堪称创纪录的九万册印数几乎瞬间售罄。良好的装帧设计、有趣而充实的跋文，以及С.А.瓦伊加切夫首次为该书正文所作的学术注释，都促成了这一佳绩。在瓦伊加切夫的文章中，首次以最为客观的角度重现了达尼列夫斯基这本书的戏剧性历史以及围绕它展开的激烈思想斗争，展示了它对二十世纪历史哲学的影响，以及达尼列夫斯基思想对二十世纪末俄国命运日益凸显的现实意义。

最后，199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国与欧洲》的完整学术版，被称为第六版。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格拉戈尔»在»俄国思想家文学遗产»丛书中出版了这本书，这本身就表明了对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学术界崇高地位的认可。该书配有扎实的学术附件——人名索引、圣彼得堡知名俄国哲学和社会学史学家А.А.加拉克季昂诺夫撰写的深刻分析性导言及其对正文的注释。装帧精美，附有Н.Н.斯特拉霍夫和К.Н.贝斯图热夫-柳明的文章，该版以相当可观的印数（一万四千册）出版，无疑为认识几十年来被歪曲的关于Н.Я.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的真相做出了重大贡献。

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在西方的传播始于1890年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法文版。随后，1920年在德国出版了德文版，1966年在美国出版了英文版。在西方宣传达尼列夫斯基学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是杰出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社会学家、第一波移民潮中的П.А.索罗金，他于1922年被驱逐出苏联俄国。毫无疑问，在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影响下，他发展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进程理论，该理论将这一进程视为不同文化类型的周期性波动——每种文化类型都有其关于现实本质的哲学认识——而将历史现实视为不同程度整合的文化和社会系统的层级结构。因此，虽然并非完全接受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但他热情地宣传达尼列夫斯基的学说，将其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他这样评价《俄国与欧洲》：»这本书始于一部最高水平的政治论著，它展示了如此品质的政治讨论，以至于转变为一部杰出的历史哲学和文化社会学论著，并以异常深刻而本质上正确的政治预见和宣言收尾»[125]。由于П.А.索罗金实际上是美国整整一个社会学研究学派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他的意见具有重大的学术分量。达尼列夫斯基的书在П.А.索罗金在世时（卒于1968年）即在美国出版，绝非偶然。

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对Н.Я.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俄国与欧洲》给予了高度关注，在参考国外文献综述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说西方对达尼列夫斯基从其理论中得出的政治结论以否定态度为主流，那么其理论本身通常获得了很高的学术评价。在近期最为全面、最为详尽的国外研究分析综述——Ю.С.皮沃瓦罗夫的《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文化和世界科学中》一文中，作者在研究了大量著作的基础上坚定地得出结论：»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且有影响力的传统»：»这一传统的支持者主要将Н.Я.达尼列夫斯基视为一位独立而重要的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创立者»[126]。

正是在这里，在西方学术界，关于В.С.索洛维约夫指控Н.Я.达尼列夫斯基剽窃一事进行了可谓最终的鉴定。对于盲目追随索洛维约夫这一说法的人们，具有醒脑作用的事实是：不仅有П.А.索罗金的权威声音为达尼列夫斯基辩护，而且还有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马斯特的声音——正如Ю.С.皮沃瓦罗夫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他撰写了西方学术界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最具基础性的专著，可以说是对此前所有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论述的总结——《Н.Я.达尼列夫斯基——一位俄国极权主义思想家》（剑桥，马萨诸塞州，1967年，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遗憾的是，在达尼列夫斯基的祖国，到那时不仅没有出版过任何一部关于他的专著，甚至连一本小册子也没有。

麦克马斯特长期而深入地研究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为此撰写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和学术报告。他确实引用了俄国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为数不多的文献，以及其他国家关于他的大量文献。

他以极其细致和高度负责的态度研究了斯特拉霍夫与索洛维约夫之间关于达尼列夫斯基被指控从Г.吕克特那里借用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全部论争。他还对两本书的文本进行了仔细的比较鉴定——达尼列夫斯基的《俄国与欧洲》和Г.吕克特的两卷本《世界通史教程》。而且，麦克马斯特早在其专著问世十二年前就开始了这项工作。1955年，在学术期刊《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14卷第1期）上发表了他的论文《海因里希·吕克特对达尼列夫斯基影响的问题》。当时他就已经对索洛维约夫的说法提出了质疑——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一说法后来被不加批判地搬入了俄国国内外所有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百科全书词条和学术论著之中。

麦克马斯特指出了令他对索洛维约夫说法的真实性产生严重怀疑的几个情况。第一，他注意到吕克特是以经验主义者的立场而非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重构世界通史的。第二，在其稀少的、零散的关于人类历史的思考中，他谈到了»文化»和»类型»，但从未使用过»文化历史类型»这一术语。第三，他的各种文化是沿线性方向平行发展的，而非像达尼列夫斯基那样循环式地、以地方性的方式发展。第四，他将文化的萌生和发展与人类社会在与自然抗争中的自我意识因素联系在一起。第五，他公开宣称西欧基督教文化对其他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等——的绝对优势，并认为人类的前景仅在于摧毁它们的文化，用西方基督教文化使之普遍化，而其核心则是德国文化。

麦克马斯特得出了完全有根据的结论：吕克特的理论是典型的新黑格尔主义，即使达尼列夫斯基读过吕克特的书，虽然他可能会在其中发现某些证实他对历史进程看法的内容，但他同样会看到又一个不科学的、线性的、»欧洲的»、不宽容的、帝国主义式的历史观的样本。而且他只能在这个方面利用吕克特的书——用来说明自己观点的新颖性[127]。这样，麦克马斯特几乎完全证实了斯特拉霍夫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理论与吕克特观点之间差异过大的论点，也证实了斯特拉霍夫关于索洛维约夫为增强其对达尼列夫斯基»借用»指控的说服力而在翻译中»编辑»吕克特原文的观察。

在其专著中，麦克马斯特没有改变自己的立场，没有放弃他对索洛维约夫指控达尼列夫斯基之说法的质疑。

在国外，关于Н.Я.达尼列夫斯基已形成了大量文献。以下仅按时间顺序列举专门论述他的主要著作，以及因题材性质而将他置于关注中心的那些著作：А.路德《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的一位俄国先驱》（莱比锡，1921年）；М.施瓦茨《施宾格勒与达尼列夫斯基（两种文化形态学类型）》（巴黎，1926年）；А.冯·舍尔廷《俄国历史思想中的俄国与欧洲》（伯尔尼，1948年）；Г.科恩《斯拉夫人与西方：泛斯拉夫主义史》（维也纳–慕尼黑，1956年）；Ф.法德纳《俄国泛斯拉夫主义七十年：从卡拉姆津到达尼列夫斯基，1800–1870》（乔治城，1962年）；Г.穆勒《泛斯拉夫主义与文化形态学：论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慕尼黑，1963年）；Д.塔登《十九世纪俄国的保守民族主义》（西雅图，1964年）；Р.麦克马斯特《Н.Я.达尼列夫斯基——一位俄国极权主义思想家》（哈佛，1967年）；А.武切尼奇《沙俄时期的社会思想》（芝加哥，1976年）。这还不包括专门论述达尼列夫斯基的单篇文章和学术报告。

这些著作虽或多或少地指责达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但几乎全都高度评价了他著作中的历史哲学部分，即他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Г.穆勒称他为»多方面的思想家»，Д.塔登称他为»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研究领域的杰出先驱»，在А.武切尼奇看来，他是»十九世纪俄国最具原创性和最博学的历史哲学家»[128]。当然，六十年代成立的国际比较文明研究学会高度评价了他对历史科学的贡献[129]，这绝非偶然。

全世界绝大多数学者承认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以地方文明发展形式论证历史进程方面的优先地位。在许多情况下，学者们推测性地甚至明确地谈到了他对О.施宾格勒、А.汤因比、Ф.诺斯罗普、В.舒巴特、С.亨廷顿的影响。无论如何，他是文明研究方法论证历史进程的创始人这一事实，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质疑。尽管对这一事实的刻意沉默有时仍然存在。

现在通行的说法已不再是达尼列夫斯基从Г.吕克特那里借用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因为正如Ю.С.皮沃瓦罗夫公正指出的那样，麦克马斯特的文章已经为他»洗清»了这些指控——而是说他有前驱者，在这些前驱者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为这一发现而进行的积累过程。但Н.Н.斯特拉霍夫并未否认这一点，他是第一个提到Г.吕克特那里存在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萌芽»的人。К.Н.贝斯图热夫-柳明又补充了德国哲学家И.Г.赫尔德、意大利社会学家Д.维科和英国历史学家Э.弗里曼的名字，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存在达尼列夫斯基某些思想的»萌芽»。在《俄国与欧洲》最新版的前言中，А.А.加拉克季昂诺夫在谈到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历史社会学建构中所遵循的有机论时，公正地指出了俄国社会思想中整整一批代表人物（二十多个名字），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信奉这一理论，其中许多人比达尼列夫斯基更早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在指出斯拉夫派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影响时，通常首先提到的是А.С.霍米亚科夫和А.А.格里戈里耶夫的著作。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创作中，达尼列夫斯基可能发现了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萌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萌芽的表达比吕克特更早，或几乎与他同时，并且往往以更鲜明、更确定的形式表达出来。

达尼列夫斯基对А.С.霍米亚科夫及其文学遗产怀有极大的敬意。霍米亚科夫的思想对他著作的影响毋庸置疑。在《俄国与欧洲》的正文中有七处引用了霍米亚科夫的作品，而且他的诗歌和散文中的思想被用作四个章节的题词。А.С.霍米亚科夫以《一位东正教基督徒关于西方教派的几句话》为总标题的三本小册子在《俄国与欧洲》正文中两次获得高度评价。所有这些都表明，达尼列夫斯基对А.С.霍米亚科夫的全部著述都给予了密切关注。与此同时，在比Г.吕克特的著作早十七年问世的著作——《外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和《世界历史札记》中，А.С.霍米亚科夫就已经论及»俄国与西欧精神与社会发展一切根本原则上的差异»，论及»日耳曼分支与斯拉夫分支精神上的完全不同»[130]。关于人类之树不同分支的思想，完全可能推动达尼列夫斯基去思考全人类之树不同文化历史类型的有机发展。通过对比А.С.霍米亚科夫和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Н.М.索科洛夫在1904年甚至得出了断然的结论：»如果没有霍米亚科夫，就不会有达尼列夫斯基，或者达尼列夫斯基就不得不自己去开垦未经耕耘的处女地»[131]。

在致Н.Н.斯特拉霍夫的一封信中，К.Н.列昂季耶夫曾提到：»你还记得吗，我们可怜的’鱼龙’阿波隆·格里戈里耶夫在某处说过——’我们的典型在成长'»[132]。的确，遵循有机论原则，А.А.格里戈里耶夫在1858年第1期《阅读文库》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对当代艺术批评之基础、意义和方法的批评考察》中——即几乎与Г.吕克特的书同时，且远在达尼列夫斯基开始撰写《俄国与欧洲》之前——仿佛在发展Ф.谢林的观点，写道：每个民族有机体»将自己的有机原则带入世界生活»[133]。相近的、»同类的»民族有机体联合在一起（并形成文化历史类型——Н.Я.达尼列夫斯基极为重要地补充道——Б.Б.）。正是它们，而非西欧意义上的全人类（这与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相同），经历»古代、中世纪、近代世界的循环»。格里戈里耶夫完全以达尼列夫斯基未来理论的精神补充道：»每一个这样的有机体本身是自我封闭的，本身是必然的，本身有权按照其自然法则而生存，而不是被迫充当另一个有机体的过渡形式……»该卷格里戈里耶夫作品集的编辑В.萨沃德尼克在我们看来完全公正地在其对这些话的注释中指出：»上面阐述的格里戈里耶夫的思想可以说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胚芽，不久之后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名著作《俄国与欧洲》中提出了这一理论。这驳斥了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假设，即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是从德国学者吕克特那里借用的»[134]。

在另一篇文章——《普希金逝世以来我国文学中民族性思想的发展》中，该文发表于М.М.和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杂志《时代》1861年（第2、3、4、5期），格里戈里耶夫继续发展他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毫无疑问，罗曼-日耳曼世界通过其悠久而辉煌的存在锻造了伟大的社会、道德和艺术理想，正如曾经希腊-罗马世界也锻造了同样的理想。毫无疑问，在任何新的生活中这些理想都不应无影无踪地消失，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每一种新的生活都拥有自己强大的创造力量，承载着自己的理想，为了以前现成的、已经形成的理想而否定这些理想——无论以前的理想多么辉煌——既是罪过，在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135]。在这里，文化历史类型——希腊-罗马型、罗曼-日耳曼型以及即将取代后者的斯拉夫型——被称为»世界»，但其实质并未因此改变：它们拥有自己的»社会、道德和艺术理想»，即将各个文化历史类型彼此分隔开来的特征。

因此，А.А.格里戈里耶夫——Н.Я.达尼列夫斯基熟知其创作，这从他与斯特拉霍夫的通信中可以得到证实——比Г.吕克特更有可能是达尼列夫斯基科学发现的真正启发者和先驱。但总的来说，凭借其非凡的博学，达尼列夫斯基必定吸收了众多俄国和外国的思想源泉，推动他去重新审视传统的、»人为的»世界历史进程图式。例如，不能排除这位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曾读过至少一些《钟声》杂志的期数，А.И.赫尔岑在系列文章《结局与开端》（1862–1863年）中曾写道：»历史向我们展示的实际上是一种正在凝固但尚未沉淀、正在沉淀的构造，在其记忆中保存着发展的主要阶段及其过渡。人类的一些部分已经达到了相应的形态并可以说战胜了历史；另一些正处于活动和斗争的高潮中创造着历史；还有一些，犹如刚刚退去海水的海底，为各种种子、各种播种做好了准备，为一切提供取之不尽的肥沃土壤。»还有：»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没有任何垄断，没有任何措施来预防和遏制新的动物种类、新的历史命运和国家形式……不仅发展阶段和生活形式在改变，而且新的民族和族群也在产生，他们的命运走的是不同的道路»[136]。不难看出，这种历史范式比起传统的»人为的»单线图式，与达尼列夫斯基的»自然»历史进程体系要接近得多。

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对此后讨论俄国历史命运的整个进程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在俄国历史的转折时期。1917年革命风暴、内战和苏联成立后在流亡者中产生的欧亚主义理论，无疑带有这一理论影响的痕迹。欧亚主义者采纳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但只在一个方向上加以发展和深化——即欧洲文明与俄国文明不相容的方面。他们以俄国脱离其余斯拉夫世界而自主发展为取向，依托»俄罗斯斯拉夫性»因其中据称有益的突厥元素混入而产生的特殊性，他们对鞑靼-蒙古统治据称对罗斯国家建设具有建设性影响的正面评价——所有这些都使他们与达尼列夫斯基截然分离，而与列昂季耶夫非常接近。因此不能不赞同В.В.津科夫斯基的结论：»在欧亚主义中首先复活和发展的是列昂季耶夫关于俄国特殊道路的理论建构——最接近欧亚主义的不是达尼列夫斯基及其对’部族’（斯拉夫类型）的忠诚，而恰恰是对斯拉夫性持怀疑态度的列昂季耶夫。但即使在列昂季耶夫那里，斯拉夫性仍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政治之恶，而在欧亚主义中，斯拉夫性的问题则已完全消失»[137]。可以毫不怀疑，达尼列夫斯基绝不会接受一种将俄国从斯拉夫世界切割出去的理论，绝不会接受»欧亚»作为»俄国»同义词的概念。

欧亚主义者对历史哲学本身的研究极为有限。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应用性、地缘政治层面，他们将其作为自身理论的基础，并按照列昂季耶夫的路线加以修正——将罗曼-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对立面不是斯拉夫类型，而是俄国（欧亚）类型。至于理论本身，他们不仅没有加以发展，而且正如В.М.哈恰图良所注意到的——她以一系列文章专门研究了欧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还使其贫乏化了。例如，这位研究者指出，如果说Н.Я.达尼列夫斯基承认文化历史类型发展中的进步性，承认它们从单一基础型向四重基础型逐步丰富的过程，那么欧亚主义的领军人物之一Н.С.特鲁别茨科伊则认为所有文化»完全等价»[138]。

Л.Н.古米廖夫在欧亚主义方向上显著推进了理论思想，他认为»如果俄国能够得救，那只能作为一个欧亚大国»[139]。但在他的地缘政治推算和实践建议之下，奠基的实际上是对地方文明的一种全新论证：民族起源和激情能量理论，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民族起源与地球生物圈》《民族圈：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欧亚的节奏》。这些著作中表达的理论建构使Л.Н.古米廖夫的欧亚主义情结趋于激进，使他的地缘政治取向明确偏向亚洲。他写道：»欧亚主义的论点是：不要去寻找那么多敌人——敌人本来就已经很多了，而应该去寻找朋友，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而且要寻找真诚的盟友。突厥人和蒙古人可以成为真诚的朋友，而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我确信——只能是狡猾的剥削者»[140]。尽管古米廖夫高度评价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哲学思想，但他的理论和地缘政治情感的认识论根源，与所有欧亚主义者一样，都在К.Н.列昂季耶夫的著作之中。但仍然不能不承认：没有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就不会有列昂季耶夫的理论；没有列昂季耶夫的理论，就不会有欧亚主义；没有欧亚主义，也就不太可能产生古米廖夫的学说。

近年来，正如最具洞察力的俄国学者——Н.Н.斯特拉霍夫、К.Н.贝斯图热夫-柳明、П.А.索罗金——所预言的那样，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不仅在国外，而且在我国也获得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那些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撰写了关于他的论文、学位论文、专著章节和教材章节的学者们，通常已经不敢再像В.С.索洛维约夫试图证明的那样称他为Г.吕克特思想的编纂者了。在以下这些资深学者和年轻学者的著作中（按字母顺序排列，而非按学术分量排列）：Л.Р.阿夫杰耶娃、А.Н.阿里宁、В.В.阿法纳西耶夫、С.И.巴若夫、Б.Н.别索诺夫、С.А.瓦伊加切夫、А.А.加拉克季昂诺夫、И.А.戈洛先科、А.П.杜布诺夫、А.А.扎哈罗夫、А.Э.马亚库诺夫、В.М.米赫耶夫、Н.Х.努格马诺娃、Ю.С.皮沃瓦罗夫、О.А.普拉托诺夫、А.А.普谢乌什、Е.С.特罗伊茨基、В.М.哈恰图良、Г.Д.切斯诺科夫——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观被评价为不仅对俄国科学，而且对世界科学的杰出贡献。而且，清除其反对者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考量而对这些观点所作的明显的、有时是粗暴无礼的歪曲的趋势正在不断增强。

例如，在В.С.索洛维约夫的推动下，苏联时期的许多论文和著作中，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地方文明被描绘成绝对孤立的单子，而达尼列夫斯基本人则被视为极端的孤立主义者。然而事实是，在他的书中不仅没有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在一定限度内的）相互影响，而且分析了这一过程的机制，确定了那些被作者无条件视为应当从一个文化历史类型传递到另一个文化历史类型的实质内容（科学、技术）。В.М.哈恰图良解释说：»达尼列夫斯基与О.施宾格勒和早期А.汤因比不同，并不将文明视为某种封闭的、彼此隔绝的单子。但在他的书中，吸收’异质’文化究竟是有益还是有害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尖锐，这是自然的：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如果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施加过于强烈甚至暴力的文化影响，那么文化历史类型的自身特色和独立发展就不可能维持»[141]。

文明研究方法在后苏联时期的俄国历史科学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阵地。以此为出发点，历史学家们在其研究中开辟了新的方向。全国通史研究所接连出版了《文明》系列论文集。但这并不意味着由Н.Я.达尼列夫斯基所创立的新方法论在历史科学的广阔领域中已经完全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学者坚持政治化的文明-形态方法论，即通过传统形态更替的棱镜来审视每一种文明。此外，在国外历史科学中，与文明原则并行的还有各种线性的历史进程分期法：丹尼尔·贝尔的（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浪潮文明）。它们基于统一的全人类文明原则，而这一文明的领导者自然被宣布为西方文明。尽管如此，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西方史学界对Н.Я.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持续兴趣»和国内历史科学中»日益增长的兴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В.С.索洛维约夫以之为据狂热攻击Н.Я.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普世神权政治»理论的命运又如何呢？渴望在周围现实中看到自己理论萌芽的索洛维约夫，等来的却是痛苦的幻灭。众所周知，他为此经历了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在俄国东正教会主教阶层中，他的布道被视为异端和狂妄。对于索洛维约夫宣传其神权政治学说的最初尝试，至圣宗教院总检察长К.П.波别多诺斯采夫在致И.С.阿克萨科夫的信中如此回应：»天哪！聪明人如今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疯狂，这是多么可怕。В.С.索洛维约夫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142]。

巴黎的耶稣会神父们对普世神权政治的构想同样没有热情，而索洛维约夫正是在他们面前阐发这一构想的。第一，对天主教徒来说，东正教从来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对等组成部分——它是其»迷途的»部分。第二，他们虽然理所当然地接受罗马教皇统辖合一教会的思想，却断然拒绝了在未来神权政治中由俄国沙皇担任世俗权力的构想。对他们来说，索洛维约夫这个冲着他们迎面而来的人，不过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捕获迷途灵魂»的对象。在他的小册子《俄国与普世教会》于巴黎出版后，最有影响力的罗马红衣主教之一写信给他说：»我在基督里亲爱的儿子，赶快来罗马吧，以便尽快皈依真正的信仰»[143]。在1888年11月致М.М.斯塔修列维奇的信中，索洛维约夫告知，甚至连»俄国耶稣会士»皮尔林也»由于我们观点的分歧»而拒绝参与出版他的《俄国与普世教会》一书[144]。所有这些不能不使索洛维约夫清醒过来。

在他的信件中出现了这样的表白：他从国外回来后»更加东正教了»，保证»他永远不会皈依拉丁教»[145]。1890年，他致函《新时代》编辑部（刊于2月25日第5026期），驳斥关于他据称已皈依天主教的传闻。同时他声明，他甚至从未主张过东正教与天主教会的外部合并。

而在1900年致尼古拉二世的信中，索洛维约夫在呼吁在俄国建立信仰自由的同时，也赞美了俄国历史上的专制制度，他说，没有这一制度，»我们的祖国在十五世纪就不会获得其对外的政治独立，在十七世纪初则会丧失其内在的民族独特性»。他认为亚历山大三世的功绩在于他»在全世界面前以一位强大的和平缔造者的形象出现»。最后，他将东正教定性为»最纯粹、最完美的基督教形式»[146]。

十九世纪末的现实中完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世界基督教社会正在向»普世神权政治»方向发展，这使索洛维约夫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他看到的不是基督教各教会令人欣慰地走向统一，而是各民族之间因宗教和民族纷争而日益加剧的敌意。由此产生了对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或至少是来自东方黄色蒙古人种入侵给基督教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的预感——他所指的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索洛维约夫没有预感到来自西方对俄国的两次最血腥的入侵，那两次入侵夺去了俄国三千七百万人的生命。）

在他看来，未来的敌基督统治将以虚伪、伪善的民主面目出现。他认为，也许到那时，全世界的基督徒再次被迫到地下墓穴和森林中祈祷时，他们终将联合起来。神权政治现在在他看来只有在尘世生活之外才能实现。他内心对俄国命运的忧虑日益加深。而敌基督临近的感觉在他那不安的、彷徨的灵魂中与日俱增。В.Л.维利奇科回忆说，有一次索洛维约夫将其手稿《关于敌基督的故事》读给一位友人听后，他»突然问道：

——你觉得我会因此受到什么惩罚？

——从谁那里？

——从当事人那里！从他本人！

——嗯，那还远着呢！

——比你想象的要快！»

这绝不是一个玩笑式的幽默场景——索洛维约夫和他的朋友们都十分真诚地信奉那种在八十年代广泛席卷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和贵族圈子的神秘主义。维利奇科总结道：»索洛维约夫的朋友В.П.普罗泰伊坎斯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他自己也像所有信教的人一样有些倾向于神秘主义，后来他不无激动地补充道：’可是你注意到了吗：在我们的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提出这个问题后仅几个月，他就不在人世了！就好像谁把这位十字军战士从马上击落了一样！'»[147]

В.С.索洛维约夫临终前按照东正教仪式领受了圣体圣事，最终驱散了关于他皈依天主教的虚假传言。

他关于自己在与达尼列夫斯基的论争中将获得最终胜利的预言并未应验——他被证明是一个拙劣的占星家。但在俄国历史上，他依然是第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宗教思想家，为如今同样享有世界声誉的俄国宗教哲学学派的一大批杰出代表开辟了道路。

注释

俄国定期刊物（1702–1894年）。莫斯科，1959年。第519页。
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400页。
索科洛夫Н.М. 俄国、欧洲与人类 // 俄国导报。第10期。第656–657页。
达尼列夫斯基Н.Я. 俄国与欧洲。第六版。圣彼得堡，1995年。第57页。以下引用该著作时，仅在本专著正文引文之后直接标注相应页码。
古米廖夫Л.Н. 民族圈：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莫斯科，1993年。第493页。
在当今学术文献中，»文明»概念常被用作»文化历史类型»概念的同义词。而我们认为达尼列夫斯基有充分理由区分这两个概念，我们将追随他的做法。
П.Щ. 札记 // 俄国导报。1869年。第7–8期。第368页。
关于当前文学的批评笔记 // 曙光。1869年。第7期。第148页。
别佐布拉佐夫В.П. 战争与革命。莫斯科，1873年。第22页。
在1871年同一期四月号杂志上，除了刊登了对Н.Я.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书评之外，编辑部还发表了А.И.谢列尔-米哈伊洛夫的文章《工人协会》，该文向读者介绍了К.马克思的《资本论》。
事业。1871年。第4期。第二部分。第102页。
同上。第103页。
米哈伊洛夫斯基Н.К. 全集。第三卷。圣彼得堡，1909年。第867页。
同上。圣彼得堡。第761、763页。
同上。圣彼得堡。第884页。
在开始刊登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书稿时，编辑部并未注明这是一部著作，因此不仅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读者在最初几期中也将其视为连载文章。
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 全集三十卷本。第二十九卷。第一册。列宁格勒，1986年。第30页。
同上。第46页。
同上。第115页。
同上。第36页。
同上。第二十八卷。第二册。莫斯科，1985年。第469、273页。
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Г. 回忆录。莫斯科，1987年。第441页。
同上。第260页。
特瓦尔多夫斯卡娅В.А.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社会生活中。莫斯科，1990年。第3页。
基列耶娃Р.А. К.Н.贝斯图热夫-柳明与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科学。莫斯科，1990年。第93页。
贝斯图热夫-柳明К.Н. 前引著作。第3–4页。
贝斯图热夫-柳明К.Н. 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 // 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1885年。第10期。第457页。
同上。第458页。
国民教育部杂志。1888年。第4期。第532页。
贝斯图热夫-柳明К.Н. 文化历史类型理论 / 达尼列夫斯基Н.Я. 俄国与欧洲。圣彼得堡，1996年。第443页。
同上。第462页。
俄国导报。1890年。第3期。第261页。
索洛维约夫В.С. 文集。第二版。圣彼得堡，1911–1914年。第4卷。第201页。
同上。第195页。
维利奇科В.Л.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圣彼得堡，1904年。第13页。
Э.哈特曼（1842–190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其著作《无意识哲学》当时仅出版了德文版（1869年），俄文译本出现于1902年。作者在其著作中对历史表达了悲观主义观点，认为世界进程是非理性的，是无意识世界意志的工具。
科尼А.Ф. 随笔与回忆录。圣彼得堡，1906年。第191页。
科尼А.Ф. 前引著作。第20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文集。第1卷。第215页。
同上。第224页。
同上。第4卷。第3页。
同上。第19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1卷。圣彼得堡，1908年。第114页。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与伊万·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通信集 // 俄国思想。1913年。第12期。第82页。
索洛维约夫В.С. 神权政治的历史与未来（通向真正生活的世界历史道路之研究）。文集。第4卷。圣彼得堡，1914年。第25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俄国与普世教会。莫斯科，1991年。第147–153、169页。
同上。第249页。
同上。第160–161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俄国理念。莫斯科，1911年。第12页。
同上。第30–31页。
同上。第3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三卷。圣彼得堡，1911年。第140页。
特鲁别茨科伊Е.Н. 前引著作。第1卷。第573–574页。
同上。第585页。
同上。第58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犹太教与基督教问题（1884年）。文集。第4卷。第121页。
洛谢夫А.Ф.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时代。莫斯科，1990年。第629页。
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全宗1683。目录1。案卷145。页1。
别尔嘉耶夫Н.А. 俄国宗教思想类型。文集。第3卷。巴黎，1989年。第211页。
津科夫斯基В.В.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二版。巴黎，1965年。第257页。
索洛维约夫С.М.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生平与创作演变。布鲁塞尔，1977年。第295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1卷。圣彼得堡，1908年。第42页。
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1886年。第12期。第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两卷本文集。莫斯科，真理出版社。1989年。第1卷。第337页。
同上。第358页。
同上。第353页。
同上。第369页。
同上。第336–337页。
同上。第386页。
同上。第351页。
托尔斯泰Л.Н. 全集。第65卷。莫斯科，1953年。书信集。第160页。
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通信集。1870–1894年。圣彼得堡，1914年。第414页。
同上。第435页。
列昂季耶夫К.Н. 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生活美学（据两封信）。莫斯科，1912年。第5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圣彼得堡，1993年。第376–377页。
索洛维约夫В.С. Н.Н.斯特拉霍夫的幸运思想 / 两卷本文集。第1卷。第557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两卷本文集。第1卷。第638页。
索洛维约夫В.С. 论罪过与疾病 / 两卷本文集。第1卷。第51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虚假的反西方斗争。同上。第542页。
斯特拉霍夫Н.Н. Г.吕克特与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历史观 / 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第3册。基辅，1898年。第182–183页。
同上。第138页。
同上。第129页。
斯特拉霍夫Н.Н. 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统一 / 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第2册。第二版。圣彼得堡，1890年。第218页。
斯特拉霍夫Н.Н. 围绕Н.Я.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论争 // 俄国导报。1889年。第12期。第187页。
斯特拉霍夫Н.Н. 我们的文化与世界统一 / 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第2册。第233页。
同上。第273页。
同上。第221页。
罗赞诺夫В.В. 文学流放者。第1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4页。
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56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1卷。第15页。
同上。第23页。
Л.Н.托尔斯泰与Н.Н.斯特拉霍夫通信集。第109页。
罗赞诺夫В.В. 文学流放者。第1卷。第245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1卷。第59页。
欧洲导报。1890年。第12期。第562页。
同上。第568页。
斯特拉霍夫Н.Н. 我们文学中与西方的斗争。第3册。第158页。
同上。第163页。
同上。第171页。
同上。第158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一卷。圣彼得堡，1911年。第59页。
同上。第三卷。第51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1854–1891年。圣彼得堡，1993年。第73、79页。
同上。第302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九卷本文集。第7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285、292、294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第532页。
列昂季耶夫К.Н. 文集。第7卷。第293、329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第504页。
列昂季耶夫К.Н. 文集。第7卷。第330页。
同上。第291、356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第500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俄国与欧洲 / 两卷本文集。第1卷。第334–335页。
运载亚历山大三世及其家人从克里米亚返回彼得堡的列车脱轨事故发生于1888年10月17日博尔基村附近。
列昂季耶夫К.Н. 文集。第5卷。莫斯科，1912年。第108页。
同上。
列昂季耶夫К.Н. 论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及其生活美学。第30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第504页。
津科夫斯基В.В. 俄国哲学史。第1卷。第2部分。列宁格勒，1991年。第266页。
罗赞诺夫В.В. 文学流放者。第1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5页。
同上。第367页。
同上。第109页。
同上。第367页。
波克罗夫斯基М.Н. 选集。第4册。莫斯科，1967年。第259页。
波克罗夫斯基М.Н. 十九世纪沙俄外交与战争。莫斯科，1923年。第248页。
Sorokin P. Social philosophies of an age crisis. Boston, 1951, P. 329.（索罗金П. 危机时代的社会哲学。波士顿，1951年，第329页。）这段引文在许多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中都有引用。由于它最好地说明了索罗金对《俄国与欧洲》的态度，我们也将其引用于此。
皮沃瓦罗夫Ю.С. 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文化和世界科学中 // 俄国世界。1992年。第1期。第167页。
McMaster R. E. The question of Heinrich Ruckert’s influence of Danilevskiy // The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Vol. 14. № 1. 1955. Pp. 61, 63, 65, 66.（麦克马斯特Р.Э. 海因里希·吕克特对达尼列夫斯基影响的问题 // 美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第14卷。第1期。1955年。第61、63、65、66页。）
参见：皮沃瓦罗夫Ю.С. 前引著作。第176、167、168页。
苏尔塔诺夫К.В. 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哲学-社会学体系及其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阐释。副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哲学史）。列宁格勒，1975年。第4页。
霍米亚科夫А.С. 文集。第1卷。莫斯科，1878年。第3页；第3卷。莫斯科，1882年。第52页。
索科洛夫Н.М. А.С.霍米亚科夫与Н.Я.达尼列夫斯基 // 俄国导报。1904年。第7期。第147页。
列昂季耶夫К.Н. 书信选集。圣彼得堡，1993年。第302页。
格里戈里耶夫А.А. 文集。第2辑。莫斯科，1915年。第90页。
同上。第90–91页。
同上。第3辑。莫斯科，1915年。第4页。
赫尔岑А.И. 三十卷本文集。第十六卷。莫斯科，1959年。第173、198页。
津科夫斯基В.В. 俄国思想家与欧洲。第二版。巴黎，1955年。第158–159页。
哈恰图良В.М. 欧亚主义的历史哲学 / 欧亚：俄国移民的历史观。莫斯科，1992年。第46页。参见同书中她的文章：《欧亚：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欧亚文化：民族与地缘政治》。另见她的：《欧亚主义概念中的革命与俄国文化》/ 欧洲年鉴。历史·传统·文化。莫斯科，1992年。
古米廖夫Л.Н. 欧亚的节奏。莫斯科，1993年。第25页。
同上。第31页。
哈恰图良В.М. Н.Я.达尼列夫斯基：欧洲文明与俄国 / 欧洲年鉴。历史·传统·文化。莫斯科，1992年。第70页。
俄罗斯文学研究院手稿部。编号22583。页33。
维利奇科В.Л.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圣彼得堡，1904年。第83页。
索洛维约夫В.С. 书信集。第四卷。第38页。
同上。第三卷。第189、187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718（索洛维约夫В.С.）。案卷34。页1、2。
维利奇科В.Л. 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圣彼得堡，1904年。第171页。

第三章欧洲与斯拉夫世界

Н.Я.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出版后认为有必要说明，该书的基本内容致力于研究»非政治性的，而主要是历史哲学性质的»问题[1]。显然，最初为数不多的报刊对该书的反响以及其销售情况已经向他表明，购书者有时与该书擦肩而过，而读者则因其明显»过于狭窄的»、政治化的标题而错过了主要内容。由于该书的基本构想和超级任务没有立即被注意到，Н.Н.斯特拉霍夫作为其出版者，从1888年版《俄国与欧洲》起，不得不在序言中反复强调：»这本书的标题过于谦逊了。它绝不仅仅局限于俄国和欧洲，甚至也不局限于更广阔的主题——斯拉夫世界和日耳曼-罗曼世界。它包含了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新见解，一种新的世界通史理论»[2]。

对斯特拉霍夫来说，澄清这一点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为了扩大潜在购书者的范围，而首先是为了让学者们终于注意到Н.Я.达尼列夫斯基对历史科学、对历史哲学思想的巨大贡献。

然而，在达尼列夫斯基的不诚实的反对者中，有不少人假装认为政治学问题——俄国与欧洲——才是其书的核心。似乎并非无意地，В.С.索洛维约夫也将他对该书的书评命名为《俄国与欧洲》。与达尼列夫斯基那论证充分、逻辑清晰的理论进行论战，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将重心转移到其书中涉及的地缘政治和政治问题领域。如果批评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具体历史层面，尤其是历史哲学层面，需要扎实的学术知识，那么在该书所提出的外交、地缘政治问题领域，几乎每个时评家都自认为是专家。而达尼列夫斯基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官方、亲政府和自由主义西化派报刊中有不少反对者。因此，那些没有放弃蓄意沉默策略的人，就借助倾向性的选择性引用来歪曲地再现达尼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仿佛是在印证著作的标题，达尼列夫斯基的许多反对者将他完全无辜的»罪名»强加于他：指责他为俄国对欧洲的侵略性、马基雅维利式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然而，达尼列夫斯基首先提出并深入研究的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欧洲与斯拉夫世界»，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中才引出了该书对俄国与欧洲关系问题的探讨。也就是说，重点是放在分析欧洲对斯拉夫世界，或者更具体地说——对俄国的政策上。而恰恰是欧洲对俄国和斯拉夫民族的政策，从该书所引用的具体历史事实中呈现出侵略性和马基雅维利式的面貌。达尼列夫斯基不过是向斯拉夫世界提出了一个»防御»方案，以抵御西方持续不断的侵略性企图，抵御其奉行的»分而治之»的阴险政策，抵御其不可遏止地阻挠斯拉夫人团结、在萌芽状态就扼杀正在形成的新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图谋。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政论性的部分正是致力于分析这一问题的，但他的批评者要么对此完全沉默，要么彻底歪曲，赋予其上述完全相反的含义。原因很简单：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不合理的自大、其以暴力手段传播自身文化和宗教的行为、其对斯拉夫世界的顽固敌意以及这种敌意的原因和表现的许多观察，都一针见血、无可辩驳，他的反对者除了回避或歪曲之外别无选择。

例如，达尼列夫斯基首次向读者指出，将欧洲宣布为一个完整的大洲是基于一个历史误会。因为其他所有大洲都由海洋和大洋相隔，而欧洲与亚洲之间隔开的不过是远非世界上最高的山脉——乌拉尔山脉——和一条不大的乌拉尔河。达尼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完全合理且必要的问题：»如果乌拉尔使欧洲成为一个大洲，那为什么不把印度也算作一个大洲呢？它同样两面环海，第三面是山脉（远非乌拉尔可比）；而且印度在各种自然特征上（与亚洲毗邻部分的）差异，远比欧洲要大得多。»达尼列夫斯基提醒说，»欧洲»和»亚洲»这两个名称来自居住在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将该海以北的一切称为»欧洲»，将向东延伸的一切称为»亚洲»。然而，在后来以乌拉尔为界划分欧洲与亚洲之后，欧洲的学者和政治家越来越多地将文化政治含义注入这些地理概念中。达尼列夫斯基强调，欧洲成了罗曼-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的化身。在»欧洲文明»的概念下，开始仅仅指罗曼-日耳曼文明，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在线性历史进程中»最先进的»、最新的阶段。按照西欧学者的看法，它»注定»要成为全人类的文明，而欧洲的使命就在于用一切可用的手段将其传播到全球。

在达尼列夫斯基所阐释的»欧洲»这一概念中，已经没有不属于罗曼-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的民族的位置。这已经不是整个地理意义上的欧洲，而仅仅是西欧。它还出现了一个同义词——»西方»，后来北美合众国也被纳入其中。但处于东欧的斯拉夫世界，尤其是很大一部分领土位于亚洲的俄国，被傲慢地排斥在这个以»欧洲文明»为框架的概念之外。

对于俄国是否属于欧洲的问题，达尼列夫斯基根据他对»欧洲»概念的批评，不无讽刺地回答道：»随你怎么说，或许属于，或许不属于，或许部分属于——而且属于多少取决于各人的意愿。实质上，在目前讨论的意义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欧洲，有的只是亚洲的西部半岛……»（第46–47页）。

但如果说俄国在地理意义上是否属于欧洲的问题，鉴于»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在这方面的争议性，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并不重要，那么从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角度来看，他完全明确地将»欧洲»和俄国归入不同的世界。他提醒说，与罗曼-日耳曼世界不同，俄国不是在古代世界的废墟上形成的，也没有吸取日耳曼精神的养分。它不属于查理大帝帝国的组成部分——正是从那棵树干上生长出了欧洲的多枝大树；它也不是该帝国解体后产生的»神权联邦»的一部分。十五个世纪以来，拉丁语在欧洲一直是科学、文化、外交和教会礼拜的通用语言。俄国对此一无所知。俄国也不知道从东正教分离出来的天主教，不知道后来与天主教抗争的新教，也不知道在欧洲广泛传播的经院哲学。总之，达尼列夫斯基总结道，俄国»既不参与欧洲的善，也不参与欧洲的恶»。因此他认为：»无论是真正的谦逊，还是真正的自豪，都不允许俄国自认为是欧洲»（第49页）。

达尼列夫斯基以具体事实表明，对于所有未受欧洲文明影响的民族，欧洲（在最狭义的政治文化意义上）都视之为落后的，需要嫁接这种文明的对象——这种嫁接可以通过火与剑实现，也可以通过经济扩张实现。对于斯拉夫人，欧洲不仅怀有对不文明民族的蔑视，还怀有仇恨，因为它感觉到这些年轻的民族（比欧洲各族年轻五六百年）蕴含着孕育新的、自己独特文化的能力。而它对俄国则怀有加倍的仇恨，因为与其他斯拉夫部族不同，俄国获得了独立，建立了稳固的国家体制，成为了一个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并蕴藏着将整个斯拉夫世界团结在自己周围的能力。

除了对俄国和斯拉夫人的不满甚至仇恨的自觉原因之外，达尼列夫斯基指出，欧洲在他们身上还本能地感受到»某种异己的东西»。他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深藏在那些部族间的好感与反感之不可测知的深处，它们构成了各民族的某种历史本能，引导着他们（虽然绕过、但并不违背他们的意志和意识）走向他们自己未知的目标；因为在总体的、基本的轮廓上，历史不是按照人的意志形成的，虽然人可以在其中描绘花纹»（第41–42页）。当然，达尼列夫斯基在这里指的是两种不同文化历史类型的命运——它们感觉到了彼此的不相容性。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欧洲与斯拉夫世界»这一整体问题上，达尼列夫斯基与在其理论中一样，并非»在处女地上»行走。在这方面他也有滋养其思想、推动其走向概括的源泉。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И.С.阿克萨科夫早在1861年就在《日报》上写道（当时达尼列夫斯基可能还没有《俄国与欧洲》一书的构想）：»是时候明白了，我们用任何迎合都买不来西方的好感；是时候理解了，西方对斯拉夫东正教世界的仇恨——往往是本能性的——来自另外一些深层原因；这些原因是——两种对立的精神启蒙原则的对抗，以及衰老世界对属于未来的新世界的嫉妒»[3]。

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敌视斯拉夫世界、敌视俄国的思想，并非仅仅基于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纯理论推断。它们建立在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和达尼列夫斯基在世时、在他眼前发生的时事外交事件之上，这些事件不仅以外交行动的形式出现，还常常以军事行动的形式出现。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在西方学者、政治家、政客和记者的著作、书籍、文章和演说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印证。凭借对外交政策问题的持续关注以及对三种欧洲语言的自如运用，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方面同样是一位消息灵通的人。

西方学者试图为对斯拉夫世界的蔑视和傲慢态度提供各种种族主义臆说作为»科学»依据。达尼列夫斯基举了瑞典博物学家А.А.雷丘斯的学说为例，他将人类部族分为较完善的（长头型）和较不完善的（短头型），并将斯拉夫人归入后一类。他还提到德国历史学家Г.韦伯的著作，其中将民族分为三类——学者部族、军人部族和供养部族；斯拉夫人被归入第三类，即注定要服务于前两类（第46页）。达尼列夫斯基写道，在欧洲文学中，俄国被描绘为»光明与自由的扼杀者，黑暗阴沉的力量»。他引用了德国历史学家卡尔·罗特克的《世界通史》，其中厚颜无耻地指出：»俄国的一切成就，其内在力量的一切发展，其福祉和实力的增长，都是公共的灾难，是全人类的不幸»（第36页）。他怀着痛苦的心情指出，一切俄国和斯拉夫的自身特色在欧洲人看来»都值得蔑视，而根除它们是文明最神圣的义务和真正的使命»，俄国人在欧洲人眼中»只有当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民族面貌时，才有资格拥有人的尊严»。在西方流行的旅行者的俄国见闻中，达尼列夫斯基指出，可以看到对萨莫耶德人、科里亚克人、雅库特人、鞑靼人的同情，»唯独没有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这种态度，据达尼列夫斯基观察，体现在来到俄国的水手身上，体现在贵族庄园中的外籍管家身上，最后还体现在欧洲报刊上。他愤慨于»我们的报刊对这些诽谤保持沉默»（第42、40页）。

关于西欧文献中针对斯拉夫人、特别是俄罗斯人的荒诞恶意捏造，俄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中许多人都很了解。但要在定期刊物上表达抗议并不容易。从1814年到1856年创纪录地长期主持外交部的卡尔·涅谢尔罗德奉行亲奥普路线，通过书报检查机关密切监视，确保报刊上不出现任何可能引起西方国家不满和恼怒的内容。尼古拉一世本人以及许多其他高级官员也为此提供支持。为此，А.С.普希金在致宪兵长А.Х.本肯多夫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在当时颇为典型的请求：»让我们俄国作家去反击外国报刊无耻和无知的攻击吧»[4]。

有时这种抗议毕竟突破了审查的壁垒。例如，.霍米亚科夫专门撰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外国人对俄国的看法》，发表在1845年第4期的《莫斯科人》杂志上。观察着西方关于俄国的文学作品不断涌来的潮流，霍米亚科夫愤怒地指出：»这一切中有多少胡说八道，多少无知！……多么无耻的谎言，多么狂妄的恶意！»[5]。

达尼列夫斯基不太可能不知道当时著名的斯拉夫学家В.И.拉曼斯基的专著《关于欧洲对希腊-斯拉夫世界的历史研究》中引用的事实——该书与《俄国与欧洲》同时于1871年出版。书中主要论述的是斯拉夫民族史和俄国史如何在西欧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被呈现，这些著作如何再现斯拉夫人的民族特征及其与西欧的关系。在该书的导言中，拉曼斯基高度评价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他显然是在其杂志发表版本中读到的。他称之为一部»在我国很少被理解、更未被充分评价的»著作。在拉曼斯基的书中，读者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材料，来印证达尼列夫斯基关于西欧学术文献中蓄意恶意歪曲斯拉夫人形象的论点。

В.И.拉曼斯基（1833–1914）到此时已拥有相当高的学术声望。1854年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后，他先在皇家公共图书馆工作了几年，后转入外交部。1859年通过了硕士论文答辩，题为《论小亚细亚、非洲和西班牙的斯拉夫人》。从1862年到1864年，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斯拉夫地区之旅，也前往意大利、希腊和土耳其，旨在通过档案材料、斯拉夫语和西欧语言的书籍及报刊来源研究斯拉夫人的文化和生活史。自1865年起担任彼得堡大学斯拉夫语文学教研室的编制内副教授，自1871年以上述著作——《关于欧洲对希腊-斯拉夫世界的历史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后，出任该教研室主任。

此后，В.И.拉曼斯基成为俄国斯拉夫学领域的首席专家，在这一领域创立了一整个学术流派。他不仅在彼得堡大学讲授斯拉夫学课程，还在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和彼得堡神学院授课，在后者他主持俄语与教会斯拉夫语及俄国文学史教研室长达25年。在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同时，他还从事大量的学术组织、社会活动和编辑出版工作。曾任俄国地理学会民族学分会主席（1865–1871年，1887–1910年），自1880年起担任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学会主席，1887至1888年任《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协会通报》编辑，自1890年起出版民族学杂志《活的古代》。他经常发表文章，不仅涉及南部和西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还涉及俄国科学和文化史，尤其在宣传М.В.罗蒙诺索夫的创作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因其学术贡献，В.И.拉曼斯基被选为若干外国科学院、大学和学术组织的成员（包括荣誉成员），并于1900年当选为俄国科学院正式院士。因此，В.И.拉曼斯基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学术分量。尤其是在其专著中，他不仅引用和转述了数十部西欧学者的学术著作，而且经常大段引用原文，包括以原文语言引用。В.И.拉曼斯基的著作加强了Н.Я.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学术论证，有助于理解和接受其某些章节中的政论语调。而拉曼斯基的著作本身则完全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和政论色彩，具有纯粹的学术性，甚至是事实汇编的性质。

拉曼斯基指出，在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和政治家的著作中，明显存在着对斯拉夫人作为低等、文化不高的种族的傲慢蔑视态度。在此基础上，一些欧洲学者的世界通史著作中根本不提斯拉夫人。而如果德国历史学家不得不谈到他们——作为邻近民族——的话，也只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将其作为»在历史上没有太大意义»的部族，或者是在涉及西欧历史的特定章节中不得不提及时才会涉及。从形式上看，仅在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欧国家——的历史框架内提及斯拉夫人确有理由：除了俄罗斯人（在俄国学术文献中，俄罗斯人一向不仅指大俄罗斯人，还包括小俄罗斯人和白俄罗斯人）之外，到那时没有任何斯拉夫民族拥有自己的国家。他们全都处于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或土耳其的统治之下。但每个这样的民族自然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然而，正是这一点西方历史学家不愿意承认。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仅在与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历史相关联时才被论述，西部斯拉夫人的历史仅在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历史相关联时才被提及，而且也并非总是如此。关于匈牙利境内的斯拉夫人，历史学家往往根本不予提及。关于在被德国人征服和消灭之前的易北河和波美拉尼亚的斯拉夫人，则被说成是日耳曼的臣民。总的来说，在世界通史教科书中，关于东斯拉夫人的内容常常出现在»德国»或»东德意志»的章节中，而他们反抗征服者的起义则被说成是不服从的日耳曼臣民的叛乱。关于俄罗斯人的内容，往往仅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史的章节中。

关于斯拉夫人的种族劣等性、相对于罗曼-日耳曼民族的二等地位、其低下的道德和文化水平，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的论述广泛流传。在总结欧洲、特别是德国盛行的对斯拉夫人的看法时，拉曼斯基写道，最常见的是在智力心理方面将他们等同于黑人和突厥人，认为他们是被动的种族，其性格更像女性而非男性。拉曼斯基指出，在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斯拉夫人的性格、生活特点和社会制度被描述为»贫穷、受压迫、被摧残、未开化、极端粗野和愚昧的斯拉夫平民百姓，沉溺于迷信、懒惰、漫不经心和酗酒；斯拉夫社会和国家生活中一贯缺乏秩序和充斥各种弊端，斯拉夫人完全没有能力和不善于利用适度的自由；其国家生活从野蛮的无政府状态、放纵的自由到最残酷的专横独裁之间的急剧转换，上层阶级的模仿性、堕落和轻浮，其性格的不坚定、意志的软弱»。

所有这些都被相当露骨地用来论证日耳曼和奥匈帝国对斯拉夫部族实行监护的必要性，即向东方扩张，通过在斯拉夫部族中传播德语和文化、天主教和新教来使其日耳曼化。而且德国作者声称，这样做是为了整个欧洲和斯拉夫人自身的利益。

拉曼斯基写道，从西方——特别是德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编成一整部关于罗曼-日耳曼民族对斯拉夫民族的种族优越性的»有趣而有教益的读本»。面对他所引用和分析的那些在欧洲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不得不总结道：»这种观点首先令人震惊的是其广泛的传播范围。它不仅主宰历史文献。它每天都在欧洲通过政治演说家、教授和布道者的演讲、通过时评家的杂志文章和小册子被表达出来。整整几代欧洲人都是在这种观点中被教育、学习、生活、行动和死去的。»

为了论证其在斯拉夫土地上的统治、为了可能进一步向东推进——新的»东进运动»——德国作者在其历史著作中特别强调斯拉夫人据称完全没有独立建国和治国的能力。这种政治投机在西方各种政治圈子中传播之广，可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甚至»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之一恩格斯也在其著作《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中毫不顾忌地利用了这一论调——该著作于1851–1852年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在美国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上。这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理论家突然以德国沙文主义者、斯拉夫人仇恨者的语言说话。他傲然地将斯拉夫人从易北河被赶向东方这一历史事实解释为»德意志民族征服、吞并和同化其古老东方邻居的身体和智力能力»的有益结果。他以罗曼-日耳曼世界的代表对斯拉夫人的优越感继续写道：»德国人的这种吞并倾向始终是而且至今仍然是西欧文明向我们大陆东部传播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这种倾向只有当日耳曼化过程达到那些庞大的、紧密团结的、未被分裂的民族的边界时才会停止发挥作用——这些民族能够进行独立的民族存在，如匈牙利人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原文如此!）波兰人——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原文如此! ）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这个被更强大邻国解体和吞并的过程完成。»恩格斯考虑到这些年来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中萌生的斯拉夫统一思想（不仅表现在书籍和文章中，还表现在1848年6月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一次斯拉夫代表大会上），断然否定了其实现的可能性，认为这不过是»迁就几个孱弱的人群»（原文如此！），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不具备»民族存在»的主要条件：相当数量的人口和连续的领土[6]。

这种无法独立建国的论点不仅以南部和西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来加以论证，而且以俄罗斯国家的历史来说明——据欧洲历史学家看来，毫无疑问，是瓦良格人奠定了俄国的基础，而此后在彼得一世时期及其之后，是德国人按照自己的模式构建了整个行政官僚体系。这一观点出现在1863年出版的、在西方流传最广的皮勒《百科辞典》中。从拉曼斯基所引用的该辞典关于斯拉夫人的词条中可以看出，斯拉夫人在其历史上表现出»缺乏活力和组织能力，政治能力极为低下»，几乎所有斯拉夫人的国家组织»都是由异族人、主要是日耳曼人建立的»，»城市制度、手工业、艺术、贸易、市民阶层——一切都是斯拉夫人从外族借来的»，就连社会等级也是由外国人创立的，而属于自己的、本土的——只有»农夫»。正是这种»无能»导致斯拉夫部族沦为邻国的附庸。该词条的作者声称，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自己的国家，完全是靠外国人、首先是日耳曼人的帮助；俄国城市的工商业掌握在德国人、希腊人和意大利人手中；贵族阶层到处都由斯堪的纳维亚人、日耳曼人、罗曼人、高加索人和蒙古人的代表组成。《百科辞典》中还指出，甚至俄国的皇室以及大部分»国务要人和统帅»也都是德国人。拉曼斯基指出，德国的一些作者甚至建议在俄国服务的德国人阻止俄罗斯人民族自觉意识的发展。

拉曼斯基注意到，欧洲历史学家在论述俄国时表现出特别的敌意。他将此解释为：西欧正是在俄国身上看到了自己全面、绝对统治斯拉夫世界的主要障碍，看到了东方将诞生一种精神上与欧洲格格不入的新文化的威胁。因为俄国——第一个获得独立于西方的国家地位的斯拉夫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大的世界大国，用英国外交官朗沃斯的话来说，变成了一个完整的»俄国宇宙»，拥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蓬勃发展的经济与科学。

并非所有西方学者都将此视为纯粹的负面事实。拉曼斯基列举了那些以最崇高的敬意对待俄国人天赋才能、并»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们所期待的伟大未来»的人。这些人包括德国学者Я.法尔梅赖尔、А.哈克斯特豪森、Л.奥肯、А.洪堡、К.福格特、И.布拉修斯。但这些人的意见更多是例外。德国作家沃尔夫冈·门策尔代表着多数人的观点，他认为这种少数人的意见»应该令德意志民族感到羞耻»，这些意见一方面是»被俄国收买的作家»所发表的，另一方面是失败者的言论；他认为斯拉夫人»没有什么值得他们有权开创世界新纪元的东西»，他们的下层阶级»完全粗鄙，而上层阶级深度堕落»，他们的教会»是一具木乃伊»，而»他们的文学不过是外来文学的泔水»[7]。

据拉曼斯基观察，西方历史学家、政客、政治家和时评家对俄国的敌意，根源在于他们担心俄国可能成为其他斯拉夫人的吸引中心，成为他们解放斗争的支柱。因此，在他们的书籍、文章和公开演说中不断表现出要把斯拉夫人推离俄国、分裂他们的企图。为此，六十年代法国开始流传一种说法：斯拉夫人是高贵的、有才华的雅利安部族，值得拥有美好的未来。他们热爱自由，善于利用自由；他们具有科学天赋；他们勇敢，总是拯救欧洲»免受亚洲人和野蛮人的侵害»。总之，斯拉夫人现在被承认为欧洲人的朋友和兄弟。但按照这种说法，四千万大俄罗斯人与斯拉夫人毫无关系。根据这一版本，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突厥部族——»莫斯科人»，只是说着斯拉夫语言，仅仅»表面上»信奉基督教。拉曼斯基引用了一系列详细阐述了这一荒诞理论的法国作者的著作。

传播这一说法追求的是纯粹实际的政治目的——埋葬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诞生于斯拉夫土地上，在斯拉夫人中——包括在俄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波兰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巴黎波兰学校教授弗朗西斯克·杜欣斯基（1817–1880）接过了这一理论，»论证»并详细发展了它。它不仅迎合了西欧的仇俄分子，也迎合了斯拉夫人中某些»知识分子»民族主义者，包括某些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杜欣斯基及其支持者并不把他们归入突厥人。拉曼斯基引用的事实表明，在法国和奥地利，关于»莫斯科人»的说法获得了官方地位：它被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部推荐在学校和大学中传播。

拉曼斯基强调了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书中也曾指出的一点：西欧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敌对，但»这些自己人之间的临时纷争»在俄国和斯拉夫世界的身影开始浮现时便会停止。他们始终认为更重要的战略任务是挑拨斯拉夫人之间的关系，削弱俄国，而当它精疲力竭时将其彻底消灭。为了证明这一点，拉曼斯基引用了法国作家Г.马丹的话，此人甚至将彼得一世与所有»莫斯科人»一样视为»纯粹的鞑靼人»，阿提拉和»各种亚洲上帝之鞭»的直接继承人。俄国对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因而是敌对的国家，一种只有法国和德国联合斗争才能解开的斯芬克斯之谜。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呼吁法国和德国停止彼此之间的争斗。

除了上述А.雷丘斯、Г.韦伯和К.罗特克的理论之外，在《俄国与欧洲》的内容中还有许多其他证据表明，Н.Я.达尼列夫斯基无疑熟悉西方这一股斯拉夫恐惧和仇俄文学的潮流。例如，书中有几行针对Ф.杜欣斯基及其观点的讽刺文字。在批判性地审视瑞典博物学家安德烈斯·雷丘斯的种族主义理论时，他提醒»杜欣斯基先生»，根据雷丘斯的理论（当时在西方广泛流传），杜欣斯基与俄罗斯人以及所有斯拉夫人一起被归入同一类短头型。他让这位波兰政论家明白：西方虽然乐于接受他配合反俄宣传的表演，但在其关于斯拉夫人属于低等种族的基本»科学论证»观点中，并没有在任何地方为波兰人做出例外。

达尼列夫斯基在与这些反斯拉夫和反俄理论的论战中，没有采取»你才是傻瓜»的方式。他以自己的理论来反击所有这些恶意捏造和攻击——这一理论清晰而简明地解释了这些攻击的深层原因，这些原因源于两种文化历史类型——衰老的罗曼-日耳曼型和年轻的斯拉夫型——之间的根本差异。В.В.津科夫斯基公正地指出，Н.Я.达尼列夫斯基身上直接的反西方倾向表现得»非常微弱»，他只是在自己理论的基础上摧毁了关于欧洲文化的神话，»仿佛从另一个岸边审视欧洲»。津科夫斯基强调，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的核心不是对欧洲的敌意，不是与欧洲的疏离，»而是俄国文化独特性的主题»[8]。相应地，他认为Н.Я.达尼列夫斯基的主要功绩在于发展了俄罗斯和斯拉夫的自我意识。

的确，在书中阐述了其»自然的»历史进程体系的实质之后，达尼列夫斯基开始通过对两种文化历史类型——罗曼-日耳曼型和斯拉夫型——的特征分析来追踪这一体系的表现。既然在他看来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那么他自然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它们的差异上。由此表明，它们之间有时本能的、无意识的相互排斥具有完全的科学基础。但与此同时，他的论证中许多着重点是这样安排的，以便依靠这些论证不仅可以在科学上，而且可以在政论中对抗西方对斯拉夫人的历史、生活、道德和精神生活各方面的敌意歪曲。

如果不了解达尼列夫斯基创作《俄国与欧洲》一书时的文学历史和文学政论环境，就不可能充分理解、深刻认识和正确评价该书的内容。然而，许多关于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的学术论著至今仍完全脱离他所生活和创作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科学和文化中既有前驱者，也有志同道合者和追随者。不仅在其理论观念的阐发上，而且在他认为有必要在书中阐述的具体历史、政治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方面，他都不是一个完全孤立的人物。

具体而言，区分罗曼-日耳曼和斯拉夫两个世界的某些特征，他可以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在俄国旅行者的游记中、在报刊政论中找到，也可以从长期侨居国外的熟人和陌生人的亲身印象中获取——部分来自他们的出版物，部分来自他们的信件，有时也来自各种私人聚会上的交谈。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这些见证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欧洲是一个对俄罗斯灵魂来说陌生的世界。未必是坏的世界，但一定是按照自己法则运行的陌生世界。普希金充分表达了这些情绪——他在谈到Н.А.波列沃伊试图以西欧历史学家（特别是Ф.基佐）的框架为基础来撰写其《俄国人民史》时，强调»俄国与其他欧洲从来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俄国的历史需要另一种思想，另一种公式»[9]。普希金的这种感觉仅仅来自历史和文学作品，来自他在俄国与西方代表的交往，因为他从未出过国——他被»禁止出境»。但这并不妨碍他创造出真实无误的欧洲人性格和世界历史人物的可信、写实的肖像。正如П.А.维亚泽姆斯基所说：»普希金对历史有准确的理解，而这种禀赋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具备»[10]。

但在同一主题上，还有不少其他杰出的俄国社会思想和文化代表、最优秀的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留下的证言，而且政治取向各不相同。我们以赫尔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一问题上的深刻论述为例。

有一种规律性是许多俄国移民所体验到的：俄国人在欧洲生活得越久，他就越尖锐地感受到自己在精神道德上对欧洲的排斥。罗赞诺夫写道，斯特拉霍夫的情况正是如此：»……正是对欧洲精神生活的深入了解，长期不断地置身于其思想和利益的氛围之中，最终产生了他自己对它的疏离»[11]。А.И.赫尔岑也以亲身经历体验了这一规律——他是一个社会政治情绪完全不同的人。他对西方文明精神道德基础的排斥反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尤其是《来自马里尼大道的信》《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信》《从彼岸》《结局与开端》《往事与随想》等。我们注意到一个并非不重要的细节：赫尔岑创作中的这一方面，最早是由斯特拉霍夫在1870年《曙光》杂志上的文章中揭示的——这些文章紧随赫尔岑去世的消息之后发表。可以推测，斯特拉霍夫将其关于赫尔岑的文章紧接在达尼列夫斯基的书在同一杂志上发表之后刊出，绝非偶然。也许他想向读者、尤其是西化派阵营的批评家们表明：远在祖国之外的他们的偶像，在许多方面也是达尼列夫斯基的同道——这一点他们也许已经知道，但却保持沉默。顺便说一句，赫尔岑创作中的这一方面，苏联史学界也不得不予以沉默，因为它严格遵循В.И.列宁《纪念赫尔岑》一文的路线。

作者展示了他对赫尔岑在流亡期间用俄文以及德文和法文所写的全部作品的了解，这在传播赫尔岑作品可能遭受严厉惩罚的条件下，当然绝非寻常之举。毫无疑问，公开在报刊上发表以斯拉夫派方式为赫尔岑——这位在俄国»被剥夺一切权利»的流亡者——恢复名誉的文章，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公民勇气的行为。但这里更重要的是另一点——达尼列夫斯基对赫尔岑流亡时期的创作恐怕也同样了如指掌，因为他与斯特拉霍夫至少从1868年起就已相识。无论如何，赫尔岑在»俄国与欧洲»这一主题上的许多思想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内容高度呼应。

当然，不能忘记的是，在各自的纲领性立场上，两位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于遵循其在人民生活深处历史形成的那些国家形式，即保持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村社自治的形式。他在农村公社中发现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优势，但坚决反对将其穿上社会主义的外衣、赋予其西方社会主义的形式。赫尔岑则视沙皇专制为»洪荒时代»的统治形式，他也高度重视俄国公社，但不仅仅将其视为独特的俄罗斯和斯拉夫现象——需要正因如此而加以保存并视为对西方的某种优势——而首先将其视为未来俄国社会主义的细胞。

那么，赫尔岑在流亡最初几年对欧洲形成了怎样的印象呢？他看到的欧洲完全不同于他在俄国所想象的那样——一个法治秩序、自由和平等、高度精神性、启蒙和文明的世界。他的基本结论如同判决般无情。1851年9月22日他致信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你们那罗马-野蛮式的法制——这座阴暗笨拙的建筑，没有光线和空气，中世纪翻新过，被获得自由的市民阶层粉刷过——能引起我们什么尊敬？»[12]不仅法律秩序证明是可疑的，西方民主本身在近距离审视下也不过是一场骗局。他在《钟声》中写道：»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法国式的民主，即博爱中的平等，是最接近于无限专制的形式吗»[13]。

但给赫尔岑留下最令人沮丧的印象、并持续产生这种印象的，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特殊的社会道德氛围。在欧洲精神状态中，赫尔岑发现了与他所离开的那个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最恶劣的特征。原来，在西方胜利的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无所不包的私有制、积累和全面庸俗市侩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些特征成为上层和下层共同的生活道德准则的基础。他写道：»市侩气——这是建立在财产绝对专制基础上的文明的最后一句话……在这种环境中阿尔马维瓦与费加罗是平等的：从下面一切都向市侩气攀升，从上面一切都自动坠入其中，因为无法维持住»[14]。而且据赫尔岑观察，市侩气正在到处壮大，走向其完全的胜利。这是»西方文明的最终形式»。他窥视了资产者和工人的灵魂，为之»惊骇»，因为在那里只看到了一个上帝——积累的上帝。他清楚地认识到，很快资本家将在欧洲生活的一切表现上打上»自己的商标»。

在更深入地了解了西方国家的宗教生活后，赫尔岑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却开始庆幸命运使俄罗斯人民免于与西方教会世界合并的威胁。在赫尔岑看来，天主教（»教皇主义»、耶稣会主义）奉行的方法远离基督教的诫命，它压制个性，是国中之国。在天主教中他看到了基督教的恶性肿瘤，只有用毒药才能治愈。充当这些»毒药»角色的是新教，但新教»只是从一方面解放了心灵，却从另一方面更强烈地将其束缚»（指的是新教徒所表现的宗教不宽容）。而既然赫尔岑认为俄国不属于西方教会的伟大统一体，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干涉欧洲的历史»[15]。

对赫尔岑来说，现在完全清楚的是：欧洲是一个正在衰老的文明，它没有它自己许诺给自己和全人类的那种幸福未来。他的结论是：»天主教-封建的旧世界已经给出了它所能给出的一切变体，向各个方向发展，达到了优雅与丑恶的最高程度，揭示了蕴含其中的全部真理和全部谎言；最终，它已经耗尽了。它还可以长久地矗立着，但已无法更新»[16]。

在赫尔岑眼中，欧洲呈现出退化»成病态低能儿»的贵族形象。他觉得，»变得渺小的欧洲在愚钝的暮色中度过着自己贫乏的生活，在乏味的感情中，没有信念，没有优美的艺术，没有雄浑的诗歌»。他从宇宙的高度，透过圣经历史时间的棱镜展望欧洲的未来，看到了如下图景：»虚弱的、赢弱的、愚蠢的世代们将勉强挣扎到爆发之日，到这样或那样的熔岩将以石质的覆盖物把他们掩埋、交付编年史的遗忘之时»。这里的一切，与稍后达尼列夫斯基所写的如出一辙。

还有一点。他和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并不认为欧洲文明的历史帷幕即将落下。»从表面看来，许多东西依然稳固，»他警告说，»事务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法官在审判，教堂在开放，交易所热火朝天，军队在演习，宫殿灯火辉煌——但生命的精神已经飞走了……»在进一步谈到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死亡时，他解释说，这些»许多人»通常»在死亡中想象的是某种毁灭»。但文明的死亡在赫尔岑看来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几乎与达尼列夫斯基所描述的一样：»死亡并不消灭组成部分，而是将它们从先前的统一体中解放出来，给予它们在其他条件下存在的自由。当然，整整一个大洲不可能从地球表面消失；它将继续存在，就像罗马在中世纪依然存在一样；它将在未来的欧洲中分解、消散，失去其现在的特征，服从于新的事物，同时也影响着它。»

赫尔岑的新情绪，同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欧洲文明的思想一样，完全可以用津科夫斯基对斯拉夫派在此问题上的观点所作的定性来概括：不是反西方主义，而是超西方主义。两位思想家的侧重点都放在将俄国及其文化和精神性与欧洲日益腐化的精神道德氛围分离开来的追求上。赫尔岑和后来的达尼列夫斯基一样，不仅仅是对俄国寄予厚望，他还在俄国身上明确看到了»某种自己的、特殊的东西，需要在历史和现实状况中加以理解和研究»[17]。

对每一个俄国移民来说，似乎都是平常的从欢欣鼓舞、从与欧洲相遇前的激动心情到逐渐在精神上排斥欧洲的过程，在赫尔岑的身上却获得了特殊的意义。这种蜕变发生在一个坚定的西化派身上。但据津科夫斯基所言，之所以会发生这种蜕变，是因为赫尔岑属于第一批西化派中的那一类人——他们不患有世界主义症，热爱俄国的程度不亚于斯拉夫派，不曾失去与俄国现实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使他们与斯拉夫派亲近起来。津科夫斯基首先将赫尔岑和别林斯基归入这类西化派的代表。赫尔岑本人在他那充满激情的、饱经磨难的告白中这样表达了这一点：»他们和我们从很早以前就怀有同一种强烈的、下意识的、生理性的、热烈的感情——他们把它当作回忆，而我们把它当作预言：那就是对俄罗斯人民、对俄罗斯生活方式、对俄罗斯思维方式的无限的、渗透全部存在的爱»[18]。在更深入地了解了欧洲、认识了其生活的另一面之后，赫尔岑写道他»羞愧得脸红了»，因为他看到了它多么不配他的崇敬：»从越过国境时的欢呼开始，我以精神上回归祖国作结»[19]。

赫尔岑在这»另一个岸边»经历了对自己人民、对俄国的异常强烈的爱的迸发。他为这种感情找到了惊人的语言：»俄罗斯人民对我们来说超过了祖国。»在移民生活的艰难时期，对俄国的信念拯救了他，使他免于完全绝望、免于»道德的毁灭»，他觉得与那些»疲惫的»民族不同，俄国充满了»对生活的青春般的渴望»，»历史正在叩我们的大门»[20]。»正是为了这对俄国的信念，为了这由俄国给予的痊愈——我感谢我的祖国。我们能否再见——无论如何——但对她的爱将伴随我走进坟墓»[21]。

追溯赫尔岑这些流亡中的体验和重新思考，津科夫斯基总结道：它们»总体上是俄罗斯灵魂与西方相遇的典型写照»[22]。这位杰出的俄国宗教思想家本人就»经历过»并体验了这种»相遇»的一切煎熬，当然有权作出这样的概括。对两个不同世界——西欧的和俄罗斯的、斯拉夫的——的鲜明感受动摇了赫尔岑对»统一人类»的信仰。»请你们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信上帝是可笑的，而信人类就不可笑？为什么信天国是愚蠢的，而信尘世的乌托邦就是聪明的？»[23]他对这些修辞性问题的回答是明确的，且始终未变。他在《往事与随想》中直接写道：»我丧失了对言辞和旗帜、对被奉为圣典的人类和西方文明唯一拯救教会的信仰»[24]。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看到达尼列夫斯基与赫尔岑的思想完全共鸣。达尼列夫斯基只是像在解释赫尔岑的感受一样写道，通常所理解的全人类性不过是»那些在西方得到广泛发展的、与狭隘民族性的俄罗斯相对立的东西，即日耳曼-罗曼的或者说欧洲的东西»（第97页）。他以自己理论为出发点，以全书的内容论证了欧洲文明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的主张的不成立。

达尼列夫斯基许多其他思想的萌芽同样可以在赫尔岑那里找到。例如，达尼列夫斯基并不倾向于附和某些斯拉夫派关于»西方在腐烂»的论断。他有另一种看法：西方文明已经进入了秋季结实期。而这个时期将持续多久，他看来是不愿精确预测的。读者应当根据达尼列夫斯基给出的文化历史类型存在的大致历史时间——约两千年——来自行推测。但在达尼列夫斯基那里完全确定的是：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绝不是文化历史类型总体进步发展的指标。它们表明的恰恰是这一文明已经进入了»秋季结实»阶段。

实质上，赫尔岑断言西方世界»还可以长久地矗立着，但已无法更新»，说的是同一件事，只是比达尼列夫斯基早得多。他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十分明确地声明，欧洲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并非对其精神生活产生积极影响的因素。赫尔岑警告说：»所有这些构成了欧洲生活的光明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三的黑暗生活从远处看不见，近处则时时映入眼帘»[25]。据津科夫斯基所说，他和斯拉夫派一样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西方精神生活的’衰微’不仅没有因智力和技术文化的宏大发展而减弱，反而恰好与之成正比地加剧»[26]。

后来，随着技术进步和生活便利的发展»灵魂在消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语）这一论断，在俄国社会思想中已成为老生常谈。1899年，著名自由派民粹主义者恩格尔哈特的儿子——米哈伊尔·恩格尔哈特——出版了《作为残忍进化的进步》一书，该书在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广为人知。书中他以大量具体事实和统计数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随着科学的演进、技术的进步、法律的完善，地球上残忍、阴险和虚伪的规模和表现不断增长。除了越来越具毁灭性的民族间战争中日益凶残的作战方式之外，作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地球上有整个部族被消灭了——这是以往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而充当这种独特的消灭者角色的正是欧洲文明的传播者。作者讲述了从1803年到1878年英国人以何等精心设计的残忍手段将塔斯马尼亚人整个部族灭绝。人们对他们展开狩猎，将婴儿扔进火里，杀死或阉割男人，强奸妇女——»为了取乐»在她们脖子上挂上被杀丈夫的头颅。怀孕的妇女被当作射击场上的活靶子。有时杀死塔斯马尼亚人是为了给狗提供肉食。

欧洲人在北美消灭红色人种的过程同样伴随着不亚于此的残忍。米哈伊尔·恩格尔哈特讲述说，在十七到十九世纪的美洲，持续设有头皮悬赏金。在加利福尼亚，直到1867年（达尼列夫斯基写作其书的同一时期）还悬赏每个»带耳朵的»印第安人头皮二十美元。作者提醒说，整个部族和种族也被西班牙征服者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灭绝了。不接受天主教的印第安人被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

作者在大量类似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人类社会中，在崇高思想和原则的演进——它们制造出»风俗软化»的幻觉和对进步的天真乐观想象——的同时，还存在着卑劣情感和本能的演进：»在智力上进步的同时，人类在道德上退步了»[27]。在二十世纪的门槛上，作者注意到风俗确有某种实际软化的趋势，或者至少希望这种软化会发生。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在科学和技术空前突破的同时，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前所未有的残忍和暴行的规模：两次世界大战在地球上夺去了七千万人的生命，集中营、毒气室、原子弹、像对待动物一样拿人做医学实验。作者关于»作为残忍进化的进步»的观点始终没有被推翻。

但在这里，我想顺便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到十九世纪末，俄国社会思想在使用»进步»和»文明»这些词时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欣快和狂热了。它了解这些词的真正价值，并不认为它们背后的内涵具有绝对的价值。许多人已经看到了米哈伊尔·恩格尔哈特在其书中以夸张手法描绘的»进步»和»文明»那令人沮丧的道德底色：»一百只蝎子互相吞噬，变肥变大，最后只剩下一只，吞掉了所有其余的，巨大的、呆滞的、臃肿的；不知从哪里冲来一群新的，把它撕成碎片，然后自相残杀；这就是所有创造并推动文明前进的民族和国家的历史»[28]。

对»进步»和»文明»这两个术语含义不确定性的理解，甚至使当时的报纸评论家都不敢用它们来发表最高级别的赞美之辞，例如不再将欧洲各国称为»文明的»国家——暗示»不文明的»俄国还差得远。

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赫尔岑也对许多欧洲人对俄国的不公正、甚至常常是敌视的态度感到震惊，对他们»只在北纬59度»（即在彼得堡——作者注）才能看见专制主义的»本领»感到震惊——而当专制主义»以共和国总统、临时政府或国民议会的面目»出现时，他们却视而不见[29]。欧洲人在评价现实中同样的现象时一贯奉行的双重标准，尤其频繁地表现在他们对俄国的态度上。»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标准？这两种标准从何而来？»赫尔岑提出了这个问题，达尼列夫斯基后来以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给出了详尽的回答。赫尔岑不止一次地出面驳斥欧洲学者和政治家关于俄国的恶意捏造。在这一系列文章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他致著名法国历史学家儒勒·米什莱（1798–1874）的公开信——《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米什莱在这些年代在法国的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圈子中享有极高的声望。他不仅以杰出的历史学家著称——是《新史论》（1828年）、《世界史导论》（1831年）、多卷本《法国史》和《法国大革命史》的作者——而且还是天主教会的揭露者、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反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斗士。

1851年，米什莱在一系列杂志文章中对俄国和俄罗斯人民发动攻击——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入他的单行本文集——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此，尽管对米什莱怀有崇敬之情，赫尔岑也不能保持沉默。令他震惊的是，一个拥有巨大且当之无愧权威的人竟然断言»俄国不存在，俄国人不是人，他们缺乏道德感»。如果米什莱轻蔑的攻击是针对俄国的»拜占庭-德意志式»政府，赫尔岑愿意表示赞同，但遗憾的是，他那傲慢的长篇大论恰恰是针对俄罗斯人民本身的。例如，米什莱这样写俄国人：»他们缺乏人性的根本标志——道德感觉、善恶之分。真理和正义——对他们来说没有意义；跟他们谈起这些——他们沉默，微笑，不知道这些词是什么意思。»赫尔岑了解俄罗斯人民绝非道听途说，他被这种对俄罗斯人民面貌的骇人歪曲所震惊，困惑地问米什莱：»那些跟你交谈过的俄国人究竟是谁？哪些关于正义和真理的概念是他们无法理解的？»对于赫尔岑来说——他在俄罗斯人民中恰恰注意到了相反的东西：他们对正义和真理的敏锐态度——完全清楚：米什莱所说的是对»正义»和»真理»的另一种理解。他不无讥讽地向这位法国历史学家解释道：»古老欧洲的真理和正义，在新生欧洲（即俄国和整个斯拉夫世界——作者注）的眼中——是不正义和谎言。»

赫尔岑认为米什莱的另一个结论也是诽谤：»俄国人撒谎和偷窃；不断地偷窃，不断地撒谎，而这完全是天真无邪的；这就是他们的天性。»赫尔岑断言，俄国农民彼此之间极其诚实，他们的物质和金钱交易不需要法律手续——一句话就够了。赫尔岑还可以补充说，根据十九世纪的犯罪统计数据，俄国农村几乎不知道偷盗这种犯罪，主人不在时的农民小屋从不上锁。至于欺骗，赫尔岑说，俄国农民在地主和官员的无情专横面前，为了生存，有时不得不求助于此。

米什莱指责俄罗斯人民什么也不读，并呼吁那些开始谈论俄国散文和诗歌优点的欧洲人停止»用所谓俄国文学的苍白幽灵来欺骗人»。赫尔岑指出了俄国人高度的诗意天赋——这体现在他们的民歌中——并列举了俄国诗歌的天才——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名字。他指出俄国贵族和中等阶层的高度教养，暗示即使在法国，阅读伏尔泰和但丁的也不是村民。他还意味深长地补充说，俄国贵族的人数等于1850年5月31日法律规定下法国所有选民的总数。而对于米什莱那恶毒的辱骂之辞——»俄国是谎言，俄国是霍乱»——在遵守文学论战通行礼仪的前提下实在难以作答。考虑到在欧洲报刊上这些以及类似的诽谤性攻击几乎完全被俄国官方和自由主义西化派报刊所沉默，赫尔岑悲痛地呼喊道：»可怜的俄罗斯人民！没有人为他高声辩护！»[30]

伊万·阿克萨科夫是唯一一个有时在其出版物上反击欧洲文明意识形态家们对俄国和俄罗斯人民最恶毒攻击的人。正是他，鉴于西方学术和时评文献中表现出的病态仇俄症，阐明道：俄国在欧洲面前唯一的罪过就是它的存在；欧洲对俄国仇恨的根源在于»两种对立原则——’拉丁的和东正教的’——不可调和的敌意的历史本能»；在欧洲看来，俄国是一个平民，与之交往时无需遵守任何道德准则，因此双重标准是完全允许的[31]。但阿克萨科夫在»德意志-拜占庭式»政府面前的这种»放肆»使他付出了沉重代价。1853年，由于编辑《莫斯科文集》，他被剥夺了出版报纸或杂志的权利，并被置于警察监视之下。当他终于获准出版周刊《帆》时，仅出了第二期报纸就被关闭。1862年，他被解除了自1861年起出版的报纸《日报》的编辑职务。他在1867–1868年出版的《莫斯科报》收到了10次警告，3次被停刊，在其名义存在的22个月中总共被停了13个月，最终被关闭。试图以新名称《莫斯科人》（1867年12月–1868年2月）恢复出版的努力也没有成功：编辑部坦白声明《莫斯科人》是被禁的《莫斯科报》的延续，因此政府停止了其新版。1878年，伊万·阿克萨科夫因在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协会会议上的演说中尖锐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涉及对俄国屈辱性的柏林会议决议——而被驱逐出莫斯科。他出版《罗斯报》（1880–1886年）的过程也伴随着持续的困难。1881年，书报检查机关禁止了他从《罗斯报》上选编的社论集。1885年，报纸收到警告，阿克萨科夫在其报纸上以尖锐的反驳作为回应[32]。事实上，伊万·阿克萨科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一个受到冷落的人（卒于1886年1月）。

沙皇政府的恼怒主要是由阿克萨科夫争取俄国奉行更独立于西方的外交政策路线的斗争引起的。他关于»将俄国与西方相对立»时，他和他的出版物»对西方所处的立场不是进攻性的、侵略性的，而仅仅是防御性的»保证，并没有给政府留下什么印象。

在»欧洲与斯拉夫世界»这一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察也与达尼列夫斯基的许多思想合拍。有时人们写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社会政治观点中可以感受到《俄国与欧洲》思想的强烈影响。是的，在上述问题上，这种影响无疑是可以感受到的，尤其是在1876年、1877年和1881年的《作家日记》中。尽管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并非在一切方面都追随达尼列夫斯基，这一点将在后文论述。但关键在于，正如已经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感受到了自己的思想与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亲缘关系——甚至还没有读过《俄国与欧洲》，仅仅是在1868年底通过斯特拉霍夫致他的信了解到该书的思想[33]。这些思想部分已经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土壤派杂志《时代》和《纪元》上表达过，特别是在他1862–1863年第一次出国旅行之后——当时他访问了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并就这次旅行写了《关于夏天印象的冬天笔记》。

在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的政论作品时，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信念：在这里也可以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影响。很难设想达尼列夫斯基不会关注其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前同伴的创作——这位刚刚从流放中归来、已经闻名全俄的作家。死刑判决、野蛮的死刑假执行、苦役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历的地狱的一切圈层，也可能成为他的命运。

那么，他在这些年间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读到什么呢？部分内容，后来我们会在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中以更为宏大、科学论证的形式再度发现。早在1860年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为《时代》杂志征订的预告中便写道：»我们现在清楚地知道，我们不可能成为欧洲人，我们没有能力将自己挤进欧洲从其自身民族根基中——于我们而言既陌生又对立的根基——耗尽和锻造出来的某种西方生活形式之中，正如我们不可能穿上不合我们尺码的他人衣服。我们终于认识到，我们也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具有高度的自我独创性，我们的任务是为自己创造一种新的形式，属于我们自己的、本土的、取自我们土壤、取自民众精神与民众根基的形式»〔34〕。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之前，便已表达了关于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和欧洲之间若干根本性、类型性差异的思想，此后这些思想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概念完全契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多次重申一个论断：欧洲年老了，我们年轻。仅这种年龄上的差异，便在两个世界之间划出了一道界线。然而欧洲对此既不理解，也不予考虑，而是以其老迈文明的尺度来评判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在欧洲眼中，这是一个无可救药的落后世界，而非在人类中崭露头角的年轻世界。俄罗斯年轻的自觉，反而武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的深沉信念：»她知道自己还只是刚刚起步，但起步才是最重要的：任何事业都取决于第一步，取决于开始；她知道自己已经与你们的欧洲文明告别，如今正在开始崭新的、无可比拟的宽广生活。»又：»我们俄罗斯人是年轻的民族，我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尽管我们已经走过了一千年；但大船有大航程»〔35〕。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在这里以»历史时间»的尺度来衡量。

对欧洲世界在精神氛围上与俄罗斯在类型上截然不同的感受，在他的讽刺素描《夏日印象的冬季笔记》中相当鲜明地得到了体现。令他震惊的，是贯穿欧洲资产阶级乃至工人生活的贪财聚敛之风。在西方日常与社会生活中某种先天性过度以自我为中心的背景下，那里流行的法兰西共和国政治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在他看来显得格外虚伪。他不无讽刺地解释道：»什么是自由？让所有人在法律范围内为所欲为的同等自由。何时能为所欲为？当拥有百万资产时。自由是否给每个人一百万？不给。没有百万的人是什么？没有百万的人不是那个为所欲为的人，而是那个任人摆布的人。由此得出什么结论？结论是：除了自由，还有平等，就是法律面前的平等。关于这种法律面前的平等，只能说，以其目前施行的方式，每个法国人都有理由和资格将其视为对自己的个人侮辱。那么公式中还剩下什么？博爱。这一条最为奇特，坦率地说，至今仍是西方的主要绊脚石»〔36〕。

他注意到博爱这种品质只能由天性赋予，并认为»在法国人的天性中，以及总体上西方人的天性中，它实际上并不存在»。他在这里看到了»小家庭精神、强化的自我保全、自谋生计、在自我之中进行自我界定»的肇端。他观察到，这里的»自我»作为自主独立的本原与»所有其他人»相对立，完全与»除它之外的一切»平等并同等价值〔37〕。

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可以认为自己熟知俄国（即大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人民。严酷的命运使他有机会观察其全部社会层次——从贵族到农民、士兵与苦役犯。凭借他深入人们内在精神世界的天才能力，他在成年之后（四十岁之后）多次长期出访欧洲期间，完全可以为自己勾画出一幅相当准确的欧洲人心理肖像。因此，他多次将俄罗斯人与欧洲人的性格加以比较，在按达尼列夫斯基划分的欧洲文明与斯拉夫文明这两种文明的类型学方面，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他在这两种性格中看到了巨大而实质性的差异。»俄罗斯人民的性格与一切当代欧洲民族的性格如此不同，以至于欧洲人至今仍不理解它，对其中的一切都理解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指出〔38〕。

与欧洲人的自我封闭、»对自身一人的傲慢希望»、相互竞争相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俄罗斯性格中具有»与一切和解、与全人类相通»的能力。俄罗斯人»与所有人相处、融入一切»，»超越民族、血统与土壤的差异，对一切人类事物抱有同情»。与欧洲人的民族自大、»自我拔高»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人身上看到了充分的»对自身最为清醒的批判、对自身最为冷静的眼光»的能力。他认为»自我谴责»的能力是俄罗斯人民的品质。在他眼中，俄罗斯人没有欧洲盛行的宗教狂热与不宽容。他还指出，欧洲比俄罗斯有更多的等级隔阂。»每个俄罗斯人首先是俄罗斯人，然后才属于某个等级。你们那里则不是这样，我们为你们感到遗憾。你们那里甚至完全相反。出于等级利益，有时你们那里整个民族都被牺牲……»他提醒道。理解到并非每个俄罗斯人都具备这些特点与品质，明白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指出，他所指的是平均统计意义上的俄罗斯性格：»当然，我们谈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俄罗斯人，是集合性的，就民族意义而言»〔39〕。

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应当追求的不是欧洲行为标准，而是保持自身的独创性。但谈到欧洲»启蒙»的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答则并非一概而论。他认为，向西方借鉴科学成就、各种»有用知识»与»技艺»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他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对欧洲负有很多债，»为此，欧洲值得赞美，我们对她永远感激»〔40〕。在承认欧洲过去对俄国启蒙进步所作贡献方面，他走得比斯拉夫派远得多。在谈到乔治·桑的小说对俄国文学与生活的有益影响时，他甚至宣告：»我们俄罗斯人有两个祖国：我们的俄罗斯与欧洲，即便我们自称是斯拉夫派（希望他们不要为此生我的气）»〔41〕。

然而他断然反对俄罗斯需要从西方汲取精神启迪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的人民很久以前就已受到了启迪，将基督与其教义纳入自身的本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而他接受过的基督教的主要学校，是他在历史上所承受的无数无尽的苦难世纪——那时他被所有人遗弃、被所有人践踏、为所有人和一切服役，只有一位安慰者基督与他同在，他那时将祂永远纳入自己的灵魂，祂因此拯救了他的灵魂，使其免于绝望！»〔42〕所承受的苦难，提升了人对他人苦难的感应能力、同情能力，而这始终是高度灵性的标志。基于所有这些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人民总体上不需要借来的灵性，更不需要像西方那样可疑的灵性。

两个精神世界——西方与俄罗斯——的不相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4月17日至1871年7月6日长达四年有余的长期欧洲旅居期间，感受得格外强烈。在德国、瑞士、意大利、奥匈帝国旷日持久的羁旅即将结束之际，他几乎在异乡的氛围中窒息，在1870年12月30日致阿·尼·麦科夫的信中颇为生动地表达了自己的状态：»……如果您知道，欧洲在这四年里在我心中激起了怎样的发自内心的厌恶，直至憎恨。上帝啊，我们关于欧洲存有怎样的偏见！»〔43〕

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远未将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理想化。但他认为，他所痛苦地指出的那些缺陷，并不应通过以欧洲为榜样的方式来矫正。他对俄罗斯与俄罗斯人民无限的爱、他亲眼在欧洲所见的一切——所有这些使他得出了不可动摇的结论：在一切方面对欧洲进行全盘、不加批判的模仿，尤其是在精神领域，是俄罗斯走向灭亡的道路。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在俄罗斯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得到实现。以欧洲方式实现的»自由»口号，在他看来，»将自由建立在金钱保障与保证金钱保障的法律之上»。但拥有大量金钱导致»欲望的放纵»，这产生了新的奴役——»金钱的奴役»。因此他建议在俄罗斯»培植»这样一种信念：»真正的自由只在于克制自身与自身意志，以至于最终达到这样一种道德状态：在任何时刻都能成为自己真正的主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由的最高境界，不是看作积聚金钱，而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分给众人，去为众人服务»。在西方，»平等»口号同样是虚构，陀思妥耶夫斯基再次阐明。平等的位置被»相互间的嫉妒监视、骄傲与妒忌»所占据。真正的平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驱使人作出大致如下的思考：»你比我更有才华、更聪明、更美貌，这与我何干？恰恰相反，我为此欣喜，因为我爱你。但虽然我不如你，但作为人，我尊重自己，你也知道这一点，你自己也尊重我，而你的尊重使我幸福……»等等。在这种对自由与平等的理解之下，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们»将成为兄弟，不仅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出于快乐生命的充盈、出于爱的充盈»〔44〕。

当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为俄罗斯人已准备好按福音书的诫命生活，否则他不会谈到»培植»这种道德的必要性，但他确信，俄罗斯为此的准备无疑远比西方世界充分。当然，俄罗斯人性格中的某些特点令他明显不快：»这首先是在一切事上毫无节制感（请注意，几乎始终是暂时而短暂的，仿佛某种附身）。这是一种走极端的欲求，一种在悬崖边上颤栗摇摆时的感受欲求——走到深渊边缘，望入深渊，并在个别情况下——相当频繁——像疯子一样头朝下扑入其中»〔45〕。然而他不断观察到并在作品中反映出的人民的诸多特质——对东正教信仰的虔诚、诚实、质朴、真诚、宽阔的心胸、缺乏»天真愚蠢的自我满足»——使他对俄罗斯的特殊未来充满希望。俄罗斯人性格某些积极特质具有不那么积极的另一面，并不令他困扰。他更看重的恰恰是积极的一面。»俄罗斯人，»他写道，»不会长久而认真地仇恨，不仅对于他人，甚至对于罪孽、无知的黑暗、专制、蒙昧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落后之物也是如此。我们随时准备和解，甚至在第一时机到来时，不是吗？确实，想一想：我们为何要相互仇恨？因为不好的行为？但这是个极其滑溜、极其敏感、极不公正的话题——一言以蔽之，是把双刃剑；至少在目前，最好不去碰它。剩下的就是因信念而产生的仇恨；但在这方面，我对我们的仇恨是否认真，极度怀疑»〔46〕。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未来更新寄予的»巨大希望»，在很大程度上与俄罗斯女性相联系——她是俄罗斯精神性更为坚韧可靠的守护者。1876年5月，他在《作家日记》中指出，她比男性少得多地屈服于近几十年间蔓延的»贪财腐化、犬儒主义、唯物主义»，比男性更»忠于对理想的纯洁崇奉、对理想的服务»。女性开始不仅在家庭中，也在启蒙事业的园地里在培育新一代方面发挥杰出的作用。争取与男性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平等权利的突破，是通过克服形式上的困难与偏见来实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欣然指出：»在对高等教育的渴望中，她表现出了认真、耐心，展示了伟大勇气的范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女性面前开展高等教育的前景中，看到了俄罗斯»走在整个欧洲前面的巨大而独特的一步»〔47〕。陀思妥耶夫斯基怀着崇敬，指出俄罗斯女性在俄土战争期间是何等»光明»而»神圣»地展示了自己。在这方面，他向社会与当局发出呼吁：»难道要继续拒绝赋予她——这位如此鲜明地展示了她的英勇的女性——与男性在教育、职业、职务方面充分平等的权利吗？而我们恰恰是在她完成英雄壮举之后，将我们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她身上，期望她在我们社会的精神更新与道德提升方面！»〔48〕

* * *

由此可见，那些指控达尼列夫斯基著书旨在煽动对欧洲仇恨的指控是何等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不诚实的——仿佛欧洲的影响对俄罗斯命运始终只产生纯粹积极乃至拯救性的作用。第一，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表现仇恨情感的»主动权»属于欧洲，这种由来已久且稳定的仇恨指向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这一观察并非达尼列夫斯基一人所独有。凡是阅读欧洲语言文献、长期旅居国外的观察敏锐的俄国人，对日耳曼-罗曼世界的欧洲人对一切俄罗斯乃至斯拉夫事物的蔑视与傲慢态度——即便不是仇恨——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在俄国出版物上书写此事，并予以谴责，并非人人都有此胆量。要»睁开俄罗斯人的眼睛，看清欧洲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正如达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一切对俄罗斯的侮辱性言辞都被精心阻拦于我们的耳鼓之外……»（第252页）。

第二，达尼列夫斯基还指出，每一位与西欧世界持续或长期接触的斯拉夫人——包括俄罗斯人——都会产生一种西欧世界的异质感。这一观察同样得到了许多杰出俄国思想家与作家的印证。

第三，达尼列夫斯基揭示了这种相互排斥的真正深层原因——他证明，日耳曼-罗曼人与斯拉夫人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他同时指出了这两种文化-历史类型在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族裔、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具体差异，包括二者年龄上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特征，虽非像达尼列夫斯基那样成体系，也被许多其他俄国思想家所注意。达尼列夫斯基在所有这些观察中，看到了对其文化-历史类型学说的有力印证。

与此同时，从这一结论中也明显显现出将欧洲现实的所有»样板»不加思考地移植到俄国土壤的危险性。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一现象视为一种危险的社会病症，他称之为»欧化病»。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专辟一章分析这种病症，在其政论文章中也多次涉及。

在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沿着已被前人开辟的道路前行。早在18世纪下半叶，在文学与俄国社会思想中，就开始孕育出一种批判乃至以讽刺手法嘲弄盲目仿效欧洲的传统。这一潮流在冯维辛与苏马罗科夫的创作，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讽刺新闻业中得到了体现。正是从那时起，»先进文学力量为俄国文化民族发展道路，反对在贵族圈子中盛行的对西方顶礼膜拜而展开的斗争»开始了〔49〕。然而在此后的统治期间，尤其是保罗一世与尼古拉一世时代，这场斗争并不怎么受到上层的鼓励，而这种病症继续蔓延，不仅感染了贵族与相应的政府圈子，也感染了倾向西化的知识分子。这引起了俄国社会最优秀代表的愤慨，但并非总有可能就此公开表态——外交政务部门对抗议性表达设置了障碍。阿·谢·普希金在1826年5月27日致彼·阿·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不无苦涩地写道：»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我们既无自尊，也无廉耻»〔50〕。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不仅公开谴责了这一现象，更对其进行了某种全面的科学分析。他将»欧化病»称为严重的疾病，因为它对俄罗斯机体具有破坏性作用，并阐述了自己对这种病症病史的认识。在他看来，这种病在彼得一世时期扎下了根——彼得同时既爱俄罗斯，又恨俄罗斯。彼得»爱俄罗斯是将其作为自己意志与计划的工具，爱俄罗斯是将其作为他在欧洲样板影响下、依照他心中萌生的思想，按照自己的图像与样式打算建造的建筑之材料；而他所恨的，是俄国生活本身的根基——连同其缺点与其优点一并厌恶»（第224页）。因此达尼列夫斯基建议严格区分彼得活动中的两个方面：建设性的与破坏性的。前者是»他在军事、海军、行政、工业方面的一切开拓»，在他看来，»值得后代永恒的感激与崇敬，值得后代的祝福»，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大帝’的称号——俄罗斯国家伟大基业奠基者的称号»。后者则是»他竭力在俄国人民中促成的那些在日常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与观念上的改变»。他将强迫性地改变人民日常生活习俗与风尚的那些多余的强制性变革归入其中——那些迫使俄国人剃须、穿德式长袍、被驱赶进宴会厅、被强制»吸烟、开办狂欢（就连恶习与放荡也须具备德式形式）、扭曲语言、在宫廷与上流社会生活中引入外国礼仪»的变革。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启蒙应该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推进，它会发展得慢一些，但更加可靠和富有成效。凭借其这一活动，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彼得»不仅给俄罗斯的未来造成了最大的危害（这种危害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至今仍在侵蚀着俄罗斯的民族肌体），他甚至毫无必要地阻碍了自己的事业：激起了臣民的愤慨，扰乱了他们的良知，使自己的任务更加复杂，亲手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不得不为克服这些障碍耗费他所被赋予的、本可得到更有益运用的那份非凡能量的大部分»（第224、225页）。

对达尼列夫斯基而言，毋庸置疑的是，这种一个半世纪前感染了俄罗斯的欧化病仍在发展蔓延，威胁着将其毁灭。他唯一尚不明朗的，是病症的性质：它究竟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如果它表现为良性，成为一种不留有害后遗症、只对机体产生有益作用的特殊接种，那自然是好事。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病情的走向决定着不仅俄罗斯、而且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命运。

达尼列夫斯基将欧化病的各种表现形式归纳为三组。

第一种是»对人民日常生活方式的歪曲以及以异国他乡的形式取代本民族形式»。达尼列夫斯基对低估这种病症表现形式的危险性提出警示。这种病症起初看似只触及生活的纯粹外在、表层方面——生活方式、服装、»住宅布置»、»家居用品»——但随后便开始一层层渗入更深处，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日常生活层面的仿效开始对艺术产生不良影响。

他在雕塑中尤其察觉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当雕塑家将著名俄国人物的塑像装扮成繁复的欧式服装时，他觉得这是可笑的。例如，塞瓦斯托波尔海军上将拉扎列夫的塑像，被装扮上带有燕尾的礼服制服与紧身裤，看起来荒唐可笑。简单的俄国民间服装在他看来更为庄重典雅。因此，红场上的米宁雕像与科斯特罗马的苏萨宁雕像在他看来更为成功。他在绘画中——包括宗教绘画中——也发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指出圣像中圣乔治、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天使米迦勒等圣人肖像的»炫耀性格»，呼吁回归俄罗斯圣像画的技法。在音乐、建筑以及对民间手工业的态度方面，他同样注意到了这些进程。

最终，由于日常生活形式的改变，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俄国人民甚至在外貌上也分裂为两个阶层：»下层依然是俄罗斯的，上层则变成了欧洲的——欧洲到无从辨认的程度»（第232页）。这在人民对»老爷们»的心理上产生了戒惧态度——»我们欧化阶级的异邦外表，诱惑着人民，促使他们将这些阶级视为可能倒向俄罗斯敌对阵营的人»。人民凭本能感受到了欧洲对俄罗斯的仇恨，»因此，凡是落到他们头上的任何超出寻常的不幸，都倾向于归咎于这种敌意，尽管当然也夸大了其表现»（第233页）。达尼列夫斯基以波莫尔人的看法为例——他们认为，死亡并非死于霍乱，而是死于»德国人»的投毒——»德国人»按惯例被理解为泛指一切外国人。沙皇对此不知情，波莫尔人认为，官员老爷们被»德国人»收买了。

由此可见，歪曲人民的日常生活形式、将其重塑为外国模样，其后果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远非无关紧要之事。

据达尼列夫斯基的划分，欧化病的第二种形式，是力图将»异国制度»的样板移植到俄国土壤上，依循»凡在西方有益的，在我们这里也必然有益»的原则（第235页）。达尼列夫斯基反对将外国样板制度——让人联想到德国官僚秩序的制度——嫁接到俄国土壤上的实验。他主张那些从人民内在需求中自然生发的国家与社会生活变革。他将1861年的农民改革视为这种类型的变革，这次改革»不是按西方或波罗的海德意志的样板，而是按独创性的方案，巩固了人民的福祉……»（第235页）。在司法改革中他也看到了并非完全照搬外国样板的成分。»公开性与口头审理在我们这里本就是历代相传的司法形式。行政独立性是公民生活趋于复杂化的必然结果，在旧俄以’唇骨老人’进行审判的制度中可见其踪迹，»他解释道（同上）。

达尼列夫斯基在印刷文字摆脱书报审查束缚与引入新闻出版违规司法追责中，同样未看到任何与俄国原初根基相悖之处。他将定期出版物的主要功能定位于反映公众舆论。但他认为，1865年《书报审查与出版临时规定》所引入的行政警告制度，是»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生活条件下诞生、从异乡引进的产物»（第243页）。他主张只对违反法律的出版机构给予司法追责。必须指出，在这一立场上，他与自由派和民主派出版物的许多代表完全一致。保守主义立场严苛的康·尼·列昂季耶夫热情捍卫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却同时与他保持距离，原因在于，在他看来，达尼列夫斯基»屈从于六十年代解放主义的自由派风潮»，总体上犯了许多»自由主义-欧洲式的错误»〔51〕。

欧化病的第三种形式，也是危害最大的形式，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是在出版物上以外国的、欧洲的视角阐释与解读俄罗斯内政外交生活中的事件，透过»欧洲的眼镜»审视这些事件（第243页）。与此同时，仿效西方多党制，有些俄国欧洲化者扮演贵族，有些扮演民主派，有些扮演立宪主义者，还有些扮演虚无主义者。但在所有情况下，达尼列夫斯基说，得到的都是漫画。聚集在《消息报》的俄国»贵族派»与法国侯爵、英国勋爵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民、最终反对俄罗斯民族利益的斗争中，与波兰贵族和波罗的海德意志男爵声气相求。俄国的虚无主义是德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以卡·福格特、雅·莫莱绍特、路·费尔巴哈、鲍·鲍威尔为代表——的产物。因此»虚无主义中倘若有什么俄国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漫画性»（第247页）。

但在这第三类欧化病中，达尼列夫斯基将对欧洲公众舆论的屈辱性讨好奉迎视为最»有毒»的形式。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充满了讽刺。他写道：»我们好比那些喜欢出入社交界、却对自身礼仪是否得体缺乏自信的时髦人士。他们时刻处于焦虑之中，担心自己的姿势、手势、动作、步伐、服装、眼神、谈话是否够上流、够体面——这使得他们即便天生灵活聪慧，除了弄出种种不得体的行举，说出种种愚蠢的话语，便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那些不断回头张望、侧耳倾听欧洲将作何评价、是否将承认其行为堪称开明欧洲主义的公共活动家们，难道与此有何不同？»（第248页）这些活动家在每次发言和行动时，都战战兢兢地朝欧洲瞥一眼，心想：那欧洲的»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公爵夫人»将作何评价？»我们不再以人民良知的认可为道德行动的驱动力，»达尼列夫斯基痛苦地指出，»而代之以对欧洲裁决的懦弱畏惧，以对其夸奖的屈辱性虚荣满足»（第248页）。

许多俄国思想家曾多次指出，那些企图以诋毁祖国、卑躬屈节地贬低俄国人民来在西方博取好评的俄国知识分子，在那里通常只换来居高临下的蔑视。»我们越是为取悦他们而鄙视我们的民族性，»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他们就越蔑视我们自己»〔52〕。然而这位俄国天才的苦口婆心，对沉浸在欧化热潮中的知识分子影响甚微。»普世价值»、欧洲文明作为这些价值的范本——这一切对他们而言，远比被视为任何爱国情感之最微小表现的»民族自私主义»重要得多。向西方»公众舆论»献媚的知识分子行列持续壮大，尽管伊·谢·阿克萨科夫1884年3月15日在《罗斯》报社论中指出：»西方自始至终是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这类俄国食客的，将他们视为暴发户、视为平民冒充贵族者，或如古希腊人对待蛮人那般……»〔53〕。

尽管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真正赢得西方持久兴趣与高度评价的，恰恰是独立的、具有独创性的俄国社会思想，而非它的自由派与左激进派报刊诋毁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命运亦印证了这一点。在该书问世近百年之后，美国学者德·塔登在其专著《19世纪俄国的保守民族主义》（西雅图，1964年）中，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称为»研究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的先驱»，并将其列入俄国思想家（阿·阿·格里戈里耶夫、尤·费·萨马林、尼·尼·斯特拉霍夫、康·尼·列昂季耶夫）的行列，认为这些人比其左激进派论敌更多地谈论俄罗斯、为俄国智识生活作出了更大的贡献〔54〕。

达尼列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他将其视为透过»欧洲眼镜»审视俄国生活所产生的现象——在其著作与他十四年后撰写的文章《我们虚无主义的起源》中，发展为对左激进派知识分子总体上的批判。而且这里已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指控论点——这些论点二十五至三十年后，在谢·尼·西罗米亚特尼科夫的《俄国思想的尝试》（圣彼得堡，1901年）、尼·米·索科洛夫的《论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理想》（圣彼得堡，1904年）以及著名文集《路标》（圣彼得堡，1909年）中得到了广泛阐发。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路标》的主要思想。众所周知，《路标》作者们指责俄国知识分子缺乏民族自我意识。达尼列夫斯基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着重指出，俄国自由派与左激进派力图效仿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存在这一缺陷。与他们认为自由派必然是世界主义者、只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观点相对，达尼列夫斯基断言：»……自由主义政治若不具有民族性，便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人民生活一切健康力量的自由发展，而民族抱负在其中占据首位»（第274页）。然而，达尼列夫斯基指出，在俄国虚无主义知识分子中，甚至»任何细微的日常习俗特征，仅仅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便被认为是鄙视的对象——这例如反映在语言本身上，’土生土长’这个词在我们这里获得了贬义色彩……»〔55〕。

《路标》作者们将缺乏国家意识视为俄国知识分子的实质性缺陷。达尼列夫斯基是坚定的国家主义者。他认为，»国家是保障其成员人身与财产安全的社会形式或状态，人身在此意指生命、名誉与自由»（第186页）。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国家生活的形式不可能从外部强加于某个民族，这些»最高的民族理想，不是人工编造、人为构成的，而是植根于民族的族裔本质之中。它们在民族无意识创作时期，与语言、民间诗歌及其他族裔特性一同萌生并发展起来»。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与总体上珍视国家及其制度的西方知识分子不同——注意到了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她的这种心态与她的欧化倾向相关，与对西方政治思想中最坏成分的借鉴相关。由于在寻求新的国家形式的过程中、在对新的国家理想的»渴望与追求»中，他们什么»有生命的、有机的东西都找不到，因此全面否定，即虚无主义，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庇护所——而虚无主义在政治上称为无政府主义»。达尼列夫斯基（很可能是最早的人之一）看到了对俄罗斯国家的危险，不仅来自»纯理论的虚无主义»，更来自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最新形式»社会主义〔56〕。

《路标》作者们指责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脱离其历史。达尼列夫斯基也早得多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及其文章中一再着重强调，俄国的君主制形式是俄国人民自身的历史选择，是自我保全的本能驱使他们作出了这一选择。在17世纪初动乱时期之后，罗曼诺夫新王朝的选立与回归，在他看来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但俄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否定»君主制形式的人——虚无主义者——甚至不愿深究这一理想的实质，达尼列夫斯基指出。他们甚至不打算去了解和理解它，更遑论与其他民族的政治理想加以比较。»人们甚至未曾注意到，这是近一亿人的理想，并非昨日才出现，而是经历过若干历史变迁——不仅如此——还曾被俄国人民自身一再加以恢复，当历史进程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成为自身命运主人之时»〔57〕。

将达尼列夫斯基怀疑为永久绝对君主制的支持者，恐怕并不公平。他更像是在揭示其自由派论敌将西方民主形式移植于俄国土壤的尝试之徒劳无功。这一断言的正确性，已被民粹派»到民间去»运动的失败所证明——人民在听闻反沙皇的鼓动时，将宣传者扭送官府。至于俄国君主制的长远前景，达尼列夫斯基显然允许对其加以限制，因为他在其著作的若干页面上三次重申，俄国人民有能力承受»任何剂量的自由»——凭借其缺乏权力欲与虚荣心、凭借其适度、保守以及对权威传统的尊重与信任。他以人民对六十年代改革所赋予的那些新的公民权利的明智而平静的运用为例（第221、413、416页）。

达尼列夫斯基将虚无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她对祖国历史缺乏尊重，不仅允许自己嘲弄其某些历史时期，更全面地诋毁历史。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那些凡事效仿欧洲的人们：恰恰是欧洲各民族——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热爱本国历史的一切时期。»我们这里，»他解释道，»对过去生活的这种热爱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因为思想是以仿效为基础的，而仿效必然以缺乏对本民族之物的热爱为前提»〔58〕。换言之，欧化的俄国知识分子透过»欧洲眼镜»审视自己的历史，看到的是西方历史学家与政论家所描绘的那副面貌。这一倾向，早在阿·谢·普希金那里就已在彼·雅·恰达耶夫身上有所察觉。他在1836年10月19日给后者的信中，写下了那些著名的话语：»……但我以名誉起誓，我决不愿意为世界上任何事物而更换祖国，或拥有另一段历史，而不是我们祖先的历史——就如上帝所赐予的那段历史»〔59〕。

最后，《路标》作者们对俄国知识分子无宗教性的指责，在达尼列夫斯基那里早得多地就已出现——见于他关于知识分子漠视»俄罗斯宗教理想»的观察〔60〕。

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后，俄国知识分子»欧化病»的主题在俄国定期出版物上出现得更为频繁，尽管大多数报纸与杂志在不同程度上持有亲西方倾向。这一主题尤其在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政论中占据了格外重要的位置——早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之前，他便于1861年在《白天》报上写道，俄国知识分子»不断地在欧洲公众舆论中寻求支持，或以卑劣地背弃自身根基、或以顺从而屈辱的沉默，向后者示好献媚»〔61〕。然而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问世，以及他对»欧化病»（这一由他首次引入流通的概念）的根源、形式与后果所作的科学分析之后，这一主题在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政论中愈发频繁而响亮地出现，尤其是在《罗斯》报上。伊·谢·阿克萨科夫是在达尼列夫斯基在世期间便致力于传播其思想的人之一（还有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尼·尼·斯特拉霍夫、康·尼·列昂季耶夫）。在知识分子»欧化病»问题上以及它对俄罗斯的危害问题上，伊·谢·阿克萨科夫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完全一致。

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阿克萨科夫时常关注俄国知识分子中的那种»倾向»——»它只信奉欧洲科学与生活的最新成果，并在按照异国形象将整个俄国人民的历史面貌加以改造的徒劳无功的冥想与幻想中……耗尽精力»〔62〕。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他努力使知识分子意识到，欧洲思想——无论是在科学、社会学、艺术还是其他任何领域——的最新成果，未必同时也是最正确的成果。俄国知识分子，阿克萨科夫认为，不仅在将»异国信念、异国尺度、异国历史与异国道德的产物»强加于俄国社会时失真，就是在将欧洲科学的某个假说»当作科学的公理、将西方某个偶然的、短暂的意见或现象奉为知识或生活的极端词语、将个别事实推而广之、歪曲那里产生的任务与问题的含义，并以’欧洲进步’的名义，对那里尚未解决的问题——立即为祖国拍板定案！»时，同样失真。

阿克萨科夫对以下事实感到愤慨：富有创造力的俄国思想在社会的漠然中枯萎，而抽象的、荒诞的却是西方引进的思想，则穿透一切障碍，»以某种畜群式»横扫无数心灵。他将此解释为这种思想打交道的»社会环境，在不同程度上已与本民族性与本国历史相疏离，对全然与俄国生活格格不入、乃至直接敌视其精神的抽象思想、奇谈怪论乃至改革的入侵，不构成任何严肃障碍»〔63〕。其后果令人悲哀：»这种真正奴隶式的仿效、完全意义上的猴子行为，歪曲了国家制度结构的整个基本精神，将其扭曲至每一细节»〔64〕。

阿克萨科夫尤其对»欧化»的俄国出版界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并非偶然。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写就问世之后，七十年代定期出版物——尤其是报纸——的数量明显增长。依据新的《书报审查与出版临时规定》，更容易获得无需预审的报刊出版许可。这刺激了出版业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后改革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出版业——尤其是报纸出版——开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经营良好的报纸开始带来可观的红利（主要来自广告收入）。但由于组织出版业需要相当大的启动资本，报刊的真正主人越来越多地成了大企业家、工厂主与商人。报刊的文学撰稿人与编辑变成了普通受雇人员。他们的文化与道德水准，与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新闻业相比明显下降。在俄国新闻业——尤其是报业——中，在资产阶级欧洲各国早已大行其道的行规开始更为广泛地传播。自然，西欧的理想成了大多数报人的指路明灯。正是在这些年间，在西方，随着定期出版物在形成公众舆论方面影响力的过度膨胀，出版界开始获得国家权力体系中第四权的声誉，而且是绝对不道德的权力（»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这一进程不可能不引起俄国文学家、作家、学者乃至老一代官员的强烈抗议——他们受到的是以服务崇高精神理想与原则为工具的那种新闻业的熏陶。而且这种抗议来自不同政治群体的代表。令许多人感到愤慨的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受教育程度并不很高、公然持低劣道德生活准则的人，将手艺磨炼于匠人式的文字生产之上，却获得了向全国传播其思想与情感的讲坛，拥有每天影响数万人思想倾向的无限可能，而这是任何一位国务活动家所无从企及的。

对这一新现象，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以最为尖锐而有论据的方式提出异议。»任何街头流氓，»他愤慨地说，»任何以未被承认的天才自居的饶舌者，任何追逐私利的投机分子，只要手头有钱——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为了盈利投机而募得的他人的——都可以创办一份报纸，哪怕是一份大报，应声而至聚集起一帮随便谈什么都行的写手、专栏作者，以及提供文盲式流言蜚语的记者——他的幕僚便已就绪，他便可以从明天起摆出审判一切人与一切事的权威架势，对部长与统治者发号施令，对艺术与文学指手画脚，对证券交易所与工业为所欲为»〔65〕。顺便指出，波别多诺斯采夫在那个时代提出这一社会危险警示，是在报纸发行量达一万份便被视为大报的年代，是在既无广播又无电视的年代，是在新闻业通过影射操弄公众舆论牟利的可能性还要小上几十万倍的年代。

波别多诺斯采夫注意到，恰恰是最无忌惮、最不道德的出版商、编辑及其报纸兴旺发达——这些报纸以传播乃至捏造流言、发布未经核实的消息、发表变相广告乃至实施敲诈为营生。而正是这样的报纸，波别多诺斯采夫写道，»可以繁荣兴旺，可以被视为公众舆论的喉舌，给其出版商带来巨额利润……而任何建立在坚实道德原则之上、面向大众健全本能的出版物，都无法与其竞争»〔66〕。

判断与评价的浅薄与不负责任，成了不仅公然低俗的小报，更成了声称具有严肃社会政治内容的报纸的显著特点。伊·谢·阿克萨科夫在其中特别指出那些尤其深受欧化病感染的报纸。在其论战性文章中，他在这方面尤其频繁提及诸如彼得堡《呼声报》（1863—1884年）、《消息报》（1871—1886年）与《秩序报》（1881—1882年）等自由派报纸。阿克萨科夫观察到，对于这类报纸而言，»一切罪恶都在于缺乏’欧洲法律秩序’或’欧洲自由派制度’，在于’建筑未按欧洲样式完工’，而’一切救赎都在于欧洲化'»。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阿克萨科夫援引北美合众国为例，强调即使对西欧的自由主义教条主义者而言，那里的法律秩序看起来也是理想的，然而在那里，»‘掠夺’已发展到足以让俄国的掠夺显得相形见绌的规模……»〔67〕。

作为深受欧化病困扰的报纸的共同特征，阿克萨科夫注意到了它们公开或隐蔽的排斥俄罗斯情绪。»确实，»他在《罗斯》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仿佛整个’自由派出版物’都接到了某个号令，那号令就是——诋毁我们的普通人民，展示其最黑暗的一面，无论是在其历史上还是在其现实中»〔68〕。他认为，《秩序报》是公开这样做的。

而在《呼声报》中，则有一个隐蔽排斥俄罗斯情绪的例子。阿克萨科夫讲述说，《呼声报》向读者介绍了一篇以讽刺性标题《俄罗斯天才》发表于某德国报纸上的文章。文中试图证明：»根本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任何俄罗斯民族天才»，俄国人民在»整个千年历史上从未表现出»任何独创性与原创性，»而且也不会表现出，因为它本就没有这种能力——它没有个性，没有内涵，微不足道，等于零，因此必须放弃一切对人格与独立性的诉求，毫不犹豫地加入共同的欧洲合唱——随着其余欧洲齐声合唱»，因为它»仿照中国方式自创音乐的尝试永远不会成功»〔69〕。

* * *

由此可见，那些指控达尼列夫斯基旨在通过其著作培养对欧洲的仇恨的指控是何等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不诚实的——仿佛欧洲的影响对俄罗斯命运始终只产生纯粹积极乃至拯救性的作用。第一，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证明，表现仇恨情感的»主动权»属于欧洲，这种由来已久且稳定的仇恨指向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这一观察并非达尼列夫斯基一人所独有。凡是阅读欧洲语言文献、长期旅居国外的观察敏锐的俄国人，对日耳曼-罗曼世界的欧洲人对一切俄罗斯乃至斯拉夫事物的蔑视与傲慢态度——即便不是仇恨——都不可能视而不见。在俄国出版物上书写此事并予以谴责，并非人人都有此胆量。要»睁开俄罗斯人的眼睛，看清欧洲公众舆论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正如达尼列夫斯基所指出的，»一切对俄罗斯的侮辱性言辞都被精心阻拦于我们的耳鼓之外……»（第252页）。

第三，达尼列夫斯基揭示了这种相互排斥的真正深层原因——他证明，日耳曼-罗曼人与斯拉夫人隶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他同时指出了这两种文化-历史类型在历史-文化、宗教、民族-族裔与日常生活诸方面的具体差异，包括二者年龄上的显著差异。这些差异的特征，虽非像达尼列夫斯基那样形成系统，也被许多其他俄国思想家所注意。达尼列夫斯基在所有这些观察中，看到了对其文化-历史类型学说的有力印证。

与此同时，从这一结论中也明显显现出将欧洲现实的所有»样板»不加思考地移植到俄国土壤的危险性。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一现象视为一种危险的社会病症，称之为»欧化病»。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专辟一章对其进行分析，在其政论文章中也多次涉及。

在这里，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沿着已被前人开辟的道路前行。早在18世纪下半叶，在文学与俄国社会思想中，就开始孕育出一种批判乃至以讽刺手法嘲弄盲目仿效欧洲的传统。这一潮流在冯维辛与苏马罗科夫的创作，以及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讽刺新闻业中得到了体现。正是从那时起，»先进文学力量为俄国文化民族发展道路、反对在贵族圈子中盛行的对西方顶礼膜拜而展开的斗争»开始了〔49〕。然而在此后的统治期间，尤其是保罗一世与尼古拉一世时代，这场斗争并不怎么受到上层的鼓励，而这种病症继续蔓延，不仅感染了贵族与相应的政府圈子，也感染了倾向西化的知识分子。这引起了俄国社会最优秀代表的愤慨，但并非总有可能就此公开表态——外交政务部门对抗议性表达设置了障碍。阿·谢·普希金在1826年5月27日致彼·阿·维亚泽姆斯基的信中，不无苦涩地写道：»在与外国人交往时，我们既无自尊，也无廉耻»〔50〕。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不仅公开谴责了这一现象，更对其进行了某种全面的科学分析。他将»欧化病»称为严重的疾病，因为它对俄罗斯机体具有破坏性作用，并阐述了自己对这种病症病史的认识。在他看来，这种病在彼得一世时期扎下了根——彼得同时既爱俄罗斯，又恨俄罗斯。彼得»爱俄罗斯是将其作为自己意志与计划的工具，爱俄罗斯是将其作为他在欧洲样板影响下、依照他心中萌生的思想，按照自己的图像与样式打算建造的建筑之材料；而他所恨的，是俄国生活本身的根基——连同其缺点与其优点一并厌恶»（第224页）。因此达尼列夫斯基建议严格区分彼得活动中的两个方面：建设性的与破坏性的。前者是»他在军事、海军、行政、工业方面的一切开拓»，在他看来，»值得后代永恒的感激与崇敬，值得后代的祝福»，正因如此，»他赢得了’大帝’的称号——俄罗斯国家伟大基业奠基者的称号»。后者则是»他竭力在俄国人民中促成的那些在日常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与观念上的改变»。他将那些强迫性地改变人民日常生活习俗与风尚的多余强制性变革归入其中——那些迫使俄国人剃须、穿德式长袍、被驱赶进宴会厅、被强制»吸烟、开办狂欢（就连恶习与放荡也须具备德式形式）、扭曲语言、在宫廷与上流社会生活中引入外国礼仪»的变革。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启蒙应该从内部而非从外部推进，它会发展得慢一些，但更加可靠和富有成效。凭借其这一活动，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彼得»不仅给俄罗斯的未来造成了最大的危害（这种危害扎根如此之深，以至于至今仍在侵蚀着俄罗斯的民族肌体），他甚至毫无必要地阻碍了自己的事业：激起了臣民的愤慨，扰乱了他们的良知，使自己的任务更加复杂，亲手给自己设置了障碍，不得不为克服这些障碍耗费他所被赋予的、本可得到更有益运用的那份非凡能量的大部分»（第224、225页）。

达尼列夫斯基将欧化病的各种表现形式归纳为三组。

由此可见，歪曲人民的日常生活形式、将其重塑为外国模样，其后果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远非无关紧要之事。

据达尼列夫斯基的划分，欧化病的第二种形式，是力图将»异国制度»的样板移植到俄国土壤上，依循»凡在西方有益的，在我们这里也必然有益»的原则（第235页）。他反对将外国样板制度——让人联想到德国官僚秩序的制度——嫁接到俄国土壤上的实验，主张那些从人民内在需求中自然生发的国家与社会生活变革。他将1861年农民改革视为这种类型的变革，认为这次改革»不是按西方或波罗的海德意志的样板，而是按独创性的方案，巩固了人民的福祉……»（第235页）。在司法改革中，他也看到了并非完全照搬外国样板的成分：»公开性与口头审理在我们这里本就是历代相传的司法形式。行政独立性是公民生活趋于复杂化的必然结果，在旧俄以’唇骨老人’进行审判的制度中可见其踪迹»，他解释道（同上）。

达尼列夫斯基在印刷文字摆脱书报审查束缚与引入新闻出版违规司法追责中，同样未看到任何与俄国原初根基相悖之处。但他认为，1865年《书报审查与出版临时规定》所引入的行政警告制度，是»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生活条件下诞生、从异乡引进的产物»（第243页）。他主张只对违反法律的出版机构给予司法追责。必须指出，在这一立场上，他与自由派和民主派出版物的许多代表完全一致。保守主义立场严苛的康·尼·列昂季耶夫热情捍卫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却同时与他保持距离，因为在他看来，达尼列夫斯基»屈从于六十年代解放主义的自由派风潮»，总体上犯了许多»自由主义-欧洲式的错误»〔51〕。

欧化病的第三种形式，也是危害最大的形式，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是在出版物上以外国的、欧洲的视角阐释与解读俄罗斯内政外交生活中的事件，透过»欧洲的眼镜»审视这些事件（第243页）。仿效西方多党制，有些俄国欧洲化者扮演贵族，有些扮演民主派，有些扮演立宪主义者，还有些扮演虚无主义者。但在所有情况下，达尼列夫斯基说，得到的都是漫画。聚集在《消息报》的俄国»贵族派»与法国侯爵、英国勋爵毫无共同之处，在反对俄国人民的斗争中与波兰贵族和波罗的海德意志男爵声气相求。俄国的虚无主义是德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的产物，因此»虚无主义中倘若有什么俄国的东西，那就是它的漫画性»（第247页）。

但在这第三类欧化病中，达尼列夫斯基将对欧洲公众舆论的屈辱性讨好奉迎视为最»有毒»的形式。他写道：»我们好比那些喜欢出入社交界、却对自身礼仪是否得体缺乏自信的时髦人士……不停地担心姿势、手势、动作、步伐、服装、眼神、谈话是否够上流够体面……我们那些不断回头张望、侧耳倾听欧洲将作何评价的公共活动家们，难道与此有何不同？»（第248页）。»我们不再以人民良知的认可为道德行动的驱动力，»达尼列夫斯基痛苦地指出，»而代之以对欧洲裁决的懦弱畏惧，以对其夸奖的屈辱性虚荣满足»（第248页）。

许多俄国思想家曾多次指出，那些以诋毁祖国、贬低俄国人民来在西方博取好评的俄国知识分子，通常只换来居高临下的蔑视。»我们越是为取悦他们而鄙视我们的民族性，»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写道，»他们就越蔑视我们自己»〔52〕。然而这番苦口婆心，对沉浸在欧化热潮中的知识分子影响甚微。伊·谢·阿克萨科夫1884年3月15日在《罗斯》报社论中指出：»西方自始至终是以居高临下的眼光看待这类俄国食客的，将他们视为暴发户、视为平民冒充贵族者，或如古希腊人对待蛮人那般……»〔53〕。

尽管西方对俄罗斯怀有敌意，真正赢得西方持久兴趣与高度评价的，恰恰是独立的、具有独创性的俄国社会思想，而非其自由派与左激进派报刊诋毁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命运亦印证了这一点。在该书问世近百年之后，美国学者德·塔登在其专著《19世纪俄国的保守民族主义》（西雅图，1964年）中，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称为»研究社会与文化发展问题的先驱»，并将其列入那些比其左激进派论敌更多地谈论俄罗斯、为俄国智识生活作出了更大贡献的俄国思想家行列〔54〕。

达尼列夫斯基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他将其视为透过»欧洲眼镜»审视俄国生活所产生的现象——在其著作与他十四年后撰写的文章《我们虚无主义的起源》中，发展为对左激进派知识分子总体上的批判。而且这里已可以看出所有那些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指控论点——这些论点在二十五至三十年后，在谢·尼·西罗米亚特尼科夫的《俄国思想的尝试》（圣彼得堡，1901年）、尼·米·索科洛夫的《论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理想》（圣彼得堡，1904年）以及著名文集《路标》（圣彼得堡，1909年）中得到了广泛阐发。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路标》的主要思想。众所周知，《路标》作者们指责俄国知识分子缺乏民族自我意识。达尼列夫斯基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着重指出，俄国自由派与左激进派力图效仿的西方知识分子，并不存在这一缺陷。与他们认为自由派必然是世界主义者、只将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观点相对，达尼列夫斯基断言：»……自由主义政治若不具有民族性，便完全不可能实现，因为自由主义的本质在于人民生活一切健康力量的自由发展，而民族抱负在其中占据首位»（第274页）。然而，达尼列夫斯基指出，在俄国虚无主义知识分子中，甚至»任何细微的日常习俗特征，仅仅因为它是俄罗斯的，便被认为是鄙视的对象——这例如反映在语言本身上，’土生土长’这个词在我们这里获得了贬义色彩……»〔55〕。

《路标》作者们指责俄国知识分子脱离人民、脱离其历史。达尼列夫斯基也早得多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他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及其文章中一再着重强调，俄国的君主制形式是俄国人民自身的历史选择，是自我保全的本能驱使他们作出了这一选择。在17世纪初动乱时期之后，罗曼诺夫新王朝的选立与回归，在他看来充分印证了这一事实。但俄国知识分子中那些»否定»君主制形式的人——虚无主义者——甚至不愿深究这一理想的实质，达尼列夫斯基指出，他们»甚至未曾注意到，这是近一亿人的理想，并非昨日才出现，而是经历过若干历史变迁——不仅如此——还曾被俄国人民自身一再加以恢复，当历史进程使他们或多或少地成为自身命运主人之时»〔57〕。

达尼列夫斯基将虚无主义在俄国知识分子中传播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她对祖国历史缺乏尊重，不仅允许自己嘲弄其某些历史时期，更全面地诋毁历史。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那些凡事效仿欧洲的人们：恰恰是欧洲各民族——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热爱本国历史的一切时期。»我们这里，»他解释道，»对过去生活的这种热爱从未有过、也不可能有，因为思想是以仿效为基础的，而仿效必然以缺乏对本民族之物的热爱为前提»〔58〕。换言之，欧化的俄国知识分子透过»欧洲眼镜»审视自己的历史，看到的是西方历史学家与政论家所描绘的那副面貌。这一倾向，早在阿·谢·普希金那里就已在彼·雅·恰达耶夫身上有所察觉。他在1836年10月19日给后者的信中写下了那些著名的话语：»……但我以名誉起誓，我决不愿意为世界上任何事物而更换祖国，或拥有另一段历史，而不是我们祖先的历史——就如上帝所赐予的那段历史»〔59〕。

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后，俄国知识分子»欧化病»的主题在定期出版物上出现得更为频繁，尽管大多数报纸与杂志在不同程度上持有亲西方倾向。这一主题尤其在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政论中占据了格外重要的位置——早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之前，他便于1861年在《白天》报上写道，俄国知识分子»不断地在欧洲公众舆论中寻求支持，或以卑劣地背弃自身根基、或以顺从而屈辱的沉默，向后者示好献媚»〔61〕。然而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问世，以及他对»欧化病»（这一由他首次引入流通的概念）的根源、形式与后果所作的科学分析之后，这一主题在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政论中愈发频繁而响亮地出现，尤其是在《罗斯》报上。伊·谢·阿克萨科夫是在达尼列夫斯基在世期间便致力于传播其思想的人之一（还有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尼·尼·斯特拉霍夫、康·尼·列昂季耶夫）。在知识分子»欧化病»问题上以及它对俄罗斯的危害问题上，伊·谢·阿克萨科夫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完全一致。

阿克萨科夫尤其对»欧化»的俄国出版界给予了极大关注。这并非偶然。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写就问世之后，七十年代定期出版物——尤其是报纸——的数量明显增长。依据新的《书报审查与出版临时规定》，更容易获得无需预审的报刊出版许可，这刺激了出版业的增长。另一方面，随着后改革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加速，出版业——尤其是报纸出版——开始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经营良好的报纸开始带来可观的红利（主要来自广告收入）。但由于组织出版业需要相当大的启动资本，报刊的真正主人越来越多地成了大企业家、工厂主与商人，文学撰稿人与编辑变成了普通受雇人员。他们的文化与道德水准，与四十至五十年代的新闻业相比明显下降。在俄国新闻业——尤其是报业——中，在资产阶级欧洲各国早已大行其道的行规开始更为广泛地传播，西欧的理想自然成了大多数报人的指路明灯。正是在这些年间，在西方，定期出版物开始获得国家权力体系中第四权的声誉，而且是绝对不道德的权力（»第二种最古老的职业»）。这一进程不可能不引起俄国文学家、作家、学者乃至老一代官员的抗议。对这一新现象，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以最为尖锐而有论据的方式提出异议，指出任何人只要有钱便可创办报纸，聚集一帮写手记者，»从明天起摆出审判一切人与一切事的权威架势»〔65〕。他还指出，恰恰是最无忌惮、最不道德的出版商及其报纸兴旺发达，而»任何建立在坚实道德原则之上的出版物，都无法与其竞争»〔66〕。

阿克萨科夫在其中特别指出那些尤其深受欧化病感染的报纸——如彼得堡《呼声报》、《消息报》与《秩序报》。他观察到，对于这类报纸而言，»一切罪恶都在于缺乏’欧洲法律秩序’或’欧洲自由派制度’，而’一切救赎都在于欧洲化'»。认为这是极大的错误，阿克萨科夫援引北美合众国为例，强调那里»‘掠夺’已发展到足以让俄国的掠夺显得相形见绌的规模»〔67〕。

作为深受欧化病困扰的报纸的共同特征，阿克萨科夫注意到了它们公开或隐蔽的排斥俄罗斯情绪。他指出《呼声报》将一篇题为《俄罗斯天才》的德国文章介绍给读者，该文企图证明»根本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任何俄罗斯民族天才»，俄国人民»应该放弃一切对人格与独立性的诉求，毫不犹豫地加入共同的欧洲合唱»〔69〕。

这份报纸在向读者介绍这篇文章之后，假意谴责，却又认为有必要补充道，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有益，因为它们充当»镜子»，人民»可以在其中’多少’看到自己的倒影»。阿克萨科夫对《呼声报》作者这一明显的讽刺性总结加以评述，指出»他在这里没有提醒读者镜子可能是扭曲的，反而在稍后指出，这篇文章’是出自知情者之手、是对我们处境有所了解的人所写'»〔70〕。阿克萨科夫得出结论：《呼声报》之类的报纸，实际上表现出了与欧洲出版界对俄罗斯和俄国人民的敌意攻击的声气相求。阿克萨科夫告知，自由派报纸关于»我们生活中令人痛惜的现象»的报道，凡有俄罗斯人牵涉其中，总是充满愤慨，但若肇事者是异族人，报道的语气则带有同情。它们因刊登仿佛印证西方反俄文章与著作的材料，而获得来自欧洲的赞扬。

以《呼声报》为例，阿克萨科夫表明，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若伴随着反民族的倾向便不可能是真正的，欧化不可避免地走向伪自由主义与伪民主主义。1882年第一期社论中，《呼声报》编辑部向阿克萨科夫的《罗斯》报发出呼吁：»不要放纵野兽！»《呼声报》的意思是，《罗斯》报以其关于民众政治必要性、关于人民与民族性的文章，据说在人民与非人民之间制造对立，这可能在80%的人口中激起让20%的人吃苦头的问题，届时保护这20%的人将不得不诉诸精神武器之外的手段。阿克萨科夫在把人民视为»野兽»的态度中、在以民众政策后果相威胁中，看到了与该报所标榜的民主主义的绝对背离，而在以»非纯粹精神手段»对付人民的威胁中，则看到了与其力图以自由主义刊物形象示人的明显不符。阿克萨科夫在该报中看到了»权力欲性质»的不明晰的»自由派»渴望——»对80%的人口指手画脚，以无明确纲领与目标的方式说教，如果不是干脆以欧洲方式夸夸其谈，以’人民的名义’高坐台上»〔71〕。

七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知识分子»欧化病»的主题也被自由派民粹主义政论所承接〔72〕。这尤其显著地体现在彼·彼·切尔文斯基与伊·伊·卡布利茨（尤佐夫）在民粹派周报《星期》上的政论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对自由派民粹主义者历史哲学观点的影响也清晰可辨。切尔文斯基例如提出了俄罗斯在发展程度上落后于西欧国家、但在发展类型上超越它们（意指公社作为社会主义细胞的存在）的思想。不过他同时声称这一思想具有优先性，视之为某种社会学规律的发现。对此，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委婉地提醒道，这一思想此前已由他本人发展过，最早则是由斯拉夫派于四十年代提出，并由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中加以阐述〔73〕。

在切尔文斯基与卡布利茨的政论对俄国知识分子»欧化病»的批判中，甚至出现了与达尼列夫斯基文本逐字相同的术语。按照切尔文斯基的说法，知识分子应该停止»滥用»外国公式、停止透过»欧洲眼镜»审视俄国生活、停止»按外国样板和书本对俄国生活指手画脚»〔74〕。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切尔文斯基将»欧化病»的站不住脚，解释为俄罗斯的高度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根本不源于落后，而源于»社会结构的独特性»、经济与日常生活方式的特点、俄国人民的民族性格。

卡布利茨关于这一主题的大量思考，同样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主要理论论点有着诸多契合点。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卡布利茨反对对西方理论与实践所衍生的»历史规律»的神化。他特别认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对俄罗斯并非不可避免的，俄罗斯不一定»必须经历这种经济形式在西方所经历的全部经济周期»〔75〕。总体而言，卡布利茨认为，»仅仅因为欧洲人在智识与技术文化上领先于其他民族，便认为他们所形成的社会制度是最好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76〕。他认为精神的、伦理的文化是民族形成社会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因素。

卡布利茨执着地重申并发展了达尼列夫斯基所表述的思想——社会与国家制度唯有从人民生活的深处、从人民的历史经验、从其过去与现在社会-心理行为的特点中有机生长时，才是充满生命力的。»毕竟，»他解释道，»任何社会形式只是为了增进人们的幸福，而一个民族若被迫服从于与其性格和思维方式、因而与其愿望不相符的社会形式，其处境又将如何»〔77〕。任何民族的独创性发展道路，卡布利茨由此将其定性为幸福之路。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他着重指出，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俄罗斯的独创性道路。在与《俄罗斯与欧洲》作者完全一致的立场上，他发展了一个思想：地球上具有独创性的民族越多，人类就越丰富，»这一人类整体的生活将在一切方面越发充实而光彩»〔78〕。

民族主义对卡布利茨而言，如同对达尼列夫斯基那样，并非绝对的负值。他将其区分为真正的民族主义与倒退的民族主义。真正的民族主义出发于每个民族都有权利独创地存在与发展、普世人类团结是通过各民族特性的充分发展而非民族间的齐一化来实现的认识。真正的民族主义，按照卡布利茨的说法，是利他的；倒退的民族主义则是自私的，允许对其他民族采取掠夺性的态度。

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卡布利茨特别说明他并非孤立主义者，并不打算否定»其他民族经验»的意义。但所借鉴的经验，卡布利茨警告道，不应»与»该民族的独创性道路»背道而驰»。»其他民族的经验，»他解释道，»只能在寻找独创性道路时充当辅助工具»〔79〕。

因此他驳斥将西方样板的各种»措施»不明智地»移植»（卡布利茨正是使用了达尼列夫斯基的这个术语）到俄国土壤上的做法，在西化主义中看到了破坏»对俄国人民智识与道德力量之信念»的»有害影响»〔80〕。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他建议知识分子不要»对人民指手画脚、强行将自己的理想灌输给他们»〔81〕。被历史进程从本民族中剥离出来的俄国知识分子，以官僚制度的法则对待人民，为其行为立法，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人，卡布利茨断言，她渴望确立对人民的统治。»在西化派看来，人民不过是人的材料，无形无意义，只有在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才转化为有文化的社会»，他指出〔82〕。一旦»知识分子官僚»上台执政，人民的处境将更为艰难，卡布利茨认为，因为他们将以最新的科学水准，以»进步»的名义对其进行剥削。卡布利茨警告道，»那种让人民为之苦不堪言、只让引领他们走上这条所谓进步之路的少数人甘之如饴的进步，是糟糕的进步»〔83〕。

他一再向那些»借鉴欧洲人的理想»、认为»它们可以完全移植到俄国土壤上»的俄国知识分子解释：»社会形式越是适应民族的性格与需求，就越是良善的。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民族的理想社会形式»〔84〕。

* * *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欧化病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的表现，对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命运构成特别危险的威胁。外交部官员以»欧洲眼镜»审视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处境，令他深感愤慨。他不仅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更在定期出版物上以充满激愤、揭露性的文章就这一主题发表见解。

欧洲恰恰是在其对外政策中，以最为清晰而坦率的方式展示了对俄罗斯的敌意——不仅在历史的过去，更在达尼列夫斯基有生之年的那段时期。他是一个极为平衡而克制的人，但对祖国命运并非漠然，每一个这样的事实都令他深感痛苦。而欧洲敌意的表现，他亲身见证的并不少。其中最主要、最引人瞩目的，仅举克里米亚战争一例。这场战争很可能成为达尼列夫斯基此后重新审视世界历史进程的又一动因。他在著作中数度回顾这一事件，指出它对于理解欧洲作为整体——而非个别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真实态度具有重大意义。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这场战争»向我们表明，仇恨我们的并非某个欧洲党派，恰恰相反，无论将欧洲分裂的利益如何，它们都在对俄罗斯的共同敌意中汇聚。在这方面，教权主义者向自由派伸出手，天主教徒向新教徒，保守派向进步派，贵族向民主派，君主主义者向无政府主义者，红派向白派，正统派和奥尔良派向波拿巴主义者»。为证明这一点，达尼列夫斯基援引法国立法议会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党派对法国政府的意大利政策、美国政策与德国政策评价各异，但对敌视俄罗斯的政策则一致赞同。他还看到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欧洲以言行所表现的——凌驾于党派与利益分歧之上的——对俄罗斯的共同仇恨，终于开始使我们睁开眼睛»（第251—252页）。不过他补充道，定期出版物对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欧洲仇俄团结事实基本上保持沉默，这并未有助于这种觉醒。

就在这些文字旁边，达尼列夫斯基在临终前不久，以苦涩的笔触在其著作的页边写道：»柏林会议也未能睁开眼睛，而能说理智之言者更是凤毛麟角»（第252页）。确实，1878年的柏林会议修改了圣斯特凡诺条约的条款，损害了俄罗斯与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利益，这是欧洲主要国家对俄罗斯敌意的又一次显著展示。英国、德国、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与希腊的外交部长，实际上剥夺了俄罗斯对土战争中来之不易的胜利的相当部分果实。在羞辱俄罗斯之余，他们还竭力向斯拉夫各族表明谁是欧洲真正的主人，暗示斯拉夫人对俄罗斯的希望有多么不切实际。依据在英国以宣战俄罗斯相威胁的压力下（英国舰队已驶入马尔马拉海）对圣斯特凡诺条约所作的修改，保加利亚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地区实际上遭到割让，被命名为»东鲁美利亚»省，其总督由土耳其苏丹任命、英国批准；色雷斯、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留归土耳其；奥匈帝国获得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国获得占领塞浦路斯的权利；在外高加索地区，含阿拉什克尔特河谷的巴亚泽特由俄罗斯归还土耳其，而巴统被宣布为自由贸易港。

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言论》杂志上以长篇文章《俄罗斯与东方问题》回应了这些事件，该文以更完整的形式收录于身后出版的其文章合集中，题为《胜利者之哀！》。文中，达尼列夫斯基就欧洲各国对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对外政策，作出了若干重要结论。

首先，文章贯穿了一个思想：每当欧洲确定其对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的态度时，它便表现为一个整体的、统一的政治有机体。在政治意义上，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欧洲是意识到自身利益与俄罗斯及斯拉夫利益相对立的国家群体，而这一事实尚未进入后者的意识。

对柏林会议结果的分析，使达尼列夫斯基得出了令人沮丧的结论。俄国人在其历次最为完整、最为决定性的胜利之一之后，感受到的不是凯旋与沉醉荣耀，而是»普遍的沮丧、深深的屈辱感……被冒犯的民族荣誉与被践踏的尊严»。巴尔干斯拉夫人开始思考：俄罗斯确实为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击溃了土耳其；但一旦真正的敌人——»即欧洲，尤其是英国和奥地利——登上舞台，俄罗斯便退缩了»；欧洲对我们如此敌视，是否»因为我们与俄罗斯同文同种同信仰»；»以我们的处境，难道还能幻想在与俄罗斯的联盟中拥有政治力量与辉煌的历史未来»，当她»自己就抛弃了我们»；另一方面，»当最起码的人的权利还没有保障»时，»依附英国和奥地利难道不更明智»，»俄罗斯自己难道不是在邀请我们这样做，劝告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与奥地利结好»？〔85〕达尼列夫斯基的沉痛思考，在许多方面与伊·谢·阿克萨科夫因一次演讲而被驱逐出莫斯科的那次著名演讲相呼应〔86〕。

这一切，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是俄罗斯外交极为失败、反民族活动的结果——这种外交将欧洲而非俄罗斯的利益、所谓»欧洲均势»的利益置于首位。他早在1869年的《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就已在总结俄罗斯外交活动的历史经验时表达了这一思想。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方面的思考具有一定的公民勇气：他不惜向罗曼诺夫王朝、向其个别代表提出俄国外交失败的责任清单。

达尼列夫斯基公开表示，俄国沙皇的德国亲缘关系，在国际关系领域常常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产生有害影响。不过他立即与对这一问题的笼统民族主义做法划清界限，以叶卡捷琳娜二世爱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活动为典范。但在那个时代明显属于颠覆性的达尼列夫斯基思想，仍在如下文字中发出了声音：»彼得之后，历经数朝，统治国家的人对俄罗斯已不再怀有仇爱交织的双重性格，而只有仇恨、只有蔑视——德国人对一切斯拉夫事物、尤其对俄罗斯事物所特有的那种蔑视。此后漫长岁月里，直至今日，在偏好俄国的（如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与偏好外国的（如彼得三世或保罗一世时代）之间，摇摆依然延续»（第225页）。达尼列夫斯基指出，彼得一世死后日益增长的德国影响规模之大，以至于在安娜·伊万诺芙娜时代，许多人疑虑：»俄罗斯民族性格是否会从这个（徒有俄国之名的）国家中完全消失乃至抹去；俄罗斯人民是否会沦为德国目的的工具、物质手段»（第285页）。

对外国的偏好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例如，体现在遴选外交部高级官员方面——用达尼列夫斯基的话说，这些官员»于俄国事业有害»（第25页）。或者体现在»俄罗斯常常将所谓的欧洲利益——更确切地说，是德国利益——放在心上，甚至比自身利益还上心»（第34页）。即便是伊·谢·阿克萨科夫也不允许自己作出这类关于德国亲缘关系危害俄国事业的暗示。这只有亚·伊·赫尔岑才能在其免受俄国书报检查的流亡文章中肆无忌惮地做到，他多次就此明确表态：谈到俄罗斯的»拜占庭-德国政府»〔87〕；谈到尼古拉的»非民族性»与»个人政治»；谈到在俄国以外»这些可怜的、饥饿的、固执的、易受冒犯的和厚颜无耻的德国亲属——是冬宫真正的祸害»〔88〕；谈到»几乎是外来的政府在彼得堡为所欲为»〔89〕；谈到»这些勇敢的德国来客应该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去»〔90〕；谈到»我们需要以民族性对抗德国化的政府及其叛徒»〔91〕。最后，认为俄罗斯应当承担斯拉夫世界领导权的赫尔岑，愤慨地指出尼古拉一世竭力将俄罗斯推离这一角色，»与其召唤那些与他的人民是兄弟的民族，他却出卖他们；与其站在斯拉夫运动的前列，他却向斯拉夫人的屠夫提供援助与金钱»〔92〕。

达尼列夫斯基在俄国出版物上当然无法如此坦率地写作，但他能说的，都说了。

达尼列夫斯基将俄罗斯对外政策活动的主要弊病，归结为它与欧洲对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完全不对等。俄罗斯的政策，在他看来，不够独立自主，对西方强国曲意逢迎，乃至在某些时刻甚至怯懦退缩。俄罗斯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试图扮演利他主义的角色，在各种冲突中时而充当某一欧洲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盟友，时而又倒向另一方。而这种政策的根源，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在于虚荣而屈辱的渴望——挤进古老而荣耀的欧洲大家庭，以及可怜的自欺欺人——仿佛他们已经接纳了我们»（第376页）。

而这一切，恰恰是在欧洲对俄罗斯奉行稳定敌对政策的背景下发生的。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中表明，在一切历史情境下，欧洲从未改变对俄罗斯的见解与态度。六十年代自由主义与民主改革丝毫没有改变这一态度，尽管英法此前据说正因为缺少这些改革而疏远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俄罗斯也作出了若干自由主义的举动，但结果如故。达尼列夫斯基发问：»欧洲对俄罗斯的态度改变了分毫吗？»（第39—40页）答案不言而喻。

达尼列夫斯基列举并阐明了欧洲主要国家对外政策中体现其对俄罗斯团结一致的若干原则。第一——明显的愿望与努力，要看到俄罗斯被削弱，并为此竭尽所能。在这方面，一切外交组合均被允许。达尼列夫斯基展示了欧洲如何借助土耳其阴险地针对俄罗斯进行阴谋：1854年土耳其被用作打击俄罗斯的工具，1878年则需要抹去俄罗斯对土战争胜利的成果。为削弱俄罗斯，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欧洲在俄罗斯内部瓦解独特的»民众根基»，竭力削弱民族自我意识，向俄国人民灌输自卑情结（第54、56页）。它还扶持一切内部破坏性与分裂主义力量。达尼列夫斯基确信，即便欧洲看到俄罗斯被彻底削弱，它仍不会放过她（第370页）。

西方列强对俄罗斯共同政策的第二原则——将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隔离，努力分裂和分散斯拉夫人。欧洲政策的核心在于不断以俄罗斯威吓斯拉夫人，竭力将»俄国人民亲缘性的斯拉夫面貌以张牙舞爪的怪物形象呈现——声称它渴望将他们吞噬并并入自身庞大可怖的躯体»（第292页）。

欧洲主要国家以其对俄罗斯及其他斯拉夫人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单一目标，是不惜一切不仅阻止斯拉夫联合、甚至阻止全斯拉夫意识的形成——达尼列夫斯基将读者引向这一结论。为此，一方面竭力削弱俄罗斯，以消除大型独立斯拉夫国家的榜样效应；另一方面，竭力将这些被分散的斯拉夫人尽可能长久地保留在土耳其帝国和奥匈帝国的版图内，在那里他们更容易通过»宗教的、政治的与文明的腐化»而被同化与非民族化（第303页）。欧洲列强对斯拉夫世界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包括煽动斯拉夫各族之间的纷争（第306页）。

达尼列夫斯基表明，竭力削弱与分裂斯拉夫世界，不仅被以陌生敌对世界影响的威胁为由驱动，更被欧洲渴望主宰这个世界、从中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的欲望所驱使（第41页）。德国以驱逐斯拉夫人向东方所获得的领土，为其奉行»东进政策»提供了持续诱惑，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道。

欧洲主要列强对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政策方法，堪称马基雅维利式的政策，其中一切皆被允许。与此同时，达尼列夫斯基着重指出，这与西方建议俄罗斯遵守的要求，从根本上背道而驰。为何欧洲与苏丹土耳其建立友好联盟？达尼列夫斯基解释道，对欧洲而言，最重要的是不允许独立与统一的思想在斯拉夫世界传播：»阻止这一点——是一切自感为欧洲者的共同事业。为此目的，可以将土耳其人也拉入盟友，甚至将文明的旗帜托付给他。这就是同时令人满意地解释了那把双重砝码和双重标准»（第41页）。他在另一处再次解释道：»土耳其构成阻止泛斯拉夫意识产生的障碍——正因如此，它才受到欧洲的喜爱»（第303页）。

七年后，达尼列夫斯基的这一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家日记》中得到了呼应：斯拉夫人不可避免地依附俄罗斯这一事实的自然性，»构成了她的噩梦、她对未来的主要忧虑»〔93〕。对欧洲突然爆发的爱土情结，他同样认为»唯一的原因是对俄罗斯的仇恨»〔94〕。

达尼列夫斯基还在西方对俄罗斯觊觎君士坦丁堡的激烈批评这一案例上，详尽展示了欧洲的双重标准。他提醒读者，英国占有距其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之遥的直布罗陀和好望角，而这在西方无人感到不妥；但俄罗斯觊觎位于其领土近旁的东正教历史中心却激起了抗议的风暴（第32、248页）。

在对国际关系史、尤其是欧洲列强对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分析基础上，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国际政治不仅实际上不是、而且根本不可能按照基督教道德的规范来构建。国家是短暂的现象，»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因此其活动的规律，即政治，也只能建立于其短暂存在的要求之上»。因此，»功利原则，即正确理解的利益，是外交政策的法则，是国与国关系的法则。这里没有爱与自我牺牲的位置»。他预先警告：不要以为这是在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辩护，这不过是对法则的表述（第27页）。

基于这一规律，达尼列夫斯基提出了纠正俄罗斯对外政策活动的方案。他呼吁俄国外交»不带仇恨，也不带爱情»，»对红派与白派同样淡然»，»忠实地做那些愿意并能够促进我们唯一不变目标之人的朋友与盟友»（第375页）。他建议停止以»欧洲均势»的名义介入欧洲列强之间的争执，因为欧洲内讧之时，其对俄罗斯敌意的表现受到某种约束，»因此这些内讧的冲突甚至对俄罗斯有利»，而一旦欧洲»处理完其最后的家务……第一个借口便足以发动对俄罗斯的进攻»（第360、340页）。

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为了自身的繁荣，应将其与西欧各国的往来主要限于贸易领域。他在著作某章的题词中，援引拉斯托普钦伯爵给保罗一世的奏折中同样建议以及皇帝»圣言！»的批示。他批评了俄罗斯参与七年战争、在1799年至1814年期间纯粹服务于欧洲利益，以及参与神圣同盟等举措。他指出，在神圣同盟问题上，»我们没有成为十字架与真正受压迫民族自由的旗手，而是成了合法主义的骑士……我们越是真诚无私地接受某种欧洲观点，欧洲就越是深切地仇恨我们……»（第251页）。

达尼列夫斯基并不希望人们得出他鼓吹彻底孤立主义的结论。他在著作的两处专门证明自己并非孤立主义者。他的出发点是，»俄罗斯与欧洲的完全分离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种联系不应是亲缘性质的，也不应陷入对欧洲的从属地位。俄罗斯需要»减少敌方力量，将敌方阵营中那些只是被迫为敌者从中分化出来，将其转移到友方一侧»（第340页）。»我们与欧洲各种往来不可避免地必须是密切的；只是不应是亲密的、亲缘性的、知心的。在政治上，不可能有其他规则，唯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第374页）。达尼列夫斯基还有一个颇为重要、常被研究者所忽略的论断：»政治原则上的差异，尚不足以成为政府与人民之间友谊的障碍»（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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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将俄罗斯受过教育阶层——包括部分高级官员——的»欧化病»视为严重而危险的疾病，威胁的不仅是国家的健康，更是其存在本身。因为这种»欧化病»，据达尼列夫斯基的观察，不仅未能减弱西方对俄罗斯敌意的烈度，反而似乎助长了这种敌意及其表现。而俄罗斯因不加批判地盲目照搬欧洲经验——包括其负面经验、将时髦的欧洲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此后连欧洲自身都予以抛弃）移植到俄国土壤，在其发展中遭受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异质性的借鉴与俄罗斯的独创性根基、与其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本性相悖，因此在其社会经济状态中制造了额外的张力。达尼列夫斯基首次公开宣告»欧化病»扩散的日益严峻危险。他写道：»这种疾病总体上阻碍着俄罗斯人民伟大命运的实现，最终（尽管有一切显见的国家强盛）可能使民族精神的独创性源泉枯竭，剥夺俄罗斯人民历史生命的内在建构力量，从而使其存在变得无用而多余；因为一切缺乏内在内容的事物，不过是历史的垃圾，在历史审判之日将被聚集起来投入火中»（第253页）。

达尼列夫斯基并不满足于分析»欧化病»的病因与表现，他还提出了治愈这种疾病的药方。他将这种药方寄托于俄罗斯与斯拉夫自我意识的发展与提升之上——具体而言，寄托于构成国家人口绝对多数的大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与白俄罗斯人身上，他始终将其视为统一的俄罗斯人民。这一问题是首次被他作为紧迫问题提出、并以他所有著作特有的科学扎实性加以探讨的。瓦·瓦·泽尼科夫斯基对《俄罗斯与欧洲》评价甚高，并专门指出：»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在俄罗斯自我意识史上——以及或许在斯拉夫自我意识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95〕，这并非偶然。

达尼列夫斯基注意到，民族自我意识的不发达尤其体现在社会上层与知识分子中。他将俄罗斯人民民族自我意识的薄弱，解释为他们内心完全缺乏民族自私心。俄罗斯人民由此仿佛表达了»一种纯斯拉夫式的无私，可以说是斯拉夫美德的一种缺陷»。在这方面，达尼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在俄国历史上多次得到印证的观察：»俄罗斯爱国主义只在危急时刻才得以彰显»（第53页）。至于受过教育的社会阶层，其众多代表中民族自我意识的不发达，达尼列夫斯基恰恰解释为他们的»欧化»，解释为这个阶层的相当部分»承认欧洲在一切方面无限优越于俄罗斯，坚定地信仰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欧洲文明；认为任何关于另一种文明的可能性的思想都是荒诞的梦想»。即便是这一阶层中自认为爱国者的人，在心里也补充道：»但没有任何益处可言»。自然，这样的人与民族自我意识相去甚远。»在这种表面的政治爱国主义之下，»达尼列夫斯基评论道，»隐藏着一种可悲的破产意识»（第54页）。

达尼列夫斯基还指出，更低水平的民族自我意识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与奥匈帝国境内的斯拉夫人中。这体现在：尽管他们在那里构成绝对多数人口、代表着多数人的宗教，却依然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达尼列夫斯基将这一事实称为»奇事»（第296页）。

必须指出，在达尼列夫斯基之后，俄罗斯人民和斯拉夫人总体上的这一对其命运产生有害影响的特点，也更为频繁地被其他俄国思想家与政论家所注意和记录。1883年，伊·谢·阿克萨科夫在《罗斯》报的一篇社论中，描绘了一幅讽刺性的俄罗斯赫尔克勒斯形象——淳朴而过度腼腆，甚至会为自己的英雄豪力感到难为情，他»到目前为止如此惧怕被指为粗野与无文化，以至于最渴望的莫过于将自己装扮成时髦画报上的外国花花公子的模样，并带着最和蔼的微笑任人宰割——不仅不加抵抗，反而感谢对方的客气态度»〔96〕。阿克萨科夫对俄罗斯存在所谓»俄罗斯党»或»亲俄派»这一事实感到惊奇而荒诞。»难道在法国，一个热爱法国的法国人党是可以想象的吗？»他讽刺道（1882年）。他解释说，在那里，这个党大概就是整个法国人民，除极少数叛徒之外。»俄罗斯党»在俄国的出现，即某些将自己视为俄罗斯人的志同道合者的圈子，是一种悲剧性的被迫之举，»因为如果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背离本民族者少得可怜，那么在俄罗斯所谓的知识界——无论是官职人员还是非官职人员，官僚还是自由批评者——他们却是数以军团计。我们的悲哀，恰在于此»〔97〕。

此后他再次回到这一话题，将»俄罗斯党»或»俄罗斯方向»的存在称为奇怪、»几乎令人发指»的事实，并解释道，这»本身已预设了非俄罗斯党、’非民族方向’的存在——而这在法国、英国、德国都是不可思议的»〔98〕。

欧化病与缺乏民族自我意识的有害后果，不仅是内政外交上的错误步骤，更是道德上的损失——人民对自身力量信念的丧失，某种自卑情结。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在九十年代的政论中注意到了这一方面。他写道：»从蒙古人开始，异族人屡次在俄罗斯当家作主，他们’嘲笑地傲慢地蔑视他乡的语言和风俗’，而这种强权蔑视已经不能不留下极为悲哀的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对自身、对自身力量几乎带有蔑视性的、无论如何充满不信任的态度：’算了吧！哪里轮得到我们！’我们中有许多人只是在艰难地获得欧洲人的认证之后，才承认了我们某些语言艺术家的巨大世界价值。这在实践领域同样有所体现»〔99〕。是的，这体现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因为欧化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或者如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称的»俄罗斯欧洲人»，伊·谢·阿克萨科夫所称的»土生土长的异族人»——在科学、政治、经济与文化活动的一切领域活跃。他们的影响通过出版媒介体现得最为强烈，而恰恰在这里，他们的阵地最为牢固。实际上，从这个最大众化的讲坛，他们得以影响上述所有生活领域。欧化病的细菌在出版界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因为在报刊业中，亲西方立场、往往具有仇俄情绪的非俄罗斯族裔代表年复一年地越来越多。这令许多俄国文学家深感忧虑。其中一位写道：»不能允许外族人将出版媒介攫入手中，以反俄罗斯的语言和反俄罗斯的概念，以俄国社会的名义发言»〔100〕。

欧化病开始渗入历史科学，出现了»俄罗斯历史学家——本国的高贵外国人»，由于他们»在俄国历史中找不到西方的模板»，便»庄严地宣告俄国历史什么都没有，那是某种原始的混沌、蒙昧与僵化的深渊，某种微不足道、毫无意义的东西»。由此他们得出结论，俄罗斯作为»文化落后的国家»，只能在自我否定中寻找其独创性，»必须放弃其世代相传的财富、其土地与其人民»〔101〕。

* * *

如此，在分析了欧洲列强与俄罗斯数百年来的相互关系之后，达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尽管欧洲各国之间存在各种暂时的摩擦、冲突乃至碰撞，欧洲主要国家在对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厌恶、蔑视乃至仇恨情感上，表现出一致的团结。它们都对削弱俄罗斯表现出兴趣，助长斯拉夫世界对俄罗斯的疏离，支持俄罗斯境内一切分裂主义进程，煽动和激化伊斯兰国家首先是土耳其对俄罗斯的仇视，阻止斯拉夫世界的民族解放进程，挑拨和激化斯拉夫各族之间的内讧。他以若干历史先例——包括他有生之年所发生的事件（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土战争及其后果）——为据，表明俄罗斯常常亲历来自»整个欧洲协调一致的外交行动»的压力（第4页）。

俄罗斯，以及更不用说其他斯拉夫民族，从未率先进攻西欧国家，从未觊觎它们的固有土地。相反，这种进攻性始终由西方所展示——它在很大程度上将斯拉夫人从其最初聚居地驱往东方，将某些斯拉夫部落（波拉布斯拉夫人和波美拉尼亚斯拉夫人）悉数歼灭。达尼列夫斯基同意那些将此解释为西方永恒地殖民化各民族、从中牟取经济利益之冲动的学者的观点，然而他仍倾向于在欧洲对俄罗斯与所有斯拉夫人的态度中，看到更为根本性的原因。那些显现为某种模糊的、非理性的、本能的侵略冲动的事物，他依据自己所发现的世界文明发展体系，归结为两种不同文化-历史类型——日耳曼-罗曼型与斯拉夫型——的不相容与对立。他着重指出，»主动权»属于日耳曼-罗曼世界，是因为对斯拉夫世界作为世界历史舞台上可能的新兴力量的嫉妒猜疑在驱使着它，这股力量注定要取代日耳曼-罗曼文明，正如后者当年取代古罗马文明一样。与此同时，欧洲在其全部政策中，从欧洲文明乃是人类最终成就这一自我错觉出发，认为必须以一切力量将其推广至全球。至于那种对占领他人土地、实行殖民化与残酷暴力行动的倾向，它是日耳曼-罗曼文明的类型学特征之一，不仅针对斯拉夫人，对世界上其他民族也概莫能外。达尼列夫斯基大致如此解释欧洲与斯拉夫世界相互关系的性质。

这一论点，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若干并非始终与达尼列夫斯基志同道合的杰出俄国社会思想代表的赞同。例如，亚·伊·赫尔岑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之前，就在其流亡政论中多次写到欧洲对俄罗斯与斯拉夫人的自发性仇恨、俄罗斯相较于西方的年轻、欧洲的»凋零»以及文明更替的可能性。他同样感受到，正是这一点解释了欧洲的行为：»民族，如同王室，临近灭亡时都会变得迟钝，其理解力受到蒙蔽，他们精神失常……精气耗竭的欧洲在愚昧的暮色中度过其贫乏的残年……»〔102〕。

欧洲对俄罗斯与整个斯拉夫世界的敌意，源自对正在崛起的年轻文明的嫉妒——这一暗示，也见于费·伊·丘特切夫40年代的»政治文章»。»数百年来——他解释道——西欧以最大的坦率相信，除它以外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另一个欧洲……»，然而»巨人之手拉开了这道帷幕，查理曼的欧洲突然与彼得大帝的欧洲面对面»。正是在俄罗斯向欧洲的这一现身中，丘特切夫看到了我们»被争先恐后地、不知疲倦地、肆无忌惮地侮辱与撕碎»的根本原因〔103〕。1869年末，《俄罗斯与欧洲》的杂志连载即将结束之际，丘特切夫在致瓦·伊·拉曼斯基的信中，公开表达了与该书作者的完全一致，称达尼列夫斯基为»罕见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现象»〔104〕。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在《黎明》杂志首次发表起，便将其接受为自己思想的表达，此后如前所述，多次在其政论中深化这一主题。他指出，欧洲对我们知之甚少，不愿了解，却»满怀激情»地散布关于我们的»完全荒唐之言»，并惊讶于人们怎么能仇视一个自己如此不了解的民族。但他随即作出解释：欧洲仇恨俄罗斯，因为她将我们视为»其文明的危险对手»〔105〕。伊·谢·阿克萨科夫在其政论中也贯穿了同样的思想，他尤其强调»两种精神原则——一方面是天主教与新教，另一方面是东正教——不可调和之仇恨»的»历史本能»。

伊·谢·阿克萨科夫作为政论家多于理论家，尤其关注西方对俄罗斯看似完全毫无来由的敌意的具体表现、欧洲在评价涉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事件时的双重标准。但在所有这些事实背后，阿克萨科夫着重指出，始终矗立着西方以»高等文明»代表——人类楷模——自居，对斯拉夫人以»人类中的平民»相待的傲慢贵族式态度（斯拉夫人就是这样被西方对待的，阿克萨科夫提醒道，阿·谢·霍米亚科夫也有此一说）〔106〕。

与达尼列夫斯基意见颇为一致的伊·谢·阿克萨科夫着重指出，»在将俄罗斯与西方相对立时，我们相对于西方处于的不是进攻性的、侵略性的地位，而仅仅是防御性的地位，而且，如我们前面所说——我们维持庞大军队，并非为了我们的亚洲领地，而是为了高度文明开化的西方，以及为了抵御其觊觎，抵御其’东进政策’的压力»〔107〕。然而这些警告西方列强对俄罗斯与所有斯拉夫人怀有敌意、傲慢与阴险的杰出人士的声音，淹没在了欧化知识分子、以及部分接近皇位、在各部门（包括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官员的喧嚣之中。达尼列夫斯基不仅对这种疾病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揭示了其病因与形式，更提出了他认为唯一能够救治的处方——在俄国受过教育的社会中培育民族自我意识。

他的外交政策立场具有纯粹防御性与理性主义的特征。他呼吁俄国当局放弃扮演高贵骑士的角色——那种通过时而加入这个、时而加入那个欧洲国家联盟来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做法。通常，这些»盟友»事后以忘恩负义报答俄罗斯，并轻易与昔日对手联合，共同对俄罗斯发出敌意。这实际上是一种中立政策的呼吁，亚历山大三世在其对外政策中成功地奉行了这一政策，赢得了同时代人称他为»和平沙皇»的美誉，因为在他的统治下，俄罗斯终于没有参加任何战争。

然而，在若干外国学术著作以及俄罗斯»欧化派»学者的著作中，在承认达尼列夫斯基所提出的文明方法的价值之余，《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作者外交政策概念的极端负面评价却颇为流行。

对欧洲学者尚可理解——他们中许多人背负着数百年来对斯拉夫世界某种态度的传统积习。这些学者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必然会对许多论断感到不快：

第一，关于西方政策对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表面上毫无来由的稳定敌意，他将其解释为日耳曼-罗曼型与斯拉夫型文化-历史类型的不相容，以及两者之间年龄差异对欧洲不利的论断；

第二，关于欧洲文明宰制世界之诉求的站不住脚——这种文明不过是众多文明之一，而且还处于衰减的»秋季丰收»阶段的论断；

第三，关于俄罗斯与斯拉夫人作为年轻的、正在形成中的文明，有权独立于西方之外自主存在的论断；

第四，关于西方对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的自私政策基于双重标准评价、»分而治之»原则与荒诞捏造等马基雅维利式手法的论断。

一些美国学者同样对达尼列夫斯基的外交政策立场予以驳斥和强烈批评，尽管在其著作中，他将北美合众国从欧洲中单独划出，并在提及这个国家的段落中，对其表达了一定的同情。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角度固然可以作出解释——但达尼列夫斯基开始写作此书的时间（1865年），恰是美国南北战争结束、英法站在蓄奴制南方一侧而俄罗斯站在共和党北方一侧之后，是俄美关系接近的时期。

然而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九处提及美国的段落中，超越了时事的范围，试图依据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来确定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他的思考中时隐时现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美国究竟是日耳曼-罗曼世界即欧洲文明的新生分支，还是新文化-历史类型的诞生？他并未给出明确答案。一方面，他确信地指出，英国人»通过殖民化»将其文明移植到了北美，正如腓尼基人将文明移植到迦太基、希腊人移植到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一样（第83页）。另一方面，他写到了北美合众国处于»过渡状态»，认为那里正在进行着»完全有别于英国的新民族性»的形成过程。他预期荷兰人、英国人、德国人、凯尔特人、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斯拉夫人（捷克人）移居北美并相互混合，将产生一种乃至两种新的民族性。这依然发生在现有文化-历史类型的框架之内，尚未涉及新文化-历史类型的萌生。然而他接着写道，只有两个国家能够与欧洲相抗衡，从而形成»世界均势»：美国与俄罗斯——尽管他认为美国因距欧洲舞台遥远而不愿承担这一使命。

在此，达尼列夫斯基已非常接近于将美国视为新生的、独立的文化-历史类型。而他最初关于英国文明移植北美的判断，以及赫尔岑的明确论断——美国是欧洲发展的延续——以及列昂季耶夫的更为坚定的判断，均反映了这一问题在当时思想界的争议性。

在批评达尼列夫斯基外交政策立场的美国学者著作中，存在相当多的政治主观主义。在冷战年代写就的著作中，国务院的政治意图——不惜一切证明俄罗斯不仅在苏联时期、而且历来都是»邪恶帝国»——占据了主导。

麦克马斯特正是未能摆脱这一意图——他是上述以颇具说明性标题《达尼列夫斯基——俄国极权主义思想家》为题著作的作者。在承认达尼列夫斯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价值、捍卫其对索洛维约夫诽谤的独创性之后，麦克马斯特却将达尼列夫斯基的外交政策学说斥为极权主义思维的产物，而这种思维据称是俄国社会政治思想的普遍特征。他将达尼列夫斯基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归结为俄国»按类型而言»的产物，因此认为»研究达尼列夫斯基自然成为研究俄国极权主义本质与首要原因的组成部分»〔116〕。而他所说的极权主义最著名的变体，自然是布尔什维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沿这条道路，麦克马斯特试图证明，达尼列夫斯基的外交政策纲领——尤其是其中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被斯大林以铁幕和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式完全付诸实现。

难以理解的是，麦克马斯特如何能够对以下无可辩驳的事实视而不见：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与政治文章中，公开反对俄国虚无主义者从西方借鉴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将俄国公社套上社会主义外衣的尝试。同样难以理解的是，麦克马斯特如何能够将达尼列夫斯基的斯拉夫联合思想与彻底否认一切族裔和民族团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相调和；如何能够忽视布尔什维克在国家层面严厉压制所谓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实际上通常不过是正常的俄罗斯爱国主义——以及斯拉夫派意识形态任何丁点成分之最微小表现的政策；最后，斯大林治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根本没有局限于斯拉夫世界的范围——南斯拉夫被驱逐其中，而东德、古巴、越南、中国却列入其中。

为给其对达尼列夫斯基极权主义思维的荒唐指控披上说服力的外衣，麦克马斯特自然对达尼列夫斯基外交政策学说的防御性特征保持沉默——而达尼列夫斯基本人及其追随者均明确指出了这一性质。达尼列夫斯基所援引的、其同时代人所列举的、关于西方政策对斯拉夫世界尤其是俄罗斯稳定而往往协调一致之进攻性的大量事实，同样未受关注。不对这些事实进行分析、对其外交政策纲领防御性特征保持沉默，自然最容易将达尼列夫斯基的思维扣上极权主义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帽子。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以其著作与其中对俄罗斯极权主义思想载体的虚假形象煽动冷战的麦克马斯特本人，难道不是作为»极权主义思想家»形象更为令人信服地呈现出来？

遗憾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学术文献中，同样有人乐于透过»欧洲眼镜»审视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尤其是其中阐述的外交政策纲领。有些人甚至试图以完全»西方的方式»指控作者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尽管达尼列夫斯基不仅明确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划清了界限，更竭力以其学说的全部内容表明，它建立在冷静的计算、纯粹的理性主义与中立原则之上，理所当然地排除了欺骗、阴险与»目的证明手段正当»这一总原则。

一个例子是尤·谢·皮沃瓦罗夫的文章《尼古拉·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化与世界科学中》，我们在前文已有提及。如前所述，这是迄今最为详尽的达尼列夫斯基外文研究文献综述，表明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与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早已在海外获得广泛承认。作者援引了西方著名学者对《俄罗斯与欧洲》所作的众多积极评价，认同麦克马斯特对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独创性的捍卫。然而在文章末尾，作者却出人意料地实际转向了否定这一理论——理由是据称由它导出的不可接受的外交政策后果。»倘若文化-历史类型是人类义务的最高界限，那么在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历史类型的关系中，’一切皆被允许’了。那么便可以犬儒地呼吁俄罗斯统治者，在欧洲政治均衡被打破、欧洲变得衰弱时，发动对欧洲的战争»，尤·谢·皮沃瓦罗夫得出结论〔117〕。这是一个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与外交政策学说不仅并未导向、反而与之相悖的结论。证明这一点意味着将上述一切重新复述。达尼列夫斯基建议利用欧洲各国之间的矛盾来巩固俄罗斯的地位，而不介入这些内讧——这是任何国家都尽可能奉行的立场，唯有出于莫名其妙的原因才会对这种立场予以谴责。

总体而言，凭借其著作、凭借其中对»欧洲与斯拉夫世界»问题的提出，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助力打破了从西方灌输来、并由俄罗斯»欧化派»知识分子勤勉复制的、关于斯拉夫民族二等性、其对欧洲列强依附性命运的神话——据称这种依附性由斯拉夫人所谓的种族低劣性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落后性所决定。

凭借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表明，欧洲要求以其日耳曼-罗曼文明主宰世界的帝国主义诉求是虚幻的。这些诉求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之上——欧洲文明标志着人类走向单一世界文明进程的终结。这种自我错觉是因为，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这种文明正处于»其文明伟大的顶峰»（第137页），处于其繁盛的»秋季丰收»阶段。

达尼列夫斯基的出发点是，人类无法感受历史时间，它以不同的时间尺度来衡量。所有深入理解达尼列夫斯基理论的人，唯有在理解这一公设时方能接受它——康·尼·列昂季耶夫将其表述为：»人的生命以年计，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以世纪计»〔122〕。因此，某一文明的个别代表，无法感受其文明的年龄，往往根本不知道它有年龄。文明在他们看来是永恒的、唯一的，所有其他民族在其眼中都是»未开化的»。罗马人如此看待自己的文明，欧洲人如此看待自己的文明。

达尼列夫斯基以历史时间的尺度为据，认为文明的»丰收»时期可以延续数百年，因此拒绝了斯拉夫派»西方腐烂»的公式。但他仍然竭力反对外国人与俄罗斯土生土长的欧洲人试图将在文化-历史类型上与俄罗斯格格不入的欧洲文明强加于俄罗斯的图谋——何况这种文明在他及其追随者看来，正在走向衰落，这从其道德沦丧中尤为清晰地体现出来。

在俄罗斯、在斯拉夫世界，他看到了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新文明的萌芽。在威胁这一独立文明成长的种种危险中，他指出了西方世界不间断的扩张性侵凌，以及内部»欧化的»、向西方»献媚的»力量的破坏活动。凭借其著作，他不仅帮助同胞摆脱对他们而言致命的自卑情结，更致力于在他们身上发展和巩固民族自我意识。

与此同时，将孤立主义和排外情绪强加于达尼列夫斯基将是徒劳的。他专门着重指出，与欧洲的自我隔绝根本不可能。他只是断言与欧洲交往中慎重、清醒与务实的必要性，并不否认与欧洲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借鉴其科学、技术与工业成就——这些均属于从一种文明向另一种文明传递的要素——的重要性。他这种在从欧洲借鉴时保持甄别的呼吁，并没有任何专门斯拉夫派的特色。这种方式被上文所示的、更为广泛的世界观光谱的俄国社会思想代表人物所持有，其中有些人在某些立场上部分赞同其论敌的观点。例如，谢·尼·西罗米亚特尼科夫在其《俄国思想的尝试》（圣彼得堡，1901年）中自称弗·谢·索洛维约夫的朋友、在某些立场上是其同道，然而在»欧洲与俄罗斯»问题上却几乎完全与达尼列夫斯基站在一起。他愤慨地说：»两百年来人们强迫我们向西方跪拜……但对英国的偶像崇拜难道比对拜占庭或中国的偶像崇拜更好？为什么对拜占庭的奴颜婢膝引发愤慨、嘲笑、狂热主义的指控？因为英国在俄国进步目录上被列为进步国家，而拜占庭被列为反动国家，尽管拜占庭的良知上没有爱尔兰、印度、德兰士瓦或中国»〔123〕。他完全在达尼列夫斯基精神下训诫道：»‘认识你自己’——这是智慧的基本准则。弄清你与周围事物的差异，弄清你的民族与其周围各民族的差异……了解他们，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从来没有哪个民族是没有异族血统、异国影响、异国借鉴的。但那些在借鉴时蔑视本民族之物、不能、不愿、不会将他人之物转化为本民族之物的民族，是不幸的»〔124〕。

尼·亚·别尔嘉耶夫虽然高度评价弗·谢·索洛维约夫作为宗教思想家的地位，并否定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自称是以其独特方式诠释的»自由神权政治»的支持者，但在处理»俄罗斯与欧洲»这一问题时，他却时常——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几乎完全与达尼列夫斯基的立场相吻合。也就是说，他承认罗马日耳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异，承认两者各自的内在价值，只是展开的时间和方向不同。以下仅列举别尔嘉耶夫就此所表达的若干思想——这些思想既出自革命前的俄罗斯，也来自流亡期间——但它们足以说明，不应将他简单地归入达尼列夫斯基的反对者之列。

例如，别尔嘉耶夫在1907年这样感受欧洲：»在现代欧洲，没有这种宗教的渴求（如俄罗斯寻神者那样。——鲍·巴），那里已被另一种精神所征服。大地之灵每天都在那里扩张自己王国的疆域，扼杀着对天堂的千古梦想与对生命意义的渴望。机械性在欧洲征服着一切有机性，无论是在理论意识中还是在行动中。人是完美的机器，社会是完美的机器，整个文化是精密的机制，所有思维都不具有机性，都是理性化的，整个世界感已失去有机的中心……占主导地位的欧洲哲学，与占主导地位的欧洲政治一样，是机械的，脱离绝对中心的，是无宗教的。»他虽否定俄罗斯民族主义，但在将其与西方民族主义的表现加以比较时，不得不承认：»……我们甚至无法与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相比，无论是在民族排他性、民族私利还是自我崇拜方面。»[125]

在被迫流亡苏俄之前不久，别尔嘉耶夫读到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并以《浮士德的临终思想》一文作为回应。在该文中，他依然拒绝接受历史研究中的形态学原则，倾向于认为基督教出现后人类获得了共同的历史命运。但斯宾格勒关于文化与文明之区别、欧洲文化向文明阶段过渡从而预示其没落的思想令他深感共鸣。他对这些思想完全赞同（尽管他忘记提及，这些思想早在斯宾格勒之前便已由达尼列夫斯基提出），甚至提醒读者，他自己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写过同样的内容：»早在世界大战之前，我就已极为敏锐地感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危机，感受到整个世界时代的终结正在到来，并在我的《创造的意义》一书中表达了这一点。战争期间，我写了《欧洲的终结》一文，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欧洲的暮色已经降临，欧洲作为文化垄断者的时代已告结束，向其他大陆和种族的拓展势在必行。最后，两年前我写了《文艺复兴的终结》，以及《历史的意义》《人类命运哲学试论》，在这些著作中我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正在经历新历史的终结，古老欧洲的文化正在走向衰落。»他还补充道：»斯宾格勒的书是一部杰出之作，某些章节近乎天才，它令人激动，催人深思。但它不会对那些早已感受到斯宾格勒所言之危机的俄罗斯人产生太大震撼。»[126]

在1923年撰写于柏林的著作《新中世纪》中，他继续发展关于»西方文化的凋零与没落、欧洲文化向文明过渡»这一主题。他对这一事实并不感到意外，并解释道：»在历史中，如同在自然中，存在着节律，各个时代与阶段交替更迭，文化类型轮番出现，潮涨潮落，起伏更替。»[127] 他如何排列这些更替的文化——是线性的还是多线性的——尚不甚明朗。但重要的是，»文化类型»这一概念终究出现在了他的历史哲学随笔中，且与他关于欧洲文化崩溃的思考相联系——他在其中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一»吞噬性与消耗性贪欲的产物»、无神论的果实。在文化的崩溃中，他不仅看到了人的恶意，也看到了上帝意旨的运作。他对这一进程意义的诠释几乎与达尼列夫斯基如出一辙。»我们生活在一个类似于古典类型灭亡时代的时代，»他写道。[128]

实际上，别尔嘉耶夫也认同斯宾格勒关于俄罗斯作为正在崛起的文化历史类型、将取代欧洲类型而拥有伟大未来的预言。别尔嘉耶夫写道：»俄罗斯隐藏着一个秘密，连我们自己也无法完全解开……我们的时辰尚未到来。它将与欧洲文化的危机相联结。»[129]

别尔嘉耶夫毕生都在探寻俄罗斯的秘密。它在他那里始终未能完全揭开。但他确信这个秘密的存在，确信俄罗斯拥有其独特的个体生命与命运，并终其一生反对将俄罗斯纳入统一的泛欧洲文明的努力。在1917年1月发表于《俄罗斯思想》上的《论俄罗斯人与思想的关系》一文中，他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欧化文明推行者的态度。他对此所作的思想表述一如既往地简洁而格言式，同时也令人想起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的诸多论点。

请听他的声音：»人通过民族个性进入人类……民族性的人比单纯意义上的人更多而非更少，他身上既有一般意义上人类的共性特征，又有个体性的民族特征……关于抽象于一切民族性之上的人与人类的梦想，是对一整个价值与财富世界的扼杀之渴望。文化从未曾、也永远不会是抽象意义上属于人类的，它始终是具体意义上属于人类的，也就是说，是民族性的、个体性与人民性的，唯有在此意义上方能上升至全人类性。完全非民族性的、抽象意义上属于全人类的、可在民族之间随意转让的，是文化中最缺乏创造性、外在技术性的那一面。文化中一切具有创造性的东西都烙有民族天才的印记。甚至伟大的技术发明也是民族性的，唯有伟大发明的技术应用才是非民族性的，而这种应用可被所有民族轻易吸收……达尔文只可能是英国人，而赫尔姆霍兹是典型的德国人……接受历史，便意味着接受为民族个性、为文化类型而进行的斗争……同化性的文明是丑陋的。»别尔嘉耶夫在呼吁不必惧怕俄罗斯的技术欧化，即接触欧洲技术、工业成就与»社会性的新形式»的同时，再次提出警告：»以人类的名义对俄罗斯进行世界主义式的否定，就是对人类的掠夺。»[130]

在自传性著作《自我认知》中总结自己一生时，别尔嘉耶夫写道：»我不是民族主义者，但我是俄罗斯爱国者。我同样反对欧洲主义的自负与自我确立，并捍卫俄罗斯的东方性。»[131]

对于别尔嘉耶夫来说，如同对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俄罗斯的自我意识是一种重要的精神价值。在被迫流亡前，他虽谴责民族主义、与之保持距离，却始终强调自己属于俄罗斯民族，以这种归属为荣，高度珍视俄罗斯文化与俄罗斯独特的思想——在他看来，这种思想»在历史哲学问题上被唤醒»。在1908年发表的《俄罗斯与西方》一文中，他满意地指出，»许多俄罗斯人在西方经历过斯拉夫式的忧愁，并以各种方式表达了这种忧愁。»[132] 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段历史，»他意味深长地说，»尚未书写，许多对我们而言最珍贵的篇章缺失，许多人物仍处于阴影之中、偏僻角落里，尚未走上大路。»[133]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没有任何理由将尼·亚·别尔嘉耶夫排除在为发展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而奋斗的普希金传统之外——这一传统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书中获得了科学的论证。

关键不在于别尔嘉耶夫自称俄罗斯爱国者，而在于他在每一次关于俄罗斯的思考中、在他献给俄罗斯的所有文字里（有时是极为辛苦的文字），在他对那些渴望掌握俄罗斯之权力者所发出的所有警告中，都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历史性的躯体由千年塑造而成，在短短数年之内，既无法摧毁它，也无法从根本上重塑它。»他对那些掌握俄罗斯权柄的人警告道：»俄罗斯是一个如此广袤、在其深处如此神秘的国家，最不适合将她作为实验的对象。»[134] 别尔嘉耶夫认为，并非所有人都应被允许书写俄罗斯的历史，唯有那些对她充满爱的人才有资格——因为每一种个体性唯有通过爱才能被认知。无论如何，唯有被这种情感所浸透的人，才能理解»造物主对俄罗斯有何意图»。他强调：»要领悟俄罗斯，需要运用信、望、爱这三种神学德性。»[135]

近年来，以»俄罗斯与欧洲»或»欧洲与俄罗斯»为主题的著作已为数不少。在后苏联时代，这一主题获得了新的意涵与新的尖锐性，与此同时，许多旧有问题也在其中重新复活。很少有涉及这一主题的著作不提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书。

注释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政治与经济论文集》。圣彼得堡，1890年。第1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圣彼得堡，1995年。第二十九页。此后引用该书，页码将在专著正文中标注。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1卷。圣彼得堡，1886年。第5页。
亚·谢·普希金。《全集》。第十四卷。第283页。
亚·谢·霍米雅科夫。《全集》。第1卷。莫斯科，1878年。第3页。
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著作集》。第2版。第8卷。莫斯科，1957年。第84页。
弗·伊·拉曼斯基。《关于欧洲希腊-斯拉夫世界的历史研究》。圣彼得堡，1871年。第11、127、115、99页。
瓦·瓦·曾科夫斯基。《俄罗斯思想家与欧洲》。巴黎，1955年。第123、132、134、140页。
亚·谢·普希金。《十卷本全集》。第7卷。列宁格勒，1978年。第100页。
《普希金在同时代人的回忆中》。莫斯科，1950年。第108页。
瓦·瓦·罗扎诺夫。《文学流亡者》。第1卷。圣彼得堡，1913年。第26—27页。
亚·伊·赫尔岑。《俄罗斯人民与社会主义》。《三十卷著作集》。第七卷。莫斯科，1956年。第333页。
亚·伊·赫尔岑。《俄罗斯与波兰》。同上。第十四卷。莫斯科，1958年。第9页。
亚·伊·赫尔岑。《结局与开端》。同上。第十六卷。莫斯科，1959年。第137页。
亚·伊·赫尔岑。《俄罗斯》。同上。第五卷。莫斯科，1955年。第212页。
亚·伊·赫尔岑。《从彼岸》。同上。第六卷。第51页。
同上。第109—110、115—116页。
亚·伊·赫尔岑。《往事与沉思》。同上。第九卷。莫斯科，1956年。第170页。
亚·伊·赫尔岑。《法国与意大利来信》。同上。第五卷。莫斯科，1955年。第10页。参见同上：第六卷。第222页。
亚·伊·赫尔岑。《旧主题的又一变奏》。同上。第十二卷。莫斯科，1957年。第433页。
亚·伊·赫尔岑。《法国与意大利来信》。同上。第五卷。第10页。
瓦·瓦·曾科夫斯基。前引书。第115页。
亚·伊·赫尔岑。《从彼岸》。同上。第104页。
亚·伊·赫尔岑。《往事与沉思》。同上。第九卷。第134页。
亚·伊·赫尔岑。《致里贝罗勒的信》。同上。第五卷。第219页。
瓦·瓦·曾科夫斯基。前引书。第81页。
米·亚·恩格尔哈特。《作为残酷进化的进步》。圣彼得堡，1899年。第30页。
同上。第54页。
亚·伊·赫尔岑。《俄罗斯》。同上。第六卷。第222页。
同上。第七卷。第307、308、317、328、329、331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2卷。莫斯科，1886年。第364页。
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档案。全宗568。目录1。卷宗81。第3—9叶。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著作集》。第二十八卷。第2册。列宁格勒，1985年。第328页。
同上。第十八卷。列宁格勒，1978年。第36页。
同上。第50页；第二十二卷。列宁格勒，1981年。第72页。
同上。第五卷。列宁格勒，1973年。第78—79页。
同上。第79页。
同上。第十八卷。第54页。
同上。第55—57页。
同上。第二十六卷。列宁格勒，1984年。第150页。
同上。第二十三卷。列宁格勒，1981年。第30页。
同上。第二十六卷。第151页。
同上。第二十九卷。第1册。列宁格勒，1986年。第161页。
同上。第二十五卷。列宁格勒，1983年。第62—63页。
同上。第二十一卷。列宁格勒，1980年。第35页。
同上。第二十二卷。第40页。
同上。第二十三卷。第28—29页。
同上。第二十六卷。第33页。
《俄罗斯新闻与批评史论》。第1卷。列宁格勒，1950年。第58页。
亚·谢·普希金。《十卷本全集》。第4版。第10卷。列宁格勒，1979年。第161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322、324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十五卷。第22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罗斯》。1884年。第6期。第2页。
尤·谢·皮沃瓦罗夫。前引书。第167、179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我们虚无主义的起源》。载《政治与经济论文集》。第254页。
同上。第244、248、249页。
同上。第255页。
同上。第259—260页。
亚·谢·普希金。《全集》。第10卷。列宁格勒，1979年。第689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前引书。第254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1卷。圣彼得堡，1886年。第3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2卷。圣彼得堡，1886年。第450页。
同上。第743页。
同上。第778页。
康·彼·波别多诺斯采夫。《我们时代的弥天大谎》。莫斯科，1993年。第126—127页。
同上。第128—129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2卷。第551页。
同上。第545页。
同上。第497页。
同上。第598页。
同上。第562页。
详见：鲍·巴卢耶夫。《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自由主义民粹派》。莫斯科，1995年。第26—79页。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三卷。圣彼得堡，1900年。第760页。
《一周》。1875年。第31期。圣彼得堡，1889年。
伊·伊·卡布利茨（尤佐夫）。《民粹主义基础》。第2部分。圣彼得堡，1893年。第50页。
伊·伊·卡布利茨（尤佐夫）。《民粹主义基础》。第1部分。圣彼得堡，1888年。第53页。
伊·伊·卡布利茨。《知识分子与人民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圣彼得堡，1886年。第145页。
同上。第205页。
伊·伊·卡布利茨。《民粹主义基础》。第1部分。第244页。
伊·伊·卡布利茨。《知识分子与人民在俄罗斯社会生活中》。第139、144页。
同上。第48页。
同上。第132页。
伊·伊·卡布利茨。《民粹主义基础》。第1部分。第2页。
同上。第243页。
伊·雅·达尼列夫斯基。《政治与经济论文集》。第139、141、142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1卷。圣彼得堡，1886年。第298—306页。
亚·伊·赫尔岑。第七卷。第307页。
同上。第十二卷。第353页。
同上。第184页。
同上。第199页。
同上。第九卷。第134页。
同上。第六卷。第235页。不仅是赫尔岑，与他远非同道的卡·马克思也在1848年12月31日的《新莱茵报》上指出了德国人在俄罗斯外交部的主导地位。他写道，»整个俄罗斯政策与外交，除少数例外，均由德国人或俄裔德国人执行»，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外交»中的德国人。马克思列举了一长串在尼古拉一世外交政策中起决定性或执行性作用的德国籍人士名单：»首席是内塞尔罗德伯爵——德裔犹太人；然后是驻柏林公使迈因多夫男爵，来自爱沙尼亚，及其副手、皇帝副官本肯多夫上校伯爵——同样是爱沙尼亚人。在奥地利工作的是库尔兰人梅德姆伯爵，有几位助手，其中一位冯·丰东先生——皆为德国人。布鲁诺夫男爵，俄罗斯驻伦敦公使，也是库尔兰人，充当梅特涅与帕默斯顿之间的中间人。最后，在法兰克福以俄罗斯代办身份行事的是利夫兰人布德贝里男爵。这只是少数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几十个类似的例子，更不用说沙皇在德国担任高级及最高职务、同时得到俄罗斯丰厚酬劳的那些人了。»（卡·马克思，弗·恩格斯。《著作集》。第2版。第6卷。莫斯科，1957年。第156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十三卷。第114页。
同上。第二十六卷。第27、42页。
瓦·瓦·曾科夫斯基。《俄罗斯思想家与欧洲》。第140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第2卷。第692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第1卷。第481页。
同上。第734页。
尼·康·米哈伊洛夫斯基。《全集》。第八卷。圣彼得堡，1914年。第15页。
谢·尼·西罗米亚特尼科夫。《俄罗斯思想实验》。圣彼得堡，1901年。第298—299页。
尼·米·索科洛夫。《俄罗斯、欧洲与人类》。载《俄罗斯导报》。1904年。第10期。第634页。
亚·伊·赫尔岑。《从彼岸》。第六卷。第109页。
费·伊·丘特切夫。《政论文章》。巴黎，1976年。第17、29页。
费·伊·丘特切夫。《著作集》。第2卷。莫斯科，1960年。第242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十六卷。第28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第1卷。第567页。
同上。第22卷。第804页。
亚·伊·赫尔岑。前引书。第六卷。第114页。
亚·伊·赫尔岑。第十二卷。莫斯科，1957年。第350页。
同上。第351页。
同上。第169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精选书信》。第470页。
同上。第197—199页。
同上。第473页。
麦克马斯特·R.E. 达尼列夫斯基：一位俄罗斯极权主义哲学家。第3—4页。
同上。第20页。
《俄罗斯世界》。第1卷。第1期。第200页。
同上。第211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1年4月23日（5月5日）致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使用»吹哨者普希金»这一表达，绝非贬义——正如尤·谢·皮沃瓦罗夫所试图呈现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用这一表达在信中强调：普希金还很年轻时，就比斯拉夫派更早地转向了民族的、人民的情感，这在俄罗斯每一个真正的天才那里迟早都会发生（参见：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三十卷全集》。第二十九卷。第207、471页）。
《俄罗斯世界》。第206、207页。
尼·尼·斯特拉霍夫。《与西方的斗争》。第3册。基辅，1897年。第145—147、151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348页。
谢·尼·西罗米亚特尼科夫。前引书。第79页。
同上。第80—81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圣彼得堡，1910年。第32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浮士德的临终思想》。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莫斯科，1922年。第56—57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新中世纪》。莫斯科，1990年。第3页。
同上。第8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浮士德的临终思想》。载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第72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的命运》。莫斯科，1990年。第93—98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自我认知》。莫斯科，1990年。第252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第125页。
同上。第28页。
同上。第92、89页。
尼·亚·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巴黎，1971年。第5页。

第四章。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

难以判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走向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所阐述的新思想的路径究竟如何。他或许凭借自己对世界和俄罗斯历史哲学文献的渊博知识，首先构建出历史进程的新体系，然后在他所划分的文化历史类型中，于正在消逝的罗马日耳曼类型旁边，看到了正在萌生的斯拉夫类型的幼芽。又或许，他主要依托俄罗斯社会思想，先确立了对正在形成中的斯拉夫文明之独特性的信念，而后通过对所有已存在文明的比较分析，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两种可能皆存。达尼列夫斯基本人及其同道者在此问题上均无任何档案记录或证词留存。

然而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强调：他书中的两套思想体系处于紧密的、同样»有机的»联系之中。但为了阐述研究成果，达尼列夫斯基选择了从一般到特殊、从理论的总体基础到其具体表现的路径。达尼列夫斯基的书正是如此构建的：他先阐述自己对历史进程的看法，揭示并论证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规律，而后展示他的历史哲学学说如何投射于»俄罗斯与欧洲»这一政治学问题，更确切地说，投射于其两个组成部分——»欧洲与斯拉夫世界»以及»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

在向自己和读者阐明欧洲对俄罗斯及整个斯拉夫世界之敌意这一稳固的、贯穿世纪的主导特征源于两种文化历史类型因其本质性与发展阶段性差异而造成的有机不相容之后，达尼列夫斯基转向对正在形成的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更为详细的描述：论述其发展前景、俄罗斯与其他斯拉夫部族（当时通常以此称呼斯拉夫世界的各民族支系）在其命运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最重要的——俄罗斯与其他斯拉夫民族相互关系在这一新文化历史类型命运中的作用。

一些对达尼列夫斯基持最强硬批判态度的研究者，在他对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描述中着力强调某种特殊斯拉夫沙文主义的表现。众所周知，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这一文化历史类型正在形成或有望成为四基础型，即能够将四种人类活动融为一体：宗教的、文化的（狭义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的。按达尼列夫斯基的看法，这将是当时所知人类活动诸层面中最大程度的多面性。

达尼列夫斯基在此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某种全人类进步的存在。他认为，最早的人类文化——埃及、中国、巴比伦、印度和伊朗——是本土性的：»它们在我们刚刚列举的人类活动诸方面中，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性，可以说是预备性的文化，其任务在于创造出在有组织的社会中使生活成为可能的普遍条件。»达尼列夫斯基说，其中一切尚处于混融之中——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经济组织»尚未分化为独立的活动范畴»（第401页）。

此后，文化历史类型的历史中开始了人类活动的分化过程。起初这表现为其中某一方面的优先发展，即出现了单基础文明：发展了宗教方面的犹太文明、发展了文化本身的希腊文明、发展了政治方面的罗马文明。»进一步的历史进步，»达尼列夫斯基指出，»既能够也应当主要体现为：一是发展文化活动的第四方面——社会经济方面，二是通过在同一文化类型中结合迄今各自独立表现的文化活动诸方面来实现更大的多面性»（第405页）。

正是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欧洲的、更确切地说是罗马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迈上了这一更为复杂的发展阶段。达尼列夫斯基认为，罗马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未能充分综合此前各文明的三个方面并在自身中培育出第四个方面——社会经济方面。在他看来，妨碍这一点的是其强制性，以及»罗马权力欲和罗马国家制度落在了肥沃土壤上所产生的强大影响»。但达尼列夫斯基指出，它在人类活动其他领域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罗马日耳曼类型的宗教活动和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被视为成功，那么在他看来，»从政治及严格意义上所谓文化方面而言，欧洲历史生活的成果是巨大的»。达尼列夫斯基注意到欧洲文明在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这一事实最不能将他定性为不折不扣的反动的、极权主义思想家——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家和某些外国反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家却一致如此给他贴上标签。他们当中从未有人引用过《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谈到欧洲文明»巨大»征服的那些段落。达尼列夫斯基在此写道：»欧洲各民族不仅建立了将权力扩展至世界各地的强大国家，而且在公民相互之间以及公民与国家之间确立了抽象的合法关系。换言之，他们成功地将国家的政治强权与其内部自由相结合，即相当令人满意地解决了政治任务的两个方面»（第406页）。这一基于对欧洲历史经验及达尼列夫斯基时代欧洲政治生活的概括所作出的观察，在当时的亲西方俄罗斯政治学思想中恐怕也难以觅见。达尼列夫斯基在此无疑同样是独立而富有原创性的。

他认为欧洲文明在广义文化领域（他将科学与技术均纳入其中）所结的果实更为丰硕。他解释道：»欧洲科学的方法与成果，与所有其他文化类型——乃至希腊——所取得的成就相比，都是无可比拟的。工业与技术活动的成果亦然。在艺术方面，尽管欧洲各民族在所取得成就的完美程度上必须把桂冠让给希腊人，但他们大大拓展了艺术的领域，并在其中开辟了新的道路»（第407页）。

自然，达尼列夫斯基随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斯拉夫文明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内涵何在»，即它在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领域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所作为。可以理解，他的分析主要以俄罗斯为基础——作为当时斯拉夫世界中唯一拥有国家独立且斯拉夫人口最为众多的代表。

他在宗教方面认为，信奉作为基督信仰之完整性的东正教是一大优长。»从客观、实际层面而言，»他强调，»俄罗斯人及大多数其他斯拉夫民族，历史上注定与希腊人一道，成为宗教真理——东正教——活态传承的主要基督徒，从而成为落在以色列和拜占庭身上的伟大事业的继续者——成为蒙神拣选的民族»（同上）。达尼列夫斯基指出，俄罗斯人和所有斯拉夫人都有对宗教真理的渴求，他并不将俄罗斯人民精神探索基本上具有守护保守性质这一事实视为缺陷。从信徒的角度来看，他的逻辑无懈可击。»但宗教活动，»他反驳可能的论敌（这是书中贯穿始终的作者手法。——鲍·巴），»就其本质而言是守护性的，这源于宗教本身的意义——它要么是真实的天启，要么至少被信徒视为如此……但若宗教是天启，那么显然，其发展只能在于揭示自始即蕴含于其中的真理，以更精确的方式对其加以表述，这是由于某一时期对宗教教义某方面或某部分的特别关注所致»（第408页）。达尼列夫斯基认为，试图以哲学途径诠释宗教真理，会导致其蜕变为哲学体系或粗鄙的迷信。

关于斯拉夫世界在广义和狭义——用达尼列夫斯基的话说是»狭窄»——意义上文化的发展，《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首先承认，与希腊世界和罗马日耳曼世界相比，其成就迄今»仍相当微小»。然而作者指出，即便在独立的斯拉夫国家——俄罗斯，科学与艺术的发展条件也极为艰难。问题不仅在于俄罗斯比欧洲晚五百年踏上文明发展之路，还在于由于其地理位置，它被迫耗费巨大资源以抵御来自东西两方的外敌。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如此绵延的险峻边境，因此俄罗斯为了自身存续的安全，不得不始终维持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

他认为，将美洲与俄罗斯的科技发展水平加以比较尤为失当。美洲四面环海，无需像俄罗斯那样耗费大量资金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庞大军队。»如果仅考虑到维也纳会议确立欧洲和平以来俄罗斯在军备上所必须付出的开支，仅这一项便已是数十亿之巨，而倘若俄罗斯与美洲一样，本可将这些资金用于建设铁路网络、商业船队以及工业和农业的各类技术改良，»达尼列夫斯基解释道（第422页）。此外，他还提醒读者，美洲是由»习惯于国家生活、已具备相当程度教育水平»、以追求财富为导向的人口所定居的，这»使美洲文化呈现出主要为技术性、工业性的特征»（第421页）。

尽管如此，达尼列夫斯基在斯拉夫世界中仍看到科学与艺术发展的巨大潜质，其中部分已初露端倪。他列举了已经出现的斯拉夫»各科学分支中的显赫名字»：波兰人尼古拉·哥白尼，捷克人——医学教授卡尔·罗基坦斯基、生理学家扬·埃万格利斯塔·普尔基涅、语文学家与历史学家帕维尔·沙法日克，俄罗斯医学教授米·瓦·奥斯特罗格拉茨基和尼·伊·皮罗戈夫。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按才华将果戈里与塞万提斯并列，将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与莎士比亚的编年史剧并列。而关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如前所述，他发出这样的感叹：»请在任何一部欧洲文学作品中给我们指出类似之作！»（第426页）他在波兰人亚·密茨凯维奇身上看到了»一流诗人»。在绘画领域，达尼列夫斯基将俄罗斯画家亚·亚·伊万诺夫的画作《基督显现于众人》视为杰出之作。经过对这幅画作宗教哲学意蕴——尤其是其中施洗约翰形象——的深刻而独到的分析，达尼列夫斯基得出结论：»若说拉斐尔创造了圣母的典型，那么伊万诺夫将永享创造先驱者典型之荣耀»（第427页）。在音乐领域，达尼列夫斯基将米·伊·格林卡的作品视为杰出之作。

在六十年代，达尼列夫斯基不敢、大概也尚无法举出其他堪与希腊或欧洲古典经典比肩的名字。但他所列举的名单对于激励斯拉夫人对自身创造力的信心、打破欧洲单一文明鼓吹者在斯拉夫世界中播种的自卑情结，已具有重大意义。在他看来，斯拉夫族在文化方面所展示的潜质，足以推断其有能力在这一领域也达到相当高的发展程度，而»只是由于部族相对年轻，其全部力量都倾注于其他更为迫切的活动方面并被这些方面所吸收，才使斯拉夫人迄今未能获得狭义上的文化意义»（第429页）。

达尼列夫斯基在政治方面对斯拉夫人的描述同样始于与»斯拉夫世界敌对者»的论辩。他断然不同意所谓从斯拉夫历史中得出的»斯拉夫人政治上无能»的结论。达尼列夫斯基在此首先援引俄罗斯国家的千年存续作为反驳——其中生活着三分之二的斯拉夫人。但他也认为这一判决对于其他所有斯拉夫人同样不公正。达尼列夫斯基提醒道，在其民族志时期，西方斯拉夫人»处于比他们更早成型的日耳曼罗马文化类型诸民族对他们持续的、充满敌意的政治影响之下»。这给斯拉夫部族建立自身国家性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尽管如此，»达尼列夫斯基指出，»九世纪时已建立起强大的摩拉维亚国家，并已获得独特文化的萌芽——东正教和斯拉夫文字，但此后这些萌芽被充满敌意的德意志-天主教影响所连根拔除»（第410页）。而此后，如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所展示的，这些斯拉夫民族被其好战的邻居——欧洲文明推行者——彻底奴役。

在谈及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民进行国家建设的能力时，达尼列夫斯基还援引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顺利推行的改革，以及社会和民间对这些改革的平静反应，没有出现»反社会的自发力量和激情»。他就此提出了一个修辞性问题：»经历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没有权利断言，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社会在其各个阶层都有能力接受和承受任何程度的自由——只有出于排除病态想象自造之危险的目的，或（更糟糕的是）在某种隐秘的、不诚实的动机和敌视俄罗斯之意图的影响下，才会有人建议限制这种自由吗？»（第416页）这一蕴含于问题本身之中的答案，再次将达尼列夫斯基与»反动意识形态家»的行列划清界限——不负责任的批评者曾断然将他归入其中——同时也使康·尼·列昂季耶夫关于达尼列夫斯基自由主义色彩的评论变得易于理解。

对于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达尼列夫斯基所看到的土壤比罗马日耳曼世界更为有利。他在这方面的论据与民粹派的观点几乎相同。他与民粹派一样认为，俄罗斯公社为防止他认为在西方正在发生的、可能导致革命的破坏性农民大规模失地进程提供了充分保障。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农民份地和公社土地所有制保证了社会稳定。然而他声明，他反对将公社视为社会主义细胞。他特别警告道：»‘公社’和’公社的’这两个词翻译成法语后与’共产主义’在词源上的相似性，给居心叵测的不诚实者以混淆这些概念的口实，以便给我们的公社投下不光彩的阴影，顺便也给一切关心农民福祉之人的整体活动投下阴影……»（第417页）。达尼列夫斯基进而解释，俄罗斯的公社是一种»历史性权利»，即它在历史过去中生长并存续，形成了规范与习俗，那个历史过去绝非共产主义的；这是»与任何其他所有权形式同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形式，如同私有财产本身一样»。

随后的简短总结令人联想到，达尼列夫斯基正如前已指出的，并未完全摆脱他对傅里叶式联合体和劳动合作社的梦想，与傅里叶一样，他依然只是拒绝以革命方式走向傅里叶式劳动组织形态。第一，他在书的这一处否定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欧洲社会主义»。否定的原因在于，由于在欧洲生产者已经失地，欧洲社会主义要求»彻底改造土地所有制和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即革命性变革。这句话的开头措辞颇为明确：»如果它（欧洲社会主义。——鲍·巴）仅限于邀请小土地所有者将其财产合并为公社所有，正如它邀请工厂工人通过合作社联合各自的力量和资本那样，那么这其中还全然没有任何犯罪或有害的东西……»（第417页）。由此可见，倘若社会化进程是和平进行的——正如傅里叶所描绘的那样——这一方案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然而还不止于此。达尼列夫斯基写道：»问题不在于那些自诩为治疗欧洲社会根本病症之良药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造大厦的方案很多，但却没有建造它所需的材料，而不预先拆毁那座早已竣工的大厦，这种材料便无从获取。在我们这里，情况恰恰相反，材料极为充裕，并在内在的建设性原则的影响下自然地、有机地成型，无需任何人为设计的建造方案»（第417—418页；为我所加着重。——鲍·巴）。我们看到，在此对改造大厦的目标没有任何谴责之词；谈到的只是与革命性拆除相关联的方案之不可行性。与此同时，文中确认了俄罗斯改造所需材料的充裕，作者将其视为»建设性原则»，即仍是那些公社关系。而作者的最终结论与其说模棱两可，不如说相当明确：»俄罗斯社会经济制度的这种健全性，正是我们得以期望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具有崇高社会经济意义的原因——该类型尚需首次为人类活动的那一分支建立正确的、规范性的性格，这一分支涵盖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将他们视为道德和政治个体，也将他们视为对外部自然——人类需求之源泉——施加影响的主体，建立的不仅是公民关系中抽象意义上的合法性，而且是真实而具体的合法性»（第418页）。

由此可见，在社会经济制度领域，达尼列夫斯基所揭示的不仅是斯拉夫世界发展的潜质，更是一种能够使其成为创建新型社会经济关系之先驱、将其文化历史类型的意义提升至更高层次的发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是第一个四基础型，也是因为从满足»人类需求»的角度而言，其社会经济活动将在质量上更为优越。至此，达尼列夫斯基为何将强制性称为欧洲文明社会经济活动未能充分表现的主要原因，就更加易于理解了。这里所说的很可能是社会关系中的强制性——而在受审查的出版物中，此事是无法直接言明的。

能否根据达尼列夫斯基对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思考而得出结论——正如他的某些批评者所为——认为他将这一类型推崇为最为完美的，并似乎将人类注定交付于其几乎是最终的胜利之下？认真阅读《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我们找不到任何类似的内容。第一，达尼列夫斯基在其理论体系中审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按照这一体系，它与历史上所有先行者一样同样是»有死的»。在他那里，它不过是第一个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第430页）。书中没有任何文字说明此后将迎来末日，说明不会出现其他更为完善的四基础文化历史类型。第二，他谈论的只是这一文化历史类型发展并转变为独特文明的潜质。第三，他明确指出，为使这一切发生，为使这一文化历史类型成为现实，斯拉夫世界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并付出自身的努力。

但在谈论这些条件之前，有必要弄清楚，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撰写其著作之时，这个斯拉夫世界究竟是什么样貌。

《俄罗斯与欧洲》以期刊版本面世之时（1869年），众多斯拉夫部族中没有一个在俄罗斯边界之外拥有自己的国家性。它们都处于从属地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隶属于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人自十四世纪中叶起受土耳其奴役，马其顿人自十四世纪末起，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自十五世纪中叶起，黑塞哥维那人和黑山人自十五世纪末起。尽管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初多次人民起义的结果下，土耳其专制占领政权在某些斯拉夫土地上被自治的萌芽所削弱（黑山、塞尔维亚），但它们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纳贡从属关系仍在持续。

大部分斯拉夫土地也自古便先后隶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后隶属于统一后（1867年）的奥匈帝国。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部分波兰人均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下。如前所述，这个»拼凑帝国»的本土居民——奥地利人——明显处于少数，占比不超过25%。这一比例直至奥匈帝国彻底崩溃前始终未变。例如，根据1910年的人口普查，奥地利人占23.5%，匈牙利人占19.1%，罗马尼亚人占6.5%，而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兰人、斯洛文尼亚人、乌克兰人——总计占47.5%（其他占3.4%）。波兰分割后，西波兰大部分土地继续隶属于普鲁士。卢萨蒂亚斯拉夫人的土地也处于普鲁士和萨克森的管辖之下。

在欧洲文明推行者的统治下，斯拉夫各民族有时甚至以比在土耳其压迫下更为强烈的方式（尤其在精神层面）感受着自己的奴役处境。他们更频繁地作为»低等种族»的代表遭受屈辱，经历各种形式的歧视，尤其是在文化和语言领域，并遭受强制日耳曼化和天主教化。或许也正因如此，十九世纪二三十四十年代斯拉夫世界精神与文化复兴的进程、斯拉夫自我意识的增长，恰恰从被奥匈帝国所奴役的斯拉夫土地开始——在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中间兴起：这里对异族文化的抵抗表现得更为强烈。

斯拉夫学研究者的著作中列举了引发斯拉夫复兴浪潮和斯拉夫自我意识增长的各种不同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可以着重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帝国两者，在日益激化的民族和社会矛盾的压力下，都开始进入其国家体制的危机阶段。在巴尔干地区，针对塞尔维亚和希腊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并以1829年《亚得里亚那堡和约》授予塞尔维亚和希腊自治权而告结，后者于1830年被承认为独立王国。哈布斯堡王朝企图借助神圣同盟（1815年）阻止其»拼凑帝国»解体的努力收效甚微。帝国被1848—1849年革命所震撼——在与匈牙利贵族的妥协下，奥地利君主制转变为由顺莱塔尼亚和外莱塔尼亚两部分组成的二元制国家。这推动斯拉夫人加强了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

第二，尽管欧洲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力尝试，企图将斯拉夫人融入欧洲文化、对其实施日耳曼化和天主教化，或进行伊斯兰化，他们总体上顽强抵制外来影响，保存了自身独特性的根基。在斯拉夫各民族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过滤器，使他们只从统治者那里汲取有益于本民族发展的东西。历史学家尼·帕·巴尔索夫在其比达尼列夫斯基著作早两年问世的《斯拉夫问题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文中强调：»他们从西欧所取得的一切，连同自身的力量，全都用于恢复失去的独特性。自四十八年以来，在易北河、伏尔塔瓦河、摩拉瓦河和蒂萨河畔，一个此前几乎被世界遗忘的斯拉夫世界以每时每刻都在增长和扩大的姿态出现，抖落掉外来异质的外壳，只从西欧文化中汲取那些能够帮助其强化和成长的养分。»作者以被人为长期压抑为由解释斯拉夫各民族复兴进程的迅猛，犹如一道拦截民族发展的大坝被冲破，这个民族是»被自然慷慨赋予了崇高精神能力的民族»[1]。

第三，俄罗斯这一因素在保存斯拉夫人对自身创造力和复兴之信念、在提升斯拉夫自我意识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即便仅凭其自身的存在，俄罗斯作为一个强大的独立斯拉夫国家，就给所有其他斯拉夫部族注入了这样的希望：他们也将从屈辱中站起来，获得独立的国家性。这一事实——强大俄罗斯国家的存在——有助于抵御西方文明推行者向他们灌输的自卑情结和关于斯拉夫人无力进行国家建设的自我贬低思想。自彼得一世在俄罗斯皇位上登基以来，这种信念年复一年地增强。对此贡献尤大的是俄罗斯军队对土耳其人的多次胜利，以及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指挥下的俄军战胜欧洲最优秀军队的胜利。深入研究斯拉夫世界的亚·尼·雷平指出：»……俄罗斯在1812—1814年事件中所扮演的轰动而辉煌的角色，使斯拉夫世界为这一同族民族而充满自豪，而斯拉夫世界尚有广阔历史命运等待其实现的思想，自此在各斯拉夫部族的心中日益坚定，与对俄罗斯作为这一历史未来领袖之期望相融合»[2]。

十九世纪前半叶，斯拉夫各民族文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捷克和斯洛伐克土地上，出现了斯拉夫复兴的杰出活动家——»唤醒者»，他们是反对奥地利当局推行的斯拉夫日耳曼化政策斗争的领袖。他们为本民族语言和文学、捷克和斯洛伐克科学、社会思想和新闻事业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捷克人约泽夫·多布罗夫斯基（1753—1829）自十八世纪末开始的多方面、有价值的启蒙活动尤为丰富。他两次出版（1809年和1819年）的《捷克语详细语法》以及奠基性著作《古斯拉夫语语言基础》（1822年）是对捷克文化和斯拉夫语言学的重要贡献。他的古斯拉夫史和捷克史研究著作——如《西里尔与美多迪，斯拉夫使徒》（1823年）——以及斯拉夫学科学文集《斯拉芬》（1806—1807年）和《斯洛万卡》（1814—1815年），对科学也是重要贡献。1792年他访问了俄罗斯。他积极倡导加强斯拉夫民族间尤其是捷俄文化联系。1820年被选为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此后，弗兰季谢克·帕拉茨基（1798—1876）在捷克复兴事业上声名大噪，他是历史学家、哲学家和语文学家，著有《美学史概论》（1823年）和多卷本《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捷克民族史》（德文版：1836—1867年，捷克文版：1848—1876年）。他积极开展文化启蒙活动，以捷克国家博物馆为中心，并于1831年在其中创立了»捷克玛蒂察»（»玛蒂察»是斯拉夫土地上文化启蒙社团的称谓；第一个成立于1826年的塞尔维亚）。帕维尔·沙法日克（1795—1861）是这一时期捷克和斯洛伐克启蒙事业的杰出活动家，他是斯拉夫历史学家、语文学家、诗人和政论家，精通几乎所有斯拉夫语言。他与帕拉茨基合著的《捷克诗歌原理》（1818年）在争取民族文化复兴的斗争中具有重要意义。沙法日克的笔下还有诸多重要著作：《所有方言的斯拉夫语言和文学史》（1826年）、《斯拉夫古代史》（1837年，俄文版：1837—1848年）、《斯拉夫民族志》（莫斯科，1843年）、《斯拉夫族志》（俄文版：1843年）。他主编捷克语期刊《世界观》（1834—1835年）和《捷克期刊》（1838—1843年）。语文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约泽夫·扬格曼（1773—1847）、法学博士弗兰季谢克·里格尔（1818—1903）——他与帕拉茨基共同出版了第一部捷克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一些活动家，在捷克复兴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九世纪前半叶，斯洛伐克人中间也涌现出斯拉夫复兴的杰出代表。首先是扬·科拉尔（1793—1852），出身农民家庭，成为杰出的斯洛伐克诗人和学者，维也纳大学斯拉夫古代史讲席教授。科拉尔将毕生献给斯拉夫团结与自由斗争的理想。他的著作《斯拉夫部族和方言间的文学互惠》（1836年）被译成俄文，发表于《祖国纪事》（1840年，第8卷）。他以一首在整个斯拉夫世界广为人知的长诗《斯拉瓦之女》（1824年）献给斯拉夫团结的理想和斯拉夫自我意识的发展。他收集的2500首斯洛伐克歌曲以《匈牙利斯洛伐克人的民间或世俗歌曲，含全体人民及上层阶级的歌曲》（1834—1835年）为题出版，对研究斯拉夫民间文学是重要贡献。科拉尔对俄罗斯怀有深厚的同情。

当然，也不能不提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位思想家和积极参与者卢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在斯拉夫复兴中的杰出贡献——他是哲学家、语文学家、政论家和诗人。他与约·胡尔班和米·霍扎合作，在民间方言基础上制定了斯洛伐克文学语言规范及其语法。这些著作于1846年发表，奠定了斯洛伐克语言和文学独立发展的基础。他以1853年出版的《斯拉夫部族的民间歌曲与故事》为斯洛伐克民间文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对斯拉夫复兴、对斯拉夫自我意识发展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是他的历史社会学论著《斯拉夫世界与未来世界》，作者于1850—1855年以德文写成（但首先于1867年在俄罗斯以俄文出版，1909年再版）。鲁·什图尔精通匈牙利语、德语，熟谙俄语和多种斯拉夫语言。

在克罗地亚人中——他们在十七世纪曾出现过杰出的斯拉夫和俄罗斯爱国者尤里·克里扎尼奇（1618—1683）——约西普·斯特罗斯迈尔（1815—1905）也以积极推动斯拉夫复兴的活动而著称。他倡导斯拉夫各民族的文化和政治接近，倡导由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组成的南斯拉夫联邦。他为组织南斯拉夫土地上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大量贡献，是南斯拉夫科学与艺术学院（1867年）和萨格勒布大学（1874年）的创始人之一。

塞尔维亚民族复兴的杰出活动家是武克·卡拉季奇（1787—1864），他与科拉尔一样出身农民家庭，是自学成才的学者，凭借其科学著作当选维也纳（1848年）、柏林（1850年）和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他对塞尔维亚启蒙事业、塞尔维亚科学以及斯拉夫学的贡献堪称独一无二。他以改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其字母表和拼写法而著称，出版了第一部塞尔维亚语法（1814年）、第一部塞尔维亚词典（1818年），收集和出版了塞尔维亚民间文学，并著有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黑山等地历史研究著作。

在斯拉夫世界文化复兴的进程中，关于斯拉夫团结——或按当时通行的说法——»斯拉夫互惠»之必要性的思想越来越清晰和强烈地被提出。而且，这里谈论的不仅是交流文化和科学成就的愿望，还包括在争取政治独立的斗争中携手合作的意愿。而这一过程中，巨大的希望常常寄托于俄罗斯的支持。

几乎所有斯拉夫研究者，包括西方学者，都不得不承认，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诞生于俄罗斯之外，最初的传播者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鲁·什图尔在其论著《斯拉夫世界与未来世界》中最为坦率而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思想。

他效仿《伊戈尔远征记》的作者，向所有斯拉夫人发出了团结的热切召唤，同时饱含崇高的诗意与政论的激情：»是时候了，兄弟们，让我们相互商议……倾听这些话语；其目的——是我们之间的相互协商，兄弟们……聆听我的话语，传遍一切土地和一切地区，凡斯拉夫语言所到之处……»他对数量众多的斯拉夫民族在欧洲的命运深感悲痛——他们被分裂、撕碎，被土耳其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马扎尔人所奴役。他认为斯拉夫各部族彻底丧失其民族本质的威胁是完全现实的，并只在»所有斯拉夫人与俄罗斯的联合»中看到救赎。这对他来说是唯一»有未来的道路»。为了说服同胞相信这一步骤的必要性，他诉诸他们的记忆：»那么，兄弟们，请扪心自问，难道不是俄罗斯，如同灯塔一般，在我们悲苦的过去、在我们生命的黑暗深夜中给我们以光明？难道不是俄罗斯激励了我们的期望，振奋了我们沮丧的精神，唤醒了我们几近熄灭的生命能量？……难道不是俄罗斯以其强大的、令人敬畏的地位，使我们的敌人不得不对我们的生命有所顾惜？»[3]

斯拉夫团结的思想在俄罗斯引起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率先成为其倡导者的，是第一代斯拉夫派——谢·阿克萨科夫、伊·瓦·基列耶夫斯基、彼·瓦·基列耶夫斯基、尤·费·萨马林、亚·谢·霍米雅科夫。关于他们的宗教哲学和社会政治观点，我国革命前和苏联文学中已有大量著作。叶·阿·杜金斯卡娅的专著《斯拉夫派在社会斗争中》（莫斯科，1983年）和《后改革时期俄罗斯的斯拉夫派》（莫斯科，1994年），分析了他们参与社会活动的情况。尼·伊·齐姆巴耶夫的详细著作《斯拉夫主义》（莫斯科，1986年）阐明了斯拉夫派社会政治观点的渊源及其社会属性问题。这部著作及其他研究著作都公正地指出，在社会意识层面，关于俄罗斯历史进程特殊性质的斯拉夫派思想，首先是在彼得一世所推行的俄罗斯欧化之负面影响下产生的。俄罗斯能够沿独立道路发展的信念，在1812—1813年战胜拿破仑的影响下急剧增强。其他影响因素也有提及。然而两个进程相互影响的问题——斯拉夫复兴和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的萌生——仍处于阴影之中。

诚然，不得不承认，就内容而言，这两个进程在初始阶段在许多方面并不吻合。在斯拉夫土地上，社会意识的重心偏向斯拉夫团结、所有斯拉夫人围绕俄罗斯汇聚力量，即偏向斯拉夫自我意识。而在俄罗斯，提升俄罗斯自我意识水平的渴望表现得极为鲜明，因为首要的是保护俄罗斯免于过度效仿西方的愿望。此外，更多谈论的是俄罗斯在整个世界的东正教-基督教弥赛亚使命，而非其泛斯拉夫角色。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在上述斯拉夫主义先师那里远不如在鲁·什图尔最钟爱的诗人——普希金那里表现得清晰，体现在他1831年的著名诗作《给诋毁俄罗斯者》中，其中有那句神圣的修辞性问题——斯拉夫的溪流是否将汇入俄罗斯的大海。

但两个进程——斯拉夫土地上的复兴和俄罗斯斯拉夫主义的发展——无疑相互激励。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通过斯拉夫主义代表人物的个人交往、书信往来以及赴斯拉夫土地和俄罗斯的相互考察旅行而实现。例如，早期斯拉夫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雅科夫（1804—1860）曾多次访问斯拉夫土地（1826年、1828—1829年、1847年）。

从十九世纪中叶起迅速发展的俄罗斯斯拉夫学的代表人物，为俄罗斯社会了解斯拉夫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俄罗斯斯拉夫学——其最初萌芽可见于米·瓦·罗蒙诺索夫、瓦·尼·塔季谢夫、伊·尼·博尔金的科学著作中——正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开展了对斯拉夫古代史的研究：斯拉夫人起源史、共同根源、古斯拉夫语及其所衍生的斯拉夫方言、每个斯拉夫部族的历史、地理、迁徙、民族特征、文化与习俗、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书面遗迹和民间文学等等。涌现出一批杰出学者，被视为俄罗斯斯拉夫学的奠基人和经典代表。

首先是亚·霍·沃斯托科夫（1781—1864），他以《斯拉夫语言论》（1820年）一文为比较斯拉夫语言学奠定了基础。他编写的附有详细语法的《教会斯拉夫语词典》（第1—2卷，圣彼得堡，1858—1861年）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他整理出版的《鲁緬采夫博物馆俄罗斯和斯拉夫手稿说明》（1842年）、《亚·伊·图尔格涅夫从外国档案中摘录的与俄罗斯有关的历史文献》（第1—2卷，圣彼得堡，1841—1842年）、《奥斯特罗米尔福音书》（附语言学注释和词汇表；1843年）也是对斯拉夫学的重要贡献。

来自当时隶属奥地利的外喀尔巴阡地区的乌克兰人尤·伊·韦涅林（本姓胡察；1802—1839），于1823年移居俄罗斯后，以奠基性著作《古代和现代保加利亚人在政治、民族志、历史和宗教方面与俄罗斯人的关系》（第1卷，1829年；第2卷，斯洛文尼亚人，莫斯科，1841年）丰富了俄罗斯斯拉夫学。1830年赴保加利亚土地考察后，他写成了死后出版的研究著作《瓦拉几亚-保加利亚或达契亚-斯拉夫文献》（圣彼得堡，1840年）。他的著作《多瑙河彼岸斯拉夫人民间歌曲的性格》（第1卷，莫斯科，1835年）是对研究斯拉夫民间文学的重要贡献。尽管生命短暂，尤·伊·韦涅林在斯拉夫学方面创作了50余部科学著作。

历史学家米·彼·波戈金（1800—1875）对俄罗斯斯拉维斯蒂卡的贡献也相当可观，他在大学生涯中便对泛斯拉夫史产生了兴趣。他译成俄文的约·多布罗夫斯基著作《基里尔和美多迪，斯拉夫启蒙先师》于1824年在莫斯科以俄文出版。1835年赴布拉格访问后，他与帕·沙法日克和弗·帕拉茨基建立了个人联系并保持通信往来。在其政论著作中，他坚持斯拉夫世界历史道路独特性的观念，表达对斯拉夫人解放运动的同情，并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支持者。

但在建立俄罗斯斯拉夫学科学基础方面，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1812—1880）扮演了尤为杰出的角色。哈尔科夫大学毕业生（1829年），他跻身于依据1835年大学章程所设立的斯拉夫学讲席任职准备而被派赴斯拉夫土地人员之列[4]。

斯列兹涅夫斯基的公派访学从1839年持续至1842年。在此期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卢萨蒂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黑山、塞尔维亚、加利西亚研究了各地文化、生活方式和斯拉夫语言方言，在柏林听取了著名学者弗朗茨·博普的梵文和比较语法讲座，并访问了维也纳。扎实的准备使他在哈尔科夫大学讲授《斯拉夫学研究百科全书导论》课程时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民教育部期刊》上发表一系列关于斯拉夫人语言、文学和书籍印刷的文章后，斯列兹涅夫斯基完成了题为»根据同时代人的证词和传说对古代斯拉夫人异教礼拜的圣所与仪式»的奠基性研究，1846年凭借这一研究，他在俄罗斯首次获授斯拉夫-俄罗斯语文学博士学位。1847年至1880年，斯列兹涅夫斯基任彼得堡大学教授，1859年至1880年任该大学历史-语文学系系主任，1861年任大学校长。他在大学讲授的课程深受好评：《斯拉夫语文学导论》《斯拉夫古代史》《斯拉夫方言史与文学》，以及在中央教育学院讲授的课程：《斯拉夫人总体语文学概观》《斯拉夫语言古代史》《斯拉夫文学新史》。他整理并出版了一批此前未知、由其本人发现的古俄罗斯和古斯拉夫文献——《萨维纳书》《温多尔斯基残叶》《基辅格拉哥里残篇》等。他多年劳作的杰出成果是他收集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古俄罗斯语词典资料》（第1—3卷，圣彼得堡，1893—1912年）。伊·伊·斯列兹涅夫斯基创建了整个俄罗斯斯拉夫学流派，其弟子中有亚·谢·布迪洛维奇（1846—1908）、弗·伊·拉曼斯基（1833—1914）、亚·尼·雷平（1833—1904）、米·伊·苏霍姆利诺夫（1828—1901）、尼·谢·季霍诺拉沃夫（1832—1893）、尔·费·勃兰特（1853—1920）等杰出俄罗斯学者。

在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之前，除上述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俄罗斯斯拉夫学家以其科学著作而崭露头角。其中有奥·米·博江斯基（1802—1877），1837年他凭借论文《斯拉夫部族的民间诗歌》首次获授斯拉夫方言硕士称号。他受莫斯科大学委派赴斯拉夫土地的访学从1837年延续至1842年。他与斯列兹涅夫斯基一样，在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斯拉沃尼亚、克罗地亚的斯拉夫人中间生活，研究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在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以及一批修道院图书馆中收集了大量科学资料，与帕·沙法日克、约·扬格曼、扬·科拉尔、韦·甘卡、武·卡拉季奇、叶·科皮塔尔、鲁·加伊及其他著名斯拉夫斯拉夫学家建立了科学联系。1855年，他又凭借著作《斯拉夫文字起源的时间问题》获授斯拉夫-俄罗斯语文学博士学位。博江斯基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斯拉夫学史料，并在这一领域培养了后来广为人知的一批专家。

他的弟子之一例如亚·费·吉利费尔金（1831—1872）。他在其短暂的一生中所取得的斯拉夫学成就，可以称得上科学的壮举。他在俄罗斯北方记录了三百余首俄罗斯古代英雄史诗，这些史诗在他死后的1873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他的笔下有诸多有趣的著作：《斯拉夫语言与梵语的比较》《斯拉夫语言与近亲语言的关系》（1853年）、《波罗的海斯拉夫人史》（1855年）、《西部斯拉夫人》（1858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旧塞尔维亚》（1859年）、《中世纪斯拉夫人与德国人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斗争》、《捷克史概论》（1862年）、《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史》、《西部斯拉夫人对俄罗斯的看法》、《波兰问题》、《最古老斯拉夫人的历史》（1868年）、《胡斯。他与东正教教会的关系》（1871年）。他的部分著作被译成欧洲各国语言。在其著作中，他贯穿着日耳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不相容的思想。他不仅致力于以科学研究，也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斯拉夫团结，为此他设计了一套由61个字母组成的共同斯拉夫字母表，然而并未获得采用。俄化的萨克森德国人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吉利费尔金，无论是在外交任职期间还是从事科研活动期间，都是一位热忱的俄罗斯爱国者。

在十九世纪中叶出现并在斯拉夫学中留下明显印记的著作中，也不可不提费·伊·布斯拉耶夫（1818—1897）和弗·伊·格里戈罗维奇（1815—1876）的著作。后者的《欧洲土耳其学术考察记》（1848年），是在长期旅居巴尔干斯拉夫土地（1844—1847年）的基础上写成的，于1877年俄土战争期间再版。

谈到这些年出版的斯拉夫学科学著作的意义时，亚·尼·雷平首先强调了其在培养俄罗斯读者»斯拉夫互惠»情感方面的作用。»对各民族的最新研究，»他写道，»在斯拉夫文字中揭示出如此之多的亲缘性，以至于部族情感不由自主地被唤醒；这一印象从学术圈向社会传播，并且如我们在塞尔维亚-土耳其战争中所见，甚至能在我们这个混乱无序的社会中激发出援助塞尔维亚人的种种行动。’互惠’变得有了自觉意识»[5]。

须知，在这些年间，与斯拉夫派政论——常常与政府外交政策相悖——相比，发表斯拉夫学科学著作的可能性更为宽广。《国民教育部期刊》第二部（1834—1917年）持续刊登各科学分支的文章，其中也包括斯拉夫学。此类主题的文章也发表于《俄罗斯考古学会俄罗斯和斯拉夫考古分部通报》（1851—1918年）、《皇家俄罗斯地理学会通报》（1861—1864年）、《皇家科学院俄语语言文学部通报》（1852—1861年）、《皇家俄罗斯地理学会通报》（1865—1916年）、《俄罗斯档案》（1863—1917年）、《皇家莫斯科大学俄罗斯历史与古代学会读物》（1845—1848年）、《皇家莫斯科俄罗斯历史与古代学会年鉴》（1849—1857年）。

此外，斯拉夫主题的科学、科普及学术政论文章还发表于生命短暂的斯拉夫派定期出版物、其他社会政治倾向的报纸和期刊中。凡此种种，无疑有助于唤起俄罗斯社会对斯拉夫问题的兴趣，提升俄罗斯社会的斯拉夫自我意识水平。

在俄罗斯这种日益弥漫的斯拉夫团结情绪的氛围中，发生了两件重要事件——1858年初，莫斯科出现了斯拉夫慈善委员会；九年后的1867年，斯拉夫大会在同一城市召开。

委员会创立的倡议者是所谓»霍米雅科夫圈子»的成员。众多俄罗斯学者、知名记者、政论家和出版商、若干政府高官给予了他们支持。在以外交部长亚·米·戈尔恰科夫名义联署请愿书的人中，除著名斯拉夫派——亚·谢·霍米雅科夫、谢·季和康·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亚·伊·科舍列夫——外，还有历史学家米·彼·波戈金、谢·米·索洛维约夫、彼·伊·巴尔捷涅夫、彼·米·列昂季耶夫，斯拉夫学家奥·米·博江斯基、费·伊·布斯拉耶夫、亚·亚·迈科夫，政论家兼编辑米·尼·卡特科夫，莫斯科学区监督人亚·尼·巴赫梅捷夫，考古学家亚·谢·乌瓦罗夫等。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从六十年代初，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和弗·伊·拉曼斯基便跻身委员会成员之列[6]。

委员会被允许只从事慈善和启蒙活动，向斯拉夫土地的学校、图书馆和东正教堂提供资金和书籍援助，向在俄罗斯就读的斯拉夫各民族学生使节提供物质援助。来自俄罗斯各地加入委员会的申请纷至沓来。它的活动逐步扩展，1868年在彼得堡和基辅成立了分支机构。随着1875年巴尔干局势日趋紧张以及随后爆发的俄土战争，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尤为活跃[7]。同年即1877年，各委员会改组为»斯拉夫慈善学会»，并批准了新章程。诚然，在1878年6月22日伊·谢·阿克萨科夫就柏林会议决议在莫斯科学会会议上发表»大胆»演讲后，其活动被中止，这在一段时间内使所有斯拉夫慈善学会的工作陷入瘫痪。但随后它们的活跃程度逐步恢复。正如一位革命前斯拉夫学家所指出的，俄罗斯中希望研究斯拉夫世界、与斯拉夫人建立联系、在斯拉夫世界为保护其民族性、其独特性而斗争的地方支持它、在我国社会中扩大和深化斯拉夫自我意识的人数，持续增长。到1909年，此类学会已有»九个，不计学术机构，也不计个别团体»[8]。

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撰写《俄罗斯与欧洲》一书期间，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活动正处于上升阶段。尽管委员会预算有限——全靠自愿捐款维持——它仍开展了积极的慈善工作：自费向斯拉夫土地输送教学和科学书籍，为在俄罗斯就读的斯拉夫学生发放奖学金。»仅享受援助的保加利亚年轻人就有16名……»[9]。委员会开始组织或积极参与泛斯拉夫文化活动。例如，1862年，在其参与下，斯拉夫字母创制千周年纪念活动得以隆重举办，并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

但尤为重大的意义和广泛的反响——不仅在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而且遍及整个欧洲——是1867年5月在俄罗斯举行的斯拉夫大会。大会以莫斯科民族志展览会为幌子举行，展览会设有一个大型斯拉夫展区，展品事先从所有斯拉夫土地征集而来。据史料记载，举办展览会的构想早在1862年便产生于莫斯科大学自然科学爱好者学会，并归功于该大学教授亚·彼·博格达诺夫[10]。

最初计划以俄罗斯素材举办民族志展览会。后来决定，没有泛斯拉夫民族志素材，展览会将缺乏学术完整性，于是在莫斯科大学斯拉夫学历史学家尼·亚·波波夫的提议下，设立了展览会斯拉夫展区[11]。在1864年12月29日展览会组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决定于1867年春举办该展览会。展品征集工作的主要海外负责人是维也纳俄罗斯大使馆教堂首席司祭米·费·拉耶夫斯基，展品决定集中存放于瓦·亚·达什科夫民族志博物馆。在展览会期间召开斯拉夫大会的构想，是弗·伊·拉曼斯基在致尼·亚·波波夫的信中提出的[12]。斯拉夫人受到官方邀请参加的是民族志展览会，但这一活动在当时的新闻界以及此后的学术文献中，均以莫斯科斯拉夫大会之名著称。

这是第二届斯拉夫大会。第一届大会于1848年6月在布拉格举行，后被奥地利当局强行驱散。然而，布拉格大会上没有来自俄罗斯的斯拉夫人代表，更确切地说，他们是由»一位偶然到访的俄罗斯游客»[13]——米·亚·巴枯宁代表的，而他并未被视为大会代表。莫斯科大会则代表了除波兰人以外的所有斯拉夫民族。来自斯拉夫土地的80位使者中，不乏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弗·帕拉茨基（曾主持布拉格大会）、其女婿弗·里格尔、扬·沙法日克（帕·沙法日克的侄子）、伊·博戈罗夫、米·玛雅尔、卡·埃尔本、伊·苏博季奇、米·波利特、扬·弗·戈洛瓦茨基、鲁·盖伊。

尽管斯拉夫委员会章程不允许其组织此类活动（民族志展览会的组织主动权属于莫斯科大学瓦·亚·达什科夫领导的自然科学爱好者学会），委员会成员还是以积极的非正式方式参与了大会的举办。另一方面，正如苏联斯拉夫学家谢·亚·尼基京所指出的，大会使人们的目光集中于委员会，视其为俄罗斯唯一的斯拉夫组织，促使其成员人数从308人增至1872年1月的353人[14]。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况且出席也并非易事——»按形式而言，它根本就不是一次大会，而是一次隆重盛大的政治巡回之旅»[15]，路线为：华沙—彼得堡—莫斯科—彼得堡。但当然，虽然达尼列夫斯基此时大概已接近完成《俄罗斯与欧洲》手稿的撰写，他不可能不通过报刊评论关注大会的进展。大会代表发言中涉及的问题与他著作的内容联系过于紧密。此外，还有直接证据表明达尼列夫斯基密切关注着大会——第十五章»全斯拉夫联盟»末尾提及了这次大会（第366页）。

围绕大会和大会上发生的事情，演讲者表达的大多数思想，大会上占主导的情绪，都是对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书中所作结论的有力印证。另一方面，达尼列夫斯基的某些判断具有隐蔽的论战锋芒，针对大会上所表达的某些评价和建议。这间接证明了他对大会上发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

首先，大会上和大会周围发生的许多事情，不可能不给达尼列夫斯基带来鼓舞和激励，因为这些事情完全符合他对斯拉夫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某些情况下，大概还促使他对这一主题进行了特别的思考和推断。

尤其是，大会本身生动展示了斯拉夫心灵的血脉相连，展示了无论是海外斯拉夫人还是俄罗斯斯拉夫人中日益增长的斯拉夫各民族兄弟情谊与斯拉夫自我意识。许多事情都是前所未有的。史上第一次，一列载着几乎所有斯拉夫民族代表的火车行驶在俄罗斯土地上。史上第一次，俄罗斯人以巨大热情在这列火车的所有大站自发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在前往彼得堡的途中，这样的集会在格罗德诺、维尔纳、普斯科夫、加特契纳、卢加相继举行。在彼得堡，社会各阶层的代表都来迎接来自斯拉夫土地的使者，其中包括»最高行政官员、学者、神职人员、作家、记者、艺术家、演员和头等商人……以及相当多的普通民众，他们被远方亲族到来的消息所吸引»[16]。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尽管遭遇恶劣天气，仍耐心等待那列晚点两个半小时的火车。客人们走出车厢时，迎来了热烈的»乌拉！»»光荣！»的欢呼声和掌声。彼得堡人和莫斯科人在所有公共场所看到大会代表时，都表现出同样的热情。例如，据当代人证言，5月21日在莫斯科索科利尼基举行的欢送宴上，约有三万名莫斯科市民前来，他们向斯拉夫各民族使者热烈表达了兄弟情谊。一位目击者写道：»……在宽阔的希里亚耶夫广场上，数千人等待着向外国兄弟们表达同情。这数千名莫斯科市民迫不及待地发出欢呼声，如同海浪的咆哮盖过了亭阁里的喧嚣»[17]。

这次俄罗斯之旅对斯拉夫客人而言并非没有相当大的困难，甚至冒着日后平安的风险，因为出发之前遭到各官方当局的公开威胁，几乎整个欧洲新闻界也发出了恶意的评论和嘲骂。这再次印证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西欧对斯拉夫世界天然敌意的论点，印证了欧洲对关于斯拉夫人可能联合的任何谈论的病态排斥。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弗·贝斯特在大会前夕宣称，斯拉夫人应该被»逼到墙角»。新成立的北德意志联邦首相奥·俾斯麦建议奥匈帝国当局将莫斯科斯拉夫大会的每一位参与者以叛国罪逮捕。一家法国报纸将前往斯拉夫大会的斯拉夫教授们斥为无知之徒和叛徒。而一家柏林报纸则厚颜无耻地警告奥地利，聚集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以»夺取奥地利帝国的某些构成其政治存在必要条件的成员»为目标[18]。»帝国的某些成员»自然是指斯拉夫土地，一旦这些土地获得独立，奥地利作为帝国的存在便告终结。

在俄罗斯宫廷圈子和外交部高层官员（亚·布德贝里、亚·温格恩、埃·施塔克尔贝格、亚·若米尼等）中，亲西方取向和对斯拉夫人的怀疑态度占主导地位。赌注押在与这个或那个西欧强国的联盟上——奥匈帝国、普鲁士（后来是北德意志联邦）、法国、英国。而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每一个在巴尔干都有其毫不掩饰的帝国主义利益。因此，它们每一个单独地，以及所有国家共同地，都不愿意看到斯拉夫人完全独立，不愿意俄罗斯支持其解放运动，更不愿意看到未来形成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独立国家统一集团。

沙皇政府对不久前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记忆犹新——当时几乎所有主要欧洲强国都将军事力量倾泻到俄罗斯身上，为的是在巴尔干维护自身利益，削弱俄罗斯在斯拉夫世界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随着1863—1864年镇压波兰起义后西方（尤其是英国和法国）反俄宣传的加剧，欧洲联合力量再度反对俄罗斯的可能性似乎完全真实。正如一位研究者所公正指出的，»西方各国政府几乎不关心波兰人民的命运，而是竭力利用起义来对抗俄罗斯»[19]。在斯拉夫大会前夕，西方多次表现出在反俄问题上的团结一致。1866年3月，巴黎会议因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局势趋紧而召开，西方列强拒绝了俄罗斯关于废除1856年巴黎条约中黑海中立化条款的提议——该条款禁止俄罗斯在那里拥有军事舰队和军事库。

如前所述，西方列强之间的摩擦，每当面临阻挠俄罗斯势力增长、抑制其在斯拉夫世界尤其是巴尔干影响力的必要性时，通常都退居次要地位。1866年，为回应克里特岛居民争取与希腊合并的运动，土耳其向克里特岛派遣了三万军队，开始血腥镇压起义，同时着手镇压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保加利亚人反抗土耳其压迫的起义运动。俄罗斯外交试图向土耳其施压，以使克里特岛居民的要求得到满足。然而土耳其在取得英法两国支持后，断然拒绝了这些努力。当时彼此之间存在某些分歧的西方列强，在巴尔干反俄政策上表现出完全的一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还以明显的挑衅目的，说服土耳其人相信克里特岛起义是俄罗斯一手策动的。起义被残酷镇压。西方这一次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俄罗斯接纳并收容了大批来自该岛的难民。

在这种形势下，亚历山大二世听取了其身边认为不值得因官方支持斯拉夫大会而冒险激化与西方关系的人的意见。沙皇的某些顾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支持斯拉夫主义可能再次激起西方联合进攻俄罗斯。但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谨慎态度当时是不合理的，它只是在进一步纵容土耳其人对抵抗其压迫的巴尔干各民族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在欧洲危机激化和西方国家在东方影响力增强的条件下，不干涉政策对俄罗斯来说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借助法国和英国的庇护，土耳其开始进攻塞尔维亚和黑山，加强了与奥地利的联系»[20]。

维持着疏远斯拉夫大会的既定方针，回应奥地利和德国新闻界的威胁以及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弗·贝斯特的强硬声明，亚·米·戈尔恰科夫在致后者的信中解释说，俄国政府的政策与斯拉夫派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并不吻合，»宫廷所赞助的民族志展览会»亦与之毫无共同之处[21]。

此后，在俄罗斯前所未有的、实际上属于全民的斯拉夫团结情感表达的影响下，沙皇和政府的立场无疑向公开表达对大会及其宾客的关注的方向转变。这体现在：亚历山大二世于5月14日在皇村接见了由22人组成的大会宾客代表团，代表来自不同斯拉夫民族。代表团成员有：彼特罗涅维奇、沙法日克、米利切维奇、捷奥多罗维奇、格奥尔基耶维奇、博戈罗夫、帕拉茨基、里格尔、加默尼克、布劳内尔、埃尔本、达尼洛夫、波利特、别索维奇、库尼奇、科瓦切维奇、斯莫利亚尔、杜奇曼、马特科维奇、米卢季诺维奇、耶辛斯基、苏博季奇。在沙皇对代表们的简短致辞中，有一句话意味深长：»我欢迎你们，亲爱的斯拉夫兄弟们，来到斯拉夫故土！»[22]沙皇明显加入到感染了众人的情绪之中，不顾西方反应，表达了这种情绪。沙皇接见本身及其所言之词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一位当代人后来回忆道：»许多人仍记得，皇帝陛下这些话语产生了多么强烈的印象，不仅对向他呈递的斯拉夫代表们，而且对整个斯拉夫世界：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从俄罗斯皇帝宝座的高处，响起了关于斯拉夫兄弟情谊的清晰而坚定的声音»[23]。

最高官员也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对大会的立场。他们开始在非正式场合与宾客会面，接待代表团，出席并甚至在个别会议和宴会上发表讲话。他们每次都竭力作为对西方宣传的反驳，强调俄罗斯没有、也从未有过对斯拉夫土地的任何觊觎，展览会和大会的目的只在于加强与斯拉夫世界的兄弟纽带和文化联系。5月11日，在基里尔和美多迪节，彼得堡贵族俱乐部宴会上，于科学院代表们的隆重会议后，国民教育部长德·亚·托尔斯泰发言指出，此番不是在某些官方人士那里举行的接待，而只不过是北方和东方斯拉夫人与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之间的聚会，前者对后者的同情»毫无政治算计»，斯拉夫人之间的相互纽带——»在我们长达十个世纪的历史中，在我们的语言中，在共同的斯拉夫思想中，它在我们心中，在我们血液里»。他希望不断巩固这一纽带，力求科学日益对此有所裨益[24]。他的讲话中充满了罕见于官方人士的情感迸发。»请听斯拉夫心脏的跳动！»——他向大会代表们喊道。»告诉我，外国人的心就是这样跳动的吗？不，先生们，没有人能给自己一个亲兄弟；他是天意赐予的。»德·亚·托尔斯泰的讲话并非偶然地被»持续数分钟的掌声雷鸣所打断»[25]。

宾客们还分批参加了在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亚·米·戈尔恰科夫、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彼·尼·斯特列穆霍夫处举行的接待会。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无疑了解上层对斯拉夫大会立场所发生的转变。从报纸上关于大会的报道中，这一点很容易察觉到。但他当然还有其他信息来源——通过彼得堡高层官员、学者和文学界人士中的相识。从他在书中就»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主题所表达的思想内容来看，他的立场与那些将与欧洲列强的关系置于斯拉夫人命运问题之上的人的立场明显相悖。他也不大可能认同亚·米·戈尔恰科夫那种过于温和、某种程度上经过权衡但在宫廷圈子各种情绪之间保持平衡的立场。亲西方和温和派别在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反对力量当时已开始显现。其中加入了极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官僚代表——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尼·帕·伊格纳季耶夫、大臣委员会主席加加林王爵、陆军部长德·亚·米柳京[26]。他们倾向于对斯拉夫各民族采取更为明确、果断和一贯的政策。正如前已提及，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其克里米亚生活时期与德·亚·米柳京保持着友好关系。

大会绝大多数参与者——无论是俄罗斯人还是其他斯拉夫民族代表——的讲话，与达尼列夫斯基的思想情绪更为和谐。大会结束后，伊·谢·阿克萨科夫立刻在其报纸《莫斯科》上写道，这正是那种情感的迸发：»他们在这里只逗留了一个月，但这个月是接连不断的节日，一系列庆典与欢腾，可以说整个俄罗斯都以个人方式或以缺席方式参与其中。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在发表的讲话、诗歌和俄罗斯及斯拉夫报纸文章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诠释……»[27]。

大会及其周围的整个氛围、代表们的发言——这些发言被新闻界全文刊登、引用或转述——只能进一步坚定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所阐发的观点的正确性，在某些方面加强他的论据，并无疑激励他完成其著作。出席展览会开幕式和参与大会工作的，有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米·彼·波戈金、谢·米·索洛维约夫、弗·伊·拉曼斯基、德·伊·伊洛瓦伊斯基等杰出俄罗斯历史学家。他们所表达的思想不仅与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不相矛盾，而且更多地是对其的印证。他们发言以及大会其他参与者——包括来自斯拉夫土地的与会者——讲话的主旋律只有一个：斯拉夫人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历史世界，其命运取决于其团结。来访宾客或直接或含蓄地将这一进程的成功与俄罗斯的作用相联系。

5月11日，在彼得堡贵族集会的前述宴会上，捷克议会议员布劳内尔宣言：»斯拉夫各民族互惠的思想——我可以自豪地说——诞生于我们这里。我们的捷克文学率先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我们西方，它产生于从吞噬中拯救斯拉夫各民族的迫切需要。这一精神互惠的伟大思想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才能实现，这个民族是自己土地上完全的主人，这个民族就是俄罗斯人，在他的土地上太阳永不落下»[28]。代表塞尔维亚人发言的米·波利特说道：»在我们塞尔维亚人中，对俄罗斯兄弟的爱从我们出生之日起便活在心中。我们的母亲们从摇篮边就告诉孩子们关于我们东正教兄弟的事，关于神圣罗斯！在那些我们几乎要绝望的黑暗岁月里，我们以这样一个念头自慰：只要伟大的俄罗斯还存在，我们就不会灭亡。»萨格勒布法庭法院成员伊·苏博季奇代表克罗地亚人宣告，他们怀着信念、希望和爱来到俄罗斯[29]。

在久病之后首次出席这次接待会的费·伊·丘特切夫，以其诗作《致奥地利的斯拉夫人》最为充分和生动地表达了俄罗斯与会者的情感与思想，该诗由于作者抱恙，由勃·米·马尔科维奇代为朗读。诗行中既表达了为来自各斯拉夫故土的宾客到来而欣喜的情感，也表达了与宾客血肉相连的情感：

«俄罗斯召唤你们并非徒然，赴这和平与爱的节日；但请知晓，亲爱的宾客，你们在此并非宾客。你们是自家人！你们在此更胜在故乡，在那里，陌生异族的权力不曾被知晓，在那里，权力与臣民共用同一语言，同一语言为所有人，斯拉夫身份不被视为沉重的原罪。»

丘特切夫提醒说，尽管俄罗斯人民和斯拉夫人民曾被»敌对的命运»分离，

«但我们终究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就是这一点，就是这一点，他们在我们身上恨！俄罗斯，你不被宽恕。你们——俄罗斯不被宽恕。»

正是斯拉夫人联合的可能性，丘特切夫强调，最令西方感到恐惧：

«令他们惶惑，甚至令他们恐惧的，是整个斯拉夫大家庭将第一次向友人和仇人面对面地宣告——这就是我！在对漫长的恶意冒犯之不断追忆中，斯拉夫自我意识，如上帝的惩罚，令他们畏惧！»

他以悲愤的笔调揭示了西欧据以生活并据以构建与斯拉夫人关系的双重标准：

«长久以来，在欧洲的土壤上，那里谎言生长得如此茂盛，法利赛式的学问早已创造了双重真理：对他们——法律与平等权利，对我们——暴力与欺骗，久远的历史已将这一切作为斯拉夫人的遗产固定下来。»[30]

这首诗对斯拉夫宾客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在5月21日莫斯科最后一次隆重的代表聚会上，他们要求朗读两遍——第一次由谢·米·苏霍京诵读，第二次由伊·谢·阿克萨科夫诵读。就在这几天里，费·伊·丘特切夫还将另一首诗《斯拉夫人》献给斯拉夫宾客，题词中引用了奥匈帝国外交部长冯·贝斯特的话：»斯拉夫人需要被逼到墙角……»作者告诉斯拉夫人，如果部长所说的墙是指俄罗斯，那他们可以安心——俄罗斯不会让他们失望：

«本族的墙不会出卖你们，它不会推开自己人。»[31]

大会上，俄方许多代表在其发言中阐发了斯拉夫联合作为保护其独特性不可或缺之条件的思想。

曾多次在大会参与者面前发言的莫斯科大学校长谢·伊·巴尔舍夫，5月18日在大学隆重会议上向斯拉夫宾客说道：»同一母亲的孩子们，我们单就血脉相连也不能不彼此吸引；除了斯拉夫血脉，还有什么能在一路上和这里唤起你们所见到的简单人民对你们那么多真诚而热烈的同情呢？»[32]历史学家谢·米·索洛维约夫三度在大会参与者面前发言，5月22日在家中设宴招待来自斯拉夫土地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他谈到了历史科学在促进斯拉夫各民族相互接近中的意义，指出了斯拉夫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杰出成就。在大学隆重会议上，他热情地向他们致意：»光荣属于你们，兄弟们，为了你们的善举，这一善举将被载入斯拉夫土地的编年史；光荣属于你们，兄弟们，光荣！»[33]

除各人文和自然科学代表外，俄罗斯音乐艺术的代表尼·格·鲁宾斯坦也在大会上发言。他向»斯拉夫兄弟们»热情致意，称他们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家庭»。他强调了斯拉夫音乐、构成其基础的民间歌谣的特殊独创性，并提醒与会者：»被空间、历史事件以及方言的某些特殊性所分隔，我们在音乐世界中找到了完全的融合：在语言不够用的地方，我们兄弟般的情感在歌声中得以表达——那歌声对所有人都记忆犹新，对所有人都亲切如故»[34]。

大会结束后，一些彼得堡亲西方取向的报纸（《消息》《彼得堡报》）以及欧洲各国对斯拉夫主义持敌意的亲政府刊物，发起了一场诋毁大会的运动，声称大会不过是一次清谈，未能取得任何实际的政治成果。大会的组织者和支持者回应说，大会作为在民族志展览会基础上举办的公共学术活动，没有任何政府的庇护，自然也无法取得此类成果。其成果在于巩固了斯拉夫兄弟情谊之感，提升了斯拉夫自我意识，加强了斯拉夫各民族间的科学、精神和文化联系。因此，用谢·米·索洛维约夫的话说，大会上所发表的讲话»已经被载入俄罗斯历史的篇章»[35]。

这一论坛终于召开的事实本身——历史上第一次，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以其优秀代表的身份，与东方和北方斯拉夫人相聚一堂——被对大会怀有兴趣的俄罗斯代表评价为极为重要的事件：»我们一千年未曾相见，一相聚便话说不尽»[36]。斯拉夫世界中有许多问题，不可能一次性全部讨论，更不用说就每个问题达成某种决议了。但有一个问题得到了澄清——斯拉夫世界联合的重要性，以及共同努力保存其独特性和内在价值的必要性。评论者在很多方面达成了一致——首先是在大会有助于巩固斯拉夫各民族兄弟情谊方面。»正是在这种情感中，»伊·谢·阿克萨科夫在大会闭幕前的讲话中说道，»蕴藏着见证：除每个部族的个体任务之外，还有另一项任务在等待我们；有某种更高的东西超越个体的部族利己主义，有某种不局限于地理和政治边界的东西。无论各斯拉夫部族以何种政治存在形式生存，不论其高下——都有斯拉夫民族、斯拉夫世界、斯拉夫兄弟情谊。每一个因怯懦或骄傲而背叛这一遗训、背离兄弟、否认兄弟情谊的斯拉夫部族，便是在否定其自身的生命根基，注定要走向灭亡……这是斯拉夫历史不可违背的规律»[37]。

在大会结束两年后出版的书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以同样的精神表述了摆在斯拉夫世界面前的主要任务，只是更为明确和犀利。»因此，对于每一个斯拉夫人，»他写道，»——俄罗斯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也希望能加上波兰人）——在上帝和他的圣教会之后，斯拉夫性的理念应当是最高的理念，高于自由，高于科学，高于启蒙，高于一切尘世的善，因为在没有实现这一理念的情况下——没有精神上、民族上和政治上自立而独立的斯拉夫性——这些善对他来说都无从企及；而反过来，所有这些善将是这种独立和自立的必然结果»（第107页）。

政治问题在大会上被俄方以外交考量绕过，也是为了避免与政府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大会期间伊·谢·阿克萨科夫的报纸《莫斯科》被暂时停刊，便是对此颇为明白的警告）。而来自斯拉夫土地的代表绕过这些问题，首先是由于他们来自的那些国家的官方当局对他们所构成的惩处威胁。但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便在同一个国家的代表中，包括俄罗斯代表中，政治理想也是各有不同的。每个民族群体中都有自己的保守派和自由派。关于这些问题的辩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外交和审查的框架，并且更可能产生分裂而非凝聚的效果。

达尼列夫斯基在书中似乎填补了这一空缺，并充分阐明了他所理解的»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问题的政治方面。而且他这样做时，展现了他一贯的直率，以及他始终具备的必要程度的论证。

大会上尽管表达得含糊其辞、小心翼翼、欲言又止乃至完全回避的最重要问题，是关于斯拉夫世界联合之理想形式的问题。哪怕稍微接近这个问题，总会在所有斯拉夫人居住的国家掀起一波反斯拉夫、尤其是反俄的宣传浪潮，对他们的歧视便会加剧。这些国家的政府开始公开表现其对俄罗斯的敌意。俄国政府对出版机构——当然首先是斯拉夫派机构——即便表达对遭受奴役的斯拉夫人的同情，也表示不满。俄罗斯君主宁要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保持良好关系，也不愿对奥匈帝国中遭受歧视和日耳曼化的斯拉夫各民族表达团结。正如即便是亲西方自由派的亚·尼·雷平所指出的，俄罗斯任何援助斯拉夫人的尝试都在欧洲被描绘成»马基雅维利式的»，掩盖着»俄罗斯的征服计划»。而与此同时，雷平感到惊讶，在与土耳其的战争中，俄罗斯每次都因好脾气而获得的比它本可以得到的少，并且还»声明希望保持土耳其的’完整与独立’，并确实保持了它»。俄罗斯外交，雷平指出，»对土耳其辖下的斯拉夫人关心得远远少于对苏丹陛下对斯拉夫人的合法权威原则»[38]。

斯拉夫派领袖，以及他们的对立面亚·伊·赫尔岑，倾向于认为，俄罗斯君主制对斯拉夫世界的冷漠态度，解释在于这是»德意志式的君主制»[39]。宾客们与米·彼·波戈金、伊·谢·阿克萨科夫、弗·伊·拉曼斯基的交往，尤其是在可以更坦率地谈论各种话题的非正式幕后场合——不用顾虑审查和»无形的眼睛»——可能导致其中一些人作出类似的结论。无论如何，米·波利特返回后，在完全不放弃对俄罗斯人民的热爱的同时，仍在印刷品上宣称»俄罗斯被德国人所统治，塞尔维亚人始终不能理解，俄罗斯人在自己家里也做不了主»[40]。

然而，阻止斯拉夫代表们提出关于斯拉夫人与俄罗斯联合成为统一国家实体的具体激进方案的，不仅是本国当局对他们的威胁，也不仅是俄罗斯官方上层对斯拉夫世界的克制态度。此类方案确实有，但明显属于少数，且表达得隐晦曲折。大多数人盘算着在第一阶段加强斯拉夫团结和相互支持，以解决主要任务——斯拉夫各民族获得独立，且主要指望强大的俄罗斯在他们争取这一目标的斗争中给予支持。但也有一些人，在展望未来时，也不把斯拉夫人视为统一国家实体框架之内的，因为他们是宪政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而俄罗斯代表则宣称自己是君主制的信奉者，尽管附带说明这一形式是由俄罗斯历史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所塑造的。

«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上合为一体，那至少让我们在’精神联盟’中团结起来吧»——捷克法学博士弗·里格尔在其最初的发言之一中宣告[41]。尚无人谈及更紧密»联合»的可能性，但这位捷克代表已以委婉的方式表明，在他看来，这恐怕是不大可能的。在莫斯科大学发言时，里格尔只谈到将»寻求彼此的相互支撑»作为斯拉夫人的目标。在他的设想中，实现这一目标的榜样应当是古希腊人，他们尽管方言各异，却»汇聚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在那里展示……各自的成就，相互学习，相互赞美»。也就是说，里格尔所看到的走向联合之路，在于组织斯拉夫各民族之间定期的文化、科学、体育及其他成就交流，在于劳动与创造领域的竞争。得到认可的是一种不会导致每个斯拉夫民族丧失独特性的联合形式。里格尔暗示建立单一斯拉夫国家的不适宜性，说道：»如果把莫斯科所有教堂的钟铸成一口巨大的钟——比伊万大帝的大钟还要巨大得多——它的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固然会传到很远，但它终究不会产生那种使我们感到愉悦的印象——那是莫斯科所有教堂的钟声共鸣，向我们宣告’复活'»[42]。

来自斯拉夫土地的其他代表热情支持联合的思想，但尽量回避关于其具体实现方案的问题。俄罗斯代表步德·亚·托尔斯泰发言之后，竭力说服斯拉夫听众相信俄罗斯确实没有任何政治算计。莫斯科大学校长谢·伊·巴尔舍夫明确指出：»一亿斯拉夫大家庭融合为一个宏大整体的构想固然宏伟，但我们不为这一构想所动，也不应为其所动。应当希望的是可能实现的、与现实条件和利益相符的。对我们而言，可能实现的只有精神上的联合，而在政治领域，所期望的不是统一，而是那种作为巩固同盟之基础的同情»[43]。

米·尼·卡特科夫的报纸《莫斯科消息》在大会工作过程中进一步明确和阐释了俄罗斯代表的立场。它在社论中宣称，即便斯拉夫人»以某种命运的安排»携其领土加入俄罗斯版图，俄罗斯人民也不会因此有任何收益。报纸写道，如此扩张其本已庞大的领土，只会削弱俄罗斯：»它将失去一切尺度，将成为自身的负担»。在卡特科夫看来，俄罗斯也不需要增加人口，»它的人口增长之快早已令所有人感到震惊»[44]。米·彼·波戈金在宾客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几乎完全重复了这些思想：»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既不要土地，也不要人民。土地——我们可以在自己这里安置两个欧洲；人民——我们已经超过七千万了，每年还增加一百万。除了爱，我们不需要从你们那里得到任何东西»[45]。

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阐述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阐述了自己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首先，他对那些赋予»泛斯拉夫主义»概念以纯粹负面含义、并试图将»斯拉夫互惠»限定于文化和科学交流框架内的人表达了坚决的异议。

在达尼列夫斯基及其支持者看来，»泛斯拉夫主义»这一术语的诠释，最生动地体现了西欧列强在评价俄罗斯政策、斯拉夫各民族行为以及自身政策时所采用的双重标准。泛日耳曼主义——斯拉夫土地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正是由此产生的——以及意大利和其他西方国家（如西班牙）的一体化进程，并未遭遇像泛斯拉夫主义那样普遍的谴责，更不用说所有西欧列强如此强烈的仇恨了。达尼列夫斯基以其先见之明，在西欧就已经发现了其未来整合为单一超国家机制的迹象。但仅仅提及以任何形式联合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亲属民族，就意味着遭受不仅来自欧洲新闻界，还来自西欧主要国家外交官、某些社会活动家和学者的攻击。在欧洲»公众舆论»的影响下，以及始终与其一道的俄罗斯亲西方自由派媒体的影响下，被指控为泛斯拉夫主义者已等同于被揭发犯有重大罪孽。

达尼列夫斯基断然抵制萌生的、害怕被指控为泛斯拉夫主义者的心理：»仿佛一个诚实的俄罗斯人，懂得他所说话语的含义和意义，竟然可以不是泛斯拉夫主义者，即竟然可以不以自己全部的心灵力量，致力于推翻套在其斯拉夫兄弟们身上的一切枷锁，致力于将他们联合为一个以斯拉夫利益为导向的整体……»（第249页）。这里运用的是斯拉夫派在捍卫自身立场时所使用的同一逻辑。不爱斯拉夫主义的斯拉夫人（即不是斯拉夫派者），与不爱德国人的德国人（即不是日耳曼主义者）、不爱英国人的英国人（即不是英国主义者）、不爱法国人的法国人（即不是法国主义者）同样违背自然。在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中，这样的人被视为畸形的例外。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爱斯拉夫人的斯拉夫人，既受到政府上层的排斥，也受到自由派和激进民主派媒体的排斥。

达尼列夫斯基以其书的全部内容表明，泛斯拉夫主义在俄罗斯从来不是政府政策的体系，更多的情况恰恰相反——那一政策是反泛斯拉夫主义的。至少在达尼列夫斯基的整个生命期间是如此。确实，尼古拉一世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强烈排斥众所周知[46]。亚历山大二世在外交政策中对泛斯拉夫主义相当克制和疏远，前文已有所述。至于亚历山大三世，他对所有国家的总体态度，在其著名的话语中表达得相当明确：俄罗斯只有两个忠实的盟友——它的陆军和海军。他在身为皇储时表达了对1878年柏林条约的不满，但同时，按照罗曼诺夫王朝»德意志君主制»的传统，并不声援泛斯拉夫统一运动。亚·亚·基列耶夫在其日记中于1879年2月22日记录道，皇储»对斯拉夫委员会态度不怎么热情»，»把这一切都称作斯拉夫风习»[47]。

许多革命前的研究者将俄罗斯君主制对泛斯拉夫主义——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斯拉夫世界联合思想——的疏远，解释为同样的原因——其德意志血缘关系，这使其无法因斯拉夫人而损害不仅与奥地利、普鲁士（后来的德国），而且与各主要欧洲列强的关系。在通信中提及这一原因或在俄罗斯报刊上暗示这一原因的，不仅有达尼列夫斯基的同道，也有其对立面，例如同样的亚·尼·雷平——主张俄罗斯融入欧洲文明的支持者。在前述著作中，他指出，与彼得一世——他建立了与西部斯拉夫人的联系、开辟了»与黑山的往来»并谋划着»关于未来的宏大计划»——不同，他的继承者们背离了他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48]。在另一处，回忆十九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捷克人认为俄罗斯政策»不是斯拉夫的»甚至是»德意志的»，雷平表示赞同：»这一时期的内政不利于在俄罗斯所表现出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这是完全众所周知的»[49]。

当达尼列夫斯基撰写其著作时，由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播种于俄罗斯土壤的泛斯拉夫主义种子，才刚刚开始发出第一批嫩芽。而且当然，这并非在政府的庇护下，而更多是承受着反对其外交政策路线的反对派的种种重压。况且，泛斯拉夫主义以自觉形式，只在俄罗斯社会受过教育阶层的少数群体中有所表现。有时，它的思想——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情绪——会在普通民众中自发点燃，就像斯拉夫大会时期或1877—1878年俄土战争前夕和战争期间所发生的那样。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它都只表现为对斯拉夫各民族亲缘性、共同利益和紧密联系必要性的意识层面。在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还通过斯拉夫委员会的慈善和启蒙活动表现出来。

然而恰恰是在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开始在俄罗斯传播之后，西方发动了对它的大规模宣传运动，以被强大的东方»野蛮人»吞并的威胁恐吓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而与此同时，这些斯拉夫人实际上正在被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马扎尔人所吞噬。早在当时，不仅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弗·伊·拉曼斯基、伊·谢·阿克萨科夫就已明白，用泛斯拉夫主义的幽灵恐吓斯拉夫和非斯拉夫民族，不过是帮助西方分裂斯拉夫人与俄罗斯、延长其在斯拉夫土地统治的手段。同样的亚·尼·雷平在其著作中确认，欧洲大声疾呼的»泛斯拉夫主义的危险»不过是»一种政治手段，其背后掩盖的只是对俄罗斯的仇恨»，借助这种恐吓，»巴尔干斯拉夫主义被判处了奴役，而且仍处于奴役之中»，并且»违背民众意愿和一切公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交给了奥地利[50]。

正是基于这些情况，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乃至其他斯拉夫人对西欧对斯拉夫世界及其命运所构成危险的认识水平过低。无论如何，在他看来，斯拉夫大会代表们表达的关于»斯拉夫互惠»、关于为此建立科学和文化联系的良好愿望，并不能使斯拉夫世界免于作为特殊文化历史类型彻底丧失自立发展的威胁。他果断提议摒弃使用»泛斯拉夫主义»这一术语时的虚假羞怯，并宣告»只有联合的斯拉夫才能与联合的欧洲抗衡»（第360页）。

必须承认，达尼列夫斯基著作问世后，»泛斯拉夫主义»这一术语在俄罗斯政论界、尤其是斯拉夫学界使用时，那种贬损的色彩几乎消失殆尽。即便是自由派亚·尼·雷平也在其书中不加任何讽刺和引号地使用这一术语，将其作为标志一种完全合理现象的术语。不仅如此，他还得出结论：对斯拉夫人而言，»泛斯拉夫主义——以这样或那样的国际团结形式——是保障其存续和未来发展的唯一保证»[51]。

斯拉夫大会代表们无力做到的——因为他们没有可能具体谈论»斯拉夫互惠»的政治形式——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做到了。大会结束两年后，他就此提出了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按照这一计划，未来的斯拉夫联合获得了斯拉夫联邦的现实轮廓。斯拉夫联邦的思想本身并不新鲜。它在斯拉夫土地和俄罗斯都曾被酝酿。但这只是一个思想。其实现计划不明确、模糊，常常是乌托邦式的。在俄罗斯，这一思想主要由处于非法状态的左激进社会思想来表达。十二月党人的»斯拉夫联合会»（1823—1825年）将创建斯拉夫各民族共和民主联邦作为其目标。亚·伊·赫尔岑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对未来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建立斯拉夫联邦的泛斯拉夫主义思想并不陌生。米·亚·巴枯宁怀有建立所有斯拉夫土地无政府主义-共和联邦的思想。斯拉夫各民族民主联邦的思想在»基里尔-美多迪学会»（1846—1847年）中得到发展。

达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当然是另一种性质的。在十九世纪中叶»合法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中，也没有完全的意见一致。有些人在更大程度上坚持国家-君主制取向（米·彼·波戈金、米·尼·卡特科夫），另一些人相当程度上遵循东正教-弥赛亚原则（亚·谢·霍米雅科夫、尤·费·萨马林），还有一些人以温和政治自由主义的旗帜发展其泛斯拉夫主义观点（亚·尼·雷平）。在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泛斯拉夫主义中，可以发现上述三种成分，但绝非等量分配。东正教-弥赛亚成分表现微弱，几乎察觉不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从保守的国家主义者的立场构建其斯拉夫联邦模式——按照康·尼·列昂季耶夫无疑正确的观察，这位国家主义者倾向于向自由主义摇摆。与此同时，基于其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他只为一个思想所萦绕：提出一种最优化的斯拉夫世界联合方案，帮助其在对抗富有侵略性的西方的斗争中站稳脚跟，并转变为拥有自己特殊文明的独立文化历史类型。

这样的方案，达尼列夫斯基在一个联邦中发现了——这个联邦视外部危险的程度，可能采取»联邦国家、国家联盟或仅仅政治体系的形式»（第191页）。问题在于，达尼列夫斯基从其理论论证的一开始就以这样一个前提为出发点：文化历史类型发展成果越丰富，构成其成员的亲属民族群体越多样化，自然，这种多样性在文化历史统一体中得到越审慎的保护（第326页）。对达尼列夫斯基而言，这一条件似乎至关重要，以至于他允许自己表示不同意深受其敬仰的普希金——不同意斯拉夫派常常引用的那首诗《诋毁俄罗斯者》中的诗句。他写道，»为了斯拉夫各民族大家庭的伟大和文化意义，需要的是，斯拉夫世界的形象呈现的不是斯拉夫溪流汇入俄罗斯大海的样子——用普希金的话说——而是广阔大洋的样子，其中有独特的、尽管是相互联结和相互从属的部分，即海洋和深邃的海湾»（第329页）。达尼列夫斯基坚信，只有联邦才能在斯拉夫各民族联合的情况下为每一个民族保存和发展其独特性提供可能。

达尼列夫斯基断然反对在建立斯拉夫联邦的过程中诉诸任何暴力。他强调，被强行纳入联邦的民族只会削弱它，破坏其抵御外部威胁的能力。例如，按达尼列夫斯基的估算，通过强制纳入的波兰和马扎尔因素将急剧削弱俄罗斯的防御能力。他甚至援引数字加以说明：»如果俄罗斯通过破坏联盟内各国家和民族的内部自主性而成功地以任何形式使其臣服，它将获得四千万敌对的臣民，按仓促的估算，这将使其自由的积极力量缩减至三千万。鉴于其庞大的亚洲边界需要强大保卫——在高加索、中亚及其他边疆地区——它在欧洲方向或许剩余不到两千万的人口用于抵御欧洲»（第348页）。

达尼列夫斯基在这里不仅展现了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或实用主义，而且明显流露出与俾斯麦统一德国之方法保持距离的意愿。他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很可能激励费·伊·丘特切夫于1870年秋创作了著名诗作《两种统一》，诗人在其中宣告：

«统一，我们时代的先知宣告，或许只能以铁与血铸就…… 但我们将尝试以爱来铸就—— 然后让我们看看，哪个更为坚固……»[52]

尽管如此，对于当前这一历史阶段，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斯拉夫联邦的»霸权型»（第363页）最为适宜，并只将俄罗斯视为霸权的担当者。在这里，他看到了首先是斯拉夫世界外部安全、其次是其内部政治平衡的保证（第353页）。在达尼列夫斯基看来，俄罗斯获得霸权地位的依据在于，»唯有它在斯拉夫国家中，能够在最为不利的情况下，不仅保全了自身的独立，而且联合了几乎整个俄罗斯民族，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第327页）。这个国家连同全斯拉夫同盟的各民族一道，达尼列夫斯基强调，将有足够的力量，»使任何一根斯拉夫人的头发都不敢落地»（第309页）。

达尼列夫斯基深知斯拉夫世界的现实，并不回避»纷争正在分裂它»（第367页）、其中小民族野心之间存在争斗这一事实。但他坚信，»不仅具体的捷克野心或具体的塞尔维亚野心，就连具体的俄罗斯野心，在斯拉夫各民族紧密联邦的条件下，也都应当被一种——泛斯拉夫野心所取代»（第329页）。在霸主的角色上，俄罗斯将稳定联邦内的政治平衡，但须满足一个重要条件：»……只需要联盟的次要成员足够强大，能够维护自身的内部自主性，不致消散于极端分裂的渺小之中，能够意识到自己在联盟共同事务进程中的积极影响»（第329页）。达尼列夫斯基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斯拉夫各民族加入泛斯拉夫联邦时，不应以微小零散的民族国家形态加入，而应以由民族上特别相近的民族构成的大国形态加入。按他的看法，在当时的现实条件下，这可能是两个王国：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王国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第330页）。

达尼列夫斯基所理解的俄罗斯在斯拉夫联邦中的霸主角色，主要只在于保障其外部安全和完全独立。至于内部事务，在他的设想中，俄罗斯的霸主角色应当是最低限度的，表现得极为审慎。无论如何，应当保证»不干涉盟友的内政，以及在其相互争端、主张和野心萌动中发挥公正的调停影响»（第347页）。他还设想，联邦成员将享有与芬兰同样高度的自治权：拥有独立的军队、独立的货币、贸易和财政体系、独立的邮政、自己的宪法和议会（第346页）。

达尼列夫斯基认为，一旦斯拉夫联邦的地位在哪怕短暂的一段时间后得到巩固，欧洲对它的敌意停止，完全有可能将紧密的斯拉夫联邦同盟转变为»同一文化类型国家的政治体系»（第364页）。这再次印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达尼列夫斯基将联邦的主要使命视为履行对外政治、防御功能，视为为保存斯拉夫世界文化历史独特性创造条件。»只占有依法属于自己的东西，»达尼列夫斯基就全斯拉夫同盟写道，»不威胁任何人，也不惧任何威胁，它可以抵御一切风暴和磨难，平静地走上独立发展之路，以其人民力量的充盈，以其多样而亲缘的构成要素之最幸福的相互作用，按照自身的民族志构成、宗教启蒙和历史传承，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这一类型在多年的抵御外部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得到了强化，这些势力目前使其人民处于分裂状态，而没有这场斗争，这一类型便无法建立»（第330—331页）。

在斯拉夫联邦作为斯拉夫人最优联合形式这一问题的关联下，达尼列夫斯基提出了君士坦丁堡问题，并在书中给予了相当篇幅。在我们看来，这是书中需要特别说明的两个问题之一（另一个是对美国的态度），其提出是由达尼列夫斯基生前发生的最重要政治事件所决定的。关于君士坦丁堡略显夸大其词的论述，是他对令俄罗斯至根底为之震撼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的回应。达尼列夫斯基明白，俄罗斯之所以失败，不仅是因为它被迫抵御几乎整个欧洲联合力量的侵略。他在失败原因中提到了俄罗斯的技术落后——没有蒸汽军事舰队，没有铁路网络。但倘若俄罗斯掌握君士坦丁堡，从而控制海峡，整个国家南部的军事态势便将大为不同。不仅如此，巴尔干半岛所有南方斯拉夫人的安全也将大大增强。因此，他认为，君士坦丁堡作为拜占庭东正教继承者归属于俄罗斯的权利是正当的。但这并非为了将俄罗斯帝国的首都迁往那里，而是为了在那里建立斯拉夫世界的精神中心。

通常，俄罗斯的左激进批评者和国外一些研究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学者，在他关于»察里格勒»的论述中，将其视为他帝国主义倾向的证明。然而与此同时，达尼列夫斯基为其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所作论证的整个体系通常被掩盖——而俄罗斯外交自亲王时代直至»达达尼尔»米柳科夫时代，数百年来实际上正是以这一体系为指针的。被掩盖的还有这一事实：达尼列夫斯基的概念曾被俄罗斯某些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作为过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而加以质疑。其中不是别人，正是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意味着他是更大的»帝国主义者»。两人之间的分歧，是由他们对东方问题本质的不同诠释所决定的。对达尼列夫斯基而言，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日耳曼-罗马世界与希腊-斯拉夫世界的对抗，这一对抗的结果使斯拉夫人在数世纪内处于从属地位。因此，用达尼列夫斯基的话说，东方问题的解决»可以用极为简短的公式来表达：斯拉夫主义的独立与统一»[53]。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东方问题的本质由东正教-弥赛亚思想所决定。»因为东方问题是什么？»——他问道，并立即自答：——»东方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东正教命运的解决。东正教的命运与俄罗斯的使命融为一体。»[54]

1877年秋，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已爆发的俄土战争的文章：《关于当前战争》（第207号）、《欧洲与俄土战争》（第279号）、《海峡》（第289、290号）、《君士坦丁堡》（第308、309号）。在这些文章中，他先见性地警告不要对俄罗斯报刊中表达的、认为战争将彻底解决东方问题的欣快期望抱有幻想。»解决它的将是漫长的斗争时期——不仅是对抗土耳其的斗争，也不仅是军事手段的斗争。»[55]至于君士坦丁堡，他继续坚持其在《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所表达的立场：»……君士坦丁堡不应成为俄罗斯的首都，不应将俄罗斯的民族和国家生活汇集于此，因此也不应直接纳入俄罗斯国家的版图»（第326页）。君士坦丁堡-察里格勒应当是整个斯拉夫主义、而非俄罗斯的首都，由他们在代表制原则基础上共同管理——这是达尼列夫斯基的总结。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热情地迎接达尼列夫斯基著作的期刊版，但稍后，于1870年10月9日，在致亚·尼·迈科夫的信中遗憾地指出，达尼列夫斯基关于俄罗斯的思考中没有任何»关于她对人类的专属东正教使命»的内容[56]。如今，七年后，达尼列夫斯基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机会，使其能够公开表达在这一问题上的异议。他在自己的《作家日记》中表达了这一异议，起初未点出达尼列夫斯基的名字（1876年6月，1877年3月），而后与他就上述问题展开了公开论辩。诚然，称之为论辩只能有所保留。这只不过是以极为审慎的形式、附有实质性溢美说明而表达出来的异议。»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八年前写出了出色著作《俄罗斯与欧洲》——其中只有一章不甚清晰和坚定，即关于君士坦丁堡未来命运的那一章——最近在《俄罗斯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同一主题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这一问题如此以极高的尊重向读者开始了他的阐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场争论中的初始立场如下：俄罗斯是东正教及信奉东正教的各民族唯一的庇护者；她的使命在于代替西方»堕落的»、被扭曲的基督教，复活那里»失落的基督形象»，而»这一形象在全世界以其全部纯洁性保存于东正教中»；»这便是东方的使命，这便是俄罗斯的东方问题之所在»；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俄罗斯对古老察里格勒的权利；君士坦丁堡»应当是我们的，被我们、被俄罗斯人从土耳其人手中征服，永久成为我们的»[57]。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在联邦管理下，君士坦丁堡将只成为斯拉夫人之间纷争的根源。他允许斯拉夫人参与，但须由俄罗斯选择，而非在联邦基础上。达尼列夫斯基所提出的君士坦丁堡未来安排方案，甚至引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怀疑：»似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认为，对俄罗斯本身而言，单独拥有君士坦丁堡将是诱惑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腐化性的，会在她心中激起恶劣的征服本能等等，但似乎终于该相信俄罗斯了，尤其是在当前战争的壮举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不同意达尼列夫斯基关于在对俄罗斯有利的战争结局情况下暂时将君士坦丁堡留给土耳其的提议。达尼列夫斯基认为，第一，土耳其将被削弱到如此程度，使其占有这座城市对俄罗斯不再构成危险；第二，目前还无法用有生命力的健康机体取代它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沿岸的地位。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因此而愤慨：»这难道是俄罗斯——一个不够健康、甚至不够有生命力的机体，不能胆敢以她来取代东正教首都中腐朂的土耳其人吗？»

达尼列夫斯基再次展现了政治远见，宣告俄罗斯占领君士坦丁堡»将遭到大多数欧洲强国最为坚决的抵制»[58]。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也不同意达尼列夫斯基，预测了欧洲列强不同的行为方式。然而在这一问题上，事实证明达尼列夫斯基是正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许多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得以应验，但在近期时间范围内的政治预测和估算则远非总是如此。

俄罗斯在未来斯拉夫联邦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达尼列夫斯基只能勾勒出其解决方案的一个轮廓。他的所有估算都与这样的希望相联系：斯拉夫世界向围绕俄罗斯联合的向心过程，终将占据主导。由于他只允许斯拉夫人重新联合进入联邦的过程具有自愿性质，俄罗斯作为这一新共同体的核心，必须具备必要的吸引力。达尼列夫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在书中用»磁铁»一词来表示这种吸引力（第297页）。他在书的不同地方也展示了这块»磁铁»的各个组成部分。除部族亲缘感之外，首先是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还有其公民的福祉水平。国内盛行的公民和平。俄罗斯在科学与艺术领域的成就。最后，还有俄罗斯未来发展的经济、自然、智力资源的强大潜力。也就是说，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达尼列夫斯基和他的同道认为，这块»磁铁»以俄罗斯的形式，对斯拉夫世界已经存在。

但自由派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不这么认为。在审查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在亚·尼·雷平前述著作《过去与现在的泛斯拉夫主义》中得到了表达。如前所述，雷平是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坚定支持者，甚至指出在其实现上拖延的危险：»斯拉夫主义可能在联盟问题上错失时机，它将以支离破碎的状态（拉丁语：各自分散的肢体。——鲍·巴）留存，对有组织的外来影响和干涉的抵抗能力令人存疑»[59]。与此同时，他也指出了走向联盟道路上若干客观困难，其中包括那些削弱俄罗斯»磁铁»吸引力的困难。所有派别和方向的泛斯拉夫主义者都注意到了其中的绝大多数，但只有自由派特别强调了其中一个。着眼于俄罗斯与奥匈帝国的斯拉夫人，雷平指出，»坚定不移的专制君主制»与»（好也罢坏也罢）宪政生活的习惯»两者，彼此之间难以相容。雷平预言，只有»当我们的社会力量具备允许依托的坚实发展时»，泛斯拉夫主义观点才能完全清晰并取得成功。»唯有那时，我们才能有权谈论自身对于泛斯拉夫联盟与统一的意义»[60]。作者几乎公开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斯拉夫人在社会政治制度上的趋同，应当朝着宪政主义的方向进行——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乃至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的芬兰人和波兰人（尽管是删减版的），都享有宪政，唯独俄罗斯人民没有。

达尼列夫斯基在这一问题上对自由派所作的让步，只体现在一点上：他虽主张君主制作为俄罗斯历史进程所预设的国家制度，但论证了斯拉夫各民族国家制度的差异不应成为其友谊和联邦同盟的障碍。他举芬兰和波兰的地位、以及俄罗斯与美利坚合众国六十年代友好乃至同盟关系为例加以说明。

但尤为棘手的——妨碍西方斯拉夫人对俄罗斯充分信任的——是俄波关系问题。恰恰在达尼列夫斯基撰写著作期间，这一问题随着1863—1864年起义后急剧恶化。达尼列夫斯基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接近官方立场的态度，顺便说，当时持有这一立场的不仅有官方人士、亲政府出版机构和保守-守护社会思想的代表，还有许多温和自由派。那些不同意这一立场的人，出于审查原因，只能以沉默来抗议，唯有亚·伊·赫尔岑在其《警钟》上为起义的波兰人发出了声援的呼声。

在起义爆发当年出版的谢·米·索洛维约夫奠基性著作《波兰覆亡史》，至今仍被视为以史料充实性著称的独特之作，为当时普遍流行的波兰问题起源与前史诠释，提供了某种学术支撑。这一诠释的纲要大致如下。波兰是天主教在欧洲东部的桥头堡，以耶稣会推行的最为阴暗的教条形式为主。它是在斯拉夫世界破坏东正教、推广天主教教义的主要基地和工具——俄罗斯媒体常将其称为»拉丁主义»。波兰人针对波兰境内及奥匈帝国俄罗斯古老土地上俄罗斯东正教会的颠覆活动，波兰对俄罗斯的好斗对抗，其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的不断觊觎，都得到西欧列强的大力支持，因为这有助于它们削弱俄罗斯，分裂斯拉夫世界。西方（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精心呵护一切在波兰以教权或革命-社会主义纲领为基础的反俄运动。西方虚伪地将波兰分割的罪责归咎于俄罗斯，而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普鲁士率先发难的。波兰忘记了，正是由于以波兰王国的形式部分纳入俄罗斯版图，它才得以免于彻底的日耳曼化。煽动对俄仇恨、在波兰积累俄罗斯恐惧情绪，首先应由脱离人民的贵族和天主教神职人员——神甫——负责。

前来参加上述斯拉夫大会的来自斯拉夫土地的代表们，对波兰起义被镇压后西方展开的大规模反俄宣传内容有所了解。主要立足于法国、部分立足于英国的波兰革命流亡群体的反俄出版物，他们也能够获取。这种宣传当然不可能不对斯拉夫主义的某些代表产生影响。其中受影响的，尤其是捷克民族复兴的某些代表。其领袖之一弗·帕拉茨基，早在1848—1849年便提出了奥地利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试图在奥地利内部从斯拉夫自治区建立联邦——根本无从谈起以俄罗斯为首的任何全斯拉夫同盟。这一构想接近西方的计划：以波兰为中心，建立一个敌视俄罗斯的西斯拉夫联邦。帕拉茨基的构想在达尼列夫斯基书中遭到了深刻的批判，不久之后被历史本身所否定。然而众所周知，由于对俄波冲突态度的两难，弗·帕拉茨基和弗·里格尔在出席大会之前专程赴巴黎，在那里与波兰流亡界进行了谈判。而在大会上，弗·里格尔在一次发言中试图说服俄方参与者，认为有必要在波兰问题上采取更为妥协的政策。在回应他时，瓦·亚·切尔卡斯基宣称，波兰自食其果，亲手葬送了亚历山大一世赐予她的自由。他还援引了一系列统计数据，表明俄罗斯对波兰教育发展的关注程度超过俄罗斯各省，维斯拉河沿岸各省每居民仅征税4卢布，而俄罗斯则为6卢布，波兰改革中农民在比俄罗斯更为优惠的条件下获得了土地。因此，切尔卡斯基强调，如果波兰人认识到这一切，以谦卑悔改之态来到我们面前，他们将»敞开我们兄弟般的怀抱»。大会报告在这些话语之后说道：»无法描述这位德高望重的演讲者的讲话所产生的印象。人群涌上去拥抱他；四面八方都喊道：谢谢，感谢，感谢»[61]。这种热情很可能是由讲话的和解性结语所激发的。

达尼列夫斯基在与波兰起义相关事件以及斯拉夫大会上波兰问题引发的反应留下的新鲜印象下，也在他的书中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的立场一如既往地表述得相当明确。达尼列夫斯基详细阐述了波兰三次分割的全部历史，说明俄罗斯在分割结果中只是收回了依法属于她的西俄罗斯土地，而分割的发起者——奥地利和普鲁士——则占有了真正的波兰土地。然而尽管如此，达尼列夫斯基指出，随后出现了两个悖论。第一个悖论：»尽管如此，欧洲的愤慨却将其全部重量倾倒在并非真正有罪的一方——普鲁士和奥地利——身上，而是倒在了俄罗斯身上»（第27页）。第二个悖论——为了讨好欧洲，波兰放弃了自己»流到奥地利和普鲁士手中的血肉遗产……只要归还她曾经从俄罗斯夺走的东西；她更珍视他人之物，甚于自己之物»（第28页）。

对于波兰对俄罗斯顽固敌意的根源，达尼列夫斯基同样认为罪在的不是波兰人民，而是波兰欧化知识分子、其自命不凡、自我崇拜、脱离人民的贵族——沙赫塔和神甫。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的扭曲。他解释道：»它不在波兰人民身上，不在具体的波兰心灵、情感和意志品质中——在那里我们会发现许多珍贵的、令人同情的东西；在这方面，让我们指出三位波兰人——人类精神这三个方面的代表：哥白尼、密茨凯维奇和科斯丘什科。这种扭曲存在于所谓的波兰知识分子之中，具体体现在其三个方面：天主教-神甫的方面、贵族-沙赫塔的方面和民主-革命的方面»（第333页）。

值得注意的是，达尼列夫斯基谈论的并非整个波兰知识分子，而恰恰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所理解的是那种缺乏真正民族-波兰的、因而也缺乏斯拉夫自我意识的、欧化的知识分子。他同时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说明。知识分子不假思索地模仿的欧洲现象，其本身并不坏，但一旦移植到异域土壤，便会变成怪异之物。于是，由于愚蠢的模仿，梦想成为»真正欧洲人»的波兰人，便成了»一个被扭曲和丑化了的斯拉夫人»（第335页）。只有这一点，达尼列夫斯基强调，才应当令我们对波兰人憎恶。他随即也提醒说，在俄罗斯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这种令他憎恶的现象。

在对波兰问题的思考中，达尼列夫斯基再次强调，俄波关系完全有可能发生根本性转变，波兰的命运也可能变得幸福：»但这种幸福命运只能通过全斯拉夫联邦的中介向波兰和波兰人敞开»（第335页）。

波兰问题引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普遍妨碍»斯拉夫互惠»事业、更妨碍建立斯拉夫联邦的问题。这是斯拉夫世界内部宗教间关系的问题，是其多宗派性问题，是其中两大最具影响力的基督教派——东正教与天主教——对立的问题。关于达尼列夫斯基对天主教的批判，前已有所论及。弗·谢·索洛维约夫试图指出天主教信仰的优越性，并将俄罗斯东正教与天主教联姻的尝试，只引起了相反的效果。对天主教的批判不仅从俄罗斯东正教会主教、神学教授那里，也从俄罗斯文化活动家那里得到加强。基督教史的里程碑一再被重提：东正教的原初性；1054年教会分裂——其罪责落在天主教一方，天主教篡改了最初的基督教教义，宣布罗马教皇为上帝在人间的副摄政，宣布其无谬误性，将其判断等同于圣经；罗马教廷以火与剑、以骑士团征讨、以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以耶稣会的匕首和毒药、以殖民者对整个民族的灭绝，强制推行基督教的血腥页面被不断翻出。人们还指出，向天主教徒出售赎罪符来赦免罪孽，其亵渎性质滋长了对各类罪行（包括严重罪行）的轻率态度。

俄罗斯哲学-神学思想当时已注意到天主教与西方在国际和人际关系中的强制性之间的联系。无论如何拓展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法官»传说的寓意性内涵，都无法不看出，其根基是这位天才艺术家对天主教原初性的否定态度——他在其政论著作中也曾多次直接表达这一立场。他在《1877年作家日记》（十一月）中写道：»罗马天主教早已将基督卖给了世俗统治，使人类转而背离自己，从而成为欧洲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主要原因，这种天主教自然地在欧洲催生了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承担着解决人类命运的任务——不再依照基督，而是在上帝之外、基督之外，它势必在欧洲自然地产生，代替那里随着天主教会本身对基督教原则的歪曲与丧失而衰落的基督教原则。失落的基督形象在全世界以其全部纯洁性保存于东正教中。»[62]

这种对天主教的态度，几乎所有俄方斯拉夫大会参与者都信奉。其中一些人，想必在得知80位来自海外的斯拉夫人中只有略多于十二人是东正教徒时，感到了相当的困惑。不仅如此，最负盛名的宾客竟然是天主教徒——捷克人弗·帕拉茨基、弗·里格尔，斯洛文尼亚人米·玛雅尔，塞尔维亚人米·波利特、伊·苏博季奇。斯拉夫土地上泛斯拉夫主义奠基人——大会上屡被提及的名字——捷克人约·多布罗夫斯基、斯洛伐克人扬·科拉尔和鲁·什图尔，也是天主教徒。

然而这一情况无论如何都不会令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感到困惑——顺便说，他将扬·科拉尔和鲁·什图尔列入早已表达斯拉夫联合必要性思想的»著名斯拉夫名字»之列。达尼列夫斯基将宗教信仰原则完全排除在未来斯拉夫联邦形成条件之外。他在批判天主教会强制传教的同时，从未以任何一行文字呼吁在俄罗斯帝国领土上强迫天主教徒皈依东正教。他更不可能为未来的斯拉夫联邦提出这样的建议。

斯拉夫人相互关系以及他们与俄罗斯关系中，因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分裂而产生的困难问题，在斯拉夫大会上被外交式地一笔带过，尽管弗·帕拉茨基曾提醒宗教纷争在斯拉夫世界中所扮演的致命角色[63]。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始终如此突出，并且尽管其本身的复杂性，在谈到斯拉夫人联合为联邦时，它以全部尖锐性和迫切性要求得到解决。俄罗斯主张斯拉夫团结的支持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对天主教、对天主教斯拉夫人的判断，只允许与东正教斯拉夫人——即实际上只与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联合成联邦。俄罗斯以外的一半斯拉夫人由此将被排除在联邦之外，而西方则可以毫不费力地以波兰为中心将他们联合成反俄同盟，组成另一个亲西方的斯拉夫联邦。达尼列夫斯基的计划中并无类似之事，其中预留了天主教波兰的位置。而达尼列夫斯基的同道费·伊·丘特切夫甚至写道：

«唯有那时，在充分的胜利中，在斯拉夫世界的宏大整体内，才能建立起梦寐以求的秩序，当波兰与俄罗斯和好之时……»[64]

海外斯拉夫人常常对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支持者过多关注宗教问题表达惊讶，因为在他们看来，更重要的问题——斯拉夫人的生存——才是当务之急。通常随之而来的论据是：斯拉夫世界中的纷争，在远大程度上产生于政治和领土主张的土壤，而非宗教分歧，尤其是在日益增长的宗教宽容、对宗教日渐增长的冷漠乃至无神论的氛围中。

正是就此问题，匿名的海外斯拉夫代表——以»海外斯拉夫人»为笔名——与俄罗斯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者亚·亚·基列耶夫（1833—1910）之间爆发了公开论辩，后者是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877年至1890年担任大公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同样是泛斯拉夫主义支持者——的侍从武官[65]。这场论辩有助于揭示俄罗斯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者与西方斯拉夫非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者之间矛盾的性质和程度。论辩的导火索，是亚·亚·基列耶夫发表于1885年《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学会通报》第5—6期的文章《斯拉夫人的接近》，作者在其中论述了罗马教廷传教士在斯拉夫世界推行的天主教、以及西欧议会主义思想对斯拉夫世界的有害影响。为回应这篇文章，»海外斯拉夫人»寄来了一篇同名文章《斯拉夫人的接近》，该文附编辑部序言，发表于同一期刊1886年第7—8期（该刊当时的编辑为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同期还刊载了亚·亚·基列耶夫的《答»海外斯拉夫人»》。两位作者都声明，由于不依赖于他们的情况，无法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海外斯拉夫人»告知，在奥匈帝国斯拉夫报纸上发表来自俄罗斯的通讯、并对其作出回应，由于»检察官严格审查»的监控而无法实现[66]。基列耶夫则解释说，《通报》无法超越政府批准的斯拉夫慈善学会章程的框架，因此期刊作者处于比我们海外的敌人和竞争者远为不利的条件下，后者可以毫无阻碍地追求其政治目标[67]。然而在《通报》页面上，两位作者似乎都相当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

首先，极为重要的是，»海外斯拉夫人»将达尼列夫斯基在斯拉夫问题上的»方案»与基列耶夫的观点加以区分，并完全认可前者。在他看来，这一方案可以消除俄罗斯人与海外斯拉夫人之间的所有争论。他特别强调，他完全同意达尼列夫斯基的论断：欧洲憎恨斯拉夫人，因为她将他们视为低等种族；欧洲对萨莫耶德人比对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更为同情；全欧洲都在阻碍斯拉夫人的接近；斯拉夫人自己也以其内讧帮助了欧洲。他像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呼吁在解决斯拉夫联合问题时保持耐心，并提醒说，意大利的统一——但丁早已写过其必要性——花费了500年。»海外斯拉夫人»还告知，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欧洲》在斯拉夫土地上需求旺盛，那里的人本可»兴致盎然地»阅读，但书已绝版。»我知道，»他写道，»某位总督和一些作家及政治人士愿意花大价钱购得达尼列夫斯基的书，而获得它是多么困难！»[68]

«海外斯拉夫人»批评俄罗斯、其政府机构、慈善组织、学者、记者、出版商，在斯拉夫人中的启蒙活动极为不积极，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缺乏了解。而与此同时，西方不惜在斯拉夫人中的启蒙工作和宗教传教工作上大量投入，同时将他们调教成仇俄的态度。他认为，俄罗斯凭借其8亿卢布的年收入，也可以每年为援助斯拉夫人拨出5—7万卢布。按他的估算，这笔资金完全足够俄罗斯在伊斯坦布尔开设一所面向南方斯拉夫人的学院——目前他们在那里就读于一所美国新教学院。从同一笔资金中，俄罗斯可以为希望在俄罗斯学习各专业的斯拉夫人提供奖学金，哪怕每个斯拉夫民族各2—4名代表。»海外斯拉夫人»建议俄罗斯出版商向斯拉夫图书馆寄送新的科学书籍。作者尤其请求寄来100册谢·米·索洛维约夫的《波兰覆亡史》，因为在斯拉夫人中，关于波兰问题传播的只有西方的俄罗斯恐惧性书籍。他建议报纸和杂志编辑部寄送自己的定期出版物。他对俄罗斯学者不参加斯拉夫代表大会、斯卡普什季纳和庆典表示遗憾，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则定期参加；俄罗斯报纸在斯拉夫土地上没有常驻通讯员，不报道斯拉夫人的生活；俄罗斯地理和历史学校教科书（包括德·伊·伊洛瓦伊斯基的教科书）对斯拉夫人只字不提。

但»海外斯拉夫人»文章中占据最重要位置的，是宗教作用问题，以及它与政治在斯拉夫联合事业中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俄罗斯作者在讨论斯拉夫问题时对宗教所给予的关注，是不合理地过度夸大的。他认为，解决教会、宗教信仰问题，是主教公会和教会会议的事，而非政论家的事。在捷克，»海外斯拉夫人»告知（作者很可能本人就是捷克人），如此关注宗教问题，只在胡斯、路德和三十年战争年代才有所见，如今世俗人士»甚至不阅读以其本民族语言出版的教会期刊»。在海外斯拉夫人中»完全的宗教宽容占主导»，作者指出，宗教只是作为民族独立斗争的辅助力量被提出。对于早已获得独立的俄罗斯来说，这很难理解，作者认为。但对其他斯拉夫人而言，这是最重要、最首要的任务。先要获得独立，有自己的国家性，然后再解决宗教问题——作者以颇为形象的方式表述了这一思想：»先要有孩子，然后我们再给他洗礼。»[69]顺便说，即便在自相争斗中，当时的斯拉夫人，据同时代人的证言，实际上也确实将民族间的要求而非宗教间的分歧放在首位。1885年11月，未来的著名斯拉夫学教授彼·亚·库拉科夫斯基根据其目测观察致信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至于奥地利在斯拉夫世界南部推行的天主教，需要考虑到，塞尔维亚人本身，以及保加利亚人，尤其是多少受过教育的人，甚至他们的神职人员，对东正教的态度都非常冷漠。整个问题归结为民族性：例如，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斗争的性质就是如此。»[70]

亚·亚·基列耶夫对»海外斯拉夫人»的回答，并不十分有说服力，有些地方自相矛盾、语焉不详，对斯拉夫世界这一极为尖锐的问题未能给出解决。他回答中唯一表述得相当清晰的，是这样一个不妥协的论点：»我们——首先是东正教会的子民，其次才是俄罗斯人和斯拉夫人。»

但»海外斯拉夫人»提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打着为东正教而战的旗帜、通过揭批天主教、以及总体上把宗教问题放在首位，是建立不了斯拉夫联邦的。基列耶夫似乎并未回避这个问题。不仅如此，他甚至引用了来自斯拉夫土地的其他信件，其作者们义愤填膺地否定了他的立场。他们写道：»您怎么能算是斯拉夫人联合的支持者，当您不愿为了这一崇高目标牺牲您那狭隘的东正教主义呢！现在是时候争论什么和子句吗，当奥匈帝国正在进攻我们的民族性、企图消灭它的时候！？»而另一封信在提出同样的问题»现在是时候吗？»之后，解释道：»当无神论的证券经纪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教会、企图消灭它的时候！»[71]

但基列耶夫按其立场»先是东正教徒，其次才是俄罗斯人»的类比，给出了建议：所有»海外斯拉夫人»把个人的精神自由和独立放在首位，把全民族»从异族枷锁中解放»放在第二位。基列耶夫在其»回答»末尾向»海外斯拉夫人»传达的这种安慰，恐怕难以令任何一位海外斯拉夫人感到满意。基列耶夫不得不和解地总结道：»无论我们与东正教和斯拉夫联邦的关系如何安排，我们都明白，加入（当然，只能是自愿加入）此类联邦的各民族，根本无需放弃自己的过去，放弃自己数百年的历史……»[72]但基列耶夫究竟支持哪种联邦——东正教斯拉夫联邦（最可能的！）还是仅仅斯拉夫联邦——始终未得到阐明。在读者眼中，这场争论中获胜者最有可能是达尼列夫斯基，»海外斯拉夫人»详细而完全赞同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还有其他问题使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俄罗斯与斯拉夫人相互疏远。首先是俄罗斯当局和外交部门的亲西方取向——对此已有部分论述。俄罗斯外交在斯拉夫立场上的退让，在斯拉夫人中引起困惑、迷茫，有时甚至是震惊。正是这种震惊状态，是塞尔维亚人在柏林会议条件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被移交奥匈帝国后所经历的，而一些俄罗斯自由派亲西方报纸开始用奥地利人不是土耳其人、会给他们带来欧洲文明恩惠来安慰他们。塞尔维亚民族复兴活动家之一米·杰斯波托维奇，就此给正确评估了所发生的一切、同情塞尔维亚人的亚·亚·迈科夫写信道：»令我们极为不幸的是，我们很少遇到掌握斯拉夫主义命运的人，能够以您看待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眼光来看待它。恰恰相反，常常有人向我本人保证，这对斯拉夫人是一种恩惠，奥匈帝国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后，将带来文明，使那里的人民能够改善生活、修建道路等等»[73]。

另一方面，一些俄罗斯官方人士，包括外交官，也从自己的角度对斯拉夫人表现出的友谊情感的真诚性表示怀疑，怀疑他们玩弄政治把戏，出于政治利己主义，盘算着只为获得独立而得到俄罗斯的支持。自由派西方主义者媒体竭力煽动这些情绪。这些情绪尤为加强——似乎已不无根据——是在依据柏林会议决议扶上»独立»保加利亚王位的巴滕贝格王爵，将该国变成了奥德在巴尔干影响力的据点之后。这一事件当时给许多斯拉夫统一支持者留下了令人沮丧的印象。而他们的反对者则在弹冠相庆、幸灾乐祸。

然而有一个人，对于这一事态转折，丝毫没有感到意外。在俄土战争进行的高峰时期，在其《1876年作家日记》（十一月）中，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其非凡的预言天赋的全部力量出现在读者面前。在思索倘若战争以俄军胜利告终、斯拉夫人获得渴望的解放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时，他相当断然地宣告：»……按照我最充分、最不可抗拒的内心信念——俄罗斯不曾有过，也永远不会有比这些斯拉夫部族更多的憎恨者、忌妒者、诽谤者乃至公开敌人——只要俄罗斯解放了他们，而欧洲也同意承认他们获得了解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即排除了对他憎恨斯拉夫人的可能指责，保证说他爱他们，但他说，人类的本性就是如此：»世上此类事情只能如此发生»。此后他建议做好迎接以下情景的准备：»他们在获得解放后，将开始新的生活，我再重复一遍，恰恰是从向欧洲、英国和德国请求保障和庇护其自由开始，而且尽管欧洲协调国中也有俄罗斯，他们恰恰是为了对抗俄罗斯才这样做的。他们必然会从以下事情开始：在内心深处，即便不是公开地，宣告自己并说服自己，俄罗斯没有丝毫值得感谢的地方，恰恰相反，在缔结和平时，正是由于欧洲协调国的干预，他们才从俄罗斯的权力欲中得以幸免，若非欧洲的干预，俄罗斯在从土耳其手中夺走他们之后，立即就会将他们吞并，’着眼于扩张边界，以及在奴役斯拉夫人于贪婪、狡猾、野蛮的大俄罗斯部族的基础上建立伟大的全斯拉夫帝国'»。引号中的最后这些话，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方在斯拉夫世界中灌输的一套标准宣传套话中摘取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斯拉夫人获得解放后的行为提出警告：»他们将向欧洲各国讨好，将对俄罗斯诽谤诋毁、搬弄是非并阴谋反对它……对获得解放的斯拉夫人来说，尤其令人愉快的是，向全世界宣扬他们是有教养的部族，有能力接受最高层次的欧洲文化，而俄罗斯——是野蛮的国家，阴暗的北方巨人，甚至不是纯粹的斯拉夫血统，是欧洲文明的迫害者和仇恨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事情不会止步于重复对俄罗斯恶意捏造的指控。在斯拉夫世界，西方民主的所有属性都会立即被热情地模仿：»他们当然会，从一开始就出现宪政管理、议会、负责任的部长、演说家、演讲。这将使他们极为欣慰和令其激动。他们将欣喜若狂地在巴黎和伦敦报纸上读到关于他们的电报，向全世界宣告，经过漫长的议会风暴，保加利亚的某届内阁终于倒台，由自由派多数组成了新的内阁，而他们的某位伊万·契夫特里克终于同意接受部长会议主席的公文包»。

这是否意味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放弃了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绝非如此。但他告诫不要对这一思想的早日实现抱有任何幻想。他警告说，斯拉夫人成熟到接受这一思想，将历经漫长的时间，经历历史漫长而痛苦的教训——»也许整整一个世纪»。起初只会出现个别理解»俄罗斯事业和伟大思想的全部伟大与全部神圣性»的人：»但这些人，尤其在最初，将出现在如此可悲的少数中，以至于将遭受嘲笑、仇恨乃至政治迫害»。而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本身，他将其归入那些»人类赖以生存的、最伟大的»思想之中，»若这些思想不再活在人类之中，人类便会僵化、残缺，在创伤和无力中死去»。

为使斯拉夫人最终认识到这一思想的救命性，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路，俄罗斯只需要一件事——始终在其对待斯拉夫人的政策中表现出完全的无私。俄罗斯越是坚定不移地在生活中贯彻这一原则，»日后，在世纪之交，百年之后，就越能确实地达到他们围绕自己的联合»。只有推行这样的政策，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才能胜利，并最终将斯拉夫人吸引到自己身边；起初在患难中将求助于她，而后，终有一天，所有人都将归来，依附于她，带着完全的、孩童般的信任。所有人都将回归故巢。»[74]

理论上探讨全斯拉夫统一的人们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在联合成同盟的情况下彼此——当时所说的»部族间»——交流的语言问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谈到了共同文学语言的问题，俄语被提出在斯拉夫土地上、后来也在俄罗斯境内，承担这一角色的候选。但在六十年代，以民间方言为基础的各自文学语言的形成过程，即便在斯拉夫人的小型民族群体中也已接近完成。对联合倡导者而言，议事日程上留下的只是部族间或外交交流语言的问题。斯拉夫大会上，对这种语言的需求以全部的尖锐性显现出来。为了提醒大会参与者他们出自同一摇篮、曾经说着同一语言，记者亚·加茨克在莫斯科的集会上用古斯拉夫语宣读了他的讲话[75]。但大会上发言的宾客们相互理解颇为困难——几个世纪以来，斯拉夫各方言之间已相去太远。

这给某些俄方大会参与者留下了沉重的印象，他们在斯拉夫人操持不同语言这一事实中，看到了通往泛斯拉夫主义思想道路上过于明显的障碍。费·伊·丘特切夫，如前所述，出席了在彼得堡与大会宾客的第一次隆重会面，在给伊·谢·阿克萨科夫（致莫斯科）的信中如此描述他对此的感受：»在第一次见面、第一次接触时感受到的，是共同语言的缺失。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事实，以某种出人意料的、令所有人震惊的开示爆发出来，所有人都感到莫名的尴尬——这种尴尬，祖先们在巴比伦塔倒塌的次日似乎也曾感受到。这才是制高点的关键，无论如何都必须占领它。我希望，你们在莫斯科将把全部努力都集中于此。»[76]掌握俄语对斯拉夫人而言，将是第二次语言天赋，丘特切夫认为。否则，为了克服彼此交流中的哑默，他们将不得不使用德国人的语言。

以人工方式创造泛斯拉夫共同语言的尝试，由克罗地亚人尤里·克里扎尼奇、斯洛文尼亚人扬·赫尔克尔和马蒂亚·玛雅尔、波兰人谢·鲍·兰德、俄罗斯人亚·费·吉利费尔金在不同时期先后为之，均未获成功。对这些尝试感到失望后，捷克人约·多布罗夫斯基致信斯洛文尼亚同行叶·科皮塔尔：斯拉夫共同语言的问题，与其说由科学院，不如说更可能由专制沙皇来解决[77]。斯拉夫土地上的泛斯拉夫主义者越来越频繁地谈到，俄语有可能转变为泛斯拉夫共同语言——它是最为丰富的语言，已创造出大量文艺和科学文献，且被最为众多的斯拉夫民族所使用。支持这一方案的，不仅有著名斯拉夫学者约·扬格曼、鲁·什图尔、约·胡尔班、卡·库兹马尼、米·波利特、亚·奥列什科维奇、彼·斯列季科维奇、亚·多布里扬斯基等人，还有牛津大学教授卡尔·阿贝尔。

在斯拉夫大会上，也有人呼吁赋予俄语全斯拉夫交流语言乃至全斯拉夫文学语言的地位（保加利亚人博戈罗夫和米·彼·波戈金）。这一问题在报道大会的俄罗斯媒体中引发了出乎意料的巨大反响。米·尼·卡特科夫在《莫斯科消息》上表态反对斯拉夫人以任何国家形式联合，但支持建立统一的全斯拉夫文学语言，并以俄语担当这一角色。卡特科夫认为，使用同一语言的交流将不自觉地越来越强地把斯拉夫人联结在一起。民主倾向的出版机构（《祖国纪事》）和自由主义倾向的出版机构（《声音》）对将俄语转变为全斯拉夫语的建议也表现出相当友善的态度。《声音》报列举了斯拉夫世界借此举所能获得的若干优势：其智识力量将得到增强；在俄语这片中性土壤上，斯拉夫人之间的纷争将趋于平息；在所有共同论坛上，将不再有翻译问题，也无需以欧洲语言交流；一条使独立斯拉夫国家有机体之间得以进行血液循环的动脉将被开辟；斯拉夫世界在欧洲书市上将拥有更为引人注目的呈现；学者和作家的视野将拓宽，他们所代表的将不是小国，而是整个斯拉夫世界。

达尼列夫斯基没有置身于这些争论之外。他以字面上仅仅一句话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此后，政治联合的必然果实将是共同语言，而这种语言除俄语之外别无他选；它应当获得应有的主导地位，以便在斯拉夫大家庭的所有成员之间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思想交流和相互文化影响»（第365页）。与卡特科夫不同，他将创建斯拉夫政治同盟这一长远任务放在首位。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俄语应当巩固其领先地位，而只有在此之后，它才会在建立的同盟中成为斯拉夫人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手段。

还应指出，尽管康·尼·列昂季耶夫将达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评价为天才发现，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对斯拉夫世界和»俄罗斯与斯拉夫主义»问题的看法，还是几乎完全遭到了他的否定。两位思想家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不同的政治取向，在于极端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不相容性。列昂季耶夫本人在1888年5月12日致亚·亚·亚历山德罗夫的信中对此作了很好的阐明。他高兴地告知，像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这样»渊博的历史学家»认可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却指出，这位历史学家同时没有看出《俄罗斯与欧洲》一书中与斯拉夫问题解决相关的那些弱点。这些弱点——按列昂季耶夫的看法，在所有斯拉夫派思想家——»从基列耶夫斯基到达尼列夫斯基»——身上都可以发现，源于他们都»或多或少是自由派，都或多或少反对俄罗斯的等级制，例如»。为了强调这种立场的不可接受性，列昂季耶夫颇为诚挚地指出了它与当局观点的不符：»但帕祖欣、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和国君本人，都支持等级制，支持特权和不平等的新形式。»因此，他将符合时代要求的主要任务视为：要»比达尼列夫斯基更大程度地将俄罗斯与十九世纪无等级的欧洲相区隔——后者在四五六十年代精神的影响下，在其书中说，俄罗斯’没有人想到等级制'»。对列昂季耶夫而言，社会中等级制度的存在意味着其多样性，因此：»等级制是力量的标志，也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

在列昂季耶夫看来，与斯拉夫世界的联合——这个世界在他看来已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欧洲影响的支配——将意味着无等级欧洲对俄罗斯破坏性影响的加强。因此，他虽然理解并意识到与斯拉夫主义的亲缘关系以及对其承担的某些义务，却将履行这些义务评价为令人不快的必要之举。他解释道：»需要一种独特的文化，而斯拉夫主义，或许，在这方面只是一种必要的恶。没有他们（斯拉夫人）不行，但在意识到这一点时，应当皱眉，而非微笑。»[78]

这一立场，他以或多或少坦率的方式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加以阐述，并在其中一篇文章中解释了它是如何在他那里形成的。他写道，他曾经是、现在仍是»我们那位如此出色的、悲哀地至今仍孤独伫立的思想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门生和热情追随者，后者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通过如此坚定而清晰地论证人类历史中文化类型更替的理论，迈出了俄罗斯科学和俄罗斯自我意识道路上如此伟大的一步»。但列昂季耶夫附带说明，他并不认同达尼列夫斯基对斯拉夫人的信念，尽管在担任驻君士坦丁堡俄罗斯领事的多年中，他与达尼列夫斯基一样，对其独特性寄予了过多的希望。»后来，甚至很快，»列昂季耶夫解释道，»我明白了，所有斯拉夫人——南方的和西方的——恰恰在这种对我如此珍贵的文化原创意义上，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只不过是不可避免的政治之恶，因为这些民族迄今以其’知识分子’的面目，除了最为庸俗普通的当代资产阶级之外，什么也没有给世界带来。»[79]因此，他断然拒绝达尼列夫斯基»轻信的斯拉夫主义热情»。

列昂季耶夫认为，欧洲文明在斯拉夫世界中的负面果实已相当显著，在俄罗斯与这一世界联合的情况下，对俄罗斯也过于危险。至少，他写道，»就我们目前对斯拉夫人——无论是奥属还是土属——的了解而言，他们全都是立宪主义者»。而列昂季耶夫认为西方的宪政自由是虚假而撒谎的，且与»俄罗斯部族政治生活所呈现出的那种国家形式»不相容[80]。他完全认同约·斯·穆勒的思想：西方以所谓»公众舆论»呈现的、被标榜为多数人意志表达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集体庸才或庸俗»的意见[81]。在西方的支配下，人类按列昂季耶夫的看法»正在接近团结平庸的理想»[82]，蔓延着»精神、趣味、风俗等的世界主义，而这丝毫不排除相互仇恨，也不排除各种激烈的斗争，甚至不排除类似近来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战争那样的流血冲突……»[83]欧洲文明的所有这些病疮已被带入斯拉夫世界，与之联合对俄罗斯是危险的——这是列昂季耶夫的基本思想，使他的立场有别于达尼列夫斯基的立场——后者以很大的希望看待斯拉夫世界。

像达尼列夫斯基一样拒绝建立统一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这»将是俄罗斯帝国灭亡的开始»），他认为斯拉夫同盟应当不过是一个具有共同防御、贸易和关税政策的邦联[84]。而达尼列夫斯基如所周知，更多地谈论联邦，尽管也不排除其他、不那么紧密的联合形式——视情形而定。

但与达尼列夫斯基不同，列昂季耶夫总体上认为联合的»部族»原则是有缺陷的，并以»教会建设»原则与之对立。在他看来，建立在东方基督教教会性原则基础上——即建立在拜占庭主义传统基础上——的联邦将更为牢固。他将希腊视为与俄罗斯并列的拜占庭教会原则的继承者。希腊人，按他的看法，»比拉丁人更早地创造了新的、明晰而复杂的世界性正统»[85]。因此，他对与当代希腊的精神联系的重视，远超过对与同族斯拉夫世界联盟的重视。如果这个东方联邦除斯拉夫国家外，还加入希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么列昂季耶夫认为，俄罗斯将与他们更为接近，并将抵御西南斯拉夫人的侵犯而保护他们。

俄罗斯人身上»半外来»的、主要是东方血统的混合比其他斯拉夫人更多，列昂季耶夫如此陈述，并称之为»幸运的组合»。此后他展开了一套纲领，其中已相当清晰地听得出未来欧亚主义的旋律。他写道：»需要相信拜占庭（东方）基督教（东正教）进一步的、新的发展，相信图兰血统混入我们俄罗斯血液的丰产性；部分地相信强硬而坚毅的德意志血液的东正教式渗入等等。我们斯拉夫人身上的生理混合越多，同时彼此之间的宗教统一性以及与西方的生活方式隔绝越强，越好，不是吗？»[86]以及：»俄罗斯永远面临的危险——在西方，难道她不该自然而然地在东方寻求和准备盟友吗？如果伊斯兰世界愿意成为这样的盟友，那就更好了。»[87]

可以理解，这些思想与达尼列夫斯基的斯拉夫纲领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自然，列昂季耶夫的思想在斯拉夫世界中没有获得正面的反响，也不可能获得。前面提到的匿名»海外斯拉夫人»不无讽刺地指出，列昂季耶夫关于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比与斯拉夫人更为相似的想法，并不新鲜，波兰人杜欣斯基在国外早已宣扬这些思想。他还指出，列昂季耶夫»对塞尔维亚人了解不多，对克罗地亚人和捷克人则全然不知»。如果列昂季耶夫连同其拜占庭主义在俄罗斯拥有»众多信徒或有影响力的政党，那么斯拉夫人的接近将是不可能的»，——»海外斯拉夫人»如此总结[88]。

尽管西方各国领导人、政治家、政治学家、记者、学者对泛斯拉夫主义总体上、对达尼列夫斯基的斯拉夫联合理论尤其发动了猛烈攻击，他的思想还是在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扎下了深根。这些思想继续存活，尽管屡次遭到现实本身的考验——斯拉夫人之间周期性爆发的纷争——时而在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时而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有时甚至发展到武装冲突。达尼列夫斯基一贯的支持者们在这种情况下毫不费力地发现了西方在这些冲突中的导演角色，并指出有必要将斯拉夫统一形成的进程，与达尼列夫斯基唯一在其中思考这一进程的历史时间的尺度相对照。确实，即便是康·尼·列昂季耶夫——对这一进程并不十分友善、但并不否认其现实性——也没有忘记提醒：»人类的生命以年计，民族和国家的生命以世纪计»，斯拉夫运动只是在经历其童年，斯拉夫联合的思想至少要过100—150年才能付诸实现[89]。

达尼列夫斯基的一位追随者于1913年，就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之间又一次冲突写道：»但莫斯科不也曾经攻打过特维尔、特维尔攻打过莫斯科吗？诺夫哥罗德不是与莫斯科人斗争，莫斯科人不是进攻过已广泛展开的诺夫哥罗德圣索菲亚的旗帜吗？然而即便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俄罗斯人民也没有停止成为一个整体，就像不久前的德意志人民在德意志普鲁士与同样是德意志的奥地利之战中，也没有停止成为一个整体一样。»[90]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斯拉夫人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展，在克服着多种多样、多层次的阻碍，斯拉夫联合支持者的人数不断增多。全斯拉夫联合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尤为明显地焕发了活力，这与奥匈帝国于1908年10月吞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有关，也与南方和西方斯拉夫人中间日益增长的、对德国新一轮侵略——»东进运动»——危险的感受有关。召开了数次斯拉夫大会——在布拉格（1908年）、在索菲亚（1910年），还有俄罗斯斯拉夫学会在彼得堡的大会（1909年）。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还召开了数次斯拉夫记者大会。

俄波关系大为改善。在国家杜马波兰议员团的参与下，俄罗斯和波兰人民寻求历史和解之路的工作得以进行。俄罗斯新斯拉夫主义者队伍中某些极右派的立场有所软化。甚至谢·费·沙拉波夫也作为亲波兰主义者出场，要求给予波兰自治权。有人追忆亚·密茨凯维奇的话：当波兰人忘记过去的创伤时，在世界上与谁都不如与俄罗斯人感到如此亲近和亲切[91]。

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斯拉夫人中俄罗斯以外的那部分处于被奴役地位，而将他们分成了相互厮杀的两个阵营。但最终，许多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独立和国家性。

然而斯拉夫联合的思想再次进入严峻考验的时期。俄罗斯不再是全斯拉夫运动的中心，而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与斯拉夫联合思想相敌对的——的中心。这一思想只在若干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流亡圈中得以保存。它遭受着来自两侧的冲击——来自单一世界（西方）文明意识形态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即来自西方和东方。只是为了躲避法西斯主义，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才在短暂的时间内允许斯拉夫联合的救命力量登上世界舞台。苏联和美国的数千人斯拉夫集会，推动了国际全斯拉夫委员会的成立，该委员会在战争条件下组织了各民族斯拉夫委员会的实际行动。斯拉夫各民族——尤其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在粉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中所作的决定性贡献众所周知（战争年代遇难者的逾四分之三是斯拉夫人）。然而，斯拉夫运动战后被阻塞了许多年——它对双方来说都是障碍。

注释

尼·帕·巴尔索夫。《斯拉夫问题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献给斯拉夫主义的朋友们）。维尔纳，1867年。第7、8页。
亚·尼·雷平。《过去与现在的泛斯拉夫主义》。第2版。莫斯科，1913年。第48页。
鲁·什图尔。《斯拉夫世界与未来世界。从多瑙河畔致斯拉夫人的信》。圣彼得堡，1909年。第1、141页。
根据章程，斯拉夫学讲席名称为»斯拉夫方言史与文学讲席»。最初设于莫斯科、彼得堡和喀山大学，稍后设于哈尔科夫和新俄罗斯（敖德萨）大学。二十世纪初，此类讲席已设于八所大学。斯拉夫学还在若干历史-语文学系、神学院和俄罗斯最大城市的高等女子进修班讲授。
亚·尼·雷平。《过去与现在的泛斯拉夫主义》。第170页。
谢·亚·尼基京。《〈斯拉夫文集〉导言》。莫斯科，1848年。第7页。
参见：利·伊·纳罗奇尼茨卡娅。《俄罗斯与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1875—1878》。莫斯科，1979年。第24—32页。
彼·亚·库拉科夫斯基。《俄罗斯斯拉夫学会的兴起及其彼得堡第一次大会的意义》。载《斯拉夫消息》，1909年，第5期，第630页。1917年十月革命后，斯拉夫慈善学会的活动被中止。斯拉夫学的科学工作也被收缩，若干主要斯拉夫学家遭到镇压（参见：亚·尼·戈里亚伊诺夫。《斯拉夫学家——1920—1940年代镇压的受害者。苏联科学史上的若干未知页面》。载《苏联斯拉夫学》，莫斯科，1990年，第2期）。仅在卫国战争期间，»为寻找天然盟友»（参见：《十九至二十世纪的斯拉夫大会》，莫斯科，1994年，第129页），于1941年8月10—11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一次全斯拉夫集会，会上成立了全斯拉夫委员会，该委员会展开了广泛的鼓动宣传工作，以团结斯拉夫人共同抗击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该委员会的机关刊物——《斯拉夫人》杂志开始出版。战后，于1946年12月8日至11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一次斯拉夫大会。南斯拉夫退出社会主义阵营后，原定于1948年召开的下一次大会未能举行，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停止。苏联科学院斯拉夫学研究所于1934年遭到解散，作为历史研究所内斯拉夫学中心在卫国战争前夕才得以恢复，而作为独立研究所则迟至1968年。
彼·亚·库拉科夫斯基。前引书。第624页。
《1867年5月全俄民族志展览会与斯拉夫大会》。莫斯科，1867年。第5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斯拉夫大会》。载《斯拉夫文集》。莫斯科，1948年。第18页。
同上。
亚·尼·雷平。前引书。第36—37页。
谢·亚·尼基京。《1858—1876年俄罗斯的斯拉夫委员会》。莫斯科，1960年。第45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斯拉夫大会》。第34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其原因与意义》。莫斯科，1867年。第15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125—126页。显然指举行宴会款待宾客的亭阁。
《1867年5月全俄民族志展览会与斯拉夫大会》。第107—108页。
尼·谢·基尼亚皮娜。《十九世纪下半叶俄罗斯的对外政策》。莫斯科，1974年。第37页。
同上。第58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斯拉夫大会》。第21—22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44页。
伊·谢·帕利莫夫。《彼拉通·安德烈耶维奇·库拉科夫斯基与彼得格勒斯拉夫慈善学会》。载《纪念彼·亚·库拉科夫斯基》。彼得格勒，1915年。第22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33—34页。
《全俄民族志展览会》。第198—199页。
尼·谢·基尼亚皮娜。前引书。第54页。
伊·谢·阿克萨科夫。《著作集》。第1卷。第148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42页。
同上。第39、61页。
费·伊·丘特切夫。《诗歌。书信》。莫斯科，1986年。第236—237页。
同上。第239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70页。
同上。第88页。
同上。第91页。
同上。第三页（罗马数字）。
同上。第十一页（罗马数字）。
同上。第三页（罗马数字）。
亚·尼·雷平。《过去与现在的泛斯拉夫主义》。第170—171页。
参见：尼·伊·齐姆巴耶夫。《伊·谢·阿克萨科夫在后改革时期俄罗斯的社会生活中》。莫斯科，1978年。第173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的斯拉夫委员会》。第245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38页。
同上。第104、105页。
同上。第134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斯拉夫大会》。第46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140页。
瓦·瓦·曾科夫斯基。《俄罗斯思想家与欧洲》。第122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120。卷宗8。第11叶。
亚·尼·雷平。前引书。第75页。
同上。第153页。
同上。第149页。
同上。第173页。
费·伊·丘特切夫。《诗歌。书信》。莫斯科，1986年。第254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胜者的悲哀。政治文章》。莫斯科，1998年。第56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六卷。列宁格勒，1984年。第85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同上。第54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九卷。第1册。列宁格勒，1986年。第147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六卷。第84—85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同上。第113页。
亚·尼·雷平。前引书。第173页。
同上。第176、189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121页。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六卷。第85页。
《俄罗斯第一次全斯拉夫大会》。第66页。
费·伊·丘特切夫。《诗歌。书信》。莫斯科，1986年。第207页。
据某些史料，存在着一个»康斯坦丁计划»，旨在建立两个对俄罗斯友好的斯拉夫»帝国»——西部的和南部的。关于这一点，参见：谢·亚·尼基京。《1858—1876年俄罗斯的斯拉夫委员会》。莫斯科，1960年。第196页。
《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学会通报》，1886年，第7—8期，第292页。捷克斯拉夫学家伊·伊·佩尔沃利夫也于1872年1月在致亚·亚·迈科夫的信中谈及了由于审查而无法撰文讨论斯拉夫联邦的问题：»在奥地利（我想，在俄罗斯也一样）写关于它的文章极为不便。如果你在报纸上哪怕稍加暗示，也难逃检察官和警察……»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452。卷宗319。第1叶。
同上。第299页。
同上。第295页。塞尔维亚神甫德·约万诺夫1879年致亚·亚·迈科夫的信中写道，达尼列夫斯基的著作»备受推崇»，有助于»我们的问题»。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452。目录1。卷宗333。第1叶。
同上。第294页。
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普希金之家）手稿部。卷宗24866。第2叶。
《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学会通报》，1886年，第7—8期，第302页。
同上。第305页。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全宗452。目录1。卷宗246。第1叶。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二十六卷。第78—81页。
《全俄民族志展览会》。第305页。
谢·亚·尼基京。《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斯拉夫大会》。第66页。
彼·亚·库拉科夫斯基。《过去与现在的波兰问题》。圣彼得堡，1907年。第37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精选书信》。第362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5卷。圣彼得堡，1912年。第108页。
同上。第15、16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精选书信》。第461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348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6卷。莫斯科，1912年。第199页。指1885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5卷。第12、15、18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332页。
同上。第323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5卷。第28页。
《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学会通报》，1886年，第7—8期，第292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348、297页。
亚·尼·西罗季宁。《俄罗斯与斯拉夫人》。圣彼得堡，1913年。第5页。
同上。第6页。

结语

承认尼古拉·雅科夫列维奇·达尼列夫斯基是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历史进程研究中文明方法的奠基人，这一过程进展缓慢，但坚定不移。这种认可的增长，并非以年、甚至以十年来计算，而更多是以世纪来衡量，仿佛是在嵌入他所运用的那个历史时间的脉络之中——他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揭示和分析着人类及其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规律。

在十九世纪，了解他的只是俄罗斯一小圈学者、政论家和作家，而真正承认他的则寥寥无几，尽管这»寥寥无几»分量颇重：尼·尼·斯特拉霍夫、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尼·托尔斯泰、康·尼·列昂季耶夫、瓦·瓦·罗扎诺夫。在二十世纪，他的声誉跨越了俄罗斯的边界。他关于人类历史的思想体系被德国人奥·斯宾格勒、英国人阿·汤因比、美国社会学创始人俄国流亡者彼·亚·索罗金所继承和发展。

在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历史中，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始终被斥为反动的、意识形态上有害的，因为它与关于社会形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相悖，破坏了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理论。这些载入《苏联大百科全书》及各类百科词典和参考书的通行评价，在学者研究俄罗斯哲学、社会学和史学史的著作中也不得不遵循。尽管其中许多人知道，在西方，学界对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的科学兴趣与日俱增，该书已被译成法文、德文和英文，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瑞士的学者不仅将达尼列夫斯基的观点写入学术文章，还写入专著的若干章节乃至整部专著。七八十年代，苏联学者也开始更频繁地提及达尼列夫斯基及其著作，甚至出现了分析其思想的第一批论文（苏尔塔诺夫·卡·瓦·《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哲学社会学体系及其在当代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诠释》，博士论文摘要，列宁格勒，1975年）。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谈论达尼列夫斯基的背景，是揭批关于历史进程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对达尼列夫斯基观点的详细转述——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比例行的揭批更为深刻。

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随着国家的根本性变革，对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尤其是对研究历史进程的社会形态方法的不满开始越来越多地被表达出来。苏联历史哲学中最早呼吁将历史学家的思想从历史进程的»简化图式»即社会形态更替中解放出来的人之一，是亚·雅·古列维奇。他有充分根据地指出，»沉浸于对这个或那个社会之社会形态特征的探寻，我们忽视了历史现实中那些被’文化’和’文明’概念所涵盖的方面，这’不过是对历史进程本质——人的历史——的无视'»[1]。几乎与亚·雅·古列维奇同时，历史学家米·亚·巴尔格在其最后几部著作中也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社会形态阐释的不满，他特别强调，在社会形态历史解释的视野之外，»留下了大量历史现象、机构和进程»。相反，文明方法，他指出，»首次开辟了建构真正历史学方法论的可能性，这一方法论将使我们能够在社会史中区分的，不仅是社会集团与阶级的对立，还有他们在全民族价值基础上相互作用的领域；不仅是社会拮抗的表现，也有社会文化共识的领域；不仅是断裂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有延续性在其中的作用；不仅是自下而上的革命作用，也有从内容上说具有革命意义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作用»。米·亚·巴尔格公正地将推动史学实践走向文明方法的重要因素之一，视为迫切的»研究历史上如此清晰呈现的社会历史区域多样性的必要性»。他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比较历史研究程序的重要性，称其»通向世界历史进程的新分期»[2]。

亚·亚·伊斯肯杰罗夫也对社会形态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同样指出了以文明视角审视人类历史的若干具体优势。在他看来，文明方法使人能够在历史进程中把握一个比社会经济形态在时间上更宽广、更为稳定的范畴。在描述这一范畴的特征时，作者列举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赋予文化历史类型的那些特征，例如»语言、一个民族所居住的领土、自然条件、宗教、风俗习惯、传统制度、社会精神面貌、国家性、个人对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与地位，等等»。这一清单中所包含的精神道德价值观，亚·亚·伊斯肯杰罗夫完全公正地认为»高于任何阶级利益和党派偏好»，是»整个社会利益的表达»。他还认为，文明方法在研究历史中的价值，也体现在运用这一方法时，»恰恰是人被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3]。

总之，在对承诺以共产主义形态——人间的人造天堂——为人类进步加冕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模式进行尖锐批判的氛围中，越来越多的声音提出，有必要以多元的文明体系来取代这一模式。»正是文明方法，»例如叶·谢·特罗伊茨基写道，»被召唤来填补马克思列宁主义崩溃、庸俗唯物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权威丧失之后，在俄罗斯社会科学中形成的理论真空»[4]。

然而，在若干作者关于文明方法优越性的文章中，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作为其发现者的名字执拗地未被提及——而作为其作者所指出的，是奥·斯宾格勒和阿·汤因比，即在达尼列夫斯基七八十年后才转向这一方法的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某些研究者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俄罗斯学者在发展新历史哲学体系方面的优先地位。对他们来说，任何发现只有在»文明的»西方获得专利后才算真实。毫无疑问，某些研究者在政治问题上与达尼列夫斯基的分歧，也妨碍了他们的客观态度：达尼列夫斯基关于为保护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而必须实现斯拉夫世界联合的思想，令他们如此厌恶，以至于他们无法承认他在发展和论证文明方法方面的首创地位。

尽管如此，近来越来越多的主张在历史科学中运用文明方法的学者，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称为其发现者。这一认定在一系列科学著作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部写道：»达尼列夫斯基以创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而享誉盛名，这一理论是奥·斯宾格勒、阿·汤因比局部文明概念的先驱。»[5]另一位作者写道：»达尼列夫斯基在确立和发展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方面的贡献是巨大而无可争辩的，他的观点大大超前于奥·斯宾格勒和阿·汤因比的结论。»[6]第三位证言：»正是达尼列夫斯基，早在汤因比之前就从科学上发展了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每一种类型都具有独特的性格。»[7]而对于那些倾向于只将西方视为科学唯一权威的人，研究者瓦·米·哈恰图梁提醒说，»在西方（为我所加着重。——鲍·巴）史学界，《俄罗斯与欧洲》的作者理所当然地被称为奥·斯宾格勒和阿·汤因比的直接先驱»[8]。

如今，几乎没有人敢于公开为弗·谢·索洛维约夫关于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从格·吕克尔特那里借鉴文化历史类型理论的版本辩护了。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对西方科学权威的崇拜在这里也发挥了其作用。在阐述弗·谢·索洛维约夫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时，不得不考虑到一个对某些研究者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然而»：»然而，一位最重要的达尼列夫斯基西方研究者——尔·麦克马斯特认为，弗·谢·索洛维约夫所坚持的观点缺乏根据。»[9]显然，瓦·米·哈恰图梁正是向这类依附于西方的学者传达了这一评论——从她文章的内容判断，她即便没有尔·麦克马斯特的论据，也对达尼列夫斯基思想的独创性深信不疑，并提出了自己无可辩驳的论据来支持这一点。

今天，对俄罗斯和整个斯拉夫世界而言，变得同样重要和具有现实意义的，不仅是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在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中所发展的历史哲学概念，还有政治学概念。达尼列夫斯基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他关于在全世界强制推行统一西欧文化之危险性的判断，在今天听来比在他的时代更为切中时弊。因为按照西方标准对文化进行的平均化、普遍化进程，借助电子大众传媒的新能力，已获得了真正全球性的规模和整体性的特征。许多学者、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对这种按西方代用品模式对民族文化进行标准化的进程，以忧虑的笔触加以描述。

当代杰出的俄罗斯思想家亚·亚·齐诺维耶夫，在西方生活多年，对其的了解并非仅从商店橱窗中获得，他在其最后几部著作之一中警告读者：»西方化是西方将其他国家按照自身的社会制度、经济、政治体系、意识形态、心理和文化加以塑造的努力。在意识形态上，这被描绘为西方的人道主义、无私的和解放的使命——西方代表着文明发展的顶点和一切可以想象的美德的集中体现……但西方化的真实本质与此毫无共同之处。西方化的目的，是使既定目标对象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失去独立发展的能力，被纳入西方的影响范围，而且不是作为平等而同等强大的伙伴，而是作为卫星国，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新型殖民地。»在对一个国家实施西方化时，亚·亚·齐诺维耶夫说，西方力图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该国的生活基础、社会组织、管理体系、意识形态和民众精神面貌。为此，它采用一套经过精心研发和多次验证的战术。其组成部分包括：»使准备被西方化的国家的一切主要社会制度属性丧失信誉。使其不稳定。助推经济、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危机。将该国人口分裂成相互敌对的群体，使其原子化，支持任何反对运动，收买知识精英和特权阶层。与此同时，宣传西方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激起被西方化国家民众对西方丰裕的嫉妒。制造幻觉，仿佛这种丰裕也是他们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的——只要他们的国家走上按西方模式改造的道路。用西方社会的恶习感染他们，将恶习描绘成美德、描绘成真正个人自由的体现。向被西方化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其程度以有助于破坏其经济、在该国产生寄生性、并为西方树立无私救世主的声誉为限——援助其摆脱其旧日生活方式之痼疾。»按亚·亚·齐诺维耶夫的观察，西方在推行的狭义文化，已成为资本主义商业的领域：»市场价格取代了美学评价……新文化的创造者主体，是中等智识和创造能力的人。其创新是虚幻的、肤浅的、琐碎的。这基本上是平庸之人的文化，也是为平庸之人所创造的……被公众承认为天才和天才级人物的大多数文化活动家，实际上只不过是对天才的模仿，被大众传媒过分地吹捧。»[10]

所有这些观察，完全契合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概念与预言。当今世界的新现象，只是西方化的领导权已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罗马日耳曼文化历史类型在其文明发展阶段上的直接继承者。西方化获得了美国化的性质。全球化的思想、统一世界秩序的思想，正是由欧洲产生、转移到了美国。美国连同欧洲正竭力将其付诸实践。正是在美国，某些意识形态家现在——显然以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为基础，却只是为了将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发展的念头扼杀于萌芽状态——谈论有必要»摧毁俄罗斯的文明密码»，以西方的密码取而代之，将在共产主义覆灭后在俄罗斯粉碎东正教也列为任务（兹·布热津斯基）。

文化按欧美模式普遍化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他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发表了两篇臭名昭著的文章：《历史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对他而言，美国模式是世界（欧洲）文化的最高成就。在他的设想中，这种文化已经在世界所有主要国家取得了胜利。他目前看到的唯一抵抗据点——注定要被压制的——是中国。福山是世界主义、美国主导的统一世界秩序的鼓吹者。在他看来，这一世界秩序已没有任何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他在世界已发生的事件中，看到的不只是冷战的终结或战后历史的又一个时期，而是历史本身的终结——以普世西方»自由民主»作为最终政府形式在全球胜利为顶冠的历史之终结。他不只是主张»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胜利，而是主张»全人类国家»的胜利——其楷模对他来说是美国。

在所有这些»新的»历史哲学建构中，清晰可见的仍是同一种将历史视为单线进程的美国-欧洲中心主义方法。其中没有任何其他文明的位置，除了西欧文明以其»最高»——美国——表现形式之外。当然，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也没有位置。不仅如此，正如达尼列夫斯基时代一样，尽管存在内部种种分歧和暂时的摩擦，西方始终表现出在对俄罗斯和斯拉夫世界公开或隐蔽的敌意上的稳定一致性。当代事实，如尼·亚·纳罗奇尼茨卡娅所指出的，证明了»西方对俄罗斯的又一次骇人听闻的背叛，令人惊异地令人想起1917年对她如同掠夺物加以瓜分的那种态度»[11]。

因此，近来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高度评价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所宣告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原则——这些原则事实上已»在整个文明世界被接受»，但按照西方双重标准，却被冠上了»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罪名加诸于俄罗斯——这些原则就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和清醒的务实主义。»外交政策概念的基础只能是国家利益的思想，»同一位研究者如此写道，总结着俄罗斯当前形成中的国际地位[12]。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关于全斯拉夫联合对俄罗斯和所有斯拉夫人的命运攸关意义、以及西方对这一联合的千方百计阻挠的思想，也获得了新的印证。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正在经历新的严峻考验。斯拉夫世界中正在发生的戏剧性事件的含义，被塞尔维亚哲学家德拉戈什·卡拉伊奇在其文章《斯拉夫人：联合还是毁灭》中作了很好的揭示。作者以悲痛之情揭示了斯拉夫世界中分裂进程的加剧，这完全符合»新世界秩序»的利益——其代理人如今已公开鼓励和挑拨»兄弟相残的战争»，这些战争是因社会主义时代随意划定的边界而引发的。作者公正地指出，斯拉夫人面临着新的奴役威胁——西方正借助»债务经济»、借助宣传其大众伪文化中的»普世价值»、依托斯拉夫国家内部的反民族、反斯拉夫知识分子阶层，将他们推入这一境地。德拉戈什·卡拉伊奇强调，斯拉夫国家中的世界主义代理人，身处权力结构之中、掌握大众传播媒介，竭尽所能»阻挠斯拉夫各民族建立文化政治、军事和经济同盟的努力»，并»离间他们，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他们相互挑拨，因为那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逐一或全体）沦为’新世界秩序’主人的奴隶»。卡拉伊奇指出，反斯拉夫和恐俄势力在斯拉夫世界中的破坏性、颠覆性工作，首先通过他们在所有斯拉夫国家——包括俄罗斯——占领的电视频道进行，他建议从占领»电子天空»开始，重振斯拉夫独立与团结。

作者强调，西方对斯拉夫国家联盟的极度畏惧，并非出于对其军事威胁的恐惧，恰恰是因为一块肥肉将从其新殖民主义经济利益和盘算的范围内溜走——因为，一旦以任何形式实现联盟联合，斯拉夫内部市场在其基础上便可能具有足够的自给能力，以保障斯拉夫国家的独立。德拉戈什·卡拉伊奇呼吁斯拉夫各民族，在保留各自国家性的同时，建立一个斯拉夫国家联盟，作为叠加在其国家架构骨架之上的上层建筑，以抵御外部威胁。他还呼吁斯拉夫各民族效仿日本的榜样——日本成功地将最现代化的经济与本民族独特的精神基础相结合，从而使其成为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经济竞争对手[13]。

为了将全斯拉夫联合的思想付诸实现，时至今日，斯拉夫世界的宗教纷争仍是重大障碍，这一纷争在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与信奉天主教的斯拉夫人之间依然特别明显。尽管达尼列夫斯基严格笃信东正教，在教会教义问题上、尤其是就其激进传教主义而批评天主教，但他并不是纯东正教斯拉夫联邦的支持者。他的全斯拉夫联邦模式在平等基础上同时包含了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他在全斯拉夫同盟中设想了绝对的宗教宽容，同时不包含任何一方任何形式的传教主义表现。并非偶然，他写到了波兰参与斯拉夫同盟的可取性，而且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方面的条件。他甚至为天主教匈牙利在这一联邦中找到了位置。并非偶然，达尼列夫斯基在竭力说服斯拉夫人，使其相信他们对俄罗斯可能表现出的»权力欲»的担忧是多余的时，援引了芬兰在俄罗斯帝国框架内的地位为例——芬兰人的路德教信仰在那里没有遭受任何歧视，而且，如鲍·尼·契切林所证言的，那时那里»人们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对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制度感到满意，感谢俄罗斯君主保护他们的仁慈之手»[14]。

当前斯拉夫世界中的戏剧性局面——许多斯拉夫国家争相涌入北约这一反俄方向易于辨认的军事同盟——使达尼列夫斯基关于斯拉夫统一的救赎可能性的某些支持者陷入沮丧。其中一些人已准备认同那些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些想法不可实现、是乌托邦的人的观点。但不能不注意到，对这些疑问更易产生的，往往是那些从事当今外交政策和地缘政治问题研究的人。这些人的思维中，情境性方法占主导。而达尼列夫斯基所运用的是历史时间的尺度，以世纪和千年的规模进行思考。他看到，在意大利各部落和土地联合为统一国家之前，经历了四个世纪；俄罗斯各公国花了数个世纪才联合为统一的莫斯科王国，而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日耳曼各部落和土地走向联合的道路同样漫长而艰辛。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在通往融合的漫长历史道路上，上述各民族经历了不少骨肉相残的武装冲突乃至血腥战争。只需回想俄罗斯诸侯国的内讧，以及特维尔或诺夫哥罗德与莫斯科的敌对即可。沉浸于某一历史过去时期或当今时日外交政策事件的人们，难以接受达尼列夫斯基建立在数百年观察基础上、并为同样规模的未来时间所设计的远见。

一些研究者和读者如今倾向于认为，东正教泛斯拉夫主义的支持者更为正确，认为其理想更为现实和可实现。但同样的当今事件表明，在某些历史情境下，东正教也无法保证斯拉夫各民族牢固的团结。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也急着加入北约，而乌克兰的东正教教会由于对东正教俄罗斯的不同态度、在狭隘民族主义分裂主义诱惑的土壤上，遭受了分裂。

这些事件难道没有印证达尼列夫斯基的结论：通向斯拉夫主义所必需的联合统一之路，在于斯拉夫人认识到其共同部族利益——为保存自身特殊的文化历史类型——在于在每一个斯拉夫民族中大力发展斯拉夫自我意识？也许，作为斯拉夫国家联盟基础的斯拉夫自我意识，确实比宗教分歧和争论更为重要，甚至有能力以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和在完全没有激进传教主义的情况下，更快地消弭和彻底平息这些分歧？

斯拉夫世界至今仍太年轻。几乎所有斯拉夫民族，除俄罗斯人（包括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之外，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获得了自己的国家性，然而二十年后又再次失去。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巩固了自己的国家性。在这整段时间里，无疑，他们不仅是民族自我意识，也是斯拉夫自我意识在增长——尤其是在文化接触和民间外交的背景下。不能排除，融入北约和欧盟及其不可避免的后果——对西方经济枷锁的加深、政治独立的丧失、民族文化被西方代用品所取代——终将在斯拉夫国家中引发民族自我意识的新一轮高涨和相互吸引的加强。不能忘记，正是在斯拉夫土地被德国人、奥地利人、意大利人统治期间类似的西方化压力，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引发了斯拉夫复兴的浪潮。因此，西方和南方斯拉夫人已溶化于欧洲文明、彻底丧失了其斯拉夫独特性、斯拉夫文化历史类型只在»俄罗斯文明»中得以实现这一阴郁假设，或许会再次被证明是站不住脚的。届时，那些认为达尼列夫斯基的希望不会被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所扑灭——而这种形势在历史时间的尺度上确实只是瞬息，即便持续数年——的人，将被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斯拉夫世界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瞬息形势，然而它们随后被相反的趋势所取代。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历史哲学思想对俄罗斯历史科学的影响，被1917年的十月革命人为地中断了。但从谢·米·索洛维约夫到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这一时期俄罗斯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康·尼·别斯图热夫-柳明，不仅将他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视为最伟大的科学发现，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它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一点体现在例如他的《俄罗斯历史讲义》中，他在那里确立了»不存在唯一的救赎性的、永恒的文明»。历史学家米·奥·科雅洛维奇也高度评价了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并在相当程度上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著作《俄罗斯自我意识史》（第一版，圣彼得堡，1884年）。这一理论无疑对杰出的俄罗斯斯拉夫学历史学家弗·伊·拉曼斯基及其众多弟子产生了影响。最后，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伊·亚·林尼琴科在1911年5月14日就瓦·奥·克柳切夫斯基逝世发表的讲话中宣告，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其历史观点上»最接近达尼列夫斯基的理论»[15]。为此他援引了克柳切夫斯基《俄罗斯历史教程》中的论断，如：»文化-文明——是这个或那个民族的成熟程度»；»历史舞台上民族的不间断更替（他们共同书写了世界历史）»；»由于人类地球上存在的条件，人类本性无论在个人身上还是在整个民族身上，都不是一下子全部显现出来，而是部分地和断断续续地，服从于地点和时间的情势»[16]。在当今后共产主义条件下，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在俄罗斯历史学家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文明方法在实际研究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这一点由全史研究所自1991年起定期出版的《文明》论文集所证实。

在达尼列夫斯基去世后的许多年里，一些科学著作和各类百科参考书的作者，无可争辩地将他归入斯拉夫派或新斯拉夫派。对此贡献良多的，是彼·尼·米柳科夫的小册子《斯拉夫主义的解体：达尼列夫斯基、列昂季耶夫、弗·索洛维约夫》（莫斯科，1893年），其中三位被提及的俄罗斯思想家全被列入斯拉夫主义思想解体时代的斯拉夫派。首先应当指出，许多俄罗斯思想家在后来思考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进程时，都得出结论：根本不可能谈论斯拉夫主义的»解体»，俄罗斯注定要因其地缘、地理政治地位和斯拉夫世界归属而永远进行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间的争论。康·尼·列昂季耶夫甚至认为，斯拉夫主义不仅没有解体，而且尚处于»童年»[17]。而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无疑是就彼·尼·米柳科夫上述小册子而言——在其《日记》中写道：»斯拉夫主义的解体——解体者身上有股气味。»[18]

米柳科夫未被这一事实所困扰：达尼列夫斯基在其书中论及斯拉夫主义时，不仅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而且在几个相当重要的问题上，还明确与之划清界限。斯拉夫主义的来源之一是德国哲学，这在达尼列夫斯基眼中显然不是正面因素。达尼列夫斯基认为斯拉夫派的弱点在于他们相信»仿佛斯拉夫人注定要解决全人类的任务»。而按达尼列夫斯基的看法，这样的任务»根本不存在»（第98页）。

后来，俄罗斯和外国的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同意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简单归类为斯拉夫派。例如，瓦·瓦·曾科夫斯基、尼·亚·别尔嘉耶夫、美国人德·塔登、当代俄罗斯学者：亚·亚·加拉克季昂诺夫、利·尔·阿夫杰耶娃、谢·伊·巴若夫等，均持此立场。关于达尼列夫斯基立场与斯拉夫主义之间差异的详尽而充分论证的阐述，可见于尼·伊·齐姆巴耶夫的专著《斯拉夫主义》。该作者所指出的五个差异点中，只有第四点存在争议——根据该点，达尼列夫斯基无端被宣称为六十年代改革的反对者，这甚至与《俄罗斯与欧洲》一书的内容相悖。

康·尼·列昂季耶夫——彼·尼·米柳科夫同样毫无保留地将其划入»解体的斯拉夫派»之列，而尼·亚·别尔嘉耶夫则称其为»反斯拉夫派»——也指出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斯拉夫派的本质区别。而对于将他本人、即列昂季耶夫的观点强塞进某种社会思想方向的普洛克鲁斯忒斯之床的企图，他回答说，在他身上»斯拉夫派与达尼列夫斯基、卡特科夫和赫尔岑，甚至部分地与索洛维约夫和解了»[19]。笔者认为，在评价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时，也不宜不惜一切地将他推入某个传统社会学范畴。他的社会政治立场只能大致被评价为温和的自由保守主义。而总体上，大可满足于一位研究者的评价，他将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简单地定义为»俄罗斯科学的天才»[20]。

围绕达尼列夫斯基名字的沉默之墙，正在俄罗斯迅速倒塌。对他、对其百科全书式的学识、对其科学贡献，开始予以应有肯定的，不仅有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鱼类学家等，也有广大文化公众，而且不仅在首都，在外省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与他生平和辞世相关的地方。自1994年起，克里米亚每年举行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及其科学遗产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1996年5月，当地的热忱人士修复了他在姆沙特卡的墓地——该墓地在三十年代被推土机铲平、浇筑沥青作为少先队操场。一年后，1997年5月，在其墓旁为未来教堂奠基——以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俄罗斯思想家。1997年12月10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诞辰175周年纪念日，在其墓前举行了祈祷，克里米亚举办了多项公众活动，并设立了以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命名的奖项，首批致力于恢复其历史记忆的热忱人士获得了这一奖项[21]。在利佩茨克州，也举行了纪念这一历史性日期的庆典活动，因为该学者的出生地奥别列茨自1954年起从奥廖尔州划归利佩茨克州。1998年3月17日，在莫斯科俄罗斯文化基金会的场所，举办了纪念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晚会。晚会上，研究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科学创作的著名学者发表了讲话，他的曾孙女——瓦连京娜·雅科夫列夫娜·达尼利钦科也出席了晚会。

我们希望，这只是永久纪念俄罗斯科学天才的第一步。

注释

亚·雅·古列维奇。《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现实》。载《哲学问题》，1990年，第11期，第34—55页。
米·亚·巴尔格。《历史的文明方法：对时势的迎合还是科学的要求？》。载《文明》，莫斯科，1993年，第2辑，第15、17页。亦见其：《关于»文明»范畴》。载《新史与现代史》，1990年，第5期。
亚·亚·伊斯肯杰罗夫。《二十一世纪门槛上的历史科学》。载《历史问题》，莫斯科，1996年，第17、18页。
叶·谢·特罗伊茨基。《〈俄罗斯文明与公教性〉论文集》前言。莫斯科，1994年，第7页。
亚·埃·马亚库诺夫。《达尼列夫斯基著作中俄罗斯的民族国家问题》，博士论文摘要，圣彼得堡大学，1994年，第74页。
瓦·米·涅多希文。《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俄罗斯与欧洲〉。关于斯拉夫主义的历史和理论》。载《祖国哲学：经验、问题、取向、研究》，莫斯科，1990年，第5辑，第134页。
奥·亚·普拉托诺夫。《俄罗斯文明》。莫斯科，1995年，第4页。
瓦·米·哈恰图梁。《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弗·谢·索洛维约夫关于世界历史进程与局部文明》。载《文明》，莫斯科，1993年，第2辑，第168页。
瓦·米·哈恰图梁。《尼·雅·达尼列夫斯基、欧洲文明与俄罗斯》。载《欧洲年鉴：历史、传统、文化》，莫斯科，1992年，第65页。
亚·亚·齐诺维耶夫。《西方：西方化现象》。莫斯科，1995年，第416—419、320页。
尼·亚·纳罗奇尼茨卡娅。《俄罗斯与欧洲：历史哲学与地缘政治方法》。载《俄罗斯与欧洲未来格局》，莫斯科，1995年，第116页。
同上。第109页。
德拉戈什·卡拉伊奇。《斯拉夫人：联合还是毁灭》。载《斯拉夫人》，莫斯科，1992年，第33—36页。亦见其：《第三次世界大战》，莫斯科，1996年。
鲍·尼·契切林。《二十世纪前夕的俄罗斯》。柏林，1901年，第111—112页。
伊·亚·林尼琴科。《瓦西里·奥西波维奇·克柳切夫斯基》。敖德萨，1911年，第6页。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九卷著作集》。莫斯科，1987年，第1卷，第34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著作集》。第7卷，第297页。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前引书。莫斯科，1990年，第9卷，第398页。
康·尼·列昂季耶夫。《精选书信》。第73、585页。
叶·谢·特罗伊茨基。前引书。第6页。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家族的历史根源》。载《历史报》，1998年1月，第5页。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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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славян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мени Николая Яковлевича Данилевского

鲍·彼·巴卢耶夫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Балуев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巴卢耶夫

《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

第二版，修订增补本。

本书出版得到地区社会基金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殉道者与信仰告白者纪念»的参与支持。

责任编辑：诺维科娃格·瓦·

美术设计：诺维科夫尼·米·

ISBN 5-8109-0017-8

© 鲍·彼·巴卢耶夫，2001年。

© 地区社会基金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殉道者与信仰告白者纪念»，2001年。

© 尼·米·诺维科夫，装帧设计，2001年。

本专著出自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科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之手，作者著有多部关于俄国新闻史、社会思想史与史学编纂史的著作。

专著第一版于1999年出版，第二版修订增补版之所以付梓，是因为达尼列夫斯基学说在最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尤其是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与政治活动家中——引发了持续增长的兴趣。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命运（生活、学问与交往的历练）

第二章《俄罗斯与欧洲》——历史哲学中的新篇章

第三章欧洲与斯拉夫世界

第四章。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

结语

鲍·彼·巴卢耶夫 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Балуев

鲍里斯·彼得罗维奇·巴卢耶夫

《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

第二版，修订增补本。

本书出版得到地区社会基金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殉道者与信仰告白者纪念»的参与支持。

责任编辑：诺维科娃 格·瓦·

美术设计：诺维科夫 尼·米·

ISBN 5-8109-0017-8

© 鲍·彼·巴卢耶夫，2001年。

© 地区社会基金会»俄罗斯东正教会殉道者与信仰告白者纪念»，2001年。

© 尼·米·诺维科夫，装帧设计，2001年。

本专著出自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历史科学博士、教授、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历史研究所首席研究员之手，作者著有多部关于俄国新闻史、社会思想史与史学编纂史的著作。

专著第一版于1999年出版，第二版修订增补版之所以付梓，是因为达尼列夫斯基学说在最广泛的读者群体中——尤其是在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与政治活动家中——引发了持续增长的兴趣。

前言

导言

第一章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命运（生活、学问与交往的历练）

第二章 《俄罗斯与欧洲》——历史哲学中的新篇章

第三章 欧洲与斯拉夫世界

第四章。俄罗斯与斯拉夫世界

结语

鲍·彼·巴卢耶夫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论争尼·雅·达尼列夫斯基与其著作《俄罗斯与欧洲》Балуев

责任编辑：诺维科娃格·瓦·

美术设计：诺维科夫尼·米·

第一章　尼·雅·达尼列夫斯基的命运（生活、学问与交往的历练）

第二章《俄罗斯与欧洲》——历史哲学中的新篇章

第三章欧洲与斯拉夫世界